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亨特商场平面图:论“白马湖文学”现象

　　
　　王晓初
　　
　　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马湖文学现象”的最早关注，大约是1981年。台湾诗人和散文艺术家杨牧在《中国近代散文选》的《前言》中率先提出了白马湖派散文的观点，并认为夏丏尊和朱自清是这一散文流派的领袖[1]。随后朱惠民对这一散文流派作了具体论证，认为“从散文的艺术特质、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生活经历以及时代、地域、社团、刊物诸多因素综合考察，二十年代中后期，宁波分会（指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引注）作家群的散文创作，确确实实已构成独具一格的以清淡为艺术风格的散文流派。由于那些散文文格洁净，文味清淡得如白马湖的湖水，加之作家此时都生活在上虞白马湖畔，我们姑且称它为‘白马湖派’” [2]。朱惠民并因此而编选了《白马湖散文十三家》的作品集。刘增人在《叶圣陶传》（1994）中也发现“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编辑出版事业中，他（指叶圣陶——引注）结识了一大批气类相近、情趣相同、意识与作风有着颇多一致性的知识者，互相影响和促进，互相支持与砥砺，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中国现代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文人群体，在文化积累和张扬正气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3]陈星则提出了“白马湖作家群”这一称呼，并展开了初步的研究[4]。继而台湾学者张堂金奇于1999年出版了《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论》的学术专著[5]。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则用了“立达派”这一称呼，将丰子恺、叶圣陶称为“立达派”的散文家[6]。姜建则在《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流派》中把它概括为“开明派”[7]。从以上简单的勾勒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一个过去长期被正统的文学史视野所忽略或所遮蔽的独具特色的文学（文化）现象开始逐渐引起人们注意，而逐渐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它众多的歧名既说明它是一种比较丰富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也说明对它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在我看来，无论是“白马湖派”、“立达派”，还是“开明派”都是源于同一文学现象的不同称谓。实际上，如果说没有这群文化人在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汇聚，也就没有上海“立达学园”的成立，乃至“开明书店”的文化传播的话，同样作为一个文学（文化）同人群体的演变过程来看，也是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开始形成的。正是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白马湖作家群的核心人物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开始了他们的集体聚合，并且在与风光旖旎的白马湖的融合中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心灵契合，从而奠定了他们的精神原型和文化艺术个性。当然如果从渊源流变的角度来看，这种精神还应该追溯到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和夏丏尊他们的文化与文学的探索和实践。
　　脱胎于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的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从它1913年建立以来，就在校长经亨颐的带领下一直以探索教育改革，促进社会进步为己任，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更是与北大遥相呼应，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经亨颐将1913年就创办的《教育周报》更名为《教育潮》，表达了教育事业应该像钱江潮一样不断刷新改进的志向。在《教育潮》第一期上他还发表了《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提出“教育为继往开来之精神事业”，教育者不仅要立足于继往，更要着眼于未来，若一味守旧，只知维持和传达，那是静的态度；只有“由维持而加工以改造，由传达而益以增进，则可谓动矣”。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教师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久等则被称为“四大金刚”。在他们的鼓励下，浙一师学生先后办起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浙江省第一师范十日刊》、《浙江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会刊》、《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倡导新文化的报刊。作为核心人物的夏丏尊发表了《一九一九年的回顾》等文章，把某些企图用老规矩来抗拒新思潮的举动斥为“螳臂挡车”。并呼应经亨颐的“动学观”说：1919年的教育界，最可纪念的就是一个“动”字！“因为‘动’总比以前的‘不动’好得多。天下本来不应该有‘完美无缺’的事，逐渐改动，就是渐与‘完美无缺’接近的方法，固滞不动，那是没有药医的死症。”[8]当时就读于浙江甲级工业学校的沈端先（夏衍）曾与一师学生合办《浙江新潮》周刊，1986年还回忆说，他至今没有忘记夏丏尊怎样鼓励他们像北大学生一样去闯破沉闷的空气，还说夏丏尊支持的一师学生施存统（施复亮）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一文的行动，成了青年人的精神支柱。[9]正是在他们思想的熏陶下，丰子凯、冯雪峰、赵平复（柔石）、魏金枝、曹聚仁等都成长为著名的新文学作家。
　　这时期作为白马湖作家群灵魂人物的夏丏尊虽然还没有开始正式的文学创作，但是却奠定了他基本的新文化的启蒙主义的思想指向，并且在与鲁迅、李叔同等文学艺术大师的交往中，积累了丰厚的文学艺术素养。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指向，使他在顽固守旧势力的压迫下被迫离开了浙一师[10]，追随经亨颐校长于1922年来到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继续他的新文化探索。春晖中学是由上虞商人陈春澜资助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正是由于它脱出体制的“私立”的性质，使它少了许多固有的羁绊而多了许多创新的自由。所以夏丏尊不仅仅是把他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而且作为一种新文化的事业来开拓。夏丏尊在《春晖的使命》中庄严宣告了他们的使命：一方面，他们立志在官立学校“丑秽得不可向迩的时候”，竖起“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另一方面，他又将春晖定位在“乡间”，自觉地承担起社会的“乡村运动”，“至少先使闻你钟声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人”。而他们当时已经着手的农民夜校，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第一步。虽然这一使命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11]，但是同样也体现出古越大地“禹墨遗风”的平民文化和求实主义的底色。他们不作“问题”与“主义”的高深玄妙的论争，也不去标新立异地引领时代的风潮，而是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推行着教育改革和社会文化教育的启蒙工作。正是他的这样一种文化理念，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朱自清、丰子恺、刘薰宇、朱光潜、匡互生、刘叔琴、刘延陵等教师，“以精神的能力，打破物质上的困境”，致力“纯正的教育”的探索，并创办了《春晖》《春晖的学生》、《白马嘶》、《山雨》、《春晖青年》，以及《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等刊物，作为学术探讨和文化传播的阵地，同时还延请蔡元培、黄炎培、张闻天、叶圣陶、陈望道、弘一大师、俞平伯、刘大白来校交流或讲学，很快就赢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盛誉。朱自清这样描述他对春晖的感受：“他（指夏丏尊）给学生一个有诗有画的学术环境，让他们按着个性自由发展。学校成立了两年，我也去教书，刚一到就感到一种平静亲和的氛围气，是别的学校没有的。我读了他们的校刊，觉得特别亲切有味，也跟别的校刊大不同。我教着书，看出学生对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力和表现力都比别的同级的学校高得多。”[12]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和朱光潜“白马湖四友”为核心的白马湖作家群开始了他们的文学与艺术的创作。而白马湖的山光水色则构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底色。他们结庐白马湖畔，相互切磋、交流、抵励与唱荷。朱自清在散文《白马湖》中记叙到：“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的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丐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地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绞，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朱光潜则在《敬悼朱佩弦先生》中回忆到：“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是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在《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中也记叙到：“同事夏丏尊、朱佩弦（自清）、刘熏宇诸人和我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起聚会。……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而丰子恺也正是在夏丏尊和朱自清的激励下开始他的漫画创作的[13]。同样他还说：“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14]因而夏丏尊、朱自清和丰子恺他们当年居住的湖畔平屋，又被冠以了一个“新文艺的矮平屋”的美名。
　　“白马湖四友”中夏丏尊虽然名气没有其他几位大，文学创作数量也没有朱自清和丰子恺他们多，但是却是“白马湖作家群”的领军式的人物。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凝聚白马湖作家群的核心，而且如前所述，他所倡导的“纯正教育”和平民启蒙主义思路也构成了白马湖作家群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同时其散文朴实无华、清澈透明，却又耐人回味、咀嚼，代表了白马湖作家群散文的正宗风格。所以他这时期的散文虽然不多，却一篇有一篇的分量。《春晖的使命》以亲切的呼唤和寄语展示了春晖的理想使命。《读书与冥想》则在谈天说地、纵古论今、充满睿智的絮语中揭示了“平凡的伟大”的意义。在为他所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名著《爱的教育》写的译者序言中也以简洁质朴的语言发掘出“爱的教育”的真谛与情味：“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的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至于他后来的《白马湖之冬》（1933年12月《中学生》第四十号）更是“白马湖散文”的代表作。文章紧扣一个“风”字，去领略白马湖独有的“冬”的情味：“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橼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背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不仅以 “呼呼作响” 的“虎吼”声和从门缝窗隙间钻进来顽强劲渲染了“与别的地方不同”的白马湖特有的“风”的情状，而且在“松涛”、“霜月”和奔窜的“饥鼠”的映衬下，“我”点灯夜耕，感受着那“萧瑟的诗趣”，给人提供了一种特别耐人寻味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精神情怀与艺术空间。不难发现夏丏尊的这种平民情趣是与他的挚友弘一大师的宗教胸怀一脉相通的（这也构成了白马湖作家群的精神渊源之一[15]）。正如他《<子恺漫画>序》中所说：“在他（指弘一大师），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破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实际上这也就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化”。当然这种“艺术化”从根本上来说，根源于作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丰子恺曾说：“凡熟悉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16]叶圣陶也回忆说：“他（指夏丏尊）那长长的叹气声，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永远忘不了。”[17]或许正是这种“忧愁”，他没有追随李叔同出家，但是在追求真诚的人生价值的取向上，却是始终同一的。这种真诚，构成了白马湖文学最内在的精神风骨。所以杨牧认为，夏丏尊的散文树立了白话记叙文的模范，将海内外散文家朱自清、俞平伯、方令儒、徐訏、林海音等归入这一派。还认为台湾当代作家林文月、许达然、王孝廉等，也受到白马湖派的影响，“多多少少流露出白马湖的风格”。[18]
　　朱自清虽然早在来春晖中学之前，便以诗歌《毁灭》而成名，在散文领域也已写作了《匆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等名篇，但是他1924年3月加入白马湖作家群，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于春晖中学及其白马湖作家群来说，具有良好文艺修养的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朱自清的加盟无疑提高了他们文学追求的风采、格调与档次。同样对于朱自清来说，也意味着在一种寻觅精神家园和文化之根的过程中寻求到自己真正的艺术个性。比较他早期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经过春晖时期熏陶于1925年写作的《背影》，我们便不难发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虽然清幽，但多少也有些雕琢与堆砌，而《背影》的清幽却是与质朴、平易和真挚相联系的。诚如叶圣陶所批评：朱自清散文“早期的几篇，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不免有点儿着意为文，并非不好，略嫌文胜于质，稍后的《背影》《给亡妇》就做到了文质并茂，全凭真感受真性情取胜”[19]。在我看来，朱自清早期散文的“着意为文”，实际上根源于某种潜在的名士气的逞才炫识。而这种名士气恰恰是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得到了清除和荡涤。在《春晖的一月》中，作家便抒写了他这个城里人来到乡间的春晖所感受到的“惊异”：那“三面潺潺的流着”的湖水，那“芊芊的一片”的草地，以及那自然天成、疏落有味的房屋、格式、布置、用具，都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而“无论何时，都可以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的人文环境，更使他消除了“机心”和矫饰，而感受到一种“真诚”的美。进而他情不自禁地表达了他对春晖的喜爱：“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当他感受到春晖的“惊异”时，已开始了名士气和平民本位的两种文化因子的碰撞，而当他要补救他的“单调”和调和他的“繁嚣”时，则开始了向平民本位文化的自觉回归。而他之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这种文化调适，是与他作为越人的后裔，血液里本来就流淌着求实朴素的禹墨文化的底蕴和基因是不无关系的，所以他几乎把“白马湖”作为了他另一个家园，离开白马湖以后，仍然保持着对它深情的怀念，于1929年写出了散文名篇《白马湖》：“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白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是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很好，有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徜恍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呔，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星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线似的。”——在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艺术意境中，既贯穿着一种通达人生的哲学感悟，又给人无穷的回味与想象。
　　丰子恺在春晖时期虽然散文创作不多，但是同样在与都市的对比中发现了“山水间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在《山水间的生活》（1923年6月1日《春晖》第11期）中他这样写到：“现在春晖在山水间已生活了近一年了，我的家庭在山水间已生活了一月多了。我对于山水间的生活，觉得有意义……我觉得上海虽然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静，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净的热闹。”他这时期开始的漫画创作正体现了对“清净的热闹”的生活意义的发掘。那天上的一钩新月，那廊下栏杆旁的一张桌子、桌上的一把茶壶和零乱的几只茶杯，还有那廊上卷起的竹帘（《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都在一种疏淡平和的生活氛围中含蕴着一种质朴天成、返朴归真的生活情趣与哲理。而《阿宝赤膊》一个小女孩将两条胳膊交叉护在胸前的寥寥几笔，便既表现出她“不必要的娇羞”[20]，又传达出她执拗地探询世界的童贞和稚气。实际上如同叶圣陶所评论：丰子恺“散文的风格跟他的漫画十分相似，或者竟可以说是同一的事物，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散文利用语言文字，漫画用线条色彩。”[21]的确这时期的漫画创作提供了他以后散文随笔写作的基本主题和艺术范型。无论是质朴天成的平民情趣与稚拙天真的童贞稚气，还是“就象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22]的艺术韵味，都在他后来的《缘缘堂随笔》等散文中得到了承续与发展。只是受他的老师弘一法师的影响，更加达到一种洞达人生的宗教情怀与纯净通脱的艺术境界。如同他的另一位老师夏丏尊一样，他的这种艺术风格也正是他“至性深情的流露”[23]。
　　综上所述，白马湖作家群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他们的文化个性和艺术风格。一方面，立足于平民本位和平民立场，使他们具有了一种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怀，从而使他们与贵族主义的精英倾向和名士气区别开来。例如另丰子恺在旧货摊上买了一把调色刀，就作了这样的调侃：“它也许曾经跟随名贵的画家，指挥高价的油画颜料，制作出帝展一等奖的作品来博得沸腾的荣誉。现在叫它切芋艿，削萝卜，真是委屈了它。但芋艿、萝卜中所含的人生的滋味，也许比油画中更为丰富，让它尝尝吧。”[24]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盲目的民粹主义者，作为“五四”新文化薪火的传承者，他们始终坚持启蒙主义的文化精神：立人和树人，倡导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教育实践与改革。一方面，他们追求一种平凡质朴、自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他们之所以选择散文，而不是小说、诗歌和戏剧，作为他们文学的主要方式，也是因为散文是一种更具平民性的文体。它的随意、它的自由与舒展、它的不拘一格，可以说，都是平民精神的艺术显现。另一方面，在这种平凡质朴中又蕴涵着一种动人的诗意，而且这诗意是那样地耐人寻味，耐人遐思。其实正来源于他们真情至性的自然流露。再深入一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种文化个性和艺术风格是与他们所植根的文化传统与背景密切相关的。白马湖作家群除匡互生为湖南人刘熏宇为贵州人朱光潜为安徽人外，其余均为江浙人，特别是古越地的浙江人。而且他们通常在国内完成学业或根本没有进过大学，具有一种本真的平民身份。朱光潜在回忆到他在春晖和立达的经历时就谈到：“当时的朋友浙江人居多，那一批浙江朋友都有一股清气，即日常生活也别有一般趣味，却不像普通文人风雅相高。”[25]周作人在《苋菜梗》中说：“读外乡人游越的文章，大抵众口一词地讥笑土人之臭食，其实这是不足怪的，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其所食者除米而外唯菜与盐，盖亦自然之势耳。干腌者有干菜，温腌者以腌菜及苋菜梗为大宗，一年间的‘下饭’差不多都在这里……《邵氏闻见录》云，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可以说这种“食贫”、“习苦”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正是自古以来“以自苦为极”“而形劳天下”[26]的禹墨精神陶冶出的平民文化性格的体现。鲁迅也谈到：“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27]所以白马湖作家群的平民文化个性和平和深厚的艺术风格实际上是源远流长的越文化中平民文化精神的现代传承与艺术体现。
　　1924年底由于春晖中学某种难以弥合的内部分歧，匡互生等教师愤然离校。1925年在上海筹建立达学园，夏丏尊、叶圣陶、朱光潜、方光焘、丰子恺、马宗融、赵景深、夏衍、白采等都在立达任教。3月，成立立达学会，陈望道、朱自清、周予同等人都为学会会员。同时创办会刊《立达》季刊。1926年9月，又创办了《一般》月刊，其主要撰稿人仍为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当时已去英国的朱光潜，也仍然把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寄回，发表在《一般》上。随后他们又于1928年入主开明书店，由夏丏尊任编译所长、叶圣陶、丰子恺等人担任编辑，又先后出版了《中学生》杂志和《新少年》等新文化刊物，均由夏丏尊牵头，以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刘薰宇等人为主体。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随着白马湖作家群从上虞转移到上海，阵营已明显扩大，但其基本队伍除了本来就与他们志趣相投的叶圣陶外，仍然是白马湖畔的“白马湖四友”。正如吴觉农所说“开明（指开明书店——引注）的老一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都有同乡、同窗或同事之谊的老关系，彼此意气相投，私交甚笃。开明同乡多绍兴人，多杭州一师和上虞春晖中学的教员，大家把开明当作集体的事业。”[28]两者具有明显的承传关系。同时在文化精神和艺术风格上也是一脉相承。“立达”之所以“立达”，就在于他们奉行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一种朴素、求实、谨严的文化精神与工作作风。丰子恺设计的《立达》季刊的封面则以两个小天使手扶一颗大红心，红心正中凸显一个篆书的“人”字的图案，传神地表达了他们致力于人的觉醒和人的健康成长的文化指向。而“‘开明’就是‘启蒙’，这个名称多少也受了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运动的影响”[29]，也正表明了他们启蒙主义的文化理念与价值取向。为此，他们在《一般》中提出了一个“要使一般的特殊化，同时也要使特殊的一般化”的口号。前者指“生活或文化本身的提高”，即“生活的学术化”，后者指“使大多数人生活或文化的提高”，即“学术的生活化”。一方面要全面展现他们在思想、文化、学术和文学等方面的见解和追求，以救济思想界的混沌；另一方面又要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果“开发起来给大多数人共往共享”，立志于提高普通人的生活和文化[30]。至于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对白马湖情结的回归与怀念，并影响到他们的艺术风格嬗变与聚合，则已如前述。所以无论是“立达”，还是“开明”，都应该看作是“白马湖作家群”和“白马湖文学现象”的延展与流衍，而不是对它的超越。
　　当然“白马湖作家群”从地处一隅的乡间的上虞春晖中学来到现代大都市的上海，他们的文化策略与方式都有所调整。他们充分利用现代都市的文化资源和空间，由侧重直接的教育改革与实践转向更加侧重现代文化的启蒙与传播，更加注重现代多元文化的汇聚与整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开放民主、稳健扎实，而又与时俱进的“开明作风”。在他们求实、谨严，脚踏实地地努力下，在1930年代，不但扩展了“白马湖文学”的影响，而且成为支持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机构和群体。开明出版的青少年读物有：《开明青年丛书》，包括朱光潜的《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阅读与写作》等。《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包括叶圣陶创作的童话《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徐调孚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等。《开明文学新刊》包括了茅盾、老舍、叶圣陶、巴金、夏丏尊等著名作家的小说、散文、戏剧集，如朱自清的《背影》、叶圣陶的《倪焕之》等。由于它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奉献出最精美的精神食粮，因而被后人誉为“开明风度”。而《中学生》创刊不到一年，销量就达到两、三万以上。这在文化教育尚不发达、百业凋蔽经济落后的1930年代初，“不能不说是出版界的稀有的盛况”[31]，不能不说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史作出了杰出贡献。
　　
　　注释：
　　[1]（台湾）洪范书店1981年8月出版，第6页。后以该文又以《中国近代散文》作为篇名收入杨牧《文学的源流》，第56页，（台湾）洪范书店1984年1月出版。
　　[2] 朱惠民：《红树青山白马湖》，见《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 刘增人：《商务·立达·开明》，《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3期。
　　[4] 参见陈星：《白马湖作家群》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 参见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6]（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
　　[7]姜建：《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流派——“开明派”论略》，《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8]载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第5号，1919年12月31日。
　　[9]夏衍：《忆夏丐尊先生》，《上虞文史资料——纪念夏丐尊专辑》1986年9月。
　　[10] 以施存统的《非孝》一文为借口，反动当局和顽固派责成校长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遭到经校长的拒绝，又下令撤换校长，从而激发了有名的“浙一师风潮”。在杭州学生和教师的坚决抗争下（并得到京沪学生的响应），浙江当局被迫收回成命，但经亨颐和“四大金刚”也不得不离开一师。
　　[11]朱自清在《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一文中就称他为“理想主义的”。
　　[12] 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见《荷塘月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13] 丰子恺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在朱自清编的《我们的七月》上发表后，丰子恺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创作了许多漫画，编辑郑振铎将它们统称为“子恺漫画”，中国才有了“漫画”一词。
　　[14][16] 丰子恺：《悼夏丏尊先生》，《丰子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5]朱光潜在《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中就谈到，在春晖和立达的“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
　　[17]转引自欧阳文彬《夏丏尊散文选集·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8]叶圣陶《夏丏尊文集·序》，《叶圣陶散文乙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19]叶圣陶《中国现代作家丛书——朱自清·序》，《叶圣陶散文乙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20] 叶圣陶《子恺的画》，《叶圣陶散文乙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21] 叶圣陶《<丰子恺文集>序》，《叶圣陶散文乙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22] 朱自清《<子恺漫画>代序》，《朱自清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3][25] 朱光潜《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朱光潜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24] 《丰子恺散文全编》上编第30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6]《庄子·杂篇·天下》，《南华经》，第51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7] 见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8] 吴觉农：《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29] 朱光潜：《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解放日报》1980年12月2日。
　　[30] 叔琴：《一般与特殊》，《一般》诞生号1926年9月1日。
　　[31] 见《中学生》第三号“编辑后记”。
　　
　　——原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