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生育率已经很低了。生育政策调整迫在眉睫

　　【财新网】（评论 | 王丰）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官方公布的普查误差率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低了很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公布的数个重大指标看，普查数据没有受政治干预的明显痕迹。（财新网关于“二胎政策”的全部讨论文章）

 

　　这意味着，2010年的这次普查可能是一次成功的人口普查。

　　首先，此次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增速明显减缓、中国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已近20年。这一结果与人口学界近年来研究是一致的，但与此前人口计生委反复强调的“控制人口总量任务艰巨、出生率存在反弹风险”大有不同。

　　其次，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依然严重，最有说服力的指标——出生人口性别比，2010年高达118.06。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出生118.06个男孩。这一结果比2000年普查的116.86上升了1.2个百分点，更远高于国际平均103-107的正常值。

　　再次，普查显示，十年来，中国流动人口人数的持续上升。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高达为2.61亿人，比10年前增长1.17亿，流动人口占中国大陆13.4亿总人口的19.51%。而在2000年，流动人口占比仅为11.15%，10年内上升了8.36个百分点。这也在意料之中。

　　几乎与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同时，决策层面对持续20多年的低生育率、人口加速老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也正在积极应对。4月26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就提出，要“充分认识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到底要维持什么样的低生育率？

　　中国人的总和生育率，早在20年前就已低于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世代更替水平（世代更替水平下，人口总量动态稳定）。过去十年，一方面是生育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则反复强调要稳定低生育率，甚至要“千方百计地稳定低生育率。”

　　如果有关方面是出于政策求稳，为了政策执行的连续性，这样的提法可以理解。但在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再次确认中国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时，如果依然把这个提法视为人口政策的主要方针，那就不仅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严重误导、令人费解了。

　　首先，中国到底要稳定什么样的低生育水平？在人口学家看来，这是一个含混的命题。多年来，负责调查和公布人口数据的国家统计局和以控制人口增长为己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中央决策者和公众提供的数据是十分不一样的。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总和生育率，即每个妇女终身期望子女数，是在1.6左右，与国内外绝大部分学者的估算结果是一致的。而人口计生委公布的数据则是1.8。 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人口绝对数与增长率计算，过去十年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应超过1.5。如果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那么到底是稳定在1.5、1.6，还是稳定在1.8上？

　　如果生育率是要稳定在1.8，那么中国现在需要的是鼓励生育，把生育水平从1.5提高到1.8，而不是继续早已过时的独生子女政策。事实上，如果中国当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5 ，这就大体相当于西班牙与俄罗斯的生育水平上，远低于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这对未来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应、养老保险体系都是极大的挑战。

　　其次，不管是生育率是1.5、1.6、 还是1.8，长期维持这种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其结果必然是加速人口老化，要不了多久中国人口总量就会转而减少。如果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1.5的生育率意味着人口总量每一代就会减少四分之一。如果这个低生育率持续下去，中国人就会从地球上消失。即便是生育率维持在1.8，长期看，人口老化也会不断加剧，人口总量也会不断减少。

　　显然，持续保持现有低生育率，是中国通向人口消亡的死路。那些至今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放松的人，对中国人口变化的基本规律几乎毫无所知。由于人口变化的惯性，1.5的生育率如果再持续30年，然后再提高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中国人口仍将持续减少50年，人口的中位年龄数会高达50岁。这意味着，到时候中国将有一半的人口超过50岁。

　　事实上，上述假设并不可能，因为人口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生育率一旦下降，就很难人为提高。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过去十年，中国不仅把低生育率稳定住了，而且已经稳定得过头了。而世界上所有生育率与中国相近的国家，目前都在鼓励生育，惟有中国相反。

　　中国多项关于生育意愿的调查都显示，年轻人并不愿多生两个以上的孩子，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不生孩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计，目前人口学家最担心的问题是，怎么让如此低的生育率升上去，而不是认为人们还会多生孩子，因此只能继续控制生育。

　　事实上，与邻国与地区相比，中国对人口形势变化的认知与调整已经晚了至少十年。这已经导致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严重滞后，并为未来中国造成了巨大的隐患。如果再继续维持1.5的低生育率，中国家庭和社会必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并受到历史的惩罚。由此可见，独生子女政策再也不能继续了。

　　作者为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                                                                                中国该不该放松计划生育？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中国放松生育，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出生率下降，给呼吁放松生育的人提供了新的论据。

　　笔者不支持放松生育，正如鄙视此前政府鼓励生育。

　　第一，生育是个人与家庭的选择，但在中国的某个特殊时期，却当作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或者鼓励、或者抑制，生育偏离了正常的人性选择，而成为政治选择、社会选择。

　　如果说以往鼓励生育、光荣妈妈等措施，实际上是把人等同于未来的战争储备，那么，现在鼓励生育的人，以人口红利相恐吓，则是把人当作了经济的工具。人口红利在经济上是否适用暂且另说，无论是鼓励还是抑制，其内在的逻辑并没有变，就是人没有自由选择权，在生育问题上成为彻底的无脑动物。

　第二，中国生育增速下降，但人口基数依然庞大，业已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环境接近崩溃的边缘。

　　仅看华北一地，就可以了解资源的极限。

　　2009年12月15日，人民网有一则题为《世界上最大地下水漏斗 华北危机怎解？》的报道，其中提出，华北区域人口约1.2亿，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粮食产量占全国10%。华北平原水资源仅占全国1.7%，却维持了这一地区几十年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目前华北平原75%以上的用水需求靠地下水支撑，每年开采量达到206亿立方米。在过去50年中，华北平原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储存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因为超采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漏斗超过2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7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据“973”项目“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与调控”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石建省先生的介绍，华北平原已经出现地下水枯竭的现象， 从严谨的科学角度分析，如果地下水的补给项小于排泄项，自然的水均衡条件被打破，就可以说危机发生了。危机的效应包括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形成地下漏斗，区域上发生地面沉降，地表干旱沙化。

　　其中有降水减少等自然原因，但人为原因不可忽视。几十年来，山区大规模建设水利工程，修建水库1600多座，总库容300多亿方，控制了山区汇水面积的85%以上，直接导致下游华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基本上成为季节性河流，甚至全年断流干涸。水库的建设也增加了水资源的蒸发。上游地区因城市化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用水量增加，也导致对下游华北平原地下水补给的减少，国际上公认的河流开发程度应控制在30%～40%左右，现在华北平原主要河流上游控制利用已达70%～90%，给下游剩余的生态流量严重不足。人对自然的掠夺式开采已经到了恶性循环的地步，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将进一步短缺。

　　这绝非华北地区一地的资源恶化，事实上，长江变黄河、黄河断流，显示中国的自然生态已经处于危机状态，而中国政府斥巨资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与三峡大坝一样，是对自然有史以来最大的改变，从未来说很难说是破坏还是造福。

　　据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统计显示，“十一五”期间，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批复设计单元工程84项，概算核定总投资约1405亿元，占已批复可研报告动态总投资2289亿元（不包括东线治污和中线水源地保护投资）的62%；截至2010年7月底，下达投资865.5亿元，完成投资574.7亿元，分别占总投资的38%和25%。仅丹江口移民工程，就需动迁安置总人口约33万人，其中湖北省18万人，河南省15万人。　　

　　有许多人以日本东京地区的人口与资源和谐共处，认为中国并不是人口众多，而是因为不合理使用资源造成的结果。对此，我只能说，等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与日本同步，再来谈同样的资源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否则，越大的资源使用工程，成为生态灾难的可能性就越大。并且，日本此次震灾与核灾难显示，日本为了国民生活与经济，不得不加快核电发展，让反应堆延期服役。请不要告诉我，中国的风险控制举措一定会超过日本，国内频发安全事件，连食品安全都无法保障，很难让人相信这空口许诺。想想康日新吧，不是中国核工业领域的关键人物吗？他的下场能证明这些关键人物都可靠吗？

　　第三，所谓经济人口红利从头到尾都无法验证。

　　一些人认为，当中国人口红利下降，中国经济将遭遇劫难。人口从来不是经济的惟一指标，中国鼓励生育、人口增长最快速的年份，恰恰是最贫困的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单靠人口增长就能够提升经济增长，原因是有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群体截然不同。

　　以房地产为例，一些房地产研究者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中国的投资性房产将绝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排除在外，中国农村有再多的人口，与房地产市场毫无关系。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收入提高、资本时代到来与通胀压力叠加的结果，否则，我们很难想像为什么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如此之多的人怨声载道。当市场的房价与国民收入的增长同步，此时大部分人将会成为房地产的有效消费群体，人口对于市场才是有效的，否则，房地产投资只能是20%的高收入阶层的专利。

 

　　目前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面临招不到工人的窘境，与其说这是中国人口红利丧失，不如说是一直以来对农民工的欠帐，使他们只能停留在养家糊口的生活水准上，进行代际之间的贫困传递。中国三十年的市场化发展，在东部形成了同质化的产业链条，却未能形成有专业技术、有社会保障的产业大军，现在，是到了还帐的时候了。

　　中国的劳动力大军不少，却找不到合适的高技术工人，找不到高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有7亿常住农民，还有2.3亿的农民工，每年有上千万农民工离开土地到城镇工作。但根据中山大学、南方都市报与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统计，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成为有效消费群体。

　　根据中山大学2006年在珠三角所做的调查，95%的农民工第一次涨工资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头6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已经到了城市里，也就是说只有5%的农民工在这之前经历过涨工资。结合德国学者1993年在深圳做的调查，从1993年到2005年，除去通货膨胀，深圳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9.5%，而增长主要是延长工时、换工作。调查中的53%的农民工在2003年以前离开农村，但到了2009年，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随机性的1500个观测点，没有调查到1例农民工到了城市里换到的户口。

　　我们现在鼓励公平的城镇化，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绝不意味着低价农民工时代的延续。只有在中低端制造业中，才存在人口红利一说，而在技术产业中，存在的是人力资本，是强调增加个人的消费能力。按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的说法，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人口增长将继续下降，预计将在2032年前后达到人口零增长。如果人口下降的同时，个人的物质精神财富大量增长，则是中国城镇化之幸事，中国的内需未来五年仍然会有巨额增长。至于未来是否陷入通胀，取决于各主要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自律，取决于企业效率与社会总体效率的提升，与多生多少人关系不大。

　　个人有选择权，生育与不生育，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为曾经的滥生支付迟到的罚单，是对未来地球与国家负责的态度。有人特别强调生育权，但资源的压迫，只有生活在中国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如果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取消移民限制，不把财富与技术当作移民的门槛，他们才是为生育权真正支付了成本。否则，就是华而不实、嫁祸与人之举。（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366?page=2）**************** 　　

　　　　　秋风：人口政策必须为未来负责

　　　　　　　　　　　　2011年05月05日09:42南方网秋风　秋风 北京学者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基础性数据，据统计，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不含港澳台），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据此判断：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而家庭户均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有专家用“震撼”来形容这一数字，并不为过。

事实上，马建堂也坦率承认，中国的人口模式是独一无二的，欧洲一些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的模式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模式的转变，是一个自然的、长时间的过程。中国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高、低、高”到“低、低、低”模式的转变。

这样的变化路径，与1980年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不无关系。当然计生政策可能产生了若干看得见的好处，比如，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受到控制。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人口结构恶化。

本次普查显示，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下降6.29个百分点；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此为其一，人口老龄化速度惊人。其二，性别比失衡局面继续恶化。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是118.06，远高于正常范围。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这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

这些数字印证了这些年来人们从种种社会经济现象中日益明显地感受到的人口危机：各地小学、中学生员持续减少，学校大量裁撤，这表明，生育率在明显下降。民工荒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说明，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其实已经到来。所有人都在抱怨养孩子难，越来越多的人推迟生育时间，甚至选择丁克，城镇人口的生育意愿在迅速下降。

关于最后一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在江苏进行了一项历时五年、主题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人口学调研，调查对象均为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已婚妇女，但这些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1.69个，其生育意愿却只有1.50个，现有子女加上计划要生育的子女数仅为1.32个，现有子女数为1.09个。郑真真明确表示，这样的结论让她感到“震惊”。但这样的数字与人口普查数字完全可以相互印证。凡此种种现象和数据提醒决策者、相关管理部门、人口学界以及整个社会，人口生育状况已经到了一个严重的转折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文明而言，人口生育都是最具有基础意义的事务。假定一个社会的孩子日益减少，其结果必定是，生活趋向消沉，社会趋向衰老。经济丧失驱动力，文化丧失创新力。最终，整个国家、文明进入衰败循环，而难以自拔。

尤其是，人口的再生产乃是人世间最为复杂的问题。当下一个决策所能产生的后果，通常要用一两代人的时间才显现出来。而那个时候如果发现问题再采取措施，同样需要一两代人才能够真正发挥效用。但很有可能，在这期间，诸多参数，比如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至于决策者所期待的政策调整效果很可能根本无法出现。因此，当人们对人口再生产制定任何政策的时候，必须高度审慎。即便必须采取政策，也应当非常温和，为未来的调整留下充分余地。这是对国家、对文明之未来负责的态度。令人遗憾的是，诸多部门、专家、公众仍在当下一两年的数据、现象中纠缠。

人口增速迅速降低、人口结构快速恶化、妇女生育意愿下降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凡此种种已让人口生育成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参考日本、韩国的教训，这个问题也许已经无法找到解决办法，但至少，全社会有必要以一种理性的、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面对这个问题，尝试寻找解决办法。（http://view.news.qq.com/a/20110505/000035.htm） ****************　　　　　　　　　　　

　　　　　　中国生育率严重高估 老龄化被低估

　　　　　【财新网】（评论 | 郭志刚）4月28日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下称“六普”）显示，前些年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了，同时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了。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这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

　　以往生育率被严重高估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这个最新的普查数字实际上印证了以往人口抽样调查早已揭示过的事实。即，目前中国生育率不是一般的低，而是非常低。它不可能是人口主管部门坚称的1.8，而是显著更低，甚至低于1.5。也就是说，目前，一对夫妇终其一生生育不足1.5个孩子。

　　五年前，有关方面在拟定“十一五”人口规划时，把2010年人口总规模定为13.60亿。这是在2005年总人口13.08亿的基础上，按1.8左右的生育率推算出来的。也就是说，按以往主流认识的1.8的生育率，2006年至2010年，中国人口数将增长5000万，年均增长约1000万。

　　然而，此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总人口比“十一五”人口规划数少了2000万。也就是说，中国年均人口净增长只有600多万而已，与人口规划数差了近400万。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误差，而应视为一种错误。这种规划目标和普查数据的反差证明，以往中国的生育率被严重高估了。

　　据最新的普查结果，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6.60%。由此粗略推算，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5，甚至更低。事实上，七年前笔者经过分析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五普”）数据，就曾得出同样的结论。该结论也与多次全国性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相一致。但是，出于怀疑调查的出生漏报率非常高，这一观点始终被质疑和拒绝。

　　2000年“五普”的漏登率的确很高，达到1.87%。上述结论确有可能基础不牢。尽管当时我的推算结论中已考虑了18%的出生漏报影响，但是有关部门和一些人口学界同行坚持认为并试图证明，“五普”实际出生漏报率在30%左右。这种判断主要仰赖各式各样的间接估计。而这类间接估计或证明虽然层出不穷，但在推算方法或数据方面却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很难经得起推敲。

　　此次“六普”公布的漏登率非常之低，只有0.12%。这样一来，便没有理由再像以前那样对低龄人口数做大幅度统计调整，因而也就很难再否定这十年中中国生育率一直稳定在很低的水平上。实际上，不少有心人早就发现并指出，无论是2000年的“五普”还是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国家统计局每次都在调查后对此前估计的年出生人口数做统计调整，而且每次都是下调。

　　中国实际人口增长数显著低于人口规划数，这一现象并不限于“十一五”人口规划，还可追溯至“十五”规划和“九五”规划。上世纪90年代初，当生育率降至2.1的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发展史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由于对这个重大的转变缺乏充分认知，导致低生育率的迷误延续了近20年。　　人口老龄化被低估

　　过去三十年，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只设定了人口总量峰值上限，但却从没确定过人口老龄化的峰值上限。因而，在执行中，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

　　“六普”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26%，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8.87%，高于此前根据1.8的生育率推算的老龄化比重一两个百分点。这说明，此前多年，中国的老龄化事实上被低估了。

　　当前，生育水平和预期寿命的变化是决定人口老龄化的两大主因。预期寿命的提高会使人口金字塔的顶部相对加重，称为顶部老龄化。而低生育水平则使人口金字塔的底部相对缩减，称为底部老龄化。不过，维持过低的生育率对老龄化的影响要比预期寿命提高大得多。

　　多年来高估出生漏报和过度调整出生人口数，积累起来就会高估少儿人口数量，并且进而导致总人口数的高估。这些高估虽然并不影响老年人口数，但有可能低估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而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绝对数的增加，而是指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的提高。

　　国家统计局从1996年起在年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自2006年始，还公布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与各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上述老龄化的统计指标差别很大。

　　一般而言，年度统计公报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较之抽样调查结果低1个多百分点。以2008统计公报为例，2008年底老龄化比例为8.3%，而相应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计算值则为9.5%。如果再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008年统计公报显示为12.0%，比相应实际调查结果14.0%要低两个百分点。其实，国家统计局近年统计公报显示的老年人口比例，与人口计生委按1.8的生育率做出的预测结果很接近，只是略高一点。

　　由于人口流动的广泛存在，近年年度人口变动调查确存在一定少儿人口漏报和十分显著的青壮年人口漏报，因此以调查的年龄结构数据推算老龄化程度会偏高。但是，如果按1.8的生育率假定推算老龄化，则一定会显著偏低，而实际的老龄化比例应介于统计公报数据和人口变动调查结果之间。

　　“六普”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而如果按1.8的生育率预测，2010年这一结果仅为12.42%，两者相差了近一个百分点。普查显示，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而按1.8生育率预测，2010年该结果则只有8.18%。

　　事实已很清楚，即使是当前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就已被明显低估，再推算到更远的未来，低估偏差必然更大。这反过来也说明，中国目前不可能有1.8的生育率。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破解人口政策僵局

　　中国自1990年代初进入低生育时期后，官方人口统计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即“见到低生育率调查结果→归因于出生漏报并调高生育率→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结果→再调高生育率→继续控制人口数量……”

　　这一怪圈始于对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结果的强烈不信任，认为调查得到的很低生育率完全不可信。然后，统计部门和人口主管部门就借助各种应运而生的出生漏报估计和生育率估计，把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提高到决策者能够接受的水平。

　　也正因此，中国的人口统计长期陷入迷茫状态。人口计生主管部门长期坚持1.8的生育率口径，与实际调查结果严重脱节。习惯成自然，不少人对此已经熟视无睹，根本不肯考虑，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所获的很低生育率可能是真的，或大致反映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事实。

　　其实，近年来人口学界也有很多研究，一直在置疑上述1.8的生育率口径。同时专业研究也发现，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类似，中国也存在着导致低生育率的诸多因素，诸如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婚育年龄的提高，人均收入的提高，城镇化的发展等。另外，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选择性流产也是导致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际上，这些专业研究结果之所以未得到决策者重视，往往就是因为，有些部门和机构总是把是事实上偏低的人口调查数据结果简单视为“虚假统计”。而人口学家用实际调查数据所做的各种考察和分析，经常被指责为“假数真做”。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

　　总体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能够揭示很多问题，而“六普”数据的全面开发研究更能增强各方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整体把握。对本次普查的调查质量，当然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价，但是，千万不要再次陷入此前的人口统计怪圈。

　　很多人口学家已发现，在新的低生育率时期，人口问题的很多传统理论、观点、经验等已经或正在变得过时。如再以这些认识和判断为准来做决策，很容易造成错误，甚至谬以千里。中国的低生育率之所以老是个谜，主要就是因为对人口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研究不够，结果作茧自缚。

　　“六普”结果引发了各方面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和热烈的讨论。这只不过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中国人口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契机。而人口问题的真正破局，则靠决策者破解低生育率迷思后，积极主动地完善生育政策的实践。（http://policy.caing.com/2011-04-29/100254420_2.html）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国家计生委回应“放宽二胎”话题：将坚持现行政策       

　　昨日是第22个世界人口日，在SOHO尚都西塔的钢琴广场，东大桥社区开展了“7·11”世界人口日宣传活动，组织流动人口联合会的会员，用身体组成了“7·11”的字样，同时邀请医生到现场义诊，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等。姚宝龙 摄影报道

　　在昨日举行的“2011年7·11世界人口日纪念大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说，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人均预期寿命提至73.5岁

　　李斌说，今年10月，世界人口将达到70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世界人口将于2050年达到93亿，“我们能否生活在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地球上，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决定。”

　　李斌表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2%下降至2010年的19%；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68岁提高到73.5岁，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从0.53上升到0.66，是全球提高最快的国家之一。

　　“二胎政策是否需要放宽”成为近来的热点话题之一，李斌强调，中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

　　在《南方日报》昨日的报道中，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认为，目前是否有“单独可生二胎”的可能，国家也在考虑之中,但短期内做大的调整不太现实,“我个人认为，国家可能会采取试点的形式，选取部分代表性较强的地区，逐步放开。”他说，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

　　李斌说，“十二五”时期，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没有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成为社会和谐面临的重大课题。

　　对此，国家计生委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7/12/c_12165323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