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野生动物制品:经纶:华炳啸与贺卫方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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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纶:华炳啸与贺卫方的比较作者:经纶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1-4-22 

  华炳啸先生是西北大学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在于社会主义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哲学(包括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贺卫方先生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

  为什么要拿这两个人来比较呢?

  因为贺卫方教授最近写了个“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标题是: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我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看到了这封公开信,随后我又看到了刘仰先生的致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此后又引来了方绍伟先生的致刘仰、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以及谭敏涛先生的致刘仰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一下子对贺卫方教授提出的几年前重庆“打黑反腐”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网上还有很多人对此问题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

  我在关注着一封公开信引来另一封公开信的同时,联想到前两年华炳啸先生在重庆“打黑反腐”正火热时也写过一篇题为:薄公重庆打黑与蒋公子上海打虎的比较的文章。华先生的那篇文章也提到了一个从“人治式”打黑反腐进一步推进到“制度性”打黑反腐问题,而且他要的制度就是“宪政社会主义”。关于宪政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在这里不讨论,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华先生的文章当年重庆“打黑反腐”正火热时没有引起强烈反响而贺先生的文章却在几年以后引来轩然大波?所以想借华先生文章的标题格式对他们二人做个比较。

  华先生对重庆的“打黑反腐” 的评价: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而其存在的问题则是进步中的问题,更多的则是积重难返的制度问题。他首先在总体上肯定了重庆的“打黑反腐”,然后他也提出了在实际操作上存在着“人治式”打黑反腐的问题,但他同时又讲了这个不单是重庆的问题,也是很多地方都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积重难返的制度问题,也就是说要根治这种情况就必须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就是要搞“宪政社会主义”制度。

  华先生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自己说不是法学家不对任何具体案件进行评说,只是关注就行了。而贺卫方先生不同,他本人就是法学家,他可能更关心那里的一个个具体案件,他把当年的打黑反腐和重庆最近的走势联系起来感觉到“如鲠在喉”,在他看来,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他觉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从贺先生写这篇文章的强烈责任感而言,我是非常敬佩他的这种人格的。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意见可能会引来“说三道四,饶舌惹厌”,可他还是以无畏的精神写出来。

  可能是贺先生的责任感太强,也可能是专业精神,贺先生对重庆这座城市产生了“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之感。带着这样的感觉,贺先生对重庆的“唱红打黑”进行了案件审判程序方面的法律质疑,他提到了“公检法”三方联合办案问题,把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的制度设计变成了互相协调机制。

  其实在我看来,贺先生的目的也只是要解决一个案件审判的程序正义问题,或者说贺先生也是和华先生一样感觉重庆存在着“人治式打黑”问题。但由于两个人在阐述问题时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产生的客观效果也不同。

  贺先生的最终诉求是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但他从未提及一个“宪政”制度问题,其实没有宪政哪来的司法独立?而华先生一开始就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宪政”制度问题,而宪政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司法独立,也就是说司法独立已经包含在宪政制度内了。有了宪政制度,贺先生“如鲠在喉”的那些问题就全部迎刃而解了。

  从其客观效果来看,华先生首先肯定重庆的工作主流是好的,只是美中不足,这很容易被主流认可和接受,就算是批评人家也会认为是善意的,而贺先生则是在没有肯定主流工作的前提下只是抓住“运动式”打黑和今天的唱红就下了一个重庆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法治沦丧”的结论。我认为贺先生就算有再紧迫的义务也不能不冷静地使用这样的语言。你分析的问题可能都有道理,但你应该就问题谈问题,不能否定一切。还有你是一个法学家,讲法是你的专业,法是没有色彩的,没有浪漫的,你的文章用一个戏剧家的一首诗结尾结你的文章只能带来戏剧性而不能带来法律的正义和威严性。

  当然,世界是多元化的,理论也应该是多彩多姿的,客观效果也是多角度的。华先生的文章虽短却点水不露,外柔内刚,贺先生的文章锋芒毕露,嫉恶如仇。华先生的文章可能会给人一种和稀泥的感觉,点到为止的技巧不会得罪谁但也可能引不起任何共鸣,贺先生的文章正是因为不讲究技巧所以才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而关注的人中第一个炮轰贺先生的就是刘仰,他也仿照贺先生那样给了贺卫方一封公开信。本来我还以为贺先生“文革重演”之感是太不冷静了,看了这封信以后,刘仰的文章倒是真的给我也有“文革重演”之感了。就连那位“认理不认人”的方绍伟先生也赶紧站出来给他们二人又来了一封公开信。这下子热闹了,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非要把这个问题搞清不可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又感觉贺先生的文章在客观效果上要远远大于华先生的文章了。    华炳啸:很久很久已经不在这里发言了。偶然上来,忽然看见《华炳啸与贺卫方的比较》这个题目,首先想到的是怎么能把我这个学界小卒和大法学家相提并论去评议呢?我恐怕连贺博导的学生的学生都不如的,才刚刚起了学习法学的念头(否则永远都没有对话的底气啊)。拿蚂蚁和大象去做比较,很是让我这个蚂蚁惶恐。但这个与为人无关。有人总是要搞莫须有的人格攻击,我以为大可不必。
我说的倒不是客气话,而是实话。
经纶先生对于贺教授的评价,自有公论,没有我说话的份。我仅关注了他对我的言论的把握,感觉还是基本准确的。当然,事实确认下来,评价就是不同立场与不同尺度的问题了,有人会说我是建设派,有人会说我是骑墙派,其实我始终都只是“宪政社会主义者”。我在这里被批判习惯了,也很愿意经常听到各种尖锐的批评声音。往往那些批评的声音,更会促使我反思,并鞭策我进步。所以,很感谢abcde和斯君长期以来对我的“逆耳之言”(但是对他们“人身攻击”等非理性言论没有感谢的意思)。我相信,他们是真性情的人。立场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对于批评,我历来主张笑纳与感谢的。
斯君说经纶先生是“替过冷的华炳啸的“宪政社会主义”打广告”,恐怕有点小家子气。当然,我不得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事先声明,我根本不认识经纶先生,过去也没注意过他的文章,更没有买通他专门花费精力来为我的过冷的“宪政社会主义”打广告。没有那个必要。实际上,我手里还压着一些书评都没有拿去发表或在网络上散布,就是不想“过热”。退而言之,学者宣传、推广自己的学术成果,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
网络言论难免非理性。非理性情绪也是很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所以我会客观去观察。但还是要见一次说一次,并呼吁更多的网络理性与平和商谈的气度,少一点结党攻歼、拿立场当是非的暴戾之气。算是奢望吧。
欢迎继续拍砖和做人身攻击,继续揭批我这个“土堆”的“虚伪本质”。我也只是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并无意阻止一些网友长期以来试图对我进行思想改造的或思想批判的冲动。不过,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去寻求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的最大共识,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