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超级进化神塔小说:CCTV十二集大型纪录片《故宫》（解说词）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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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故宫书画
· 这里是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200多年前，一个名叫弘历的皇帝常常独自坐在这个不足6平米的小暖阁里，静静地欣赏着三件堪称绝世珍品的书法。它们是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弘历认为，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汪洋般的宫廷书画收藏中，最精致的三件东西，为此他特意将这间小屋改名为“三希堂”。
正是这位爱好书画的皇帝，成就了整个清王朝的宫廷书画收藏，中国的书画收藏史也因此留下了绚烂的一笔。在这位乾隆皇帝当政的那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这座皇家宫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书画博物馆！
今天，当人们置身其中的时候可能想不到，在这片宫殿里的这样一些地方，都曾经存放过中国历史上最精致的心灵的证明。将近600年的岁月中，就在这些宫殿里，它们传递着华夏文化的审美价值和观念。今天，它们依然深入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对于一位肩负治国重任的当朝皇帝来说，收藏书画不过是个人微不足道的消遣爱好，但恰恰因为弘历是个皇帝，而且还是个盛世帝王，他个人的这种风雅情趣就引发了一次历史空前的书画大聚集。几乎所有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在位的60年间，进入了紫禁城。今天我们能够在故宫博物院里看到的那些最珍贵的书画文物，大多源自弘历的毕生收藏。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乾隆朝之前，紫禁城里的书画收藏史。最初进入这座皇城的书画来自元代宫廷旧藏。作为胜利者，明王朝接管了属于前代王朝的一切遗物。这些曾经被元代宫廷保管的珍贵书画，被新主人钤上了新的印章。这样轻轻一印，历史就又翻过了一页。
然而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些前代书画并没有更多的兴趣。宋代大画家李公麟的如花妙笔，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大批军用物资的图像，“思得多马，牧于野郊，有益于后世子孙，使有防边御患”，这位马上皇帝欣赏的似乎只是广备军马的战略意识。
整个明王朝的宫廷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书画收藏活动，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是查抄犯罪大臣家产的收获。
万历十年，富藏书画的权相张居正去世，他生前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事逐渐被政敌揭发。万历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性格古怪的人，他最大的特征是小气和贪财。虽然我们无法解释，一个富有四海的人为什么会对金银财宝那么感兴趣，但确实当有人提到张居正富可敌国的财产时，一直保持沉默的万历终于动心而且愤怒，抄家行动迅速开始。
就这样，臣子家藏的书画变成了宫廷内府收藏，但这似乎更像一场财富的转移，整个过程与艺术本身无关。
不但入藏有限，明王朝的宫廷书画还不断地流失，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开军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胡忠良：“崇祯时期已经到明末了，因为当时是两线作战，那么就是一个要是在国内来围剿这些起义军，那么在关外就要对满清来作战，所以呢，就是这个军饷，就造成了国家国库已经非常空虚，直到起义军围城的时候，崇祯他也是在《明季北略》这本书里记载，他搜刮宫中，只搜刮了三十万两来助饷。”
当崇祯皇帝在煤山脚下上吊的时候，他身后的紫禁城早已经是空空如也了。
而后，新朝来临。
从关外来的铁骑，很快证明了自己对正统中国文化的兴趣。等到这个王朝“盛世”开始的时候，它已经拥有一个开明，且有深厚汉文化修
康熙皇帝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汉族文臣，他们得到皇帝格外的优待。这里面有一个叫高士奇的人特别值得一提。
天津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他在康熙周围，有时候康熙，有些这个地理知识，这个风俗人情，就要咨询他，他都能很快的回答，康熙有些诗做了以后，他都可以来奉和，所以很得康熙的欢心。”
高士奇不但逢迎乖巧，而且格外地精明，在向皇帝进献书画这件事情上，他异乎寻常地胆大，他竟然敢欺骗皇帝。
他进献给皇帝的书画都记载在他的一本书——《江村销夏录》中。
在这本书里，高士奇对每件书画的外观特征详细记载，但对书画的真伪优劣却都没有说
明。
事实上，除了公开出版的《江村销夏录》之外，高士奇编纂的书画目录还有另外一部，后世称之为《江村书画目》。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研究馆员杨丹霞：“另外一本，是他自己这个私家这个珍秘的一个底账，它重要的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说，他对于这件藏品，他自己的意见鉴定意见，他是注明白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进献给皇帝的，还是说可以随便馈赠给亲戚朋友的，这也在这个东西边上都注出来的。”
翻开高士奇自己的批注，他的用心一目了然：做工精细的假画是可以拿来进献皇帝的；真正有价值的名作真迹，则要永远秘密地珍藏在自己手中。
不过高士奇死后，他的全部藏品还是进入了皇宫内府，纵然他对书画着迷且精明过人，可他的心机还是斗不过时间和皇权。
高士奇去世32年后，康熙皇帝的孙儿弘历登基，年号乾隆。这位乾隆皇帝在热衷书画方面可算与当年的高士奇不相上下，不过当年他在这里赏玩他最珍爱的三件书帖的时候，却并不知道，他手中署名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作品，其实是唐宋时期的仿本，只有王珣的《伯远帖》是东晋时候的真迹。但尽管如此，这些收藏也足以值得夸耀了。
像三希堂三帖这样，有着千年历史的书画作品，在进入紫禁城之前都经历过无数惊险。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中国书画收藏史上那些令人心痛的劫难：
在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被西魏军队围困在江陵城，在投降前夜，萧绎将他收藏的14万卷，囊括天下精华的书画典籍，一夜之间焚毁。
1300多年前，隋炀帝沿运河下扬州，东都洛阳收藏的书法名画随船前往，途中船只倾覆，随行书画大半落水。
距今800多年前，金兵攻陷汴梁，宋徽宗的空前收藏从此散落流失……
了解了这千年传承的惊心动魄，当我们再回到当年弘历赏玩三希书帖的这间小屋，就不难体会，无论是在乾隆年间还是现在，能够看到属于那个时代的真迹，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千年以来，书画的聚散流迁总与帝王命运、王朝更替相关。今天我们还能够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看到这样的作品，则与300年前那场改朝换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末战事四起，大量宋元以前的书画珍品流散民间。到清康熙年间，随着社会逐步安定，民间书画精品渐渐汇集到少数大收藏家手中。等到乾隆皇帝开始从民间收画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简直就像是几个现成的书画精品库。
这些书画入宫前，它们在民间的主人，用加盖鉴藏章的方式，将自己的印记永远地留在了画卷上。就是这些印章，记载下了每一幅书画的命运变迁。
这幅画叫《雪景寒林图》，是北宋大画家范宽的作品。它曾经为故宫旧藏，现在则是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幅画自问世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到清朝康熙年间，被天津一个名叫安岐的大盐商收藏。
康熙后期，安岐在天津贩盐发家，之后他就开始大量收集古书画，并将自己的收藏著录成书，就是这本《墨缘汇观》。从书中的记载来看，当年安岐所藏的书画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多为年代久远的名家珍品。
然而到乾隆初年，由于天津盐场外迁，新兴盐商取代了老盐商，安家也随之败落。
安岐手中这一大批书画精品，陆续被宫廷收购。
在乾隆皇帝得到的这些安岐藏品中，有一幅山水画格外特殊，甚至还因为它引出过一段书画收藏史上的笑谈，这就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研究员
这样一幅中国文人绘画的颠峰之作，在后来的300年间被世人竞相收藏。明末，一个叫吴问卿的人得到了它。吴问卿对这幅画算是真正的爱不释手。《富春山居图》后面有题跋记载，此人不但吃饭睡觉都要带着它，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什么家财都可以不要，就只有这卷《富春山居图》一直带在身边随自己一同逃难。正因为吴问卿太爱这幅画，他临死的时候，便决定将它烧掉为自己殉葬！
当时《富春山居图》已经被吴问卿扔进火中，眼看一代宗师的名作就要化为灰烬，这时，是吴问卿的侄子偷偷用其他画卷将它从火盆中换了出来。但即使如此，抢救出来的《富春山居图》也已经被烧成了两段。
《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后，被吴家分别加以装裱。启首一段装裱成为后来的《剩山图》，如今存放在浙江博物馆。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弘历得到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重新装裱后的无用师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岐买到。
安岐过世后，《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在乾隆十一年的冬天来到了弘历面前。但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
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弘历蒙骗了。
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弘历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而且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
他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
不管弘历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直到1933年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公元1799年，弘历去世。此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在书画收藏方面就没有太多作为。这不仅是因为嘉庆不如乾隆那样风雅，更是因为，弘历确实已经在有生之年几乎囊括了天下收藏的最精华部分。
为了表示对父亲心爱之物的珍重和缅怀，嘉庆皇帝决定，将乾隆平时珍玩的书画器物，全部封存。这里就是嘉庆封存乾隆主要书画珍藏的延春阁，因为原建筑毁于1924年的一场大火，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当时画师的笔墨领略它的风采。尽管弘历的收藏雅兴没有遗传，但嘉庆时，这栋延春阁，还是有一批书画入藏，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它的第一位收藏者是宋徽宗。而后，战争和朝代更替使《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始终充满神秘感，直到明代权相严嵩倒台的时候，它才随着严嵩被查抄的家财一起进入宫廷。但没多久这幅画就又从宫中神秘地消失，而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清明上河图》最后一段明代题跋的作者——大太监冯保。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冯保这个题跋，我琢磨着有文章可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宫里头，他又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今天，他怎么得到这个东西他没有讲，这个我们就反过来推测，一个是皇帝直接赏赐给他，你不是喜欢吗我就送给你了，他就会大书特书，皇帝怎么怎么把这个东西送给我了，我怎么怎么的高兴，他不讲他只讲好不讲怎么来的，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冯保以不可告人的途径得到《清明上河图》的同时，在京城坊间开始迅速地流传起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宫里一个小太监偷偷把《清明上河图》盗出库房，逃跑时怕被人撞见，慌乱中便将画卷藏在某处宫殿的排水孔洞里，准备日后再夹带出宫。不料天不从人愿，当日就下起瓢泼大雨，而且一连下了三天。排水洞里的《清明上河图》被水浸泡，取出来时已经糟烂不可收拾。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你说这个故事根冯保题款有没有联系，我觉得有一点联系，因为事实上《清明上河图》没有被毁，也没有水泡的痕迹，就是说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
通过种种线索，今天的书画专家推测，当初《清明上河图》被毁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冯
保，为掩盖自己盗画罪行而故意放出的风声。
自从离开紫禁城，《清明上河图》便又销声匿迹，直到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的那年，它才又重新回到这座皇城。
因为乾隆的去世，权臣和珅被迅速扳倒。早在两年前去世的湖广总督毕沅，因为被查出有交结和珅的行为，身后被抄家。《清明上河图》又一次出现在查抄物品中。
这次，它被珍重地存放在延春阁，毕生热衷于书画的乾隆皇帝，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一睹它的真容。
盛名之下的清明上河图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令人们几百年来追逐不断。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首先，他是一个很写实的作品，但是他的写实不是说完全的照本宣科，他是有组织的，作为这么一个大的场面，从郊区一直画到城市的中心，这一路他所包含的内容，囊括的事物相当的丰富，如何去把组织起来概括起来，而能够有典型性代表性。这个处理构思就相当惊人，你比如说我们在桥上能看到那种热烈的场面，那肯定是人山人海挤得一榻糊涂，底下的大船钻过桥洞要放倒桅杆，那个紧张，有人要想插手帮忙又插不上，那种情景你想里面的细节情节很多，但是我们看画家来处理，这些组织的有条不乱，另外就是他的表现，你像城门口那个乞丐，连他周围人的态度，我们都能体现，你看有一个人骑着毛驴回过头来看，就是不想掏钱，这个心态都能表现的出来，这个很简单的几笔就勾下来了，所以清明上河图引人入胜就胜在这个地方。”
如此精妙的清明上河图进入紫禁城后，于嘉庆十年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此后，清宫的入藏就没有什么精彩可言了。而乾隆朝耀眼的书画收藏则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
早在乾隆八年，弘历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
在故宫数以万计的藏画中，除了帝王收藏的这些历代名家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当朝宫廷画师创作的绘画作品。
画中这个坦胸露腿，光着脚戏水的人叫胤禛，他就是那位清代十二帝中最勤勉的雍正皇帝。或许正因为忙得没有时间娱乐，这位雍正皇帝才特别喜欢，让宫廷画师创作这种，类似于我们今天“模仿秀”的行乐图。在这些行乐图里，胤禛一会儿是山间行走的老翁，一会儿又与猕猴嬉戏，这一刻他还在端坐抚琴，下一刻又变成独钓寒江的蓑笠翁。
除了行乐图之外，宫廷绘画更重要的任务，是记录皇帝的功德成就。清王朝的帝国政绩就这样以书画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直到1911年，民国政府建立，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就此结束，以宫廷绘画记录历史的方式，也早在此前，被来自西方的照相技术取代。
照片里的这个少年叫溥仪，他是已经退位的满清废帝，不过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他还住在紫禁城里。正是这个少年在之后的岁月里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盗窃活动，盗窃的目标，主要是当时存放在故宫里的那些珍贵书画。
这方书画鉴藏印属于溥仪。印文的风格式样，与乾隆皇帝当年所用的如出一辙。这是他退位之后，在师傅们的张罗下，模仿乾隆皇帝的风雅所刻的整套印章中的一枚，而后，这个少年就持着这些印在故宫旧藏书画上大盖特盖起来。经他“御览”过的书画，有一千多件被他和胞弟溥杰偷偷盗运出宫，而这一切都是在“赏赐”的名义下进行的。故宫几百年积累的书画精华，几乎被这对十几岁的小哥俩蚂蚁搬家似的盗取一空。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盗宝活动才被迫终止。最后的盗宝行动就发生在皇室出宫当天，不过这次行窃的不是溥仪。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金运昌：“这里面有一个很有心
之后，二帖辗转被当时北平最大的收藏家郭葆昌买到。十余年后，新一代收藏家崛起。张伯驹是新一代中有名的爱国收藏家，他与夫人潘素为保护国宝不流失海外倾尽家财，许多国宝都是他们夫妇后来向国家捐献的。1935年，就是他们向郭葆昌提出求购二帖。
张伯驹女婿楼宇栋：“人家开口呢？一个帖就要三千万连币，合到黄金多少呢？一千两比那个游春图还黑，游春图要八百两，他要一千两一个帖，那当然不可能了，你根本没这个财力，你想一个帖一千两黄金，两个帖不就两千两黄金吗？两千两黄金，当时我老岳父，不可能有这个财力的，那么只好作罢。”
解放前，二帖被郭葆昌的儿子带到香港，1951年底，在周总理直接批示下，二帖被以45万8千港币购回。
百年沧桑，三希中的二希历经坎坷但终究回到故宫。在特定的展出日子里，前来参观的游人可以亲眼见到，这两件曾经被乾隆皇帝珍爱的书帖。而当年溥仪出宫时仍留在宫中的快雪时晴帖，则在抗战前文物南迁的时候，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被转移到南京。1949年它又被运往台湾，现在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希堂三帖是幸运的，像它们这样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故宫书画，包括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部分，只是历史上曾经被保藏传承过的，书画文物中极小一部分。那些因天灾人祸而损毁或流失的古书画，有些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见到，还有一些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若隐若现……
这是中国博物馆进入拍卖行购买文物的开始。这幅画自从1945年被溥仪在长春遗失，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次拍卖是它半个世纪以来首次现身，整个中国文物收藏界都为之震动。而故宫博物院的收购手笔则令人刮目相看。
这片富藏书画的古老宫殿，如今以21世纪的节奏运转着。
隋代画家展子虔的这幅《游春图》，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年代最久远的绘画真迹。我们很难想像，从它问世到今天的1400年间，这幅轻薄脆弱的绢本画经历过多少次战火、水患和人祸，但它奇迹般地保全了下来。今天，它结束了千百年来离乱聚散的历史命运，和所有幸存的古书画一起，证明着一个古老民族文明的传承。
- 第八集 故宫藏玉
- 这是一块玉璧，它默默立在这里已不知有多久了，它直面的是养心殿，那是清朝皇帝办公居住的地方，皇帝坐在宝座上处理政务的时候，时时可以看到对面不远处的玉璧。这块玉璧取“面壁”的意思，它时刻提醒着皇帝要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孔子在《礼记》中写道：君子比德于玉。玉曾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标准的象征。
当玉器进入皇宫之后，便在这个宫殿里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它在很多重要的场合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皇帝将赠给英王的第一种礼物托我转送，这个礼物的名字叫如意，是一种长一英尺半的白色石头，上面刻着花，中国人认为这个礼物非常名贵，而我则以为这东西未必值钱。”
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叫马戈尔尼。在公元1793年，也就是大清乾隆五十八年8月10日清晨，这位叫马戈尔尼的英国特使受到中国皇帝乾隆的接见。双方在这次接见中互赠礼品。乾隆皇帝将一柄白玉如意赠送英王，又分别赠马戈尔尼与副手绿色玉如意。
在接见仪式后对各宫殿的参观中，马戈尔尼对富丽堂皇的宫殿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发现每一殿的宝座旁也都放置一件玉如意，“形状与赠给英王的相似”。马戈尔尼虽然知道如意喻含和平与兴旺的祝福，但他未必知道这种被他认为并不值钱的美丽石头，在中国人眼中，却十分珍贵，并有着非凡的价值。
石之美者为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赋予这些美丽的石头独特的喜爱。
玉石精致而灵动，温婉而含蓄，与东方人的气质极为吻合。
一块玉石的形成据说要经历百亿年之久，凝聚着天地万物的精华。
在紫禁城中，最能体现玉的尊贵价值的器物就是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的皇帝玉玺。
这里是交泰殿。是紫禁城内廷后三宫之一，清朝皇帝使用的25方宝玺曾收藏于此，其中的23枚宝玺都由玉石雕刻而成。
在紫禁城建成后的五百多年时间里，这里总会重复发生这样的故事。一个神秘的人，携带着一个神秘的包裹，要求进宫献宝，他们都宣称自己找到了传说中的秦朝传国玉玺。’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那块著名的天然宝玉和氏璧，后来被雕刻成为秦国的传国玉玺。秦始皇曾希望借助这块宝玉的神力护佑他的王朝千秋万世。而后的各个王朝，也无不渴望获得和保有这枚传国玉玺。传国玺的流传贯穿中国历史长达1500多年。相传明朝灭元时，蒙古部落将玉玺带到了漠北，从此之后，真正的"传国玺"失去了踪迹，而各种仿制的赝品层出不穷。这是存放在紫禁城中，不知何时何人进献的一件所谓“传国玉玺”，据专家分析它其实是用泥土制成的。
乾隆皇帝对和氏璧的传说并不以为然。他更看重的是本朝御玺。
乾隆十一年以前，交泰殿贮藏宝玺多达三十九枚，真假混杂，其中就包括那枚假的传国玺。乾隆认为即便是真的秦代玉玺也不能与大清国的宝玺放在一起。乾隆十三年，在他为《宝谱》所做“御制交泰殿宝谱序”中提出：自古以来宝玺就没有固定的数目，现在交泰殿贮存的宝玺年头长了，记载也失实了，又有重复的，所以要加以考证，按次序排列。宝玺的数目为二十五枚，这是乾隆皇帝根据《周易大衍》天数二十有五所定。他知道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永远不灭亡，将宝玺的数字定为二十五，就是籍《周易》所记，祈求上苍，保佑大清的
江山能延续二十五代。但实际上，乾隆之后，皇位仅仅往下传了六代。
除了玉玺之外，玉器在紫禁城中无处不在，它们既是生活用品，也是最主要的装饰品。各个宫殿的多宝格陈设的艺术品中，玉器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玉的颜色有五种，分别是白色、青色、黄色、碧色和墨色。故宫的玉器涵盖了玉的各个种类，其中新疆和阗玉又占据了主要地位。
穿过养心殿宝座后面的通道，我们来到了皇帝休息的后寝殿，这里陈设着很多玉器。在进门的东西两侧摆放着两个碧玉盘。盘的中央刻着一首诗。这首诗大致讲了公元1755年至1760年乾隆平定准葛尔的这段历史。平定西域后，和田玉内运的道路被打通，这件事对于中国宫廷玉器的制造，有着极大的意义。从此以后，新疆和田玉从开采、运输到制作，在法律上被皇家垄断。
公元1787年，大清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六日。一批造办处的官员在大内太监的陪同下手拿量尺小心翼翼地走进乐寿堂。他们一边丈量尺寸，一边还在小声讨论着，看来是要摆放一件重要的物品。如此兴师动众，他们要摆放得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这是一件来自新疆和田的密勒塔山的巨型玉石雕刻的《大禹治水图玉山》，这件5000多公斤重的玉雕，直到今天仍被称为世界之最。位于昆仑山脉的密勒塔山海拔近5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每年只有七八九三个月才能进山开采玉料，在当年极端原始的开采条件下，这件玉料从山上移至山下，最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开采已经很不容易，可是把重达五千多公斤的玉料运到万里之外的北京，路上还要跨越千山万水，这就更是一件极难完成的任务。这块巨大的玉料又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来到紫禁城。
那块玉料就是人们所称的和田玉。
巍峨险峻的昆仑山，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终年被皑皑白雪覆盖，美丽的和田玉大部分就静静地埋藏在这里。采自山上的大块玉料和源自水中的珍贵籽玉，使这里变成了闻名遐迩的宝地。每年七、八月的时候，山洪爆发，把大量的山石带到了白玉河的下游，其中的玉石经过年复一年的搬运、冲刷，最坚硬的部分幸存下来，留在了河床的两侧，形状与鹅卵石相似，表面十分光滑，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玉中极品的籽玉。
玉的开采和运输由宫廷垄断，最美的玉石也由皇家专享。这是一张公元1767年，大清乾隆二十八年新疆地区的春季进贡清单，进单中详细地记录了当年新疆地区玉料进贡的数量、种类和重量。其中仅这一次，就有和田贡玉79块，叶尔羌河贡玉95块，总重量达五百多斤。驻疆大臣每年春秋至少两次将玉料运至京城，乾隆时，每年至少会有四千斤左右的玉石从和田送到京城，多时还能达到一万多斤。充足的玉料使宫廷开始大规模地生产玉器。
当时紫禁城养心殿的造办处里有一个被称作玉作的机构。每天会有四到五名玉工在这里为皇帝雕玉。这个部门最早成立于清顺治初年。到了乾隆时期，由于对玉器的需求增加，在紫禁城又建了一个如意馆，里面也有工匠雕玉。许多乾隆时期的玉器精品就出自这两个地方。清朝末年一个叫唐荣祚的人写过一本《玉说》，书中的玉作图把清朝皇家制玉的过程详细地描绘了下来。
专家李博生：“从开料、出粗坯、出大形，到细作到最后剖光，实际应该说加上最后的收尾工作叫做五个步骤。从有铁器以后，既然是完善了专业化做玉这个行，那也就是说脚蹬手磨这种制玉方式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丝毫没有再变化。现在这些机器设备虽然快，虽然没有它不可行的东西，但是它由于快，玉的表面的那种感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那件来自新疆密勒塔山的巨型玉料到达紫禁城后，并没有结束它的行程，因为它的雕制不在这座宫殿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扬州。当时宫廷里如果有大型玉件或雕玉繁忙时，会把玉料送到苏州扬州制作，那里是当时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又有久远的玉作传统，因此成为最重要的制玉基地。直到现在，这些地方还以雕玉而闻名。
专家杨伯达：“那么乾隆这个年代，它的玉器高潮我觉得还表现在几个玉器的制造中心同时出现。比如苏州、扬州、南京、杭州。这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王朝，同时几个（玉器）制造中心，中心区同时出现、都是繁荣的，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乾隆时期的扬州，雕工精巧达到极致，市场上曾经出现大量玲珑剔透的玉器，做工繁复。它们被当作贡品进贡给皇上，结果遭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批评，并下谕旨，禁止再镂雕这类玉器，因为容器镂空之后就没什么用处，即使不是容器，通体玲珑的话玉质的美也就完全消失了。
这道谕旨很切中当时玉器制造的奢华风气。这件青玉六出戟有盖匜，是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的精品。它是依照乾隆的指示制造的一件返朴归真的器物。
当那块巨大的玉料经水路，用了三个月被运到扬州后，乾隆皇帝特为这块玉石写下一段文字，意思是：用这块巨大的珍宝来弘扬古代大禹治水的事迹，这不是仅仅满足感官享受的玩物可以比拟的。
这件仿宋人名画的大禹治水图玉山在扬州经过六年才雕琢完成，于乾隆五十二年运回北京，以后就一直安放在紫禁城的乐寿堂。让我们近距离观赏一下这件故宫的至宝：他高224公分（不包括同座），宽96公分，重约5300多公斤，玉上雕成峻岭叠嶂，瀑布急流，遍山古木苍松，洞穴深秘。在山崖峭壁上，成群结队的劳动者在开山治水。这件故宫的至宝从和田运到北京，再从北京往返扬州，到最后完成时，前后历经十年，耗费数十万人工，花费的银两无法计算。
乾隆年间，是紫禁城宫廷玉器最繁荣昌盛的时期。这时期的玉雕大多体大厚重，造型整齐对称，创造了独有的皇家气派，造就了中国玉器工艺的又一个高峰。所以西方在十八到十九世纪，直接称清代玉器为“乾隆玉”。
乾隆皇帝酷爱玉器，现在故宫博物院的三万件玉器，多数为他所藏，乾隆为他的儿子后来的嘉庆皇帝起名叫颙琰，琰是美玉的名字；永琰的十六个兄弟也都以玉器的名字命名，乾隆自己则被后人称为玉痴。乾隆最爱的珍贵玉器，收藏在这种叫百什件的盒子里，（展示百什件）百什件共分为九层，每层有若干个抽屉，抽屉中的每件玉器都有它专用的小格子，格子形状与玉器完全吻合。
这是“弘历鉴古图”。一个叫丁关鹏的宫廷画师，真实地记载下乾隆皇帝鉴赏古玉的情景。
上之所好，下必流行，当时藏玉赏玉在宫廷内外成为时尚，玉器也成为大臣们进贡的热门物品。
公元1754年，乾隆十九年12月29日，和硕怡亲王弘晓的进单中有汉玉拱璧、文带、文玩；公元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4月29日，和硕肃亲王的进单中有玉盒、玉洗、玉兽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还查到了当年乾隆最宠信的大臣和绅给乾隆皇帝的贡品清单，上面列有玉佛、玉果盘、嵌玉香薰等等很多玉器，这是当年和绅的亲笔签名。
一天，乾隆皇帝正在把玩大臣们进贡的玉器，突然一件玉盃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此盃看上去颇有汉代的风貌，但用手抚摸却感觉混浊而不温润，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心里犯了嘀咕，便传唤雕玉世家出身的玉匠姚宗仁，结果，姚宗仁一看就脱口而出：“皇上，这是小人的祖上所做，因为这是祖传的手艺，因此看得出。”后来，乾隆皇帝在《御制玉盃记》中专门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同时姚宗仁也被乾隆皇帝降旨，按作成假玉盃的时间扣除薪俸，如一月做得罚他一月钱粮，如二月做得罚他二月钱粮。
玉器的鉴赏要靠经验和常识，但是，一些古玉器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的文献记载也不全面，使得一些器物本来的作用几乎无人知晓。因此，对玉器的鉴定，就是收藏大家也难免出错，有玉痴之称的乾隆皇帝也闹了一些笑话。
这种外方内圆中空的筒形玉器，乾隆非常喜爱，他经过研究，认为这是古人抬举重物时使用的一种辅助工具，并把它称为釭头。乾隆皇帝将自己的见解做成诗，命玉匠刻在玉器上，然后，这些筒形玉器有的放在御桌上做成了笔筒，还有的加上铜胆和盖子插花，以便乾隆随时把玩。然而，在他去世九十年后的光绪十五年，古玉学家吴大澂考证出乾隆所称的釭头其实应该叫做“玉琮”，是古代帝王祭拜大地时所用的礼器。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器按时代可划分为元代以前的古玉、明代玉器以及清代玉器三部分。在元代以前的玉器中，有当代考古发掘的精品及传世古玉中的珍品，其中包括了从新石器时代至元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典型作品。在书画、陶瓷、青铜器、玉器等各种门类的中国古代文物中，以玉器的收藏历史最为久远。
这件玉兽形玦是紫禁城旧藏玉器中最古老的作品，它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
岁月的浸润使它的表面形成许多色斑，这是古玉独有的特征。这块玉玦表现的是一种神化了的动物，反映了古人的动物崇拜。
这是一件战国时期的玉璧。据《周礼》记载，它是远古时人们用来祭天的。
玉器在古代多用作祭祀用具，人们认为玉石与大自然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与金银、瓷器不同，玉器的制作更多依靠的是玉石本身的天然条件，玉器加工的最高境界不是破旧立新，而是因材施用，通过对玉料形状色彩的巧妙利用，达到人力与天工浑然一体的效果。这大概也蕴含了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理解。
清代的翡翠白菜和肉形石是玉器“巧做”的代表，翡翠白菜的玉料中白色部分雕成菜帮，翠绿色部分被雕成菜叶和叶上的昆虫，白色和绿色的过渡十分巧妙自然。而肉形石无论色彩还是纹理都可以乱真，人们似乎都能闻到红烧肉的香味。这两件作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块玉石从中心被取走了一件碗坯，苏州工匠利用余下的材料雕成了“桐荫仕女图”，这是一件表现江南庭园景色的作品，四周有茂密的蕉叶和玲珑的假山，玉料中间的凹陷处顺势雕成两扇半月形扉门，半掩半开的扉门内外各有一名少女，透过门缝相互窥望。乾隆皇帝曾经把这件巧夺天工的作品和春秋时的和氏璧相提并论。
无论是代表皇权的玉玺，还是寄托情趣和风雅的装饰品，这些精美的玉器世代流传。遗憾的是，创造这些艺术品的工匠和艺人，我们大都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在玉器界，有一个人的名字无人不晓，他就是明代雕玉大师陆子冈。
专家李博生：“值得提的就是他的所有大、小作品都有他的‘子冈’落款。这就牵扯到了民间传流着很多他的逸事。皇帝有一次突发奇想，把他召到宫里来，子冈不许你落款，你给我做一个东西，结果陆子冈回去以后想来想去，听说是做了一匹马，（做了一匹马），果然没款，据说当时皇帝身边的大臣也在反复看这个东西，真没有款，皇帝想，还是听我的旨意了，结果他的宰相有一次再仔细看的时候，发现马耳朵里头刻着‘子冈制’三个字，又不敢告诉皇帝，那怎么办呢，时间一长皇帝把玩，结果也发现了，发现以后呢，皇帝倒是高兴了，笑了，并没有惩罚陆子冈。”
由于陆子冈技艺高超，从清初开始，仿制陆子冈的“子冈牌”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
专家李博生：“这个子冈牌子前人没有，那就是说陆子冈创出来的这个形制，它是一个长方形，他的长方形是很讲究的，按现在来讲，应该是按黄金分割比例来的，很漂亮，它的边，框子，里边作出的活，起出来的活，还有底子的均匀平整，也是后人很难达到的。”
流传至今的子刚作品很多都真假难辨。目前，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子冈题款的玉器，款识字体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是真品还是仿品，都可称得上艺术精品。
如今，子冈题款的玉器成为许多收藏家追捧的珍品。
除了陆子冈，历史上还有芝亭、朱永泰等宫廷雕玉的名家，他们是千千万万雕玉人的代表。正是他们为中华艺术宝库留下了永世的辉煌。
乾隆去世后，清朝的国力迅速衰落，因此对玉器的需求大大减少，玉器的制造开始走入低谷。这是乾隆的儿子嘉庆时期雕制的仿古碧玉出戟尊。这时的紫禁城内，每年从新疆运来的玉只有两千多斤，还不到乾隆时的五分之一。道光元年，皇上下旨和田、叶尔羌暂时停止进贡玉料。后来直到满清覆亡，玉料进贡再也没有恢复。
紫禁城的玉器收藏在清末又有了一次短暂的兴盛时期。这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慈禧非常喜爱玉器。
这里是内廷西六宫中的长春宫，是慈禧当年居住的地方，在这里，到处可见慈禧珍爱的玉器。
国家内忧外患，并没有妨碍慈禧对奢华的需求，为了投她所好，王公大臣们四处搜罗奇珍异宝，慈禧用过的玉饰，把玩过的玉器，足能装满3000个檀香木箱。在日常生活中慈禧也离不开玉，饮茶用的是玉茶碗，用膳用的是玉筷、玉勺、玉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逃离北京避难时，也没忘记带上她珍爱的玉器。慈禧最喜爱的是来自云南、缅甸的翡翠玉。慈禧的爱好影响了当时民间对翡翠的使用，佩戴翡翠的风尚也一直流行到今天。
如今，当年慈禧太后住过的宁寿宫被故宫博物院设置为珍宝馆。那些曾经是帝王们独享的玉器，在这里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欣赏和品味。
故宫博物院现藏玉器三万多件，这些珍宝凝结着大自然千年万载点滴孕育的精华，跨越了人世间从古到今纷繁变化的沧桑，它们像是生活在这座宫殿里的精灵，在这些古老的殿堂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芒。它们在岁月中积累，积累起一种文化精神的厚度；它们在静默中等待，等待着今人和后人在心灵的深处，细细倾听他们无言的诉说。
字幕：
故宫博物院现藏玉共计30311件。
藏品中清代作品20000多件，明代作品5000多件，明以前作品4000多件。
这些珍品覆盖了自新石器时代起至清代末期约七千年的历史。
目前都得到了妥善系统的保管和研究。
· 第九集 宫廷西洋风
又是一年的春节，紫禁城迎来一年一度的元旦朝贺。
这幅《万国来朝图》展现的就是乾隆年间紫禁城朝贺的场景。
太和殿外，文武百官待命静候。
乾隆皇帝安闲地坐在后宫屋檐下，准备前往太和殿接见各国使臣。
据专家考证，这是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宫廷画家们歌功颂德的艺术创作。
但可以肯定的是，画面上俄罗斯使臣手捧西洋钟表这一场景是完全真实的。
此时，反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钟表在乾隆朝的紫禁城里，已经成为最时髦的宠物。它既是计时器，又是装饰品，既是高档玩物，又是精美的艺术杰作。当时宫廷竭力搜罗、制作和收藏钟表，各种稀世钟表通过众多途径汇集到了皇宫。
当今天的人们赞叹这些钟表的精巧华美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在400多年前，正是钟表，成为西方人进入紫禁城的第一块敲门砖。
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1601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他成为第一个进入紫禁城的西方人。
这一年，利玛窦来到明帝国的首都北京。他身穿儒服，头戴儒冠，俨然一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打扮。这是利玛窦接近中国士大夫阶层，传播天主教义的一个策略。
十五、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激起了欧洲天主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被儒学思想滋养了两千多年，具有高度成熟文明的国家，从官方到民间，人们的观念、心态、行为方式，很少不被纳入儒学框架，对于天主教，整个社会抱着排斥的心态。
利玛窦从他的先驱者身上吸取了必要的经验，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又用西方的钟表、地图等先进科技产品吸引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注意。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对他的事业大有好处，许多人慕名前来，与他讨论学术。其中就有一位中国科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徐光启。
利玛窦坚信，要想使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就必须设法使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成为教徒，然后利用皇帝的权威去影响他的子民。
要实现向皇帝传教的理想，他必须要见到皇帝，而在当时，进献贡品几乎是洋人接近皇帝的惟一途径。
此行之前，他献给万历皇帝的贡品共有四十多件，其中包括自鸣钟、十字架像、圣母像、八音琴，还有两个玻璃三棱镜。天津税监马堂关于利马窦进贡的奏章也早早地送达到万历皇帝面前。
奏章似乎并没有引起万历皇帝的注意，倒是利玛窦的两架自鸣钟令皇帝立即沉迷其中。
万历皇帝召利玛窦立刻进宫调试钟表，好让他尽快听到报时的声音。利玛窦最终得以进入紫禁城，他与万历皇帝的接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续文献通考》是清代大学士张廷玉等人撰写的一部百科全书。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大自鸣钟中午一点击打一下，两点击打两下，午夜十二点击打十二下，到中午十二点又打十二下。
而小钟每十五分钟击打一下，到整点时击打四下。
在璀璨的钟壳内部，力量被齿轮机关传递和推动，过程隐蔽在背后，结果是声音与时间的神秘吻合。
万历皇帝传旨，把利玛窦留在京城，并允许他可以随时进宫调试钟表。利玛窦用三天的时间教会了太监们自鸣钟的机械原理，把钟调试好。
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经很久不上朝了，所以利玛窦面见皇帝传教的事始终没有着落，惟一的收获是在一次大朝会上，和文武百官一起拜见了皇帝的宝座。万历皇帝念及利马窦献钟有功，允许利玛窦在北京的南城建立了一座教堂。
历经四百年，那两架自鸣钟早已荡然无存了。位于北京行政学院的利玛窦墓却完好保存下来。1610年5月3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安葬在这里。因为钟表的缘故，这位西方传教士曾经进出皇宫10年整，却始终无缘一睹皇帝的真容。
1640年，在紫禁城的仓库中，人们发现了一架尘封已久的钢琴，那是四十年前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贡品。
四十年后，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再一次得到了这架钢琴。此时他正面临内忧外患，也许是为了排解宫中的孤寂，也许是好奇心驱使，崇祯皇帝想听一听来自西方的音乐。
1623年进宫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受命修理钢琴，他马上做出银质的琴弦，将琴修整一新。
为了让崇祯皇帝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了解天主教的教义，汤若望翻译了圣经中的十篇赞美诗，并亲自谱曲进献给皇帝。同年十一月，汤若望甚至大胆上书，劝化崇祯皇帝皈依天主教。
这就是劝皇帝皈依天主教的德国人汤若望。
1629年，那位与利玛窦经常一起探讨学术问题的青年人徐光启已成长为明代的大科学家，他信奉天主教并升任礼部侍郎。
同年6月21日发生了日食，钦天监官员用传统方法推算失误，而徐光启用西方天文学方法推算的时间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皇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启用西方传教士修撰新历。开启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参与修历的先河。
从此，西方天文历法的书籍开始得到系统的翻译，到明末完成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祯历书》。只是还没有等到这部历书正式颁布下去，明朝政权便在李自成起义的呐喊声中灭亡了。
在中国历史上，一向认为天象与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王朝更替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汤若望巧妙的抓住时机，把《崇祯历书》改名为《依西洋新法历书》，奉献给新王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接受了这部历法，把它改称为《时宪历》
颁行天下，这部历法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这份揭帖是当年汤若望向顺治皇帝上奏天象的奏折。汤若望不仅巧妙的说服了新的当权者采用西洋历法，还提出制造新的天文仪器来测算天象。
故宫馆藏的“新法地平式日晷仪”是汤若望在顺治元年制造的，使用时，凭指南针定南北，通过晷针投在晷面上的日影位置，就可以得到时刻及当日所处的节气。
这是清代初期清宫造办处制作的绿漆木质描金花望远镜。当年汤若望为了留在北京，曾经以望远镜为礼物进献给摄政王多尔衮。
这件天体仪则是清宫所藏的最早的天文仪器之一。
传教士汤若望因此顺利实现了与新政权的合作。
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亲政。他虽然信仰佛教，却与汤若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662年，24岁的顺治因得天花去世，临死之前他立康熙为皇位继承人，汤若望的建议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段时间政治权力的争夺非常激烈，由于康熙皇帝年幼，实际掌权的是以鳌拜为首的辅政大臣。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无处不在，当时担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也被卷了进来。
在鳌拜的支持下，钦天监里不满西洋历法的官员诬告汤若望图谋不轨。汤若望被关进了监狱。不过，在康熙皇帝的干预下，汤若望侥幸逃脱了死刑，但由于年老体弱，不久就含冤去世。康熙亲政后，汤若望被平反，安葬在利玛窦墓旁。
时间追溯到1669年，午门。正午的阳光刺眼而肃杀，这里正准备上演一场生死对决。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是这次对决的关键人物。他曾经是汤若望的助手。对决的另一方是鳌拜支持的钦天监。事情的起因是钦天监按传统方法推算历法出现错误，15岁的康熙意识到，这是打击鳌拜的一次好机会。康熙下令钦天监官员和南怀仁一起到午门广场，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间日影的长度，结果南怀仁的计算准确无误，传统历法再次测算失误。
南怀仁帮助康熙在和鳌拜的较量中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此后他开始全面负责钦天监事务。
这是北京观象台下的历局遗址，当年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就是在这里主持天文历法工作的。
南怀仁上任不久，就制造了六架天文观测仪器。这些精密的仪器至今依然矗立在古观象台上，成为今天北京一道独特的风景。
您现在听到的，是当年一位叫德理格的意大利传教士专门为康熙皇帝谱写的奏鸣曲。我们找到了这些奏鸣曲的遗稿，并试图用它还原当年康熙皇帝学习和欣赏西洋音乐的情景。
根据史书记载，1670年，康熙命令京城会使用乐器的传教士演奏西洋音乐。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乐队，由于没有经过训练，配合起来很不协调，被康熙撵了回去。
可是这已经勾起了康熙对西洋音乐的兴趣。
没过几天，同样是这支乐队又受康熙之命在宫中演出。
这次合奏长达四个小时之久，有时康熙听得高兴，便会亲自加入演奏。
一位在宫中任职的意大利神父马国贤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康熙皇帝很想成为一个数学家和音乐家,虽然他在这两方面没有很深的造诣，但的确非常喜欢。
这就是为康熙皇帝谱写奏鸣曲的德理格。他指导编撰了乐理专著《律吕正义》。他的奏鸣曲是传入中国最早的欧洲音乐。
康熙皇帝很欣赏德理格的音乐才能，曾多次试听他的演奏，派了不少学生向他学习，其中包括两位皇子。
对学习的渴望贯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他对西方科学抱有极大的热忱。康熙对数理化的兴趣，来自于幼年经历的那场“历法之争”，多年之后他对臣下谈到：“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他受当时欧洲国家建立科学社团风潮的影响，在皇宫里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叫做“蒙养斋算学馆”，目的是培养高级数理人才。
1688年，即康熙二十七年，11月28日，白晋、张诚等6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30件科学仪器和书籍作为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非常高兴，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
这件地平经纬赤道公晷仪是十八世纪从英国进入紫禁城的，它不仅可以测量时间，还可以测量太阳距离地平面的高度，因此在航海中应用比较多。
测分时赤道公晷仪则不仅可以测时，还可以精确到每一分。它和后面我们要展示的铜镀金测时圭表合璧仪同样来自英国。
南怀仁从康熙八年起主持钦天监事务，同时他也成为康熙皇帝的数学、天文、力学方面的启
白晋等人入宫以后，与康熙相处很融洽，工作也很顺利。他在《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
这台手摇计算机是康熙年间御制的，比世界同类型机器的出现只晚了几十年。
这本对数表是康熙皇帝当年学习数学时用的。
康熙本人对科技的兴趣，极大的促进了当时科技的发展。他组织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技工作。
这件银镀金简平地平合璧仪是康熙在学习天文算学中近距离实测的专用之物，出自清宫造办处之手。这件半圆地平日晷也是康熙年间清宫造办处制造的。
这是清朝时期宫廷中所用的一套银质制药工具。康熙皇帝对医学也很有研究。40岁那年，康熙得了疟疾，当时的中医大夫束手无策；服用了传教士敬献的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以后，他的病好了。从此他对西洋医学发生兴趣，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并亲临观察。为了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甚至命令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康熙本人亲自参加了实验。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康熙年间用于地理测量的科学仪器，据白晋在《中国皇帝康熙传》中的记载，康熙有时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看到自己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时，便十分高兴。
这是《皇舆全览图》的广东行省部分。它是由康熙亲自主持、经实地勘测，并利用大地三角测量等先进科学技术测绘完成的，是中国第一个标有精确经纬度的全国地图。
这就是当年测绘地图时所用的仪器。
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全国性测量或尚未起步，或刚刚开始，而中国率先成此大业，在世界上也是规模空前的。
从康熙四十六年开始，到康熙五十七年汇编成集，在中西方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康熙用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广阔疆土的绘制，同时也使国家安定统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
2005年的午门。太阳王路易十四——凡尔赛珍品特展开幕。这是对2004年1月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的“康熙大帝展”的回应。当时他们彼此都渴望了解对方，了解世界。如今他们以这种方式相会了。
路易十四在写给康熙的信中称康熙为最高贵、最卓越、最强大、最高尚的帝王，而把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深切的、热爱的、诚挚朋友”等字样。这是当年法国人想像中的康熙皇帝。
那段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是频繁而热烈的，康熙还在自己的造办处里建立起绘画、雕刻以及制作时钟、珐琅彩的作坊。
这幅《桐荫仕女图》屏风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油画作品之一，它是当时的宫廷画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油画技法后的创作。
同一时期在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等西方启蒙思想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同中世纪神学思想作斗争的精神武器，莱布尼兹还从易经中找到了现代计算机的发明原理。
整个十八世纪，西方各主要艺术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国艺术强烈的、生动形象的影响。
当时欧洲的贵族阶层还流行在庄园里引进中国式的装修风格，他们的墙壁上描绘着中国人的生活场景。
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乾隆朝达到了又一个高潮。
这是乾隆年间绘制的《圆明园画册》。十八世纪初，在营造圆明园的时候，乾隆皇帝特地命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这里开辟了这组西洋建筑。它们成为中西方在园林文化交流方面的载体。
倦勤斋地处紫禁城宁寿宫花园北端幽静的一角，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归政后做太上皇专门修建的。斋内有着精美的室内装饰和家具。它运用通景画和天顶画将西洋的透视技巧和中国的绘画装潢技术巧妙融和在一起，成为乾隆时期这座宫殿吸收西洋文化的历史见证。
别具异国风味的西洋建筑不仅为乾隆皇帝所欣赏，也成为王公大臣们竞相效仿的时尚。
在清人画的几幅祝寿图中，我们不难发现临街搭建的西洋建筑。
传教士们来到中国，他们带着西方的科学、艺术觐见中国的皇帝。后来，传教的初衷渐渐被中国人忽略，反而是他们带来的那些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714年，一艘抵达广州的贸易船上搭载了七名传教士，当地政府奏报康熙皇帝，皇帝命有科技才能的传教士留下进京，其他人返回。这留下的人中，就有一位画家郎世宁。这就是当年广东巡抚报告郎世宁等人到达的奏折，只不过当时把名字记错了。奏折上有康熙皇帝的亲笔批示。
不久郎世宁奉旨前往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康熙得见他的绘画才能，十分欣赏，便命他学习中国画，并不时入宫作画。这一画，就是五十年，期间经历了康、雍、乾三朝。
这是郎世宁为雍正皇帝画的西装像。
雍正以后，郎世宁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他不断调整西方油画技巧，主动迎合中国皇帝的审美要求和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利用中国的纸、绢、墨、笔、颜色，试尝中西合璧的新体绘画的创作。
乾隆曾在郎氏早期画的他和雍正帝的肖像画中题到：“写真世宁擅，绘我少年时。入室幡然者，不知此是谁。”
当然，那些宫廷洋画家的创作并不是无限自由的。郎世宁的画几乎都是由乾隆钦定主题，在定稿之前要先把草稿送乾隆审查，批准后再正式绘制。而这些绘画的主题大都是反映乾隆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功绩。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两次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战役，对于维护国家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为了纪念平叛的胜利，乾隆让宫廷中的西洋画家创作了大型历史纪实组画《平定西域战图册》。并决定将它送往欧洲制作成铜版画。
从乾隆二十七年起，十六幅画稿分批运抵法国，由法国七位雕版名手分别制作。雕版印制工作共进行了七年之久。到乾隆三十八年，两百张印成的画，连同原图稿及铜版原版，才全部运回中国，历时十一年。当看到画作成品时，乾隆皇帝相当满意。
这幅《皇清职贡图卷》也是按照乾隆的旨意绘制的。在画中，可以看到当时与清朝交往密切的27个国家的人物形象。
2004年9月，故宫钟表馆改陈，将馆址从保和东庑回迁至修葺一新的奉先殿。奉先殿原为宫内皇帝的家庙，是清朝历代帝王供奉祭祀祖先的地方。
这里陈列着近二百件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清代宫廷钟表，制作年代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这些钟表不仅反映了这两百年间世界钟表发展的历史，也体现了当时钟表制造业的最高水平。
我国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制作机械钟。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钟表制造业逐渐兴盛。不仅宫里增加了制作和修理钟表的自鸣钟处，广州、福州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南京、苏州、扬州等地也逐渐兴起了机械钟表制造业。
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钟表都是乾隆年间的清宫造办处制造的。紫禁城内整日有一批人从事当时科技含量极高的钟表生产，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
广州是清朝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同时也是当时民间机械钟表的制造中心。广州钟表多做成葫芦等具有吉祥意义的器物形状，或者以文字形式表达祝愿，装饰上多用色彩鲜艳的珐琅，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清朝中期，宫内天文数学等科技仪器减少，精美绝伦的机械钟表、玩具大量出现。其直接原因是乾隆皇帝个人爱好的推动。
康熙时期，宫廷仅生产单一实用性钟表，而乾隆时期，钟表的观赏性能被大为强化，钟表开始集走时、报时、音乐、活动景观等多功能于一体，甚至外国进献的钟表也要迎合乾隆的口味。这些钟表配有悦耳的音乐，采用齿轮联动的机械构造，装饰着人、禽、兽等形象，能够定时表演，出现了转花、鸟鸣、水流等众多景观。
这是故宫最大的玩具钟表——铜镀金写字人钟，高231厘米。之所以取名写字人钟，是因为钟的底座上安放着一个西洋模样的机器人。上弦后，机器人开始提笔书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横、竖、撇、捺都有笔锋，机器人的脑袋也随着左右摆动。据记载，西洋人写毛笔字是根据乾隆皇帝的创意改造而成的。这座写字人钟是乾隆皇帝的心爱之物，在他退居太上皇之后，曾命人把写字人钟搬到自己养老的宁寿宫中，准备随时欣赏把玩。
象拉战车钟反映的是英国军队开赴战场的情景。大象的鼻子、尾巴、眼睛都可以动。花样如此繁多，几乎让人忘了这是用于计时的钟表。更为奇特的是，战车的轮子居然可以滚滚前行！
十八世纪的欧洲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机械制造业十分活跃，特别是英国，其钟表制造水平已居欧洲首位。乾隆凭借大清朝一百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经广州海关购进大量英国钟表，一时间，英国钟表不仅充斥于宫内各个殿堂。也成了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新宠。对此，身为宗室的昭槤十分感慨：“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显然，由于贸易手段，中西交流的渠道较清初大为拓宽了，欧洲科技进入中国似乎具备了更好的条件，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从康熙开始，皇帝的个人爱好，促进了西洋物品向中国宫廷的流通。但是，这些西方科学和艺术成果的结晶更多的是被当成享用的玩物。
西洋钟表虽然陆续出现在宫殿的各个角落，但是他们的表针并没有使这个王朝与西方前进的节奏对接。
如今这些精美依旧却已容颜老去的钟表，静静陈列在昔日的奉先殿里，和这里曾经供奉的那些清代祖先一样，引发着人们无限的叹息与感慨。
字幕：内·普里提小提琴协奏曲，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专门为康熙皇帝谱写的奏鸣曲。300年后的今天，这首进入中国最早的欧洲音乐作品又一次在紫禁城奏响。
清朝晚期，电灯、电话这些代表现代文明的科技成果陆续出现在紫禁城里，甚至西方的餐饮及娱乐方式也被引入宫中，丰富着皇帝的生活。然而，就像之前他们对待钟表的态度一样，这座宫殿里的主人已经习惯了把文明的成果当成享乐的工具，而此时，西洋列强已经凭借这些器物背后所蕴涵的惊人力量造出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的大门。
紫禁城，曾一度成为西洋贡品的展示厅和先进科技的牢笼。它垄断了能工巧匠的创造力，他们创造的器物，无论多么巧夺天工，都被捆上华丽的镣铐，无法逾越这一道道深红的宫墙。
今天，当进入中国最早的西洋乐曲在紫禁城再次奏响的时候，交流与发展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旋律。
追寻找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几百年成败兴衰的命运之谜，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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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集 从皇宫到博物院
公元1925年10月10日，这一天，有三千多位重要的人物聚集到了紫禁城的乾清门广场；这一天，有超过两万多的普通老百姓来到了这里；这一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上了一块匾额：故宫博物院；这一天，在这里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大典。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这里再也不是皇宫，而成为了一座博物院。数百年来的禁地正式对外开放，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亲身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原来啊，戒备森严，那个老百姓连个城墙边都不能挨，现在能够打开进去。”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启宪：“只要有条件，我得砸锅卖铁我得买一张票去看去。”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罗随祖：“当时有人说我这一生能够有机会踏进故宫我就满足了。”
北京居民刘曾富（93岁）：“我就瞧见那个钟，各种的钟，还有瞧见什么呢，他们瞧的瓷器我就不懂了。”
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之一吴瀛长女吴珊（91岁）：“成立以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去参观是礼拜几是哪一路哪一路。”
多数人参观故宫是因为皇室宫廷生活的神秘，来看看热闹。也有一些人为了能亲眼看到皇家的书画藏品，专门来看门道的。
著名书法家启功（93岁）：“第一，是有老师教导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那么这样呢，这三天里头那收获，收获大了，但是旁边的人看呢，随便看着玩儿那另说，我们有意来学画儿那是天上飞下来的宝贝。”
这是一段历史的结束，也是一段历史的开始。在这个必然的过程中，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总有一些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
这段关于故宫最早的影像是一个叫克林顿·西蒙斯的美国人在公元1903年拍下的，五年之后爱新觉罗·溥仪在这里登上了龙椅，又过了三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6日，溥仪在养心殿的东暖阁看见隆裕太后坐在炕上擦眼睛，面前跪着一个老臣满脸泪痕。溥仪不知道那个老臣就是袁世凯，就是不远的将来也当了几天皇帝的人，他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请求。一个多月后，隆裕太后在养心殿颁布了退位诏书。年仅6岁的溥仪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之后，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
这些紫禁城的老照片拍摄于溥仪退位前后的那段时期。作为和平退位的交换，他们和当时的民国政府签订了《清室优待条件》，这个条件主要是允许退位皇室居住紫禁城后宫，保留皇帝的尊号不变；每年政府给他们四百万元生活费。就这样，末代皇帝溥仪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成为这个小朝廷的主人。这就是清室退位后隆裕太后向各部下发的诏书原件。
以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逊清皇室，被准许居住在紫禁城内廷。当时的紫禁城以这乾清门为界线，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乾清门以南归民国政府所有，乾清门以北，也就是原来的后宫部分由退位皇室居住。一座宫殿内，并存着两个朝代，这是几百年来，紫禁城空前绝后的特殊时期。它使得民国时代的北京城里出现了“国中之国”的怪现象。
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郭布罗·润麒：“那会儿溥仪还小呢，十七八岁，他岁数还小，还是愿意跟小孩儿一块玩儿。”
郭布罗润麒，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这位老人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进宫后和比他大七岁的溥仪玩耍的情景。
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郭布罗·润麒：“在家里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后来我就带到溥仪那，溥仪就买了很多自行车，大家都学，连婉容也学，有相片，婉容也会骑了。”
这就是溥仪当年为了骑自行车锯掉的门槛。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启宪：“溥仪的话呢，他生活在这种只能在宫里这样一个小天地生活来说，对他来说是个很苦恼的事情，他不能出去啊。”
晚清史研究学者《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作者贾英华：“在这个溥仪后半生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啊就是高墙，在宫内，一生下来是王府，三岁就进宫当皇帝，一眼看到的就是高墙，什么，紫禁城的高墙。”
不能离开紫禁城一步的溥仪向往着自由。高高的宫墙已经隔不断与外界的联系。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当年溥仪在宫中订阅的报纸，这些报纸刊物不知给溥仪带来多少潜移默化的改变。也许是英国教师庄士敦的缘故，溥仪受到了各种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自从我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大家的眼里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我剪下了辫子，因为庄士敦说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急得太妃大臣们捶胸顿足；当师傅们一起劝阻说，若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这可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吵闹着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安上了电话。
晚清史研究学者《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作者贾英华：“有了电话，他觉着笼中的小鸟有了跟外界沟通的机会了，那就四处打电话。”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杨天石：“拨到什么，一拨呢就拨到胡适那去了。”
晚清史研究学者《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作者贾英华：“他给胡适打电话的时候呢给胡适吓了一跳，他也不说自己是谁，说，你是胡适吗？胡适说是啊，说这个这个你是谁，我是谁说那你猜猜，他说那猜不着，然后呢溥仪哈哈就一笑，我告诉你，我是宣统。”
1916年，袁世凯自立为帝，坐上了太和殿的宝座，并下令把外朝三大殿匾额上的满文抠了下来。清皇室惶恐不安，准备让出皇宫迁居颐和园，身为清朝旧臣的袁世凯为了安抚他们，保证“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于是，在短暂的八十三天里，两个皇帝共有一个皇宫，相安无事。仅仅一年之后的1917年，张勋复辟，溥仪在乾清宫被拥立当了十二天的皇帝，又匆匆下台。在政权交替中，人们忙不迭地更换着各种旗子，很多百姓的家里干脆同时备好了共和旗、龙旗以应付随时的变动。与此同时，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思想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一场更为深刻和巨大的变革正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发生着。外界的风吹草动在紫禁城内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溥仪知道，《清室优待条件》以及袁世凯的承诺已经不能依靠，清廷享有的优惠待遇早晚有结束的一天。而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为了给自己出宫后的生活留后路，溥仪开始以赏赐的名义让弟弟溥杰把宫里的藏品慢慢带出宫去。溥仪如此，宫里人也早已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和日后的生计打算。这时，英文教师庄士敦告诉溥仪，在北京地安门内的烟袋斜街新开了许多古玩铺，一打听，这些古玩铺的老板都是宫里的太监，溥仪感到了事情的严重。
故宫博物院原馆员傅连仲：“所以这么一来呢，溥仪有点那什么，这个东西不对啊，宫里的太监上那当那个古玩铺的那什么去，那么这些东西由哪儿来，还不都是宫里的。”
紫禁城当时藏宝最多的地方是建福宫。溥仪说他在16岁那年，有一天出于好奇，叫太监打开了一座库房。他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随便打开一个，全是手卷书画和非常精巧的玉器。这都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珍玩。
溥仪对当时紫禁城做了这样的描述：紫禁城表面上平静，里面的秩序却是糟糕一团，我究竟有多少财宝呢？这些东西没有数目，这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所以溥仪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当时就下令，就是要清查宫里的藏品。”
故宫博物院原馆员傅连仲：“还没等他检查呢，他放出这个风来，出来这个事儿以后还没等他点查呢就着火了。”
据说火警是东交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发现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的时候，守门的还不知怎么回事。结果建福宫一带烧成了焦土。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个谜。
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当然建福宫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但是肯定是这件事情对于当时溥仪朝廷是非常不利的，应该是激起了全国的公愤。”
我们今天依然能从溥仪生活原貌展览当中看到他们当年在宫里的生活情形。从1912年到1924年，逊清皇室在紫禁城里一住就是十三年，至于《清室优待条件》中提到的日后迁居的事，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历任总统都没能实现。历史最终把这样的机遇给了冯玉祥将军。
1924年冬天，紫禁城内廷忽然走来三十多个士兵、警察，为首的三人是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京师警察厅总监张壁和国民代表李石增。他们见到了内务府总管大臣绍英等人，就拿出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责令逊帝立即出宫。这时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苹果。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惊惶失措。他们恳求着，希望能宽限一个月、十天哪怕三日再搬也行。几次交涉过后，鹿钟麟以如再拖延景山上就开炮相威胁，溥仪等人只好匆匆离开了储秀宫。从此，皇室也永远告别了紫禁城。
这两张照片是当年溥仪和太监宫女们出宫时拍下的。
第二天，鹿钟麟、李煜瀛等一行人，来到了存放御玺的交泰殿，他们首先要查收象征皇权的印玺。
在文物工作者的帮助下，我们用真实的御玺再现了当时点查的情景。那些曾经至高无上的御玺高高地分列在宝座两旁，人们按单子一一验证，一共点交了23颗御玺。这些御玺今天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
帝制到此，总算彻底落下帷幕。北京城里到处响起了鞭炮声。当年仅有八岁，已身为演员的宋保罗还记得为冯玉祥将军的庆功堂会做表演的情景。
京剧演员宋保罗（89岁）：“就是庆功会，那个，大概有几万部队呢，都在看戏，黑压压的一片，那时候，冯玉祥嘛穿一个灰色布的棉裤棉袄，还有他的爱人李德全给了我两块大洋，冯玉祥嘛抓了一把花生给我，大家都很开心的。”
皇帝走了，皇宫依旧，可是皇宫里究竟什么样，没有人知道。
1924年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长是李煜瀛，李煜瀛是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在驱逐溥仪出宫时被推举为国民代表。同时聘请了蔡元培、陈垣、沈兼士、鹿钟麟、张壁、俞同奎等社会文化名流担任委员。委员会的职责是办理清宫公产私产的认定及一切善后事宜。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有收藏文物的传统。一个王朝灭亡后，新的王朝则取其收藏为本朝所有。所以清室善后会认为清宫中历代宫廷传世之宝，都应复归于民，属于为民国政府所有。
吴瀛，在溥仪出宫那年三十三岁。时为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第三科科长，同时兼着北京市政府坐办，主要责任是对逊帝溥仪和清宫事务的监管。溥仪出宫后，受清室善后会委员易培基的聘请做了故宫的顾问。吴瀛的大女儿说，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易培基对故宫的热情都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典章文物的喜爱。
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之一吴瀛长女吴珊（91岁）：“都喜欢玩儿古董，所以他来北京就去逛琉璃厂，他们就一块去买这些看这些，每个礼拜我知道又上琉璃厂去了。”
就在清室善委会准备点查的时候，时局又发生了变动。奉系张作霖率部入京，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冯玉祥辞职。第二天逊清皇室人员立即出来声明“所有清室修正优待条件，不能认为有效”。溥仪本人更是登报声明出宫时的签字是因为受到强迫。善委会原定在11月22日进行的点查预备会被迫停止。
溥仪的弟弟溥任（87岁）：“我父亲劝他别闹，说没有好结果他不爱听。溥仪老做梦，其实那都是瞎想。”
紫禁城出版社副社长章宏伟：“他们呢就为了，就是说第一他们想再争取回到宫里来，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希望，那么第二个希望呢，即使回不到宫里来，也希望能把东西拿走，哪怕拿走一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章伯锋：“这个事情嘛，在段祺瑞那得到支持，段祺瑞当时命令内政部和警察厅。”
紫禁城出版社副社长章宏伟：“不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的物品。”
这时，一位叫庄蕴宽的人挺身而出，当年袁世凯称帝时，全国六十位议员有五十九位支持，唯有他一人冒死反对，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声望。后来，被民国政府委任为民国审计院长，同时参与了善后会的工作。庄蕴宽在段祺瑞面前力保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和易培基等人。
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之一吴瀛之孙吴欢：“段祺瑞这么个情况下呢，批准了这个呈文，批准了呈文了就在法律上等于确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存在，这样李石曾这些人就合理合法的带着一批北大系的学者，进入了故宫。”
就在1924年11月24日这一天，善后会在李煜瀛的带领下开始了正式的点查。他们首先从乾清宫开始。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当时点查的情景，2005年4月，我们在原地进行了再现。按当时的规定，每一个宫殿的物品按千字文次序，编一个字，然后依次编号。乾清宫是第一个开始点查的，编成了“天”字。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木踏凳子，就把它记录下来，列为天字第一号文物，这件事被传为了笑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第一次走进宫殿，感到既新鲜又好奇。
这天的点查工作被人用这几张照片纪录了下来，人群中有一位来自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年仅十九岁的单士元。三十二年后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单士元之女单嘉筠：“正好呢有个摄影委员也在那儿，就说那个单士元给你拍个照吧，说穿那个马褂拍个照吧，他自己还曾经写过，呆若木鸡，好像个老学究似的，不可看也。”
当时对来故宫参加点查的工作人员，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单士元之女单嘉筠：“它首先要有两个坎儿，就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呢就是说铺保。”
故宫博物院原馆员傅连仲：“你要进故宫那门儿，三家铺保。”
单士元之女单嘉筠：“一旦发生了盗窃发生了不轨行为，你要承担责任，你要替他去还钱，一个呢就人保。”
故宫博物院原馆员傅连仲：“保证你那什么呢没事儿，最大的一个就是你不能偷盗，一草一木都不能往外拿。”
当时在宫里把点查叫“出组”，工作完毕叫“退组”。出组时大家要一起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得单独行动。点查初期正是隆冬季节，宫内又不能生火，为预防发生偷盗的事情，他们用带子扎紧袖口，使两手在寒风中根本无处可藏。有时点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墨盒里的墨，毛笔的笔尖经常被冻成冰块。清点工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他们那些人的那种文化使命感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这种责任感，现在真的回想起来，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强烈。”
善后委员会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制度. 每一次点查的名单上都印着组长和成员的姓名。这些具体的工作包括查报物品、登记、贴票、事务记载。每次出组完毕后，要贴封条上锁。这封条上的四个部门是国务院、警卫司令部、清室内务府、善后委员会，当时还要求工作人员退组时留下自己的影像，以备日后的查档。
经初步清点，清代宫廷遗留下的文物有117万多件。故宫连同宫中的珍宝究竟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成为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善后会依照国际惯例上对皇室宫殿处理的办法，应该对公众开放，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故宫应建立博物院。而最早提出这个动议的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1925年的7月31日，善后会在清点养心殿卧室的时候有一个重大发现，那是溥仪和清宫遗老旧臣金梁、康有为密谋复辟的文件，这些文件的查获，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驱逐溥仪出宫是正确的。自溥仪出宫住进了醇亲王府，二十几天后就躲进了日本公使馆，第二年到了天津日租界，继续进行他的复辟活动。回到紫禁城几乎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鉴于当时的紧迫形势，善后会认为，应该迅速成立故宫博物院。
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1925年的9月份呢，9月底他们就开过一次会就说是形势相当紧急，必须成立博物院，博物院一成立呢这就是彻底杜绝了溥仪这一伙复辟的念头了。”
1925年的初秋时节，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确定下来的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
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博物院是不追求盈利的，它是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开放的永久的一个机构，它对于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研究、收集、整理特别是为教育、研究、游览的目的提供展览。”
当时的一位学者评价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又一次胜利，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规的开端。神武门前车水马龙，拥挤空前，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
在袁世凯死后的十二年间，前前后后有五位总统、一个执政、一个大元帅，轮番上台。不管是谁在台上，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故宫。1926年，当时执政的段祺瑞以煽动共产学说为理由，下令通缉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增、易培基等五人。他们被通缉的真正原因是在故宫问题上跟段祺瑞政府长期对立。故宫博物院失去了领袖。自此，善后委员会被迫解散。很快，七个月后，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改组故宫博物院，成立“保管委员会”，在重新选举中，满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在他们的鼓动下，迎溥仪回宫声浪一天比一天高。当时留任的庄蕴宽、陈垣等人表示强烈反对。由于他们的坚持，赵尔巽、孙宝琦没能顺利上任，怒而辞职。故宫博物院又一次脱离了险境。
然而，紧接着为保护故宫而据理力争的
著名书法家启功：“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中国人，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宝贝。”
1926年，坚持为故宫工作的
与此相反，乾清门以南的前朝部分于1914年就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因属于北洋政府管理，一直能够正常的运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故宫博物院的主要领导人李石增、易培基、陈垣全遭通缉、逮捕。为了保卫新生的故宫博物院，1926年12月9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立，吸纳了学者、官吏等各方人士共同参与。
清华大学
然而一年之后，又一位军阀张作霖却下令查办故宫，名义上是彻查文物，实际上是寻找借口推翻维持会，把管辖大权抓到自己手里。由于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竭诚维护者，故宫院务没有受到影响。时间走到了1928年，中国又处在一个风云突变的时期，自清帝退位后，此时的中国即将迎来第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国民政府。这一年六月，曾经被通缉远走他乡的易培基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因身体原因一时无法北上，所以他委派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等人代为管理故宫，马衡到任后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至此，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稳定发展时期。
正当故宫博物院的前途初现光明的时候，一个叫经亨颐的议员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案，他把故宫视为清室私人逆产，主张废除故宫。他的这一提案居然在民国议会上获得了通过。
这不禁让人想起数年前曹锟执政时期，有人曾建议拆除外朝的三大殿建造西式的国民议会大厦的事情，此事也曾闹得沸沸扬扬，结果是远在洛阳的秀才军阀吴佩孚电告全国：“若毁此三殿，中国将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为此事划上了句号。现在又出现废除故宫的提案，文化界人士无不愤慨。他们委派
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之一吴瀛之孙吴欢：“老实讲尽管有不同的这种企图，但是从大局面上讲都给故宫网开一面，这实际上就是对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一个尊重。”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罗随祖：“经过这样的军阀混战，经过这样的动乱，没有遗失，反而完整保存下来，真的是感谢，真的我们要感谢这个先人，这么多先人做这么多默默无闻的这样的工作，也足以使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觉得自己骄傲。”
让我们再次记起一些名字，李煜瀛、易培基、陈垣、马衡、庄蕴宽、鹿钟麟、吴敬恒、沈兼士、吴瀛、蔡元培、俞同奎等等等等。故宫作为中国文化的枢纽，始终跟历史的激荡与变迁紧密相连。这座宫殿和它收藏的那些珍宝随着命运的起起落落，始终让疼爱她、视她为文化传承的故宫人揪心不已。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他们一直坚持着把故宫博物院完好地留给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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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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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集 国宝大流迁
1924年11月5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而这一天对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来说却极不普通，他完全没有料到这是自己在紫禁城里度过的最后一天。退位13年来，溥仪从未离开过这里，他依然拥有内廷的一切，包括这里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
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我们现在说的清宫的藏品或者说明清皇宫的藏品，它不是说是明代或者清代两朝收集的。也包括从宋代以来宫廷里边这些藏品，它继承了这批。”
纵观中国的历史，王朝的更迭常常会伴随着大量文物的散佚和毁坏，如梁元帝萧绎在皇城被攻破前就曾烧毁了所有的收藏。而每一个王朝的承平时期，来自各地的文物精华又会集中到
宫廷。这是文物的宿命。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历经康乾盛世之后，皇家的收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文物存放于紫禁城以及皇帝的各个行宫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宫成了天下艺术财富的大仓库。当年清宫的收藏到底有多少，具体存放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无人能说得清楚。目前能看到的清廷编纂的几本收藏书录大多只限于对书画方面的记载，而且远远不是全部。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中瓷器最多，大都存于宁寿宫、皇极殿和斋宫；其次是书画，以钟粹宫最多；金器、铜器、玉器在各殿都有不同数量的收藏。但这只是溥仪离宫后的情形，可以肯定的是，这时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流失。
事实上，清宫藏品的第一次大流失，是在此之前六十多年的1860年。
圆明园是清代帝王用150年时间陆续修建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也是皇家文物的重要收藏地。这是当时的宫廷画师沈源、董岱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今天的人们只能从这里想象当时圆明园的风貌。据不完全记载，圆明园中仅唐宋名人字画就有200多幅，园内的文源阁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藏书楼，其中收藏的一部《四库全书》就有三万多册。而四库全书在全国只有7部。在舍卫城中还有康熙以来收集的10万尊珍贵的佛像。而这些几百年来的珍藏在几天之内就消失了。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
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发往本国的通讯中说，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宝的时钟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
而价值连城的书画，在士兵眼里不过是废纸罢了，甚至被用来点烟。
连续三天的抢劫之后 ，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
法国大文豪雨果怒斥这种暴行说：两个强盗，在抢劫和纵烧了圆明园之后，他们平分了赃物，手牵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
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它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
圆明园管理处研究员刘阳：“法国人当时抢走之后呢，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呢当时到了枫丹白露为了装修他出现了破坏性的一些破坏。像一些珐琅一些香炉他把香炉盖掀起来当吊顶使。抢出一个唐卡，它挂在墙上当壁纸使。珐琅五供是来自于圆明园，它上面插了些西方的蜡烛，他把屏风改造成一个展示柜，改造成一个多宝格的形式。实际上他就破坏了一个大的屏风，类似于就像一个古董商卖古董似的那种形式。所有东西堆在一起，实际上他没有更多地去把文物进行分类，因为他文物数量太大了。”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是全世界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据说这里的宋元明瓷器的收藏量仅次于北京的故宫。在它的东方馆赫然展出着一幅《女史箴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卷轴画，虽然是隋唐时期的摹本，但它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少有的传世作品。1903年英军上尉约翰把它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这幅画来自于对中国的另一次抢劫。
1900年农历八月初四，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紫禁城自建成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来入侵。这是俄国官兵在乾清宫的皇帝宝座上兴致勃勃的留影。当时，各国军队在紫禁城轮流驻扎，先后长达一年多时间，故宫文物遭到洗劫。
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清宫的档案也有记载，但是记载的不全。你比如说档案记载某一天，军队拿走了有300多件，他有个大的（数目），列的不详细，就是说玉器啊什么什么有多少。这样的记载比较多。一个准确的统计也没有的。”
中南海，一座比故宫的历史还要早的皇家离宫，当时这里成了八国联军的总部。
这是当年从中南海的瀛台被抢走的《五牛图》，它是唐代大画家韩滉的真迹，而目前唐人真迹存世已经寥寥无几。它被抢走后，多年不知所踪。1951年，国家以5万元港币从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买回。
在这次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圆明园彻底地毁于战火，其他的几处皇家重地甚至王公府邸都遭到洗劫。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被烧毁。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一万一千册，只剩下了300多册，其中170册留在中国，其余的分别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
故宫以及宫中文物的命运始终随着国运与时局的变化而动荡起伏。溥仪住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小朝廷处在一片末日的混乱当中，一批太监开始伺机盗宝。当时地安门一带新开了不少古玩店，而且生意都很兴隆，而这些店铺的后台老板大多是宫中的太监。
新中国成立后，在清理故宫时，曾经在多处发现了被太监们藏匿起来却没来得及带出宫去的珍贵字画。其中在重华宫的戏台底下就发现了金代大画家赵霖的《昭陵六骏图卷》。它是根据陕西唐太宗昭陵墓的石刻所绘，这是赵霖惟一传世的作品。
宫中文物的失窃惹怒了溥仪，他命内务府彻底查办。但这却招来了更大的祸患。
1923年6月26日，为了灭掉偷盗的罪证，太监放火烧毁了建福宫，当年乾隆皇帝留给嘉庆皇帝的大部分收藏都装箱封存在这里。究竟这把火烧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据说，建福宫内曾存放了上千尊金佛，事后，光一家金店在处理这些灰烬时就拣出了一万七千两金块和金片。
建福宫大火后，在国人的一片谴责声中，溥仪搬出紫禁城只是早晚的事。为今后的生活打算，他开始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向宫外转移文物。事实上，在居住后廷的十几年中，溥仪曾随心所欲地把许多宫中的东西赏给它的近臣。这幅《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大画家顾闳中的杰作，当年溥仪随手把它赏给了他的师傅梁鼎芬。虽然后来被清宫收回，但又被溥仪带出宫外流散于民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局从香港购回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这幅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当时宫中有两件，溥仪把其中的一件赏给了他的师傅朱益藩，后来这件作品流到美国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如果说以往的赏赐是为了摆谱，那么这次对溥杰的所谓赏赐就完全是有预谋的偷盗。作为逊位皇帝，他并不敢直接把东西拿出宫去，而是制造机会，让他的弟弟溥杰进宫陪读，由太监用黄绫将书画、善本包好，交给溥杰，放学后再带出宫外。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说，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的精品。
这是后来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的“赏溥杰单”。从这里看出，这种盗宝活动开始于1922年，宣统14年的7月13日。先是一些宋元善本，后来就是历代名画，总数是册页68件，字画1285件。其中仅十一月初八一天就赏出26件之多。
1925年2月23日，在被赶出紫禁城3个多月后，溥仪离开北京，来到了天津日租界内的“张园”，随后还成立了所谓的“清室驻津办事处”，依然过着小朝廷的奢华生活。为了支撑门面，他开始变卖他当初偷运出来的书画。
在天津，溥仪究竟卖出了多少书画已无稽可查，但仅仅赏给经手人的就有《历代帝王像》《步辇图》和《阆苑女仙图卷》等名作。
《阆苑女仙图卷》是五代画家阮郜仅存的一件作品，而五代人物画传世的总共也超不过十件。《步辇图》是唐朝阎立本的真迹，反映了唐王朝与吐蕃和亲的重要史实。这两件作品解放后被故宫博物院收回。而与《女史箴图》同等珍贵的《历代帝王像》从天津流出后被卖给日本人，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年的11月10日，溥仪悄悄地离开天津去了日军控制下的长春。1932年3月9日，在长春的伪皇宫里，在签署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后，溥仪变成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在当上傀儡皇帝后不久，他偷运出宫的文物也从天津秘密运到长春，存放在了这座叫“小白楼”的仓库之内。
几乎与此同时，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为了在时局恶化时保证文物的安全，正在进行文物南迁的准备，这样的准备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悄悄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在故宫文物准备装运南迁之前几天，当时的院长秘书吴瀛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运官。一时间舆论哗然，毕竟这是几百年来如此大批量的国宝第一次有计划地主动地离开紫禁城，不少人为此担忧，甚至有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
故宫职员吴瀛之孙吴欢：“因为这个文物呢，大家对它都是一种敬畏的心理，无论是今天来看，无论是反对文物南迁，和这个提出文物南迁的，从心理上都是好意的。但在当时来讲，冲突得很厉害。因为这个，反对文物南迁的人认为，动了文物，就不知道运到哪儿去了。谁也不能保证，又是战乱时期。这些东西怎么办，对不对，又是国宝，价值连城。”
院长易培基向当时的南京政府通报了北京的情况，南京政府告慰民众：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故宫文物应立即运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夜，一大批板车进入了故宫，在神武门广场，文物集中装车，随后出午门运往前门火车站。故宫职员那志良后来回忆那夜的情景说：“当时非常寂静，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没人知道这些国宝何时才能够再运回来。
第二天清晨，满载文物的火车，驶出了前门火车站。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文物大迁移就这样开始了。
火车沿平汉线到郑州，后改陇海线到徐州，再由津浦线到达南京的浦口。
等到了浦口，文物的存放地点突然又有了变故。那志良戏称：这是抬着棺材找坟地。
吴瀛之女吴珊：“古物到了那儿，不知道往哪儿运嘛，那个张继又说要运到什么西安，有的又说要运到什么……”
故宫职员吴瀛之孙吴欢：“然后到底是运上海呢还是运陕西呢？当时又发生矛盾了。张继主张运到陕西，因为他陕西那边关系好，也是国民党常委，宋子文呢，主张运到上海，但是陕西没有具体的地方，上海宋子文也没安排好具体的地方，这些国宝不知道运到哪儿。”
当时总押运官吴瀛去南京政府奔走请示，他甚至找到了当时的南京政府主席林森，然而也没有结果。
故宫职员吴瀛之孙吴欢：“宋子文又出差了，杨森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又押回来了，结果吴瀛说的，是国民政府让我们押过来才押过来的。押过来运到哪儿你们应该安排个地方的。”
半个月后，宋子文从上海出差回来，召开了临时会议，在经过一番争论后，直到3月中旬，政府才决定文献档案留在南京，其余的运往上海。
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文物运到上海，存放在法国租界天主教堂的仓库里，这些文物来自故宫和古物陈列所等处，共计19000多箱，其中故宫文物有13000多箱。靠着西方租界的庇护，东方的国宝在这里安然地度过了四年的时间。
1936年9月26日，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库房落成。随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此时马衡接替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一职，并负责此后的文物南迁工作。当年存放在上海的文物又陆续地运到了南京。谁料想国宝在这里只停留了半年就不得不再次迁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略中国。
8月13日，日军开始轰炸上海，南京岌岌可危。
这时南京政府命令故宫博物院立即将存放南京的文物向大后方转移。
南路文物80多箱由水路转陆路运往长沙；中路文物9000多箱经水路运往当时的陪都重庆；北路文物7000多箱沿来时的路线经郑州运往宝鸡。
南路文物最先起运，等到中路和北路文物起运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开始轰炸南京。当中路文物还剩下最后一批时，码头已经没有了中国船只。情急之下，押运官牛德明与一艘英国船紧急交涉，直到最后关头，对方才答应将这批文物运往汉口。
故宫职员牛德明之子牛晨：“那肯定就是逃难啊，那你不跑怎么办呢，不跑就给你炸了，给你毁了。就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扔给日本人了。是吧，当时就是，大家的思想就是这个。就不能扔给日本人就得赶紧运走。就是这样，这没办法呀，国家弱你怎么办呢？”
中路文物于一年后到达重庆，在重庆大轰炸时，被紧急疏散到乐山的安谷乡，幸免于难。
北路文物迎着日军进攻的方向前进，它似乎比中路来得更为惊险。运送文物的火车刚到郑州就遭遇了敌机的轰炸。
押运负责人梁廷炜之子、原故宫职工梁匡忠：“我跟你说啊，这押车啊，不是好事儿，你想这文物炸了，你押车的人负责的！说良心话，那他也没法负责，他能捂着那炸弹不让它下来？不行。结果人也没受伤，是文物业没受损失。这是便宜！一直他，跟到宝鸡。”
在所有文物起运仅仅10天之后，日军就占领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南路文物到达长沙后，暂时存放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里。当时准备在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山上开洞贮藏文物，但是还没有开工，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刚刚停留不足一年的这批文物只好再次转运。一个星期后，原来存放国宝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而爱晚亭也被炸毁，南路文物逃过一劫后，一路流离，终于在贵州的安顺落下脚来，存放在一个叫华严洞的溶洞里，在这里一放就是六年。后来才又被运到了当时四川的巴县。
北路文物的命运更为坎坷，到达宝鸡后待了不足三个月，宝鸡也遭敌机轰炸，文物开始继续西迁。
押运负责人梁廷炜之子、原故宫职工梁匡忠：“可不是真逃难！那真是逃难，实际上就是。可是你前头跑，后头日本飞机追着，我跟你说这也怪，我们只要一前脚走，后脚那儿就炸。那时候那消息怎么那么灵通啊？他不灵通咱们灵通。他怎么不灵通，你炸我我东西都走了，你炸什么炸。”
北路文物逃脱了敌机的轰炸，开始翻阅秦岭。那志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车开出时，已经落雪，不久，路被雪盖满了，车子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大家都是不寒而栗。”
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往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路文物经汉中、成都最后运到了四川的峨嵋。
在峨嵋，故宫博物院成立了驻峨嵋办事处，当年存放古物的大佛寺现已不复存在，而门口的这棵大榕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见证着当年发生过的故事。
押运负责人梁廷炜之子、原故宫职工梁匡忠：“说良心话，对故宫的东西都最珍惜，都没有说私心顾自己，把这丢下。你甭管有警报也好，是有什么事儿啊，他不会先回家，先回库房。”
至此，当年从故宫运出的13000多箱文物，除很少一部分留在南京外，其余都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
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五年多时间带着这批国宝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其间，没有一件文物丢失或损坏。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
就在文物艰难西迁的时候，日本人进入了故宫。有资料说日本人掠去了不能断定年代的铜缸66座、铜炮4尊、铜灯亭91座运往天津去冶炼，以制造杀人的武器。抗战胜利后大部分被追回。
溥仪在抗战的几年中，一直住在长春的伪皇宫里。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人的傀儡溥仪感到大势已去，仓皇中他从小白楼只带走了120多件书画和一些珠宝准备逃亡日本，三天后，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这批文物后来被交给了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辽宁博物馆的前身。目前，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溥仪带走的文物数量仅次于故宫。其中唐人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和欧阳洵的《梦奠帖》都是稀世珍品，成为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溥仪离开伪皇宫后不久，他留在小白楼没来得及带走的大量文物被看守的卫兵哄抢，无数的字画在抢劫中被损坏，其余的随四散的士兵流入民间。
北宋画家李公麟，其传世作品仅有三件，分别是《五马图》《临韦偃牧放图》和《三马图》。其中之一的《三马图》在这次哄抢中被撕成碎片。
北京琉璃厂在乾隆年间已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市。抗战胜利后，琉璃厂出现了一段异常繁荣的时期，原因就是当年在小白楼被哄抢的大批书画开始在这里出现，古玩商们把它们称为“东北货”。
这是南宋大画家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在琉璃厂被一位收藏家买走后捐给了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据考证，美国至少有六家博物馆藏有“东北货”，其中尤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多，计有430多件。
就在被溥仪带走的文物历经颠沛流离的时候，当年西迁大后方的三路故宫文物陆续被运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22日，到1949年2月，共有2972箱文物被运到台湾，虽然这只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却都是筛选过的精品。
当年从故宫运出的文物从此分藏海峡两岸，而当年护送过这些国宝的人有的离开故宫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押运负责人梁廷炜之子、原故宫职工梁匡忠：“他有时候就想，侥幸地就想，咳，几年的工夫就过去了，他心想几年就没事了，谁想到几年、几十年了。他在那儿这么多年没回来你说他怎么想？他心里想不想，他跟谁说呢？谁也没说。”
解放初期的故宫，百废待兴。在国家的支持下，还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陆续地被运回到故宫。
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虽然蒋介石带走了一部分，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有能力、有魄力，也会使故宫重新恢复她的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品的宝库的这个决心。”
1952年国家出台政策，以琉璃厂为中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当年从故宫流失出去的文物。并从全国各博物院馆向故宫博物院调拨，以充实故宫的收藏。很快一大批当年流散出去的文物，如《清明上河图》等再次回到了故宫。而这些文物很多来自于个人的无偿捐赠。
在现在的景仁宫里，每一面墙上都记录着历年来为故宫捐献文物的人士的姓名。
这就是景仁榜。
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名字赫然其中，他收藏的东晋陆机的《平复帖》是公认最早的卷轴书法作品，被称为“墨皇”。当年为了不让它落入日本人手里，张伯驹就把它缝在贴身的衣服里整天穿着。解放后他将这件作品连同其余的七件珍品陆续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建国初期的1951年，共和国的经济还十分的落后。但是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国家用48万元外汇从香港购回《伯远帖》、《中秋帖》，也就是存放在故宫三希堂中的“两希”。此后，故宫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征集就一直不曾间断。
1995年，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购回北宋张先的《十咏图》，2003年，又用2200万元购回了隋人书《出师颂》，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画作品。
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过去我们这些东西都流失到海外去了，现在是海外的中国的东西倒回来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我们应该为这个状况感到高兴。这是我们国家实力强大的一个表示，一个反映。”
据不完全统计，50多年来，故宫新入藏的文物有24万件之多。故宫以其150万件的藏品，成为中华精神财富和人类艺术结晶的宝库。
一座宫殿以及宫殿中的奇珍异宝承载着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几百年的风云变换，如今，故宫文物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或辛酸，或离奇，或曲折的故事。他们命运的轨迹也标示着一个国家，几个朝代国运兴衰的历史足迹。
字幕：
目前，
台北故宫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
辽宁省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
……
不同数量地藏有清宫旧藏文物。
目前，在世界上，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德国、加拿大、意大利、荷兰、新加坡、土耳其、瑞士、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的博物馆还藏有清宫旧藏文物，但具体数字是多少，已无从考证。
· 第十二集 永远的故宫
· 祖国的土地，天是蓝的，水是甜的，空气是清新的，可尽情地呼吸。每一个行人脸上都透着那么纯洁，我体验到了精神的幸福。
这是一位文化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描述他的内心感受。幸福来自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新的气象中，故宫开启了新的一页。新的一页的开启，发生在1949年的年初。
当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兵临城下的解放军，发出这样的电报，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它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古迹。
“我们当初是从这个门进来的，通知以后我们从这个门排队进来的。”
来到故宫，负责接管工作的是军管会的代表尹达、王冶秋。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了，我的位置就站在这儿”
当时，故宫的300多名工作人员，聚集在了这个大殿里，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
“站三面，西面、东面都有。他们西面冲这边儿，我们冲西。当时王冶秋、尹达他们也是从后门进来的。从后面上了这台子。上这台子后宣布：‘造反了！我们造反了！故宫的人从此革命了！我们是革命了！革命人了。’”
这是建国之初，老百姓在天安门广场上欢庆节日的一个场景，那个时期，人们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就是百废待兴。
这是1949年年初时故宫的景象。
那个时候，不仅一些院落房屋倒塌、荒草没人，还有很多地方堆满了垃圾。据说当时的一些老百姓，把故宫称为一堆破庙。建国之初，中央政府的财政极端的紧张，但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新生的共和国依然播出专款，来修缮故宫。这些照片记录下建国初期修缮故宫时的情景。在那些破损和老旧的房子被修复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库藏也逐渐充实起来。
这个时候，被溥仪留在天津的一部分故宫旧藏回来了。被国民党政府从故宫搬迁至南京的文物中，有2000多箱也回来了。1954年的春天，故宫的城墙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54年5月20号的下午，这是他在四天之内第三次来到故宫，三次都是登临故宫的城墙眺望紫禁城。从各种史料中我们没有查到毛泽东来故宫的详细记载，这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爱不释手。而两年之后，毛泽东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
在这之前，毛泽东把稀世的王夫之手迹《双鹤瑞舞赋》、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也分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从建国开始，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短短几年时间内，不少流散民间，流失海外，以及存放在东北，天津等地的一百多件国宝级书画陆续回到了故宫。1953年10月，当故宫绘画馆揭幕时，轰动中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随着国家对故宫的投入逐年增加，修缮工程越来越多，但是发生在宫墙里的变化，并不为多数市民所知。
1956年的春天，路过景山大街的人们突然发现，故宫的西北角楼被一个巨大的工棚罩了起来，一时间，北京市民中纷纷流传，角楼拆下来装不上了，被故宫的人修坏了。
故宫的角楼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经典，它的结构非常的精巧、复杂，号称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修建角楼在历史上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
早在明朝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传说：角楼的结构非常复杂，工匠们很久都修不好。这一天，来了一个卖蝈蝈的老头儿，工匠们发现他的蝈蝈笼子和角楼的构造很相似。按照这个蝈蝈笼子的结构，工匠们终于建起了角楼。后来人们说，这个老头就是鲁班。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实际上角楼独特的建筑工艺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由工匠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堪称绝技。
春夏交替，秋去冬来，故宫和新中国一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经过几年的抢救性修缮和维护，一个面貌一新的故宫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张极富历史意味的照片，拍摄于1961年，照片中的两个人一个叫溥仪，一个叫鹿钟麟，37年前，就是这位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将逊位皇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如今他们在新中国的政协礼堂相遇在一起。不久之后，溥仪回到了他阔别近四十年的故宫，感慨颇多，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幅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焕然一新。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故宫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同样是富有历史意味的一刻，
这是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近百年来，紫禁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这也是紫禁城自清代康乾盛世以来，走向新的盛世辉煌的一种象征。
百年大修，故宫人任重道远。
“整个要修一遍，而且这一次和它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它这个宫殿的使用功能。我这个宫殿修好以后干什么用，我是做库房，我是做展览室，我还是做原状陈列的地方。所以这次，在整个工程的定性上我们叫做完整保护，整体维修。”
这次大修将历经19年时间，总投资近20亿元人民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面貌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到2020年，紫禁城600年华诞的时候大修工程全部结束。到那个时候，世人将重新领略历史上康乾盛世之时的紫禁城的面貌。
从2004年六月开始，故宫中轴线上东西两庑的修缮工程陆续开工，我们的摄制组一直跟踪记录着大修的过程。三个月之后，当工程进展到中轴线最北端的宫殿钦安殿时，我们纪录到一次重大的发现。
“您那儿来了几个师傅？等会儿啊，等会儿别动！别动！这儿有有藏文。都别动，别动！我去打电话去。”
紧接着他们有了更多的发现。
“一、二起，还有呢！这么多！高举，走、往那边儿走，给放下去……”
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陆续发现了3000多卷佛教经典，全部由藏文撰写。
这些经卷就是在这三个地方发现的。
这样重大的发现在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还是第一次。
这些藏文经卷的发现，也引发着故宫很多专家的兴趣和猜测。
钦安殿是故宫最重要的道教宫殿，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传说是故宫的保护神。在这样一个供奉道教神灵的宫殿里，为什么会藏有藏传佛教的经卷呢？据专家说早在元朝的时候，藏传佛教就开始进入宫廷，明清两代更为盛行。这些经卷有可能是清朝时加放进去的。皇帝以此来祈求自己拥有更多的智慧、力量，祈求他的王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也体现了，在明清两代，儒家文化和佛教及道教的相互融合。
一年之后，钦安殿大修即将完工，除了留有少数作研究之用，绝大部分经卷又被放置回宝顶，而尊重历史，恢复原貌正是这次故宫大修中所遵循的原则。
2005年9月，钦安殿修缮工作全部结束。
2004年7月的一个深夜，故宫大修的运木工作正在进行。由于北京市的交通管制，每次运木的车辆都要在夜里1点钟左右进入故宫。
明朝初年，修建紫禁城的时候，所用木材都是最好的楠木和杉木，而现在像当年那样的巨大楠木已经难见踪迹，这次故宫大修用的都是大兴安岭的松木，它们也是百里挑一的深山红松。这次故宫大修使用木料数量巨大，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至少已使用2700立方米的木材。这次故宫大修，为了保持紫禁城建筑的原貌，大量使用了传统材料和工艺。这位年轻的工人正
在涂抹的是“地仗”。附着在木材表面的地仗，将起到保护和防腐的作用。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工人们正在故宫的工地上调配地仗。他们把发酵的猪血、白面、桐油、砖灰，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几样东西活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工艺，通过工匠艺人们一代代的口口相传而流传至今。调配地仗的各种材料的构成比例，是被严格保密的。
至少从清朝开始，这种工艺就在修缮紫禁城的工程中使用。地仗灰的外面还有苎麻，它可以使“地仗”不开裂。像大门这样面积较大的地方，最多要铺六层地仗、两层苎麻，行话叫“两麻六灰”。民间传统工艺的使用，将使大修之后的故宫依然传承着数百年来，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太和殿，人们俗称金銮殿，它的确是紫禁城中用金子装饰最多的宫殿。
铺设太和殿地面的砖叫做金砖，但它却与金子无关。从明朝初建时起，这种由特殊工艺制成的金砖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在故宫的重要宫殿中都铺设有这样的砖。现在我们看到的太和殿金砖，是清朝康熙年间铺设的。至今，它们依然光亮如新。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砖出产在苏州郊外。几百年来，它的工艺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2004年5月，我们来到苏州城外的小镇陆墓，对这种金砖的烧制进行了工艺再现。
当年古代的工匠们制作金砖，需要选土、炼泥、澄浆、制坯、阴干、入窑六道工序，选好的泥土要露天放置整整一年，去掉所谓的“土性”，制好的砖坯也要阴干七个月以上，入窑后要用十万斤稻壳烧炼2个月。就这样，从泥土到金砖，要长达两年的时间。
烧制好的这种砖，为什么被叫做金砖呢？一种说法时它烧成后，质地极为坚硬，敲击时会发出金属的声音。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明朝的时候，一块金砖价值一两黄金，所以被叫做金砖。
这是2005年9月故宫的协和门外，工人们正在铺设的砖就来自苏州的御窑厂，这次大修没有更换重要大殿室内的砖，那些金砖历经数百年，还依然保存完好。
在这次大修中，还有一道极为独特的工序就是贴金箔。
贴金箔非常具有观赏性，工人们先涂上一层特制的金胶，然后把金箔粘贴在金胶之上。有经验的工人贴的又好又快、用金又省，非十年之功不能达到如此技艺。经过一朵棉花的擦拭，一条金龙就这样现身了。在这次大修中，故宫使用的金箔来自于有几百年生产历史的南京金箔厂。从这种厚厚的金块变成金箔，需要捶打2万次以上。
打好的金箔薄如蝉翼、柔似绸缎、轻若鸿毛。只有0.15微米厚，相当于头发直径的五百分之一。
故宫专门为这次大修订制了一千万张金箔，它们将使修缮好的故宫更加金碧辉煌。
当故宫大修进入2005年3月初的时候，又有了一次令人惊喜的发现。
这一天，正在昭德门上拆卸屋顶的工人，在屋脊正中的琉璃瓦下，发现了一个金属盒子，这就是传闻中的宝匣。
它的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经过故宫专家仔细得取证，发现在这个宝匣里有24枚铸有“天下太平”字样的金币，还有五种彩色丝线，五种中药材，五种香料，五种金属的元宝和五色宝石。据专家介绍，安放宝匣是为了祈求平安、长久，每样放置五种，又与阴阳五行有关。
而后这些宝物被故宫文物管理处妥善保存起来。
这是故宫以往大修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场景，来自国外的专家使用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直接参与紫禁城的各项修缮工程。“刚才测量的是建筑的后半部分，现在我们要测前面了要重新定位。”百年光阴，两个时代。当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科技同时在大修中使用的时候，紫禁城已经完成了从皇家禁地到博物院再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跨越。
2005年5月的一个清晨，故宫还没有开放，太和殿广场上出现了一些外国人，他们不是普通的游客，而是来自意大利文化遗产部的文物修复专家。
在太和殿内，意大利专家开始向墙壁里注射树脂，这个方法可以防止墙皮脱落，让太和殿的墙壁更长久地保持完好，他们曾经在修复最珍贵的达芬奇壁画时使用过这种技术。
除了意大利的专家，还有来自美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的古建、文物修复、数字化技术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参与这次大修。
“故宫的保护不是故宫人的，也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它是世界人民的。海内外，特别是国这些组织和机构对故宫文物保护上的支持，我们感觉到这是他，不仅是对故宫的古建尊重；他是对中华民族的尊重；他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都是给予积极的回应和表示欢迎的。”
这是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这座宫殿的内部从来没有向游人开放过。在这次百年大修中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被确定为一个重要的试点工程，这个试点工程从2002年起就开始了。今天，来到这里的还有来自美国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的文物专家T.K，他参与过很多亚洲国家的古老绘画的修复工作。倦勤斋，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做太上皇以后娱乐休闲而修建的。它是紫禁城里最豪华的宫殿之一，它的内部装饰，堪称绝世之作，代表了乾隆时期工艺的最高水平。但现在年久失修，一些地方已经破损，很多地方需要尽快修复。这幅贴在倦勤斋屋顶的叫做通景画，它运用了西洋透视技法，据说是宫廷画师朗士宁的学生王幼学画的。通景画的修复是倦勤斋室内修复工程最重要的一项，整个工程由故宫博物院和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完成，此时专家们正在揭取通景画，准备到裱画室修复。
在故宫的裱画室内，一位专家正在和面，这是用来修复通景画的新发明，和好的面团是用来除尘的，既可以粘住画面表层的尘土，又不损伤颜料。倦勤斋内的通景画，据今天已经有两百多年了，这幅画虽然是贴在屋顶上，但是它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对他的修复，与国宝级书画的待遇一样，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修复过程需要大大小小近百道工序。
这层贴裱在画面背后的是乾隆高丽纸，与他材质相同的纸，今天已经很难找到。美国专家提议用韩国生产的传统纸张，但是在两百年历史的乾隆通景画背后托裱上外国生产的纸，故宫的专家们难以接受，他们坚持使用中国自己的纸张。
一年多后，他们终于在安徽潜山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这种完全手工生产的传统纸张。经过七名专家历时一年多的努力，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全部完成。但修复好后，它暂时还不会被贴裱到倦勤斋的屋顶上。
这幅通景画将在倦勤斋其他修复工作完成时，作为最后一道工序，重新回到倦勤斋。就在专家们修复通景画的时候，倦勤斋室内的修缮工作还在进行。
2005年5月，当工人们对倦勤斋室内进行清理的时候，在宝座床的木板下，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是一个象牙雕刻的花蕾。
这是从饰物上散落下来的彩色玻璃珠。
这个玉石的瓶盖为什么会端端正正地出现在这里，故宫的专家也无法解释。
历经几百年岁月，古老的紫禁城依然不断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新的惊奇，在这座沧桑而神秘的宫殿中，不知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就在故宫的建筑进行大修的同时，它的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有40多年历史的珍宝馆和钟表馆重新布置后再次开放，同样的文物，带给人们的是全新的感受。
与此同时，更多的馆藏文物，以不同的形式陆续与观众见面。
故宫现有馆藏文物150万件，由于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多年来，许多文物只能沉睡库房。从2004年起，一项为时七年的文物清理计划全面启动，包括收藏文物、宫廷生活用品以及各类资料在内的所有文物将通过最现代的信息化管理技术完成全面清点，并纳入正规管理得到妥善收藏。
这些凝结着千百年文化艺术结晶的珍品，将和这座宫殿一起，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留传后世。
“故宫博物院作为社会和公众的博物院，应该是越来越年轻的。因为，我们应该把一个古老的紫禁城、古老的故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用多种多样的渠道把它提供给社会，让社会和公众走进紫禁城。”
“从午门进来，沿着参观路线在观众的人群里，一面走一面听着观众的议论。特别是我们有了新的改进的展览，我们有的新的服务措施得到观众的由衷赞叹的时候,我会非常高兴。”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碰上了最好的机遇。我们也有决心把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好，也有决心把故宫博物院建成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2005年10月，故宫博物院度过了它的八十岁生日。
（中文）“这就是太和殿，这个广场就叫做太和殿广场。”“以前皇帝跟大臣们举行重大仪式就是在这里，太和是取自《周易》……”
（日文）“这就是太和殿，这是故宫建筑群中最高的一个建筑。”
（韩文）“请看这里就是太和殿，早晨皇帝在这里上早朝。国家有大型活动也在太和殿举行。在这两侧文武百官排成两队，向皇上高呼：‘万岁！万岁！’”
（法文）“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太和门。我们所在的是故宫最大的广场。那为什么我们叫它太和门呢……”
（意大利文）“走吧！游客们我们现在去故宫！去参观太和殿也叫金銮殿”
紫禁城，初建于明朝，鼎盛于清代，五百年间它曾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帝王将相的舞台。故宫博物院，得名于1925年，八十年来，它历经风雨，走向复兴，最终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艺术宝库。今天，紫禁城既古老又新鲜，它正承载着历史，创造着未来！
中国“房改”反思录
2007-08-27 11: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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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改”反思录
基本民生演绎成“奢侈品”和“新三座大山”
高房价，已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和谐的最大破坏者
在中国现今的“房改”推动下，“高价”、“暴利”、“垄断”和“腐败”，已成了房地产和开发商的代名词。“中国特色”的房地产业，已无可争议的成为城市中社会中压迫民生、窒息经济、引发社会矛盾和阶层冲突、制造社会动荡的最大“不和谐因素”。实际上，这样的“经济基础”，已经对国家的“上层建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的阻碍经济发展、异化社会文明制度的“政治功能”也越发显现。
一、高房价，使中国城镇居民背负了最沉重的生活负担
作为普通人一生最大的消费和投入，公民在买房和居住上的支出和负担，和他们收入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不管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按照国际惯例，一般是用一个国家居民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和他们住房价格之间的比差，来表示这样的比例关系。通常这种房价收入比为3—6，即用一个家庭3—6年的全部收入，即可买到一套房。如果房价收入比超过7，就会被世界上公认为“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此外，居民所买的住房，因为各国生活水平的不同而标准不同。如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般家庭的住房为200多平方米的独立屋；在日本等人多地少的国家，虽然平均每户的面积也在80-100平方米，但他们计量单位是“使用面积”，比我们的“建筑面积”要多30%左右，很多房屋还带有新型家用电器。而且国外的这些房屋基本上都是精装修房，有的带着皮包就可以入住。
而在我国的众多的大中城市，居民们要想买上一套初步小康标准（人均30、户均90平方米）的住房，通常要花上十几年以上的家庭全部收入，有的需要花上20多年甚至更多的家庭全部收入。可以说，在开发商操控的房地产市场的高房价暴利的压榨下，中国市民不是成了给开发商“终身打工”的“房奴”，就是成为买不起房“无房户”或“半无房户”。
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生活水平及家庭收入在平均线以下的普通百姓，占到了城市总人口的六成以上。对他们来说，很多人一辈子的收入，还买不起一套基本的小康住房。所以很多市民都发出令人值得深思的感叹：辛辛苦苦忙一年，市区买不起厕所间。这也难怪“房奴”成为当今社会的“最流行词”。试问，世界上究竟有哪些国家，要她的子民必须用要毕生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巨大的生存成本，才能换得一个基本的、初步小康的居住条件？这样违背社会公理和国际惯例的“高房价现象”，早已成为“不公正、不公平、非科学”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中最突出的一环。
“房改”下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如此的畸形、开发商横征暴敛下的房价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有的被开发商所“豢养”的所谓“经济学家”，甚至“习以为常”的把住房消费当作仅仅是“富有家庭”特有的“消费对象”，是“奢侈品”而不是基本的民生必须。似乎不是“富有家庭”的普通百姓，就不应该有什么居住权利，也不需要有住房生存，天生就应该露宿街头。
当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之一的居住权，被开发商特殊利益集团剥夺和压榨到如此地步的时候，当公民与生具有的居住福利，被所谓的“房改”导向成“新三座大山”，房地产作为中国城市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和社会稳定的最大破坏者，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二、“高房价现象”
践踏了国家宪法和人权公约，更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就是说，城市的国有土地本来就为全民所有，至少该市的市民具有合法、合理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每个公民体现基本居住权利的“生存之地”。从这点来说，“居者有其屋”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其实，保障公民的基本居住权利，不仅非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而且也是全世界共有的法则。《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就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中的第一条就规定：“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
从理论上来说，土地属于全民国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保障公民的基本居住权利上，应该比土地私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做的更好，至少在市民的住房负担上要比私有制国家低得多。但正是由于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上的滞后，尤其是在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上“欠缺”的积累，导致的荒唐的结果，就是中国市民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全民所有的国有土地“租地买房”所承担的负担，竟然比在私有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买地买房”还要高得多。这不仅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优劣，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而且已经异化成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大的践踏。
三、房地产，制造社会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最大的“土壤”
有人会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是国民共有，但为什么“房价收入比”比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下买房还要高？老百姓在买房的“超额支出部分”，究竟被谁违法占有，究竟流到谁的荷包？
实际上，这个问题“地球人都知道”。
在当今的中国，有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这就是房地产已成为中国富豪们最大的“暴富制造器”，这点从“中国首富”排行榜的“迷雾一般的闪变”中就可见一斑。不久前就有消息说：身价160亿元世茂集团许荣茂在地产首富的位置上还没有坐够半年，到 4月底就被广东碧桂园的“杨家二丫头”以600亿元大幅超越，并一举成为中国的首富。但杨家“二丫头”刚登顶的“中国首富”位置还没坐稳，又传出重庆的吴氏女地王身价700亿的秘密。这几年来，在每年各种“首富排行榜”排出的中国十大首富中，一半以上的都是和房地产有关。
有个材料具体很能说明这些地产商的暴富程度。在“2006胡润百富榜”上，登上前十名“中国首富”中有6人全是靠房地产而一举暴富。这六人的“身价”财富，都在100亿以上，最高的达到了160亿。虽然开发商在中国成百上千万的“资本家”中只占了极少的一部分，但他们在2006年“百富榜”中所占的比例，却远远高居第一，占到了“百富榜”富豪的四分之一以上（高达25.5%）。所以把房地产称之为中国的“暴富制造器”，没有半点的夸张和“冤枉”。据报道，上了房地产富豪榜的50位房地产富豪，一共拥有的财富总值高达2010亿元；平均每个房地产商的财富为40.2亿元。而能够登上房地产富豪子榜的，房地产商的个人财富起码要达到15亿元，行业的门槛之高，远远“盖过”了其他所有的子榜。当然，他们要和广东和重庆的新的地产首富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资料推算，这样的“小巫”（指开发商个人及大股东）在全国大约有20万个左右（全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5万多个）。他们一年从买房人手中攫取的超额利润，就高达4000多亿，几年下来的违法暴利所得就高达上万亿元以上（详见笔者的“中国房地产十大批判”），相当于全国每个开发商个人或股东三四年“开发”下来，平均每人获取暴利500万元以上。正是在开发商模式的垄断下，一个城市几百万上千万的市民，要为几百上千个开发商的“房地产暴利”多“打工卖命”十年甚至几十年；在一些大城市，每户每家只要你购买商品住房，就都要为开发商的暴利交纳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暴利费”。全国几亿的城市人口，实际上是在为几万、几十万的开发商的暴富，“供奉”出自己的大半生的辛苦所得。
与开发商利益集团的快速暴富成鲜明对比的是，数以千万刚刚小康的家庭为了一套体面的住房，成了房地产商的“长工”和“房奴”。平均每户就开发商的暴利多掏出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血汗钱，使他们很多人一生中的最大付出，不是奉献给自己的父母孩子，也不是贡献给国家人民，而是被盘剥给了开发商利益集团。众多的“白领”和“中产”，买房买成了“负翁”。
政府经济社会学有一条帕累托原则，就是政策的变化在导致一部分人处境变好的同时，不能使另外一部分人的处境变坏。而中国的“房改”政策，在让20多万的开发商在靠“巧取豪夺”社会大众利益基础上先富和暴富起来的同时，却使数以亿计的中国市民变得更加赤贫，从而大大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演绎的是一幅活脱脱的“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是一个地地道道为少数人服务、和社会制度导向背离、制造和激化贫富不均的“官商富市场”。
四、高价房，民意民情中和谐社会制造不安的最大破坏者
说房地产和高房价是当今中国城市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并不是那个人的“危言耸听”，而是民意民情的集中体现。
2006年10月，在全国的各大媒体都公布的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No.1》显示，在中国城市居民中，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房价和就业。其中不同规模城市的具体排列为：“大中城市居民最不满意的是房价、治安、就业问题，而中小城市居民则不满意房价、就业和文化休闲”。也就是说，不管是大中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房价都已成为居民“最头疼”的第一大难题。
据介绍，这项关于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的公众调查，是由新华网和中国政务信息网联合通过网络进行的，全国各地有287个城市773325人次积极参与。北京的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联合了数十家研究机构和上百位专家，历时两年调查和研究才完成了这份《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报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其实，高房价及住房问题“高居”城市社会不和谐之首，已有时日。
在2006年全国和各地的“两会”前，一些全国性的调查机构结合当时社会的热点，曾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民意热点调查”。据新华社在2006年2月下旬报道，“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从2005年１２月开始对全国１６个城市２０００位公众的调查显示，老百姓最关注的是住房与物业问题，关注度高达７５．３％”。该报道还特别指出，“房价的不断上涨使最基本的需求‘住’成为人们生活的巨大压力。”另外，在全国各地的两会前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地方、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住房问题同样高居百姓关注的热点 “榜首”，是民众“最关注的焦点问题”。尽管在当时一些“正统的”官方文件和调查中，住房问题的严峻性还被某些“官方背景”的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刻意的回避。
但住房问题并不是因为某些人想“躲”就可以躲掉的。相反随着“有关部门”及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寡头合力操控下的房价不断的高速攀升，住房引发的社会动荡和“不和谐”因素也随之不断加剧。据报道，在2006年下半年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热点关注指数调查”中，住房问题连续数月位都位居“北京市民热点领域关注榜的榜首”。而平时被某些官方“调查”排在民生问题前三的就业教育和医疗问题，则分别只排列其中第十位和第三位。住房问题的严峻性和突出性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公众的“感觉”如此，就连以各级党政官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新华社“半月谈”，在其所进行的“八省市百姓关注的和谐社会十大热点” 问卷调查中，收到5000份有效答卷中就有4251份把买房贵（与看病贵上学贵一起）列为老百姓关注的社会十大热点的前两名（另一大热点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当前社会最突出的“不和谐之音”之一。综上所述，各种各样的民调都毫不疑问的证明，高房价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高房价对社会稳定产生破坏的另外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它使社会中众多的“中等收入者”，由于买房而成了地地道道的“负翁”。近几年来，中国高层多次强调要扩大社会中间阶层及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是因为，中产阶层历来是一个社会发展和安宁的“稳定之基”。扩大这个“稳定之基”，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发展，有利于早日实现全面小康。但高房价打击的恰恰是这部分的社会“稳定力量”。所以不管是从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的角度，还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及长治久安，高房价都应该成为首先要“清理”的目标。
五、高房价，已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
实际上，高价房不仅在中产阶层中制造“负翁”，而且还使亿万收入在社会平均线以下的普通大众，对拥有基本的小康住房或改善现有住房的希望，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众所周知，中国城市中占了总人口七八成买不起房的普通市民，已经被开发商垄断暴利的高房价赶出了中国的房市。现在房地产市场虽然每年只提供了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小康所要求的供房总量的三成都不到，但依然在这“可怜”的供应量中出现了大量的“空置房”。高房价已经成为普通百姓正常住房消费的最大障碍。
在中国几十年小康社会建设中，人们也许还记得有一条重要的“至理名言”，这就是“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但“九年房改”下来，现在全国城镇的人均住房面积，不仅没有离住房小康的目标越来越近，反而拉大的两者之间的距离。九年前，中国城镇的人均住房面积还是18.7平方米，到了去年底，反而降到了17.44平方米。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果还是按照现在的开发商模式继续发展下去，不仅到2010年城镇居民初步的住房小康目标（人均30平方米）“踏空”毫无悬念，而且就是到2020年能否实现人均35平方米的全面小康的住房目标，也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可以说，在现有的“房改”政策导向下，中国城镇居民要实现住房的全面小康，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而如果城镇居民在住房上实现不了小康，那么至少在中国的一半人口中，能否按照既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实现全面小康，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问题。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主要的难点在农村和西部。但现在看来，如果国家的“房改”政策和导向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的话，至少还要加上一项：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如果说前两者还是由于自然和历史方面的“天灾”所至的话，那么后者则完全是由于错误的政策导向和市场无法无天的“人祸”所造成。现在的问题是，有谁来化解中国房地产市场“人祸”给亿万中国市民所造成的劫难呢！
应该说明的是，中国房改的设计，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方向错误”的。“房改”发生“方向性的转变”，是在2003年由建设部起草、开发商“参与制定”的18号文（“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后。正是这个“房改”新政，取消了普通百姓的购买经济适用房权利，使开发商成为垄断房地产市场的主宰；也正是由于实施了这个“新政”，使中国的房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暴涨，尽管政府年年“调控”，房价还是越调越高，到最后开发商成以“实践证明”，只有他们，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正主宰着；也正是由于这个“新政”，房地产才成为中国城市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成为公认的民生“新三座大山”。
在“满足人民新期待”的今天，中国已到了推翻这些“新三座大山”的历史时刻！
早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改革开始的时候，当初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曾经的说过：“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面对中国今天的住房问题和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没有任何人敢说，现在的房改，就是当初“设计者”们所“期待”的结果；也没任何人敢说，现在中国的“房改”是成功的。但是，也似乎很少听见有人说，当今中国的“房改方向”，已经走到了“死胡同”，被开发商利益集团所操控的“中国房改”，已经完全失败。
现在，已到了必须有人说真话、必须有人敢捅破“房改失败”这张纸的时候了。毕竟中国的政治，已经走入“以民为本”的新世纪。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说，执政者已经真正的“勇敢担负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沈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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