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吹进“顺天府”
作者：钱文军 2011-4-7 02:25:32 发表于：博客中国
此处“顺天府”加引号，意指非地名，即不是指清朝时“皇城根儿”那个享有特权的“五州十九县”。又谐其义隐喻顺应天意响应权力号召尽一份绵薄之力。
我的印象中秋风先生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佼佼者之一的，颇有敬意。有一段时间了，某次在电视上瞧见可尊敬的秋风先生参与PK，什么内容记不得了，惟记得秋先生在捍卫传统。当时就有些跌眼镜，是否写帖子挖苦几句也记不得了。倒是记得今年一月，读到秋风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孔子回来了》，这个报纸仅限广东发行，我是在《共识网》上读到转载的。
秋风先生为孔子铜像立在天安门广场叫好，因为他认为“一个基本事实是：孔子是儒家的象征，孔子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孔子是中国的象征。”还有：“认真对待孔子就是认真对待自己，鄙弃孔子就是鄙弃自己。”于是忍不住发了个帖子：《秋风落叶说孔子》，跟他唱了回反调。
刚才在《共识网》，又读到秋风先生的大作了。这回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424次学术报告会上宣讲，题目是《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框架》，据说是他新创作五卷本大作的大纲。于是来了兴趣读下去，连与会的诸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也捎带着一起读了。当然会有些感想。
秋风先生开宗明义，指出现在人们“一提到中国历史都会说，这是一个专制的历史，是一片漆黑的历史，人们什么事情也不干，两千年来就是在互相残杀。”“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偏见，这样的偏见是现代人基于他自己的需要编造出来的神话或者说谎言，参与编造谎言的有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这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思想史现象，就是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高度不一致，甚至是冲突的。比如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互相仇恨，但在抹黑中国历史这方面，他们携手并进。直到现在，我和很多自由主义者交往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愿意正视中国历史中那些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制度。”
于是秋风先生奋笔疾书，短短一年就大致搭建了这部《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框架》，且不讳言“我要颠覆现代的一切历史叙述，不是颠覆司马光或司马迁，相反，我是要按照司马迁和司马迁的方式来叙述中国历史。”他分中国史为五块：尧舜至春秋为“封建制”；战国为“王权制”；秦至汉武帝为“秦制”；董仲舒至清末都归入“共治体制”，而这个体制的实质，秋风先生解释说：“如果我们对这样一个共治体制做一个政体或秩序的分析，就发现，它就是一个宪政的结构。”第五块系清末至今的“现代国家”，尚未完成，也就语焉不详。实际上说了四大块。
“秦制”乃至以前不去讨论，这几十年来喋喋不休的“封建社会”早就被学术界驳得体无完肤了，只是权力不认而已。号称“第三代”的权力者本来就是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接班人”，既乖且孝还有既得利益，指望他们改建一下继承得来的房子无异于“扒祖坟”。非得出来些“扒屋顶”的强拆队才有可能指望开个窗口的，玩学术的并无“扒屋顶”之气魄，也只得忍气吞声自娱自乐便罢。
只是秋风先生这回整出一部巨著来，大赞两千年来中国实行的“共治体制”就有些令人纳闷。秋先生言简意赅地诠释道：“这时候有三个主体：天、皇帝、儒生。儒生在天和皇帝之间。简单来说，儒生的地位比皇帝还要高，因为，儒生能理解天意，也能告诉皇帝要做什么。这时候，皇帝只不过是儒生实现他和天的目标的一个工具，这就是一个宪政的结构。”于是我们知道他把“独尊儒术”演绎成中国式的“三权分立”了，原来儒学很先进，远比启蒙运动那些洋人更早十六、七个世纪就整出“宪政的结构”来了。我们这些当后代的理当红光满面扬眉吐气，原来我们祖上本来就“姓赵”！
可惜鄙人愚钝，怎么地也想不通“儒生的地位比皇帝还要高”，甚至连“儒生”算一个政治群体也参悟不透。且不说孔乙己算不算“儒生”、那地位高到云里还是雾里，就说范进中举之前那副落魄相，符合秋风所论么？又且不论元代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儒生”之地位比妓女还低一级的；别的朝代“儒生”们考不得功名充其量不过替人算卦、代写书信混碗饭吃罢了，哪来什么社会地位可言？倒是反比目不识丁者多了一个“文字狱”的危险，稍不留神写几行字便遭“株连十族”之祸！如今被秋风先生抬举到“比皇帝还要高”处，怕是方孝孺、金圣叹们九泉之下也要“感叹亦嘘唏”的。
不错，“儒生”们确实还有一线希望，科举之希望。也就是顾准先生说的：“统治阶级愈善于自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稳固。”即使那样“儒生”仍然处在“被统治阶级”圈子里，社会地位是明摆着的。唯有“中举”，被皇上录用跻身官僚阶级，那个“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美梦才能成真，还得无时不刻提防“伴君如伴虎”之飞来横祸。
别的啥似乎可以不去探究了，学识渊博的秋风先生怎么会“忽而嗨哟”就成为“新儒家”了呢？确实令人很难揣摩。
近几年来，曾经叱咤风云而名扬天下的不少文人纷纷“易帜”，例如著名的甘阳先生，从八十年代被某些人奉为“自由主义开山之作”，到九十年代摇身一变改写“中国新左派代表作”了。恰好《共识网》还有张弘的文章：《从“战士”变成“家奴”的摩罗》，指责“他用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和新生”。一个“中国式新左派”的群体如今很风光，用丁学良先生的话说：“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国政府，右手打本国大公司，两边不讨好，虽然他指的那条路未必现实，但他至少有那个勇气。而中国的所谓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来的新左派啊。”
确实如此。中国那些号称“新左派”的群体，极巧妙地顺应权力用一些最时髦的术语张扬最陈腐的观念，就连威权体制导致的腐败现象，他们也能归咎于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那里去。一种钻营取巧的妙法就在于拼命鼓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不但配合了权力抵制“西方那一套”，自己也能赚足名利。
我不敢说秋风先生已入此流，然而“围观”似地看，这座新打造的“中国历史的新框架”，极符合“顺天府”总平规划之设计要求。既然大清国以上两千年都是“宪政的结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嚷嚷“政治体制改革”呢？一阵秋风吹进“顺天府”，古老的大屋顶下风铃儿被吹得一串儿响：我们说“五个‘不搞’”天然合理，有两千年历史的“宪政的结构”难道还不如别人两三百年的“宪政民主”吗？
只是忽然想起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过的话：“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像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是否“是一片漆黑的历史”当然可以商榷，也无妨争辩。只是“落后挨打”或者“百年屈辱”不知是否也该抹了去，改写成“威镇四海”，否则怎样呼应“中国历史中那些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制度”呢？一切尚在不言中，我们只能耐心等待秋风先生巨著杀青付梓，以满足炎黄赤子们如饥似渴的虚荣心。（2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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