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驹斧多少积分:工资集体协商多停留“纸面” 成效不可高估(图)-搜狐新闻

　　通过劳资双方工资集体协商进行规范化的利益博弈，以对话代替对抗，已被证明是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经济参考报》记者浙江、上海、福建等地调研时却发现，由于工资集体协商缺乏法定的地位、内容和约束力，工资集体协商的推行虽然面上进展快速，但“意义不可低估，成效不可高估”。相关专家提出，应该强化政府力量介入和法制建设来完善这项制度，建构起工人的薪酬维护机制，从根本上缓解、消解劳资矛盾。

　　浙江：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约束须强化

　　劳资矛盾“倒逼”出工资集体协商制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的羊毛衫产业是从2002年开始快速发展的，那时候也是劳资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陈福清说，当年新河镇百人以上上访就出现过3次，5、6人的上访是天天有，“劳资纠纷多了，矛盾突出了，才逼人去想办法是问题启动了劳资双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革。”

　　浙江省温岭市是国内较早探索劳资双方工资集体协商制的市县。据此项改革的亲历者和实际推动者温岭市新河镇总工会副主席、温岭市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介绍，新河镇拥有羊毛衫加工企业113家，拥有员工1万2千多人，其中9000多是外地民工。

　　新河镇在2002年成立了羊毛衫行业协会，2003年成了羊毛衫行业工会，开始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我们认为，只有统一工价，才能保证工人不停工、不上访；只有按时发放工资，才能留住工人。”陈福清说。

　　据陈福清介绍，新河镇工资集体协商经历了“背靠背”、“面对面”、进行拍板这三大步。陈福清说，“背靠背”是指由行业工会出面，分别跟企业老板和员工谈，初步确定工价。“面对面”是指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分别代表企业老板和工人进行当面谈判，商定初步标准。最后请劳动部门进行测算标准是否合理，最后拍板。

　　“第一次工资集体协商时温岭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670元。劳动部门拿着工价表找企业里最不熟练的员工进行测算，发现他们的工资能够达到800元。证明这个工价是可行的，就敲定了下来。每家企业必须遵守。”陈福清说。

　　此项经验被迅速推开。截至目前，温岭市有工会的规模企业1916家开展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涵盖羊毛衫、水泵、轴承等领域；23个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16个镇(街道)全部开展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共覆盖企业6100多家，惠及职工近40万人。

　　“对话多了，对抗就少了”

　　浙江省温岭等地自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企业员工上访、停工明显减少，不少地方在近5年来均保持“零上访”记录。

　　杭州宇中高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员工陈兵已经在临安工作10来年了，妻子和孩子都在这里生活。陈兵在公司里主要负责排气工作，2009年月工资大概在2800元左右，经过工资集体协商，提高了3000元。

　　陈兵告诉记者，工资集体协商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是我们工资收入高了，拿到手的钱多了。第二个是没有思想负担了。原本有些员工在一些厂里做了几个月以后，打听到其它厂收入高，就要跳过去，现在没有这种顾虑了。第三点是员工发言权更多了，想说的可以说出来，可以面对面跟老板谈了。”据陈兵说，以前工资标准都是领导在厂里告示栏贴一下，有不满也没处说，只能认了，现在可以讨论可以商量。

　　杭州临安制钳有限公司董事长申卫康说，工资协商了以后，最大的作用稳定职工人心。在没有开展工资协商之前，职工流动性非常大，每年在30%左右。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之后到现在只有一个员工因为身体原因要回家。

　　申卫康说：“新工人培训成本高。培养一个生手到熟练工平均需要一段时间，新手来做，产品报废多2%，那还不如给老工人多加几个点，养牢熟练工。”

　　很多企业还停留在“纸面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各级工会的大力推动下，工资协商初现成果。但基层工会反映，由于工资协商法律地位不明确，企业普遍有抵触情绪，协商不成“收场难”，成为工资协商工作的三大困扰。此项工作推进“意义不可低估”，“成效不可高估”。

　　浙江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方火春介绍说，这项制度推进很快，许多地区把工资要协商作为“和谐企业”评比的一票否决条件。然而，尽管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协议的企业非常多，全省涉及企业已达15万家，但很多企业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缺少协商这个环节，缺乏真正落实的力度。

　　方火春说，协商这个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真正坐下来协商的企业主和工会很少。“工会的很多维权活动是先以保障企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这更像‘曲线救国’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记者从基层调查中了解到，工资协商推行最大的阻力来自资方。一些劳动部门和工会干部告诉记者，多数老板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好好的，你要谈什么判？一谈还谈出问题来！”也有一些企业主对于协商存在“惧怕”心理，惧怕职工会“漫天要价”。

　　一些基层工会主席说，对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目前还更多表现为一种行政意志和行政行为，多数取决于工会组织者的工作能力以及政府重视程度和企业主的素质。

　　曾主持“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两项基层民主改革的“土专家”浙江温岭市委宣传部理论科长陈奕敏认为：“老是靠党委政府推，这是不可持续的。2005年时候，温岭泽国镇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市委派了常委宣传部长带队，一家一家企业走过去推，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没有谈判程序的“协商”是靠不住的

　　“没有谈判的协商是靠不住的、无效的。协商这个词，约束力不强，谈判就是要讨价还价，还要政府介入，法制保障，才能搞好劳资和谐。”陈奕敏说。

　　一些基层政府和工会干部、专家学者认为，非公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就业的主渠道，应该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的劳资博弈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配套，走出一条“谈判在前，协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业组织裁决”的中国式劳资博弈新路子。为此，他们建议：

　　首先，制定完善法律，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目前，不少地方尝试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但大多是把相关条款放进其他法律里面。建议在国家层面立法，明确劳资双方在工资协商方面的权利与义务。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吴建宪还提议，应该推进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合同制度，由工会代表劳方去和资方谈判，将工资协商作为制度规定下来。

　　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资协商制度：劳资协商谈判在前，协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业组织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裁决，避免罢工。凡协商谈判，就有可能达不成协议。这也是企业、政府、工会都不敢贸然发动谈判的重要原因。需要探索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保障工人权益的新机制。如果没有正常的机制和制度安排，要么是工人利益受到损害，要么就是以激烈方式维权，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再次，需要各方合力，共同推进。目前，许多地方工资协商是工会单打独斗。地方党委政府应该像推动企业工会组建那样，依法形成一种对资方的压力，营造促进劳资双方协商的氛围和便利，大力推进企业工资协商。

　　上海：

　　行业为“枢纽”推动工资合理上涨

　　记者 黄安琪 上海报道

　　“工资待遇不光老板定，还必须得协商！让我们心里更踏实。”上海市亿俊服饰有限公司一线工人吴罚英说，她的目标是每月给在家乡的孩子寄1500元。但随着物价的上涨，眼看就无法实现，好在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她的工资从每月2200元上涨到每月2500元，涨幅约13%，帮她渡过了难关。

　　去年11月起，上海市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设。在推进的过程中，上海市总工会以“外企”为重点，以行业为“枢纽”，在重点企业进行各个突破，推动了职工工资的合理上涨。

　　“要约行动”促外企集体协商

　　3月23日，上海家乐福(即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员工薪金问题首次有了制度性“说法”。当日通过的集体合同显示，2011年上海家乐福全日制员工工资将平均增长8%，其中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比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上浮5%。

　　这一条款使上海家乐福约70%的职工受益，月工资可增加约224元。此外，这份集体合同还增加了“为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发放第13个月工资”“增加员工淋浴设备”等条款。今后每年2月，上海家乐福企业内部将就员工工资增长进行协商。

　　上海家乐福内部的集体合同订立，是继麦当劳、沃尔玛之后，由上海市总工会推动的“世界500强”在沪企业建立集体协商机制的又一突破。

　　“这一成果来之不易，我们经过了多次的努力、要约与协商。”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部调研员谈育明表示。

　　据了解，上海市各级工会将按照属地原则，排摸辖区内世界500强在沪企业，做到“企业所在地清、组织结构清、隶属关系清、建会情况清、开展集体协商现状清”，以推动世界500强在沪企业普遍建立集体协商机制。

　　“在全面推进集体协商机制建设过程中，工会将提出集体协商要约。”上海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肖堃涛表示，对无正当理由拒绝要约、不按期响应要约等违法行为，上级工会也将及时介入，依法下达“整改建议书”，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提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调处，推动形成“工会主动要约—提出整改建议—劳动部门依法追究”的工作链。对提出协商要约有困难的企业工会，上一级工会将依法代替企业工会提出协商要约。

　　以行业为“枢纽”覆盖中小企业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朱雪芹坦言，在以往的工资协商中往往会出现“三不”现象企业“不愿谈”，工会“不敢谈”也“不会谈”，部分企业的工会主席本身就是企业高管或者企业主的亲戚，或者担心丢饭碗而不敢提要求。

　　而在上海市亿俊服饰有限公司专门设立了一个测工时的部门，与厂方讨价还价，切实履行了“一品一测一协商”的制度。

　　从2009年开始，上海市普陀区纺织工会开始在企业层面探索“一品一测一协商”制度，即企业每生产一个纺织品种(每个订单号)，区行业工会进行一次现场测试，同时开展一次工资集体协商，以此确定该企业生产加工品种的劳动定额和工时工价标准。通过对6家大中型纺织企业总计10个生产加工品种的工时工价劳动定额标准进行现场测试、协商，普陀区纺织行业工会总计降低了136道工序的工时定额标准，提高了174道工序的工价定额标准，有效帮助职工真正多劳多得。

　　专家表示，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不但有利于提高职工收入水平，还可减少劳动争议的数量和处理难度。如在建筑行业，拖欠工资的现象相对较多，劳资双方不签劳动合同，或者对工资报酬无约定的情况也时有出现，这就加大了纠纷的调处难度。有了行业集体合同和行业工资标准后，劳动部门可将此作为调处的依据，加快了解决纠纷的速度。

　　谈育明表示，开展行业集体协商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规模小、职工人数少、工会力量薄弱、难以单独开展集体协商的实际困难。协商之后，工资是否合法合理一目了然，每道工序定额都有了明确的指导标准，有效地控制了隐形侵权现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的维护。

　　据悉，目前协商的为行业主要岗位最低工资标准、行业劳动工时、劳动定额标准、企业工资增长标准。“行业工会对那些没有条件进行集体协商的企业具有托底和覆盖作用，力争让行业中的每位职工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上海市普陀区纺织行业工会主席马莉霞说。

　　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还需跨过“三道坎”

　　不少专家表示，即使拥有地方性的立法保障，劳资双方的工资协商要真正进入操作程序，仍显得不够顺畅。尤其在个别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中，劳工待遇问题仍然存在资方“一把抓”的问题。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工会常务副主席夏咏梅表示，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中，也感到很无助。她说：“如果企业方不执行，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目前还没有针对拒绝集体协商企业主的刚性惩罚措施。”

　　谈育明认为，对于劳方而言，目前仍缺乏真正的“谈判专家”。中国国内少有“敢于谈”、“善于谈”的协商员；在国外，大多请专业人才作为“外援”，介入工资集体协商。

　　此外，相关专家还指出，目前集体合同不覆盖劳务派遣工的情况普遍存在。由于企业内合同制员工和劳务派遣工“一企两制”的现状普遍存在，大量劳务派遣工被挡在工资集体协商的门外，使其陷入“爹也不管，娘也不管”的尴尬境地，难以维护合法权益。

　　福建：

　　工资集体协商期待“精准化”操作

　　记者 项开来 福建报道

　　“工人对工价最为敏感，调单价是工资协商的核心所在。”福建省德化协发光洋陶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庆水说。

　　德化协发光洋陶器有限公司所处的泉州市，是福建第一经济大市，全市有非公有制企业3万家，个体工商户20万多家，外来务工人员200万左右。针对该市外向型加工企业多，在工资分配方面大部分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泉州市总工会表示，将以推进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为关键，通过区域性和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两条腿”走路。

　　记者在泉州采访发现，当前在提高工资集体协商覆盖率的同时，如何让协商真正落到实处，让职工工资水准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经营状况合理挂钩，是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难点所在。

　　从去年以来，泉州市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推进相当迅速。记者从泉州市总工会了解到，今年全市企业单独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7536份，签订区域性集体合作245份，行业性集体合同8份，共有25975家企业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或被区域性、行业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所覆盖。到2011年底，全市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企业，要达到已建工会企业数的85%以上。

　　3万家企业，20余万的个体工商户，如何实现工资集体协商的快速推进？泉州市通过“两条腿”走路：一是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二是重点推进区域型工资集体协商。

　　德化县是陶瓷生产大县，全县有陶瓷企业1100多家，职工7万多人。以陶瓷业为突破口，该县先后在陶瓷、矿业、水电等行业，推进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

　　德化县工会常务副主席王志强告诉记者，一些龙头企业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十分重视，但也有部分中小企业对此不甚理解。为此，县总工会深入企业与企业主广泛座谈，讲解工资集体协商的意义，共同探讨企业发展与职工利益的关系，赢得了企业的理解和配合。

　　德化县确定了行业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工资发放增加机制、工资增长幅度、加班工资、工资支付等14大类的协商内容，形成了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文本。最终，企业方接受了职工方提出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不低于政府公布的年度最低工资标准150%的要求，职工工资年增长达6%以上。

　　今年3月份，福建省发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德化县由此前的700元/月提高到了850元/月。按此计算，该县陶瓷行业工资最低标准为1275元/月。

　　在行业协商的同时，还有区域协商。王志强说，区域协商主要针对商贸等行业，这些领域企业数量众多，用工规模普遍较小，流动性大。根据实际情况，最终定下区域工资集体协商的底线：不低于政府公布的年度最低工资标准120%。

　　在德化陶瓷行业，对于“150%”的行业集体协商最终结果，有大企业认为定低了，但也有小企业认为定高了。

　　“作为工会部门，大中小企业我们都要兼顾，要考虑到小企业的承受能力，但上不封顶，效益好的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协商上调。”王志强说。

　　福建省德化协发光洋陶器有限公司2011年度工资集体协商于春节前谈完，新的工资标准从4月1日开始执行，人均月工资增长150元左右。目前工人月工资在2100元左右，在当地属于中上水平。

　　公司总经理许庆水介绍说，2年前定工价都是管理干部闭门造车，员工很少参与。现在工资协商由员工和企业方共同参与，参照系数有当地社平工资、行业状况、岗位的重要性、员工表现或贡献等多方面因素，最终落实到工价上，这样员工最直接感受到工资上调。

　　记者在该公司的“年调方案”上看到，该公司仅计件的工种就有28项，每项都详细列出日工资、时工资、月工资以及调整幅度。调整幅度最低的是5%，有3项：练泥、装出素烧、打金。最高的“入料”工种达21%，次高20%的有6项。28项平均增幅为14.32%。

　　而在制鞋大镇晋江市陈埭镇，区域性协商是当地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的主要形式，以此覆盖辖区内企业。

　　陈埭镇工会主席李春龙说，去年12月就达成了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主要由镇商会与工会进行协商。当时政府公布的晋江最低工资标准为750元，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定的最低标准为1050元。另外，对节假日工资如何处理，也进行了协商。最终是春节、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几个长假以及每周六明确要放假，但考虑到当地企业的实际情况，对中秋节、清明节等及周日是否放假没有写得太死，作灵活处理。

　　在三斯达塑胶公司，副总经理王星坤认为“1050元”的集体协商结果意义不大，因为当地的工资行情远超过这一水平，在该公司即使最普通的工人月工资也有1300元。

　　福建一位学者表示，目前的工资集体协商更多针对普遍性，类似于“最低工资”的提高版。当前更要强调个性化，推动企业、行业、地区根据实际情况“个性协商”，进行“精准化”操作，避免“大而化之”。

　　而在高覆盖率的同时，如何确保那些“被覆盖”的企业，能不打折扣地执行工资集体协商结果则是另一个考验。

　　“如果一个县签一份合同覆盖全县，覆盖率达到了100%，这样的协商就难免流于形式，越细化才越有可执行性。”一位基层工会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