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事件的始末是什么:自由何以成悲剧 ？

    假如很不幸你被当成精神病被逮进了精神病院，你有什么办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呢？前不久，一名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去意大利采访了三个特殊的人物，事情是这样的：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中途让三名患者逃掉了。为了不至于丢掉工作，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许诺可以免费搭车。最后，他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充作患者送进了医院。

　　格雷.贝克关心的不是这个故事，他想了解的是，这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从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
　　
　　下面是他对甲的采访：
　　格：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你想了些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呢？
　　甲：我想，要想走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格：你是怎样证明的？
　　甲：我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
　　格：最后你成功了吗？
　　甲：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针。
　　
　　下面是对乙的采访
　　格：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
　　乙：我和甲是被丙救出来的。他成功走出精神病院，报了警。
　　格：当时，你是否想办法逃出去呢？
　　乙：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是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时，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
　　格：那丙是怎样把你们救出去的？
　　乙：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说声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格雷.贝克在评论里发表这样的感慨：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
　　
　　
　　之所以要在开篇引述这段故事，是因为今日我们要谈的电影《飞越疯人院》，就是与精神病有关。如果说《禁闭岛》是以一个精神病的眼光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那么《飞越疯人院》就是一个正常人的视界来衡量这个疯颠的人间。这两种风格，互为殊异，却各有诣趣，前者是魔幻主义，把一个世界的虚谬与荒谬，以病去如抽丝般的触感呈见在你眼前；而后者却是现实主义，用极为冷静客观的语调，向你讲述连虚构小说里都难找到的暴戾与残忍。
　　
　　《飞越疯人院》的导演米洛福尔曼，是位具极才华的捷克籍导演，1983年曾因《莫扎特传》而问鼎奥斯卡，也因1968年布拉格之春而流亡美国。他在共产主义国家生活的经历，为他导演这部电影，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生活经验与艺术积奠。而出任男主角杰克尼尔森，简直是这部电影的不二人选，举手投足，就有叛经离道的气质，仅看那玩世不恭的气质，不屑一顾的态度，便能知道他能把这种反叛角色，演绎得入木三分，所以别的不用多说，影片仅有这两大巨子的驱动，就已先声夺人，实在值得心灵期许。
　　
　　在片中，杰克尼尔森饰演一个因躲避责罚，而来到精神病院的小流氓。他的降临给死气沉沉的医院，带来苏醒。因他藐视权威，不屑独裁，热爱自由，恣意性灵，遂在这一室天地间，掀起一波人文的觉醒，性灵的共鸣。无数早已被权力驯化的屁民，跟随他群起燥动，又在各种精神病造成的偏执大脑下，搞出无数喜剧色彩浓厚的荒唐之举，与医方制造出无数冲突，增添大堆麻烦，彻底激发医生的愤恨——因为他们不听训导，抗逆规矩，种种无心举动，看来皆是蓄意反叛，是精神病人处心积虑的革命，这是对院方尊严的冒犯，也是对他们权威的亵渎，毫无疑问应该立刻镇压，马上逮捕。
　　
　　然而须值得注意的是，杰克尼尔森的反叛，不是出于故意，也就是说，不是出于革命的热情，而是出于天性的呼唤；他的性格无拘无束，热中社交，享受生命，喜欢女人，对自由有本能地热爱，同样对束缚也有本能地痛恨；他的性格之中，有一种难得的随和，待人平等，毫不做作，那怕是在一伙精神病友之中，也视其为共患难的伙伴，而无人格上的歧视；仅这种素质，就要比某某政府里自诩英明的领导者，高尚许多；因他们大肆在国外宣传，某国人的素质很低，不配民主，试问还有谁这样明目张胆侮辱自己的民族？全世界都难找出；但是不要紧的，中国人已经被侮辱惯了，要让他对权力开呛，他屁都不敢放一个；因为小农民族在潜意识里有被虐待狂，他们需要奴主；他们看骑在头上的皇帝，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天当了皇帝，也会这样做，所以昆德拉说：当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被预先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的许可了。
　　
　　“你们和那些街上的混蛋没什么不同”——这就是杰克尼尔森对同伴的态度。因此，在这条“鲶鱼”的冲击下，习以为常的程序被破除，尊以为圣的规则被质疑，约定俗成的仪式被冲击，原来安份守纪的“疯人”，终在表面看似和谐，而内部隐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环境中，开始流露出正常人的天性，而不再以“驯民”的形象，去配合院方的“大局稳定”。杰克尼尔森在球场上把气氛活泼，在病房中教大家玩牌赌钱，甚至还略施小计，带领大家出去进行了一次钓鱼，享受着海边日光浴的乐趣；其实这种玩趣方式，才是最佳治疗方案，因为它源自心灵，十足纯真，没有一丝制度的僵化，及观念的异化扭曲；它自发于人性，更能激起生命本身的愉悦，就算提升到政治理论上来说，也更贴近于西方左派知识分子追求的大同境界：自由、博爱及平等，不过这种政治思想，却由一群疯子演出，很是讽刺十足，米洛福尔曼的象征手法，实在让人倾倒。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却是出演护士拉契特这一个角色的路易斯.弗莱彻，因为她极为成功地把一个冷血杀人的刽子手，演泽成一个顽固的，深信自己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女人。说来很是悲凉，医院管理者的残忍，非是对于病者有天生的仇恨，而是出于维护自以为是的秩序与正义；因为他们早已被成功洗脑，却还来要求别人与他一样，他们生活在一个能自圆其说的世界，也能自欺欺人的世界。对于这种荒诞，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有一针见血地分析：“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
　　
　　这虽是小说话语，却极精僻地说出这所精神病院的执政意识基础，而这个世界上类似这种精神病院的政治体制，实在太多，正如美国作家安.德兰在《新个体主义伦理观》中谈道：“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对社会的支配来源于官僚机构的任意决断……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颠倒：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做。这是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而杰克尼尔森的悲剧，就在于堕入这样一个魔窟，以个人微薄的力量，去挑站一个横蛮无情的制度，这是以鸡蛋碰石头，后果在行为开始时，就已决定；因为这样的社会体系，容不下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物，专制的土壤，呆滞的空气，僵化的教条，向来盛产平庸的奴才；再加以又是妒嫉心严重的国度，见他人超过自己，不会真心赞美，只会恶意中伤，一味诅咒，群起攻杀，想要出真正的豪杰，实在太难。《飞越疯子院》中的精神病院，就是这种政府的缩影，它包含了暴力、强权、恐惧、愚昧、冷漠、狡诈、狂热、反智、奴役一切行为特征；它揭断了一切病态社会的弊病：压制人性与束缚自由；因为米克福尔曼，断不浪费胶卷来拍一部三流片子，他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实在尖锐讽刺中实寄予了深刻寓言，在导演技巧上又把隐喻与叙事完美结合，确是一部力道千均的震撼之作，能在世界影坛留名，并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五项大奖，断然不是浪得虚名的。
　　
　　虽然随着故事发展，杰克尼尔森终被医生施以冷酷无情的前额脑叶手术，成为真正白痴，让观众感到把一切抹黑的悲凉，但导演在影片结尾处，也给予我们希望。还记得杰克尼尔森刚到精神病院时的一个情节吗？一众病友围绕着一个重型水闸，都说不可能举起。杰克尼尔森奋力一试，却无奈失败，众人纷纷耻笑，他从容回复：“但是我试了，不是吗？至少我尽力了。”这句表白，让人动容，至少他试过了，而不是像那些猥琐的屁民，向来是躲在墙角，一个个伸颈张望，都在等押宝，看哪边有实力，就追随哪一边，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而这部电影的结局，却正是那个高大的印第安人，举起这块大家都以为不可撼动的重物，奋力一掷，把封闭的栅栏砸开，逃往那空旷的荒野，投奔自由。这一击，如张良携大力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如朱亥用大铁锤击杀晋鄙救赵抗秦，如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那一声震烁千古的旷世巨音：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实在值得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为之欢呼鼓掌，所以，不要犹豫了，倘若你还没有看过，理应找来看一看，但并非是为了证明你正常，而是想要告诉你，通往精神病院的路，也向来是由每一个人的沉默所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