九乡新闻网足脚麻木没感觉:清明亲情散文小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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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茶和烟好比一日三餐，打我记事起，它们就组成了祖父生命的一部分，须臾不可分割。老宅是一幢四梁八柱的房子，药是四梁，茶是八柱，烟是弥散在老宅里温暖的气息，每每想起祖父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那幢四梁八柱的老宅——那幢老宅不管风吹雨打，一直稳稳当当地站立在日出日落时分。
祖父总穿一件白粗布的对襟褂子，褂子的上衣口袋里时常备着大小不一的白色药片。记忆里祖父似乎总在不停地吃药，可祖父很少去看医生。该吃药的时候，祖父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从包里取出七八粒药片，聚拢掌心，手腕一抖，药片便全部投入口中。祖父吃药的剂量通常是常人的一倍，坐在祖父身边，我时常能听到脆生生的咀嚼声，那种咬青苹果一样的声音让我产生一种错觉：药片对于祖父来说就是薄荷糖。那时的印象中，祖父吃药就像吃饭一样，只是一种习惯，就像喉咙干了会想起水一样，可祖父吃药从来不喝水。从春天到秋天，祖父很少因病不下地干活，感觉他的病痛只不过是几声咳嗽，并不严重，可一到冬天，祖父的咳嗽就变本加厉起来，有时咳得喘不上气、直不起腰来。这时候，祖母每天都要给祖父熬汤药，黑色的砂锅煨在煤火边，锅沿上架着两根竹筷，竹筷上盖着一张包草药用的暗黄的纸，当热气把那张纸一圈圈湿透时，屋内便被一种混合的草药味弥漫了。祖母小心地把药汤滗进白瓷碗里，浓浓的药汤看上去像浑浊的泥水。药汤稍稍冷却，祖父便端起白瓷碗骨嘟嘟灌进肚里，连气都不换一下，他好像喝的不是药，而是凉白水。祖父的脸上刻着一道道很深的皱纹，但他喝药的时候，我从未看见他皱过眉头。
我的记忆里，祖父一直在跟药打交道，像他喜欢喝茶抽烟一样，不分冬夏，从不间断。祖父喝的是大叶茶，抓一大把茶叶扔进壶里，焖出的茶水酽得似汤药。祖父守着火台一茶缸接一茶缸地喝，他喝过三遍的茶水仍然发涩发苦，到我家串门的人，只敢喝祖父剩下的残茶。祖母没有喝茶水的习惯，祖母偶尔也喝几口茶水，大概是不愿意浪费的缘故。
夏天的傍晚，祖父总喜欢坐在大门外的石门墩上，手里握着一杆旱烟袋。祖父抽烟的声音很响亮，烟袋里发出的嘶嘶声好像我儿时的歌谣，烟锅上一闪一闪的火光好像是为将到的夜晚照路的。祖父从地里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抽烟，祖父坐在台阶上咝咝抽烟的神情很享受很畅快。祖父抽烟抽得很凶，很彻底，磕烟魂的动作利索得有些不可思议。祖父在屋墙后、圈墙外、树底下都种了烟草，秋收时节，我家的所有窗台上都晾晒着一捆捆的烟草。祖父把那些烟草风干，烤成烟叶，收藏起来，足够他从冬抽到秋了。祖父的烟袋有些特别，烟锅大，烟杆短，祖父说这样抽起来过瘾。那时候，我经常拿着祖父的烟袋玩，偶尔舔一下烟嘴，舌头辣得生疼，祖父看着我皱眉的样子笑的很开心。从烟锅里刮出的烟油像药膏，我跟着祖父去地里收小麦，曾看见祖父把烟油抹到三脚蛇的嘴里，不消半袋烟功夫，三脚蛇便一动不动。看见这幅场景，我知道了那烟油的厉害，联想祖父抽烟时的悠然神态，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大把吃药，大缸喝茶，大口抽烟已经成了祖父的习惯，我印象中的祖父没有一件事情不做到极致。那时候，父亲在县城里教书，不时会给祖父捎些花茶回来，祖父觉得城里人喝的东西寡淡无味。父亲也时常送给祖父一些香烟，祖父觉得那纸卷起来的东西只配点香炉，一点不过瘾。父亲看见祖父咳嗽的越来越厉害，就劝祖父少抽烟，注意身体，每逢这时祖父都会铁青了脸，冷冷地扔下一句话：怕死就不要活嘛。
祖父的性格常常让我想起我家墓地后面那座山，山体陡峭，岩石嶙峋，层层叠叠的石缝间偶尔能看到几抹坚韧的绿色。那块墓地是祖父自己挑选的，傍山倚水，脚下的那条河沿着南山脚迤逦而来，在墓地的右前方拐了一个弯，又贴着北山脚蜿蜒而去，来路迢迢，去路隐隐。曾祖父过世早，祖父16岁时自立门户，把曾祖父迁出赵家祖坟，安葬在那块墓地。那是兵荒马乱的年月，祖父作为村长，一方面要应付外面的差事，一方面还要对抗家族的压力。土改时划分阶级成分，赵家不是富农就是上中农，祖父那时正好搬离老庄，无房无地，成了赵家惟一一户下中农。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刚刚记事时祖父又当了第二生产小队队长，也是全村五个生产小队中担任队长时间最长的一个。祖父熟谙时令，精通农耕，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祖父都了如指掌，小队的生产安排、社员调度一向条理公道，偷奸耍滑的看见祖父都敬畏几分。据说，有一年春天，在南山坡翻地的时候，祖父看见有人扶着锄头站在地头“磨洋工”，二话不说，夺过锄头，抡圆了就扔到山脚下的河沟。那时候被人指为懒汉是一件丢人的事，发生这件事以后，只要祖父在场，队里干活没有敢偷懒的。或许因为祖父性情刚烈的缘故，别的生产小队更换队长像走马灯似的，祖父的队长却当了十几年，我家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有奖给生产小队的，有奖给祖父个人的，大多是公社发的。祖父当队长的那些年，第二小队的粮食产量不仅全村第一，还经常列全公社之首，工分分红也是最高的，无论大队干部，还是公社干部，看见祖父都毕恭毕敬，而祖父对他们的态度似乎有些冷淡。我没有看见祖父和他们喝过一次酒，吃过一次饭，轮到我们小队给下乡干部派饭，祖父都把他们打发到别人家去。
祖父刚烈之名名声在外，在家却温和的像一河溪水。祖母时常当着我的面数落祖父净得罪人，祖父却总是嘿嘿一笑，从未见他和祖母红过脸。我不到两岁就和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祖父爱我就像他异于常人的嗜好，超乎常理。别的孩子要风筝，祖父就到地里挑拣高粱杆，很仔细地给我做风筝；别的孩子踩高跷，祖父就爬到树上砍树杈，在枝杈上垫上玉茭茬子，扶我一步一步走；别的孩子推铁圈，祖父就卸下木桶上的铁箍，让我推着满世界跑……只要别的孩子有的，只要我能想到的，祖父都千方百计满足我。祖父对我的溺爱有时近乎荒唐，据祖母说，我不懂事时祖父曾经把我架在脖子上，整整犁过半天的地。
我12岁的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到县城读书。祖父不想让我离开家，可拗不过祖母、父亲和母亲，临行的前一天晚上，祖父坐在我的被窝旁，一遍一遍对我说：城里人要是欺负孩儿，孩儿就回来。
可我没有回去。
在县城读完初中、高中，1981年夏天，我又考入省城一所大学。我离家越来越远，回家越来越难，和祖父待在一起的日子也越来越少。离家的第一个学期最难熬，打听到放假的日期，我提前写信告诉了祖父，可由于老家偏远的缘故，我到家时信还走在路上。那是我写给祖父的惟一一封信，祖父虽然不识字，但我想他能看懂我的心思。那时候，长途汽车只通到公社，公社离村里还有八里的土路。我步行到离村还有一里地时，我的一个叔叔来接我。他是我老姑家的孩子，比我大一岁，和我一起玩大的，他告诉我说，是祖父让他来接我的。进村口的时候，祖父瘦瘦的身影正等候在寒冷的夜风里，祖父的第一句话让我至今都十分惊讶：我觉得孩儿今天该回来。我不知道祖父是根据什么推断出我回家的日子的，看到祖父过年一样高兴的样子，我眼里顿时盈满泪水。
1982年夏天，我第二次放假回家时，等候在村口的只有祖母。那时天已傍晚，祖母站在村口的土坡上远远看着我，笑得合不拢嘴。祖母一直笑着，等我走到她的跟前。祖母告诉我，一连三天，祖父都催她到村口守望，每天都要望到天黑，望到路上没有一个行人，而白天的时候，祖父就自己抱着一根木棍，坐在村口晒太阳。祖母讲这番话时，我顿时感觉祖父已经老了。
这年的夏天，祖父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了。这一年，祖父终于辞掉了担任十多年的生产队长，挂名林业副主任，负责看管村子后沟的一片果林。其实，那片果林是根本不需要人看管的，那是村里照顾他，让他赋闲的时候还可以领到一份工分。那片果林种植的时间不长，果树刚开始挂果。我回去的前几日，祖父每天都会去果林转转，看到鲜亮的果子，祖父就摘几个装到衣服口袋，带回家里。我回家的时候，发现桌子抽屉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层青青的苹果。那些苹果还没有成熟，在抽屉里放了几日之后，苹果的表皮起了褶皱，散发出淡淡的混合着木头的香味。
这年的冬天，祖父的咳嗽终于没有能抵挡住那个冬天的寒流。祖父离开我的时候，我正坐在大学教室参加期末考试，家里没有告诉我消息。寒假里，当我再次踏进那幢四梁八柱的老宅时，火台和炕头上都已空空落落。那天晚上，坐在熟悉的火台上，凝视着煤油灯摇曳着的对面那堵油烟熏黑的墙，我仿佛看见一个嶙峋的老人还坐在那里，慈祥地望着我。祖父的目光仿佛眼前那团跳动的火，温暖了我整个童年。记忆中的每个冬天的每个夜晚，火台两边的位置一直是属于祖父和我的，那时候，透过红红的火苗，我经常看见坐在对面的祖父或大把大把吃药，或大碗大碗喝茶，或大口大口抽烟。可现在人去墙空，我的眼泪不由再次泉涌而出。祖母拉着我的手，低声对我说：你爷爷走的时候，眼睛一直不肯合上。那双期盼的眼睛从此埋藏在我的心底，像那团火一样，凝望和温暖着我的生活。
我一直想象一幅画面，那画面里行走的、或者坐着的是我的祖母。田野里拾穗的人？祖母生活节俭但不简陋，记忆中家境一直比较宽裕；灶火旁添薪的人？记忆中祖母比火还温暖，但祖母让我感到的不仅仅是温暖；土炕上纺花的人？记忆中我每年添两身新衣，一身是七月初一赶庙会时做的，一身是过年时做的，我没有穿过手工织出的衣裤；坐在台阶上讲故事的人？祖母会远远地看着我听别的老人讲故事，但祖母从不讲故事，尤其不会讲东家长西家短的故事……
祖母晚年的时候，最喜欢坐在小街边的台阶上晒太阳。小街两边只有十几户人家，站在当街，看得见村东口的老槐，看得见村西口的炊烟，小街从村中间弯曲而过，祖母坐的地方不是郭家，不是宋家，也不是赵家。祖母坐的地方前面有一棵槐树，夏天的时候槐树会在街心撒下很大一片树阴；祖母坐的地方后面有一座茅草房，茅草房在村子的正中间，后面就是我家的老宅；茅草房白天是生产队的马厩，晚上是生产队记工分的地方，当年祖父经常在这里开会。祖母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无论冬天晒太阳的时候，还是夏天歇凉的时候，她总是独自坐在街边的台阶上。
村民的习惯，不管农闲或农忙，村里日常的大事小事都在吃饭时候就安排妥当了，闲言碎语也是在吃饭时传播的。除了天气冷的出不了门的时候，村里人吃饭都喜欢端了海碗圪蹴在小街两边，那个时候，祖母通常坐在自家的门口。祖母还能下地干活时，极少看见她站在街头与人闲话。祖母不能下地干活时，她只在人们下地的时候才坐在街边的台阶上晒太阳。
我在祖父祖母身边长大，那时候，常听老人讲，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都是不肖的，祖母听到这话只是微微一笑。在祖父祖母身边，我几乎学会了所有的农活，我是同龄人中最被娇惯的，也是干活最卖力气的，无论播种还是收割，采药还是打柴，我都能与比我大几岁的孩子打个平手。这或许与家里的农具特别好使有关，磨刀不误砍柴工，祖父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家里的农具他都配置和拾掇的十分整齐。祖母从不向别人借农具，也讨厌别人借农具，祖母说，谁的东西，谁用着顺手。祖母没有借东西的习惯，不过每年冬天或春天，总会有人来我家串门，临走的时候怯怯地问一声，玉茭有富余吗？七十年代初，粮食奇缺，每年冬春都有人去我家借走旧粮，秋收后再还来新粮，还要领祖母一个人情。或许战火和逃荒的经历在心底留下了太深的印记，祖父祖母把粮食看的特别金贵，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粜粮换钱。那些年提倡多生孩子，一家七八个子女的人家大有人在，这些人家经常刚入冬就断了粮，冬天靠腌菜补给，春天靠树叶和野菜填充。我曾和别的孩子一起摘过树叶，挖过野菜，但我家的饭锅里从来没有看见过树叶和野菜。
1982年冬天，祖父去世。那时粮食已不再紧缺，祖父临走前叮嘱祖母说，把粮仓的玉茭都粜了吧。次年春天，祖母以极低的价格甩卖了储藏多年的玉茭，那些玉茭用手轻轻一搓就碎了，只能当饲料。祖父走后，父亲要接祖母进城，祖母坚决不去，祖母说，她习惯了村里没有约束的生活。我的儿子出生以后，我以看孙子的名义把祖母“骗”到了太原，我想让她和我一起过一段城市人的日子。在太原住了仨月，祖母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她不喜欢城市的生活。我家住在六楼，祖母只偶尔去邻居家，和一个同样来自农村的老太太聊会天，平时很少出门，更少下楼。祖母有时笑着对我说，住洋房和住监狱差不多。我知道，祖母是想家了。大姐来看望祖母，看见祖母有些发胖的脸，吃了一惊。大姐是学医的，她悄悄对我说，奶奶在这儿吃不惯，住不惯，人都浮肿了。我原以为祖母是吃胖了，谁知竟是浮肿，心底很不是滋味，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姐把祖母接回老家。从那以后，祖母一直住在老家，有时实在拗不过父亲，在县城小住几日，大多时光还是在老家度过的。
那时候，祖母已经做不了农活，家里的地都送给了亲戚。祖母独自一人在老家的那些日子，一直是每日两餐，第一顿饭在半晌午，第二顿饭在天黑前。祖母除了血压高以外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她每天早睡晚起，村里刚通电父亲就给家里安装了电灯，可祖母从来没有用过。祖母早一顿，晚一顿，吃过早饭之后，就坐在小街边晒太阳，吃过晚饭就睡觉。那些年，我回去看望祖母的时候，祖母总笑着对我说，我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活着有什么意思啊。祖母说这番话时，笑得很坦然，很爽朗，似乎一点都不觉得死亡有什么可怕。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永远都是微笑的。祖母从来做事钢刀利水，说话说一不二，可我的印象中，她总是微笑着。
父亲跟我讲过两件事情，这些事祖母从来没有提过。
父亲小学毕业，去邻村参加初中升学考试，准考证和钱物不慎被人偷了。那些钱是祖母找亲戚东挪西凑来的，遭了不少白眼。父亲丢了钱，没心情考试，托人捎信给祖母。祖母知道后，立即卖了两棵树，赶到学校看父亲。父亲看见祖母，心里很害怕，他知道祖母为了给他弄盘缠费了不少周折。可祖母见到父亲，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说，她领着父亲直奔饭店饱饱吃了一顿，给父亲留下盘缠，就走了。好在偷了父亲东西的人还算有良心，把钱拿走了，把准考证丢在马路边。父亲顺利考上了初中，到离老家几十里的地方上学。父亲年纪小，想家，上学不久就偷偷跑了回来。父亲兴冲冲走进家门的时候，祖母正盘腿坐在炕上纺花。父亲想祖母看见他一定会很高兴，谁知祖母却一言不发，脸沉似水。父亲见情势不妙，乖乖地拿了一把镢头去地里干活，祖母随后拿着一把笤帚追到地里。父亲一看这阵势，撒腿跑回了学校。初中毕业，父亲考上省城的一所中专，那时正是最困难的时期，第二年学校停课，父亲又返回老家。不久，父亲收到一个肄业证，父亲的读书生涯就此结束。
小时候，我在楼上翻东西，曾从父亲藏书的箱子里翻出过这个肄业证。那时我不知道肄业是什么意思，把父亲珍藏的那个小本本读成了“肆业证”。1985年夏天，我大学毕业时，父亲的中专毕业证书也终于补发了。我和父亲几乎同时领到毕业证书，命运有时就是如此弄人。
大四寒假，我回家过年，坐在老家的火台上，我告诉祖母我这个夏天就要毕业，就要参加工作了。祖母听后很高兴，那天晚上，就着煤油灯，祖母说，出去好，出去好，当年我不逼你爸念书，他不会有今天，你以后也是公家的人了。临了，祖母又悄悄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知道不？奶奶在这个穷地方过了一辈子，可我谁都看不起。他们舍不得家，他们没出息。
祖母是从河南逃荒来到山西的。后来，河南的日子好了，村里从河南逃荒来的人开始陆续返回故里，祖母的姐妹也捎信让祖母回河南，祖母一直没有答应。祖母说，我不会回去，我不会让他们看笑话。祖母做事一贯钢刀利水，她最看不起那些没有骨气的人，祖母不只一次对我说，人活着，宁肯让别人恨，不能让别人可怜。
外公好像一杆没有秤星的秤，我一直想为他的一生寻找一个定位，可很困难。
农民吗？户口薄上不折不扣是农民，可他在村子里住了一辈子，却几乎没有种过地；读书人？外公少时受过好于同代人的私塾教育，可他一辈子做过的事与读书没有多大干系；医生？我舅舅是老家那条河上下公认的最好的赤脚医生，常常夜半三更被人风风火火的叫走，可外公没有给人看过一次病。
外公很瘦很高，身板硬朗，是村子里个子最高的人，与被农活压得腰弯背驼的乡邻站在一起，很有些“鹤立”的味道。不过，外公虽然长着两条长长的腿，抬脚的频率却几乎是村里最慢的，或者说外公平时走路不是在走，而是在踱，脚步的声音自然最轻。从村西到村东，无论农忙还是农闲，都能看到外公踱步的身影。那个年代冬天特别的冷，冷到屋檐下的冰凌穗经久不化，冷到男女老少出门时都缩手缩脚，女人们都在头上捂一条方围巾，男人或戴一顶厚厚的棉帽，或系一条白白的毛巾，可外公不但不在头顶上遮挡任何东西，还剃着一颗铮光瓦亮的光头。冬天和春秋，外公都不戴帽子，更不系毛巾，外公的头总是光亮光亮的，堪称村里最明亮的一道风景。可一到夏天，不管阴晴，不管老天下不下雨，外公的头上都会戴一顶麦秸编织的草帽。在村民眼里，外公的行为似乎有些古怪，可外公却不以为然。外公常说，人是世上最娇气的，毛病都是捂出来的。
我印象中外公似乎从来没有得过病，七旬高龄时走路仍不气喘、不咳嗽，腰身依然挺得笔直。外公和我祖父坐在一起时，老哥俩总是斗嘴，外公数落祖父不懂照顾身体，祖父笑话外公不会下地干活，外公冷嘲祖父是药罐子，祖父热讽外公是大懒虫，斗来斗去，老哥俩谁也说不服谁，最后总是一笑了之。祖父一辈子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抽最烈的旱烟，喝最浓的大叶茶，干活死卖力气，最见不得人偷懒耍滑；外公则少吃肉，不喝酒，不抽烟，间或喝点花茶，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不慌不忙，相信天塌下来会有大个子顶着；祖父一生争强好胜，从不服输，外公却什么都不争，认定凡争皆输。有时我想，套用中国文人传统的处世哲学，祖父和外公是不是一个该算“入世”的农民，一个该算“出世”的农民呢？关于“争”字，外公远到唐朝李世民，近到当朝林彪，大到王侯将相，小到平民百姓，引经据典，说古道今，不知给我讲过多少个故事。外公说，古往今来，上至皇帝，下至臣民，虽胜者王侯败者贼，可争来争去，不是得了天下输了身家，就是失了天下赔了性命，不是父子兄弟骨肉相残，就是株连九族死无全尸，什么时候有过一个赢家？
外公早年曾在乡政府担任过文书，当时兵慌马乱，今天这个打过去了，明天那个打过来了，或兵或匪，各路人马斗得不可开交，外公不愿夹在中间周旋，就辞去差使回村赋闲了。我问外公，如果当年不半路跑回，是不是也吃公家饭了？外公淡然一笑，那是当然，我是他们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我记事的时候，已经是人民公社，外公在村里不愿意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就主动要求到粉坊磨粉、做粉条去了。大队粉坊在戏台的下层，近乎于鼓楼的地下室，光线昏暗，终年潮湿，可外公呆在那儿想睡就睡，想起就起，过得十分舒坦。后来，人口管制稍稍松动一些，外公又去了公社养路队养护公路。外公在养路队时，我已到县城读书，假期回家，当长途汽车从发鸠山上缓缓驶向沟底的时候，我经常在半山腰的路边看到双手扶着一把铁锨的外公。外公穿白色的对襟上衣，黑色的裤子，那悠闲的神情像立在路边的白杨。外公看见我只是微微一笑，轻声问一句“回来了”，就算他最大的关切，我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惊讶，也看不出喜悦。外公养护公路有十多年，这期间，他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自己逢缝补补，只到60多岁才又回到村里。外公回村时已经实行土地承包，外公有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不过，即使土地的经营权归了自己，外公干活仍是悠悠的，像天边的流云一样，早晨天刚亮就踏着晨风下地了，太阳爬到半竿子高的时候就收工回家，或坐在树下喝水乘凉，或躺在屋里睡觉歇晌；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外公才会踏着悠悠的小风去地头，夕阳西下时，又踩着牛羊的小曲返回。外公对我说，不能把种地当成受罪，要当成锻炼身体。
外公是通晓医理的人，身体稍有不适自己就会进行食物调养。舅舅是医生，可外公不相信医生，尤其不相信西医，外公说，医生就是抓一把草制成药片骗钱的人。外公每年春天都要用草药自制一种药剂，颜色深黑，粉末状，味道很苦。外公说，人体里最大的病根就是火气，每年春天下下火，下透了，身体一年都不会出毛病。我上大学时每逢寒假开学，外公都要给我带几袋他自制的黑色药末子，外公告诉我，吃食堂，肠胃干，你的体质火气大，记得开春以后把它吃下。我看见那些药末子就皱眉，它实在太苦了，好像也不够科学，不过每年我都会遵照外公的嘱咐按时服下，不是为了预防疾病，更多的是对老人一份心意的尊重。那些黑色药末子药力十分霸道，吃一小包肚子都拉得稀里哗啦的，感觉整个人的身体好像被掏空似的。大学四年期间，我的身体没有出现过大的毛病，感冒咳嗽也很少，我不知道是不是那黑色药末子的作用。现在，我虽然吃不到这些黑色药末子了，可我每年都离不开牛黄解毒片，我想外公的话是有道理的，至少我身上的毛病是和火气有关的。
外公最后卧床不是因为病，而是意外，准确地说，不是因为内伤，而是外伤。外公在一次意外中大腿骨折，我回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半倚靠在炕头晃动着两条长胳膊，一副乐哈哈的样子。外公说，胳膊腿都是人身上的零件，长时间不动弹就会生锈。外公身后的墙上贴满了他自己用毛笔写的条幅，内容都是“笑一笑，十年少”，“人气我不气”，“糊涂难，难糊涂”之类。我印象中，外公家里好像从来没有挂过年画之类的东西，外公说，自己写俩字就挺好，为啥要花钱呢？外公粗茶淡饭，省吃俭用，一辈子轻松自在，好像从来没麻烦过谁，也没占过谁的便宜，可在村民的眼里，外公是“抠”的，也是“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