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七个子女:贺绍俊：真诚的李云雷和真诚的小说

     如此说来，难道还有不真诚的小说吗？我以为不仅有，而且在当下大有泛滥成灾之虞。真诚不真诚，是作者的写作姿态，也是作者看世界的方式。有的作者对待文学不真诚，对待读者也不真诚，因此他写的小说就只能是一种不真诚的小说。不真诚的小说表现为它所传达的信息是虚假的，所抒发的情感是虚伪的，读这样的小说会有一种被作弄、被戏耍的感觉。

    李云雷的小说是真诚的小说，首先体现在他对文学的信念是真诚的。李云雷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他对文学的理解，他认为文学既然是由作家“创造”出来的，就应该融入了创造者即作家的生命内容，所以他特别强调“文学”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每一篇优秀的作品都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来源于创作者生命的对象化，其中包含着创作者的思想、性格、情感，也包含着创作者的呼吸、体温与气息，在那些独特的语言、语调以及叙述方式中，我们可以读到创作者的生命密码。”他确实是把小说当作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之一来进行写作的，他的叙述就像是他的呼吸一样，丝毫也不做作，完全是从他的内心里流出来的。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早年的生活记忆，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乡村度过的，在他的记忆中，乡村的生活虽然艰辛，但充满着温暖和亲情。比如父亲当年工作的果园，曾是他童年时最向往的地方，“仿佛是一个神奇的新天地”，他童年的愿望就是要去父亲的果园，这愿望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简单质朴。李云雷就写一个孩子如此简单质朴的愿望是如何实现的，就写一个孩子怀揣这个愿望及至实现了这个愿望的过程中的满足和愉悦。事实上，一个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古人说，鸟择良木而栖。人对记忆的选择又何曾不是如此。对于一个人来说，记忆的深刻性是与性格之塑型成正比的，因此我们也能从李云雷的记忆中体会到他的思想性格。他的记忆之所以筛选出的是温暖和亲情，就因为童年和少年的生活塑造了他的纯真、向善的品格。在《父亲与果园》这篇小说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串串流溢出家庭亲情质感的生活细节。无论是“我”等到回家的父亲后被父亲抱到自行车的大梁上，还是去搛给父亲下酒的肉时被姐姐打了一下，还是藏在四哥的铺盖卷里要去果园时最终被发现了的伤心……都是很平常的日子，但在李云雷的叙述中显得情意浓浓，善意浓浓，因为在这种平常日子里蕴藏着真诚的道德原则，这些真诚的道德原则却是为李云雷思想人格奠基的最结实的材料。因此，诚实、单纯、亲爱……这些基本信息就会从生活经历中被筛选下来留存到李去雷的记忆库里，当我们读李云雷的小说时，感受最强烈的也是这些基本信息，这不正是李云雷所说的“创作者的生命密码”吗？

    我说李云雷的小说是真诚的小说，还在于他是把小说写作当成了反省自我的一种方式。《假面告白》也许可以说是一篇最直接表达自己反省的小说。小说的构思比较特别，作者设想一位大学的博士，从小学习刻苦，品格优秀，但突然有一天被公安局以骚扰女青年之罪名拘留了起来，他在狱中反省着自己的生活，写下了一段段反省的文字。小说就是以这位博士的反省文字组成的。博士一直生活在书本的世界里，当他的书本知识越来越渊博时，他却发现他对社会人生反而越来越陌生，他掌握的书本知识并不能帮助他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他意识到行动比读书更重要，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世界，“我需要行动来证明，需要在行动中体验生命的乐趣”。事实上，这位博士只善于进行书斋里的革命，根本不知道怎么以行动去应对现实了，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街头尝试与遇到的行人打招呼。但他跟踪在一个又一个人的后面，却始终也没有勇气开口。最终他的行动被公安部门认定为骚扰女青年的行为。这真是一个啼笑皆非的结局。但在这种啼笑皆非之中，包含着多层的反省内容。

    真诚的李云雷甚至对虚构也审慎三分。这似乎有悖于小说的本质。小说从本质上说就是虚构的，因此西方会将文学图书干脆区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当作家将自己的作品称之为小说时，也就是明确告诉读者，小说中的故事都是子虚幻境，切切不要与现实中的人和事对号入座。但是，李云雷的小说分明给你一种真实的感觉。仿佛是作者在你面前毫无戒备地讲述着珍藏在自己心中的记忆。也就是说，李云雷的小说是完全依托于他的记忆和体验，这些记忆和体验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是高度保真的，他的叙述和构思都服从于保真的原则，因此这就形成了他的特别的小说文体方式。从文体上看李云雷的小说有散文的痕迹，因为散文从本质上说应该是真诚的叙述，但随着散文文体的成熟，许多作家把散文当成了一种技术性的工作，作家能够通过技术性的处理达到仿真的目的，最终，散文这一文体从本质上说已经死亡了，如今我们读所谓的散文，其实不过是在欣赏作家处理经验和知识的文字能力和技术手段，我们已经不在乎它是不是在传达作家的真情实感了。但有意思的是，散文的真诚和真实的本质被李云雷挪移到了他的小说叙述中，使他的小说成为了一种直抒胸臆式的小说，像《父亲与果园》《舅舅的花园》《花儿与少年》等这类以少年记忆为主的小说，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当然，这并不是李云雷的独创，比如鲁迅的《社戏》《故乡》《一件小事》等小说就是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应该说，鲁迅对李云雷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风格情趣；也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小说写作，李云雷都在自觉地追寻鲁迅的文学精神。另外，散文化的小说叙述在当代作家中也相当流行。但恕我直言，这些散文化的小说叙述有大量的是一种矫情和做作的叙述，也有一些是传递着真情感的，不过多半都是非常个人化的情感。所以我特别看重李云雷的散文化叙述，他的叙述逻辑完全服从于内心体验，内心体验的轨迹自然形成了小说的结构。而他区别于那些非常个人化情感表达的小说则在于，他所表达的情感是开放的，触动他的情感波澜的是现实社会的风云，而非一己的日常琐事。《舅舅的花园》是一个中篇，最能体现李云雷在文体上的风格追求。中篇小说相对于短篇小说来说，故事性和情节性的要求更为突出，因此采用散文化的叙述其难度更大些。但在《舅舅的花园》中，李云雷的叙述却如行云流水，水到渠成，一切都循着内心的思绪自然而然地展开。

    说到底，真诚是李云雷的基本性格，当然也是他的为文准则。因此他的小说是真诚的，他的批评也是真诚的。或许我们应该将他的小说和他的批评文章对照着来读。李云雷的批评特别关注小说的现实层面和批判精神，因此他力挺底层文学，因此他推崇那些敢于揭露社会问题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李云雷在分析小说文本的同时，阐发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而他的小说则是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表达了他的社会理想。可以说，他的文学批评与他的小说具有互文性。如果说，他在文学批评中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表达，那么，他的小说则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在李云雷的小说里，始终隐含着一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事实上，他是用少年和乡村记忆构筑起一个精神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承载着他的社会理想的全部内容。我们从他的记忆中，感知到的是一个远离争斗、亲情温馨、平和清淡的精神境界。他的记忆是一种缅怀，是一种对现实中的恶浊的反抗。就像他在《父亲的果园》中所感叹的：“我想不到童年的乐园，如今已经荒废，那些人和那些事，不知道都去了哪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好像一切都被茫茫大雪掩盖了，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这是李云雷大部分小说的基本主题。比如《花儿与少年》是写“我”儿时上小学读书的一段经历。小说有几个看似并不关联的场景，一个是“我”与黑三一块放羊的友情，一个是“我”在学校与老师的关系，一个是三姐监督着“我”的上学。而小说的核心情节则是老师对“我”的一次表扬，要奖给“我”一朵花。但最终老师忘记了自己的许诺，这大大刺伤了“我”的幼小的心灵。正是这朵花将几个场景打通了——“我”与黑三的那种自然、纯朴的友情，以及三姐和家庭对待“我”的平常之心，都与老师对“我”的刻意和轻率形成极大的反差。想想今天的社会，诚信变得越来越稀有，我们就会体会到李云雷写这篇小说的用心。他并没有要去指责那位老师，他要告诉我们比指责这位老师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位有知识懂文明也很善良的老师，为什么对于诚信和许诺却是如此的无知和麻木呢。难怪李云雷会对那些纯真的童年记忆充满着缅怀之情了。《少年行》是一篇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而忧郁之情溢于言表。也许从技巧上说，这篇小说有点过于讲究，与李云雷的质朴的真诚不太一样，但从那种溢于言表的忧郁之情里，我感受到了作者对自己的理想的乌托邦之境渐渐远去的深深忧虑，传达出来的仍然是一片真诚。作者采取了一种相互印证式的情节结构，反复渲染了一个瞎子给一个年轻人算命的灵验。年轻人为了躲避死亡，骑着马逃回家乡，在家乡他遇见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其实是童年的他。当读者想要知道年轻人能否躲避开死亡时，小说去把视角转向了孩子——事实上，前面的一切不过是孩子的一个梦，然而这是孩子的未来托付给孩子今天的一个梦，孩子梦见自己遇见了未来的自己，然后他就死去了。孩子把这个梦讲给妈妈和姐姐听时，她们当然不会相信，然而作者相信——因为在作者看来，孩子虽然还活着，但他童年的天真和单纯已经死去，他的梦已经死去。“天空一片碧蓝，万里无云。”——小说就结尾在这么一种寂静寥阔的景色之中。在我读到的李云雷的小说中，《巧玲珑夜鬼张横》是写得最为传统的一篇，李云雷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说书敌不过电视的故事，形象地描述了大众文化的演变史，一个曾经给全村人带来精神愉悦的说书人，最后潦倒到只能孤独地对着空无一人的草地说书。虽然这篇小说不像散文化的小说那样凸显作者主观的情感，但李云雷的感慨和惋惜都藏在了客观的叙述之中。总之，无论李云雷以什么样的方式写小说，他始终是以真诚作为小说的底色。古人说文如其人，我们曾把这句话当成一条批评的标准。但现在以这句话去衡量一些作家和作品，却发现每每不再灵验。看来在今天这个不以假为耻反以假为荣的文化大环境下，真要做到文发其人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啊。而文如其人放在李云雷身上却再恰如其分不过了，因为有一个真诚的李云雷，所以才会有他的真诚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