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然流泪了，三十多的老爷们了，早已过了争论什么五毛五分、FF/JY、屁股脑袋之类的年龄了，居然还被这么主旋律的东西感动。。。。。。

　　 多年前，我还被美国片《我们曾是战士》的结尾感动过，可见有一些东西，应该是超越阶级阶层、民主专制之类的。。。。。

　　 给那些死者和生还者一些尊重吧，不要用立场洗脑之类居高临下的语言唐突他们，毕竟我们没有他们付出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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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前，老山前线上的战地记者李玉谦拍下了中越战争中的一场战役；25年后，他穿越硝烟的迷雾，依次寻访这场战役中的亲历者。烈士的家属，伤残的干部，退伍的战士，这些年来，他们是如何生活的？面对生活的挑战，他们又如何奋斗？

　　他把这次寻访拍成了系列纪录片《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那群渐渐被历史淡忘的人，那群默默承担历史伤痕的人，在他的镜头中一一浮现。

　　战争阴影噩梦般缠身，生活境遇中的窘迫和艰辛，为谁而战的长久思索——亲历者的各种苦辣酸甜都在他的镜头中浓缩，对于普通个体而言，战争永远没有胜利者。

　　而对战争的反思，并不止于此。

　　1985年

　　25年前的战火纷飞，李玉谦至今历历在目。

　　那一年，时任中央电视台驻济南军区记者站记者的李玉谦23岁，而中越的仗也已经打到第六年。就在那年的中秋节，彭丽媛把《在希望的田野上》带到了老山，李玉谦则被央视派出做总政歌舞团赴老山前线慰问演出的报道。

　　并非战地记者的李玉谦，命运的转折点在此发生——他没有随团回后方，而是留在了老山前线，这一呆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李玉谦几乎把老山前线所有的部队走遍，最后他把自己的摄像机对准了济南军区第67集团军199师596团“双大功七连”。

　　他提前一个月得知这只队伍将在当年的12月2日发起一场反攻，而战争之后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肯定会有牺牲和伤残的。记者的敏感让他决定有意识地对这个连队的战士一个一个地进行拍摄，从平日的训练、生活一直到“122”前一天的写遗书、喝战前酒，李玉谦的镜头细致地扫过每一位战士的脸，尽量为他们保留一些难得的影像。

　　12月2日那天，战斗在7：30打响。“双大功七连”的50名突击队战士冲上战场，李玉谦也背着他的摄像机在血雨腥风中穿梭。战斗在25分钟后结束，“炮火的激烈，远超过你的想象，像下雨一样，地面还被掀翻好几层”。经历过一番战场洗礼的李玉谦陈述起往事来有着沉淀后的平静。

　　他的拍摄从当天的早四时一直进行到晚八时，累计五大盘录像带总共1小时40分钟：炮火轰鸣中，一个又一个战士从阵地上被送下来救助时，年轻的躯体无一不被炮火摧残得遍体鳞伤，而凯旋的军歌奏起时，幸存的战士们则是抱头痛哭。

　　这是一段太难用语言形容的录像。战争肆意地伸展出它最血腥最残酷的爪牙，人成了最脆弱最无力的牺牲品。

　　25分钟的“122”战斗，我方50名突击队员阵亡16名，七成伤残，越方阵亡87名，以我方攻克968高地作为终结。尽管在军事上，它被认为是现代战争丛林作战的经典样板，然而，对于那些冲锋陷阵的战士而言，他们的个体命运就此改变。

　　而李玉谦，在战后的5天内，就像被一拳头打懵需要时间来恢复知觉一样，一直处于恐怖麻木和不知所措的状态。“已经打乱了我的思维正常的秩序，觉得这个东西很沉重，需要好长时间消化处理完。对人的冲击太大了。”他回忆道。

　　战斗结束3天后，带着战后心理阴影的李玉谦离开了战场。无法从战争环境中摆脱的他，回来后跟朋友团聚，喝第一杯酒时，必然要面朝西南方向祭奠，这成了他保留到现在的习惯。

　　24年后

　　1小时40分钟的录像被李玉谦带回济南后，因为影像记录的战争太过真实和残酷，这段录像就此被封存，无法公映。

　　很难说清他有多少次梦回战场，这段战争的阴霾成了他一直想理清的心病，事实上，自从离开战场，当年的那段影像资料他只看过一次，多年来，他对所有的战争小说和战争影视都避而远之。2009年正赶上中越战争30周年，当年那些参战的20多岁小伙子，已经成了50岁左右的人。此时的李玉谦也已是近“知天命”的年纪。

　　2009年，时任《解放军画报社》二编室主任的他申请自主择业，开始了他一直想进行的计划——以1985年他拍摄的原始影像为一条线，寻访当年参加“122”战斗的亲历者，追拍他们现在的生活。

　　这些年来，他们是如何生存的？面对生活的考验和挑战，他们又是如何奋斗拼搏的？

　　带着百般疑问，李玉谦找到了当时“双大功七连”的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24年后的孙兆群已经是山东省济宁预备役炮兵师的副师长，多年来，他一直跟其他战友保持着联系。受伤的战友遇到什么困难，他会尽力解决；他也一直照顾16个烈士的父母，每年的节假日都要去看望那些老人；他帮着每一家做过无穷无尽的事情。他像是一只领头羊，找到他以后，就自然能够找到其他的人。

　　24年中再未谋面的两个人，恰恰有着共同的心愿——譬如李玉谦想用镜头来拍摄战后生活，孙兆群则想的是用笔写下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孙兆群写故事、写小说的能力也非常强，他说他一直想写这么一部书，来写他这个连队，写他带着这些战友打的这一场战斗，把一些事说明白，把一些人说明白，给后世一个交代。”李玉谦说。

　　吃不准如何配合李玉谦进行拍摄的孙兆群，又找来了当时的老连长张长岭和老营长张风洋，三个人和李玉谦一拍即合，还一起看了李玉谦当年拍摄的影像资料，而孙兆群一看到战斗打响的那一刻便扭头不忍再看。

　　李玉谦自己拿出30多万元存款买了前期的摄像设备和后期的编辑设备，当年战地前沿救护所所长、现在自己开医院的许新升提供了40万元的资助，李玉谦在两三天之内组建了摄影团队，连人带设备一股脑地都拉到了山东。

　　2009年6月10日开机，大半年的光景，他和他的摄影团队驾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寻访到了“122”战斗中包括孙兆群、张长岭、张风洋在内的8位幸存者的战后生活—炸断一条腿的高俊忠、两次负伤的马军、军医许新升、外号“孔大侠”的孔凡超，以及失去了一只眼一只胳膊一条腿的特等残废陶世德。

　　2009年底，他和他的团队粗编制作出这8人的10集纪录片，每集30分钟，名字暂定为《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

　　战后阴影

　　当年那场25分钟的战斗，足够短，却也足够长。战争的伤害一直在这些老兵的生活中存在。

　　镜头中的特等伤残陶世德，每天清晨需要把假眼从水杯中取出，塞进空荡荡的左眼眶。由于身体的伤残程度严重，导致他经常失眠，夜里两三点钟都无法入睡，内分泌失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呈现大规模下滑：譬如低血糖发作起来，不小心就会让自己陷入困境；又譬如陶世德喜欢《小草》这首歌，13岁的女儿用电子琴伴奏，他则在一边吹笛子，但他发现，本来驾轻就熟的一首歌，现在却经常演奏出错。

　　对他们来说，战后阴影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为严重的是心理上的折磨。

　　在李玉谦的镜头下，“122”战斗时的副连长、突击队队长孙兆群仿佛是个还债者。“压力最大的就是他，他觉得是这些战士跟着自己打仗，伤了死了都要他来负责。”李玉谦说。

　　从普通士兵到副师长，近30年的军旅生涯，让孙兆群最难忘的还是1985年云南边境的硝烟和号角。当年，战友们达成“生死约定”：谁活着回去，谁就去看望各位的父母。孙兆群所在的连失去了16位战士，从此他便成了16位烈士父母的儿子。

　　20年来，孙兆群持续资助16位烈士的父母和他们的亲人，一听说谁家老人病了，烈士的兄妹上学工作需要钱，他都心甘情愿地捧出一个儿子的孝心，一位兄长的关爱。

　　“亏欠”成了他给自己的定义，他就像一个还债者，还掉死伤生命的债，默默弥补战争遗留下来的伤痕。

　　失去一条腿的高俊忠，更像是一个逃避者。参加“122”战斗时，高俊忠刚刚17岁。他找对象时，包括到现在都不会告诉任何人自己是残疾人，他极力去伪装。退伍后的高俊忠，从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假肢，哪怕对当时的对象他都没有吐露详情，甚至在当时的准岳父岳母面前故意奔跑，还跑上好远，以掩盖身体的缺失。

　　他的小伎俩瞒过了所有人，直到新婚洞房时，妻子才突然发现他的残废。这种剧烈的刺激，引发了妻子的精神问题，多年来，妻子内心抑郁，甚至曾经试图自杀，直到现在，高俊忠还经常带着妻子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经济拮据的高俊忠没有钱让妻子长期住院疗养，只有买了药回家自行疗养。

　　事实上，他同时也会跟心理医生倾诉自己的心理苦恼。纪录片中的一个场景是，高俊忠向心理医生倾诉，经常梦到跟死去的战友交谈，或者在战场上，挖出战友的尸体，而战友突然复活——医生告诉他，虽然20多年过去了，但精神创伤依然存在。此时镜头中的他，偏转过脸庞，眼眶渐渐变红了。

　　李玉谦总结，战争的严重心理创伤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其一，自杀率高，包括现在活着的战友，一生气时就想到自杀，这种自杀的念头非常强烈；其二，精神病犯病率高，在西方叫“战争创伤”，“双大功七连”的战士中便有三位是精神病患者。

　　孙彦杰便是这么一位战争后遗症患者，他把菜刀铁棍等工具集中在床头，晚上睡觉时大喊“杀啊杀啊”，挥舞着工具在墙面上划出一条条的沟壑。严重的精神问题让孙彦杰一直处在战争的恐慌和紧张状态中，甚至已经不认识任何家人。

　　有一次，老连长孙兆群专程赶到孙彦杰的家乡去看望他，老远就看到他在村头晃荡和流浪，而不认识任何家人的孙彦杰，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曾经的老连长，抱住孙兆群痛哭流涕。

　　“为什么西方心理学在二战后突然那么发达，是因为战争给西方带来了人们生存的危机。”李玉谦说，将来，他要把孙彦杰在内的三位战争后遗症患者的生存状态专门拍上一集。他找到了曾经参加过汶川地震心理援助、专门做战争创伤治疗的专家，打算邀请这位专家一边为这三位战争精神病患者做个案分析，一边进行拍摄。

　　为了谁

　　无论是老连长孙兆群，还是陶世德、高俊忠或孔凡超，他们在镜头中总会提到一位年轻的战士——顾克路。

　　顾克路，山东济宁市邹城北宿小北村人，“122”战斗中牺牲，他当时未满17岁，是连队中最小的战士。

　　本来因为他的年龄太小，“122”战斗的突击队并没有让他加入，但这个小战士在孙兆群面前死磨硬泡，决心书、请战书，甚至血书轮番上阵。

　　孙兆群的一篇回忆中如此写道：

　　“最后，跟我摊牌并质问：‘副连长，我从当兵就跟着您，您还对我不了解吗？我知道当突击队员要牺牲，但为了祖国的安宁，也为了连队的荣誉，就是一个牺牲的机会您也得给我!我是党员，我应该当突击队员!’二十年前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祖国的挑选面前你义无反顾，为了祖国和连队的荣誉勇往直前。可二十年后，拉关系走后门的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呢？！”

　　在战斗打响前一天，顾克路留下了自己的遗言——“青春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我热爱生活，向往未来，因为我还年轻。但是假如祖国需要我，我愿把鲜血洒尽。”

　　不要谈崇高。顾克路实际上在用一种最朴素最美好的情感，实践了他的诺言。在战斗出发前，李玉谦用镜头记录了这个17岁小战士的生气勃勃的脸，24年后，当这段镜头在陶世德和孔凡超面前播放时，两座城市，两个房间，这两条汉子传出了同样的哭声。

　　镜头中的陶世德在他珍藏了20多年的顾克路的遗物钢盔前，吹起了长笛，那首当年他们最喜欢的《小草》；千里之外的孔凡超，则又一次唱起了《为了谁》，歌声中他热泪长流。

　　“为了谁？我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战友。我的战友们是为了谁牺牲的？他们在我前面躺了一片，真是一片。他们是为了谁而死的？为了我？还是为了自己？不是吧，其实为了国家捐躯了。”

　　为了谁？孔凡超一直在问自己，但这个问题并非为他自己而问。

　　为了谁？这也是李玉谦想通过这部纪录片去触摸的议题。

　　中越两国，本是情谊深长的兄弟国家，却从1979年到1989年，断断续续地一打就是10年。在1985年9月23日的一次战斗中，越南军人阮文勇被俘，他说：他不理解越南和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战争？要知道，他最喜欢唱的歌是《越南-中国》这支歌颂越中友谊的歌曲。

　　事实上，当时双方阵地距离不过几十米远，在没有作战命令时，双方士兵有时还会打个招呼或者交换香烟。陶世德回忆，他从来不把枪口对准越南军工和老百姓。

　　25年过去了，中越在经过了友谊情深——兵戎相见——携手发展这样一个历史的轮回后，硝烟散去，本该是透过历史的沉淀去反思这场战争的时候，战争之事却无人愿意提起。

　　然而，失去了16名战士的孙兆群忘不了，几乎残废了一半身体的陶世德忘不了，一条腿残缺的孔凡超也忘不了，战争对他们的个体的戕害和给他们这个群体带来的伤痛。

　　对于他们这些普通个体而言，战争没有胜利者，都是失败者。

　　坚强的抉择

　　“122”战斗的幸存者退伍后，大部分人生活拮据，但是，没有人躺在功劳簿上向国家伸手，而是自我拯救，每一个人都上演了一部生活的奋斗史。

　　失去了右腿的孔凡超，和几个退伍军人一起办了一家塑料加工厂，勉强维持生活。2009年的经济危机波及这个乡村塑料加工厂，孔凡超和他的战友们想方设法度过了金融危机。

　　军医许新升，在战场上抢救伤员无数，战争结束后，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癫痫病的攻克中，并且在部队利用一个马厩创办了癫痫病诊所，依靠自学继续着他对癫痫病的研究，甚至不惜以身试药。退伍后，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开了一家治疗癫痫病的专科医院，如今这家医院不仅全国有名，在国际上都颇有威望。在他开办的这家医院的员工中，退伍军人占了一定的比例。

　　缺了一条腿的高俊忠，时刻保持着生命的斗志，甚至还参加过残疾人运动会，拿到了奖牌。高俊忠已经下岗两年多了，拍摄时穿的那件横条T恤衫，是他唯一像样的衣服。习惯把自己当健康人开练的他，假肢经常坏掉。要知道，按照政府的标准，他能报销的假肢价格不能超过800元，而这种最低档的假肢极其容易坏掉，高俊忠便时刻携带工具，随时动手修假肢。他曾经跟李玉谦的拍摄剧组说，他希望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假肢，2000多元的就好。

　　战士沙俊友，在战斗中踩中地雷，炸掉一条腿，复员后，业余时间拖着一条腿蹬三轮车拉客、收酒瓶补贴家用，甚至到砖厂里搬砖，如今他开了一个小卖部，日子渐渐过得好了起来。

　　面对生活的艰辛，他们采取的方式不是抱怨和自暴自弃，“你能发现他们身上太多的人性光芒”。

　　在“122”战斗中两次负伤、两次重返阵地的马军，开了一个博客，叫“马军的航空母舰”，记载了退伍军人因为窘迫而卖勋章、39军的少校老军人在街头要饭等新闻事件，这块网络自留地是他的一个情感出口，他在一篇名为《军人的尊严》的博客中写道：

　　“军人只有在有战争的时候才有他存在的价值吗？对军人的尊重只有危难时刻才能给吗？战争是给了军人应有的荣誉，可是这些荣誉在世俗的眼里往往是一文不值的。还记得我刚刚复员时在民政局办理复员手续的时候，有一位参加过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他的胸前挂着军功章，一只胳膊只剩下了半节。老人复员以后没有工作又不能劳动，生活过得很凄惨。当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民政局的这位老大时，他很不耐烦地告诉老人‘去找你们乡，然后再让你们村上给解决解决’。我从老人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被人抛弃的眼神。”

　　在马军看来，他们被遗忘、被歧视，是比物质贫瘠更大的不公。“我们的英雄，曾经付出很多，但他们向国家索取甚少。这其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脊梁。可是，这不应该是忘记他们，漠视他们的理由吧。”

　　生存之战

　　“实际我是从一个更大的背景和更大的一种文化氛围中来透视这场战争、透视这段历史。”李玉谦的拍摄远未完结，事实上，他还打算继续拍摄牺牲战士的亲属的生活，乃至越南交战方军人的生活现状。

　　等拍摄彻底结束后，他还打算花3到5年的时间写一本书，好好地记录下他对战争的思考。

　　他想说的大背景是，当代社会并非没有战争，只是战争的外在形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流血的战争。其实人们仍然面临着一些新的恐惧，新的焦虑，新的威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一种生存的战争。战争无处不在，譬如人们每天所经历的跟别人的较量，跟自我的较量，譬如面对公平和利益这种事，人们的困惑或抉择。

　　李玉谦刚刚读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的新寓言小说《战争》，其中的一段被李玉谦用笔做了标注：“一支大军在前进，践踏田野，摧毁桥梁，一路抢劫，一路侵犯，将一切全部碾碎。这是一支看不见的军队，没有思想，没有行动！它是从哪里来的？也许从人的头脑，仅仅是从头脑中出来，竭尽摧毁之能事？”

　　面对社会的不公，有人选择了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近期发生的数起校园惨案，弱势的人向着更弱势的人动手，“他不能降伏那一刻的恶念，战争的因子就是人心中的恶的种子。”李玉谦说。

　　事实上，恶的因子也在“122”战斗中两次负伤的马军身上展现。这个曾经在战场上厮杀过的军人，身上的暴力因子比一般人还强烈，遭遇不公时，他曾经想过，干脆举着煤气罐把自己炸死，连带把政府部门的领导也炸死算了。事实上，马军放弃了暴力，走了另外一条路：替战友打抱不平的上访，开自己的博客。他是反腐倡廉某网站中的著名人士，成了坚持社会良知的最典型一分子。

　　人性中如此闪光的一面，贯穿了李玉谦的拍摄始终。意识形态之外的恒定价值观，是他想从这场战争中找到的精神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