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地铁15号线站点:15《最后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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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

系列专题片

北大缤纷一百年

之十五

阿忆撰稿旧作

1998年

　【主持人许戈辉：在北大图书馆和本科生宿舍楼群之间，有一片相对独立的安静的区域，被围墙围着，但并不封闭，仿佛园中之园。这里三三两两，散落着15座二层小洋楼，您可别小看这些上了年纪的小楼，在它里面住过的，都曾是20世纪最大的学者。他们不仅学识渊博，道德高尚，而且都有些鲜明个性，在金钱纷扰的世界，他们堪称“最后的圣人”。

　　青竹喜欢温润多水，适合在南方生长，北京少雨多风，冬季寒冷干燥，据说如果不是在特殊的地方，青竹很不容易成活。所谓“特殊的地方”，指的是或有园丁收拾、或是仙人居住的地方。

　　像北大许多圣人的家一样，朱光潜的家附近，也多青竹。朱光潜是美学家，安徽桐城人，在香港大学教育系读本科，自1925年开始，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还有法国巴黎大学求学，8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回北大哲学系任教。抗战期间，朱光潜没有随西南联大去昆明，因为太太是四川人，朱光潜去了四川大学，做文学院院长。在激烈的派系斗争中，他出任教务长，并且加入了国民党，这是他回国后惟一一段脱离北大的日子，也为他日后惨遭批判，埋下了祸根。1946年北大复校，朱光潜从四川回到北大，直到病逝。

　　1949年之前，朱光潜可以选择去欧洲，也可以选择去台湾，他没有料想留在北京会是什么命运，但总之，他毫不犹豫地留在了北大。“文化大革命”中，这位美学泰斗，无可避免地受到残酷冲击，造反派和邻居频繁抄他的家，他能读的书，只剩下《毛泽东选集》，图书馆只借他“马列主义六本书”。

　【朱光潜次女朱世乐：他干事很执着，而且不受外界影响，要是我就不干了，本来一直到他死都是“反动学术权威”，我觉得大没必要接着干，我说你干点什么不好，你不用搞那个，但是他要坚持的东西他一定要坚持到底。“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家所有的书都封了，除了毛选以外，就不让看任何书了。不是有“马列主义六本书”吗，当时他从图书馆就借了那6本书的原文，他把那6本书重新给校了一遍，他认为里面有很多错误，他就用铅笔写在那本书上，密密麻麻写在书里了。我说你干什么用啊！他说有些错误，大家在学马列主义，有些东西翻错了，给人理解错了，不是真正的马克思说的，他说我觉得不对，我要给它改过来。

　【主持人许戈辉：朱光潜笃信锻炼，“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已是70岁的古稀老人，当年一起关进“牛棚”的季羡林教授回忆说，朱光潜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晚上钻进被窝还要练习自编健身操，每天一大早，他还要偷偷跑到某个角落，去打太极拳。当然了，老人家总不免被监管员抓住，狠狠批判一通。

　“文革”中，瘦小枯干的朱光潜经常被施以“喷气式”批斗，下肢几乎瘫痪。“文革”结束后，他以超级缓慢的动作坚持每天跑步，竟然把身体给跑好了。那时，每天下午4点钟，燕南园北口总会慢慢“跑”下一位白发小老头儿，他会在各系办公室的院门外艰难地“跑”过，再“跑”过司徒雷登女儿住过的南阁北阁，一直“跑”到未名湖畔，静静地坐进长椅，然后默默地“跑”回燕南园66号那座灰色的小洋楼。

　【朱光潜次女朱世乐：他是个很普通的人，不认识的人根本不会想到他是个教授，与其说他像个名教授，还不如说他像一个退休工人。他生活也很普通，要求也不高。我觉得他在国外比国内有名。

　　朱先生过了83岁，身体差到了极点，但他还是决定，倾其暮年之力，要把维柯用意大利语写的《新科学》，翻译成汉语。朱光潜精通英语、法语、德悦，这一次，他要挑战意大利语！维柯的专著，以深奥著称，并且广泛涉及西方文化的诸种领域，能胜任这项翻译工作的，除了朱先生，别无二人。

　【朱光潜次女朱世乐：当时他已经不能干很多工作，但是他要给后面的人积累些资料，让他们有参考资料看，所以他就要把这些资料翻译出来。

　　1986年，朱光潜在完整译稿上签上名，然后病倒。早春，朱光潜脑出血，北大校车队不愿派车，校医院借担架必须先拿押金，等送到友谊医院，朱先生已经不行，享年89岁。两个月后，维柯《新科学》的中译本问世，只是朱光潜教授没能等到这一天。

　【主持人许戈辉：北大圣人的往事，有的听起来让人痛楚，有的听起来让人觉得清风扑面。当年，朱自清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当上了清华中文系的教师，王瑶是朱自清教授的研究生，就连老师抽烟斗，也学成了自己的习惯。王瑶清华毕业，在北大中文系教书，他指导博士生，不用去教室上课，只要每星期来家里喝茶聊天，也用烟斗熏陶着他们。

　王瑶是北大圣人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但他77岁时，还以为自己还能活到下个世纪，他沾沾自喜地对访问他的记者说，长寿秘诀有三，一是抽烟，二是喝酒，三是不锻炼身体，就在他发表健康弘论的第2年，王先生在愤怒和忧虑中离世，享年78岁。

　北大还有一位王姓圣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大师王力，他活了86岁。

　　王先生编著的4卷本《古代汉语》，世界上不知有多少汉学家，曾经受益于它。据说这4部《古代汉语》，为王力教授带来了巨额版税，有传言说，燕南园南侧的工商银行，半数存款是王先生的。王先生晚年的时候，既是老人，又是孩童，他曾拉着80年代入学的学生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一个陈建功，小说写得很好，实际上，陈建功是70年代的学生，当时早已毕业离校。提起“文化大革命”，王力接受没有痛斥灾难和浩劫，他耿耿于怀的，是红卫兵娃娃竟然伸出手，摸他的光头，他觉得这是莫大的羞辱。

　　这是地矿部总工程师陈炳焘，西南联大毕业生，在采访拍摄过程中，我们特意拍下了他的鞋、他的藤椅、他的书架，不用仔细比较，你一定能看出，学者们的一切，都可能是陈旧破败的，只有书架和书是整齐的。

　　这位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所长黄昆院士，在西南联大的北大理科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曾经长年在北大物理系从教，在接受采访时，他没有说出1句响亮的格言，他的话，平淡无奇，但一样打动了我们。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所长黄昆：到了科学院以后，他们说要分大房子给我，我觉得没必要，那时候就我们两个住在这儿，而且当时有些年轻人，因为没房子不能结婚，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多占房子，占多了好像也说不过去。

　【波兰驻中国大使：我感到非常骄傲，我国教育部派我到中国学习，而且在北大，我开始学习汉文，因为北大那时候和现在都是最著名的中国大学。

　【主持人许戈辉：季羡林教授，是北大东语系的创始人。半个多世纪以前，季羡林来到北京，同时报考北大和清华，而且同时被北大和清华录取，因为清华的出国机会多，少年季羡林放弃了北大。清华毕业后，季先生如愿以偿地去了德国，最后拿下博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季羡林在德国一待就是10年，1946年，季羡林听说清华原国学院导师陈寅恪教授在英国治眼病，便给他写了封信，希望能回北京教书。陈寅恪向北大校长胡适推荐季羡林，季羡林终于做了北大副教授。

　　按照北大规矩，在海外得到博士学位的人，职能先做副教授，数年教研之后，才能晋升教授。然而，季羡林来北大1个星期，便升为教授，兼任东语系主任。

　【北大原副校长季羡林：是人创造了上帝，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这话究竟应该怎么理解，我个人认为，这话简直太简单化了。

　　这位做过北大副校长的大学者，在上帝和人的关系上，显然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文革”期间，季羡林的工作是为学生宿舍看门，每一天，季羡林都要在纸条上抄录一段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梵文原著，然后去学生宿舍做门房，干杂务之余，打开纸条看一眼，偷偷思考，做好翻译腹稿，下班回到家，赶紧记下来。如此艰难时世，季羡林还是完成了对这部梵文史诗的翻译。在正常的年代，季教授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凌晨4点起床，吃几片烤馒头，喝杯茶，就坐在书房里工作到早晨7点，然后去学校上班。

　　30多年前，北大郎润园的池塘里，盛开着莲花，不知为什么，后来成了空塘。前些年，季先生的朋友从湖北来，带来洪湖莲子。季先生撒籽湖中，4年后，竟恢复了往日的莲池。历史系周一良教授搬到朗润园，称这片莲花为“季荷”，可惜的是，百年校庆前夕，这里又打成了空塘。

　【主持人许戈辉：在一个没有圣人的学校，学生是断不敢张狂的，而跟北大学生聊天，常会听见他们说“我们北大”，“我们北大”成了北大人衡量世界的标准，不过没办法，北大有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