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月传说2官网论坛:站不住的“资本主义萌芽”

　　核心提示：没有开放，中国经济只能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固守陈旧封闭思维方式，中国企业只能继续充当政府的走狗。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分工的基本描述，在中国语境里找不到合理陈述的空间，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里首先抵制了作为常识的分工理论。政府的不归政府，那么企业的就不归企业，最后的结果则是经济发展的凋敝，社会进步的落后，曾经辉煌过的农业中国，终于在现代化面前，成了一头睡不醒的、懒惰的、僵化的所谓狮子。

　　最近读雷颐先生的《走向革命》，出版社删除了大量严谨的史料文献，意思可能是希望更多没有历史学训练的人很容易读进去。这对于我而言，也许是一种遗憾。不过我再次读到一个事实：大量被遮蔽的历史事实正在被雷先生拂去灰尘。走向革命，这不是一个值得赞许的历史轨迹，而是一种多方利益的输局，真正致力于改善国家命运的人们，都输了，流氓地痞成了英雄。在每次历史转型的关口，中国人似乎都选择了最糟糕的选项。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国人背时的命运。

　　近期刚好读到一本好书，《近代中国之传统与蜕变》，这是刘广京先生75岁的祝寿论文集，郝延平、魏秀梅主编，开篇就是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余先生提到一个大陆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概念：资本主义萌芽。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这种说法不但是硬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公式，而且是直接为毛泽东的话作注释。毛在1939年所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说，“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9世纪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有意思的是，1949年之后的大陆主流史学界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都是为了要证明毛的这段话是正确的。历史上看，萌芽说在其理论上不能成立，国外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便有系统的驳论。毛泽东并不是史学家，他的说法是从左派史学界来的，但1949年之后这个说法取得钦定的地位，已经不再是一个史学的假设，而成为一种骄傲的不允许他人发声的所谓“真理”。

　　我想说的是，所谓走向革命，在学术层面就是走向了一种对权力的恭维，思想绝对趋于单一，读书人彻底被奴役。而这正是革命的后果。

　　一个时代的商业风景就这样被一种观点遮蔽，以至于到今天为止，中国人并不能全面理解商业的价值，市场的价值，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因此遭遇阻力。事实上郝延平先生将1820年之后的大约60年界定为中国近代的商业革命之年，当年的买办阶层，也就是如今被称为职业经理人的人们，在与国际商业力量的互动中，催生了中国近代的商业发展，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放性质的市场经济断代历史。这种由外力拉动的商业革新与中国传统的民间市场元素会合之后，终于出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余英时这样的史家看来，李鸿章所说的变局，决不能看作是完全由西方人的入侵单独造成，真正起到引领作用的，反而是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商业力量时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或者是被动型。这几乎是一个巨大的史学界定，从思想史方面看，清末民初出新了一大批求新求变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方的价值和观念方面做出了明确的选择。而在商业方面，中国的生意人做出的选择更加醒目，今天我们依然在谈论的胡雪岩、盛宣怀、徐润、郑观应、李鸿章、张之洞，他们的故事依然是我们的教训，或者说我们依然活在他们的故事里。历史作证，他们在当年的商业努力并没有随风而去，中国人只要试图在商业方面发展，这些人的探索，就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

　　对于一个有志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而言，的确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任务，这就是“通古今之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就需要回避两个约定俗成的倾向，第一是试图将明清史看作是中国传统社会或者帝国时代的终结阶段，通过这个历史界定，将传统的历史与近代史割裂，导致我们在分析商业发展的时候，要么过分强调传统的传承，要么过分强调西方商业历史的侵入，而忽略了中国商业面对外力的时候的主动性或者是被动型。第二则是站不住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之说，既忽略了长达千年的商业社会无法内生的商业变革力量，也回避了一个转型时代中国人的不适应心态，所谓抱残守缺，画地为牢，通常总是以一种民族主义的内生情绪作为最大的理由。

　　由此，开放，成为观察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双向叙事的首要关键词。没有开放，中国经济只能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固守陈旧封闭思维方式，中国企业只能继续充当政府的走狗。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分工的基本描述，在中国语境里找不到合理陈述的空间，原因在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首先抵制了作为常识的分工理论。政府的不归政府，那么企业的就不归企业，最后的结果则是经济发展的凋敝，社会进步的落后，曾经辉煌过的农业中国，终于在现代化面前，成了一头睡不醒的、懒惰的、僵化的所谓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