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巽与赵四小姐:记高福源烈士——为联合抗日搭桥的人

为联合抗日搭桥的人

——记高福源烈士

张海平  董风  王 博

你看过电影《西安事变》吗？那位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军官，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正确主张的感召下，自告奋勇，请求红军放他回去，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说服张学良停止内战，调转枪口，共同抗日。这个军官的原型就是原东北军六十七军一O七师六一九团上校团长高福源。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与徐海东、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正是这个时候，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事端，实施其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的计划。蒋介石置祖国安危于不顾，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策略，胁迫东北军组织了五个师，向陕北根据地进攻，企图合围我军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而消灭之。南路是五以哲的六十七军一O七师，沿洛川、鄜县（今富县）大道北上，所属六一九团在高福源率领下进驻榆林桥。这里群山环绕，有个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坐落在东山脚下，村前有一条公路向北通往延安。六一九团在村东、村西高地上各驻一个连，村北公路上派一个排哨，除少数人住在一个空窑洞内，士兵多半露营。

红十五军团对榆林桥的敌情、地形作了侦察、判断，决心拔掉这个据点！

十月二十二日夜晚，军团在徐海东同志亲自指挥下开始行动。一支小部队绕道渡过了洛河，秘密地控制了河南面的小山，切断了敌军过河南窜的道路。另一支部队乘着昏暗的夜色从北面高原运动到碉堡群附近，乘敌不备，迅速占领了阵地。团长高福源还未来得及部署应战，东西两侧高地俱已失守。红军乘势冲进了榆林桥村内。东北军官兵从梦中惊醒，刚要拿起武器抵抗，就被压迫到林子里，几次冲锋，被红军打得死伤不少，除少数人逃跑外，大都投降。中校团副黄永贵阵亡，团长高福源拿着驳壳枪，带几个卫兵抵抗了一阵，卫兵被打死，高福源的左膀臂负伤，被红军生俘。

天亮时战斗结束，红里清查俘虏。高福源混在俘虏群中，很长时间也没查出来。徐海东同志走到俘虏群中，拉出一个俘虏，对短枪队说：“把他带走，他就是高福源！”俘虏连声说：“我不是！我不是！我是理发工人。”他边说边向旁边努嘴，示意高福源就在他身旁。于是徐海东同志向高福玲说：“高福源，你出来吧！”高福源见隐瞒不过，只好出来低头承认：“我是高福源……”。

高福源被红军送到瓦窑堡。他想这回共产党非杀了他不可。他又害怕，又悔恨。悔恨为什么不死在抗日线场上，偏偏死在这受唾骂的内战疆场。

到了瓦窑堡，红军虽然把他同被俘的士兵分开，但对他的态度同士兵一样。红军卫生员还亲切地给他医治伤口，丝毫没有苛待，更没有杀头的样子。

这一切，使他不禁回想起他走过来的路。

高福源，号绍卿。一九O二年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县博洛铺乡马家屯村。父亲高玉麟，因家贫出外谋生，后到保定武备学堂习武。出堂后在绥远当管带——袁世凯部下的骑兵营长。高福源十多岁就离家随父到绥远，后入北京汇文中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他深感外侵内忧，国事日非。为了救国救民，他大学没毕业便投笔从戎，一九二三年秋离开北京大学，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三期学习。一九二五年十月又升入讲武堂高等军事研究班。他学习刻苦，成绩突出。毕业后在东北军中先后担任连长、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参谋、团副 … …。

九· 一八”事变后，东北三千万同胞惨遭涂炭，被屠杀，被蹂躏……高福源义愤填膺，请缨杀敌，抗击日寇 。蒋介石下命令“绝对不抵抗”，高福源只好随东北军退守关内。每言及此，他总以身为军人，未能在国难当头之日以身报国而为耻。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长城之战，他积极投入战斗，抗击日寇。一九三三年秋高福源升任六十七军一O七师六一九团团长。一九三四年六十七军由河北廊坊调鄂豫皖边区向红军“围剿”他率六一九团一直在前方与红二十五军对战，吃尽了苦头。在此期间，他曾与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商谈过抗日大计，他表示不能把大好河山拱手于人，愿率一旅之师，直捣山海关，打回老家去。——若能唤起国人抗战，虽死无恨。一九三五年，他随东北军六十七军进驻陕西鄜（富）县，关到西北“剿共”。

几年来，他对日寇的满腔仇恨，抗日救国的愿望和要求，都被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化为泡影。如今当了红军的俘虏，心中无限愧悔、忐忑不安。……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军在直罗镇全歼东北军一O九师。大批被俘军官也被送到瓦窑堡。在俘虏营中，组织起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高福源参加了学习，并被选为学习班长。

红军发给他们很多学习材料，他如饥似渴，恨不得一口气读完。尤其是《八一宣言》，他反复阅读了多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使他心明眼亮。“不知凶吉”的恐惧心情云消雾散，他成了勤奋学习的积极分子。

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在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里，吃的比红军士兵还好，行动也比较自由。天冷了，高福源还没穿上棉衣，红军就给他发了一套。每天都上政治课，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讲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联合东北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收复东北，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周恩来副主席十分关心被俘的东北军军官的思想转变。

有一天，周副主席亲临学习班给全体学员深入浅出地做报告。讲了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重要意义，号召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周恩来的精辟分析和亲切话语，使学员们心情特别激动。会场上团结抗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三个月来，高福源亲身受到红军的宽大待遇和亲切照顾， 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之间十分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听到许多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些都深深的教育了他，使他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个想法成熟了，他暗自下定了决心。

一天，高福源要求面见我党负责人，有重要事情商谈。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同志接见了他。他向李克农同志谈了几个月来的思想变化，十分赞同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爽朗地说：“我相信，红军的这些主张和作法，东北军大多数官兵，以至张学良将军也会同意和佩服的，我愿前去说服东北军官兵和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完成这项任务 ……？”李克农同志请示中央后同意他返回东北军，只是担心他回去后的安全问题 …… 高福源颇为自信地说，他回去是有把握的，况且为了联合抗日，他绝不怕承担任何风险。

由师参谋长张文清指挥的东北军一一O师两个营被红军围困在甘泉已达半年之久。城里弹少粮缺，濒临绝境，只好将城门紧闭，严加防范。高福源同守城的周祖尧营长相熟，他们曾是同事，挚友。

这天晚上，高福源来到甘泉城南门外喊话，要求会见周祖尧，周要高到城里来会谈，想骗他脱离红军，共谋守甘泉之策。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高福源独自一人又来到南门外，要求进城。周祖尧从南门西侧放下一条粗绳，把高福源吊上城墙。高福源头戴红军的八角鸭舌帽，身穿黑色对襟棉袄，黑棉裤，围着白毛巾，很象一个老红军的模样。周祖尧笑着说：“你变了！……”

高福源进了甘泉城，住在营部。他风趣地说：“祖尧，这里没有红军监视，我的话你应该相信吧！”接着，他以自已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讲明东北军应该与红军合作，恢复失地，拯救东北父老的道理；指明蒋介石指使东北军打红军，是怀着“一石两鸟” ——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的险恶用心。他认为甘泉城是守不住的，他不愿再当第二次俘虏，拒绝了周祖尧留他在甘泉的要求。

高福源在甘泉城住了两个整天。经他劝说，周祖尧打消了坚守甘泉的想法，产生了与红军和谈的念头。第三天下午临行前，他一再叮嘱周祖尧：“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没有粮吃，找红军商谈解决，可不能把东北子弟饿死在城里。更不能再打，造成无谓的牺牲。”

两三天后，周祖尧接到高福源的来信：红军愿与甘泉部队谈判，停止敌对行动。具体条件，可由双方派代表磋商，希望尽快派人来。周商得张文清的同意，派副营长郭绍宗为代表与红军谈判。经两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停止敌对行动，红军主动撤围；在甘泉北门外二华里的空场上设立市场，自由买卖。守城部队可以外出购粮解决城里严重缺粮问题。从此，红军连队与东北军连队渐渐地开始往来，成了友好的邻居。随着整个东北军与红军的和好，当红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队伍路过甘泉城下时，东北军成群结队在城墙上热烈鼓掌。红军指战员也高呼：“欢迎东北军兄弟一同打回老家去！”城上城下，激荡着团结抗日的热情！

这是红军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也是高福源奔走斡旋而促成的！

高福源从甘泉返回苏区的几天后，东北军六十七军参谋处长佟道在洛川军部接到由一个老百姓送来的高福源写给他的信。

高福源在信中说明了他被俘的经过和共产党、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意愿，以及他要返回军部面见王以哲军长的心情，请老友佟道代为转达。

此时王以哲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他看了高福源的信后，令佟道设法把高福源接来洛川军部。

高福源来到洛川后，同王以哲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进行了长谈。王以哲将交谈情况电告张学良。张要高到西安去面谈。

彭总在《彭德怀自述》中谈到高福源这段经历时说：

“高福源是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以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 …… 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 O师，我同意他去。数天后他从甘泉城内回来了…… 某晚，他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什么时侯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 ！ ’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从此，红军即同东北军搭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了。”

高福源到了西安，同王以哲一起面见张学良。当高福源谈到东北军应当与红军联合抗日时，为了试探高福源的虚实，张学良拍案喝道：“你大胆！竟敢叫我通匪，我枪毙你！”高福源没有被吓住，坦然地说：“报告副司令，我若怕死就不回来干这种事……”接着，他慷慨激昂地陈述：共产党、红军诚心诚意地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共同抗日，这分明是朋友的好意，怎能称“匪”？东北军听命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丢失了东三省。几年来又参加“剿共”内战，东北军得到了什么好结果？照此下去，东北军将损失殆尽。你张副司令怎能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怎能对得起先大元帅？ … … 高福源声泪俱下地要求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举动，感动得张学良也饱含热泪，叫高福源坐下来好好谈。

经过一番详谈后，张学良说：“你谈得很好。东北军联共抗日，这条道路选得好！但事关重大，一定要注意保密。你休息一下，然后回去，请红军派代表来商谈。”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高福源回到了苏区。递交了张学良的亲笔信，把张学良要求红军派代表商谈的意见作了转达。

一九三六年一月，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表了 《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同时积极开展在东北军上层人士中的统战工作。

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与东北军商谈。李克农动身前，高福源又去洛川一趟，约定了红军与王以哲电台联络的呼号和密码。

二月二十一日，李克农带领四名随行人员，由高福源引导，从瓦窑堡出发，二十五日到达洛川。受到王以哲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接待。并密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复电说他去南京开会，嘱王以哲将军妥善招待，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他回来后再定。

李克农同志和王以哲将军进行了秘密商谈，双方就联合抗日的间题初步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和主张，解决了东北军和红军之间当时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局部停战协定。

三月三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稍事休息，第二天就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张学良除同意王以哲同李克农达成的协定外，还表示希望能同毛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会面。会面地点商定在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肤施（延安）。

三月七日，李克农同志奔赴晋西北的石楼，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党中央经过分析，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是有诚意的。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去会晤张学良。

四月九日，周恩来副主席同张学良将军在陕北军事重地 ——延安举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秘密会见。延安城内一座天主教堂里，彻夜灯火通明。双方通过友好商谈，共议救国大计，并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会谈结果，红军和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为红军和东北军建立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代表中国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抗日救国协定》。

高福源搭起了东北军与红军相互沟通的桥梁之后，就留在张学良处负责与红军联络。此间，他更加刻苦学习，他在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同时，在张学良将军的支持和保护下，他经常向东北军官兵讲抗日救国之道，讲苏区人民自由生活和官兵平等，讲红军优待俘虏政策，打动了许多听讲的人，使广大东北军官兵都愿为联共抗日出点力。

张学良将军为了培养政治工作人员，实现他对东北军改造的宿愿，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办了一个以爱国进步青年为主要成员的学兵队。高福源来学兵队做讲演。当年的学兵队队员张树权如今回忆起来，仍十分激动地说：“他（高福源）身材高大，一口道地的东北话，口齿清晰，语言流利。他讲得慷慨动人，有感染力。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至今未忘的是，他讲的这样一句话：‘红军是真正的抗日的队伍。我们同红军作战，就等于对家乡父老的背叛，是民族的罪人。’我们这些饱尝流浪之苦的东北子弟，深为高福源的讲演所感动，深为红军的爱国主张所振奋 ！高福源的现身说法，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威力 …… 他是一个有功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社会上谣传很多，蒋介石嫡系部队跃跃欲试。气氛紧张，形势逼人！

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将军把高福源叫到身边说：“蒋介石虽然逮住，外边谣言很多，须要澄清一下，要宣传我们的主张。潼关仍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的部队在兰新公路平凉以东地区行进中，集中到前线还须要几天时间。因此，你速到开封见刘峙，说明我们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原因和目的……同时，这也是个缓兵之计。”

河南绥靖主任刘峙是蒋的嫡系，河南省主席商震则为“杂牌”。他们俩是儿女亲家，通过商震向刘峙讲话比较方便。商震在东北时和高玉麟曾在一起，高福源去完成这项任务是比较合适的。

这一天，高福源穿过防地来到潼关，同蒋军军长樊岭甫见了面。樊岭甫劈头就问：“张汉卿这是搞的什么名堂？”高福源说：“我奉张副司令到开封给刘峙主任送一封信，内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副司令主张停止内战，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樊岭甫悻悻地说“不管怎样讲，这种举动是鲁莽的。万一蒋委员长发生差错，黄埔系能答应吗？”“樊军长怎能这样讲呢 ！如果说蒋先生有黄埔，而张先生又有讲武堂，还能谈和平吗？”樊岭甫只好说：“好！请示刘主任，你和他见面再谈吧！”第二天，樊岭甫派卡车一部，副官两名，送高福源到车站，搭火车直去开封。

到了开封，高福源先见了商震，他把张学良的结束内战，拥护蒋委员长一致对外的主张转告给商震。商震说：“咳 ！这件事也难怪汉卿啦！”商震带领高福源去见刘峙，高向刘面交了张学良的亲笔信，商震在一旁说：“这事是蒋委员长有蒋委员长的道理（指‘攘外必先安内’ ) ，张副司令有张副司令的道理（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刘峙写了回信交给高福源，高福源返回西安复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将军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将军扣押。

张学良为了抗日提拔的一批青年军官，是东北军的抗日骨干，是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实行联共抗日以至捉蒋的可靠力量，对张学良将军有特殊感情。张被蒋扣留后，他们群情激昂，甚至嚎啕痛哭，极为愤慨。为救张回来，要同南京决一死战。另一方面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大多数老一代将领，认为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应该力争和平解决，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内战。

汉奸、托派以及特务分子，利用东北军的和战之争，兴风作浪。他们施阴谋、耍诡计，造谣挑拨，威胁利诱，煽动少数主战的“少壮派”不顾大局，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枪杀了王以哲将军。驻防渭南前线的一O五师师长刘多荃听到此消息，率部队向西安开拔，要为王以哲复仇祭灵。他们误认为高福源也参与了杀王活动，派人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诱杀了奔走联共抗日最得力的高福源。

高福源遇难时年仅三十五岁，其尸体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偷运出来，由其家属和堂弟高福洪掩埋在西安东门外的墙脚下。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将遗骨找出，由当地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西安市烈士陵园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高福源有功于民族解放大业，有功于联共抗战救国救民。其光荣业绩将永远为世人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