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纶经纪人:密藏了八十一年的预言：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a

密藏了八十一年的预言：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关天茶舍

　　这篇《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7-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终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2000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翻译出版了这篇《遗嘱》，同时翻译出版了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收藏《遗嘱》经过的文章、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作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的密友、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著出版等工作）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遗嘱》经过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遗嘱》写的按语。本文稿的所有注释已被删除，如要查核，可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原稿》
　　
　　(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
　　
　　我，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将几乎整个有意识的一生献给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仅目击和参加了祖国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种种事件，而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是造成这些事件的直接祸首，在结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说出我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四面八方对我的痛斥纷至沓来。我虽然并不认为有必要分辩，但仍应指出，我的罪过并没有像切尔诺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为的那么大。正如不能因为人们滥玩火而责难普罗米修斯一样，不应该因为列宁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来加强其错误的结论和有害的行动而责怪我。
　　
　　
　　我认为在开始叙述我最后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谈两点意见。
　　
　　
　　第一．我在我的著作中通常都使用代词“我们”，因为我写作时从来都是代表我的同志们的。在这个文件中一切都应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来写，因为只应由我而不是别人来承担因我的“叛逆”思想而应对历史负的责任。
　　
　　
　　第二．我放弃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其原因下面将要谈到)，因此，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
　　
　　
　　
　　一、 简单谈谈我自己
　　
　　
　　
　　一个人走过的道路，他的活动及行为决定于既定的目标，又因其后天养成的品质及先天带来的个性而变得光怪陆离．对我后天养成的品质不必再谈，因为在我的著作中已经一目了然，而关于我的性格则应该简单谈一谈。我的性格复杂而矛盾，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往往因此受到伤害。我从母亲身上获得了强烈的正义感、书卷气、对大自然的热爱、谦虚和腼腆。不错，我还在沃罗涅日军事学校上一年级时很快就克服了腼腆——这要感谢尼古拉。从父亲那里我获得了刚强和意志力、工作能力、荣誉感、义务和责任感、果断和直率。我正是甴于复杂的性恪在论战中往往很生硬．我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应再说一遍，我一贯尊重对手，从未超出文质彬彬、以礼相待的范围，没有像列宁那样堕落得使用意大利农妇粗俗的骂人活．我嘲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的观点。因此我相信，我“侮辱过”的人都会宽容我。
　　
　　
　　我把一生中的40多年献给了革命事业，从一个热中于巴枯宁思想的民粹派分子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沦者。当年曾广泛传说，我脱离民粹派只是由于我不能接受把恐怖当作政治斗争的方法．并非如此。我曾认为可以把恐怖当作极端的手段．只要它是社会起爆剂的话。万幸的是，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在我的参与下或经我的同意而被杀害的，而这种情况当时是可能发生的——我在3年之中手枪和铁拳套始终不离身。我“背叛”民粹派另有原因：我很快就对以巴枯宁造反思想为基础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涅恰耶夫主义，巴枯宁主义的这一畸变形式，使我感到厌恶。民粹派逐渐倾心的布朗基主义也不能使我满意．这一切加上其他种种情况迫使我于1880年初侨居国外。未必还需要证明的是，我脱离了民粹派，但并没有像我狂热的对手——一个不再是革命者的“革命者”，有着特卡乔夫世界观的巴枯宁分子，不可救药的列.吉霍米罗夫那样出卖他们。但是脱离民粹派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几乎有3年一直在痛苦地沉思，心情难受，寻求妥协，与“土地平分社”的朋友们及侨居国外的民意派分子激烈争论、与拉甫罗夫谈话和通信。拉甫罗夫过去曾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密朋友．当时声望异常高，他依靠积极地为革命工作，发表传诵一时的文章、活跃地参与巴黎公社和笫一国际的活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交往而保持着威望。这一切加上微妙的私人关系，使我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妨碍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起初我像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那样试图找到终极真理。所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真理。在现时为革命事业服务并为人民造福的，就是真理。直到1883年年中我才彻底转到马克思的立场上，当时我开始切实勾画出我第一部真正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思想轮廓．因此，我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资历早已超过30年了。我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但茹尔·盖得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并非最不重要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同他在l880年底相识，此后相同的观点和友情把我和他联结在一起。
　　
　　
　　推敲得不够的传记作者将来在分析我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活动时会把这一时期划分为3个阶段。他们说，第一阶段(1880——1882年)普列汉诺夫是“心存疑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于俄国的条件。第二个阶段(1883——1905年)普列汉诺夫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不渝地同批评马克思的人作斗争，但并非总能获胜(这是真的)。第三个阶段从1906年开始，在我譴责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后，普列汉诺夫逐渐滚入“灰心丧气者”之列，越来越远离积极的革命斗争。布尔什维克对第三阶段的看法更加肯定——“他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了”。我把这3个定语都放在引号之中，因为它们都与真相相去甚远。对于第一个阶段全都清楚．因为对没有充分研究和理解了的东西是无法怀疑的。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我只说一点：全都错了。我从来都不曾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曾是灰心丧气者。我始终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辨证论者，在每一个具体时间里我支持社会民主党中更接近于马克思思想并赞同“劳动解放社”观点的那个派别。我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当然逐渐在发生变化——这毫不奇怪，即使是这一理论的创造者本人，有时也因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无论是我的观点的演变，还是80年代初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革命运动中恐怖作用的评价上的意見分歧”，都不会妨碍我断定：我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导师们忠实的追随者。
　　
　　
　　我在一生中像每一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我对他的能力估计不足，没有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对目标的狂热追求，对他的最高纲领主义持宽容和嘲弄的态度。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当时我以为，我能够逐渐軟化列宁的立场，在必要的方面影响马尔托夫，从而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团结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与列宁意见不合的看法都无权存在。列宁主张团结．但要在他的领导下，服从他的目标，采用他的策略和口号。布尔什维主义一旦产生．开始迅速壮大，部分是由于它的策略和口号对于不甚成熟的俄国无产阶级有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列宁异乎寻常地执着，有着惊人的工作能力。遗憾的是，已经无法纠正我的错误了。切尔诺夫先生因此才断言说，布尔什维克是我的孩子。维克多.阿德勒就我与列宁的“父子关系”开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据的。我的错误过去和未来都使俄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错误对我本人来说也是致命的。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只要长期执政，将尽其所能抹黑我的名字，使人们将它遗忘。侥幸的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不是普罗米修斯，不是斯宾诺莎，不是康德．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我没有送给人们火，也没有创立新的哲学，新的社会学说。但是我在教育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发展俄国社会思想的事业中毕竟做过一些事，因此我斗胆说，历史和后人将对我作出好评。
　　
　　
　　
　　二、 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严谨的学说，是人类思想极大的成就。19世纪上半叶末《共产党宣言》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从资本主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起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当时达到了从来没有达到的程度。欧洲的社会思想在翻腾，革命接二连三地震撼了资产阶级社会，但无产阶级的运动仍然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需要有一个人交给无产阶级一个强大的武器——能使无产阶级懂得自己的历史作用、向他们指明前景的新的社会学说。历史推出了这样的人。《共产党宣言》在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社会进步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资产阶级慑于《共产党宣言》铁的逻辑和“共产主义的幽灵”，一方面向无产阶级作出相当大的让步，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试图破坏马克思学说的名声。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从来都比比皆是。从90年代末起这些批评者格外多了起来。但这些先生的批评不诚实，更不说有创造性了。他们起先有意地或出于不理解歪曲马克思，后来又大度地加以“纠正”。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进行批评，但批评的矛头最多地指向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共产党宣言》。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5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的许多论点变得容易受到指责。《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l9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有某些偏离(尽管不大)，而且这一点在宣言的作者们在世时就巳显露出来，他们也是承认了的。而贯穿整个《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思想则止今仍然是正确的。这个思想是这样的：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他们的智力活动，等等。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大小，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批评马克思的人以难得的同仇敌忾一再尝试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是很明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并像其他任何一个阶级一样捍卫自身的利益．有权实行专政，更何况他们将成为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专政，而且只是在过渡时期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才需要专政。不管那些批评马克思的先生说些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论据来，仍然应该承认，迄今为止社会基本上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尽管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迅速，群众的相对贫困化、甚至绝对贫困化在加剧，赤贫化、犯罪现象及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罪恶都在加剧。阶级斗争即使有所缓和，那也只是暂时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得很明显，难道巴黎公社、俄国l905年革命及至今仍在进行的世界大战没有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吗？不，批评家先生们，要一笔勾销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为时尚早!当然．伯恩施坦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及其他批评家都有合理的内核，但这些內核消失在吹毛求疵的莠草之中．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破坏它的威信。这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因为他们号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放弃阶级斗争，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制造分裂，最终导致世界大战，被引入歧途的德国无产阶级积极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军阀主义的经济意图和军事意图。
　　
　　
　　现在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辩证论者要暂时来“批评一下”马克思。在不放弃我以往写过的一切的同时，我要说一些依布尔什维克看来不可原谅的“蠢活”。我以为许多年来置身于马克思主义者行列之中的经历使我有权这样做。我为什么把“批评一下”放在引号之中，下面就会清楚。最近几个月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反复考虑了许多问题，终于决定把早就因其新意而使我激动，又因缺乏论证而使我惶惑的东西表述出來。我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其原因如下。隨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另一个样子。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而知识分子就其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将跃居首位。目前还没有人指出这一可能性，虽然客观的统计资料表明，从20世纪初起知识分子的队伍相对来说比工人队伍增长得快，直到现在知识分子仍然只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社会中一个有着独特历史使命的特殊阶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其人数将急剧增长，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产力、研制新机器、新工艺和培养有很高学识的工人。
　　
　　
　　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格外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都包含两个方面：既有普遍的一面，又有阶级的一面。如果后者，作为阶级矛盾的功能，可能经受革命的飞跃并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话，那么前者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水平，因此是一直向前发展进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知识分子正是这一面的体现者，而这一面的性质是全人类的，它将对社会各个阶层发生有益的影响，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不断增长的作用。因此，物质进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上述范畴阶级一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增长。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价值观及其幸福和权利的体系，在未来其范围必然将扩大为对爱护一切生物及周围自然界必要性的认识，而这也就是这一范畴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发展和增强。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为了操纵复杂的机器，将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识，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劳动力价值，因而工人的工资必然要提高，因为这样的工人的再生产将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复杂的机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这是什么言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是! 我相信，在事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时(如果这发生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本人也会立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
　　
　　
　　随着生产力发生质变，将形成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将按新的方式进行，人道主义思想将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社会即使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将学会克服各种危机。人道主义思想和巨大的生产将抑制赤贫化过程。近来我有时甚至想，产生于欧洲文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理论未必将成为普遍适用的观点体系，因为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进行。结合上述一切来看，不能排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某些思想将不如我从前以为的那样错误。但我请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稍安毋躁。因为这一切还不会马上发生。马克思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斗争，他的名字还将长时间写在革命者的旗帜上。
　　
　　
　　对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今天英国工人，尽管在打仗，生活得却比上一世纪中叶的工人要好，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这是马克恩的功绩! 明天的工人无疑将比今天的工人生活好得多，生活在一个更民主的社会里，这是马克思的功绩！资本主义，甚至资本家本人也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只有布尔什维克看不到这一点)，连这一点也是马克思的功绩!
　　
　　
　　当代的资本家早就明白。同吃饱肚子、心满意足的工人打交道比同忍饥挨饿、怒气冲冲的工人打交道要来得有利得多，部分由于这一点，部分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以为资本主义不会很快就被埋葬。我从马克思逝世时起，尤其是本世纪初起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欣羡。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我认为设有必要尝试预言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具体特点，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相互竞争，互
　　
　　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会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但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许几百年。这是否意味我放弃革命飞跃呢？完全不是！革命飞跃当然会有的。生产关系的任何质变，即使是不大的质变，就是一场小的革命。要是一切都如我所料，那么新的革命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呢?知识分子专政吗?劳动者的政权——这才是不会失去意义、永远正确的口号!靠劳动为生的人才应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这一口号我去年不止一次提出过，我把它理解为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一切珍视劳动者利益的有生力量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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