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家李四光详细资料【图】

 

 李四光          中广网北京4月29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恽代英。恽代英原籍江苏武进，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初，他与邓中夏等一起创办和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半月刊，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
        1927年12月，恽代英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在张太雷牺牲的不利情况下，他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

        “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李四光。李四光是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

 

        1950年，李四光从英国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他运用自己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组织指导石油地质工作，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景，为大庆、胜利、大港等我国东部一系列大油田的勘探与发现，为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和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4月29日 李四光在北京逝世

         李四光(1889～1971)中国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字仲揆，湖北黄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于本世纪20年代创立了地质力学，为地质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运用力学观点来研究地壳运动现象，将各种构造形迹看作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这一地质力学的基本概念，为探索地质自然现象提供了新方法，为研究地壳运动规律开辟了新途径，开创了地质科学的新局面，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他的理论为我国石油勘探作出巨大贡献。例如他运用地质力学分析我国东部地区地质构造特点，认为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景，从理论上否定了“中国贫油”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的相继发现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在地震地质工作方面，他强调在研究地质构造活动性的基础上，观察地应力的变化，为实现地震预报指出了方向。此外，李四光早在20年代初，实地考察了我国太行山麓、大同盆地、庐山和黄山等地，先后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推翻了国际上许多冰川学权威断言中国无第四纪冰川的错误结论。李四光曾留学日本、英国，曾前往法国、德国和瑞士等地考察。1949年以前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等职。1949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地质部部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出生日期：1889年10月26日逝世日期：1971年4月29日
        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毛泽东卧室约见的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和竺可桢

 

　　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这三位科学家，他们既是“中国科学界的标杆”，又是三位红色科学家。其中，李四光、钱学森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竺可桢则是沧桑鼎革之际毅然留下来的。随后，他们都担任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领导工作，生前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多次接见。

　　新中国两代科学家的典型代表

　　毛泽东对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这三位科学家十分关切。尤其是李四光，他所从事的工作是石油勘探、制造原子弹的铀矿石的勘探、地震预报等，毛泽东称他为“李四老”，还曾邀请他到中南海怀仁堂一起观看豫剧《朝阳沟》。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和李四光单独谈话，话题涉及宇宙数亿万年间的事情——天体、地球以及生命的起源等，在谈到太阳系的起源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他还说自己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四光找几本书给他，并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当时，李四光问：“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毛泽东随即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后来，李四光就把自己写的《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等，以及老地理学家章鸿钊的著作《石雅》，一并呈送给毛泽东。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和精力，李四光非常仔细地整理了一份资料，其中融合了地质学说中各种学派的观点以及自己的评论。在此基础上，李四光一连写了7本书。李四光每写完一本，便叫秘书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亲自校对，然后呈送给毛泽东。这就是197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一书，它也是李四光晚年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

　　钱学森是新中国的“两弹元勋”之一。他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第一贵宾”。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毛泽东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特别安排钱学森和自己坐在一起。毛泽东对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等十分感兴趣，称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抱病从北京飞到湖南长沙向病中的毛泽东请示工作，当时周恩来递交给毛泽东一份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钱学森后来回忆自己和毛泽东的交往时说：“在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在这年毛主席主持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3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桢同志和我。这是我第4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

　　至于竺可桢，就在1964年毛泽东在卧室约见他的前一年，1963年第5期的《人民画报》封面上，便是一幅竺可桢翻阅地图的大照片。《人民画报》封面刊登大幅的人物照片，又是一位老科学家，这在当年是非同寻常的。

　　无疑，三位科学家的业绩，是中国石油（601857）、国防、农业等事业的集中体现，而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又正是新中国两代科学家的典型代表，毛泽东选定他们并与之会见和会谈，显然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竺可桢提出农业生产建议毛泽东阅后激动不已

　　这三位科学家，李四光生于1889年，竺可桢生于1890年，两位都是老科学家，钱学森则生于1911年，是后起之秀的科学家。

　　他们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特别是李四光、竺可桢两位。李四光曾是“现代评论派”的一位成员，竺可桢曾是厌恶党派政治的纯粹学者和教育家。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主要起作用的，是曾流行于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和“科学救国”思潮，以及传统的“贤人政治”，等等。当然，他们也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抗战胜利不久，周恩来主持中共南方局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长是竺可桢，监事长是李四光。1947年，竺可桢担任校长的浙江大学学潮迭起，“于子三事件”更把浙江大学推到了“东南民主堡垒”的风口浪尖。当时，李四光也正在杭州养病，他曾表态支持学生运动的正义性。

　　这三位科学家，也都是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集团成员。当年，竺可桢还与吴有训、陶孟和等，致函赵元任、赵忠尧、李方桂、张香桐……动员他们回国，钱学森则是当时众多回国的科学家之一。此后，李四光率先于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钱学森是翌年加入的，竺可桢则是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作为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他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1960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3卷扉页上表示说，这本书的出版是献给李四光和竺可桢的，由此可见其声誉了。

　　1963年1月16日，竺可桢出席了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阐述了科研工作如何支援农业生产的意见。会后，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在当年8月利用休假时间，撰写了题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气温、降雨量和太阳辐射3个气象要素的特点，指出了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建议。毛泽东在国家科委的内部刊物上阅读了这篇文章后，激动不已，遂拟约见竺可桢，以及李四光和钱学森这三位科学家。

　　这就有了1964年毛泽东在卧室中约见三位科学家一事。之所以是在卧室里约见，是因为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都已是共产党员，也就不必拘束，进而可以畅所欲言了。同时，毛泽东在床上与科学家畅谈，也是他自称其身上固有的“猴气”使然。毛泽东曾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猴气”，在生活上可以理解为厌恶和极力挣脱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的习性，表现为随性和浪漫等。比如这次约见，四位主客，毛泽东是1893年出生的，较李四光、竺可桢都要小，按常理他应该取恭敬之状才是，然而，毛泽东这次却是纵情而谈。也就在这次约见中，毛泽东毫无拘束地向三位科学家了解并与之讨论了一些科学问题，也对三位科学家发表了自己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他热忱希望三位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和毛泽东分工管天的科学家

　　1964年2月6日下午，三位科学家被先后邀请到中南海丰泽园。在毛泽东的卧室里，他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事后，三位科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对这次接见有过一些回忆。

　　关于这次接见，李四光曾对他的女儿李林回忆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钱学森还写了回忆文章，他谈了“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等等。

　　他们3人中，只有竺可桢留下了宝贵的当天的日记。他写道：

　　“1964年2月6日，下午1点钟得毛主席电话，要我去中南海谈话，并说只约了仲揆和钱学森。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后的（乙组）时，见毛主席卧室两间，外间摆满图书，内室一大床，桌、椅、床上也摆满图书。他卧在床上与我握手后，床前已摆好3椅，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一文，并说农业八字宪法‘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外，还要加‘光与气’。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未几仲揆和学森来，就大家谈地球形成之初情况，如何空气合成了许多煤与石油，动植物如何进化。他又提到无穷大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反电子的辩证法。问钱学森反导弹有否着手，毛主席以为应着手探研。谈到仲揆造山运动和冰川，因此谈到地质时代气候变迁与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毛主席又问到近来有否著作可以送他看。3点告别。”

　　翌日，竺可桢又在日记中记载了与毛泽东前日约见有关的内容：

　　“7日，裴副院长（即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来谈，询昨日下午毛主席谈话情况。我告以经过情形，但我耳不明、且记忆太坏，所以未必全能记得。昨天所讲可以看出：一是关于农业八字宪法，毛主席以为‘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八字宪法在农业方面照顾尚有缺点，应加‘光和气’（日光和气候）。次则关于反导弹问题，并盼能组织一个小委员会研究其事。”

　　“昨天和毛主席谈后，今日写了封信给他老人家，并送他《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因他老人家昨天曾问：‘你们有什么著作？’交与沈文雄（竺可桢的秘书）由院送去。”

　　有的文章还更详细地叙述了当时毛泽东和竺可桢的对话，即毛泽东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则回答说：“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又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