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俊:朱元璋的不朽遗嘱：“不征国”的国策(中)

朱元璋的不朽遗嘱：“不征国”的国策(中)        (2007-03-19 12:21:23)

朱元璋的不朽遗嘱：“不征国”的国策(中)

·李蔚·

从侵略成性的大帝国一跃而为亚洲的和平堡垒

“不征国”国策和以它为基础的整个和平外交路线，是在批判地总结元朝错误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执行，使我国从一个侵略成性的大帝国一变而为亚洲和平的主要堡垒。在当时，对我国政治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历史上，我国虽然对外屡有征战，但以蒙元时期为最恶劣。元代的中国，到处侵略扩张，害得四邻惶惶不安，几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至今国外仍有人提及“黄祸”而惊心，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原本散居在贝加尔湖以南、大戈壁以北的蒙古族，在十二、三世纪之交，由其民族的伟大领袖铁木真——亦即元代被尊为“太祖”的成吉斯皇帝、现习称“成吉斯汗”者⑴所统一。此后，蒙古族即不断南侵、西征，铁蹄所至，亚欧土地大都为其所有。帝国的疆域，西至黑海，南达波斯湾两岸，东临大海⑵。其中，中国、满洲、蒙古，直属元皇帝，置行省治事；高丽、吐蕃、东南亚、西亚诸国是朝贡国；西方欽察等汗国则各自为政，名义上算藩属。⑶

蒙古人的征战，客观上打破了亚欧各国缺少来往、互不了解、彼此孤立的状态，促进了各地、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其历史功绩的一面。但是，在征服亚欧的过程中，他们杀人放火，残暴异常，破坏严重，各地人民言之色变，恐惧异常。

1271年十一月，“大蒙古”改国号为“大元”。国号虽则改了，但是其掠夺本质毫无变化，依然是一个可怕的侵略成性的帝国。国外除了朝鲜业已臣服中国外，东起日本，东南至琉球群岛，南方的爪哇，乃至西南的安南（今越南北方）、占城（今越南南方）、缅国（今缅甸）、八百媳妇（故地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其国酋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等邻国，莫不深受其害。元代长期劳师费财，穷兵渎武，四出讨伐，破坏有关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在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我国历史前所未有的、极不光彩的一页。

1280年冬十月，大元刚刚灭宋，即发大兵，攻击东邻日本。随后，又命右丞相率师十万往征。第二年秋七月，元军航海至平壶岛，遇飓风败舟，十万士卒被日军袭杀几尽。除最受压迫、与元廷势难两立的中国“南人”万余未杀、被日本留作奴隶外，生还者仅三人。

    1282年春二月，元廷接着发兵进征缅国。同年六月，又派兵讨伐占城。     

第二年夏四月，为报平壶血恨，元军受命再次出击日本。同时，由各路拘集水手参战；又造船500余艘。民不胜苦。

同年，冬十一月，元军分道攻缅，缅王投降。于是，在其地建立地方政府——邦牙宣慰司，派兵驻守。

1284年秋七月，再次讨伐占城。元军借道安南，且征其粮饷以给军，为其拒绝，即进击其国。1285年夏五月，安南兵败降元。盛夏淋潦，元兵疾病，死伤者多，未达占城，即行引还。安兵趁机追袭，元军大败。  

     1287年春正月，元军又兵分三路，水陆并进，进击安南。凡十七战，皆捷。安南王弃城入海。元军追击，海战不胜，谋还。安南集散兵三十万，截其归路。元军损伤严重，大败而还。

   1292年二月，元命将率兵三万讨伐爪哇，大败，死者三千余人。1293年八月，复整兵聚粮，议伐安南。

连年侵略扩张，国力日衰。1295年，铁木耳继位，有人

劝他再次用兵日本，他感力不从心，无奈地叹息道：“今非其时”。  但到底自感继位后“未有武功”，1300年冬十二月，决然发兵二万，往征八百媳妇。沿途少数民族不堪其害，纷纷起而造反，大军引还，被杀伤殆尽。⑷

铁木耳于1307年死后，元廷内部为争夺皇位，倾轧不已，到1333年妥懽帖睦尔（即元代最末一帝——顺帝）即位，此后二十六年间，换了七位皇帝，平均每届任期只有三、四年，真像走马灯。统治集团内部争纷不已的矛盾，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而人民群众的反元斗争，又如同大海怒涛，汹涌而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元廷疲惫不堪，只有招架之力。虚弱已极的蒙元统治者，再也没有力气去对外进行侵略了，直到其灭亡。

大明政权的建立，“不征国”国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方向：热衷于侵略扩张的中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奉行睦邻友好政策、追求“天下无金革斗争之事”的中国。汉、唐以降,中国的国际地位又一次空前提高，中国文化对亚洲乃至东非的影响大大增强。

明朝建政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即主动将即位、改朝换代大事，“飞报四夷酋长，使知中国之有君”，藉以通好。通报范围，包括：安南、高丽、占城、爪哇、日本、佛菻、琉球⑸等。所遣使者，代表明廷，向他们表示：绝不“效前代帝王，併吞边夷，务行势术”；并且在这些国家面前公开批评了前“元违（天）帝命，好强尚兵”的严重错误，指出元廷“灭无罪之国，祸加臣民”，特别对日本，“（元朝）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⑹  政治态度光明磊落。

朱元璋认为：世界上各国分立，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不

可相互侵犯。多次表示：“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天恶用兵”，“杀伐之事，知（智）者不为”。他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决心以先王为榜样，采取“华夷无间，抚字如一”的政策，使“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不“肆侮于边陲”，不“妄兴于九伐”，“惟欲中外人民咸乐其所。” ⑺

生活在几百年前的明代君主，受时代的局限，怀有中国中心主义的观念，自感中国高外国一等，认为：“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中国奠安，四夷得所”。由此认定：“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理”；外国对中国应当“称臣入贡”。  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究其实，却在于他们自认是“天下之大君”，应当“居中抚外”，使“中外人民咸乐其所”。因此，只要四夷守分，即使他们不来朝、不事大，“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也是可以的。“若我中国有道内安，四夷守分，何欲事大之来者！”类似的意思，朱元璋对日本、安南、琉球都讲过。⑻

中国古代对天下的管理，以王室为中心，随距离的延长而逐渐弱化。所谓“五百里甸服”——王城周围五百里内的居民，须为王室种田、纳税、服力役。“五百里侯服”—— 甸服以外又五百里，为诸侯国服役地带，负有卫护王室之责。“五百里绥服”—— 侯服外又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教，练武备征。“五百里要服”—— 绥服外又五百里，守平常之教，安心生活。“五百里荒服”—— 要服外又五百里，政教荒忽，居民来者不拒，离去亦不禁。⑼

朱元璋据此发挥说：“上古之君，自甸、侯、绥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⑽，以之作为自己制订“不征国”国策的文化思想根据。

同前元相反，大明不仅不侵占别国的领土，在经济上也从不掠夺、剥削邻国。大将蓝玉征沙漠，至捕鱼儿海（贝尔湖），获撒马儿罕商人数百，朱元璋不发战争财，而是遣官护送他们回国。⑾  明廷对各地贡品的要求至低，“物不在多，惟诚而已”，“进见之物，须教至轻至微” ⑿。更给以丰厚的回赠，即所谓“厚往薄来”⒀。同时，开展民间贸易，“放通海道，纳诸番之微贡，从其来商”⒁，“永笃诚好，相与还往，同为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遂所愿”⒂，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

朱元璋对外国领导者们，语言友好，态度诚恳，表现出兄长般的关怀。他得知高丽国王专好释氏、俗无城郭、听政无所，即循循善诱地喻以持危保国之道。尤其提醒他：“倭人出入（高丽）海岛，十有余年，必知王之虚实，不可不虑”，建议他“设险以守其国”；希望他耕种濒海之地，解决民食；不可沉溺佞佛，以“享国永常”⒃。作为大国领袖，他还先后多次出面调解占城、安南两国长期武斗、琉球三王互争等问题，促其和解⒄，以免“鹬蚌相争，渔人获利”，与挑拨离间、企图分而治之、以求私利的罪恶行径，根本不同。他甚至还曾将中国本身的重要情况，如中书、御史台“朋党相向”、事觉伏诛，以及自己“惶惧无已”等机密情报，推心置腹地通报友邦。⒅

以“不征国”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经近三十年努力，1395年，朱元璋这样总结了自己的外事活动：“朕自即位以来，命使出疆，周于四维，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⒆。中国推行的睦邻政策，于此在亚洲，放出了异彩。

朱棣（成祖）即位后，继续执行了和平外交政策。同乃父朱元璋相似，即位不久，就“以即位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西洋、苏门答刺、占城诸国”，“广示无外”。⒇  其后，又连续多次派出使者（其中，侯显十八年间曾六使西域（21）），与周边各国广泛建立联系。以外国贡使频繁来华而言，洪武年间为183次，每年平均6次多；永乐朝达到318次，每年平均15次。（22）

明初外交，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郑和七下西洋。其中，成祖朱棣派出的六次，其子仁宗朱高炽派出者一次。那时的所谓“西洋”，与现在的概念有所不同：大体以文莱为界，其东为“东洋”，其西称“西洋”。朱棣在朱元璋着重搞好近邻关系、创造安定的国际环境的已有基础上，大刀阔斧地向远方、特别向西方发展，最远曾达波斯湾、伊斯兰圣地麦加、非洲东岸的南非德班。（23）

1405年六月，郑和首航，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分乘208艘船，自苏州刘家河出发，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经爪哇、苏门答刺（今苏门答腊岛北部）、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到印度西岸折回。

此后，又于1407、1409、1413、1417、1421、1430年连续六次出洋，历时28年，行踪遍及今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东和非州东海岸。其中，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中国人不仅以前未曾去过，连听也没有听说过。

每到一地，郑和首先开读成祖朱棣对各国国王的圣谕，致意通好，宣扬中国皇恩浩荡，邀其到中国访问、朝贡。接着，对国王、王妃和大臣赏赐，并接受对方的奉献。再与当地进行一些货物交易，换回一些宫廷用物。有时，郑和也代表朝廷对当地国王进行册封，或调解邻国互相之间的纠纷。遇到海寇，则直接消灭，以保护公海航道的畅通。许多国家和地区很快遣使前来中国。例如，郑和第五次回国时，就有17个国家的贡使随船前来；第六次从西洋回国后，第二年即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郑和出使地域虽然辽阔，但是所到之处，没有留一兵一卒，没有占领一寸土地。（24）

除了郑和出使西洋外，当时著名的外交官尚有：出使西域的陈诚、李达、李贵，出使西南方向尼八刺（今尼泊尔）、榜葛刺（今孟加拉）、沼纳朴儿（在印度中部）的侯显，等。在西域，中国外交官不仅到达今天我国新疆诸地，而且远同撒马儿汗、撒马儿汗以西千余里的赛蓝、今阿富汗西北的哈烈、哈烈西北千三百里的俺都淮等，均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25）

我国不仅不断派出使者，主动联络各国，对各国来华使者，尤其热烈欢迎。到了边境，地方官员首先安排食宿，然后派人陪同进京。贡物转送，则由沿途地方负责。“一切舟车水陆、晨昏饮馔之费，悉取之有司”。相对于贡物的“赏赐”，总是大大超过贡物本身的价值。而使者随贡品附带的私物，也都允许交易。（26）

中国的国际威望由此而空前提高。中国讲理，物质富裕，文化先进，人民有礼好客，赢得了各国的尊敬与仰慕。朝鲜、占城、暹罗诸国，或则请教祭服制度、请颁量衡，为国永式；或则请赐乐人、乐器。（27）  琉球中山国遣使请赐冠带，朱元璋命礼部绘图，令其自制，但该国国王认为中国冠带最符礼仪标准，而固请之，朝廷于是赐与，并赐其臣下冠服。（28）    仰慕中华文化而派遣王子、高干子弟、女官等，来我国太学（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者不断。（29）    应其要求，明廷陆续将《六经》、《四书》、《通鉴》、《劝善》、《内训》等书籍，赐与各国。（30）

出于对中华文化的敬慕，除了王子、王妃、王母、王叔、大臣、使节等出访我国外，为了直接了解中国，与我国建立牢固的友好关系，满刺加（今马六甲）、苏禄（菲律宾的苏禄群岛）、浡泥（今加里曼丹）、古麻刺朗（今属菲律宾）等四个国家的国王、前后多次亲自前来我国访问。浡泥王在访问期间，不幸卒于我国国宾馆。朱棣隆重地将他安葬在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冈。古麻刺朗王则在回国途中，病殁于福建。苏禄王卒于德州。（31） 

当时交通的不便，实非今日所能想象。1372年，朝鲜向

中国派出使节150多人，其中39人途中遇风溺死。（32）    而巴喇西国遣使向明廷进贡，途中竟走了十一年之久。此国“去中国绝远”，舟行四年半，遭风，飘至西澜海。船坏，止存一小艇。又飘流八日，至得吉零国，休息一年。再到秘得，又等了八个月。改道陆行，经二十六日，抵达暹罗。在此住了四年，直到正德六年五月，才附番舶入广东，到达北京。（33）    在交通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各国积极接近我国，显得十分珍贵。而这样多的国王，不辞辛劳，亲来我国访问，有些还殁于我国，这种现象史无前例，说明我国国际地位之高。

        明初的和平外交攻势，其余泽，一直持续了约二百年，直到明末。“在近代西方殖民势力抵达亚洲，并破坏亚洲世界秩序之前，明代中国称得上亚洲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外交政治中心”。（34）

当时在国际上，我国受到普遍地尊重。安南、占城抅兵初期，朱元璋派使者谕令罢兵，两国尊重中国意见，皆奉诏停战。（35）    琉球三王争雄，互相攻伐，亦由于中国的调解而得以停止。（36）    我国外交官出使爪哇，遇风，有人漂至班卒儿国（在苏门答腊西岸，一说在马来亚西岸）。爪哇人珍班得知，用金赎回，送至王府。爪哇王遣使朝贡时，将其带还中国。（37）     我国奸民何八观等逃入暹罗，朱棣命使者还告其主，不要收留，其王即遣使送回。（38）    胡惟庸事件发生后，三佛齐王对我国产生离心倾向，曾骗我使臣至彼。爪哇王闻知，遣人戒飭，礼送还朝。（39）    满刺加（马六甲）、浡泥（文莱古国）等，则要求中国皇帝封其山，“为一国之镇”。（40）    占城王更一度要求将其国划入我国版图，为朱棣所拒。（41）    中国和平外交的“余威及于后嗣，宣德、正统朝犹多重译而至”。所谓“重译”，就是经过多次翻译，例如：从西班牙语译为法语，再译而为中国话，方可交谈。可见中国外交影响之深。（42）

在一些地区，对中国人民的尊敬甚至到了不合理的程度。真腊（今柬埔寨）法律：该国人杀害中国人罪死；而中国人杀害真腊人则仅处以罚金，无金者则鬻身赎罪。（43）   暹罗（今泰国）已婚女子，与华人发生私情，其夫置酒同饮，恬不为怪，反而说：“我妻美丽，竟为华人所喜悦”。（44）    诸如此类，虽则表现了明显的不平等，或是完全不合常情，但突出说明了世人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的敬仰。

    明代前期的外交，既同其前蒙元的疯狂扩张有本质的区别，更与其后满清末年的丧权辱国根本不同。从对外关系而言，它是我国汉、唐以降，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充分显示了农民革命政权在其初建时潜在的伟大生命力。在我国近代饱受列强欺负、蹂躏，民族自尊心大受伤害之后，重温这段历史，感慨良多。明初外交自有其不算经济账等诸多错误，但属于工作问题，不是政策方向问题。

就在中国作为强大的和平堡垒，在亚洲的东方蓬勃兴起之际，西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则野心勃勃地在欧、亚、非三大洲迅猛扩张。1350年，即在明朝建国前十多年，他们尚仅有布鲁萨及其周围不大一块地方。明朝建国前五年——1362年，已经攻占了伊斯坦布尔；1389年、中国洪武二十二年，并吞科索沃。到朱元璋去世前三年——1396年，尼科堡陷落。再经过几十年扩张，到1453年，即明朝建立第85年时，他们已拥有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大片土地。接着，向黑海北岸和地中海北岸继续推进。截止1481年，相当于明代中期成化年间，领土面积又增加了很多。1683年，明朝灭亡后不到四十年，即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大明历史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侵略行径相始终，它们就好象历史的有意安排，用以鲜明对比和平女神与战争恶魔的不同面目的。

明初，以“不征国”为基础的和平外交路线的贯彻实施，为我国营造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保证了国内正常社会秩序的迅速建立，人民得到了喘气的机会，可以从容地休生养息，农业生产于是迅速地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群众生活安定，到处一片蓬勃景象。天下大乱之后，民心思定，“不征国”的国策因此很得人心。明初社会的蓬勃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外交上的成功，功不可没。限于篇幅，此处不作详述。

⑴参阅史树青《成吉斯皇帝圣旨金牌考》，《收藏家》2000年第4期

⑵参阅钱穆《元代疆域图》，载《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63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⑶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664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⑷《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十五、九十六

⑸《全明文》一68、365、328、339、391、395页

⑹《全明文》一册400、248、362页

⑺《全明文》一411、102、16、437、328、84、374、351页

⑻《全明文》一374、395、411、4、515、374、340、102、112页

⑼《〈书经〉直解》44-4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⑽《全明文》一17页

⑾《明史》二八8607页

⑿《全明文》一100-101页

⒀《明史》二十八8424页

⒁《全明文》一67页

⒂《明史》二八8611页

⒃《全明文》一354-355页

⒄《全明文》一118、358、359、437、113页

⒅《全明文》一101-102页

⒆《明史》二十八8398页

⒇ 晁中辰：《明成租传》30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版

（21）《明史》二十六7768-7769页

（22）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106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

（23）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106、107页

（24）《明史》二十六7766-7768页；史仲文胡晓林：《新编中国明代史》上册61-6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晁中辰：《明成祖传》319-331页

（25）《明史》二十八8603、8613页

（26）《明史》二十八8614页

（27）《明史》二十七8280页、《明史》二十八8398、8384页

（28）《明史》二十八8362页

（29）《明史》二十七8280页、《明史》二十八8362页

（30）《明史》二十七8280、8345页

（31）《明史》二十八8379、8412-8414、8416-8417、8423页

（32）《明史》二十七8280页

（33）《明史》二十八8429-8430页

（34）李洵《下学集》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5）《明史》二十七8310页

（36）《明史》二十八8362页

（37）《明史》二十八8403页

（38）《明史》二十八8399页

（39）《明史》二十八8407页

（40）《明史》二十八8416、8413页

（41）《明史》二十八8386页

（42）《明史》二八8626页

（43）《明史》二十八8395页

（44）《明史》二十八8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