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热电偶报价:人民出版社办公楼

谁让中国书籍从竖排本变成了横排本？

人民出版社办公楼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是一幢灰色的五层楼房，建成于1957年，楼体虽经多次粉刷，依然难掩岁月沧桑；楼内的楼梯曲折往复，走向忽左忽右，初来乍到的人不经一番虚心求教很难顺利登顶。这里是人民出版社的办公楼，因年久失修，即将被拆除重建。作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老职工，出入办公楼近20年，面对这座即将化为历史的建筑，免不了心生留恋，感慨万端。
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最初的社址在东总布胡同10号，与五四运动中被一把怒火点燃的赵家楼相去不远。当时的社长是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有研究者将人民出版社的历史，上溯到1921年中共一大后。中央局负责宣传工作的李达创办的我党第一家出版社，社名也是“人民出版社”，该社虽存世时间不长，但与今天的人民出版社精神相通，一脉相承。如果从那时起算，人民出版社的历史也将走过九十年。
作为新中国的01号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立社时间久，社会影响大，很多人和事都值得一提，甚至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叶籁士曾是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和第一副总编，他是语言文字学专家，仁厚长者，1952年12月调来人民出版社。他的名字有点怪，是世界语JELEZO的读音，意思为“铁”。叶的原名叫包叔元。
当时出版的书籍都是竖排本的，即便《毛泽东选集》也是一样。叶籁士强烈呼吁改出横排本。但他的建议遭到了从有关部门到著作界的强烈反对，理由是横排不合于自古以来的中文阅读传统。但叶籁士以一名学者特有的执著，在社内外广为宣传解释，从文字排列的必要性，阅读的方便程度，甚至找到医学上的依据，告诉大家眼睛看横排比看竖排要舒服得多等等，反复说明文字横排的种种好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胡愈之、叶圣陶等出版总署领导和专家们的赞同和支持下，报请中央批准后，开始先在人民出版社试行横排书，并很快在全国推广普及。今天的读者习以为常地翻看一本本横排文字的书时，恐怕不会有多少人能记起叶籁士。
“毛选”无错：世界无双
《毛泽东选集》无疑是与人民出版社的名号联系最密切的著作。如果哪个人不知道人民出版社是干什么的，我们只需说，“就是出《毛选》的地方”，对方必当恍然大悟。据统计，一至四卷《毛泽东选集》印行了两亿多套，而当时中国人口不过六亿而已。《毛泽东选集》还创造了出版界的一个奇迹，那就是“不错一字一点”。这里不能不提到人民出版社的“校对王”白以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白以坦为首的校对人员，在经他制定并严格执行的一系列科学工作制度保证下，创造了出版史上的这一范例。常言道“无错不成书”，但《毛选》确是例外。“悬之国门，不易一字”，这种事以前只是听说，没想到在人民出版社做到了。
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中，更不乏令人叹服者。林穗芳这个名字听起来容易被误会为女士，他祖上为岭南望族信宜林氏，1956年被时任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的曾彦修从东北边陲小镇丹东调入人民出版社。林穗芳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林入社后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国外译作。据统计，人民出版社从1950年成立至1985年，共出版译著1500多种，译自22种外语。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几乎一网打尽。林穗芳本来是学英语出身，为适应工作需要，他竟一口气自学了16种外语，其中包括11种欧洲语言（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和5种东方语言（日语、朝鲜语、越南语、印尼语、马来语）。记得我刚进社工作时，是老林为我们做培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您能掌握如此多的外语，而我们却连一门外文都学不通？”
除编辑工作外，老林还有大量译作问世，尤以他主持翻译的《林肯传》（桑德堡著，三联书店1978年版）最为著名。许多书乃至大学教材引用的林肯《葛底斯堡演讲》，译文皆源于本书，他的译文几乎成了这篇划时代演说稿的标准汉译。这本书文笔生动，感人至深，多次再版以至上百万册。由于该书译者用的是笔名“云京”，故无人知晓此乃林穗芳的杰作。
为了完成出版任务，编辑们可谓殚精竭虑。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人民出版社用副牌三联书店名义，集中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作为“反面材料”，因封面一律用灰色纸，不加任何装饰，大家习惯上称之为“灰皮书”。这本来是为适应当时中苏论战的需要，却为广大学者打开了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积累了大量有用的思想资料。“灰皮书”到1980年先后共出版了200多种，其主要组织者张惠卿，目前虽已耄耋之年却依然挺拔伟岸、步履矫健。“灰皮书”中最难获得的原著是托洛茨基的作品，因为苏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把他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净了，持有托洛茨基的著作甚至是有罪的。
论战已起，任务紧迫。邓小平说：“赫鲁晓夫诬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反驳不可。”毛泽东特别批示，要尽快把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翻译出来参考。张惠卿几经周折，终于从上海市公安局的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1952年12月国内“肃托”时收缴的一些托著的中译本，这批书已被尘封十年了。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的刘仁静，当时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建党之初，他也曾是李达创办的人民出版社的一员。1929年，刘仁静从苏联回国途中，曾秘密到土耳其去拜访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后因成为中国托派，命运多舛。当他得知托氏原著无处可觅，便主动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给他的七卷《托洛茨基文集》原版奉献出来，让张惠卿大喜过望。1986年10月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次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自东向西穿越马路，被一辆由北向南急驰的22路头班公共汽车撞出七米开外，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而去世。
出版社与中国政治共风雨
人民出版社也曾有许多曲折，这与国家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曾彦修就是一例。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题为《党内也有右派曾彦修蜕化变质了》的长文，他也成为反右运动开始后从党内揪出的第一个“右派”。文中说：“曾彦修有如匈牙利的纳吉，他6月2日答人民出版社黑板报记者问，就充分说明了他的‘纳吉’身份。”“在这篇向党进攻的答记者问中，他污蔑党‘原来和广大群众矛盾如此之深’！‘怨声载道，人民对当权的政党不满而愤怒’。”那天下着小雨，一夜之间从一个党的负责干部变成“党的敌人”，曾彦修当时的心情应该比天空还要阴暗。粉碎“四人帮”后，云开雾散，曾彦修重新回到领导岗位，1979年出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1983年任社长。
1969年9月，为响应“五七指示”，人民出版社的大多数干部群众及其家属，都被遣送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湖北咸宁为“千桥之乡”，汀泗桥、贺胜桥都在咸宁，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在这里浴血奋战，分别被誉为“铁军”、“钢军”；人民出版社的一群文化人则在这里战天斗地，百炼成钢。人民出版社的“头号走资派”王子野，与另外三名“牛鬼蛇神”去汀泗桥镇拉木柴。运输工具是一辆较大的平板车，满载木柴，颇重。四人都是文弱书生，比较起来王子野还是最壮的。于是他自告奋勇在前掌把，另三人在车后辅助，上坡时推车，下坡时往后拉紧绳子减速。一路无事，快到驻地时遇一急坡，三人一下没拉住，平板车如脱缰野马，推着王子野向坡下的田里冲去。眼看车毁人亡，离公路边仅一尺多远的一根树桩，将车轮卡住了。这位原社长、总编辑兼党委书记才得以幸免于难。
往事如昨，伴随我们走过风雨的这座办公楼马上就要拆除了。原址新建的办公楼一定雄伟壮观，至少楼梯不必如此曲折。不过，正因为曲折，才有了探索的乐趣。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
作者：马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