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玉清 你追我嘿嘿嘿:人物风流:章诒和,真诚感动世界的美丽灵魂 蓝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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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夏天,章诒和在马克西姆餐厅宴请朱正先生、丁东夫妇和我。诒和年逾耳顺,端庄大方,眉宇间有股浩然之气,不愧为名人之后。那天谈得很杂,她也谈了自己的遭遇。记得她提到写聂绀弩的文章,朱正兄抓住不放,当即把她这篇文章推荐给《新文学史料》。后来怎么加进去的我不知道,但发表时放在第一篇。

  其实这是我同诒和的第二次见面。50年前我就同她见过一面。1953年夏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读书,她的堂姐章士宏是我同班同学。士宏假期都回伯父章伯钧家。一天,士宏邀请我去章府。士宏住在南屋,我在她屋里谈了一会,便到吃午饭时间了。我准备告辞,李键生女士进来,她大概听说士宏有客人,便邀请我一起吃饭。我叫了声章伯母,便跟她们进了饭厅。在饭厅里见到章伯钧先生,我叫了声章伯父。章先生跟我说了几句话,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他说:“你父母结婚的那天,我还记得你母亲穿的衣服。”原来章先生同先君早就认识。先君抗战期间滞留北平,后进入晋察冀边区,没到过大后方,同重庆等地的朋友都是几十年前的老朋友,建国后来往不多。

  在饭厅里我见到诒和。一个花季少女,可爱的中学女生,士宏说是她小妹妹。我没同她说话。我想,她和同龄的女孩子一样,必定对未来充满憧憬,准备为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奉献自己的力量,心灵深处也许还偷偷渴望甜蜜的爱情,绝对想不到等待她的将是苦海。然而风云突变,一夜之间她从天堂坠入地狱。班上的同学不再理睬她。同学们孤立她,并非她本人的过失,而是因为她是中国头号右派章伯钧的女儿。文革期间她被投入监狱,原因仍然是章伯钧的女儿。她谈到1957年以后的经历:“1957年以后的我,过着没有同窗友谊、没有社会交往、没有精神享受、没有异性爱情的日子。再以后便是被孤立、被管制、被打斗、被判刑,且丧父、丧母、丧夫……数十年间,我只有向内心寻求生活。内心生活为何物?那就是记忆,也只有记忆。”我没有过她的经历,但对她的经历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有反右挨批判和文革蹲牛棚的经历。我的经历乘上几倍便是她的经历。

  诒和是个敏感的人,命运的骤然变化,使她对1957年以前的生活感受尤深,无数往事一次次涌入她孤寂的心灵。她那时是为延续生命而回忆,现在这些回忆却成为她写《往事》的可贵资料。诒和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特别会选择细节。她所选择的细节,看似平常琐事,却是刻画人物的手段。如《正在有情无思间》中,史良丈夫在去青岛的卧车车厢里钉窗帘的细节,便说明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民盟机关干部批斗史良,宣读史良当年给罗隆基写的情书,质问史良同这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又表现出史良人性中的另一面。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中,罗隆基和史良约会,忘了老相好刘王立明的生日,赶紧跑到她家。看见刘王立明坐在地板上拿剪刀在剪一块衣料,“我走近细看,才发现她在流眼泪,而那块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罗隆基想把她扶起来,但她不肯起来。罗隆基只好也坐在地板上陪刘王立明,看她把衣料全部剪成一绺绺细条。寥寥几笔,多情种子罗隆基便跃然纸上。细节的生动描写是这本书吸引人的原因之一。

  第三次见面是在朱正兄家里,来的人多,谈话没有主题,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诒和说话不多。只在燕祥说机智话时,开怀大笑。饭后大家一起照相,洗出来最突出的是诒和,仍看得出眉宇间那股浩然之气。

  这期间诒和写的文章我在网上都已看过,她笔下的人物与20世纪50年代报刊上所描绘的完全不同。他们都是有道德操守的大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作出过大小不等的贡献。他们于年轻的一代已成为出土文物,但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正史”常常被人涂抹。鲁迅说:“从野史和笔记,可以得到一些真的消息。”诒和写的应当算野史或笔记,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真的消息”。她所写的人和事我大体知道,却又不清楚。如我知道张伯驹是著名收藏家,“民国四公子”,但并不知道他精于格律,更不知道他为弘扬民族文化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因此而定为右派的经过。我经历过反右斗争,自己险些被划为右派。但民主党派头面人物是如何被划为右派的,只看到报纸上的报道,真实情况并不清楚。都是向党进攻吗?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在建国前为什么那样拥护、支持和援助共产党呢?1936年发生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他们是因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而被逮捕的。1949年后尚有五“君子”健在,可其中两位“君子”被定为右派。这些人怎么一夜之间便从朋友变成敌人呢?坦白说,我那时就心存怀疑。后来运动接连而来,我成了“老运动员”,自顾不暇了。诒和的文章回答了我的问题,为后代记录了这段痛史。文革我进了牛棚,觉得受尽凌辱。现在看来,我所受的凌辱,与曾为我国作过贡献的前辈们和比我年轻的诒和无法相比。

  书出版后,大家非常高兴,诒和自然也高兴,请朋友们吃饭。她显得很低调,话不多,仍然是听到燕祥说机智话时,开怀大笑,没有一点得意的样子。我觉得她可能有一种完成使命的轻松感。她曾对我说,把所知道的故事说完,就不写了。诒和有使命感,这是她写作的动力。她说:“从狱中故事到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的第一稿,均写于1980年~1989年之间,某些草稿保存至今,纸都脆了。”诒和与快手作家不同,一稿写了10年,修改多少遍不得而知,24年后才发表。她与快手作家不同,写作不是为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完成历史使命。这也是我最敬重她的地方。她鄙视某些作家的炒作手法。她说:“我反对作家自己跑出来大谈创作感受和经验,而那些用别人的钱来研讨自己的举动和场面,更是庸俗,甚至卑劣。”她这些话更增加我对她的敬意。诒和说谁要写她她就跟谁绝交,希望她对我网开一面,因为我说的是真心话,是被美丽和真诚深深感动后而不得不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