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第一季1080p:中共革命史上弄假成真的7对著名夫妻

中共革命史上“弄假成真”的7对著名夫妻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就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假扮夫妻来迷惑敌人。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产生感情后，经党组织批准，就“弄假成真”变成了志同道合的真夫妻。现综合有关资料的记载，把“弄假成真”的七对革命夫妻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周文雍和陈铁军

　　周文雍，1905年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历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广州工人赤卫总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和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

　　和陈铁军假扮夫妻后，周文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广州工人暴动。当时，在广州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扮成“新左派”，鼓吹民主、自由，借以笼络人心。为了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周文雍率领数千名失业工人，在汪精卫的官邸“葵园”门前喊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敌人恼羞成怒，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周文雍受伤被捕。周文雍被捕后，党组织成立了营救小组，陈铁军和大家一起制定营救计划。陈铁军派人把关押周文雍的地点搞清楚后，又让人设法告诉周文雍不饮茶水，以引起“高烧”，说是患了伤寒；再发动狱中难友起哄，迫使敌人把周文雍从监狱送进医院；这时组织便衣武装，把周文雍从医院救出。周文雍被救出来后，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做地下工作。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敌人向他们施用了酷刑，但他们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同年2月6日，在他们被判处死刑、即将就义之时，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还提出要和陈铁军合影。敌人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们并肩站在牢房窗前照了相，以作为他们的结婚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敌人的刑场上，他们举行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悲壮动人的刑场婚礼。

　　周文雍和陈铁军临刑前上演了悲壮的“刑场上的婚礼”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3月生于广东佛山。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决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君”改为 “铁军”。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宣传工作。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10月，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在组织广州市春季骚动期间，被叛徒出卖与周文雍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礼，从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气吞山河的年轻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其婚礼之悲壮，空前绝后。

　　 熊瑾玎和朱瑞绶

　　熊瑾玎，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曾参加毛泽东同志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担任过教导主任。曾为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筹措了旅费。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反动派通缉，于10月逃亡汉口，并在这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刻，经郭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后至湘鄂西苏区，任宣传教育部长兼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晋绥日报》社副总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不久因年高体衰而休息。

　　朱瑞绶，1908年生于湖南长沙。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株州搞了一个时期的铁路工人子弟教学和职工家属工作后，因“马日事变”转入地下。1928年夏天到了上海。不久，也调到了中央政治局机关。

　　1928 年，熊瑾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负责筹措经费，并奉命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于对外用“福兴”字号老板身份掩护党中央秘密机关，做经营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因此同志们便戏称他为“熊老板”。为掩人耳目，他和朱瑞绶假扮夫妻。后来于1928年8月结婚。

　　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迁，熊瑾玎和朱瑞绶先后去湘鄂西苏区工作。第二年又回上海，二人同住中央交通机关。1933年4月8日，熊瑾玎去法租界给贺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这时，贺龙同志家属已被逮捕，熊瑾玎被守候在那里的法国捕房捕去。熊瑾玎被捕后，根据党的指示，朱瑞绶积极设法营救，她找了宋庆龄，请了史良、唐豪、董康等律师。在第二次开庭时，朱瑞绶经组织同意随史良前往探望，不料在候审室门口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也遭拘押。朱瑞绶被关押了八个月，终以无罪获释，而熊瑾玎却被判了八年徒刑。1937年，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同志委派毛泽民同志来上海探视和营救熊瑾玎。饱尝了四年又五个月的铁窗生活以后，熊瑾玎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炮声中获得了自由。从1938年起至1946年止，一直在重庆任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瑞绶也在报社工作。

　　1966年初，熊瑾玎80岁诞辰时，周恩来总理特地带着邓小平送给自己的两瓶绍兴花雕陈酒为他祝寿。1973年，熊瑾玎病危且已不能说话，周恩来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仍亲去医院看望。熊瑾玎于1973年逝世，享年87岁。著有《革命老人徐特立》，出版有《熊瑾玎诗草》。1990年的时候，已经82岁的革命老人朱瑞绶，还曾接受过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的拜访。

革命“假夫妻”：掩护中央机关 周恩来撮合良缘

 

1938年朱端绶30岁生日时的夫妻合影。

1946年熊瑾玎夫妇受周恩来嘱托在上海所摄的中共“六大”后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阳光照进四合院，窗前一簇簇不知名的红色小花，我们在西厢房见到熊畅苏。也是在一个四合院，1966年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专程登门拜访，给熊畅苏的父亲贺八十大寿，又带来他亲笔手书的一份无比珍贵“贺礼”，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熊畅苏斩钉截铁:“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是1966年的1月14日，因为我父亲生日就是这天，而且当时我也在。我母亲朱端绶后来写的11月14日应该是她老人家的笔误或者是记错了。”

总理登门贺寿的，正是他当年亲自撮合的一对红色伉俪、传奇夫妻。

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邓小平、李富春、贺龙，或是更多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只要见到他俩，往往都会尊称一声“熊老板”、“老板娘”。如此待遇，恐怕在党内也算独一份。

熊瑾玎和朱端绶，相识在中国革命最为艰危时期。他俩为了掩护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而结成假夫妻。他俩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终因周恩来的撮合而“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

“波涛殊险恶，意志却坚贞。”这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夕熊畅苏抄录的父亲诗句。

【回眸】从此我和瑾玎携手前进，并肩战斗了45年

如果说熊瑾玎与当时许多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有什么不很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人家冲冲杀杀、横刀跃马，而他则以其务实的态度创办经济实体，为革命积蓄更多经费。熊瑾玎说:“我觉得要做事，就要有钱。”

192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被破坏，夏明瀚、向警予等人英勇牺牲，熊瑾玎从武汉来到上海，即临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总会计师。

当时罗亦农已经遇害，周恩来对我们党在上海的工作提出了“社会化”、“家庭化”要求，从而把朱端绶调来配合熊瑾玎组建云南路(今云南中路)上的中央政治局机关。

熊畅苏拿给我们看她母亲的自传。这自传是朱端绶去世后，熊畅苏整理她遗物时发现的。朱端绶在自传中写道:“到上海不久，我就搬迁到……云南路，楼下是……生黎医院，楼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办公和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庄’。这里一共三间房，外间办公，内间是卧房，后房是厨房。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我每天吃好晚饭，做好我应做的工作，就到内房把门拴好，自己看书学习。”

撮合熊瑾玎和朱端绶真正走到一起的是周恩来。他看熊瑾玎和朱端绶朝夕相处，情谊日增，就因势利导，做工作。周恩来对朱端绶说:“熊老板的年龄是大了一点，大了你很多岁，但是他那颗干革命的心是很年轻的。你们两人很般配。要是真的成为夫妻，生活在一起，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相互勉励，相互配合，对于我们党的事业，一定会有更大帮助。”

周恩来的话捅破了一层隔在熊瑾玎和朱端绶之间的薄薄的纸。朱端绶在自传中深情写道:“瑾玎对我一往情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曾来做我的工作。同瑾玎一起'生活’了3个月，我看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真心实意的人，而他从来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他的言行感动了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周恩来极力促成我们，要瑾玎请客。就在1928年中秋节那天，我们在四马路'陶乐春’请了一桌客。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的还有李维汉同志。从此我和瑾玎携手前进，并肩战斗了45年。”

当年在上海掩护中央机关很难很难。不要说大人，就是小孩也有任务，让你哭你就哭，不让你哭绝对不能哭。中央领导在里间开会，妈妈抱着孩子在外面望风，你怎么可以大哭大闹？你大声哭闹，影响了里面的重要会议，那不是全乱套了？可是，会议结束了，中央领导都走了，孩子就得叫一叫，哭一哭，闹一闹，多给人留下一点生活气息。白色恐怖那么严重，到处都有敌人，都是敌人的暗探，一点也不能让他们起疑心。一定要让他们产生错觉，平时住在这里的就是一户很普通很普通的老百姓。最初调我母亲来这个机关工作，也就是为了营造一个生活环境，增加一点家庭气息。我父亲开了一个商铺，商铺不能没有老板娘，要不然，时间一长，就会引起外人猜疑。周恩来决定调一个女同志来配合我父亲工作，假扮夫妻，组成一个“家庭”。

在那之前，我父亲与我母亲已有接触。我母亲在湖南省互济会工作时见过我父亲。他们曾经在汉口一起照料过革命老人徐特立。我母亲生于1908年，小我父亲22岁，入党却比我父亲早两年。他们两人在云南路住机关，为来开会的中央领导放哨、做饭、买开水，平时也很忙。忙过了，空下来，我母亲喜欢读一点唐人诗词，我父亲就给她买来了《唐诗三百首》，还给她讲解王勃的《滕王阁序》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还给她逐字逐句地解读。我母亲想要学着写点什么，我父亲又循序渐进，耐心教她旧体诗的词牌和韵律，什么叫五言、七言，五律、七律；什么叫渔歌子，鹧鸪天、忆秦娥。

我上次去上海看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大巴停在福州路、云南路口，车门一打开，我头一个下车，下车就找墙上的标牌。我记得那一块牌上刻着“中共'六大’后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那一块牌上还刻着我父亲的名字，说:“'六大’以后，在上海担任党中央会计工作的熊瑾玎以商人身份于1928年租得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的三间房间，设立党中央政治局机关。”边上有一位老人，刚从附近公园早锻炼回来。他看我不停地说，不停地找，就用上海普通话告诉我:“你说的那个牌子在后面的小弄堂里。你们要看，我带你们去。”我就跟着他拐进了后面的小弄堂。

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回走后门，头一回走进那栋房子背后的弄堂。那条弄堂弯弯曲曲，很窄很窄。老人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紧紧跟上。我的身后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侄子周秉钧、陈云的女儿陈伟华等。老人问我:“你们都是些什么人？从哪里来？干什么的？”我说:“我们的父母都跟这栋房子有关。我就是熊瑾玎和朱端绶的女儿。80年前，我的父母就住在这栋房子里面。”

老人将信将疑地追问我:“你不骗人？”我说:“老爷爷，您知道吗？这条弄堂，这条窄窄的弄堂，曾经走过多少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我们的父辈就是从这里出发，一路前进，一直走向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周秉德说:“大姐，你说得真好。”我说:“没有你伯父的介绍，就没有我父母的结合。没有我父母的结合，也就没有我。这是我父母恋爱的地方，并肩战斗的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里。我真的很想写一写这条弄堂里的脚印，写一写这栋楼里的灯光。”

我父亲和我母亲先后生过5个孩子，到老了陪他们的只剩我一个。5个孩子都是在他们从事地下斗争时生的。那时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工作条件极其困难，每天都在紧张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生下小孩，我母亲往往就没有奶给孩子吃。我大姐耕午出生刚满1岁，正好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中央政治局机关撤销，我父亲和我母亲先后分配到湘鄂西苏维埃工作，孩子只能托同乡帮忙抚养。我是我母亲在湘鄂西时怀上的。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到1岁就断奶。我的三妹取名桑渝，吃奶妈的奶，半岁时患肺炎，因为缺医少药死了。四妹出生11天才请到奶妈，也夭折了。五妹1945年生，取名驷午。1947年，我父母由晋西北去晋察冀。1948年，由晋察冀去石家庄，不久驷午也患白喉而亡。大姐耕午则因心脏病于1961年12月9日病故，在世上仅活了31个年头。

我父母虽然被人叫了半辈子“老板”、“老板娘”，却没有为自己和家人攒下一分钱的积蓄。克己奉公是我父母的终生美德。革命战争年代，他们竭尽全力为党筹措经费，淡泊人生，两袖清风。解放后，国家从供给制变成薪金制，我父母的行政级别不低，按理说家里的经济状况应该比较富裕，然而家中几乎没有什么存款。我父母每月领到工资，除了维持很低水平的基本花销，其余的钱都用纸包起，包成一个个小纸包，为家乡有望成才的孩子提供学费。我父母生前不知资助了多少贫困学生。这些学生成人后，我父亲还亲手为他们每人制作一张小卡片，贴上他们的相片，用清秀的蝇头小楷写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勉励他们回乡务农，埋头苦干，全心全意建设新农村。

1973年1月24日，我父亲与世长辞。1994年1月24日，我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两个1月24日，隔了整整21年，我只能说是天意。一对恩爱夫妻，就连“走”，也“选”在了同一天！

【钩沉】

“慎成里”和“眉寿里”到底在哪里

朱端绶在自传中说:“1932年秋，我们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党中央分配瑾玎管内部交通。我因怀孕，暂时看守内务机关，贺龙家属每月的生活费仍由我们送。已经有快半年没给他们家送生活费了。我和瑾玎带着耕午去法租界巨籁达路慎成里看望他们……大家都哭了。他们的女儿病故了，家里的东西都当光了。1933年，他们搬到法租界徐家汇路眉寿里162号一个理发店楼上。我因生孩子，从2月份起就是瑾玎一人去送生活费。4月8日，因叛徒告密，贺家被抄。瑾玎扮作医生当日上午10时去他家送生活费，被埋伏在周围的巡捕和特务碰到，也遭逮捕。”

我们所能查到的“慎成里”，只有永嘉路(旧名西爱咸斯路)291弄。而当年上海的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上，似乎也没有一条以“慎”字起首的弄堂名。至于眉寿里，上海倒是有两条，一条为建国东路(旧名康悌路)523弄，一条为泰康路(旧名贾西义路)178弄。这两条弄堂都离徐家汇路不太远。

　　 任国桢和陈少敏

　　任国桢，祖籍山东。1898年生于辽宁安东（今丹东市）。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1918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预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哈尔滨《东北早报》编辑。1928年9月，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候补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进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1930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现叛徒连遭破坏，几位主要领导人均被捕，省委机关也由济南转移到青岛，故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3月中旬，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租间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但当时招贴租房启事都写着 “没眷属不租”的字样，当时尚未结婚的任国桢，自然没有眷属，房子也就租不成了。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新来的省委书记，组织上便派陈少敏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陈少敏当时在打蛋厂当工人，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陪着任国桢外出从事秘密活动。很快，山东党的组织就得到了恢复。任国桢到山东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为安全起见，组织上调任国桢到中共北方局工作。陈少敏也一同前往，协助任国桢工作。1930年12月，任国桢被中共北方局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任国桢、陈少敏二人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相爱了，经组织批准，这对假夫妻成了真夫妻，并且生了一个女儿。1931年春任国桢被调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10月9日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于叛徒出卖，于山西特委秘书处（太原市典膳所8 号）被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叛徒的无耻指证下，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于1931年11月13日被阎锡山杀害，年仅33岁。

　　任国桢牺牲后，陈少敏非常悲痛。从此，她再也没有结过婚。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任国桢的照片挂在卧室内。同别人说起爱人来，更是很动感情：“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雏！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说起陈少敏，熟知中共党史的人们肯定都对下面这件事记忆忧新：“文革”时期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到会的中央委员就“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进行表决时，除一人外全投了赞成票。这惟一未投赞成票的中央委员就是陈少敏。表决的时候，陈少敏庄严地用右手捂住左胸趴在桌上，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因此，陈少敏在“文革”时期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陈少敏，原名孙进修。1902年生于山东寿光。1921年冬进入青岛日商内外棉纱厂做工。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和任国桢假扮夫妻从事秘密工作。曾任中共青岛市委工委委员。1930年随任国桢调往中共北方局工作。后和任国桢结为革命伴侣。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1932年冬，因叛徒告密被捕。次年出狱后，先后担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长、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并在那里建立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武装第四支队。1936年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建国后，在任中国纺织工会主席期间，到青岛发现并总结推广了“郝建秀工作法”等。1953年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1956年8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递增为中央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7年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李白和裘慧英

　　李白，1910年生于湖南浏阳，曾用名华初。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通讯连指导员。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利用反“围剿”时缴获的一批国民党军用电台，建立了无线电学习班，李白被挑去参加学习。李白参加过长征。1937年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组织安排下“假夫妻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就是中共烈士李白。当年，军委三局前后派出了十几对地下党员做情报通讯。其中，真夫妻将近一半，另一半都是组织安排的假夫妻。据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李克农之孙李凯城介绍，假夫妻要经过组织精心挑选。通常组织会考虑两人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为真夫妻，各方面条件是否般配，符合要求的就一起派出去。愿意成为真夫妻的，就向组织报告，组织一般会批准。如最终不成，组织也谅解。

1938年共产党组织决定，派李白到上海建立地下电台，随时同中央联络。

李白刚到上海时是单身汉，租房子容易引起怀疑，党组织便调绸厂年轻女工裘慧英与他假扮夫妻。两人开了一个电器修理店，白天揽生意，晚上和延安总部电台通报联络。裘慧英出身包身工，在斗争中入了党。她很快受到李白精神的感染，两人逐渐产生了爱情。经组织批准后，两人成为真正的夫妻，并有了孩子。1942年中秋节前夕，日军发现了电台的位量，并包围了李白的住所,这对夫妻一起被捕。

日本特务审讯时，对李白进行了严刑拷打。李白忍受巨痛，一口咬定自己是为阔佬在战时沟通商业情报。每次提审时经过裘慧英的牢房，他总要用眼光暗示妻子坚持。地下党组织设法多方营救1943年6月出狱。此后，夫妻俩转移到浙江、江西等地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们又重新战斗在“上海一延安”的空中通信线上。

　　李白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后，当时的电台领导人龚饮冰（建国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凭着自己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认为李白身边必须有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这样才不致引起左邻右舍以及敌人的怀疑。因此，龚饮冰就亲自物色人选，把绸厂的青年女工裘慧英调到了李白身边。

　　裘慧英，又名裘兰芬。1917年生于浙江省嵊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12岁时到上海入日商裕春绸厂、美亚绸厂当包身工，后受到厂里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入普益绸厂。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中共沪西绸厂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4月奉调至中共中央驻上海的地下电台，和同延安来的李白扮成假夫妻，通宵达旦地收发电报，及时把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传达给上海地下党，又把日、伪的重要情报传递给中共中央。鉴于他们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党组织便于1940年秋批准他们结为伴侣。

　　1942年9月中秋前的深夜，日本侵略军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中共地下电台时，李白夫妇双双被捕，押至日本宪兵司令部。敌人让裘慧英亲眼看着李白受刑，她虽心如刀割，但仍咬紧牙关推说丈夫做的事自己一概不知。半个月后裘慧英获释，她一面进大诚绸厂做工，一面接受组织嘱咐以妻子名义到处寻找李白下落。 1943年1月打听到李白关在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就以妻子身份入内探监。通过密语，知道李白咬定自己私设电台是替一个阔老板了解黄金价格升降消息，未涉及政治。由于李白一口咬定是为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服务，帮朋友了解商业行情，而日军又未掌握实情，不知李白是为谁发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酷刑折磨的李白后经地下党营救获释。

　　李白出狱后，为了避免敌人继续追踪，暂不恢复情报工作，由组织安排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李白继续从事秘密电台工作，通过电台又把大量情报传送给党中央。1948年12月30日凌晨，遭国民党武装特务包围搜查，李白夫妇和孩子一起被捕后，被押送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1949年5月7日，李白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后，已出狱的裘慧英强忍巨大悲痛，继续忘我为党工作。建国后，裘慧英先后担任中共上海电信局基层支部副书记、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邮电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和顾问。1983年离职休养。1992年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

　　 彭咏梧和江竹筠

　　彭咏梧，又名彭庆邦。1915年2月生于重庆市云阳县红狮乡。1931年，上中学时便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秋，在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就读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6月，任省立万州师范特支书记，领导全校党的地下斗争。是年秋，受党组织委派到重庆，进入南方局党员干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被派往云阳、奉节等地开展革命斗争。1940年秋，任中共云阳县委书记。1941年秋奉调到重庆，先后以大陆运输行业会计、中央信托局职员等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43年，党组织派江竹筠同他假扮夫妻，协助其工作。两年后，经党组织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后生下儿子彭云。1947年1月，参与领导了重庆63所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的反抗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后来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临委成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主要负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在云阳地区组建了“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游击纵队”(后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川东游击纵队”)，并担任政治委员。 1948年1月9日，参与领导了下川东“奉大巫起义”。16日，率游击队向巫溪方向转移时，突遭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时年33岁。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随母亲到重庆外婆家寄居，不久进厂当了童工。1932年，进孤儿院小学免费读书。1936年考入重庆南岸中学。1939年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她班上有个女同学，叫戴克宇，是地下共产党员。戴克宇经常带些进步书刊让她阅读。她思想进步很快，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班，任该校党组织负责人。1941年，任中共重庆市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3年5月，出于工作需要，按着党组织的要求，与彭咏梧同志假扮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

　　1944年5月去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并以学生身份做群众工作。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与彭咏梧正式结为夫妻。人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1946年7月江姐回到重庆搞学运工作。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 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 1948年1月，彭咏梧不幸牺牲后，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1948年 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王士光和王新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四哥。1915年生于天津。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天津组建党的秘密电台。王光杰到解放区后，改名王士光。曾任冀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1947年组建邯郸广播电台及时接替陕北广播电台工作，曾获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特等功臣奖章和锦旗。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第二、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电子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国防装备委员会技术顾问。是中共八大代表。

　　王新，原名王兰芬。原籍连山，1921年出生在辽宁兴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1936年考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就在这一年，年仅15岁、还是中学生的王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新入党后的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王新留在天津，除了继续在学生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外，还与中共北方局保持着联系。1938年夏，王新向党组织要求去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不久，和王新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张洁清（彭真的夫人）通知她到河北省南宫县抗大分校学习。王新以为将要奔赴根据地，顿时热血沸腾，准备投身抗日烽火中，但却被调到天津和王光杰假扮夫妻。

　　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 1938年8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知道王光杰精通无线电技术，以前在家中组装过无线电台，而且工作热情高，是筹建天津秘密电台的最佳人员。于是，1938年8月20日，王光杰被姚依林从北平“招”到了天津。同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就是王新。

　　姚依林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为王光杰、王新分别取了化名。白天，化名吴厚和的王光杰在天洋商场其同学开办的一家电料行当技师，修理收音机。这样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容易搞到电台所需要的电信器材，而化名黄惠的王新则终日在“家”料理党的地下机关事务。在几个月的战斗生活中，共同的理想和使命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当王光杰生病时，王新像真正的妻子那样不怕脏不怕累日夜守护着；为了减轻王光杰的工作压力，从没有接触过无线电的王新也学会了发报。渐渐的，爱情的种子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

　　1939年8月，上级命令撤销秘密电台后，王新和王光杰一同离开天津，奔赴平西革命根据地。王光杰改名王士光，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王新则去了房山、涞水、涿县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不久，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夫妇之间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始终爱情专一地互相等待着。直到1947年底，断绝音信长达八年的王新和王光杰才重新相逢。王新在组织的安排下，穿过一道道封锁线，越过几个解放区，终于回到了丈夫身边。短暂的团聚后，这对革命夫妻又开始投入到新的战斗生活中。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继续为人民通讯事业呕心沥血，曾担任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王新则被分配到北京邮电设计院工作。“文革”开始后，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身为王光美胞兄的“特等功臣”王士光也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被关进监狱长达七年之久。王新一次又一次地为丈夫申诉，拒绝写任何“揭发”材料。幸运的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74年，王士光恢复了自由。这年国庆节，他和王新一起应邀参加了国庆招待会。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杨光华和冯永莹

　　杨光华，化名子才、巴本、老周。1908年7月28日生于湖北省嘉鱼县。1926年在洪湖组织制扇工会，担任纠察队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参加沔阳秋收起义，组建洪湖地下党组织。历任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党代表、中共沔阳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书记。1932年8月到上海中央局互济总会工作，后任组织部部长。1933年6月至1934年3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4年10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4月去苏联。受“左倾”机会主义迫害，于1937年1月被判处徒刑送进集中营。1946年释放后在苏联当工人。1956年回国后，先后任黑龙江省党史研究所顾问、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1991年8月26日因病在武汉逝世。

　　冯永莹，1913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4年来到东北，到满洲省委做地下工作。1936年进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军事理论。1945年秋，到热河公安局工作。1948年，调任东北烈士子弟学校校长。1952年，调任东北烈士纪念馆当馆长。1962年，调任湖北省政协秘书处副处长。1983年离休。现居住湖北武汉市。

　　冯永莹参加革命主要是受了其二哥的影响，其二哥就是叱咤风云的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冯仲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永莹决定到哈尔滨去找二哥冯仲云。到了哈尔滨，二哥提出由她来搜集情报，并负责处理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些文件。1934年团省委书记刘明佛被捕判变，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同年10月中央派杨光华来哈尔滨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又组成新的省委。为避免暴露身份，党组织决定让杨光华与冯永莹同居一室，假扮夫妻。后来，因两人之间有了感情，党组织就批准两人结了婚。

　　1935年4月，王明、康生将杨光华等人调往莫斯科。不久杨光华被共产国际认定为“内奸”，然后将他流放。1936年春天，冯永莹来到苏联。共产国际名义上安排她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实际上是对她进行监控。她根本没有见到杨光华。

　　1938年，冯永莹从苏联回到新疆，以小学教师的身份继续为党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与他人结婚。1941年初被组织上调往延安任延安被服厂会计。几年后，婚姻破裂。1945年，冯永莹去了哈尔滨，又回到二哥冯仲云身边。

　　1956年，杨光华在被流放13年、又被苏联控制8年之后，终于回到祖国。他在哈尔滨找到了冯永莹，在经历了21年的坎坷之后，两人终于又走到了一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两人调到湖北武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