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杀狒狒现场:大地之子李四光的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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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子--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年)82岁,著名地质学家

业绩:创立了有关古生物地质分析办法,即"筵蜗鉴定法";首次提出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理论;创立了中国地质力学;通过地质勘探找到了许多大油田。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部部长等职务,被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著有《中国地质学》、《地质力学概论》等。

生活情趣:自幼心灵手巧,爱动脑筋,喜欢自制各种玩具。酷爱大自然,足迹踏遍祖国各地。爱好运动,如登山、打太极拳、游泳、

散步,业余时间喜欢拉小提琴、养花种树。

益寿格言:"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

养生食物:牛奶、鸡蛋、萝卜、青菜、豆腐、各种杂粮。

 

在异国的土地上寻求"科学救国"之路

 

1889年10月26日,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下张家湾的一户贫寒人家里,一个男孩呱呱落地了。刚出生的男孩儿被起名为李仲揆,他就是日后为中国地质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

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是个私塾先生,在乡间的一座庙宇里办了一个私塾。母亲姓龚,是一位朴实善良的家庭妇女。全家人靠祖上留下的三亩田地根本无法维持生活,还要靠父亲在私塾的微薄收入和母亲绩麻纺线补贴家用。李四光的父亲和黄冈的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来往频繁,经常因为受革命党人的牵连而离家远避。父亲一走,李家就没了主心骨,一家老小在提心吊胆中艰苦度日。李四光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庭的贫寒使李四光从小就懂得生活的不易和劳动的重要。他从五六岁起就帮着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打柴、推磨、扫地、提水、拾麦穗……在家庭教育和农村环境的影响下,李四光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

下张家湾北面有座白羊山,那里是村民打柴、割草的场所。每天天刚蒙蒙亮,李四光就早早起来,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清晨,山林被薄薄的云雾笼罩着,湿润的空气中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小鸟清脆的叫声在林间回荡。李四光无心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他要抓紧时间多打一些柴回家。他挥动着斧头,不停地砍下干枯的树枝。砍柴是一项体力和技艺相结合的劳动。聪明的李四光先仔细观察大人们的砍柴动作,然后再自己摸索实践,很快就掌握了砍柴的技巧,砍的柴又好又整齐。

经常在山林里打柴,这对李四光的身体很有益处。森林中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氧气,能够使人减少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同时还能消除疲劳、松弛神经、保护视力和促进人体细胞的新陈代谢。长期生活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或经常进行"森林浴"的人们,要比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平均寿命增加10到20岁。李四光生长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再加上适度的体力劳动,身体自然锻炼得很结实。

童年时期李四光最喜欢的一件事是听祖父讲故事。只要听过一遍,他就能把故事的情节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再有声有色地讲给别人听。李四光5岁那年祖父病逝了。他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父母看到他整日闷闷不乐的样子,就让他跟着一位老先生接受启蒙教育。一年后便转到父亲执教的私塾念书。

李四光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十分勤奋刻苦。他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早饭前要朗读和背诵书文;白天听父亲讲课、练毛笔字或作文写诗;晚上和哥哥一起复习白天的功课,经常学习到深夜。

李四光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善于思考,凡是他不理解的事情总要刨根问底,非要搞个水落石出不可。在张家湾的村边有一块巨石,李四光和小伙伴们经常在这里玩耍。对这块大石头,李四光曾经产生过很长时间的疑问:为什么周围只有这样一块石头?这个孤零零的巨石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一直想寻找出答案,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解释。直到他34岁那年,才在《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这块巨石是在冰川流行时从远方漂来的巨大砾石。李四光对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浓厚兴趣,就是这样从少年时代起培养起来的。

李四光的另一个特长是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小玩具。他最拿手的是做"船",不仅做过木头船,也做过铁皮船。他为什么那么爱做船呢?因为他曾听父亲讲过,甲午战争时,由于我们的船不如日本人的船,结果吃了败仗。所以他决心长大以后去学造船,为中国人争气。李四光还会做各式各样的灯笼。元宵灯节,他给弟妹们做了"跑马灯"、"刘海戏蟾"、"猴子打秋千"的彩色灯笼,每个灯笼不仅设计巧妙、做工精细,而且造型优美、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把弟妹们乐得拍手叫好。

1902年,湖北省城武昌开办了新学堂。消息传到黄冈,李四光高兴极了,马上就向父母提出到武昌上学的要求。父母非常支持他的想法,父亲亲自出面向乡亲们借了路费,母亲特意为他赶做了一件蓝棉袍子。这年冬天,李四光挑着行李来到了武昌。

李四光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心里又激动又紧张。在湖北省学务处,报名参加入学考试的人很多。李四光在填写报名单时,把姓名一栏错看成了年龄栏,顺手就填上了"十四"。当他发现填错了时,就把"十"字加上几笔变成了"李"字,可是"李四"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听,正在为难之时,他抬头看见中堂上挂着一块"光被四表"的匾,于是灵机一动,在"李四"的后面加上了一个"光"字。从此,李仲揆就改叫李四光了。

在武昌,李四光考入第二高等小学堂,开始了正规系统的学习。学校开设了修身、读经、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绘画、体操共9门课程。每天上课6小时,学制4年。李四光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各科知识,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04年,李四光遇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经学校的推荐被破格选派到日本留学。在日本,李四光先在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普通中学学习日语和初等数理化。3年后,他考入了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船用机械科。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坐落在大阪北区玉江町,当时共有学生400多人,李四光是船用机械科新生班里惟一的外国留学生。这里的课程十分繁重,每周学时40小时,再加上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教学方法,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李四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几门主课上的办法,结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第一学年的物理成绩是全班第一,第三学年的机械加工成绩是全班第二,英语成绩是全班第四。

就在李四光在日本学习的这些年,中国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李四光对国家的命运也非常关注。他经常出入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聆听演讲,还结识了宋教仁、马君武等知名人士,进一步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5年的一天晚上,李四光在日本赤坂区的集会上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会议讨论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取名为"中国同盟会",把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接着举行了同盟会会员的入会宣誓仪式。当李四光宣誓完毕,孙中山先生亲切地摸着他的头说:"你年纪这样小就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上,蔚为国用'"。李四光激动地点点头,并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从此,年仅16岁的李四光就成了同盟会里第一批年轻的会员,这对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10年7月,李四光结束了在日本7年的留学生活,怀着满腔报国之情回到了祖国。然而现实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年轻的李四光彷徨了,他觉得自己年纪还小,不如多读几年书,准备一份力量。主意已定,李四光便提出了继续出国学习的要求。

1913年7月,李四光第二次离开了祖国,远渡重洋,去寻找"科学救国"的道路。他来到英国的伯明翰城,决定在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专业。他在学校附近找到一间公寓,房东是一位英国老太太,待人非常热情。同时住在这座公寓里的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丁燮林,两人一见如故,亲如兄弟。他们在生活上互相照顾,在学习上互相帮助,还一起跟房东老太太学习英语。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四光的英语不仅能够说写自如,还读了许多英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在熟练掌握了两门外语之后,李四光又学会了德语和法语,这为他以后的学习和科研活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伯明翰大学的环境十分优美,校园建在一块平坦开阔的土地上,园内绿草如茵,古树参天,有假山怪石,也有小桥流水,弯曲的小路旁种满了碧绿的冬青树。校园中央高耸着一座方形的尖顶钟塔,钟塔的一侧是一群圆顶建筑,另一侧是一排排平顶楼房,站在假山上可以俯瞰大学的全貌。每到休息日,李四光就愿意到这里看书、休息。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学生,即使是休息时间也不放松学习,他的身边总是带着厚厚的书籍或报刊杂志。在林荫里,在流水边,他一坐下来就抄抄写写或专心致志地看书。在他看来,这就是最好的休息了。

经过一年时间的学习,李四光觉得采矿离不开地质,于是他又转到了地质系,在英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包尔顿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地质学。包尔顿教授对这位勤奋好学的中国学生非常喜欢,李四光经常向他请教,得到了不少收益。地质系的威尔士老师也非常喜欢同李四光交往,经常请他到家里做客。威尔士老师的孩子们更喜欢这位会做玩具的中国叔叔,只要中国叔叔一来家里,他们就缠着他做玩具。李四光都尽量满足孩子们的要求,给孩子们做了不少玩具,有手枪、汽车、轮船、飞机等。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李四光在英国期间还学会了拉小提琴,有时即兴演奏一曲也很受大家的欢迎。

花开花落,不知不觉间李四光在英国留学已经6年多了。6年中,他完整地学习了地质学的所有最新学说,并且完成了长达387页的论文《中国的地质》,得到了伯明翰大学地质系教授们的高度评价。1919年,李四光接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来的聘书,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恰好他的朋友丁燮林也接到了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的聘书,于是他们就一起筹划回国的事情。

1920年,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李四光一行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程。李四光坐在飞驶的列车上,想到就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离开祖国的这些日子里,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和祖国连在一起。如今他学成回来了,他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在心里大声地说:"母亲,您的儿子回来了!"

 

在大自然中探索地质的奥秘

 

北京大学坐落在京城景山之东,清末京师大学堂旧址。地质系设在马神庙。李四光来到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加上实习课,每周授课23个小时。他讲课非常认真,讲课前总要参考大量的书籍资料,编写提纲,准备挂图和实物标本等,每项工作都是一丝不苟。他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训练。从对岩石的肉眼识别到显微镜下的鉴定,以及化学分析过程,他都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他的考试方式机动灵活,特别注重考察学生的实际知识和能力。除了书上的基础知识考试外,主要是发给学生几块岩石标本,要求学生回答出每块标本的名称、矿物成分、生成条件等。这种考试方法锻炼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以后独立完成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野外考察是地质工作的基础。李四光常常带着学生到北京西山等地进行现场教学,边看边讲,边看边教。一个山头、一处断层、一堆石头、一条峡谷,他都不放过,要求学生从地层层序、走向倾角到断裂方位一一进行实地勘测,并写出观察日记。每次从野外回来,他们的背包都装满了各种标本。经过几次野外采集,系里的标本多起来了。李四光又带着学生将标本分门别类地贴上标签,陈列在实验室里。

在狠抓教学的同时,李四光也非常重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必要的设施建设。当时的马神庙院内,因为长时间无人清理,房屋四周杂草丛生,潮湿而又脏乱。李四光组织学生一边丈量面积,一边绘制图纸,自己动手进行建设。他们在院中心建了一座高约1米半的圆形小石台,石台上安放了一架日晷,石台的四面各刻有一句话,分别是"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石台为中心向四周有几条放射状小道,分别通向大门、教室、礼堂各处,小道全用碎石铺砌,两旁栽了冬青和刺柏。经过师生们的改造,院内立刻显得井然有序,舒适幽雅。

李四光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没有间断进行科学研究。他把学校的教学活动当作科研实践的最好机会。他不断地积累资料,不断地分析研究,他在地质学方面的许多重大科研成果都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

李四光在研究石炭二迭纪地层问题的同时,又发现了另外两个重大的问题。1921年春,李四光带领学生到河北邢台以南的沙河县作地质实习。一天,他们朝着东北方向横穿沙河盆地时,看见远处有一座中等高度的孤独小山,当他们走近时,发现地面上有一些奇怪的大石头。李四光陷入了沉思:这些大石头是从太行山上滚下来的吗?是洪水冲下来的吗?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李四光望着这些石头苦思冥想。突然他灵机一动:莫非是古冰川的遗迹?如果真是冰川作用的堆积物,那就可能在这些大石头上找到冰川的痕迹。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李四光立即带领学生进行认真细致的寻找工作,果然在不少砾石的磨光面上找到了一处又一处隐隐约约的擦痕。这一重大发现让师生们异常兴奋。

这年夏天,李四光又在大同西南约20千米的口泉附近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谷,长约数千米,谷身横切面呈U形。李四光被这一特殊地貌吸引住了。他顾不得烈日当头,立即走进了神奇的山谷。山谷中散布着片麻岩、片岩、玄武岩和巨大石块,谷底为砂岩。经过细仔观察后李四光断定,山谷中散布的这些带擦痕的巨大石块和卵石是由冰川造成的,这个山谷是典型的冰川U谷。

李四光把这两次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重要的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一篇题为《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的报道,文章完全否定了外国地质权威一贯认为的中国大陆不存在冰川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地质地理界的广泛重视和争论。

李四光在北大任教期间,除了进行教学科研这外,还积极参加学校的校务活动,先后担任过全校的庶务、财务等委员会会员和仪器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由于他热心为师生服务,因此得到了师生们的拥护和信任。1922年11月2日,李四光第一次被选进评议会,任评议员。在校务活动中,李四光结识了学校里的一些知名教授,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等,并同他们成了好朋友。

1922年,北京大学建校25周年,为了扩大学校的影响和取得社会上的支持,校长蔡元培主张借校庆之机展示一下北大办校的成绩。李四光负责地质部分的展览工作,他领着学生把各种矿物、岩石、化石标本以及学生的报告、论文等分门别类地展示在地质系的各个教室里。这也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地质科学展览。从12月开始,北京大学的各个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全部开放,前来参观的人数不断增加,校庆活动搞得简朴、热烈又隆重。

李四光在北大期间,经化学系教授丁绪贤介绍,结识了一位无锡姑娘许淑彬。许小姐当时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英语和音乐教师,弹得一手好钢琴。李四光会拉小提琴,俩人曾经在公益募捐晚会上同台演奏过。在不断的接触中,他们的感情日渐深厚,于1923年1月14日举行了结婚典礼。

在婚后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俩人在性格和兴趣上的差异逐渐显露出来。许淑彬从小就养成了无忧无虑的活泼性格,她总是希望工作之余,丈夫能陪在自己和孩子身边,一家人共享家庭的温暖。而整天忙忙碌碌的李四光,一工作起来总觉得时间不够用,除了回家吃饭睡觉之外,根本没时间顾及妻子的心情,家里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了妻子,对此许淑彬很不满意。有一阵子,李四光为了赶写论文,每天都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一天晚上,李四光从学校回来,为了不影响妻子和女儿的休息,他照例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当他看到妻子已经入睡,被子半拖在床边,就过去帮她把被子盖好。走到床前,李四光猛然发现被子里堆着一堆石头,再看小床上的女儿也不见了。原来是妻子一生气带着女儿回娘家去了。李四光知道问题出在石头上,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赶到妻子的娘家,对妻子好言相劝,才把母女俩接了回来。

"石头风波"过去以后,李四光开始主动在生活上对妻子体贴关心,许淑彬对丈夫的工作也渐渐地给予支持和理解了。随着聪明可爱的女儿熙芝一天天地长大,家庭的乐趣越来越浓。有一天,李四光又是工作到很晚还没回家。许淑彬不再像以前那样待在家里生闷气,而是领着女儿到学校去接丈夫。女儿轻手轻脚地走到爸爸的身旁,正在专心致志观察着显微镜的李四光忽然感到身边有个小孩子,他头也不抬地问:"你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去?你妈妈要想你了。"逗得母女俩哈哈大笑起来。

1928年1月,中央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了所长。从这时起,李四光就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领导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上来。为了把地质研究所办成学术权威机构,李四光吸收了一批年轻有专长的地质学者到所里工作,同时还在社会上聘请了一批有贡献的地质学家为本所的兼职研究员或特约研究员。李四光对研究人员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在所里实行了工作日记制。研究人员每天下班时要概要地写明这一天的工作情况交所长或秘书签名保存,以便随时了解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每次工作人员从野外调查回来,李四光都要仔细阅读他们的报告,逐个检查采回的标本,看鉴定是否准确,最后再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评价。在李四光的耐心指导下,研究所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

为了活跃本所的学术研究气氛,在李四光的倡导下成立了"地质研究所同人半月会"。会上主要是演讲和讨论地质学上的各种问题。李四光带头发言,大家讨论得十分热烈。对于研究人员们的科研成果,李四光总是认真地汇纂成册,分类出版。

李四光在领导中央地质研究所工作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对于第四纪冰川问题的继续探索。当他首次提出在华北地区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的时候,他的观点并未被大多数同行所接受。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推翻人们已经形成的观念。可是要找到更多的的冰川遗迹谈何容易。长期的干旱气候使残存的冰川堆积物深埋地下,难以发现。李四光曾多次努力想寻找到更多的冰川遗迹,但结果都失败了。

时光飞逝,1931年的夏天,李四光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带领学生到江西的庐山实习。庐山位于长江南岸鄱阳湖边,山姿挺拔峻秀。我国古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曾写诗赞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今,李四光踏着古人的足迹去探索科学的奥秘,他能否认识"庐山真面目"呢?

李四光根据庐山的地形,先带着学生从西南向东北依次考察各个时期地层的分布和构造情况,接着又下到山麓察看了东西两侧断层造成的峭壁。结合实地观察,李四光给学生们讲解了庐山巍峨屹立的地质原因。他生动形象的讲解,在同学们的心中绘出了一幅庐山地质概貌的图画。

这一天,李四光又领着学生登上庐山的含鄱岭。师生们都被眼前美丽的景色吸引住了。李四光环顾着白云掩映中的一座座青山,突然,他的目光停在了一条山谷里。他寻路下到谷底,发现这里的山谷非常平缓,而两侧的岩坡却很陡峭。谷底淡红色的黏土中夹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和砾石。砾石的表面上隐约还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刻痕。这一切都给李四光留下了深深的疑问。这里是不是发生过冰川呢?李四光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要证实自己的这一理论,就必须找到更确切的证据。

第二年的暑假,李四光再次来到庐山。他在庐山一住就是3个星期,每天早出晚归,实地勘察了庐山的每一个山峰和谷地,得到了大量的证据,获得了很大的收益。暑假结束后,李四光回到研究所,把这次野外调查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最后得出一条结论:庐山在第四纪地质时期,至少经过了两次冰期,最后一次冰期历时最长。李四光又结合庐山地区和江南其他地区的观察结果,得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意见: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只有山谷冰川特别发育的山区,才有山麓冰川发生。这一意见,为以后第四期冰川的研究工作找到了打开第一道奥秘之门的钥匙。

1936年,李四光又登上黄山进行考察,得到了更大的发现。他根据考察的结果写成《安徽黄山第四纪冰川现象》一文,连同拍摄的照片一同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再次引起了国内外地质学界的重视和好评。至此,李四光对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范例,得到了地质学界的广泛承认。

长期的野外考察,不仅给李四光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他的地质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锻炼了他的身体,磨练了他的意志。每次外出,李四光都和学生们一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他们时而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时而在茂密的森林里穿行。有时要淌过齐腰深的河水,有时要在茫茫的戈壁荒滩上跋涉。常年的风吹日晒,把李四光的皮肤晒得发黑,整天和石头打交道,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每次野外考察时都要采集大量的标本和石样,背着重重的石块长途跋涉实在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但这种负重行走,反过来又锻炼了师生们的耐力和意志。野外作业虽然十分辛苦,但也乐趣多多。置身于祖国的名山大川之中,饱览大自然的美景,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畅饮着甘甜的泉水,品尝着各种山珍野味,这一切真叫人心旷神怡、乐而忘返。傍晚,劳累了一天的师生们围坐在帐篷里有说有笑,畅谈一天的所见所闻。此时,一天的辛苦和疲劳早已消失了。

历经磨难,报国之心终未改

 

1935年12月,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李四光应邀到英国去讲学。李四光偕夫人和女儿,一同踏上了赴欧洲的旅途。

轮船在无边无际的海上航行,随着船身的起伏,李四光的思绪也在逐浪翻滚。他深深意识到,这次到英国讲学,自己的任务十分艰巨。作为中方代表,不仅要和英国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要让对方了解中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友谊。为了更好地完成讲学任务,李四光在船上又反复审查和修改了自己的讲学稿。他认为,中国地质有自己独特的区域特点,有它自身的完整性,他要求自己的讲稿应是一份具有中国风格的地质学讲义。李四光的这些基本观点,一直贯穿于他随后根据讲稿整理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这本书是他在讲学结束以后,应英国地质界朋友的请求,又在英国用了一年的时间修改完成的。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教授在谈到这本书时称赞道:"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的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质学著作--《中国地质学》。"

1936年4月,为了了解北美的地质情况,李四光决定横渡大西洋,到美国作一次旅行考察,然后再回国。他们从伦敦出发,到达北美东岸的纽约码头,正在美国留学的朱森、吴半农特地从哥伦比亚赶来迎接。朱森是李四光最喜爱的学生之一,也是得李四光教益最多的学生之一。李四光一行从纽约坐上了西行的慢车,沿阿帕拉契亚山麓走一段察看一段。他们来到科罗拉多高原,科罗拉多大峡谷就发育于此高原之中。由于河流切割,谷底深达四千多米,人立崖上,俯视流水,有如蛟龙奔驰,叹为奇观。李四光被这一奇特的地貌特征深深地吸引住了。

此次美国之行,李四光他们沿途多在小火车站停留,由于没有旅馆,他们不得不在乡村借宿,或在车站附近借用护路工人的简陋木屋栖身。经过两个多星期的旅程,他们最后到达了北美西岸的洛杉矶。李四光圆满结束了美国之行,从这里登船,横渡太平洋回国。

李四光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李四光被迫把地质研究所迁往桂林。初到桂林,处境非常困难。他们与物理研究所在环湖东路合租的一座两层楼房被日本飞机炸塌了一半,他们被迫搬到了桂林乐群路四会街12号。这是一座破旧的建筑物,好在园内有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李四光带领大家一起搭建了两排木板房,作为办公室和宿舍。他们在这里住了两年才离开。

抗战期间,政府发给地质研究所的经费自然减少,李四光身先示范,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他抽的烟是用本地草纸做的土烟,身上穿的是灰色土布衣服。有一次,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找他谈话,李四光一直用手捂着膝盖。黄主席问他怎么回事?他这才松开手,原来裤子上破了一个大口子。

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的同仁们仍然坚持研究工作。他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以鄂西、湘西、广西为工作的重点,并在鄂西和湘西各设了一个工作站。他们除研究雪层和地质构造外,还特别注重矿产资源的寻找和开发,其中对煤、铜、铁等矿种尤为重视。当时,长江一带特别缺煤,地质研究所就不遗余力地寻找煤矿。他们在鄂西香溪流域找到了可供开采的煤层数处,解决了这一带的煤荒。他们又在广西进行了柳城大埔煤田以及罗城小长安煤田的地质调查,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广西地质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确立了山字型构造体系,并对桂北及大瑶山地区的第四纪冰川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随着战事的深入,桂林也受到日本侵略军的狂轰滥炸。广西省政府下令紧急疏散市区人口。李四光不得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和夫人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村子住下了。这里非常僻静,风景也很优美。有合抱的榕树和一丛丛的芭蕉。村子周围是平地拔起的石灰岩山包,形成了一层天然屏障。在靠近一个山脚的地方,有十来户茅舍,一条清澈的小河弯弯曲曲地从村前流过,显得那么幽雅和宁静。李四光夫妇在这里租下两间茅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乡村的幽静环境,使李四光感到非常惬意。他可以专心地撰写论文。其中《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型构造正实验和理论研究》等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相比,有优点也有许多不便,特别是在晚间,没有电灯,工作起来就比较吃力。但这些困难,李四光都一一设法克服了。李四光特别喜欢乡间清新湿润的空气。每天清晨,他都要打一套太极拳。常年坚持晨练,这对李四光的身体很有好处。为了给李四光增补一些营养,许淑彬专门买了一台小石磨,她亲自磨黄豆,取豆汁,做豆腐。她还养了一群鸡,生的鸡蛋两个人都吃不完。另外,他们还种了一小块菜地,萝卜、青菜一点都不缺。有时他们还托人把青菜、鸡蛋等带给学生们吃。晚饭后,夫妻二人一起到河边散步,欣赏乡村的美景。

李四光夫妇在这个"世外桃源"过着纯朴自然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但是他们的心里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牵挂着地质研究所的同事们。于是他们再次回到了良丰的地质研究所。

此时,广西的形势十分紧张,桂林、良丰都不能久留了。李四光马上带领地质研究所的同事,携带较轻便的物品,再次踏上了奔波逃难的艰难行程。这时的铁路交通十分拥挤,车厢内人满为患,水泄不通,连车顶上也坐满了人。逃难的人们心情焦急,而火车似乎已无法承受如此重负,越开越慢。天热缺水,干粮无法下咽,真是又饿又渴,又乏又困,狼狈不堪。在途中,李四光不幸染上了疟疾,身体十分衰弱。幸好妻子带了一点药品,一路上精心地照料着他。好不容易熬过了几个昼夜。

火车到了独山,幸好许淑彬在这里有一个远亲,是贵阳运输处的处长。在这位处长的帮助下,李四光搞到一辆卡车。就这样,他们又在路上走了20多天,才抵达贵阳。没想到刚到贵阳,

贵阳又被围困,李四光和同事们只好再度奔波,从贵阳出发,奔往四川。这时已是初冬季节,早晚寒风袭人。汽车一路颠簸,几经周折,终于抵达了四川地质研究所的门前。所长侯德封早就知道李四光一行要到,在后院腾出了几间房屋,请他们暂在所内安歇。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刚刚睁开眼睛,就听到窗外有人喊道:"气球挂起来了!"原来是空袭警报。李四光一路奔波,喘息未定,又开始了躲避空袭的生活。

沙坪坝,背靠歌乐山,面临嘉陵江,是抗战重庆陪都的文化区。通过友人的帮助,李四光夫妇在沙坪坝租到了一所小楼,暂时定居下来。此时,李四光夫妇的健康情况都很不好。李四光自从逃难时患了疟疾后,虽然病已痊愈,但身体仍十分虚弱。而许淑彬也由于旅途的疲劳病倒了,她患了高血压,不得不卧床休养。由于女儿熙芝在成都工作,不在身边,李四光只好拖着病弱的身体承担起所有的家庭事务。早上,他自己起来烧水做饭,然后去研究室工作;中午下班回来既要做饭,还要照料卧病的夫人。他对许淑彬照料得无微不至,每日服药,他必亲自伺候,从不马虎。

尽管李四光的工作和家务事如此繁忙,但当一些单位请他演讲时,他从不推辞,而且每次都认真地作准备。到重庆后,他的家里经常有人来拜访,李四光都热情接待。客人走后,他刚想开始写点东西,可是又到了做饭的时候。这样一来,李四光只好夜里加班工作,有时一直要工作到天明。

1945年8月14日,这是一个令人特别激动的日子,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李四光坐在窗前的藤椅上,倾听着街上传来的欢庆胜利的欢呼声、鞭炮声和锣鼓声,心潮翻滚,思绪万千,几乎是彻夜未眠。八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活又一幕幕重现在眼前。现在战争终于结束了,自己又可以静下心来从事喜爱的地质研究了。

为了尽快开展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他立即派学生赵金科飞往南京,接收了南京原有的房屋和设备。接着又赶到庐山,可惜存在庐山的东西已全部被日寇运走或失散了。幸而赵金科接收了在上海办的地质调查所的图书和仪器,算是多少得到了一点补偿。

1946年11月,李四光夫妇离开了雾气重重的重庆,到上海看病。医生检查出他患有心绞痛和肺结核,要求他必须静养。

1947年6月6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在南京举行会议,讨论参加第二年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的代表问题。经过选举,李四光、尹赞勋两人当选。9月底,李四光夫妇离开上海,到了杭州,一边养病,一边准备论文。

1948年2月初,李四光夫妇从上海启程赴伦敦,两个月后抵达法国南岸马赛。然后,又坐火车经巴黎去伦敦。1948年8月25日,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在伦敦亚尔培大厦开幕了。李四光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新华夏海的起源》。会议结束之后,李四光没有立即回国,他和夫人住在博恩默思海滨公寓,继续养身体。这时,中国的解放战争进展神速,距离全国解放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此时,李四光的心也已经飞回了祖国。1949年,李四光夫妇决定回国。他们取道法国、意大利再经香港回国。1950年4月13日,李四光夫妇到达了南京。由于过度的疲劳,李四光到南京就病倒了。在南京休养了一段时间,李四光夫妇于5月6日清晨到达北京。

 

"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