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女娇宠记txt下载: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骨灰安放杭州[组图]

2008年11月18日 10:45浙江在线-钱江晚报【大 中 小】 【打印】

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这是燕大校友向老校长献花。

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出席当天的骨灰安放仪式。

杭州市民以及中外友人参加司徒雷登骨灰安放仪式。
他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昨天(17日)，他的骨灰葬于半山安贤园。
司徒雷登 魂归故土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位和中国大有渊源的美国人曾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已于三年前对公众开放。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名气也因此比在他的祖国美国还要大。
昨天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生于杭州 归于杭州
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也曾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他回到美国接受教育。1904年，他再次来华后的第一站仍然是杭州，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又一次成为他新的起点。之后三年半里，他先后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此外，司徒雷登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1946年~1949年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年，司徒雷登先生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拿到了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还静静地躺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司徒一家和杭州可以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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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湖畔出发见证历史风云
正是从杭州出发，司徒雷登先生见证了上个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华大地的一系列风云变革。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1949年，司徒雷登先生回到美国后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时隔46年之后，这一愿望才终于得以实现。
昨天上午，司徒雷登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司徒雷登先生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了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求同存异。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这样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这样说:今天，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人民在文化、经贸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这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
钱江边，西湖畔，这位杭州出生的美国名人，终于在杭州安息，在杭州历史上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
满口杭州话最爱杭帮菜
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中外友好人士中，几位童颜鹤发的老人最引人注目，他们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燕京大学校友会的代表。
燕京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代表国仲元老先生把一捧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长，您安息吧。”
杭州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则和记者谈起了流传在校友中的“司徒轶事”:“司徒雷登先生是个杭州通，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后来学着说上海话、宁波话、苏州话都带着杭州腔。他在杭州时总要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去吃饭，看看嘛蓝眼睛高鼻子的，点起杭帮菜来有板有眼，把伙计都能听得愣了: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这些话不是杭州人都听不大懂的。”(注:“件儿”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鱼头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姚老先生感叹着。
人物背景: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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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司徒雷登
作者: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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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骨灰安放杭州[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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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跑、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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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秘闻】司徒雷登晚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发表于：2010-09-07 16:31:51
作者:关中虎更多作品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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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司徒雷登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1949年的夏天一意孤行地北上，哪怕对国会“先斩后奏”。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溘然长逝。生前他曾说：“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然而这个愿望永远都无法实现了。他最后的遗愿是将骨灰送回他的故土中国，在燕京大学与夫人合葬。这个愿望的实现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坎坷曲折。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骨灰最终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燕京大学，而改在杭州落葬。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在中美官员和燕京大学校友的注视下，永远地回到了他所深爱的这片土地。
1949年的南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里最漫长的一个夏天。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破南京，红旗插上城门，南京城里的人们屏声静气，等着这个新政权即将带来的全新的未来。
国民党政府早已全部撤往广州。临行前，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登门，请司徒雷登率领美国驻华大使馆一同南迁。
令他吃惊的是，这个已经与国民党深交数年，与蒋介石亲热到以“老乡”相称的美国大使，一口回绝了他的邀请。不仅如此，他还说服英国、法国等国的大使共同留在南京，准备“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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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司徒雷登73岁，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6年之久。
传教士的儿子
出生在杭州弄堂里的司徒雷登是传教士的儿子，自小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错下长大，一生讲过最多的话，是称自己“是中国人多过是美国人”。11岁时，父母将他送回美国，接受一个传教士应受的教育，直到他以最优秀的成绩取得协和神学院的神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新婚妻子一起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继续父辈们的传教事业。
他讲一口地道的杭州话，后来又学着讲北京话、南京话还有宁波话。跟朋友一起吃杭帮菜的时候，他会叮嘱店小二“件儿要瘦”、“木郎豆腐多放胡椒”。杭州话里，“件儿”是五花肉，“木郎”是鱼头。
1908年，32岁的司徒雷登受聘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告别了过去单一的传教士生活，成为一名讲授《圣经》的教师。多年浸润于中国文化，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必须适应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与同事合着了当时惟一一本用中文讨论传教的专着。他在书里借用了孔子“大同主义”的理念，来描述基督教的目标，并试图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相融合。如他所愿，这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兴趣。
司徒雷登的努力有目共睹。1918年12月10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校董会向他发来一封充满诚意的电报，邀请他出任大学校长。
在司徒雷登看来，这的确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北平那个“最能为中国基督教运动奉献心力”的地方，去提供“亚洲最有分量的教育机会”。
1919年6月，43岁的司徒雷登校长在北平走马上任。
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燕大成立伊始，司徒雷登的日子并不好过。学校分文不名，无人问津，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名华人，而大多数外籍教师又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更糟糕的是，常年的经费可能都有一半要落空。
这让司徒雷登费煞脑筋。为了筹款，他不得不奔走于中外富豪之间。他亦曾对朋友感慨道：“我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同他们是一类人。”
校园面积的狭小和校舍的简陋使他不得不去寻找一处新校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司徒雷登有时步行，有时骑着毛驴或自行车，转遍了北平城的周围。
最终，司徒雷登看中了海淀区的勺园。然而，这块地亦已名花有主，被陕西督军陈树藩购作其父晚年退休养老之用。司徒雷登想尽办法，奔走各方筹足20万美元的巨款，又费尽口舌，才说服陈家父子将勺园卖给了燕京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所在地。
司徒雷登下定决心，要将燕大建设成和哈佛、耶鲁一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作为教会大学的燕大，在成立之初就与其他学校表现得与众不同。校长司徒雷登似乎从未把传教作为办学的惟一目的。他总是更多地希望，燕大能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会之所，进而塑造出一个真正国际主义的模式来。
多年后躺在病榻上忆起往事，司徒雷登仍然会激动地表示：“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述任何真理，至于真理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
学生们都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老校长。在燕大当老师的冰心也在文章里说起司徒雷登，“在燕大团体中，人们都萦萦爱念着我们的司徒校务长。”
在司徒雷登的鼓励下，燕京大学的学生多次在学生运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1934年，由于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北平高校学生举行了罢课并赴南京请愿。其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筹款，听闻请愿一事，连忙提前赶回燕大。在上海下船时，他迫不及待地问起燕大的学生是否去了南京请愿。直到确定燕京大学大部分学生都参加请愿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他说：“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北平。许多大学纷纷南下了，司徒雷登却力排众议，坚持让燕京大学留在了北平。他认为，只有留在北平，才能给华北区的年轻人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他一边在校园里插上了美国国旗，禁止日本兵入内，一边暗地支持学生们的抗日运动，为学生们提供一切便利。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燕大长期向大后方及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输送学生，愤怒的日本兵冲进校园抓走了司徒雷登。在拷问一无所获后，日本军开始了对他长达近四年的监禁，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也就是在这段并不短暂的日子里，司徒雷登开始了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的书写，除此之外，他还在狱中用汉英字典给《四书》做评注，编写《中国四字成语》的小册子，希望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传到西方去。
正是由于这场监禁，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形成了司徒雷登与他们共存亡、同进退、患难与共的深刻印象。抗日战争胜利后，司徒雷登的获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敏锐地指出，司徒雷登“有可能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出狱后的司徒雷登第一件事就是重整校务。他四处奔走，筹募资金，推动燕大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正轨。这又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七十华诞，燕大师生特地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祝寿庆会，而国内各党派代表，包括以张道藩为首的国府大员，以及由叶剑英领衔的中共高层，都出席了这次庆会。蒋介石还特以一块刻有贺辞的横匾作为寿礼，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的伟大贡献，及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的与中国患难与共的精神。
这一年，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名誉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到底是哪国的大使？
在盛大的祝寿会结束半个月后，司徒雷登意外地接到了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的指令。
消息一经传出，中国各界好评如潮。上海《联合晚报》称：“中国人民的患难朋友司徒雷登博士继任驻华大使的消息传来，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突然出现了色彩鲜明的一道长虹……”
然而，大使是一个国家利益的代表，必须时刻以本国利益为先。这却与司徒雷登深厚的对华感情有着巨大的冲突。
早在1940年，司徒雷登就以一封长电文致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直接以一笔政府贷款或商业贷款援华。
而1942年，司徒雷登又提出，要求美国终止在华的“不平等条约”。
种种举动，让美国国会内部对这个新任大使充满猜疑。他到底代表的是哪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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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负责帮他处理大使任内与中方互动的各项工作。在其他外交官员看来，这简直等同于让一名“外国间谍”在使馆内登堂入室。
司徒雷登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致函白宫，“赶紧修补美国与中共的关系”。
在司徒雷登看来，古老的中国拥有“至善理想之自由与民主之传统”。而国民党执意掀起的内战，使他眼前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他对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并逐渐把目光投向了那个领袖们还穿着补丁衣服的新政权。
经过司徒雷登的努力，美国国务院在1948年底勉强起草了一份应急计划，同意如果共产党进入南京，司徒雷登和大使馆可以留在南京，等待局势“澄清”。
等待，再等待
1949年夏，司徒雷登在南京街头耀眼的红旗下，努力地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对于未知的一切，他充满担忧。
等待是漫长的，他一天天坐在使馆里，独自起草着美国承认中共政权的备忘录。
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知道陌生的“赤色运动”将怎样改变他所深爱的这个国家。这让他感到恐惧，也让他滋生出试图力挽狂澜的责任感，使他幻想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中国。
3月10日，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请求允许他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报告中说：“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进步，致力于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
一个多月后，司徒雷登的驻留南京，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中美关系将会由此生出怎样的变化吗？人们充满期待。
对此，中共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调任燕京大学学生、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同班同学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周恩来交待他，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4月28日，毛泽东电示进驻南京的邓小平、刘伯承等，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三天后的傍晚，黄华以燕京大学学生的身份，登门拜访了老校长司徒雷登。表面上虽是师生重逢，谈及的话题却始终没有离开国民党政权垮台后中美关系这个敏感话题。
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黄华一直谈到深夜才告辞离开，这次谈话让司徒雷登看到了与中共和平接洽的曙光。他兴奋地向黄华表示，他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
事实上，大洋彼岸的美国国务院对于与中共建交并不持乐观态度，更多流露的是对司徒雷登的怀疑。国会内部大批的反共势力更增添了司徒雷登的担心。
他将希望倾注在与中共领导人的直接会晤上，这样可使自己回国后为中共讲话更有力量。
对黄华，他声称，是根据美国副国务卿魏伯的指示，希望他在返美前可以与周恩来直接接触，而他个人则希望离华前可往燕京大学一行。
对美国，他则隐瞒了自己主动要求北上的事实。
黄华立刻将司徒雷登的要求上报了中央。
6月16日，由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在燕京大学度过他8天后的73岁生日。
这大大增强了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触的信心。他欣喜地向黄华表示，自己已经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指令，赞成他与中共联络，并在他返回美国两个月后，将以私人身份回北平，将来美国承认中共政权后，再正式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6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给南京市委去信，通知南京市委陆志韦已经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毛泽东又特意在信中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回不去的燕京
此时已是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第59天，似乎一切等待都出现了曙光。
然而，他又迟迟没有动身。
美国国会庞杂的意见让司徒雷登焦灼不安。他让傅泾波找到黄华，希望中共能主动要求他去北平，并允许乘美机前往，以此来平息美国国内向他施加的源源不断的压力。
6月28日，黄华再次登门拜访，并告知司徒雷登，中共中央“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向学生坦承，此时北上，必须得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许可，他并不能立刻动身。在急切的盼望中，他不能忘记自己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毕竟，他已经太多次自作主张，引来了国会多方的不满。
他不得不继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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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一再拖延也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不满。6月30日，周恩来电告南京市委，责成黄华严格按照28日中央的说法答复司徒雷登，并特意叮嘱，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与中共当局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电报的最后，周恩来说：“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7月2日，司徒雷登终于等到了华盛顿的回电，却是一封言辞格外严厉的指令。美国国会纷繁复杂的意见让艾奇逊最终放弃了与中共接触的可能，命令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之前必须离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离华前绕道广州，以示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情势的急转直下给司徒雷登带来巨大的打击。他不能允许自己就此离开中国。
他反抗华盛顿让他绕道广州的命令，并一再拖延，一边又命傅泾波与中共多次交涉，希望允许他乘美机北上。
他甚至想在返美停留一段时间后，再次返华，请求美国国务院拟出他“重新返华而又不违反国际惯例的某种方案”。？
抗命的司徒雷登引起了国会的愤怒。7月25日，华盛顿再次来电，勒令司徒雷登8月2日之前必须离开中国。
一切梦幻，终成泡影。
他愿意死在中国
8月2日，国会所给期限的最后一天，司徒雷登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黯然登上了经日本冲绳岛返美的飞机。
两天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震动中外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历数美国多年来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字里行间都在追问：到底是谁丢了中国？除了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推诿至蒋介石政府，司徒雷登也成了众矢之的。
懵然无知的司徒雷登却在途径冲绳岛时，未向国务院请示就擅自发表声明，称美国应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并与之保持商务关系。
此举令美国国务院上下震惊。美国国务院决定对司徒雷登下达“禁言令”，不准他的声明在国内发表，更不准他再擅自发表任何言论。
面对白皮书，中共领导人的态度格外强硬。
8月18日，毛泽东针对美国白皮书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将司徒雷登称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并宣称：“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此时的司徒雷登已难见容于中美两国，进退两难的司徒雷登说：“我是为了中国，别无其他。”
回到美国后的司徒雷登郁郁寡欢，深居简出。美国政府勒令他“闭门思过”，三个月后，心情颓败的司徒雷登在火车上中风，从此半身不遂。
那场企盼中的北上之行，至此一生未竟。
晚年司徒雷登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1949年的夏天一意孤行地北上，哪怕对国会“先斩后奏”。
1952年，燕京大学在院系重组中一分为八，所在校址则由北大迁入。从此燕大不复存在。听闻这个消息的司徒雷登惟有长长的叹息。
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溘然长逝。
生前他曾说：“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然而这个愿望永远都无法实现了。他最后的遗愿是将骨灰送回他的故土中国，在燕京大学与夫人合葬。这个愿望的实现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坎坷曲折。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骨灰最终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燕京大学，而改在杭州落葬。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在中美官员和燕京大学校友的注视下，永远地回到了他所深爱的这片土地。
墓碑上刻印了司徒雷登的大幅照片。
夕阳下，他眼神悠长，仿佛望向没能去往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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