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短小品剧本: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过什么触怒了毛泽东-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过什么触怒了毛泽东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12日 14:01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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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而且还在不断积累，同时在估量国内形势，在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见分歧，而这个分歧的产生则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认为，刘少奇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没有实现原来的预想，相反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国经济一片萧条，尤其令人难于承受的是饿死了很多人！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总结？如何向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领导，尤其是毛刘二人面对的一件大事了。
“大跃进”的首倡者是毛泽东，是他在反“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早些时候，周恩来、陈云因为提出“反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刘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但也难辞其“咎”，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反冒进”的决策。
比如，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比较注重讲“人祸”。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泽东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人祸”，刘少奇这样讲毛泽东怎么会不高兴呢？问题是，毛泽东自1961年4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人祸”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人祸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毛泽东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刘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可见刘少奇的这一估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 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文史博览》杂志2008年第4期，作者：张素华 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原题：《七千人大会之后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但也留下了毛刘之间的分歧,这也是七千人大会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一个在根据地、一个在白区摸爬滚打若干年，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各自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两人彼此欣赏，珠连璧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如何搞，无论对毛对刘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苏联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他们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立自己的建设道路。显然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既没有经验可谈，又不可能照搬他国的经验，在艰难的实践与探索中，自然，毛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产生磨擦也就在所难免，并且是常常发生。
最早是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接着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上述不同意见的产生，因为是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并不牵扯个人的责任，又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说起来也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谈不上什么恩恩怨怨的，因此并没有根本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1956年，中共八大时毛泽东把刘少奇等推到领导工作第一线；1959年，毛泽东又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这时，高岗利用全国财经会议发难，借批安子文、薄一波，企图拱倒刘少奇。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注意。针对高岗等人的阴谋，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人说少奇同志有圈圈，这是错误的说法。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并要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政治报告，主持对高岗等的批评。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赞扬与支持，维护了刘少奇的威信，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八大报告是刘少奇与毛泽东一起，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修改而定稿的。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满意，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称赞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提纲”。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副主席，名列四位副主席之首。“八大”党章有一条这样的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设名誉主席一人。”这个位置显然是为刘少奇当中央主席，毛泽东退居二线而预设的。
八大以后，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明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他在向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通报中国党的情况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问：“谁将接替呢？”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毛泽东搬着指头评价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了条件。”
一年之后，在1958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正式提出他不作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得到全会通过。毛泽东于1959年3月30日即召开第二届全国人代会前夕的一个批语中写道：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当主席，朱德同志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说过：我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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