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字图片:被抛弃的圣人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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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抛弃的圣人及理论

——从孔子人生轨迹审视儒学(之九)

孔子离开卫国的原因,《论语》记录了前矛后盾的三条,其一说,孔子要实现政治抱负,优裕生活并不能使之安逸,遂借敲击石磬大发牢骚,一过路的智者听了,责备地说道:“这是一个满腹心事的人呀,故而借石磬发泄”(见《论语·宪问》)。

其二说,卫灵公只所以不用孔子,是因了两次廷对。一天,卫灵公召见孔子并询问练兵打仗的事情。这是春秋时代各国君主极为关注的大事,无论是大国的争夺霸主,抑或是小国的谋求自立,都得由战争的胜输决定。作为卫国这样的小国,军旅之事当然得提为首要,卫灵公渴望得到中肯务实的回答。孔子却说:“祭祀之类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军旅之事我没有学过。”这种回答大煞风景,所以第二天召见时候,孔子的谈兴正浓,忽然天上飞过一群大雁,卫灵公借机迈眼观天,直视孔子为无物。受此冷遇后,孔子知道在卫求官已不可能,只好带着学生开拔了(见《论语·卫灵公》)

其三说,孔子离开卫国的另一个原因:“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可翻译为:“假若有人肯用我,几个月内立见效果,三年内可见大治”)

由此读来,孔子的出走,在于卫灵公埋没人才。司马迁在写《孔子世家》的时候,也将后两条如实照录,大概相信这是真的。

孔子自五十五岁怀揣政变阴谋入卫求官,至五十九岁两手空空地离开,四年中使尽各种不正当手段而未能如愿的原因,不是卫灵公昏瞶,而是他对儒学失去信心,更对孔子学问、人品产生鄙视的结果。但终卫灵公之世,孔子并没有辞别。

将不被见用视为离开卫国的原因,是学生对老师的刻意粉饰,是为尊者讳的又一表演。回忆其第一次被撵出卫国的过程,就不难发现,孔子十分留恋六万斛米的年俸,虽然是无功受禄,也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并没有因不被见用而另谋,逼得卫灵公让部下带刀撵走。蒲地遇险时,通过谈判被放出来,他却违背承诺又返回卫国,原因无他,亦然留恋六万斛米的不菲年俸。安安稳稳地过了四年,也已经无人再撵,却忽然因不被见用而毅然离开,能解释通吗?显然不能。

如果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孔子离卫原因另有沟壑。卫灵公晚年,宫廷争夺皇位的斗争已经白热化,卫太子蒯聩因谋杀南子失败而逃往晋国,其大批党羽遭到清洗。鲁哀公二年,即孔子离开卫国的那年夏天,卫灵公死了,尚未钝化的嗣君矛盾进一步激化。南子借临终遗嘱要立儿子郢,大臣们坚持立了蒯聩的儿子辄,即卫出公。当王宫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远在晋国的蒯聩受赵蕳子(晋国执政)支持,由阳虎武力护送,同卫出公争夺皇位。卫出公在利益面前毫不“谦逊”,派大将石曼姑率兵逆击于边界戚邑;更由于齐国的插手,蒯聩、阳虎和晋国军队被包围在该地。卫国内战由于两个大国的介入,一时处于激烈的胶着状态。

卫国内战爆发时,学生冉有问同窗子贡:“老师会站在卫出公一边吗?”子贡说:“对,我要询问。”见到孔子后,两人如打哑谜似地谈了一通,出来后子贡说道:“老师不支持。”由此观察,卫国皇位争夺战开始以后,孔子面临着两个考问:第一,“君臣、父子”这一最为基本的理论,已深深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若以君臣原则加以规范,出公是君,蒯聩是臣,蒯聩的夺权是叛乱;若以父子关系加以规范,蒯聩是父,出公是子,出公的发兵抵御构成大逆。至于后世儒家解释说孔子认为父子双方都非礼则是遁词,是为孔子的离开卫国进行辩护。如此激烈的内战,不是一句:“双方都非礼”就能化解。不能高薪养了四年多,关键时候拍屁股走人了。显然,“君臣、父子”那套理论无法分辨是非经纬,在国人需要理论家输送思想武器的时候,只能以出走回避。一直抱怨不被见用,现在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为什么不肯小试?连佛X的叛乱都要参加,何必计较父子双方的不义?第二,孔子入卫时与在卫后,曾反复强调,只要用地,三年内就能使卫国大治。方略无他,即靠空洞的说教,维护皇权至上的金字塔社会秩序。兵乱骤然而起时,孔子知道那套苍白的理论,无法抑制私欲的泛滥,更无法消弥内战。他已无胆量再大言炎炎地推销这些,又不肯承认自己理论的荒谬与苍白,更不愿将性命丢在混战之中,这才不得不抛下六万斛米的年薪,匆匆忙忙地走人。

请注意,儒学理论不仅从来没有消除内战的功能,唯因为鼓吹皇权至上,在制造人间不平等同时,也鼓励了军权持有者的觊觎之心,所以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史,可以称之为内战史。相反,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及三权分立说和军队国家化应用于社会以来,才使民众摆脱了内战的苦难。孰优孰劣?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即令盲者,亦能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