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大亨:嵇康：龙章凤姿

嵇康：龙章凤姿作者：何鸣 节选自《遁世与逍遥》敦煌文艺出版社　　嵇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美男帅哥。《晋书》上说他“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见过他的人都很惊叹，认为他简直是神仙下凡。《世说新语.容止》里面也说他“风姿特秀”，感叹说：“萧萧肃肃，爽朗清举”，也有人这么形容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巍峨若玉山之將崩”。这些描述不但是在直接形容他的容貌，而且还说出了他独特的气质。清雅的容貌与脱俗的气质合一，是古代美男子的标准，但嵇康的俊美自又与别人不同。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是，某次他去森林里采药，竟被樵夫误以为仙人下凡，其脱俗风姿可窥一斑。　　在这么一副好皮囊里，又不像贾宝玉一样装的尽是糟糠败絮，就是世间少有的天宠之人了。“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晋书》里聊聊几句勾勒出嵇康的少年英气。天生才学横溢，写诗属文辞美情真，“远迈不群”，显现出他那卓尔不群的优美文风和放达不羁的灵魂。他精通文学、玄学、音乐以及道家服药之术，他的才气似乎得自天地之间的灵秀精粹，博览群书，都是无师自通，就是人们常常说起而从未见过的天之骄子了。　　嵇康如此美貌，如此才学，要搁到现在，估计那些所谓的美男作家，帅哥作家们都该一边歇菜了。像这样的人走在街上，对街上的美女来说不啻酷刑，不个个被闪的流鼻血才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貌，嵇康才娶了当时曹魏皇室里的一个公主为妻。而这个公主就是曹操的儿子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嵇家就这样变成皇亲国戚。　　细考嵇康家世，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背景。嵇家是汉末谯国人，他的祖上原先姓奚，居住在会稽上虞，后来为了避怨，才搬到谯国嵇山之侧住下，并且改姓嵇山的嵇。所以说嵇康皇亲是皇亲，却并够不上权贵的资格。凭着他的大才和身份，理应有个较高的政治地位，然而他一开始只做了一个小小的郎中，不久做了中散大夫，也不过是个七品的闲职。嵇康性格闲散不好拘束，喜欢游冶在山林中，“恬静寡欲”，再加上酷爱老庄之学，鄙视权贵，所以即使七品闲职，他也没好好做过，倒是常在养生修仙上消磨时光。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嵇康生活的正始时代，曹氏渐衰、司马氏日盛，朝中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嵇康最厌恶政治，有人说他娶了长乐亭主以后，毫无疑问要支持曹氏，而对司马氏不满，故此对政治，对社会采取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事实上，曹氏在政治上并没有给他多大好处，他也没为曹氏认真出过力气。他远离政治完全是因为个人的性情、爱好和他的人生观：鄙视功名，厌恶儒墨，心好老庄，崇尚自然。　　他喜欢饮酒，更喜欢服用一种叫做“五石散”的所谓长生药。“五石散”又叫“寒食散”，据说发明者是汉代的张仲景。唐代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有“五硬石散”之方，是指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磺五种石头搭配制作的一种药，有剧毒，如果吃的不得当，很容易死人。这种药服下去后会使身体产生很大的内热，所以吃之后关键是要“发散”，要吃冷食，喝热酒，还要去运动，快步走，让“内热”迅速从体内发散出来，体内若有什么毒，也会和内热一并发散掉，因此“五石散”作为一种发散药，确有药用价值的，至于能否长生，就很难讲了。嵇康吃的五石散应该和这个差不多。服这种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为有很多讲究，比如如何制作，如何服用，服用后又如何发散，都很麻烦，而且服药不能不消耗人的一些体力和精力。　　嵇康还喜欢打铁。打铁对嵇康来说一开始可能是谋生的需要，但到后来，打铁却成了他的一种乐趣，一种与流俗对抗，不与当权者合作的姿态。他常和向秀一起在自家院子的大树底下打铁，并乐此不疲。现在的人已经很少见过打铁的了，即使在现在的农村，铁匠也几乎绝迹；但在人们普遍的想象中，铁匠必是五大三粗，浑身横肉，满脸悍气的人物，和屠夫卖肉之人可为同调。但以嵇康之美貌，却好打铁，就有些像时下偶像剧中的人物了，不管是打铁的还是杀猪的，一律有一张偶像脸。偶像剧自然是胡乱捏造，而嵇康却是确有其事，不能不感叹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帅的打铁匠啊。除了吃药、打铁之外，剩下的爱好就是和阮籍、山涛、刘伶、向秀、阮咸、王戎等喝酒、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了。　　他的哥哥嵇喜说他“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不过这仅仅是摆列了几种现象，未能说透弟弟的真精神何在。倒是有一位叫李充的人，算的上嵇康的知音，他在其《吊嵇中散》的文章中说：　　先生挺邈世之风，资高明之质；神萧萧以宏远，志落落以遐逸；忘尊荣于华堂，恬卑静于蓬室；宁漆园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乐竹林；……乃自足于丘壑，孰有愠 乎陆沉。……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后凋于岁寒，遭繁霜而夏零；灭皎皎之玉质，绝琅琅之金声；投明珠以弹雀，捐所重而为轻；谅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营。　　——《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六　　“宁漆园之逍遥”才是嵇康之所以成为嵇康之处，是嵇康思想根本的所在。这段文字处处围绕这一精神来写，将嵇康写活了。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做一个现实生活中快乐的“神仙”。但做神仙也需要有学问，他不主张死读书，更反对读死书，对此又自有一套理论。“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志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晋书.嵇康传》）在他看来，做神仙虽然要有自然天成的禀赋，但若按照自然之道修炼得体，像彭祖他们那样长寿也不是没有可能。　　在他著名得《养生论》中，他就说明了自己所要追求的那种返归自然，泯灭自我的人生境界。《养生论》虽然是讲养生，讲长寿，但他却不讲炼丹，吃药的具体方法，而是讲一种哲学。讲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意在寻求一种人与外物的不受束缚、任性自由的关系。如果要做到万事不扰于心，是非不存于心，心无所累，任性自然，则需要化解两大障碍，那就是名教和功利。对人精神束缚最多的莫过于名教。而所谓名教，其实是一种庸俗化、片面化、教条化甚至是被断章取义的儒教，汤武周孔，名为楷模，事实上成为规矩人行为的绳墨，仁义礼教，也都变成束缚人精神的幽灵。如果依从于这些前人既定的东西，人就好比网中之鸟，振飞则触，动辄得纠，就好像带着桎梏的囚徒，哪里有什么自由可谈！　　于是嵇康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越名教而任自然。”意思是只有超越名教的束缚，才能达到内心的自然，有了内心的自然，“气静神虚”，行为上才会任性而为，才会在逍遥中达到自足。　　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　　——嵇康《养生论》　　怎么才能超越名教的束缚呢？嵇康在《养生论》中的回答十分精当：“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的心里一旦装满是非、善恶的信念，便常常会受到各种困扰，也就没有了片刻的安宁。摆脱是非，其实就是不以儒家的是非为是非，就是要废弃传统的善恶观念，伦理观念。这样嵇康便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思想：非汤武而薄周孔。　　这个口号实在是“胆大妄为”之极，可以说这个说法直接奠定了魏晋六朝知识者思潮的主调：摒弃儒墨，心向老庄，不拘礼教，任性放诞，同时也给当权者留下口实，为其悲惨的命运埋下伏笔。嵇康不但是反礼教的隐士，而且是这种隐士理论的鼓吹者。这一个具有破坏性、号召性的理论观点，虽然是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来的，但文中并没有做具体的阐发。倒是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里，嵇康对孔子的非难很多：　　或修身于明污，显智以静愚，藉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十，口勘谈议，身疲磬折，形若求孺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厉害之端，心惊于荣辱之途，俯仰之间，已再抚宇宙之外者。若此之于内视反听，爱气啬精；遗世坐忘，以宝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　　——嵇康《答难养生论》　　嵇康说孔子是个名利之徒，这和庄子当年对孔子的鄙视，盗跖对孔子的奚落一脉相承，其态度声口，词锋锐气，何其相似。嵇康的胆识气魄实在不一般，不亚于庄周及其后学，但在春秋战国时代，在那时所谓的百家争鸣中，孔子不过就是一个孔子，儒家也只是百家只一家，大家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相互争论，彼此攻击，这都是家常便饭，要不怎么叫百家争鸣呢？但是嵇康的时代就不一样了，从汉武以下儒学独尊已经几百年。为此皓首穷经，消磨生命的文人一代接一代，儒学经典的注疏传正义之类的文本浩如烟海，儒学已经成了不是宗教的宗教，孔子也已经成为万世奉养的大圣人。　　虽然说正始前后，崇尚谈玄论道的风气确实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社会思潮，然而魏明帝是个儒学迷，他即位不久，就下诏说明“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要求选拔有真学问的大儒宣扬儒教；而司马氏也以孝治天下。统治者并没有也不会放弃儒教，儒学的强大态势是与当权者的政治需要紧密相连的。而这个时候，嵇康偏偏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不管一切善恶是非，鼓动士大夫与皇权离心，这对统治者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不拔除之如何安心。至于“六经未必其为太阳”，“何求于流经！”（《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公然主张不要“六经”，统治者就更不能容忍了。一半的文人仕子都不会贸然捅这个马蜂窝的，而嵇康确是有撩虎须，拔虎牙的胆魄。　　不过，既然“矜尚不存乎心”，利害也就无动于衷，哪里还晓得什么是恐惧害怕？这又是一种高境界的修为，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固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　　——嵇康《养生论》　　这是嵇康借用老子的话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和思想。这种境界，听起来并不陌生，其实和庄子《齐物论》中所表达的物我一体，与道为一的境界是一样的：“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然而嵇康的“矜尚不存乎心”，又不是庄子那样纯粹的精神哲学，也就是说并不是缥缈虚无，不具有可操作性的。他的这种“矜尚不存乎心”的观念，主要还是说在世俗生活中，如何超越功利，超越名教，自足怀抱，优游自在。所以才有了他跑到山阳去隐居，入深山采药，逍遥于林泽之中，“观鱼鸟，心甚乐之”，“会其意，忽焉忘反”（《晋书.嵇康传》）。平时或者“教养子孙”，或者和亲朋好友畅叙阔别情思，拉家常；或者一个人独坐庭院，一张琴，一壶酒，自得其乐。嵇康的这种生活要求和思想境界，其实是散发着浓郁的人情况味的，不向庄子的学说，遥不可及。也正因为如此，嵇康可以超越名教，超越功利，但不能超越对是非、善恶的分辨。他的刚烈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如此。　　嵇康外表看来，“喜怒不寄于颜”，好朋友王戎也曾不无夸张的说他和嵇康在山阳隐居20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但这不过是一种玄学修养，一种与人交往时的自我克制，不能说明嵇康本人真实的性格。　　嵇康一直处在某种矛盾的心态中。这个矛盾，也就是他和整个世俗社会的矛盾。他觉得在污浊的世俗中，只有自己是高洁脱俗，纤尘不染之人，于是可以傲视世俗，愤激名教。这种心态正好与他疾恶如仇的性格完全一致。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自己“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于是极为愤慨好朋友吕巽先迷奸弟媳而又诬弟弟不孝的恶德败行，遂与之绝交，写有《与吕长悌绝交书》，他痛恨山涛推荐他当官，认为山涛作为朋友尚不了解其天性，而做出让自己为难的事情，又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山涛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和嵇康自然是好朋友，而且他对阮籍和嵇康都有一种由衷的钦敬。山涛可能和阮籍差不多年岁，但要比嵇康大不少。在他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山涛曾经邀请阮籍和嵇康到他家喝酒，一喝就是整整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阮籍和嵇康走后，他就到里屋去，请他老婆评价一下这两个新朋友如何。原来他事先安排好了让老婆在帘后偷窥。也许他老婆是很有眼光的吧。结果他老婆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高，而且认为山涛一辈子也不可能超越他们，并说这是天分，不可强求；又说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和山涛你这样资质一般的人结交，不过是因为你有良好的人品，不会干出什么坏事来对不起朋友。他老婆最后还嘱咐山涛一定要珍惜这两个朋友。嵇康要比山涛小许多岁，长得又不是一般的帅，山涛的老婆在帘子后面看着，若不给嵇康这样的人说几句好话，大概她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　　山涛是真心真意结交嵇康这样的朋友的，而且很珍惜也很照顾嵇康，大约他觉得举荐嵇康出来做官，一定是对朋友最大的帮助，没想到这一下子就激怒了嵇康，本想加倍珍惜朋友的好心却被人家一封绝交信给打发了。山涛的后半生一定是很郁闷很郁闷的。　　“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尝谓之知音。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认为山涛还根本不了解自己，不能体会自己的高尚节操，所以会干出自己升迁强拉嵇康来补缺这种没屁眼的事情来。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 （同上）嵇康对山涛说，我们俩性格不同，你山涛触类旁通，样样精练，人缘儿又好，会为人处事，而我性格就不如你，太过直率，不够灵活，直性子窄心眼儿，一般人都接受不了我，你能看得起我那是咱哥俩的缘分，我们不过是偶然成为朋友罢了。“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始终，真相知也。”（同上） 说人和人之间交往，贵在相互了解天性，互相关照。当年大禹没有逼迫子高继续为自己效力，就是为成全他的晚节；孔老二不找学生子夏借伞，也是知道他太抠门儿而不揭他的短儿；诸葛孔明不逼迫徐庶丢下老娘跟他入川，华歆不强求管宁接替职务，都是所谓的能始终如一关照，才是真正的知心啊！像你山涛这样强人所难，怎么能称是真正相知的朋友呢？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功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飧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与山巨源绝交书》　　你我志向如此不同，我喜欢老庄，随着年岁的增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而你很有孔子后学之风，“兼爱，不羞执鞭”，“安乎其位，岂可夺之”！君子“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岂可强为！“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共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如果急忙中非要我和你一同去做官，为的是能一起共事，一起欢聚，真是这样逼迫我的话，我一定会疯的。你我没什么深仇大恨，何至于此呢？　　山涛徒有一腔爱友之心，却不了解嵇康性爱山林的天性。两个人理想上的追求分歧太大了：一个要积极入世，干一番事业，一个厌恶官场，要归隐石泉。若说山涛故意为难嵇康，或者说是故意和嵇康结梁子，树仇恨，则就言之太过了。他实在是因为敬重嵇康“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的刚直性格，才荐举他入选吏部的。而在曹魏与司马氏两虎相争的非常时期，山涛也许更靠近司马氏，他若将作为曹氏皇亲的嵇康拉进来，实在是太侮辱嵇康清高的人格了。与山涛绝交，说到底，还是由于他那以己为高，以世俗为污浊的心态，以及刚直峻急的性格作祟的结果。　　嵇康这种处事方法，他的心态和性格，和他相处一段时间的人都大体能了解，也都体谅他，宽容他。他曾和据说后来成为神仙的一个道士名叫孙登的在山林里修炼相处，一呆就是三年。他想知道孙登心里想的事情，孙登始终不说话，“沉默自守，无所言说”（《晋书.孙登传》）。孙登修养极深，阮籍以前也曾拜访过他，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是比赛长啸，看谁啸得更清越。然而和嵇康在一起三年不说话，一定有他的苦心。他知道嵇康性情外扬，或者是想现身说法，改变一下嵇康的性格也说不准。嵇康临走之前，嵇康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孙登便开口说了：“你性情如此刚烈而又这么有才华，如果不加以收敛的话，不久之后灾祸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其实嵇康何尝不知道自己性情刚烈的坏处呢，他也曾试图矫正过，他曾经以阮籍“口不论人之过”为榜样，修身养性。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驰之阕；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真是太有自知之明了。他深知自己不适合为官，但是即使不为官，处在他那种地位，想要跳出祸患，也很难了。到最后他那暴脾气还是一点没有改，终于大祸临头。　　嵇康被杀，应该说最初和吕安一案有关。《晋书·嵇康传》载：“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但其被杀，却缘于钟会的构陷：　　当初，嵇康和向秀在大树下打铁，好赚点钱养活自己，当时有个名士叫钟会的，是个贵公子，“精练有才辩”，知道嵇康的名气很大，就去拜访他。嵇康见有人来，并不为礼，还是照旧打自己的铁。钟会在树下看他们打了一会铁，见没人理他，悻悻然要走。嵇康突然斜着眼睛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因此非常嫉恨嵇康。 后来，钟会对司马昭说：“嵇康是个卧龙，不可起。您可以无忧天下，但不能够不对嵇康有所顾虑。”他又诬陷嵇康帮助毋丘俭反对司马昭。“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政，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晋书·嵇康传》）钟会说嵇康是和齐国的华士、鲁国的少正卯一类的人物。华士不听召唤，不听世俗管辖，姜太公所以除之，少正卯害时乱政，孔子所以杀之，嵇康、吕安都言论放荡，必须除掉他们以淳风俗。　　《魏志·钟会传》说：“（会）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时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据此所言，嵇康之被杀，罪魁祸首就是钟会。钟会为报睚眦之怨，借吕安一案，乘机陷害嵇康。这似乎已成为定案，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但是，如果仅仅把嵇康被杀归咎于钟会的陷害，似乎很难自圆其说。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先从吕安一案说起。　　吕安与其兄吕巽都是嵇康的好朋友。可吕巽人面兽心，见弟媳徐氏貌美，乘吕安不在，指使其妻用酒把弟媳灌醉，将其奸污。事发后，吕安欲诉之于官。吕巽急忙请嵇康从中调停。嵇康因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又知此家丑一旦传扬出去，吕氏兄弟都不好做人，遂应吕巽之请，出面调停，把这件事情按了下来。可是，事后吕巽却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顺，竟然敢挝母亲之面。司马昭高举以孝治天下的旗帜，见吕安为子不孝，遂把他抓了起来。嵇康知道真相后，愤然与吕巽绝交，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吕安入狱后，为了说明真相，自然要涉及嵇康调停之事，嵇康也因此被投进监狱。　　这件事情很蹊跷。首先，吕巽诬吕安不孝，如要证实，不仅要吕安自己承认，而且还要有吕安母亲的证词。只要问一问吕安的母亲，一切就可真相大白。其次，即使吕安真的不孝，按当时的法律，最多也就是发配边远之地，还不至于处死。而嵇康只是调停人，没有违法之事，不当系狱，更不应斩首。再者，司马昭虽然标榜以孝治天下，但对当时的名士还是比较宽容的。阮籍为母服丧期间，饮酒食肉，司隶何曾对阮籍“任性放荡，败礼伤教”恨之入骨，建议把阮籍“投之四裔，以洁王道”。司马昭对此却不予追究，显得很是宽容 。嵇康是与阮籍齐名的大名士，司马昭对阮籍如此宽容，却对嵇康如此严酷，岂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　　至于说钟会故意陷害，也是与理不通。钟会陷害嵇康的口实，按《晋书·嵇康传》的记载，主要有二：一是当初毋丘俭反叛时，嵇康欲助之；二是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这两条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嵇康虽是中散大夫，但已如前述，他在正始九年已移居山阳，希心世外，慎言慎行，不要说他不知道毋丘俭反叛之事，即使知道，也不可能“欲助毋丘俭”，司马昭怎么可能相信呢？关于第二点，如果说“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就要杀头的话，魏晋名士不知该有多少要被斩首示众？当时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以非薄礼教为时尚，即使是礼俗之士，又有多少人不“言论放荡”呢？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固然是事实，但真正因言语招祸者，却没有一人。何晏、夏侯玄不是，嵇康不是，其后的张华、潘岳、陆机也不是。　　鲁迅说：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昭面前搬是非，送命了。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座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况且这位恐吓家的举例，其实也是不对的，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鲁迅的话说得很明白，嵇康得罪了钟会只是外因，嵇康独立于司马集团之外、又是曹家女婿，这才是致死的根本原因。没有钟会搬弄是非，也会有别人搬弄是非。总之，嵇康必死无疑，不管他认真与否，性烈与否，与世俗对立与否。 嵇康一案是钟会审理的，他认为嵇康该死的理由是：“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物，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这才是要害所在。　　嵇康被逮入狱时，三千多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许多人甚至愿意随他入狱。这些救援嵇康的行动，实则加速了嵇康的死亡。这样一个拒不合作而又广有影响的人物，不杀，司马昭睡得着吗？　　但是嵇康之死，却又死的从容、高雅、潇洒至极。临刑时，他顾视日影，讨琴一张，从容地弹了一曲《广陵散》，他将这最能表达自我地乐章，毫不保留地留给世间。“广陵散，于今绝矣！”我们再也听不到广陵散，世间再无“龙章凤姿”的嵇叔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