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楚霸王17173试玩: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烈士

—— 记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旬，在伪奉天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的一间单人牢房里，传出来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所作《满江红》的歌声：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充满悲壮、激昂的低沉声调，使人听之伤神下泪；可以反映出唱歌人忧国忧民的满腔悲愤心情。

这时，一个看押的日本兵，用不大流利的中国话大声斥责道：住口！不准唱这种歌，要唱满洲国歌。

唱歌人抬起头，怒目而视说：我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鬼，只会唱中国人的歌，不知道还有什么满洲国歌。岳元帅为抗击外族侵略而英勇献身，他就是我的榜样……。

唱歌人穿一身粗布便服，个子不高，面色微黑。话说到激动时稍微有些口吃。他，就是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被敌人逮捕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邓铁梅。

邓铁梅一八九二年十月，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县磨石峪村的一个富裕农民之家。一九一七年，邓铁梅进人旧中国警界任职，由下级警士逐步晋升为凤城县公安局长。任职期间，目睹警政积弊，深感旧中国的政治腐败，使民众饱尝困苦，所以他立身处事有一定正义感，为人廉洁奉公，对一般劳苦大众抱有一定同情心。他经常严戒部下不要苛扰百姓，而对于一班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势力则加以限制和打击。

邓铁梅对上司，不搞阿谀逢迎，不同流合污。他的这种耿直的作风，在贪暴成风的旧社会官场中，不仅行不通，而且遭到地方实力派的挟嫌报复。一九二九年秋被撤销凤城县公安局长职务，另调奉天、哈尔滨等地任职。一九三一年四月，在牡丹江警察分署长的职位上又遭革职，失业后回到奉天。一九三一年“九 · 一八”事变时，邓铁梅正在锦州待谋职业，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

“九·一八”事变，一宵烽火，失地千里，辽、吉两省大片土地沦于日军铁蹄践踏之下。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下令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迁到锦州办公，大批军政人员接踵而来，各地难民也纷纷西逃锦州并准备进关，使这个辽西重镇处于一片惊慌、混乱之中。邓铁梅目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无限感慨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又气愤地说：我们宁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民族正气，使他下决心返回辽东山区组织抗日队伍。邓铁梅在锦州拜会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陈述了自只的想法，当即得到黄的支持和赞助。

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邓铁梅前往辽东凤城西部山区小汤沟顾家堡子（今属岫岩县朝阳乡），串连旧好十数人，分赴凤城、岫岩两县交界的山区各村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队伍。此时日军虽然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城镇，但在偏远的山区其侵略势力尚未达到，广大民众也有抗日救国的要求。因此，旬日之间便征得长短枪三百余支，动员抗日健儿一百八十多人，正式创建了辽东三角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 ——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任司令。在成立大会上，邓铁梅对大家讲话，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布建队的宗旨是：武装抗日，保卫家乡。

邓铁梅在小汤沟创建抗日义勇军的消息一经传出，辽东三角地区的广大民众奔走相告：老邓回来组织武装，大家快上队抗日吧，跟老邓打日本军准没错……。于是，四乡群众、民团、保甲携枪带马来投者甚多。邓铁梅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号召力，群众为什么信任他？原来邓铁梅在凤城县公安局任职期间，素以反日坚决著名，是民众公认的反日派。

凤城县地处安奉（今沈丹线）铁路线上，是辽东三角地区的重镇。凤城车站附近有日本附属地，驻有独立守备队、日本宪兵、警察。日本兵依靠其武力，经常在铁路沿线欺压打骂中国人民，甚至开枪射杀民众之事时有发生。邓铁梅由于职务关系，在处理、解决这些矛盾和案件中，总是站在维护民族独立尊严的正义立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丝毫不干有损民族利益的事情，经他手办理的几个案件都得到了民众的称赞。

一九二八年初夏，凤城北郊有一农家小童在铁路边上放牛，日本独立守备队诬赖他往路轨上放石块，将小童抓到日本警察署恫吓打骂。小孩家长得知消息报告中国派出所，并由县政府交涉要人。不料小孩乘警察不备逃出日本警察署。日方为推卸责任硬说已将小孩交给中国官府，几十名守备队荷枪实弹将县署包围，日军军官进屋逼迫县长在伪造的条子上签字。这时县长卫士急忙向公安局长邓铁梅报告。邓铁梅闻讯，一面调动城内公安队紧急集合；一面自持匣枪闯进县署，面对蛮横无理的日本军官大喝一声：真是岂有此理，竟敢闯进中国县署威逼中国县长，限你立刻收兵，不然即以武力相见。说罢，手执大镜面匣枪逼视日本军官。日本兵素知邓铁梅的厉害，不敢再呈凶威，最后向县长道歉，灰溜溜地跑了。邓铁梅单枪震日军的消息传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一九二九年日本商人经营的青城子铅矿，违反规定越界开采，凤城县长委派邓铁梅查办此事。他经过调查，发现越界开采属实，遂采取断然措施查封矿井，狠狠地打击了日商的不法行为和日本守备队的嚣张气焰，又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同年，邓铁梅又把盗卖国土的亲日分子曲明允逮捕下狱，并将国土赎回，再次维护了民族利益。

凤城县各界人士通过老邓的言行，公认老邓反日坚决，有民族气节。现在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发动了侵略战争，老邓又回到凤城举旗抗日，可以说一呼百应。为此，队伍迅速发展扩大，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份，已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在建制上，司令部以下编为四个大队，其中一个为大刀队，也称武术队，由山东过来的武术教师担任教练。一支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初具规模了。

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是夜袭凤凰城。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午夜，邓铁梅率部兵分两路攻打凤城。一路人马攻凤城车站、包围凤城警察署；另一路攻入城内，伪警察大队狼狈逃窜。自卫军把驻城内的日本守备队西河小队围困在一个大院内，断绝了城内和车站的联络，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进城义军一举捣毁了伪县衙、警察署；砸开了监狱使被捕的爱国者获释；日本特务情报机关——平井药房被砸烂，焚烧了里面的鸦片、吗啡等毒品。凤城一役重创日伪军，打死打伤日伪军五十余名，缴获步枪三百多支，轻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和大批子弹。日军遭此痛击，大为震动， 《 盛京时报 》 十二月二十七日载文惊呼：“安奉线匪警频传，凤凰城被袭焚，通讯断绝，形势严重。”

邓铁梅率部夜袭凤城的胜利喜讯不胫而走，得到了东北各界人民群众的交口赞誉，也引起了设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重视。一九三二年二月末，苗可秀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委派，从北平秘密来到辽东三角地带，了解义勇军反日斗争情况。邓铁梅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详细地介绍了民众自卫军成立的宗旨及现状。不久，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该会遂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司令。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唐聚五在桓仁誓师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又委任邓铁梅为第十三路军司令。七月间，苗可秀由北平重返邓部工作，邓铁梅对他十分敬重，任命他为总参议兼军官学校教育长。这期间，许多小股抗日武装纷纷来投，东北民众自卫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从一九三二年春季开始，邓铁梅率部队向日伪频繁出击，曾先后收缴了庄河、大孤山伪维持会的部分武器。同年五月，还派部队智取了卡巴岭三义庙，将庙内伪骑警一个队包围缴械，缴获军马七十匹、大枪六十支和一些其他战利品。

三义庙战斗胜利后，民众自卫军就在卡巴岭上设关卡，挖战壕，修工事，成为三角抗区的东大门。当时城内日伪军不敢越雷池一步，卡巴岭以西完全成了义勇军的天下。

义勇军的发展，使敌人惊恐万状。日军将伪军李寿山部调往大孤山、龙王庙，讨伐义勇军，伪军司令部设在龙王庙街。李寿山部队烧杀抢掠，无恶不做，老百姓恨之人骨。邓铁梅决心突袭龙王庙，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汉奸。龙王庙是一个有一千多户的大镇。镇内有商户一百二十余家，是凤城南部、岫岩东部、安东西部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镇子周围有外壕，还有铁丝的围墙，敌人防守十分坚固。邓铁梅调动队伍，于七月一日凌晨一时发起攻击，以大刀队为先导，突破北门，冲入镇内，自卫军战士迅速占领各处隘口，以重火力击毁几个碉堡，攻进街巷。日伪军这时正在熟睡之际，有的来不及穿衣，赤身逃窜；有的在渡河逃跑时被淹死。伪军司令李寿山，副司令张宗援随乱军窜出镇外，逃往大孤山。这次战斗打死日伪军一百多名，缴获大量军需物资。

这次战斗之后，东北民众自卫军遂将司令部移往龙王庙镇，并占领了附近的黄土坎，与伪军李寿山部隔大洋河相对峙。从一九三二年春季到八月间，邓部义勇军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达百余次之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遂改编为六个旅二十个团。到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部队总员达一万五千人以上，成为“九 · 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活跃在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境内几百里的宽广地域，并联合抗日义勇军刘景文、李春润等部，不断打击日军。这一带成了辽东著名的抗战区。

面对邓铁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的发展壮大，敌伪十分恐慌。于是便改变了手法，采取了军事进剿与招抚诱降的两手政策。一九三二年八月，日伪当局让凤城县伪县长康济出面利用与邓铁梅旧相识的关系，派人给邓铁梅送了一封劝降信。邓铁梅与苗可秀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以争取一定时间休整与补充部队，便派总参议苗可秀、参谋处长王者兴为代表，先后赴凤城、奉天与日军招抚代表“谈判”。苗、王二人与日伪周旋，敌方讨价还价，招抚心切，我则以假乱真，虚与委蛇，谈判多日僵持不下，最后苗以请示邓司令为由，从奉天脱身返回抗区。此时，敌人出于政治需要，造谣说邓铁梅接受了“招抚，并通过报纸、广播大肆宣传。对此，邓铁梅与苗可秀决计以事实戳穿敌人的阴谋。于是他们将日本参事官友田俊章等六人从凤城县诱至自卫军控制区的刁窝堡处决，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日伪在“招抚”阴谋失败后，恼恨万分，调动大批兵力向三角抗区的几个据点疯狂进攻。九月末，伪军李寿山率千余人攻占了民众自卫军的重要据点黄土坎。黄土坎系义勇军的经济重地，盛产鱼、盐，每年有大批收入。为了坚持长期抗战，该地必须收复。邓铁梅遂派苗可秀率部队，于十月下旬的一个深夜突然发起进攻，激战至次日清晨，敌人溃逃。黄土坎收复之后，军心大振，于是又计议攻打李寿山的老巢大孤山。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旬，日军调集重兵对三角抗区实行规模空前的大讨伐。参加这次大讨伐的有多门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各一部及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驻连山关）、第三大队（驻大石桥）的部分兵力，加上伪军共一万余人。十二月十三日开始，向以龙王庙、尖山窑为中心的游击据点包围过来。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而集中，加之义勇军又缺乏对付大规模“讨伐”的战斗经验，一开始即采取了分头迎击、处处设防的办法，结果分散了兵力，龙王庙、尖山窑等许多据点相继失守。邓铁梅率部北移，在马道沟附近与苗可秀率领的学生大队会合。整顿了队伍，制定了退敌计划。当时敌人主力在文家街、红花岭、尖山窑一线。文家街在哨子河以北，是通往尖山窑的要道。邓部决定先攻击文家街，然后反攻尖山窑。黄昏时，战斗打响了，自卫军首先抢占制高点，以轻重机枪压制敌人火力，大刀队和另一部自卫军向村内进攻。一夜激战，自卫军发起多次冲锋，攻入村内，日军遗弃五十多具尸体和大量军需物资后，向何家堡子、尖山窑方向狼狈逃窜。邓铁梅决定一鼓作气克复尖山窑。十二月底，他亲自到阵地督战，苗可秀率学生大队冲锋，自卫军战士奋勇向前。激战至第二日拂晓，敌人弹药补充困难，放弃尖山窑向白旗堡撤走。至此尖山窑又回到民众自卫军手中。文家街、尖山窑两战斗之后，日伪军开始撤退，义勇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讨伐。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敌人开始了第二次大讨伐。兵力更加集中，分多路向自卫军猛扑，所到之处修据点，建公路，实行保甲连坐法，把义勇军挤压在龙王庙以北、白旗堡以南地区。随后敌人逐渐收缩兵力，民众自卫军不断遭到伤亡。最后撤至白旗堡以北的老平顶山上固守，部队损失严重，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剩下一千多人。民众自卫军的几个游击据点又为日寇占领，少数部队只能在老平顶山、南尖山、帽盔山一带的密林里坚持斗争。

在困境中，邓铁梅总结作战失利的教训，加强军事训练，锐意整顿部队。一九三三年六月，部队利用山林树木逐渐繁茂、青纱帐形成的有利时机，加紧练兵。为提高游击战的战斗素质，司令部把军中要务编成三字经，便于战士记忆和运用。如关于射击、掩护的要领中有一段是：姿势牢，枪托固。瞄准精，心手目。静如山，动如兔。僻地走，熟地住。登了山，靠树木……。经过一段整顿，部队人数又有发展。

日蒋“塘沽协定”签订，是中华民族继“九 · 一八”事变之后的又一次奇耻大辱。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热河，并把华北置于日军监视之下的事实。消息传来，民众自卫军上下无不愤慨万分，纷纷请缨杀敌，以雪国耻。邓部相机出动，袭击敌人，部队又出现了新的活跃气势。

三角地带抗日武装力量的再次复苏，日伪军大为惊恐。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长板津直纯率部并纠集一批伪军，开始了第三次大“讨伐”，到处杀戮群众，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但此时正值青纱帐起，便于活动和隐蔽，邓铁梅率部以出其不意、忽东忽西的战术，对日伪军及其占领区不断进行袭扰。据邓部秘书吴月泉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到北平汇报的战况记载：七月末邓部会同李春润部义勇军攻击龙王庙、北井子、黄土坎等地的伪军，八月四日袭击尖山窑之敌，击毙日军五名；八月六日邓铁梅派第一旅袭击凤城车站，击毙日军四名；八月十七日邓部第三旅在岫岩二道干沟与日伪军遭遇，激战四小时，将敌人击退，击毙日军九名，缴获大枪十二支，子弹五百余粒。由于自卫军频频出击，迫使敌人不得不在八月末收束兵力，第三次“讨伐”告一段落。在日伪军第三次大“讨伐”的艰险环境中，邓铁梅率部队寻机袭扰敌人，并取得一定的局部胜利。

邓铁梅部义勇军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斗争，这与部队内部的各项工作是分不开的。为坚持长期抗日，邓铁梅先后建立了尖山窑、龙王庙、沙里寨、三清观等多处游击据点，在据点周围建立农民协会和妇女、儿童组织，使抗日义勇军首先有了立足之地。邓铁梅还在抗日军控制地区制定了财政、税收、粮食政策；设置伤兵医院、被服厂、印刷厂、印币厂、税捐局等机构。这些措施虽不完备，但在解决部队军需、支援抗日战争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邓部义勇军有一定的政治工作制度。一九三二年春，曾担任过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邹大鹏到邓部担任政训处长，主持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部队和军官学校进行定期政治教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批判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宣传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介绍我国历史上抗御外敌的民族英雄事迹。对于坚持抗日斗争，树立民族必胜的信念，收到良好效果。邓铁梅提出并努力实践“抗日救国，保民第一”的口号，把抗日救国和保卫民众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他的部队到群众家中就餐，从来不挑吃喝，不讲排场，粗粮素菜，以至残汤剩饭亦可充饥。邓部义勇军有严格的军纪：提出了“不投敌，不妥协，抗日到底；不贪财，不扰民，不调戏妇女；保民众，爱民众，不动百姓一针一线”的口号。对违犯者，不论什么人，绝不宽容。邓铁梅自己身为司令，带头守法、执法，一丝不苟，和战士同宿同食，同甘共苦。打仗时亲临前线指挥，身宪士卒，冲锋陷阵，因而受到抗区军民的拥护和受戴。

在敌人的第三次大“讨伐”中，民众自卫军受到了很大损失。部队大量减员，活动地域逐渐缩小，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以后，青纱帐倒，隐蔽困难，气候渐冷，给养缺乏，部队活动越来越困难。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农历十二月），日伪军对三角抗区进行了第四次大讨伐。这次讨伐，敌人实行归屯并户，断绝民众与义勇军的一切联系。邓部义勇军冒着冰雪严寒，整日在深山密林里游动，缺衣缺食，军火越来越少，使义勇军整体活动越来越受限制，遂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在岫岩境内牌坊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把东北民众自卫军改编成若干支队，化整为零，开展小股部队的游击活动。邓铁梅亲率一支队伍，随时与其他支队保持联系，指挥部队不时出击。几年来，日军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讨伐”，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虽然义勇军的据点被占领，实力也受到很大损失，但始终不能消灭这支坚强的抗日武装。于是，进一步策划从义勇军内部打破缺口，秘密逮捕邓铁梅。

一九三四年四月间，伪安奉地区警备司令兼第二混成旅旅长赫慕侠的部下、营长郑希贤，对原任邓部义勇军学生队教官兼大队长的沈廷辅进行策反，进而组织了一个八人暗杀队。他们化装成乞丐、小贩，在邓铁梅活动的地区，暗中查访邓铁梅的行踪。五月，邓铁梅由于长期作战的操劳，身患严重疾病，不能随部队活动。当时有人向他建议，离开抗区暂时到关内养病。他坚决表示：誓死也不离开抗区一步。五月二十七日，邓铁梅秘密来到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今属岫岩县大营子镇）亲属家中养病，被便衣暗杀队侦知。五月三十日叛徒沈廷辅骗开房门，便衣队一拥而进，将邓铁梅捕去。

邓铁梅被捕后，从凤城押解到沈阳，监禁在伪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监押期间，经常有一些日伪高级官吏对邓铁梅拉拢、软化，以高官厚禄劝降。邓严辞拒绝，并进行了绝食，以示反抗。日军组织一个专门小组审讯邓铁梅，邓在敌人法庭上慷慨陈词，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抒发自己抗日救国的伟大抱负。一天，一个日本军官来到狱中，假装斯文地说了一些佩服、敬仰之类的客套话，而后请邓铁梅在其摺扇上题字。邓铁梅接扇在手，不加思索，挥毫疾书：“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一联，以明其志。邓铁梅还经常慷溉悲歌岳飞的 《 满江红 》 ，书写文天祥的 《 正气歌 》 ，以示自已不屈不降的决心。此时，敌人在一份内部通报中也称：“邓已抛弃生死之念，求死更重于求生”。敌人在这一切伎俩都失败后，便下了毒手。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被杀害于奉天伪陆军监狱，时年四十三岁。

邓铁梅的抗日业绩及其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一九三四年五月满洲省委在一份报告里指出：“三十万以上的反日武装，最彻底、最坚决的当然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的南满人民革命军赤色游击队，珠河、磐石新编人民革命军及绥宁反日同盟军、邓铁梅的抗日军而已”。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的 《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 中，例举了在“九 · 一八”事变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在辽东组建了“铁梅支队”，由当年参加邓部抗日活动的邹大鹏同志亲任支队政委，当年学生队战士孙永泉同志任一团政委。这支部队转战辽东，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战斗，为东北解放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邓铁梅抗日救国的光荣业绩，将永远为世人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