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走遍美国中英字幕27:申城回望“赛先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4:27:36
申城回望“赛先生”
———记“明复图书馆”
可以想象，70年前的今天，一代宗师蔡元培先生那兴奋莫名的心境。他指着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一幢即将竣工的三层小楼说：啊，伟大的建筑！
这是一幢小楼，即使在当年，与十里洋场上的高楼相比，它也小得毫不惹眼。
这是一幢小楼，然而它所拥有的历史承载，即使在已是广厦万千幢之今日，谁与比肩？
它是中国现代科学的渊薮之地。
它是中国第一代科学泰斗的大本营。
它是“赛先生”（Science科学）登陆中国漂泊无居数十年后的第一个家。
半壁江山在小楼
几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诞生于本世纪初叶的中国科学社的总部所在地———“明复图书馆”（今为卢湾区图书馆），渐渐地，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然而，不该淡出的终究不会被人忘却。前不久，这幢历经沧桑的小楼，终于又一次跃上了大上海的报端：
“5月30日上午，陕西南路上‘明复图书馆旧址史料展览室’开馆迎宾。蔡元培、杨杏佛、胡明复的后人相携而至，著名科学家谈家桢院士在病榻上为开馆欣然题词‘科海群星’”。
我闻讯采访了这一“科学圣殿”，用笔更是用心记录下这幢小楼与之相关的“中国第一”。这里，安置了中国第一家“科学”杂志；进驻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团体；聚集了中国第一批理工科博士；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科研所；荟萃着中国现代科教事业第一代“开山鼻祖”。
往事浩如烟，睹物思先贤……
在出席展览室开馆仪式的来宾中，我遇见了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这幢小楼的主要筹建人杨杏佛博士之子杨小佛。这位也已年逾花甲的上海文史馆研究员，当年图书馆破土动工之际还是个孩子，但同笔者谈起这座曾是“科学家之家”的小楼时，竟然如数家珍。
1918年中国科学社从美国迁来上海后，可以说居无定所，这与战乱连年、经费无着有关。当时中国只有“科学社”这么一个民间科学组织，但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前，出席国际会议，它是中国科学界的当然代表。为了给科学家营造一个“家”，1928年，蔡元培先生和杨杏佛找到时任财政部长的孙科，划拨了40万元国债，开始在今天的陕西南路（235号）购地建造一座图书馆。
图书馆建筑面积5500余平方米，为三层钢筋水泥结构，书库配有升降机自动吐纳，因此有人说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图书馆。馆内收藏外文版科技书籍3万余册，中文版科技书籍2万余册，外国科技杂志7000余册，这在当时已足堪称中国科技图书收藏的半壁江山。而这些珍贵的书籍大都为科学社社员无偿捐献，其中周美权先生所捐的数学书籍价值就达万元之巨。
杨小佛说：“1931年元月1日，明复图书馆落成开幕，来了很多社会名流和外交使节，记得就是在这天我第一次看到闪光灯摄影，感到很新奇。”
明复图书馆建成后，中国科学社也有了栖身之地。三楼为馆长办公室和《科学》杂志编辑部。二楼为书库和会议厅，中国科学社许多重要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一楼为中国科学社办公总部。至此，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终于结束了飘泊不定的生涯，扎下根来，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燃起科学的曙光。
“赛先生”艰难登陆
“记得父亲对孙中山先生说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杨小佛动情地回忆道。在美国，有户人家自来水管坏了，修毕付帐：50元零几美分。户主说，这么贵呀，怎么还有零头？修理人答：零头是我的手工费，而50元是我懂这一行技术的知识费。“父亲讲这个故事的用意要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难的是掌握科学知识，他们这一代学有成就的留学生回国，就是为播洒科学的种子，造福民族，当时一句口号叫作科学救国”。
1914年6月的一个傍晚，美国康乃尔大学里，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一份为办刊集资的“募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杨杏佛、任鸿隽。两周后，中国科学社缘此成立。
1915年元月，一本名之为《科学》的月刊悄然在上海诞生。而此时，“师夷”的呐喊已几乎息声于“祭孔”的喧嚣；即便“师夷”，不过为“炮坚舰利”，至于“科学”，仍不过是“奇技淫巧”。
《科学》问世8个月后，上海诞生了另一本杂志《青年》（后改《新青年》），其宗旨便是拥护“赛因斯”和“德谟克拉西”。从此，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便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两面旗帜。
然而，在海外编辑、上海出版的《科学》，几乎每一期都难产。资金，是科学社社员从生活费中省下的，大家举胡明复为会计，虽锱铢必计，亦入不敷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回忆说，为办刊，不得不节衣缩食，不少人为之营养不良。稿件，是大家课余义务撰写，常常须“逼”。胡适曾向负责组稿的杨杏佛寄去打油诗一首：“‘科学’稿已去，‘夫子’不敢当。才完就要做，忙似阎罗王。”
在杂志“共促中国科学发达”宗旨传播下，中国科学社受到海外留学生拥戴，社员很快发展到400余人，大都是中国最早的“洋博士”和“洋硕士”，如竺可桢、胡刚复、胡适、凌鸿勋、茅以升、侯德榜、曾昭抡等等，后来，这批人大都成为中国各学科的奠基者或带头人。
1917年，随着胡明复等发起人学成归国，中国科学社和《科学》编辑部也迁回国内，落脚在由胡明复胞兄胡敦复创办的上海大同学院。从此，“赛先生”便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胡氏三兄弟
杨小佛先生从明复图书馆说开去。这座图书馆之所以要用胡明复先生来命名，其中凝聚着一段留学生科技救国的奋斗史。
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胡明复，作为中国科学社主要发起人之一，是《科学》杂志运作的实际维系者，不仅管理财务，且是主要撰稿者和编校者，其为前三期撰写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胡适在其一篇“追忆”的文章中说：“明复在编辑上功劳最大，他不但自己撰译了不少稿子，还担任整理别人的稿件，统一行款，改换标点，故他最辛苦。”须指出的是，中国使用标点和文章横排，就是从《科学》开始。胡明复回国之初，与其弟胡刚复一起在乃兄胡敦复于上海创办的中国首家正规民办大学“大同学院”中授课。大同本是白手起家，教员们不仅不拿分文工资，而且将在外兼课薪金的20％捐出来用于建校，胡氏三兄弟也不例外。汪道涵是胡敦复在交大兼课时的学生，至今还对胡先生的讲课赞不绝口。胡刚复更是教誉盛隆，像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钱临照、钱学森、吴健雄、卢嘉锡等等，皆先后为其门下高足。而胡明复，为建校和维持大同正常教学，将积蓄尽数垫入，总数达二万余元，被同仁称为“毁家兴学，劳怨不辞”。
在大同艰难创业时刻，科学社也陷入困境。归国后社员离散，会费和稿源断流，不得已《科学》被迫停刊达8个月之久。国内唯一的科学刊物停刊，惊动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他以让中国科学社负责科学书籍调查的名义，每月从北大资助经费200块大洋，又与教育总长范源濂联名发起为中国科学社募集基金活动。他在“启事”中疾呼：“当此科学万能时代，而吾国仅仅有此科学社，吾国之耻也。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
科学社借此方重整旗鼓，继续高举“赛先生”的旗帜前行。他们为拉开中国现代科学大幕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乞灵文字，推行科普。社长任鸿隽曾为此作宣传：“目击西方文化之昌明，与吾国科学思想之落后，以为欲从根本上救治，非介绍整个科学思想不为功。”故这一时期《科学》杂志上，留下了中国第一代科学精英们的一系列科普文章，如胡明复写有《说虹》、《慧星》、《万有引力之定律》；竺可桢写有《说风》、《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张子高写有《论水》，杨孝述写有《欧姆定律》，唐写有《雷电说》等等。二是统一科学名词。此时，介绍欧美科学，首先便遇到国内译名杂芜的困难，遂将编订科学名词列为重要社务。这件事，在中国科学的起点阶段，其意义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
1922年，中国科学社办起了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家纯科学研究机构，由秉志负责动物部、胡先、钱崇澍负责植物部。很快便取得累累硕果，从这里，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动物学论文；进行了第一项动物遗传研究；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植物学地方志等等。胡适在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时发表评论道：生物所在秉志、胡先两大领袖领导下，在此二十年中，为文化上辟出一条新路，造就许多人才，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
此外，科学社还倾力编写各类科教书籍。胡明复被王云五聘为商务编译所数学函授社主任，他联系上海、南京一批数学教师主持编写了一批普及性数学书籍，为中国数学传播作了基础性工作。
1927年7月9日，胡明复在乡间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年仅36岁。噩耗举国震惊，民国政府发布政府令称其“尽瘁科学，志行卓绝，提倡教育，十年不倦”。中国科学社举行隆重安葬仪式，灵柩安放在杭州烟霞洞之上。
此后，同仁们一致通过蔡元培先生的提议，将在沪购地建造的图书馆命名为“明复图书馆”。
“天子脚下”无净土
民间的中国科学社先于官方的中央研究院出现在中国。实质上，它们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最终实现了联姻。杨小佛先生说，就当时而言，这也是情势使然。
1926年2月，蔡先生携眷从巴黎回到上海，不久面对蒋介石滥捕滥杀的白色恐怖，愤然辞去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各职。老蒋亲自抵沪谢罪以求复职，先生不从，只保留所兼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一虚衔。
科技救国，是先生生平之志。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上海东亚酒楼宣告成立，就名义而言，为官方最高学术研究机关。
中研院虽是空架子，但蔡先生信心很足，因为他有中国科学社这一人才库可以依靠。中国科学社自1922年南通年会改组后，组成以张謇、马相伯、蔡元培、范源濂、梁启超、胡敦复为首的董事会，社员发展到600余人，在全国13个大城市设立了社友会，并在各研究组直接作用下先后成立了中国工程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等专业科学团体。
此时，蔡先生的想法是，在南京建立全国科研中心，而上海为副中心。为此，他呈请国民政府将清凉山旷地千亩划为院址，拨款102万元作为首期建筑费。
但是，南京方面，国民党却忌恨蔡先生不合作，将计划压着不批。蔡先生遂慨然将总办事处从南京移师上海，就设在与明复图书馆毗邻的亚尔培路205号。这样，若干年后两大总部并立，上海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的科研中心。
蔡先生以中国科学社为依托，很快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建立起工程、物理、化学三研究所，又从中华教育基金会申请拨款50万元建立起理化工程实验室。接着，在宝通路367号建立地质所和社会所，在曹家渡小万柳塘建立起历史语言所。其筹备者和负责人皆为科学社社员。如秘书长为杨杏佛，工程为周仁，物理为丁西林，化学为王王进、庄长恭，地质为李四光，社会为杨端六、陶孟和。后来，又有竺可桢、秉志、唐、高鲁办起气象、动物、心理、天文各所。
蔡先生在上海大兴土木，愈为国民党所不容。1930年初，戴季陶便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发难，要政府纠正蔡元培在上海的做法。接着，在蒋介石主持下作出决议，立即将中研院在上海各研究所移至南京，在沪一切建筑即日停止，威逼蔡元培回到“天子脚下”。蔡先生不为所动，坚守不移，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保持了一方净土。
但是，在如此高压下，中国的科学进程又岂能摆脱腥风血雨的侵袭？
何当痛撒江南雨
伫立在父亲旧照前，杨小佛先生泪花盈盈，眼前又浮现那刻骨铭心的历史瞬间：
1933年6月9日，杨小佛随父亲在中研院门外刚上车，四名暴徒突然冲出，弹如雨下，父亲全身伏在爱子身上，自己则浸在血泊之中……杨杏佛，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中研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是中国为捍卫“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尊严，第一位遭暗杀的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杨小佛说，父亲早年在美国攻读机械工程，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及工学院院长，其业余的主要精力便是编辑《科学》杂志。
中国科学社发起时，杨杏佛便被推为编辑部部长，主编《科学》达7年之久。那时，没有固定的编辑部，组稿由编辑轮流坐庄，杨杏佛负责总成，故审校工作很重，常要熬到深夜。
《科学》是当时国内最权威的学术刊物，影响很大，如数学天才华罗庚便是由《科学》发现并推出。1929年，18岁的华罗庚尚是江苏金坛县的一个小店员，是年他将一篇处女作《Sturm氏定理之研究》寄给《科学》，刊于12月1日《科学》14卷4期。1930年，华罗庚再次向《科学》投寄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论文虽不长，却是向数学权威挑战，且持之有据。《科学》再次予以发表。论文立即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杨武之教授、熊庆来主任的重视，经熊庆来拍板，华罗庚调入清华，二年后便以“访问学者”身份被送往剑桥大学留学，从此，一颗新星在国际数学界冉冉升起。
杨小佛说，父亲那时很忙，独身一人住在中研院的办公室里，当时上海科学界很多活动都由父亲一手操办，如为明复图书馆募捐、举办科学演讲、筹建各研究所、组织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等等。
正因我父亲全身心奉献于科学事业，所以他遭暗杀后，举国同悲，鲁迅先生也写诗哀悼：“何当痛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在杨杏佛身后，杨孝述成为重要的接替者。他辞职赴上海专职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达17年之久。杨孝述只身住在明复图书馆院内，工作与生活起居融为一体，在他主持下创办了股份制的科学仪器公司和《科学画报》，并陆续推出《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使上海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科普基地。
陈毅拜访的第一人
杨小佛先生说，他现在还经常同杨孝述的儿子杨臣勋先生谈论这幢小楼，回忆这段历史，希望能写点文章，因为他们作为科学社后期的见证人，应该让后人知道“赛先生”在中国的过去。
经历了孤岛时期和国民党接收的磨难之后，上海仍然没改变它作为全国科研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上海又成为国民党争夺科学人才的“第二战场”。
蒋介石派蒋经国来到上海，授意一定要把竺可桢接往台湾。接着，又派朱家骅来到上海各研究所，动员他们跟随撤离。
可是，始终渴望“赛先生”能在古老中国繁衍生息、发扬光大的科学家们，早就识破了他的“劝慰”，在黑暗中向往着光明。
蒋经国居然在行人川流的街上遇上了竺可桢，他显然比老蒋开明，弹舌之余拱手相送：“人各有志……”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不仅人不走，设备仪器也都精心转移保护起来。
中国科学社社长、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在上海的简居闭门谢客；被委任为台北大学校长的庄长恭，又悄然回到了上海的化学所；被蒋介石派往美国考察原子弹制造的科学社重要成员曾昭抡、华罗庚，先后从美国回国，华罗庚还在路上发表了重要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接着，他们的学生唐敖庆、朱光亚、邓稼先纷纷回国。
周仁、秉志、茅以升、王家楫、贝时璋、冯德培、蔡翘、张元济这些刚刚在1948年被蒋介石亲自授为“院士”的大科学家、大学者，此时也在上海静候解放。
随着欢庆解放的锣鼓声，陈毅市长步入上海，他所拜访的第一位市民，便是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面对这位四川老乡，陈毅说：“叔永老，你是科学界的头，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还要请你老多多操心哟。”
任鸿隽没有辜负陈毅的期望，1950年8月北上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后，将中国科学社的资产全部移交给人民政府，并联合其它科学团体组建了全国科联和全国科协，中国的科学事业开始翻开新的一页。
沿着这条路
说到在旧址上史料展览室的开辟，杨小佛先生感慨良多，可谓科学昌明，躬逢盛世啊。
回想那一段岁月，“明复图书馆”随着中国社会的波折而陷入了历史的“误区”。在“文革”中，拥有20股科学仪器公司股份的科学家，便可当“资本家”论处，更何况那些被视为“头面人物”的创始人呢！于是，这座富有纪念意义的“科学家之家”，便连同它的历史一起没入尘封之中。
科学之火永远不会泯灭。拨乱反正之后，1985年9月《科学》杂志重新复刊。1995年1月2日，在《科学》创刊8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欣然为这一影响深远的杂志题词：“传播科学，提高国力”。中国科学事业黄金时代到来了。
1998年11月18日，在谈家桢、杨竹亭等老社员的呼吁下，“明复图书馆”旧址重新挂牌。那一天，周光召专程从北京赶来了，上海的科学家谈家桢、叶叔华也来了，大家兴高采烈，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
日前，“明复图书馆旧址史料展览室”迎来了首批参观者，从此，我们这座城市就有了一个向下一代进行科学教育的绝好场所。从这里，走来过中国第一批科学泰斗。沿着这条路，继往开来，“赛先生”再也不会被冷落，它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前行。
程新国
———记“明复图书馆”
可以想象，70年前的今天，一代宗师蔡元培先生那兴奋莫名的心境。他指着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一幢即将竣工的三层小楼说：啊，伟大的建筑！
这是一幢小楼，即使在当年，与十里洋场上的高楼相比，它也小得毫不惹眼。
这是一幢小楼，然而它所拥有的历史承载，即使在已是广厦万千幢之今日，谁与比肩？
它是中国现代科学的渊薮之地。
它是中国第一代科学泰斗的大本营。
它是“赛先生”（Science科学）登陆中国漂泊无居数十年后的第一个家。
半壁江山在小楼
几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诞生于本世纪初叶的中国科学社的总部所在地———“明复图书馆”（今为卢湾区图书馆），渐渐地，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然而，不该淡出的终究不会被人忘却。前不久，这幢历经沧桑的小楼，终于又一次跃上了大上海的报端：
“5月30日上午，陕西南路上‘明复图书馆旧址史料展览室’开馆迎宾。蔡元培、杨杏佛、胡明复的后人相携而至，著名科学家谈家桢院士在病榻上为开馆欣然题词‘科海群星’”。
我闻讯采访了这一“科学圣殿”，用笔更是用心记录下这幢小楼与之相关的“中国第一”。这里，安置了中国第一家“科学”杂志；进驻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团体；聚集了中国第一批理工科博士；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科研所；荟萃着中国现代科教事业第一代“开山鼻祖”。
往事浩如烟，睹物思先贤……
在出席展览室开馆仪式的来宾中，我遇见了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这幢小楼的主要筹建人杨杏佛博士之子杨小佛。这位也已年逾花甲的上海文史馆研究员，当年图书馆破土动工之际还是个孩子，但同笔者谈起这座曾是“科学家之家”的小楼时，竟然如数家珍。
1918年中国科学社从美国迁来上海后，可以说居无定所，这与战乱连年、经费无着有关。当时中国只有“科学社”这么一个民间科学组织，但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前，出席国际会议，它是中国科学界的当然代表。为了给科学家营造一个“家”，1928年，蔡元培先生和杨杏佛找到时任财政部长的孙科，划拨了40万元国债，开始在今天的陕西南路（235号）购地建造一座图书馆。
图书馆建筑面积5500余平方米，为三层钢筋水泥结构，书库配有升降机自动吐纳，因此有人说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图书馆。馆内收藏外文版科技书籍3万余册，中文版科技书籍2万余册，外国科技杂志7000余册，这在当时已足堪称中国科技图书收藏的半壁江山。而这些珍贵的书籍大都为科学社社员无偿捐献，其中周美权先生所捐的数学书籍价值就达万元之巨。
杨小佛说：“1931年元月1日，明复图书馆落成开幕，来了很多社会名流和外交使节，记得就是在这天我第一次看到闪光灯摄影，感到很新奇。”
明复图书馆建成后，中国科学社也有了栖身之地。三楼为馆长办公室和《科学》杂志编辑部。二楼为书库和会议厅，中国科学社许多重要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一楼为中国科学社办公总部。至此，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终于结束了飘泊不定的生涯，扎下根来，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燃起科学的曙光。
“赛先生”艰难登陆
“记得父亲对孙中山先生说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杨小佛动情地回忆道。在美国，有户人家自来水管坏了，修毕付帐：50元零几美分。户主说，这么贵呀，怎么还有零头？修理人答：零头是我的手工费，而50元是我懂这一行技术的知识费。“父亲讲这个故事的用意要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难的是掌握科学知识，他们这一代学有成就的留学生回国，就是为播洒科学的种子，造福民族，当时一句口号叫作科学救国”。
1914年6月的一个傍晚，美国康乃尔大学里，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一份为办刊集资的“募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杨杏佛、任鸿隽。两周后，中国科学社缘此成立。
1915年元月，一本名之为《科学》的月刊悄然在上海诞生。而此时，“师夷”的呐喊已几乎息声于“祭孔”的喧嚣；即便“师夷”，不过为“炮坚舰利”，至于“科学”，仍不过是“奇技淫巧”。
《科学》问世8个月后，上海诞生了另一本杂志《青年》（后改《新青年》），其宗旨便是拥护“赛因斯”和“德谟克拉西”。从此，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便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两面旗帜。
然而，在海外编辑、上海出版的《科学》，几乎每一期都难产。资金，是科学社社员从生活费中省下的，大家举胡明复为会计，虽锱铢必计，亦入不敷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回忆说，为办刊，不得不节衣缩食，不少人为之营养不良。稿件，是大家课余义务撰写，常常须“逼”。胡适曾向负责组稿的杨杏佛寄去打油诗一首：“‘科学’稿已去，‘夫子’不敢当。才完就要做，忙似阎罗王。”
在杂志“共促中国科学发达”宗旨传播下，中国科学社受到海外留学生拥戴，社员很快发展到400余人，大都是中国最早的“洋博士”和“洋硕士”，如竺可桢、胡刚复、胡适、凌鸿勋、茅以升、侯德榜、曾昭抡等等，后来，这批人大都成为中国各学科的奠基者或带头人。
1917年，随着胡明复等发起人学成归国，中国科学社和《科学》编辑部也迁回国内，落脚在由胡明复胞兄胡敦复创办的上海大同学院。从此，“赛先生”便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胡氏三兄弟
杨小佛先生从明复图书馆说开去。这座图书馆之所以要用胡明复先生来命名，其中凝聚着一段留学生科技救国的奋斗史。
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胡明复，作为中国科学社主要发起人之一，是《科学》杂志运作的实际维系者，不仅管理财务，且是主要撰稿者和编校者，其为前三期撰写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胡适在其一篇“追忆”的文章中说：“明复在编辑上功劳最大，他不但自己撰译了不少稿子，还担任整理别人的稿件，统一行款，改换标点，故他最辛苦。”须指出的是，中国使用标点和文章横排，就是从《科学》开始。胡明复回国之初，与其弟胡刚复一起在乃兄胡敦复于上海创办的中国首家正规民办大学“大同学院”中授课。大同本是白手起家，教员们不仅不拿分文工资，而且将在外兼课薪金的20％捐出来用于建校，胡氏三兄弟也不例外。汪道涵是胡敦复在交大兼课时的学生，至今还对胡先生的讲课赞不绝口。胡刚复更是教誉盛隆，像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钱临照、钱学森、吴健雄、卢嘉锡等等，皆先后为其门下高足。而胡明复，为建校和维持大同正常教学，将积蓄尽数垫入，总数达二万余元，被同仁称为“毁家兴学，劳怨不辞”。
在大同艰难创业时刻，科学社也陷入困境。归国后社员离散，会费和稿源断流，不得已《科学》被迫停刊达8个月之久。国内唯一的科学刊物停刊，惊动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他以让中国科学社负责科学书籍调查的名义，每月从北大资助经费200块大洋，又与教育总长范源濂联名发起为中国科学社募集基金活动。他在“启事”中疾呼：“当此科学万能时代，而吾国仅仅有此科学社，吾国之耻也。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
科学社借此方重整旗鼓，继续高举“赛先生”的旗帜前行。他们为拉开中国现代科学大幕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乞灵文字，推行科普。社长任鸿隽曾为此作宣传：“目击西方文化之昌明，与吾国科学思想之落后，以为欲从根本上救治，非介绍整个科学思想不为功。”故这一时期《科学》杂志上，留下了中国第一代科学精英们的一系列科普文章，如胡明复写有《说虹》、《慧星》、《万有引力之定律》；竺可桢写有《说风》、《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张子高写有《论水》，杨孝述写有《欧姆定律》，唐写有《雷电说》等等。二是统一科学名词。此时，介绍欧美科学，首先便遇到国内译名杂芜的困难，遂将编订科学名词列为重要社务。这件事，在中国科学的起点阶段，其意义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
1922年，中国科学社办起了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家纯科学研究机构，由秉志负责动物部、胡先、钱崇澍负责植物部。很快便取得累累硕果，从这里，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动物学论文；进行了第一项动物遗传研究；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植物学地方志等等。胡适在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时发表评论道：生物所在秉志、胡先两大领袖领导下，在此二十年中，为文化上辟出一条新路，造就许多人才，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
此外，科学社还倾力编写各类科教书籍。胡明复被王云五聘为商务编译所数学函授社主任，他联系上海、南京一批数学教师主持编写了一批普及性数学书籍，为中国数学传播作了基础性工作。
1927年7月9日，胡明复在乡间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年仅36岁。噩耗举国震惊，民国政府发布政府令称其“尽瘁科学，志行卓绝，提倡教育，十年不倦”。中国科学社举行隆重安葬仪式，灵柩安放在杭州烟霞洞之上。
此后，同仁们一致通过蔡元培先生的提议，将在沪购地建造的图书馆命名为“明复图书馆”。
“天子脚下”无净土
民间的中国科学社先于官方的中央研究院出现在中国。实质上，它们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最终实现了联姻。杨小佛先生说，就当时而言，这也是情势使然。
1926年2月，蔡先生携眷从巴黎回到上海，不久面对蒋介石滥捕滥杀的白色恐怖，愤然辞去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各职。老蒋亲自抵沪谢罪以求复职，先生不从，只保留所兼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一虚衔。
科技救国，是先生生平之志。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上海东亚酒楼宣告成立，就名义而言，为官方最高学术研究机关。
中研院虽是空架子，但蔡先生信心很足，因为他有中国科学社这一人才库可以依靠。中国科学社自1922年南通年会改组后，组成以张謇、马相伯、蔡元培、范源濂、梁启超、胡敦复为首的董事会，社员发展到600余人，在全国13个大城市设立了社友会，并在各研究组直接作用下先后成立了中国工程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等专业科学团体。
此时，蔡先生的想法是，在南京建立全国科研中心，而上海为副中心。为此，他呈请国民政府将清凉山旷地千亩划为院址，拨款102万元作为首期建筑费。
但是，南京方面，国民党却忌恨蔡先生不合作，将计划压着不批。蔡先生遂慨然将总办事处从南京移师上海，就设在与明复图书馆毗邻的亚尔培路205号。这样，若干年后两大总部并立，上海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的科研中心。
蔡先生以中国科学社为依托，很快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建立起工程、物理、化学三研究所，又从中华教育基金会申请拨款50万元建立起理化工程实验室。接着，在宝通路367号建立地质所和社会所，在曹家渡小万柳塘建立起历史语言所。其筹备者和负责人皆为科学社社员。如秘书长为杨杏佛，工程为周仁，物理为丁西林，化学为王王进、庄长恭，地质为李四光，社会为杨端六、陶孟和。后来，又有竺可桢、秉志、唐、高鲁办起气象、动物、心理、天文各所。
蔡先生在上海大兴土木，愈为国民党所不容。1930年初，戴季陶便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发难，要政府纠正蔡元培在上海的做法。接着，在蒋介石主持下作出决议，立即将中研院在上海各研究所移至南京，在沪一切建筑即日停止，威逼蔡元培回到“天子脚下”。蔡先生不为所动，坚守不移，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保持了一方净土。
但是，在如此高压下，中国的科学进程又岂能摆脱腥风血雨的侵袭？
何当痛撒江南雨
伫立在父亲旧照前，杨小佛先生泪花盈盈，眼前又浮现那刻骨铭心的历史瞬间：
1933年6月9日，杨小佛随父亲在中研院门外刚上车，四名暴徒突然冲出，弹如雨下，父亲全身伏在爱子身上，自己则浸在血泊之中……杨杏佛，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中研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是中国为捍卫“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尊严，第一位遭暗杀的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杨小佛说，父亲早年在美国攻读机械工程，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及工学院院长，其业余的主要精力便是编辑《科学》杂志。
中国科学社发起时，杨杏佛便被推为编辑部部长，主编《科学》达7年之久。那时，没有固定的编辑部，组稿由编辑轮流坐庄，杨杏佛负责总成，故审校工作很重，常要熬到深夜。
《科学》是当时国内最权威的学术刊物，影响很大，如数学天才华罗庚便是由《科学》发现并推出。1929年，18岁的华罗庚尚是江苏金坛县的一个小店员，是年他将一篇处女作《Sturm氏定理之研究》寄给《科学》，刊于12月1日《科学》14卷4期。1930年，华罗庚再次向《科学》投寄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论文虽不长，却是向数学权威挑战，且持之有据。《科学》再次予以发表。论文立即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杨武之教授、熊庆来主任的重视，经熊庆来拍板，华罗庚调入清华，二年后便以“访问学者”身份被送往剑桥大学留学，从此，一颗新星在国际数学界冉冉升起。
杨小佛说，父亲那时很忙，独身一人住在中研院的办公室里，当时上海科学界很多活动都由父亲一手操办，如为明复图书馆募捐、举办科学演讲、筹建各研究所、组织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等等。
正因我父亲全身心奉献于科学事业，所以他遭暗杀后，举国同悲，鲁迅先生也写诗哀悼：“何当痛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在杨杏佛身后，杨孝述成为重要的接替者。他辞职赴上海专职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达17年之久。杨孝述只身住在明复图书馆院内，工作与生活起居融为一体，在他主持下创办了股份制的科学仪器公司和《科学画报》，并陆续推出《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使上海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科普基地。
陈毅拜访的第一人
杨小佛先生说，他现在还经常同杨孝述的儿子杨臣勋先生谈论这幢小楼，回忆这段历史，希望能写点文章，因为他们作为科学社后期的见证人，应该让后人知道“赛先生”在中国的过去。
经历了孤岛时期和国民党接收的磨难之后，上海仍然没改变它作为全国科研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上海又成为国民党争夺科学人才的“第二战场”。
蒋介石派蒋经国来到上海，授意一定要把竺可桢接往台湾。接着，又派朱家骅来到上海各研究所，动员他们跟随撤离。
可是，始终渴望“赛先生”能在古老中国繁衍生息、发扬光大的科学家们，早就识破了他的“劝慰”，在黑暗中向往着光明。
蒋经国居然在行人川流的街上遇上了竺可桢，他显然比老蒋开明，弹舌之余拱手相送：“人各有志……”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不仅人不走，设备仪器也都精心转移保护起来。
中国科学社社长、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在上海的简居闭门谢客；被委任为台北大学校长的庄长恭，又悄然回到了上海的化学所；被蒋介石派往美国考察原子弹制造的科学社重要成员曾昭抡、华罗庚，先后从美国回国，华罗庚还在路上发表了重要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接着，他们的学生唐敖庆、朱光亚、邓稼先纷纷回国。
周仁、秉志、茅以升、王家楫、贝时璋、冯德培、蔡翘、张元济这些刚刚在1948年被蒋介石亲自授为“院士”的大科学家、大学者，此时也在上海静候解放。
随着欢庆解放的锣鼓声，陈毅市长步入上海，他所拜访的第一位市民，便是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面对这位四川老乡，陈毅说：“叔永老，你是科学界的头，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还要请你老多多操心哟。”
任鸿隽没有辜负陈毅的期望，1950年8月北上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后，将中国科学社的资产全部移交给人民政府，并联合其它科学团体组建了全国科联和全国科协，中国的科学事业开始翻开新的一页。
沿着这条路
说到在旧址上史料展览室的开辟，杨小佛先生感慨良多，可谓科学昌明，躬逢盛世啊。
回想那一段岁月，“明复图书馆”随着中国社会的波折而陷入了历史的“误区”。在“文革”中，拥有20股科学仪器公司股份的科学家，便可当“资本家”论处，更何况那些被视为“头面人物”的创始人呢！于是，这座富有纪念意义的“科学家之家”，便连同它的历史一起没入尘封之中。
科学之火永远不会泯灭。拨乱反正之后，1985年9月《科学》杂志重新复刊。1995年1月2日，在《科学》创刊8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欣然为这一影响深远的杂志题词：“传播科学，提高国力”。中国科学事业黄金时代到来了。
1998年11月18日，在谈家桢、杨竹亭等老社员的呼吁下，“明复图书馆”旧址重新挂牌。那一天，周光召专程从北京赶来了，上海的科学家谈家桢、叶叔华也来了，大家兴高采烈，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
日前，“明复图书馆旧址史料展览室”迎来了首批参观者，从此，我们这座城市就有了一个向下一代进行科学教育的绝好场所。从这里，走来过中国第一批科学泰斗。沿着这条路，继往开来，“赛先生”再也不会被冷落，它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前行。
程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