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汽枪判多少年:华尔街的肉

 华尔街的肉
    杰克·格鲁伯曼（JackGrubman）、法兰克·奎特隆（FrankQuattrone）、玛丽·米克（MaryMeeker）、亨利·布洛杰特（HenryBlodget），他们是炒热华尔街互联网——电信热潮的知名投资分析师，几年前，他们被大力赞扬，被捧上了天；如今，那样的风光让人感觉就像美索不达米亚那般古老！纽约州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泽（EliotSpitzer）花了一年多时间，沸沸扬扬地调查并惩办了除米克之外的三个人，因而声名大噪。华尔街当初让他们出尽风头、享尽甜头，现在这几个人全都落得鼻青脸肿的下场。斯皮泽翻查并披露了布洛杰特以前的一些电子邮件通信，其内容揭露了布洛杰特的真实动机与面貌，让熟知布洛杰特职业生涯的人震惊不已。如今，美国证券商公会（NASD）正在彻底调查布洛杰特，调查结果很可能使他必须付出数百万美元的罚金，并且不得再涉足证券业。有“华尔街卡利班”（theCalibanofWallStreet）之称的格鲁伯曼被判必须缴付1500万美元的罚金，而且，非但终生不得再从事证券业，还必须远离纽约的私立幼儿园。至于奎特隆，则是在2003年3月遭指控阻碍有关当局对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投资银行的调查工作，他面临的处罚可能比格鲁伯曼还要严重。米克就比较幸运了，她不但没有遭到罚款、禁足证券业等惩罚，她的东家——摩根士丹利——还要求她留职留薪休假一阵子。斯皮泽似乎已经放弃再继续对她刨根问底，也没有对摩根士丹利追查到底。摩根士丹利的高层主管显然决定要替他们这位最知名的分析师力挺到底。在四月初的摩根士丹利股东年会上，值得好莱坞编剧考虑的角色人物——股市闻人伊芙林·戴维斯（EvelynY.Davis）拿米克开刀，大力抨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菲尔·波塞尔（PhilPurcell）戴维斯说：“她害许多人赔钱，应该被炒鱿鱼！”可是，面对这位高龄七十三的老太太的多番指责，波塞尔仍然力挺米克，他说：“我们对米克的贡献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她是互联网产业分析的先驱，我们很重视她的研究。”这是令人好奇的情况，当你阅读《一个投资分析师的告白》这本引人入胜的淘气的著作时，你会更领略华尔街的稀奇古怪、百态尽出。我认识本书作者安迪·凯斯勒已久，却不知道他在写这本书。一个阴天，这本书的稿子出现在我的书桌上，我不觉深吸了口气！又一位该死的朋友写了本该死的书，我又得至少假装读完这本该死的书！在良心道义的驱使下，我拿起来，读了几页，心开始往下沉——看样子，这本书还真不赖，我可没法撒谎，假装自己读过。我又读了几页……，再读几页，……我狼吞虎咽地一口气把它看完，哇！真是令人惊艳！凯斯勒曾经是华尔街的科技股分析师，在潘恩·韦伯集团（PaineWebberGroupInc.）和格鲁伯曼共事过，也在摩根士丹利与米克及奎特隆共事，最后，他靠投资科技股赚了钱后，于1990年代退出，不再当分析师。可是，他曾经身处其中，深知华尔街机器的运作内幕。在赚了钱后，凯斯勒如今似乎可以以自由之身来谈谈他任职过的公司和老同事，他叙述的故事大概会惹毛他们，不过，他说的都是真实故事，会让我们读之津津有味。这本书道出了华尔街研究界的基本问题——它不再是服务于投资人，而是服务于投资银行业务人员。当然，如今，大多数人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投资人付给投资银行的经纪费用已经低到令他们无法写出诚实的研究报告的地步，因此投资银行转而利用研究报告帮助那些让他们赚更多钱的企业，而这种暧昧的新赚钱模式的始作俑者是——摩根士丹利。当凯斯勒从潘恩·韦伯集团跳槽摩根士丹利时，他的办公室其实只是在同一条街上挪了一百码左右，但是，这短短的距离却把他从老旧、不赚钱的旧华尔街世界带入欣欣向荣的新华尔街世界。在摩根士丹利，凯斯勒了解到，付给他钱的不是证券经纪业务，而是投资银行业务，其中，对凯斯勒影响最大的投资银行业务人员是奎特隆。奎特隆后来离开摩根士丹利，先是跳槽到德意志银行，接着又跳槽去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不过，在任职摩根士丹利期间，他发掘并塑造了一位后来闻名华尔街的分析师。在凯斯勒看来，这位分析师急切地想跻身知名男性分析师行列，她没有任何有用的投资概念，她愿意为发行证券的企业效力，而不是替购买这些证券的投资人服务，这位分析师就是米克。    凯斯勒认为，对投资银行业务人员来说，米克显然是个很容易受影响、被利用的分析师，因为她根本没兴趣服务投资人。斯皮泽检察长为何会放过米克，可能有诸多理由。第一，对政客来说，公开打击一位女性可没什么好处；其次，摩根士丹利的信息技术人员把公司许多旧电子邮件通讯纪录删除了，斯皮泽无法找到关键的私下通讯证据来教训摩根士丹利。（反观在互联网投资热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如摩根士丹利重要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被斯皮泽挖到了十倍于摩根士丹利的旧电子邮件通讯纪录。）或者，斯皮泽可能未发现什么有利证据可证明米克在炒作互联网热中为企业牟利却牺牲了投资者的利益。不论你相信哪一种理由，凯斯勒在这本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摩根士丹利和米克做的就是那套生意。在凯斯勒看来，摩根士丹利做的根本不是传统生意——服务投资人，它也没有能力这么做，因为它的投资银行业务根本就没把投资人的利益放在心中。米克和她的上司在出卖投资人以取悦企业时毫无罪恶感，因为在这样的生意中，利益实在太庞大、太诱人了。麦克尔·刘易斯（MichaelLewis）    《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Poker）作者 楔子　    我和搭档弗雷德（Fred）站在硅谷核心地帕罗阿托（PaloAlto）的面包师傅餐厅（IlFornaioRestaurant）前，时为1999年7月，虽是一大早的8点左右，我们已经在办公室里忙乱了一个半小时了，实在是忙碌的一天，忙到根本没办法喘口气。情况犹如鸡飞狗跳，互联网和电信公司的名字不断蹦出，所以，我的所有老友也忙成一团。杰克·格鲁伯曼把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的股价不断推上新高，我今天早上好像看到它涨到了六十五美元；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有法兰克·奎特隆在不断推荐潜力股；摩根士丹利的玛丽·米克每星期发掘一家值得投资的互联网公司。你连静心细想一下的时间都没有。东岸有人要我们帮个忙来见见面、开个会，我连要和谁见面都搞不清楚，更别提要会面谈什么，实在摸不着头绪。“我们到底要和谁见面？”我问。“我也不知道”，弗雷德答道：“只是有人求我们和这些家伙见个面，听听他们怎么说。”好戏开场了。一辆大型黑色加长轿车停在餐厅前，紧跟着还有几辆轿车，车上下来八位穿西装的家伙，其中三人体形壮如知名的美式足球防守前锋沃伦·萨普（WarrenSapp），西装在他们壮硕的身上显得像包肉粽，此情此景让我联想起007电影“金手指”里詹姆斯·邦德的差事。我们订了餐厅靠里头的十人桌，餐厅几乎满座，我注意到所有人都在喝拿铁咖啡，我迅速地扫了一眼，有进步风险投资（AccelVentures）的吉姆·布瑞尔（JimBreyer）、先进科技风险投资（AdvancedTechnologyVentures）的史蒂夫·巴洛夫（SteveBaloff），我想，那位应该是捷迪讯（JDSUniphase）的首席财务官，咦，那位不是的老板吗？嘿，坐在那边的是约翰·斯卡利（JohnSculley），“早安，斯卡利”。我们的客人全都说流利的英语，在喝了杯浓缩咖啡后，他们说他们来自巴林，并谢谢我们和他们会面。当然，我也知道了那三位壮汉是保镖。其中一位似乎是领头的家伙说：“我们听说了你们和你们的业绩，我们很感兴趣。”弗雷德和我稍加详细地解释了我们的业务和风格，几分钟后，为首那位打断我们的说明：“我对我听到的很感兴趣，我明天早上先汇5亿美元给你们。”我想我大概晕过去几秒钟，等回过神来，我听到弗雷德感谢他们远道而来，且很荣幸和他们会面，我试着想在桌底下踢他一下，但是，其中一位壮汉的大脚挡住了我。老天！5亿美元，弗雷德竟然就这样向5亿美元说再见，我们到哪里才能找到5亿美元的生意啊？他们买单后，我们陪他们走向加长型豪华轿车，再次感谢他们，并说再见。“弗雷德，你就这样送走他们？那么大笔的钞票！我的小孩需要钱买新鞋！”我的语气有点歇斯底里了。弗雷德说：“我知道，这么巨大的金额很诱人。可是，如果拿了他们的钱，就得听命于他们，我是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啦，但我干这行可不是为了替那些家伙做事。”“话是没错，可是，弗雷德，你想想看，那么多资金，我们可以大有一番作为。钱就是钱，哪里来的并不重要。”“当然重要，现在有太多资金在蠢蠢欲动了”，弗雷德答道。我没再答腔，烦闷不安地走回办公室，一路想着这些。静静坐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打破沉默：“他妈的，弗雷德，每当你说的有理时，真令我不爽，让我觉得自己像个蠢蛋！”有人丢5亿美元给你，这可不是天天都会发生的事，但更怪的事还在后头。过了一星期，另一位朋友打电话来，坚持我们第二天早上在面包师傅餐厅和某人共进早餐，于是，同样是早上八点，我们站在同一家餐厅的同一个入口，等候另一群神秘客。这次是普通规格的白色加长豪华轿车，车上下来四人，没有保镖。我们坐在同一张餐桌，一路上看到餐厅在座的有红杉风险投资（SequoiaVentures）、德丰杰（DraperFisher）、梅菲尔德（Mayfield）等风险投资公司的人，我还认出爱万尼思公司（Avanex）和英克托米公司（Inktomi）的经理人。我们的客人解释他们来自沙特阿拉伯，并感谢我们和他们会面，当听到为首的那位家伙说：“我们听说了你们和你们的业绩，我们很感兴趣”时，我不禁有些毛骨悚然。我很快地瞥了弗雷德一眼，弗雷德抬了一下眉，让我知道他和我有同感，此情此景，宛如上星期的翻版，相同的剧本内容，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但是，为了表示礼貌，我们仍然开始解释我们的业务与风格。    但还没多说多久，对方为首的那位就抬抬手打断我们：“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很感兴趣，我明天早上先汇5亿美元给你们。”嘿，5亿美元好像是石油美元的单位！这次我可没有再晕过去，马上做出回应，说法和一周前弗雷德说的话完全相同。我们从餐厅落荒而逃，在返回我们位于一家艺术品店楼上的破旧办公室的路上，我打趣地说：“呵，一星期里有10亿美元丢在你眼前，我现在才开始认识这世界！”弗雷德只是吃吃地笑，不停摇头。我们不拿这些钱，自然有人拿，我试着理清发生的这些事，但脑袋一片晕眩，陷入这光怪陆离的漩涡里，我只能回想这趟奇怪的、不可思议的旅程。 51％的准确度（1）　    我拨打广告上刊登的电话号码。“你好，这里是研究部”，电话那头一位女性回答。    “啊？研究部？”我忖疑了一下，但立刻礼貌地说：“可否麻烦帮我转接罗伯·康奈尔（RobertCornell）？”    “他今天不在办公室，要替你留话吗？”    “麻烦请他回电安迪·凯斯勒，就是这个电话号码。不好意思，顺便请问一下，这里是哪家公司的研究部？”    “潘恩·韦伯。”对方答道。    我和吉姆·康诺斯（JimmyConnors）看到了潘恩·韦伯的广告，但对这家公司一无所知，这是一九八五年，我二十六岁，并不是很急着想要这份工作。    康奈尔第二天早上回我电话，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奇特而深沉，他盘问了我的资历背景，问我何时能面谈。我正打算从位于新泽西州的住处前往纽约曼哈顿一家专门为程序设计师和科技界人才介绍短期工作机会的猎头公司，因此告诉康奈尔可在午餐时间和他碰面。    我决定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褐紫红衬衫，海军蓝羊毛质地的领带，哈格牌（Haggar）双织宽松长裤，不穿外套，这是最早的“科技怪客时尚”，大约从一九八五年左右开始流行。我在五十一街和第六大道交叉路口遇见一位以前同事，他问我上哪儿，“穿这样去潘恩·韦伯面试？”，他用那种“你穿成一副蹩脚蠢货的样子”的神情上下打量我。    好吧，我是蹩脚蠢货，现在，我为自己穿得过分寒酸而感到有些不自在。走进美洲大道一二八五号，搭乘电梯上九楼，走向接待员。我身后有扇微开的门，我很快瞥了一眼，里头满是相互喊叫或对着电话高声喊叫的人，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接待区摆设的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糟糕的艺术品，丑陋的现代画看起来像是三岁小孩的作品。    “嗨，我是罗伯·康奈尔，”他身材出奇地矮小，声音和电话里听起来一样深沉，他一边和我握手，一边用双眼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地慢慢把我审视了一番（我有没有提到我脚上穿的是脏脏的咖啡色“富乐绅”牌软皮休闲鞋？），他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事后我才知道那笑容中隐含的意思是：瞧瞧此人的穿著与相貌，我想，他就是我要找的人啦！    “请进，让我介绍几位将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的人给你认识，史密斯、格鲁伯曼，我们走吧！”    有点胖、穿着体面、头发稀疏的家伙首先露脸，用英国腔和我们打招呼，康奈尔介绍道：“这位是史蒂夫·史密斯，他可坐着华尔街电脑产业分析师的第一把交椅。”    第二位来到的家伙穿着三件头西装，乌黑发亮的头发向后梳，留着非常突兀、看起来阴险凶恶的胡子，用浓厚的费城腔和我们打招呼：“嗨！”听起来几乎和电影里的“洛奇”（RockyBalboa）一模一样。“这位是杰克·格鲁伯曼，我们最抢手的电信产业分析师，跟你一样，曾经在AT&T工作过”，康奈尔说。    这就是自在率性之旅的开端。    三倍薪水？！    康奈尔作主：“我们去班班森（BenBenson’s）吧，就在对街，走路就到了。”我们四人搭乘电梯下楼，穿过第五十二街，在餐厅排队等候座位时，康奈尔回应史密斯和格鲁伯曼的窃笑：“希望这家餐厅没规定客人得穿什么衣服。”    我们大啖汉堡体积大小的生鲜牛排。我过去五年在AT&T的实验部门——贝尔实验室工作，实验室研究经费庞大，我的工作是设计芯片、为制图工作站写许多软件、安装非常昂贵的微型电脑系统。但是，AT&T正进行大规模改造重整，根据美国的司法裁决，该公司于1982年被分拆，为从长计议，我得离开。    席间，我向他们说明我的电机工程资历背景、我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以及我对电脑、个人电脑、调制解调器、光纤等的看法，接着，我想我该做出结论：“我实在不是适合在公司里工作的人，我想，你们真正需要的是拥有我这种背景的顾问”，我原意只是想表白自己，没想到却引发了问题。    康奈尔说：“我们不需要艰涩难懂、令人讨厌的顾问，我们要的是分析师，负责半导体产业的分析师。”我不是很清楚他的意思。    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向他们解释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真的不是那种典型的企业员工，我连套西装都没有，对财务一窍不通，只懂技术。我想，我一定是触动了哪条神经，这三人联合起来发动攻势，要说服我接受这份分析师工作——在今天早上之前，我还不知道世上竟有这样的工作！    我愈是否定，他们愈是坚持，那种你来我往的谈判技巧真是一流，我真希望那是我事前周详地规划演练好的，但其实不然，我事前根本毫无概念，全然不是在和他们讨价还价。后来，我偶尔还会一身冷汗地梦醒，担心如果那天我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像个敷衍回避的人，那后果会是如何。 51％的准确度（2）　    华尔街充斥着各种分析师，他们负责你所能想象到的每一个产业，石油分析师、零售业分析师、饮料容器分析师、汽车业分析师、保险业分析师……多到令人作呕的地步。喧嚣的大牛市于1982年8月开始，最热门的是高科技股，例如电脑、半导体、电信产业，已经苦候牛市长达十年的老一代分析师通晓的是IBM这样的公司，对于新的技术所知不多，当时，IBM占了电脑产业证券一半的营业收入和90％的获利，但是，大牛市促使许多电脑公司纷纷公开上市，这股上市热潮始于1983年。    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公司陆续上市，华尔街需要分析师去研究这些公司，以便向投资人提出建议，那些只专精于IBM的老一代分析师并不了解设计自动化、个人电脑软件、门阵列半导体产业、竞争激烈的长途通讯、工作站、磁盘驱动器等等领域。华尔街需要通晓更狭隘领域的分析师，因为下一波公开上市热潮中入列的将是这些更狭隘的、专精于技术领域的公司，我的技术背景加上对趋势的敏感度，正符合华尔街的需要。    康奈尔负责组成一支涵盖电脑、软件及电信产业各领域的技术研究团队，我是他所拼凑的谜图（puzzle）的最后一块。    他们还是没能说服我，直到康奈尔在我耳边低声告诉我第一年的酬劳，那是我在贝尔实验室时的三倍，我的抗拒声变小了……康奈尔又接着说：“你只需要有51％的时候做出正确预测就行了。”    我打了几通电话给了解华尔街的朋友的朋友，询问什么是分析师、分析师做些什么，但都得不到有用的回答。一位家境富裕、对财务有些概念的朋友倒是很直接：“你是白痴吗？接受这份工作！”好吧，就这样决定了。    我决定接受这个工作。在踏进疯狂的华尔街世界之前，我最后做的事是稍稍狡猾地讨价还价。我可不是旧时代的人，我懂得为自己争取一点权益。我离开贝尔实验室时，每年有两星期年假，如果继续留在那里四、五年，就能获得三星期年假。我告诉康奈尔，我上一份工作的年假是三星期，希望这份新工作也给我三星期年假，他愣了一下，用最怪异的表情看着我（哈，被我难倒了吧？！），他说：“没问题，我可以白纸黑字写下来，不过，在华尔街，没有人会订明年假时间，只要你能挤得出时间来，想休多少天就休多少天。”我想，这些不过是预言性质的话，当然，我完全错了，我当时想，好啊，我一年要休假十星期！可是，在接下来十五年，我一年难得挤出两星期休假！    新兵报到    我的褐紫红色衬衫和羊毛领带绝对不合格，大学时代穿到现在的淡蓝色休闲外套当然也不入流，于是，我跑去西服专卖店，花了1000美元打理行头，那是我身上所有的财产了，我买了四套三件头（像格鲁伯曼那种样式）、几件衬衫和领带。售货员告诉我，黄色领带很流行，是“象征权力的领带”，苏格兰式的佩斯利涡旋纹花呢也很时尚，“你需要吊裤带吗？”售货员问，我全都否决了，红色领带和棕色皮带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极限了。    上班第一天早上，我很勉强地赶在八点十五分前进城，他们告诉我每天这个时间有晨会。康奈尔在大厅把我叫住，告诉我得先去人事室报到，填一些表格，才能进到研究部办公区。    我和人力资源部门一位和蔼可亲、猛嚼着口香糖的女士坎蒂交涉。    “你参加的是什么课程计划？”    “嗯，我想我并没有参加什么课程计划。”    “哦，当然有啦，亲爱的，每个人都参加课程计划的。”    “好吧，我问问看。”    “没关系，”她边说边把我的指纹按在一张类似联邦调查局的指纹表格上，“有没有伪造文书的前科啊？”    “没有。”    “好，我们会查查看。不过，你很幸运，华尔街的规矩又多又严，随便什么事都能逮捕你、定你罪，但你仍能继续在华尔街工作。什么事都可能出问题，除了伪造文书以外，这里有太多不实文件单据，伪造文书罪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我会谨记于心。”    我终于在那天早上的十点半和康奈尔见面，他带我去我的新办公室，里头有樱桃木制的书桌、档案柜、书橱，还有皮质座椅、两张漂亮的樱桃木羊毛坐垫椅子，搭配淡绿色地毯，颇具室内装潢水平，窗户可以俯瞰第五十一街。 51％的准确度（3）　    我和格鲁伯曼共享一位秘书，她把头探进来，说：“凯斯勒先生，你可以接听电话时，请通知我一声。”这对年仅二十六岁的我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    康奈尔离开去忙他的事了，格鲁伯曼一边讲电话，一边从隔壁办公室探头向我点头打招呼，史密斯逛过来说：“改天一起喝一杯吧！”还有一位负责研究大型电脑公司的乔纳森·弗兰姆走进来问我知不知道IBM主机电脑中使用的发射极耦合逻辑，我知道，但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他就走出去了。接着，柯特·莫纳什（CurtMonash）走进来，一屁股坐在我办公室里的会客椅上，这家伙十二岁就拿到博士学位（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情节），智商超过两百，是华尔街头号软件分析师，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懂错综复杂的软件。我如何得知这些呢？莫纳什亲口告诉我的。我告诉他我写过一些程序，他马上冷淡下来，好像我揭穿了他虚张声势的老虎皮一样——我想我应该是吧。任何你能想到的行业都有专门负责的分析师    早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办公室静悄悄，一颗头探进来：“午餐有约吗？”    “没，”我说。    “那我们走吧！”    他是负责有线电视领域的分析师安德鲁·沃利奇（AndrewWallach），他带我到这栋大楼楼下餐厅，吃了一块不怎么新鲜的火鸡三明治后，他说：“我希望你用‘安迪（Andy）’这个名字，因为大家叫我‘安德鲁’。”    “没问题，因为……”    “我当分析师约一年了，情况还好，其实该说相当好，好处不少，可以遇见一些有趣的人，这份工作不轻松，不过，话说回来，哪份工作轻松呢？”这家伙说个不停，最后结论是：“其实，我想这份工作只是个跳板啦！”    我当华尔街分析师还不到四小时，根本都还搞不清楚分析师做些什么，这家伙竟然告诉我它是个跳板，呵！    “嗯，很高兴认识你，安德鲁。”    回到办公室，康奈尔走上前：“你上哪儿去了？”    “我和那位安德鲁什么的一起吃午餐，聊到跳板什么的。”    “别听他的。我们去见其它人。”    第一个去见的是研究部主任玛戈·亚历山大（MargoAlexander），其实，她才是我的上司，她是华尔街职位最高的女性之一，“你不介意上司是女性吧？”康奈尔先问我。    “不会，”其实，我心想我不习惯有任何上司，不过，我没说出口。    玛戈人挺好的，她曾经是零售业分析师，负责西尔斯百货、Gap服饰之类的公司。她欢迎我加入她的部门团队，重申我的工作是预测未来，只需要有51％的时候做出正确预测就行了，并祝我好运，“你会需要好运的”——我想我离开她办公室时，听到她这么说。    我们绕了研究部一圈，和石油业分析师、汽车业分析师、保险业分析师、饮料容器业分析师、银行业分析师……打招呼，任何你能想到的行业都有专门负责的分析师。    转过一个角落，那头的喧哗声愈来愈大，最后，我们进入交易大厅，像篮球场般那么大的空间里挤了数百人，有的在讲电话，有的在奔跑，大声叫喊数字、代号、名称。康奈尔凑过来对我大声说道：“现在很安静，才下午两点，等接近四点钟收盘时，就会热闹起来。”我见到了两位营业部领导人，一位是主持晨会的汤姆·麦克德莫特（TomMcDermott），另一位是超级营业员约翰·凯莱赫（JohnKelleher），不过，提醒你，我还搞不清楚这些头衔代表什么意思。我和罗贝尔·约翰逊（RobelJohnson）简短地握握手，他是上市股票交易员，专门经手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交易的股票买卖，这我倒是听过。我也和场外交易（over－the－counter）柜台的一些人挥手打招呼，这些人负责的是什么“纳斯达克证券市场”（NASDAQ）的交易。我想，我得找天好好弄清楚这些人在做什么事。    人事部门那位名叫坎蒂的女士问我参加什么课程计划，其实她没问错，进入华尔街工作的人大多数都是刚踏出大学或商学院大门的毕业生，他们先进入训练课程计划，在各个部门历练一番，例如营业部门、交易部门、套利部门、银行业务部门，或零售部门，直到某个部门有人相中他们，要他们留在那个部门。也有人完成了训练课程后直接填补空缺，通常是营业部门。这些训练是了解整个体系运作情况的绝佳入门课程。    我可没有这么幸运，我是分析师，自生自灭，一切得靠自己摸索。第一周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整理自己的档案，并观察格鲁伯曼、史密斯、弗兰姆、甚至那个小大人莫纳什在做些什么，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讲电话。    康奈尔在星期三早上走进我办公室：“下星期一一大早，我们要去加州，有问题吗？”    “没。”    “很好，只带随身携带的东西，不要带任何行李。”    “OK。”我只要行李背包就够了。 51％的准确度（4）　    飞往洛杉矶    星期一早上七点，我和康奈尔在肯尼迪机场美国航空公司柜台碰头，要飞往洛杉矶。康奈尔手臂下夹的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投资者商业日报》（InvestorsBusinessDaily），我拿的是《体育新闻》（SportsNews）杂志，嘿，现在是棒球热季，我总有自己的优先偏好吧！是，这过不了多久就会改变了！    所幸，康奈尔也是个运动迷，我们在飞机上聊棒球，直到飞过爱荷华州上空后，他开始翻阅他的报纸，不过，他并没有阅读哪一条新闻，只是专注在满是获利数字的那一页，摇着他的头，嘴里咕哝“该买进”、“没道理”、“他们在撒谎”之类的话。    终于，他放下报纸，看着我，深吸口气，开始说他的故事。原来，康奈尔和我一样，拥有技术背景，读的是工程科系，误打误撞进入一家小型券商怀特威尔德（WhiteWeld）当研究分析师，在那里和本·罗森（BenRosen）做同事，在七十年代电脑开始成为热门产业时，罗森是位杰出的技术分析师。康奈尔在华尔街当了十年的顶尖电器产业分析师    （就是负责研究通用电气之类的公司），已经炉火纯青到闭着眼睛都能做分析工作的境界，后来，他厌倦了单调的研究工作，接受为潘恩·韦伯建构技术研究团队的挑战。康奈尔告诉我，他在我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影子，在很多方面，我就像当年的他（唯独没有他那深沉洪亮的声音吧，我想），他说，华尔街是场竞赛游戏，特别是研究工作，他会把他制胜的功夫传授给我。    我问了些问题，主要是此行要去哪里，康奈尔说，我们在洛杉矶短暂停留，造访一家公司（康奈尔个人投资持股的公司），然后将转往旧金山和硅谷，参加几场分析师拜访会议。在艾波罗哥餐厅（ElPolloLoco）用过午餐后，我即将展开分析师生涯的第一次公司拜访，奇怪的是，这家公司是牛奶制造商一流努森公司（Foremost－Knudsen），康奈尔解释，我们要拜访的是一家营业收入高达数十亿美元、但股票市值却不到一亿美元的公司。“我们很少有来自华尔街的访客”，一流努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虚应的微笑中低声咕哝，我们参观了工厂，品尝了一盒冰冻酸奶酪，几小时后，我终于拼凑出完整的故事。    这家公司的乳制品营业收入高达数十亿美元，但是，97％的收益转身付给生产牛奶的牧农，只剩下3％是公司的，这么低利润的事业，实在是惨淡经营。康奈尔手上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显然是“错误的长期投资”，我想，我们在前往洛杉矶机场搭机转赴旧金山的路上，他已经认知到这个事实。    嘿，这是我的分析师生涯中学到的第一课，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营业收入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利与利润。    拜会苹果和英特尔    这对我来说是很棒的热身运动，那晚，我们从旧金山机场开车前往帕罗阿托，住进闻名全球的利克斯凯悦饭店（Rickey‘sHyattHotel），我很确定这家饭店兴建于硅谷黄金时代开始之前，我的房间里有一幅感觉像是风洞的草图。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动身前往苹果电脑公司参加分析师拜访会议。我们比预定时间提早几分钟了到达，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在一间相当小的会议室后排座椅上，几分钟后，苹果电脑公司的人员走进房间，被创办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请来拯救苹果电脑的百事可乐前任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卡利走过来和康奈尔还有我打招呼，康奈尔向他介绍：“嗨，我是罗伯·康奈尔，这位是安迪·凯斯勒。”我想，我们聊到了股票市场、苹果电脑股价下跌，以及IBM新的个人电脑事业部门。    会议一开始，斯卡利先概述苹果电脑公司的前景、新产品和财务境况，我囫囵吞枣一番。接着是发问时间，有些分析师提出关于税负的无聊问题，有一位名叫米歇尔·普雷斯顿（MichelePreston）的分析师问了一个很简单的软件问题。斯卡利指向康奈尔，问道：“康奈尔，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康奈尔先对我露出一个不自然的微笑后，用他那深沉洪亮的声音问道：“斯卡利，能不能请你谈谈苹果电脑公司的管理团队？”    斯卡利看起来似乎有点激动不安，然后开始谈到最近苹果电脑里不同团体之间的问题与对立，以及公司如何聘请他来经营，末了，他语出惊人：“我必须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经营公司，我必须领导公司，因此，乔布斯在苹果电脑公司已无置喙之地。”这段话引起在座人员一阵骚动。    接下来，还有人问到苹果电脑未来的产品方向和麦金塔（Mac）操作系统的授权问题等，斯卡利指示该公司负责这些领域的主管让－刘易斯·盖西（Jean－LouisGassee）回答，这位法国籍主管假装略过他们的策略，甚至伪装很蹩脚的英语能力，根本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会议就此结束，但苹果电脑的管理团队仍然在现场走动、打招呼，我虽想再问那位盖西先生一些关于产品的问题，例如他们使用哪种芯片，但他站在远远的角落，老是耸耸肩、尽最大能力模仿“克劳塞亚探长”（InspectorClouseau）用伪装的蹩脚英语不断地说：“我不知道。”    斯卡利那句“乔布斯已无置喙之地”在第二天早上登上了每家报纸的头版。康奈尔和我继续拜访了几家公司，并参加英特尔的分析师会议，我见到英特尔的三位创办人——高登·摩尔（GorgonMoore）、安迪·葛洛夫（AndyGrove）和鲍伯·诺伊斯（BobNoyce）。我也结识了在接下来十年像恶梦般围绕我周围的人物，他们是华尔街其它半导体分析师，也是我的竞争者，包括柯文证券公司（Cowen）的艾伦·里普尔（AlanRieper）、美林证券的汤姆·库拉克（TomKurlak）、美邦证券（SmithBarney）的吉姆·巴拉格（JimBarlage）。康奈尔告诉我：“这些是敌人，这些是全美顶级的机构投资人分析师。要不惜一切代价击败他们。”这些人在我眼中像是一群性情乖戾的老人。    英特尔没有什么好消息可说，自一九八四年的个人电脑市场繁荣后，芯片业务已经吃紧，价格很糟糕，内存芯片领域出现许多新竞争者，主要是来自日本的厂商；IBM仍然向英特尔采购，但可以立即转向其它供货商。这些家伙诚实得可以，没有人像乔布斯那样被踢出门，因此，英特尔当时的情景展望令人失望。英特尔有一位专门负责投资人关系的主任吉姆·贾勒特（JimJarret），工作就是和投资人打交道，是先头侦察兵，我们交换了名片，他祝我好运，我想，我听到他低声说了一句：“你将会需要好运的。” 凶猛的食人鱼（1）　    回到纽约，我开始思索如何当个分析师。我们决定，我撰写的第一家公司研究报告将是上一周拜访过的巨积公司（LSILogic），这家公司不久前刚公开上市，华尔街迄今还没有分析师弄清楚它的产品“门阵列”（gatearrays）是什么，我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对这种可量身定制的芯片稍有研究，因此，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向投资人解释到底什么是“门阵列”，以及是否该买进这家公司股票。    对我来说，技术的东西很容易，康奈尔总是提醒我要保持在技术的前沿，因为投资人付钱就是要我做这些事。可是，我需要财务分析报告和华尔街行话的速成课，我还不会说“共识”、“特定时间内的最高成交价”、“敲定”、“目标价格”、“华尔街休市”、“重申我们的建议”等字眼，不过，我很快就会开始使用这些词汇了。    整个八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准备第一份研究报告，这段期间，我有时也和格鲁伯曼及史密斯相处，只是坐在他们的办公室，听他们讲电话，不过，我仍然不是很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获利预测    “康奈尔，你如何知道某支股票是否值得买进？”    “啊，我们终于要谈股市’基本的两性知识‘啦！”    “你认为我应付得来吗？”    “我们曾经谈到获利，对吧？”康奈尔继续说：“嗯，某支股票的价值就是它未来获利的总和。”    “就这样？”    “好吧，其实是稍微复杂些啦。明年赚的钱不如今年赚的钱有价值，你知道嘛，就是通货膨胀率之类的东西造成的，你必须先把未来的获利折现，再把它们加总起来。”    “这有道理，但你如何把那些获利折现呢？”    “使用贴现率。”    “好极了，所以，有公式可套用啰，这我喜欢，我会数学。贴现率是多少？”    “不一定，视情况而定。”康奈尔说。    “啊，视什么情况而定？”我问。    “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利率、风险。”    “《华尔街日报》上有这个数字吗？”我问。    “那未免太容易了。”    “那到底贴现率是多少？”    “没人知道，这就是华尔街神秘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一家公司未来的获利，也没有一定的贴现率，大家都是自行猜测，因此，股票的市值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没有？”我问。    “没，谁的数字准，拿不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得看基本面的原因，你对股市的唯一贡献就是你对公司的获利预测，这就是投资人想知道的东西。通常，所有人看的就是公司今年和明年的获利，这是市场的存续期（duration）——一年半、或至多两年，就只有那些数字会影响获利总和。”    “通常？”我问    “嗯，在不景气时，没有人会看一季、甚至一个月以后的东西，没有人相信一季或一个月以后的预测值，这时候，股票值多少钱就看公司有多少现金而定，而不是公司未来可能赚多少钱，那没什么准头。反过来说，有时候，市场的存续期会更长。”    “什么意思呢？”我渐渐有些概念了，不过，理解速度还很慢。    “比较长的存续期就是说，大家看这家公司未来五年会赚多少钱来决定其股票价值。”    “如何知道存续期是多长？”    “永远没人知道，各凭感觉，有时候，你可以从本益比中看出。”    “什么？什么’比‘？”    “本益比，就是价格和获利的比率，”康奈尔说：“把现在的股价除以公司的每股盈余，就可以得出本益比。通常，本益比愈高，代表存续期愈长，但并非一定如此。”    “这真是怪异的行业。”    “胜过挖沟渠的粗重工作啦！” 凶猛的食人鱼（2）　    扳倒四分卫    八月初一个周四下午，玛戈为整个研究团队举办了一次户外活动，在她位于汉普敦的住家，她的房子隔一条马路正对着一处僻静的海滩，景色非常优美，有绵延的草坪，还有一座棒得可以获奖的花园。不到半小时后，我们就在草坪上展开一场美式橄榄球赛，有几次，球丢进了花园，我还记得当时玛戈脸上心疼的表情。    啤酒下肚后，球赛战况愈加激烈。有个留着漂亮八字胡、我从未见过的矮胖家伙，是另一队的四分卫，我发现他显然没法把球丢出，于是，我数了五秒钟后，冲出去扳倒他。“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我以为他想自我介绍。    “安迪·凯斯勒。”    “很好，凯斯勒，你被开除了。”他哈哈大笑。    我回到我们这队，问格鲁伯曼：“格鲁伯曼，那胖白痴是谁？”    格鲁伯曼抓住我的脖子，把我甩到地上，跳到我身上，叫我闭嘴，“他是艾迪·克希纳（EdKerschner）”，格鲁伯曼说。    “那又怎样？”    “他是投资策略师，他真的可以把你开除，”格鲁伯曼说。    “可是，我从没见过这家伙。”    “闭上你的臭嘴，就把他当成是巴特·斯塔尔（BartStarr）。”    哇！我才刚任新职两个月，就得知我可能会因为抢了某个狂妄家伙的镜头而被开除！    晨会    我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就了解了整个关于研究和分析师的事情，我发现了机构投资人销售团队的晨会，这些家伙负责拜访银行、养老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等机构，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星期一早上则是八点，好让像克希纳那种举足轻重的策略师也参加会议，发表高论），这支销售团队聚集在会议室听许多电话，先是来自交易员的意见，说明他们当天的买卖重点何在，跟着是分析师谈对个股有无买卖建议及对各公司的获利预测有无改变，或只是提供一些更新了的信息。    这是分析师最重要的舞台，机构投资人的交易量很大，是非常重要的客户，所谓的资产证券（equity）指的是股票，至于债券部门则有专门的另外一楼层供债券交易员、营业员，以及少数几位债券分析师等共同使用。晨会桌上有多只麦克风，因为会议得向全美及全世界各地分公司广播，会议室里可能只有一百人参加，但却有从威斯康星州希伯根市（Sheboygan）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等各地分公司的数千人在听你的分析，你若在晨会室把事情做对了，就等于是把你的工作做对了，这是通往外面世界之门。    只要从肢体语言就可以明显观察出哪些分析师受欢迎、哪些不受欢迎，譬如，看看主持晨会的麦克德莫特把麦克风交给这位分析师使用的时间长短，就可以知道他红不红；还有，你看某位分析师在发表意见时，在座的其它人是在做笔记抑或看《华尔街日报》，就可以知道他的意见受不受重视。我很快就发现，四十五位分析师中大约只有五位称得上是好分析师。    猴子分析师    那么，当分析师需要什么条件呢？    先从基本的看起，首先，分析师职务根本没有任何资格条件，我总认为，猴子也能做这个工作，而且，确实有许多分析师是猴子。分析师训练课程极少，因此，没有明显的方法、渠道可获得分析师工作，大多数分析师都是误打误撞进入这行的，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今天，大多数分析师获得这份工作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一）告诉面试官，他们真的很聪明，并用一流商学院的MBA学位证书来证明；（二）是现任分析师的助理；或是（三）对所负责的产业有实际经验，因此懂得此产业的东西。其中，第三种情形最少见，但没有哪一种途径优于其它途径，因为不论是循上述哪一种途径当上分析师，都可能变成优秀分析师或差劲分析师。    证券公司成立研究部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客户挑选可能上涨的股票，避开可能下跌的股票，就是这么简单。当然，就像所有立意良好的东西一样，历经多年，这个使命与目的早已经不再居于首位了，今天，尽管它对投资人仍然重要，但是，选股早已经变成分析师最不重要的任务之一了。    1970年代末期，一位名叫巴顿·毕格斯（BartonBiggs）的家伙在摩根士丹利组成了首支一流分析师团队，阵容包括康奈尔曾经共事过的顶尖技术分析师罗森，他后来创办了康柏电脑公司；还有负责研究主机型电脑产业的乌尔里奇·韦尔（UlrichWeil），以及负责其它各产业的顶尖分析师。毕格斯付给这些分析师天文数字般的待遇，据谣传是六位数字，那时的华尔街生意还不繁忙呢！别忘了，当时还没有电脑程序计算软件可用，分析师要制做出预测公司获利的模型，得使用许多图表文件、铅笔、橡皮擦。    华尔街绝大多数大型证券公司雇用分析师负责研究所有重要产业——石油、化学、运输、电脑、饮料等等，和标准普尔（S&P）加权指数所涵盖的产业十分接近。在七十年代，在毕格斯的带头成立顶尖分析师团队后，《机构投资人》杂志（InstitutionalInvestor）推出一项诡异的“全美研究分析师票选”，在每年5月把选票寄给买方——就是像富达、JP摩根银行这类购买证券公司研究报告、支付经纪费用的投资机构；卖方指的就是华尔街、摩根士丹利、美林证券等销售研究与其它服务的券商。《机构投资人》请那些投资机构选出每个产业的前三名分析师，此票选活动完全是自愿性质，许多机构投资人收到选票就直接扔进垃圾桶，也有人很重视，你不知道到底谁投了票、谁没有投票。    票选结果刊登于10月号的《机构投资人》杂志上，按产业划分分析师排行榜，入选此排名（简称“I.I.排名”）可说是华尔街分析师的圣杯，大型券商最爱吹嘘他们拥有排名很高的研究部门，你瞧，大多数券商研究部门开始争相聘用入选“I.I.排名”的分析师。从入选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承受极大压力，你必须继续入选排名，否则就“完蛋了”。不论供需如何，优秀分析师——或者，应该说是入选排名的分析师，行情会不断上涨。 凶猛的食人鱼（3）　    第一份有我名字的报告    实在很难搞懂这些东西。不过，既然是客户投票，那我们就去见见一些客户吧。我把关于巨积公司的研究报告写好了，原本，我给予这支股票正面评价，虽然我并不是很清楚给予正面评价代表什么意义。就在报告出炉前一周，巨积公司股价上涨了20％，康奈尔和我决定最好还是不要火上加油，因此决定把这支股票评为“持股观望”（Hold）——就是说我们喜欢它，但喜欢程度还不足以高到推荐投资人加码买进。不幸的是，这份报告的编辑出了个差错，报告封面上的评等虽改为“持股观望”，但在内文的第一段里却建议“买进”（Buy）。这等于是模棱两可、两面下注。    不消说，当然是没有人在乎我的报告，我是个没有经验、没有任何纪录的菜鸟。我必须在晨会里解释这份封面评等为“持股观望”的报告，许多营业员的眼珠子不停转动，根本不专心听我的解说，只有少数几个人做笔记，那是个乏味的会议，不过，当时是一九八五年十月，这是我进入华尔街后撰写的第一份报告，上头有我的名字。    当时，芯片产业的境况糟透了，一九八三和八四年的产业繁荣造成产能过度扩张、存货过剩，价格跌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日本人采取行动，加快产出更多内存芯片，卖更低价格，便宜到可能低于成本水平。    康奈尔曾经告诉我，分析师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完全沉浸、埋首于自己所负责的产业里，你必须彻底了解每家公司——产品、服务、管理、问题、怪癖、八卦消息、和公司有关的东西。你得进行公司拜访，参加研讨会，参观贸易展，阅读产业报告与信息，搜集与消化所有东西。这样，你才能对产业的基本面做出合理判断，得出如何投资于这一产业的具体策略，再根据所得知识，推荐买进或避开哪些股票。听起来很简单，是吧？我总是不停地烦扰康奈尔，要他告诉我如何决定推荐买进某支股票，他总是一再告诉我，和股票目前的价格几乎无关，必须看产业和公司基本面，未来境况是否会更好？预期获利是否会增加？有没有强劲的复苏迹象？我们愈是详细检视产业，愈是肯定芯片产业在这些问题上的答案是：不可能！    建议卖出    我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出炉后，康奈尔带我去会见玛戈——我真正的顶头上司，会面气氛相当友好，他们恭喜我写出第一份报告，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打算如何进入“I.I.排名”？我的话不多，康奈尔向玛戈解释，芯片业近期将会有比较好的消息，订单情况将会改善，但这些只是假性的复苏，这个产业的股票将会遭到宰杀，我们打算在第二天早上的晨会里建议投资人卖出手上所持股票。会议结束、离开玛戈的办公室时，她并没有祝我们“好运”，我确信听到她说：“我希望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确定康奈尔如何知道芯片业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也许，他根本不知道，也许，我只是个可牺牲的小卒，就在华尔街都推荐买进时，与众不同地喊卖自有其道理。第二天早上，距离我做出乏味的“持股观望”建议一周后，我在晨会上做出“卖出”建议。那天是万圣节，许多家伙穿着特别的服装，我没有使用非常严肃的口吻，仍然有一些营业员的眼珠子转动，但大家大概都认为这“卖出”建议是认真的，因此，每个人都做笔记，然后打电话给他们的客户。    现在，我有话对投资人说了，我很快地说明我的建议理由，市场上买进芯片的是经销商，不是终端使用者，IBM有长达一年的库存，市场价格很糟糕，日本厂商以低价攻掠市场占有率，虽然无法证明，但一切迹象都很明显。嘿，我有我的见解，而且，我很坚持。    征服食人鱼    第二天，康奈尔带着一脸怪表情走进我办公室，说：“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怎样？”    “嗯，有一个重要客户想见你，堪萨斯市的沃德尔与里德金融公司（WaddellandRead）的汉克·赫曼（HankHermann），你明天就启程。”    “坏消息呢？”    就在此时，格鲁伯曼走进来，笑着插话：“人称赫曼是’食人鱼‘，每个去他办公室的分析师都会被他嚼碎后吐掉，他的办公室是食人鱼水族箱，你死定了。”    好极了，我的第一个客户拜会是飞到堪萨斯市去被人踢屁股，那将是炼狱般的考验。那天一整天，整个研究部门的所有同事都来看看我，大概当是我第二天被食人鱼吃掉之前的“最后凭吊”，沃利奇甚至还来提醒我：这次经验只是以后其他事情的踏脚石而已。    第二天，负责中西部的营业员和我在机场碰头，在开车前往客户公司途中，他开玩笑说堪萨斯市的建筑物像是早期的美国仓库，这些玩笑话并不能使我放松，我开始冒汗。    我们走进赫曼那洞穴般的办公室，在一栋看起来像仓库的建物里。我开始说明我的观点——芯片业现在的复苏其实只是经销商买进，不是终端使用者需求造成的……赫曼静静地坐着聆听，做些笔记，等我结束说明。接着，他很冷静地告诉我，他喜欢我的研究报告和我的“卖出”建议，他说，我的预测也许不见得正确，但要做出“卖出”的建议必须有很大的勇气，所以他想见见我。接着，他又询问我的资历背景，就这样而已。我的脸上大概露出“就这样吗？”的怀疑表情，于是，他露出稍微“凶恶”的神情，再问我一些比较难的问题，我想我处理得还不错，赫曼便感谢我大老远跑一趟堪萨斯市，并告诉和我一同前往的营业员，他对我的解说很满意。    我现在不再是未见世面的“处女”分析师了，第一次的客户拜访“一点也不痛”，不过，我很快就会尝到苦头了。    我能“应付”赫曼的口碑传出去后，电话开始不断进来，安排我和客户会面，康奈尔要我慢慢来，赫曼的友善只是我的侥幸，他说我应该先到“边远地区”（不重要的客户）磨练自己，然后才去见比较重要的客户。    史蒂夫·艾礼（SteveAlly）是芝加哥地区一位资浅营业员，刚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没多久，是该校赢得全美冠军的曲棍球队明星球员、当地的英雄人物。他希望我能在他于威斯康星州阿普顿（Appleton）主持的一场晚餐中发表分析，我查询地图，仍然找不到地点，所以，我想，这应该符合康奈尔所谓的“边远地区”了吧。    我飞往芝加哥，在机场买的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还有《体育新闻》杂志。我和艾礼在芝加哥的办公室碰头，下午出发前往阿普顿，他新入行，希望有个好开始。这趟旅程挺有趣，艾礼告诉我：“你一定要坐在代表尼纳第一银行（FirstbankofNeenah）出席的那位家伙旁边，去年，他们的基金是全美最佳的几个基金之一。”    我遵照史密斯的指示做了，并得知威斯康星州尼纳镇是尼纳铸造厂的所在地，据说这是一家全球顶尖的市区铸造物制造商，“那是什么东西？”我问。    “哦，是下水道出入孔盖。”    从此，我每踏经一个下水道出入孔盖，就留意查看一下，果然，他们全都是尼纳出产。晚餐结束离开时，艾礼告诉我，我的分析非常好，他认为我在这行前途无量。事实证明，他本身也是前途无量。 凶猛的食人鱼（4）　    竞争异常激烈的产业    接下来的日子可糟了，我建议卖出的股票不但没跌，反而开始上涨，不断上涨，不过，我不在乎，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我开始和交易员打交道，想了解为何那些股票会上涨，负责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股票的大宗交易员约翰逊告诉我，那是因为买进的人比卖出的人多。没搞错吧？有个家伙在过去一个月，天天买进德州仪器的股票，因为没有人卖出，市场上没有供给，德州仪器的股价天天上涨1％到1.5％。    股市开盘的每一天，分析师都会被评断对或错，若你建议卖出，股价当天早上却上涨，你就是错了，有人可能会因为你的建议而等待、卖出更多；更糟的是，若你建议买进，但股价下跌，你可就是个笨蛋了。这种日子压力真大，若有人告诉你分析师的工作没什么压力，那是百分之百的谎话，千万别相信。    晨会的气氛变得很焦躁，主持会议的麦克德莫特喜欢我的分析，不断叫我发表意见，一位负责纽约大资金客户的资深营业员欧礼·科恩（OllieCowan）则是严厉地质疑了我许多问题，大概这些也都是客户对他咆哮的问题吧。有一天，他在晨会中情绪失控，对着那开着的麦克风就开始对我怒吼：“你说的那些蠢股票做的是商品生意，谁都知道商品价格低时，本益比就无限高，商品价格高时，本益比就低。你根本彻头彻尾错了，都是你搞砸了！”    我当时太嫩了，无法知道他这番说词到底对还是不对，他说芯片是商品，这点没错，本益比无限高代表此公司亏钱，所以分母（每股盈余）是零，任何数字除以零，当然是无限大。因此，科恩的意思是：任何产品为商品的股票，当该公司亏钱、没人要它的股票时，就应该买进；当该公司很赚钱而造成本益比极低时，就应该卖出。有些投资人可能在公司赚钱时认为股票很便宜、本益比很低，因此动心而买进，但聪明的投资人反而卖出，他们认为商品化的产品必然会呈现景气周期循环，获利不会持久。但这番见解对我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我的建议已经做出，太迟了，不能改了。我还是继续拜访客户，足迹遍及波士顿、德州、费城、巴尔的摩、旧金山、芝加哥、明尼亚波利。    有一趟营销之旅是去德州，最后一个下午会议，我的客户不停地看表，因为他五点半有晚餐约会，他夸耀地表示，对方是“I.I.排名”中煤矿业排名第三的分析师。结果，我们要去的是同一家餐厅，因此，我和他一同前往，也顺便和这位来自美林证券、排名全美第三的煤业分析师打招呼。这位分析师人非常友善，但和我一样，是初生之犊，竟然已经荣登“I.I.排名”，这令我既惊讶、又沮丧，因为在我负责的半导体产业，分析师多如过江之鲫，能够排名第三，那可就抢手了。第二天回到纽约的办公室，我查了一下，呵，华尔街总共就只有三位煤业分析师。    分析师有三类    根据我的观察，分析师有三类：（一）在所负责的产业中认识业界中人；（二）对所负责的产业有所了解；（三）既不认识所负责的产业人士，对产业本身也一无所知。许多分析师认识产业界的人，可能是他们经常社交往来的公司首席执行官，或是提供他们信息的公司首席财务官，我谁也不认识，充其量只认识负责和投资人打交道的主任，例如吉姆·贾勒特，不过，大家都认识他，因为那是他的工作。    我想我属于第二类，因为我了解我负责的产业，虽然，德州仪器的股价比我认为合理的水平高，但我的观点不无道理。我是过了好久才明白，大多数分析师属于第三类，当了分析师后才一路结识产业人士并钻研产业知识的。    不过，我的发迹地还是在晨会里的分析——这要归功于经销商需求造成的景气复苏、IBM有许多库存等等。    格鲁伯曼则是兼跨两大类别，他曾经在AT&T工作，显然对产业有所了解，非常清楚管制松绑、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电信业竞争形势等所有东西；另一方面，他在AT&T也有很多老朋友，也从不汗颜告诉其它人，他在AT&T人面很广。这是他的优势，不是唯一的优势，但却是很大的优势。    格鲁伯曼对AT&T的获利预测神准，简直近乎毫厘不差，他要不就是极聪明，要不就是有信息渠道。通常，在AT&T公布获利的一星期前，格鲁伯曼就开始在办公室、电话上、大厅、走廊上耳语私言，显然有渠道消息，然后，他会在晨会上提出几近准确的预估获利数字，每位营业员会立刻打电话给资产组合经理人和客户，股价也随之上涨或下跌，华尔街随着这些预测起舞。    不过，这样没什么好玩的，比较聪明的做法是大宗交易员准备好资金，随格鲁伯曼的预测伺机而动，若他的预估数字比华尔街其它分析师的预估数字好，交易员可能会想买进，但最好还不要明目张胆、立即动手，这样太明显了，其它人看到交易数字就会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交易员会采取拐弯抹角的方式，买进“看涨期权”（calloptions），卖出“看跌期权”（putoptions），运用金融衍生性商品创造多头部位（longposition）。    管理层没有人抱怨这种安排，因为事关损益，他们的奖金得靠获利，只要不违反规定，就干干净净的，没有问题。    在股市一言九鼎    格鲁伯曼的每季获利预估值愈来愈准确，他在一九八六年初花时间分析一家名为美国电信（U.S.Telecom）的公司，两周后，他预期这家公司（股市的公司代称为UT）将宣布每股获利二十五美分，比一般预期的二十二美分还高，于是，该公司股价开始上升，我观察交易柜台出现此情况一段时间后，决定要进场玩一下。    我以二十五美分买进一些看涨期权，UT目前的股价是45美元，我的买权是以50美元买进的权力，若UT股价上涨到每股55美元，我的投资就能赚40倍。第二星期UT股价真的上涨了，先是涨到每股47美元，再涨至49美元，我的买权也跟着水涨船高，先是涨到2美元，旋即再上升至2.5，我心想，我付了头期款买下位于佛蒙特州的一间滑雪屋，再忍耐一下，再耐心等待更高价格。最后，当UT宣布其获利时，果然是每股盈余25美分，但是，因为其中7美分是处分资产获利，因此，实际上，该公司的营运获利是每股18美分，比华尔街一般预测的22美分还要低，UT股价立即下跌至42美元，我的买权也跌到只剩6.25美分。那天稍晚，我遇见格鲁伯曼，他脸色很难看，坑了一堆机构投资人，更别提像我这样子的笨人。格鲁伯曼问我的看涨期权有没有赚钱，我说：“没，我手上仍然抱着他们。”    “唉，你本来可以卖出、获利了结的，不是吗？”他问。    “嗯……对。”    我是容易受骗的人，那是我最后一次利用季获利预测玩投机。1986年春，美国电信公司被吉悌电信（GTE）收购，由于格鲁伯曼已对它花了一番工夫，如今吉悌电信入主后，他等于有了一条通往这一传统线路电话公司的渠道。    格鲁伯曼是爱自夸的家伙，就许多方面来说，这是分析师的营销工作之一，你要让投资人相信你预测准确，你很重要，是股市里一言九鼎的斧头，一旦人们认为你是股市的斧头，大家都会听你的话，股市会随着你的发言起舞。格鲁伯曼的名气已经大到如果他在晨会中提高对AT&T的获利预测，当天股市开盘后几分钟内，AT&T的股价就会大涨1.25％的程度。这是很令人兴奋陶醉的境界，格鲁伯曼的获利预测太准了，再加上他对电信业的分析，使他成为股市里一言九鼎的斧头。当然，你必须做对，才能保持你的斧头地位。    在无比的压力下，格鲁伯曼的吹牛工夫变得几近无界限，有一次，在收盘后，我们一大伙人聚在班班森餐厅喝啤酒，格鲁伯曼告诉一群交易员，他昨天晚上如何掳获三个女人，一位是客户，另一位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回家后则是他的女友。那些交易员瞪大了羡慕的眼睛，只能“哇！”声此起彼落地惊叹，格鲁伯曼的传奇故事正在崛起中。    我本身也对此感到吃惊，但不久，我想起昨晚我和格鲁伯曼在一起灌啤酒、饶舌闲扯嘛！我把格鲁伯曼拉到一旁，告诉他他昨晚和我在一起，不是猎获三个女人，他直视我的眼睛，说：“我知道，闭嘴！” 凶猛的食人鱼（5）　    大举敲进摩托罗拉股票    我曾经误打误撞地因为预测获利值造成股价快速大波动，那天早上11点，摩托罗拉要公布获利数字，他们通常是在道琼斯通讯社的阔条报价带上发布营业收入和每股盈余，不过，当时，他们正在试验把详细数字和评论放到Compuserve网络上，我从10点45分开始查看Compuserve，但未发现信息。11点刚过一会儿，详细的新闻稿出现在Compuserve上，摩托罗拉的营业收入增长了5％，每股盈余40美分，比华尔街一般预测的32美分还高，我的预估是35美分，是华尔街所有分析师里最高预测值，所以，我高兴极了，跑到交易大厅找大宗交易员约翰逊，对他大喊：40美分！他用那种“瞧你像张冒烟的传真纸”般的表情看我，说：“阔条报价带上还没有出现消息，白痴。”    “别理阔条报价带，Compuserve上面已经公布了，40美分，营业收入增长5％”，我告诉他。    他立刻采取行动，尽他所能地透过交易大厅、其它交易柜台等所有地方大举买入摩托罗拉股票，股价立即跳升1.25％。    有人从约翰逊的交易台那儿转接了一通电话给我，是摩托罗拉负责投资人关系的艾迪·甘姆斯（EdGams），他在电话那头说：“我们听说你们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们的盈利数字，我们还没有公布。”    “甘姆斯，数字已经公布了，在Compuserve上。”我提出答辩。    “那是个错误，我已经删除了Compuserve上的信息，律师要稍后把消息才会公布在阔条报价带上。喂，凯斯勒，你知道的，你们不能根据Compuserve上的信息进行交易啊。”甘姆斯下令。    “嗯，约翰逊，摩托罗拉那边刚刚告诉我，那信息全是个错误，他们说我们不能根据那信息进行交易。”我告诉约翰逊。    我非常确定约翰逊对着我连说了十四次“我X”，他必须出清手中持有的所有摩托罗拉股票，我只听到一部分谈话，类似：“我被套牢了，你接手吧。”现在，华尔街所有其它大宗交易员全都知道摩托罗拉每股获利40美分了，因为约翰逊在大举买进时走漏了消息，现在，他必须把手上持股卖给他们，十分钟后，摩托罗拉终于在广告牌上公布那40美分，接下来上涨的2.5％让半个华尔街吃香喝辣。    我想达到像格鲁伯曼那般的风光境界，不过，我想，我应该开始专注于如何在一年前、而不是五分钟前预测获利数字了。    格鲁伯曼传奇    格鲁伯曼表现愈来愈好，他的传奇故事由此展开。他的股票建议很成功，近期获利预测数字也很准，他变成明星。电话会议是分析师使用的工具之一，在当时的华尔街，这是一项新工具，你宣布召开电话会议，全国各地一百多个投资人拨同一个电话号码接通某位分析师，分析师在电话会议上做出分析，并回答投资人提出的问题。现在，电话会议的使用相当普遍，费用也愈来愈便宜，但在八十年代，那可是相当新的玩意儿。有一次，在电话会议上，有人问到另类的收费公用电话公司，这类独立电信业者钻法令漏洞，在各城市设置伪装的电话亭和收费公用电话，收取过高费率。    格鲁伯曼忠实地回答问题：“他们是一群向合法电信业者偷窃的骗子。”    格鲁伯曼这话其实说得并没错，但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显然手中持有那些另类收费公用电话公司的股票，他听到格鲁伯曼的回答怒不可遏，对格鲁伯曼怒吼，并挂上电话会议的联机，打电话怒骂玛戈，接着又打电话给潘恩·韦伯的首席执行官唐·马龙（DonMarron），大概也怒骂了马龙的秘书。玛戈亲自下楼问格鲁伯曼：“他们真的是骗子吗？”    格鲁伯曼答道：“对，他们以欺骗手法，设置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公用电话，而且……”    玛戈打断格鲁伯曼：“别担心此事。”    一位替公司赚钱的分析师，公司无论如何都会保护他，客户可以尽情怒骂。那天，我学到华尔街的绝佳箴言，格鲁伯曼问我：“买方和卖方有何不同？如果你是买方，你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前，骂对方混蛋。”    格鲁伯曼采取了补救措施，他和那位投资人见面，听他叙述，并造访了另类公用电话公司，他们真的采用欺骗上午手法，但是，格鲁伯曼对于靠着“偷窃”AT&T的业务而赚钱这生意起了浓厚的好奇心。从此以后，我注意到一个全新的格鲁伯曼，他不再只满足于AT&T，改而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能打击AT&T的另类电话公司，这最终使他结识伯尼·艾伯斯（BernieEbbers），并受到他的影响，艾伯斯后来靠着纸牌搭的房子聚财，这栋纸牌搭的不牢靠的房子就是世界通讯公司。    还记得我曾经试图做短线投资的美国电信公司吗？我当初应该直接买下它的股票，吉悌电信买下它后，把它变成专营长途电话业务的史普林特（Sprint），几年后，吉悌电信又收购另一家康泰尔（Contel），花了66亿美元，这在1991年可说是相当庞大的金额，此举使得吉悌电信变成全美最大的区域电话公司，同时也是全美第二大无线电话电信业者。吉悌电信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李（CharlesLee）打电话给马龙，告诉他潘恩·韦伯可以作为代表吉悌电信的投资银行参与收购案的谈判，这对潘恩·韦伯来说可是笔大生意，潘恩·韦伯上一次的大客户是灰狗巴士（Greyhoundbus）。李又继续说，潘恩·韦伯要获得这笔生意的唯一前提条件是必须让格鲁伯曼获得拉到这笔生意的酬劳，因为这桩收购案最先是由他提议的。我想，马龙并未考虑多久，这笔生意可让潘恩·韦伯赚到1000万美元左右，而且是净利，让格鲁伯曼赚些佣金是没问题的，马龙支付给格鲁伯曼的酬劳让他得以重新装潢位于汉普顿的房子，格鲁伯曼的收入与地位终于跃居最高级。    自肥的首席执行官    马龙并非华尔街最受喜爱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发迹地是一家小型的米赫资产管理公司，以此公司为跳板而进入潘恩·韦伯，此外，他也在把供应经济数据业务的数据资源公司（DataResourceInc.，简称DRI）卖给麦格罗－希尔（McGraw－Hill）的买卖中大大邀功。这些都没有问题，令潘恩·韦伯里的所有人不爽的是他本人过高的酬劳与待遇、庞大红利、股票期权和限制股（restrictedshares），很显然地，这家伙毫不客气地自肥。其实，我对此并没什么感觉，真正令我及公司内许多人不解的是，他把他的许多钱花在艺术品上，大件、劣等、丑陋的现代艺术品。    杰伊·麦克伦尼（JayMcInerney）的著作《光彩夺目大城市》（BrightLights，BigCity）出版于当时，书中有句话说得好：“品味就是品味”，好吧，马龙可以有他自己的品味，但是，他把他的艺术品悬挂在潘恩·韦伯的走廊和接待区，几乎所有能悬挂的墙都挂满了。（我有一张安塞尔·亚当斯（AnselAdams）的海报，我把它悬挂在我家浴室里。〕研究部门所有人每天经过接待区时都得看到的一幅作品是紫色的错觉画，里头上下颠倒的人飞向看似拉斯维加的赌场恺撒大殿——如果你瞇着眼睛仔细看的话，真的很像。或许，这正是马龙想隐含传达的信息：我们全都在超现实的、荒诞不经的赌场里工作。 你从事的是娱乐业（1）　    好吧，我承认，我不能把卖出英特尔、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等半导体公司股票的建议失误怪罪到没品味的艺术品上，那些营业员在偷偷嘲笑我，我去拜访的客户都颇为友善，不过，他们大多数都持有这些股票，所以，他们倒是很高兴我的建议是错误的。许多分析师在走廊上遇到我时都会问：“嘿，那卖出建议现在情况如何啊？”    其实，情况并没有那么糟，那些公司股价是上涨了，但涨得不多，当时是牛市，他们的涨幅并没有大于整个股市的涨幅。道琼工业指数每涨100点（在当时的牛市是很常见的情形），玛戈就会买一箱香槟慰劳研究部门。但是，芯片股的股价一直不温不火，一些投资人开始担心情况可能不对劲，而我的竞争者——其它分析师——却还是继续敲边鼓，吶喊：“买进更多！”    我还是继续拜访客户，反正我也没有其他更在行的事。    还有，我终于知道克希纳这家伙是做什么的，他有一个超级的专门系统，他称之为“克希纳-普拉迪拉模型”，普拉迪拉是他以前的经济学教授，他们对买方进行问卷调查，请他们对五百档最大型股票的公司做获利预测。“克希纳-普拉迪拉模型”中的买方预测获利数字其实就是投资人的共识，因此，这个模型知道投资人（买方）的实际预期。接着，他们以成长率及本益比来分类这些股票，并排名这些股票的吸引力。这是个不错的概念，不幸的是，并不管用。    克希纳每星期一都会参加晨会，讲解他的模型，列出他的排名中股票的升降情形，我想，大多数营业员都已经发现这个模型没啥用，只是礼貌性地点头，却不做笔记。在潘恩·韦伯负责交易大厅运作的阿尔特·卡辛（ArtCashin）通常接在克希纳后发言，他述说华尔街发生的趣闻和股票交易情形，前后大约花两分钟，聆听卡辛谈话的人还比较多。    有人（可能是克希纳）提出了一个聪明的点子：负责每个产业的人都该和克希纳会面，这样，他才能告诉这些人他们的看法不正确，他的模型才正确。有一天，格鲁伯曼和我准时在两点去见克希纳，一些研究助理也去了，但是，史密斯和其它分析师都出差去了。克希纳在两点二十分趾高气扬地走进来，一付我们在浪费他的时间的样子，他目光扫视了一下，向到场的所有人说：“人都没到，”然后就转身离去。    “他还是那个胖白痴，格鲁伯曼。”我说。    “是啊，与其说他像巴特斯塔尔，不如说他像索尼·朱尔金森（SonnyJurgenson）或比利·吉尔默（BillyKilmer）”，格鲁伯曼答道，这两位是傲慢的四分卫。    科技产业分析师团队开始一起出差，我们会在某个城市集体亮相，邀请投资人参加科技研究团队午餐会，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经验，史密斯是首席电脑分析师，莫纳什是受尊崇的软件分析师（直到客户亲眼见到他本人为止），格鲁伯曼声名与日俱增。    一起出差    格鲁伯曼是超级的拳击迷，有时，在无聊的午后，他会坐在我办公室里向我述说他以前在费城金手套（GoldenGlove）当拳击手的故事，他说自己打得相当好，直到有一次被对手打扁鼻子而被判输，从此便走下坡路。他重新站起来，很快就发现自己其实真正想当的是证券分析师，不是职业拳击手。    我们经常聊拳击，阿里（Ali）、弗雷塞尔（Frazier）、福尔曼（Foreman）、霍尔姆斯（Holmes）、哈格尔（Hagler）、贺恩斯（Hearns）、苏格·雷·李奥纳多（SugarRayLeonard）、泰森（Tyson）、比格斯（Biggs）。我们还说好了去看一些职业拳击赛，不论它们在哪里举行。    位于明尼亚波利的大联资产管理公司（AllianceManagement）是分析师最棒的驻留之处之一，到达该公司后，他们会把你领到一间会议室，里头有一幅非常大的标语写着：“先说出你的结论，我们会决定要谈什么。”    负责此公司庞大资产组合的艾尔·哈里森（AlHarrison）走进来，坐下，先听你的结论，然后开始向你提出问题，一个比一个精采，就是要使你说出对此产业及各家公司的真正看法。那真的令人筋疲力尽，但是，等会议结束，你要不就是坚持着自己的看法，要不就是得回去重新反省你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些家伙是这一行中最聪明的人，他们的业绩也证明他们是一流的。    有一趟去明尼亚波利，格鲁伯曼、史密斯和我陪同一位客户外出用晚餐，然后前往一家酒吧，避开一场暴风雪。凌晨两点左右，我们返回饭店，在电梯里，一个家伙开始对我们信口开河，叫我们“穿西装的”，然后开始咕哝冰上钓鱼、有的没的。那家伙比我们早一或二楼离开电梯，我必须拉住格鲁伯曼，他已作势要冲向那家伙，格鲁伯曼转身问我：’我是不是应该摆平那家伙或什么的？“我告诉他：“别冲动，格鲁伯曼。” 你从事的是娱乐业（2）　    频频出错    很少人喜欢听到“卖出”的建议，所以，我决定我应该推荐些股票。我一直在研究南加州一家名叫“硅晶系统”（SiliconSystems）的小型公司，造访过几次，和首席执行官卡姆·桑托罗（CarmSantoro）见过面，彻底了解他们的业务与情况，他们生产一种拨号上网所使用的热芯片。我写了一份研究报告，然后，在十二月三十日，当潘恩·韦伯里许多人已经去度假、相当寂静的时候，我在晨会里推荐了这支股票。    该公司股价当天上涨了八分之三个百分点，到达每股九美元，位于巴尔的摩的罗·派斯基金公司（T.RowePrice）的一位资产经理人手上持有硅晶系统公司7％的股份，他打电话谢谢我使得该公司股价上涨八分之三个百分点，我觉得他是在拉我脖子上的链条。一星期后，硅晶系统公司发布新闻稿，说他们将无法达成第四季的预估利润，他们已经算出最后一季营业收入，它无法弥补落后的获利，该公司原本预估会有一些获利，但结果却是大亏损。消息一出，公司股价从九美元掉到六美元。    我是不是历史上智商最低的白痴？那天早上，我有一个早餐会议，因此，我写了一张便条给主持晨会的麦克德莫特，解释为何硅晶系统公司会出现亏损，但仍然重申我的“买进”建议，麦克德莫特看了便条，停了一下，然后说：“欢迎你加入华尔街，凯斯勒。”    所有参加晨会的人，还有全世界各地分公司在聆听此会议的人，全都大笑，除了我。    我进入华尔街分析师这个新工作快要满六个月了，截至目前为止全都出错，现在，我还有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要全部正确，才能达到那“51％的时候做出正确预测”的门坎。    接着，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一九八六年春，芯片股行情开始反转，不只是不再上涨，而是开始下跌，下跌，再下跌，每一家都跌，没人知道为什么。我的所有竞争对手仍在晨会中吶喊“买进”，那真是天大的错误。    克希纳在第二天的晨会中现身，我当初建议卖出的股票之一超微半导体公司（AMD），竟然名列他的选股清单上。他的模型不会骗人，在此模型的获利与成长率预测值更新之前，这支股票就已经开始下跌，所以，现在的三十五美元价格在此模型中就显得很吸引人。我感觉那天早上有许多眼睛瞄向我，我什么话也没说，在接下来六星期，超微的股价一路下滑至每股十六美元。嘿，我又学到了一课：绝对不要相信模型，那些都是垃圾！    扬名立万的关键    虽然，我已经开始在我的股票建议上做出正确判断，但是，我愈来愈相信，这根本不重要。环顾研究部门，我发现，只有极少数分析师永远正确，分析师的工作中比较重要的是让接触你的人留下深刻印象，股票的预测正确与否反而没那么重要。有一次，和摩根银行的资产组合经理人弗雷德·基特尔（FredKittler）会面时，他突然停下来、注视我，说道：“你知道吗，你做的并不是分析师工作，而是娱乐业。”    该死的，听到这样的话可真伤心，但他说的一点也没错。    这行业玩的是那愚蠢的“I.I.票选”，你得想办法进入排名，想办法获得买方的选票。其实，股票预测与建议的正确与否和获得选票这两者间只有微弱的关联，提供优异的投资建议和为公司带来更多生意这两者间也没有什么关联，就算有，也是一些营业员或交易员居功。身为分析师，你唯一能获得认同与声名的途径是进入“I.I.排名”，登上一本无聊杂志每年的十月期。其实，十月是个幸运的时机，因为华尔街在十二月份计算该年度的奖金，你最好在秋季有好表现，二月的好表现可没什么用，因为没有人会记得！    唯一合理的关联是“I.I.排名”和投资银行的生意之间，投资银行想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争取到公开上市承销及其它融资业务，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夸耀你的分析师入选“I.I.排名”，承诺你的分析师会在有正当理由与根据下（总是有正当理由与根据的），写好的研究报告，推荐这家公司，并以分析师的响亮名字来为这家公司背书，这至少值得上额外多五到十分。为了争取到生意，投资银行什么承诺都做得出来，因为公开上市的承销费高达7％，若是已经上市的股票，在一九八六年时的承销费用是每股0.05到0.1美元，因此，分析师已经愈来愈变成投资银行争取生意的诱饵，而不是为公司创造股票交易量。不论如何，关键就是要进入“I.I.排名”。 你从事的是娱乐业（3）　    每个月打一百通电话    分析师要如何进入排名呢？康奈尔为格鲁伯曼、我和其它分析师制订了计划，这是初级营销课，依序排列是：打电话、拜访、写报告，公关，喔，对了，要正确！华尔街几乎每位研究部主任都制定分析师每个月得打一百通电话的方案，在这被深情地冠以“打电话赚钱”的方案下，分析师每个月至少得打电话给前一百名机构客户一次，这可是会被追踪记录、放进数据库里，并且拿来和成果相对照、相联系的。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很怪异的规定，但是，千真万确，这些高薪、条件与能力优秀的产业专家们每个月有一半的工作时间花在打电话给尼纳第一银行之类的客户上，因为有人听说他们会在“I.I.票选活动”中投票。更奇怪的是，这项一个月至少打一百通电话的方案居然管用！我向来讨厌打电话，因为这会占用钻研产业的时间。    下一个营销要求是每年至少得拜访每个客户一次，有时得拜访两次，指的是去到客户办公室，卷起袖子，花45分钟说服他们相信你知道你所讲的东西。有时候你面对的是冷冰冰、硬梆梆的脸孔，但有时也会遇到很棒的对象，例如大联资产管理公司的哈里森。我有一位德州的客户根本就在会议中睡着了，我事后才知道，这位先生已经高龄八十二，而我那天却一劲儿讲个不停。    还有客户怒骂我，把我赶出办公室。我总是更喜欢咄咄逼人的客户，他们会使你保持机警，逼你在和他们会面之前先做好功课。通常，我们一天可能有八到十场一对一的会议，再加上团体早餐、团体午餐和团体晚餐，还有舟车劳顿，整天所有会议与餐会都说千篇一律的东西，由于没有什么时间想任何可说的新东西，长寿的秘诀就是挑个可以谈很久的主题，并在其中找些小变化。    在打电话和拜访等活动之余，另一项费时费力的差事是撰写报告，由于这些研究报告要寄发给数千家客户和公司，制作一定要精良，内容也许更要扎实，但外观精美是必须的。这类报告往往被堆积在买方的邮件收发室里，从未被阅读（这是我一直搞不懂的事），但是，我们仍然得制作适当的研究报告，以证明我们对客户的价值，并争取他们极具影响力的投票。有一位客户的办公室里堆积了六英尺高的研究报告，他说那堆放的位置靠近垃圾桶，等到研究报告堆积得太高时，就会自动倒进垃圾桶里，他还说，垃圾桶就是那些研究报告的“归宿”。这位客户还拨通他的语音信箱给我听（他天天都清除留言，为语音信箱腾出空间），大约在早上十一点左右，他的语音信箱就不能再接收任何留言了，因为里头已经超过一百则留言的上限。    在客户天天接听的这么多营业员的电话、分析师的电话和收到的成堆的研究报告中，要想引起客户的注意，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事，那么，分析师如何在乱哄哄的声音中凸显自己、让客户的注目呢？    答案是：媒体。上媒体能帮助你赢得注目，事实上，这比你打一整天的电话提醒客户你是谁、告诉他们你对他们有多重要还更有帮助。当《华尔街日报》的“华尔街消息”专栏记者打电话给你时，你必须提供给他好东西，否则就不会被引述刊登，当然，有时候，分析师提供一些新颖而且精辟的见解并被引述刊登时，那些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的客户会不高兴，他们会怪罪分析师没有优先提供这个见解给他们。我不只一次被客户责骂：“我既然可以花75美分买《华尔街日报》拜读到你的研究心得，我们干嘛要每年付你公司100万美元的经纪费用？”哎呀，尽管如此，你还是会得到他们的投票。    赢得客户的投票，就会提高分析师的酬劳，嗯，当然不是直接提高你的待遇啦，而是其它想要旗下分析师入选“I.I.排名”的券商会想着把你挖走，分析师的酬劳取决于他的市场行情，抬高身价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多家公司争抢你。    这是个奇怪的体系，更怪的是，几乎与我交谈过的每位分析师都承认他们的酬劳过高（当然是私下说的啦），我们的谈话通常类似如下：“你知道的，若从社会观点来看，我们实在没资格拿这么高的待遇，话虽如此，我还是想让华尔街认为我的酬劳太低。”难怪分析师都这么古怪。    避开“金链”和“双结”    分析师的重心是机构投资人，因为他们付的经纪费用高，他们是客户。但是，我服务的潘恩·韦伯是全美较大的零售券商之一，早期是接受股票经纪人以拍发电报或打电话方式为个人投资者下单的券商。我接到许多烦人的股票经纪人打电话来询问我对这、对那的看法，问为什么英特尔的股价今天会下跌等等，麦克德莫特告诉我：“别理会那些‘金链’（goldchain）和‘双结’（double－knit）的那伙人。”    “谁是‘金链’和‘双结’的那伙人？”    “零售业务，个人投资者，他们只会给你带来麻烦，他们所知有限，不太懂得投资的东西，我换个方式说好了，他们是经常被宰的投资户，个人投资者总是等到股票价格上涨时才会开始追高买进，然后又抱怨股价下跌；或是紧抱着行情好的股票不卖，认为一定还会再涨，等到价格下跌时，又来责怪你。你最好和他们保持距离，若有必要，动用大蒜和十字架来阻挡他们也行。”    结果，这是我在华尔街的生涯中听到的最佳建议之一。 牛市时代（1）　    在华尔街的牛市期间，最有趣的事之一是大量的钱到处砸。潘恩·韦伯就有这样的“优良传统”，股票营业员到班班森或其它昂贵的餐厅，例如四星级的伯纳丁（LeBernadin）法国海鲜餐厅吃晚餐，一群人大肆挥霍（我指的是数千美元），让其中最年轻的人刷信用卡支付，然后再想各种名目向公司请领费用支出，例如假造120趟出租车费或30顿和客户的交际午餐。不知为什么，分析师永远不会是最年轻的一个，因此，我就会去找这种晚餐机会，让他们邀请我参加，因为我们要谈公事。好吧，我们根本不是谈公事，而是八卦谁有多烂，我听到许多分析师被他们批评得一无是处。    有一次在参加过这类晚餐后的第二天，我出差拜访客户，36小时内一路往南走访了维吉尼亚州、北卡罗莱纳州、阿尔特兰大和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等地，分析师把这样的行程称为“谢尔曼将军向海岸挥进”。我在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最高大楼的顶楼为一次午餐做东，有10位客户参加，我是主人，大多数人点了饮料、开胃菜、主餐和甜点。想到昨天晚上和那一群营业员的晚餐花了4000美元，再想想等一下我要付的账单，心中不免有些畏怯。最后，账单来了，总共86美元，我付现金，女服务生根本不懂我为何大笑。    作乐狂欢    玛戈每年都在公司外举办一次只有分析师参加的会议，地点在景色秀丽的纽约州裸麦溪镇（RyeBrook）一处有点破旧的弓木会议活动中心（Arrowwood），会议开始前一天晚上是盛宴晚餐，第二天一整天都是会议、研讨会和其它感觉不错但无用的东西。我第一年参加此会议时，格鲁伯曼和我决定，科技业分析师团队应该在晚餐后来场扑克牌赛，除了史密斯外，我们还邀请了少数几位有趣的分析师，我搜寻一下，找到一间预备在第二天给一些会计师使用的小型会议室。    我们叫了餐饮服务，一位女服务生来接受点餐，我率先点了十二瓶喜力啤酒和四十五份“神风特攻队”（Kamikaze），我向女服务生解释神风特攻队是一种由伏特加、白柑酒和莱姆汁调成的长生不老药，在场所有人都点头。暂时就先点这些吧，‘哦，还要花生米，对了，如果有烤肉口味的洋芋片的话，也请送上来，哦，还有，你们有扑克牌和扑克牌游戏的筹码吗？“    结果，扑克牌游戏玩得太久了，四十五份神风特攻队不够，又多点了几回，整个会议室变得凌乱不堪，灯被打碎了，桌子被掀翻，帘子被移走，地毯也变了颜色，整个会议室被严重破坏，凯斯·摩恩（KeithMoon）和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更好的杰作了，嘿，现在是牛市，我们是摇滚明星呢！    我们只睡了两小时就天亮了，我悄悄走进会议室，坐在后面座位，试图专注聆听会议发言。克希纳到处走动查问，想知道是谁把普华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预备于今天使用的会议室给破坏了，破坏者得负责赔偿。没有人承认，我大概不知道自己已经快被炒鱿鱼了，这次是真的，不过，这不打紧，我很快就会从地球上最愚蠢的白痴摇身一变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家伙。    比别人更早做出预测    到了1986年春天，IBM不再采购芯片，公司库存多得不得了，当产业界人士得知消息时（华尔街并不知道），IBM的股价节节下挫。我此前已经做出预测了，可是，非要等到正式公布产业订单衰减、股价已经跌掉一半，大家才会看清事实。产业界总会有人比华尔街更早知道，身为分析师，你必须比别人更早做出预测，而不是报导已经发生的事实。    我的竞争对手一个接一个地调降这个产业的股票评级，麦克德莫特一周内要我重申两次我们在过去六个月里一直建议客户卖出持股。这些股票并非只是价格下挫而已，而是降低至五年来的最低水平，比1982年时的熊市谷底价格还要低，这真是悲惨，但悲惨的不是我，而是持股者。客户开始回复我的电话，问我股价何时会到谷底，什么因素会止跌反弹？我没有任何线索。    不过，我很开心因为自己预测正确所带来的改变，我接到《华尔街日报》、《巴伦周刊》（Barron’s）、《财富》杂志、《商业周刊》的电话，我几乎不谈任何新东西，并没有太多新东西可说，只是解释股价下挫的原因。曾经激烈指责我彻底错误的营业员科恩也不再指责我了，反而是向我道贺，其它营业员也变得比较尊敬我了，格鲁伯曼来我办公室，说：“你现在红得很呢，别搞砸了。”    通过简单的考试    1986年是奇怪的一年，情况挺顺利的，虽然不像1987年即将出现的喧哗牛市，但市场相当活跃，整个纽约都陷入股票投资热潮。不过，生意并不好做，因为不论你的投资建议有多好，大多数交易热络的股票都是那些接管、融资收购和德崇证券（DrexelBurnham）及其垃圾债券大王麦克尔·密尔肯（MichaelMilken）所操作的股票，我天天都听到这些家伙的名字，而华尔街其它机构则心存敬畏。有一天，我和公司一位营业员及他的客户走在第五大道上，营业员问这位客户为何最近很少在我们公司下单，他回答得真够诚实的：“谁需要你们？德崇证券的营业员每天早上都会打电话告诉我接下来的热门公司，我买进这些公司股票，资产不断增加，我不需要其它人了。”    这些话可真残酷，你对华尔街知道得愈多，就愈感到困惑。不过，当时股市正开始热起来，大家蜂涌而入，追逐牛市。进华尔街工作的人必须参加几种考试，最基本的测验是第七级考试，这样才能成为有执照的代理人。当你通过四、五小时的第七级考试后，你就能向客户推荐股票，并接受客户下单。我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考试，直到后来规定，所有研究人员都必须通过第七级考试，并参加下一级考试。有人发现，美国证监会将改变考试题目，大约一个月后就不会再使用旧试题了。之所以要改变试题，是因为过去的试题中满是枝末细节的题目，例如：    美国证券法第144A条（Rule144A）规定的持股期是    a.三六四天。b.三六五天。c.三六六天。d.永久。e.以上皆是。    坊间有专门针对这种考试开设的课程，但其实只需要找到以前的试题，在考试（周六举行）前一天晚上临时抱佛脚就行了。    华尔街人人都听说试题即将改变，因此，那个5月的周六，曼哈顿挤满参加第七级考试的人，所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大楼和学校都充当考场，总计有两节考试，第一节是早上10点到12点，第二节是下午1点到3点。    史密斯、格鲁伯曼和我被分配到同一间考场，试题和前一晚我读到的旧题一样，只是顺序不同而已，我在11点15分答完，交卷，走出考场时，向史密斯和格鲁伯曼小声说道：“你们两个一定是十足的笨蛋，动作快一点，我肚子饿了。”    不到三十秒，格鲁伯曼交卷，跑出考场，赶上我，我想，大概大家都较着劲儿看谁先交卷吧，不久，史密斯也出来了，我们三人前往布鲁克林大桥下的桥边餐厅（BridgeCafe），就是纽约市长爱德·科克（（EdKoch）最喜欢的纽约餐厅。喝了三杯啤酒后，回到考场参加第二节考试。走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开玩笑说若连这么简单的考试都没过，那可真笨。（直到十五年后我才知道，格鲁伯曼并未通过那天的考试。）    所以，要进入华尔街工作，其实并不难，你可能以为在华尔街工作经手的金额这么大，入行的门槛一定不低，其实，你只需要通过简单的考试就行了。 牛市时代（2）　    被捕丑闻    华尔街在早上最热闹、忙碌，下午经常寂静无聊，能和格鲁伯曼聊的拳击故事也就那么有限，因此，我经常去交易大厅，搬张椅子坐在大宗交易员约翰逊旁边，他多半会向我解释如何运作，但主要是向我和其它所有交易员演示。    一九八六年的一个下午，约翰逊指着他的屏幕，显示他手上持有7万股斯佩里－通用自动计算机公司（SperryUnivac）的股份，这是一家在市场上被IBM宰杀得濒临死亡边缘的电脑公司。那天下午，斯佩里的股价不断向上攀升，先上升1美元，再上升1.5美元，再上升2元，再上升1.75元，再上升2.5元，这应该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约翰逊倒是挺开心。3：59，就在收盘前，他卖出一万股斯佩里公司股份，就这样，股市在四点正收盘，不过，在西岸交易所总是会有一些交易要到四点半才会结束，因此，我继续留在那儿。4：05，交易员们开始向约翰逊叫喊：“磁带上出现斯佩里的消息！”    约翰逊喊出我在交易大厅听过的最大声音，伯罗斯（BurroughsCorporation）和斯佩里两公司合并，比先前的收盘价上涨了12美元，“该死的！我在收盘时卖掉了一部分持股，”约翰逊说道，但在此同时，他脸上也露出灿烂的微笑，绝大多数望向这边的交易员也在笑。在收盘前的大宗交易有点像是某人知道会发生什么的猜谜游戏，这是我自己通过观察得到的印象。    有一天，约翰逊在讲电话，他一脸懦弱羞怯的表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约翰逊，他对着电话那头说：“好，我知道了，我会立刻照办。”    挂断电话，约翰逊脸色苍白地转向我，说：“刚刚跟我讲电话的是伊凡·博斯基（IvanBoesky），他正在出清手上的所有持股。”    “谁？”我问。    “算了。”    三天后，报纸头版显著报导博斯基因为涉及内线交易和以大笔金额贿赂购买信息而被捕，约翰逊离开潘恩·韦伯，转任正陷入麻烦中的基德－皮博迪公司（KidderPeabody），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离职后，接替他职位的是更年轻、更严肃的家伙麦克·洛克伍德（MikeLockwood）。    一个安静的午后，我坐在自己办公室，大概已经打瞌睡了，突然听到隔壁格鲁伯曼办公室传来一阵吵闹声，我听到一连串诅骂：“该死的，狗娘养的，他妈的，狗屎，该死……”，然后是乒乒乓乓。我赶忙跑过去，看到格鲁伯曼的电话机摔成五十几片，散落办公室一地，他已经把书架上的东西全部摔到地上，并开始毁坏办公桌上或靠近他的所有东西。原来是AT&T公布获利26美分，而非他稍早小声预测的28美分。    他跑进我办公室，打断我的电话：“你不知道这将惹上什么大麻烦，这可不是损失轻微、了不起几个小钱的生意，我们的交易柜台是多头，可能至少会损失几百万美元。”结果，我们的交易柜台和洛克伍德在AT&T股价太早波动时，就已经开始清仓了，因此，尽管在比预期来得低的获利数字公布后，AT&T股价受挫，但我们柜台的损失并没那么多。直到今天，我想我大概还没见过有人生气到这种地步。    逆势操作    到了1986年7月，芯片股的大屠杀似乎已经结束了，因此，我没有考虑太多，便做出了唯一合理的事——倒反倒转立场，建议买进英特尔和摩托罗拉。此举当然令所有营业员不高兴，一些营业员告诉我：“在卖出建议当红时，你应该尽量在卖出建议上多榨些油水。”    可我根本听不进去，整个晚上，我匆忙拼凑整理出一些可用来说服大家的理由，把重点放在英特尔和摩托罗拉，强调成本25美元的微处理器芯片，他们可以卖300美元，这是最佳价值定价。我在第二天早上提出我的买进建议，当天股市下跌50点，英特尔和摩托罗拉股价双双下跌。    该死的，我当初的建议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如今大家都对这些公司避之唯恐不及，而现在，我必须想尽办法说服那些客户买进我不久前建议卖出的股票，我总是逆势操作，我认为这才正确。    在我提出买进建议一周后，英特尔宣布获利数字——嗯，其实不是获利，而是亏损一亿美元，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不仅如此，英特尔还关闭一些工厂，结束内存芯片的生产，裁员数千人。在这些情况下，实在很难使人对我的买进建议产生信心，我提出买进建议时，英特尔股价为17.5五美元，一周内股价上涨至18.75美元，在亏损数字宣布后，股价下跌至16美元，而且还继续快速下挫。    我跑去交易柜台，负责英特尔这支股票的场外市场交易员乔伊·帕尔玛（JoeyPalma）是个友善亲切的中年人，已经在华尔街工作了很久，我还没有开始请教他的看法，就注意到他的耳朵上插着五、六根针，难不成是用来镇静神经的针灸？谁晓得呢？我和他不熟，不好意思问他。    “这亏损来得正是时候，”他说。    “是啊，那么多一劳永逸的关厂、裁员……”我接着他的话头。    “不论如何，这自负的傻小子价格正在下跌。”    大概我一脸自负傻小子的难过表情，所以，帕尔玛想安慰我。    “凯斯勒，别担心啦，我已经负责英特尔的交易很多年了。那么多年来，不论它的股价何时下跌，最多只会跌到十五或十六美元左右就止住了，现在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了。”    这番话令我如释重负，好像卸了下来背上一吨重的砖块。现在已经是谷底了，英特尔的重大亏损不至于伤害到我，我的建议终究会奏效的。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研究部接待区那幅像恺撒大殿赌场（Caesar‘sPalace）的迷幻画就像一块二乘四寸的木材般对我当头棒喝！多年来，英特尔的股票拆股了好几次，有一股分成两股，也有两股分成三股，帕尔玛安慰我的话完全只是安慰，所谓谷底价格根本没有什么数学根据，只不过是市场心理记得英特尔向来在15或16美元到达谷底。但情况说不定会更糟。    回到办公室，我心情糟透了，格鲁伯曼把头探进来，丢给我一句更有安慰性的话：“你完蛋了！”    算了吧，工作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还是继续工作吧，一个月打一百通电话。事实最终证明我的预测是正确的，市场（娱乐）继续不断演出，英特尔确实在15.75美元的价位止跌，未来九个月内，它的股价将飙升至每股60美元，公司进行拆股果然自有道理。 牛市时代（3）　    贸易大战    格鲁伯曼的传奇故事继续不断增加，其中一部分故事是有关他的营销工作，这又有一部分和他知道的东西有关，他每一季的获利预测很准，他在AT&T和产业界都有熟识的可以仰仗的人脉关系。最大的基金——富达麦哲伦基金（Fedelity’sMagellenfund）经理人彼得·林奇（PeterLynch）邀请格鲁伯曼前去波士顿，向他请教无线电话产业的问题。格鲁伯曼也有许多晚餐邀约和电话会议，我们经常一起出差，继续以科技团队方式进行营销工作。    格鲁伯曼和我也开始一起去看拳击赛，有时是在纽约举行的小型赛事，有时则是电视转播的拉斯维加斯职业拳击赛，格鲁伯曼通常都会先招待晚餐，一起用餐的还有一些有趣的客人，例如摩根士丹利的电信业分析师、同时也是格鲁伯曼的竞争者艾迪·格林博格（EdGreenberg）、《纽约时报》的记者凯尔文·西姆斯（CalSims）等等，还有我。格鲁伯曼老是很冲动，譬如他会想用右钩拳教训动作慢的服务生，而我总是把他安抚下来。    对于我负责的产业，在说了它的坏话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很想随便找些理由为它美言几句。在进行营销工作、拜访客户之余，我也拜访产业界的每家公司，和每个管理团队会面，参观所有贸易展，可以说是完全以这个产业为生。我每星期有三或四天都出差，清晨六点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旧金山的那班美国航空公司班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连机上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了。美国股市突然从1987年1月2日起开始飙升，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的股价也开始上涨，而且再也没有回跌，整个产业在一月份的接单情况也有好转，为这些股票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持，因此，1986年7月确实是谷底。    我撰写了一份英特尔的研究报告（新炼金术士：英特尔如何点硅成金[TheNewAlchemists：HowIntelisTurningSiliconintoGold]），英特尔不再以超微AMD为微处理器的供货商，而且，它的确能以25美元成本制造出产品并以300美元的价格出售。玛戈在走廊上遇到我，她说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我。    “我先生读了你写的英特尔报告，非常喜欢。”    “坏消息呢？”我问。    “他买了英特尔的股票，最好是不要跌价啰！”    在超级杯那个周末，我飞往爱达荷州波伊西市，拜访美光科技（MicronTechnology），该公司是半导体产业里的小角色（唉，这公司名字可真是个不吉利的双关语），只制造内存芯片，当产业境况好时可以吃香喝辣，当产业境况差时可就愁云惨雾了。此时的美光科技公司已经处于垂死挣扎边缘，我对它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想顺便去太阳谷（SunValley）滑雪。    我搭乘周六晚上的飞机出发，因为太阳谷没有雪，因此，美光科技的首席财务官安排我去另一个地点，我在夜间开车前往，一开始，我想那大概是座只有一台吊车的小山，到了才发现是座树木与灯火如织的大山。那晚，我面带微笑去美光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乔伊·帕金森（JoeParkinson）庞大的住宅里吃晚饭，整个晚上，我大部分时间都和一位友善亲切的长者辛普拉特（JRSimplot）闲聊，他是马铃薯大王，他说，麦当劳卖的所有炸薯条几乎全都是向他采购的。这位薯条大王也是美光科技的大股东，我问他住哪里，他指着谷地那一边的一座山丘，说：“看到那支旗杆吗？”    “你是说州立公园入口处那支旗杆？”    “对，嗯，其实那并不是公园，那是我家。”    美光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帕金森向我抱怨日本厂商倾销芯片，说他们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逼得他的公司走投无路，英特尔已经退出，但是，他的公司不能，因为制造芯片是美光唯一的事业。当时，美光的股价只剩下每股两美元，再这样下去很快就要变成零光蛋股票了，我是前来参加该公司第二天早上举行的年会的唯一一位华尔街分析师，而我真正的目的还是去滑雪呢！    帕金森开始告诉我一项“打中对手要害”的行动，华府站在他那一边，将有事情要发生。他说得非常隐秘，就像是破坏性的间谍行动一样。    我在机场看到纽约巨人队赢得超级杯，晚上回到家。我应该参加晨会，推荐这支股票，或者是自己购买，但我两者都没做。不过，我开始到处打听，很好奇帕金森说的“华府站在他那一边”。    我打电话到经常发出爱国之辞的美国电子业公会探听看看他们是否知情，他们建议我去向一位华府说客打听，这位华府说客又建议我去向一位律师打听，这位律师告诉我，参议员比提·威尔逊（SenatorPeteWilson）怎么做，并说美国商务部已经打算采取行动，他说：“这事情会一路往上层发展。”我打电话给所有这些相关单位，并开始把所有信息拼凑成整体印象，没错，是有事情即将发生，美国政府将对日本厂商征收倾销税，也就是说，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芯片的日本厂商将遭到巨额罚金的报复，很可能会引发一场贸易大战。    我试着向麦克德莫特解释这些，我认为我应该在晨会中谈此事，麦克德莫特问我：“这会造成股票上涨还是下跌？”    我说：“我不确定。”    “等你确定后，再来找我。”    这并不是向投资人的建议，但却是一件大事。    所以，我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记者西姆斯，就是在格鲁伯曼的拳击赛晚餐中坐我旁边那位，他接听电话，但好像根本不记得我是谁，我告诉他：“有件大事即将发生。”    “你指的是什么？”    “制裁，倾销税。”    “这是什么鬼东西？”    我把我得知的所有情况告诉他，他向我道谢，挂上电话，就这样，大约三星期没见什么动静。    突然间，事情开始热起来，里根政府里有人对媒体放出风向球试探舆论，想看看社会对制裁日本厂商的反应如何。《纽约时报》驻华府办公室对此一无所知，便向纽约总部查询有没有人知道内情，西姆斯说他知道一点，他到处打电话，但没人知道任何事，然后，他才想起我们的谈话，并在周五下午打电话给我，问我知道些什么、可能发生什么、为什么等等，我详细向他说明。    周末，我翻阅《纽约时报》，没看到任何报导。但是，星期一早上，时报头版以斗大的粗体字刊登了西姆斯撰写的一篇报导，谈到美国政府可能对日本厂商开征反倾销税，他在文中多次引述我说明为何政府打算采取此行动，以及此行动对产业的影响。这可真是一周的好开始！    约莫早上10点，我在办公室和格鲁伯曼闲扯，秘书走进来说，美国广播公司（ABC）“夜线”（Nightline）节目制作人打电话来，问我愿不愿意接电话。    “好啊。有何不可？”    我接起电话，制作人说：“我知道你今天早上一定非常忙碌”，我捂住话筒，问格鲁伯曼今天早上是不是非常忙碌，格鲁伯曼点点头，电话那头又说了：“我们可不可以派一位工作人员去你那里，请你谈谈有关倾销税的事，并录音下来？”    其实，并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政府还没做出任何宣布，只不过是放出了试探舆论的风向球。我给美国广播公司十五分钟，含糊不清地随口谈谈，事前，我唯一想到的一句话是：“在世界贸易中，我们不能当窝囊废。”    那天稍后，为了撰写后续报导，西姆斯再打电话来，他向我承认，这事件并不是他的专长，他是负责电信业的记者，《纽约时报》里有许多记者想跑这条新闻，但这是他的新闻，因为我打电话给他，因为他参加了格鲁伯曼的拳击晚餐。他告诉我他正在撰写明天刊登的后续报导，他想再度引述我的意见。可是，直到星期四、星期五，整个头版都是引述美国与日本官方谈论有关贸易大战和制裁的报导，我也观看了一整个星期的“夜线”节目，什么也没有。周五，股市收盘后，里根政府发布只有两句话的新闻稿，明确指出对日本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到处都在谈论此事，当天晚上，我出现在“夜线”节目中，他们特别凸显了我的那句话：“在世界贸易中，我们不能当窝囊废。”嗯……，我想，我该好好思考如何运用媒体来帮助自己了。 牛市时代（4）　    上电视    在楼下洛克菲勒中心的地道里，有一些闲置的储藏空间，被一家名为“金融新闻网”（FinancialNewsNetwork）的有线电视频道使用，他们有一两台摄影机、几位谈话节目主持人和五十多位观众，他们经常在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左右打电话邀请我下楼，在四点十五分左右对当天科技股的走势做总结分析。反正我下班回家刚好顺路，有何不可？所以，我经常上那频道节目。这频道最后变成今天的国家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唉！我当年应该要求成为节目的固定来宾才对。    分析师经常很长时间没什么需要做出分析评论的新闻或事件发生，当有事发生时，你得在不到两分钟内做出评论。除了晨会，多半是无聊的一整天，直到公司在下午四点以后公布获利数字，分析师的生活，有90％就是露脸。我们的办公室有一扇门，还有一扇小窗，这样，当你办公室的门关起来时，大家可以从这小窗向里望，我有时会在下午关上门，把脚抬高，打开一本商业杂志，小睡片刻。问题是，潘恩·韦伯装设了一些愚蠢的动作感应器，侦测动作、并在你进入你的办公室时自动开启照明，若你在办公室内十分钟未做出任何动作，感应器也会自动关闭照明，所以，如果我睡着了，办公室里的灯就会自动关掉，有时候，格鲁伯曼经过时，看见我坐在里头，灯却关闭，他就会打开我的办公室门，让灯开启，然后捉弄在里头打瞌睡的我。    潘恩·韦伯有一位年轻助理亨利·迪奥利亚（HenryD‘Auria）的问题更麻烦，有一天，我在早上八点进公司，他看起来糟透了，大概是昨晚喝了一整晚的酒，或是没换衣服就睡了，也可能两者皆是。他告诉我，他不久就将正式升为负责快餐餐饮店产业的分析师（那我就可以介绍他认识那位薯条大王！），他通宵准备今天早上的演示会（大概十五分钟后开始），忙到清晨四点左右，他想那就和衣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睡四个小时吧。问题是，他在睡梦中一动作或一翻身，那该死的电灯就自动开启，这样搞得他不断醒来，于是，他渐渐挪身到他的办公桌下，直到感应器无法侦测到他为止，时间已经是早上七点半，他只睡了半小时，一起身，整个脸撞上桌子！    飙去赌城    几星期后一个傍晚，格鲁伯曼、我和潘恩·韦伯的研究部协调员雷伊·欧济乔夫斯基（RayOzyjowski）（大家习惯称他欧济[Ozzie]）在市中心和一位客户共进晚餐。晚餐结束后，我们所有人决定共乘一辆出租车出城，坐在前座的欧济忽然转过身说他当下心念一动，觉得我们应该立刻前往知名赌城大西洋城，他问出租车司机载我们到那里（约三小时车程）要多少钱，司机摇摇头：“不行。”欧济望向我：“你加不加入？我们先在下一台自动提款机停一下，把信用卡里剩下的额度全部提领，就朝大西洋城出发。”    “好，我加入。”我大笑着说。    格鲁伯曼马上附和：“我加入，我可以替大家弄个房间，我们可以到沙洲大饭店（Sands）赌。”    那位客户默不出声，生怕我们会邀他加入，欧济不断设法说服出租车司机：“好嘛，载我们去啦，想象你明天带着大把绿油油的钞票回到家时，你老婆一定会把你当成英雄的！”    “不行，先生。”    我可以感觉到那位客户全身冒汗、发抖，格鲁伯曼滔滔不绝地描述那里的赌场、食物等等。那晚，我们并没有真的去大西洋城，不过，牛市时期就是这么疯狂、有趣。    上报纸    我走进史密斯办公室，坐下来等他讲完电话，一起下班去喝杯啤酒。他对着电话讲不停，我向他展现我最大的耐心表情，他还是讲个不停，然后把话筒递给我，我盖住送话口，问道：“是谁？”    “你讲就是了，匆忙先生，”史密斯说。    我对着电话那头：“哈啰。”    “噢，嗨，我是《华尔街日报》的保罗·卡罗（PaulCarroll），我刚刚和史密斯聊，他说你大概知道有关于半导体的东西。”    卡罗在做一篇有关IBM和迪基多（DigitalEquipment）的报导，需要引述分析师谈谈内存芯片市场的状况和未来的价格走势，我很乐意和他谈，这可是史密斯帮我一个大忙。第二天早上，卡罗在其报导中引述我的名字，谈到有关内存芯片产业，结果，在午餐前，我已经接到《福布斯》和《财富》杂志记者的电话，接着打来的还有《达拉斯晨报》、《圣荷西水星报》、《芝加哥论坛报》、《电脑经销商新闻》杂志、《电子时报》。我看，读《华尔街日报》的人还真不少。 牛市时代（5）　    运动好手群集    格鲁伯曼当过拳击手的经历并无损于他的声誉，华尔街的人对运动非常着迷，我想，那是因为运动是具有男子气概的、竞争性的东西吧，或是除了证券报酬率以外尚可谈论的有趣话题。潘恩·韦伯位于明尼亚波利分公司的营业员史蒂夫·艾礼在大学时代是曲棍球队维京人（Vikings）的明星球员；康奈尔大学的长曲棍球队队员大多数都进入债券经纪商坎托·菲茨杰拉德（CantorFitzgerald）工作；你遇到的人几乎个个都曾经是网球选手或壁球选手，华尔街各大小券商里云集了前纽约巨人队、前纽约喷射机队……等各路英雄好汉。有一次，在市区南街海港一间酒吧，我遇到麦特·多尔蒂（MattDoherty），他在北卡罗莱纳大学时代曾经和飞人乔丹一起打球，后来还担任北卡的教练，多尔蒂如今在华尔街工作。潘恩·韦伯的一位交易员曾经在雪城大学担任篮球助理教练。    华尔街几乎人人都会打高尔夫球，唯独我例外，我的球技只能杀死泥土里的软虫啦！负责康乃狄格州的营业员决定在格林威治镇超高级的斯坦威奇（Stanwich）乡村俱乐部举办一场高尔夫球赛，我是正逐渐成名的分析师，所以在受邀之列。那天的特别来宾是当时担任纽约尼克队总教练的里克·皮提诺（RickPitino），他先前在雪城待过。    他们告诉我到衣物间更衣，我可以使用任何一个旧衣物柜，因为全都没上锁。我选的那个衣物柜是网球明星伊万·伦德尔（IvanLendl）的，看起来并不常被使用，因为里头那件格子裤的折痕太干净整洁了。我把一份英特尔的报告留在柜子里，说不定伦德尔想聊聊股票呢！高尔夫球场都有狗腿球道（dogleg）。    有这么多运动员置身其中，你就能想象充满紧张压力的交易大厅里有多么多的睪酮素。交易员几乎全都是精明干练、熟悉生存竞争之道的人，不这样也别想混这碗饭吃，但他们也经常彼此竞争，争战在所难免。华尔街有一句格言（华尔街有不少好格言）：要寻找优秀交易员，最好的方法是雇辆出租车开进皇后区，在车费跳表升到十元后，你看到的头三个家伙就是了。    有一位来自皇后区的交易员丹尼斯是交易大厅的天字第一号人物，他脖子粗壮，胸膛相当结实，身上那件量身定做、领子过紧的衬衫看上去极不合身，再加上代表权力的黄色领带、鲜艳的裤吊带上头挂着足球员头盔。他如果不喜欢你做的事，比如抢走他的客户的交易，就会走到你的交易柜台，把他的脚架在柜台上，开始反复说：J－E－T－S，JETS，JETS，JETS，JETS，并非所有人都会打退堂鼓，因此，偶尔会出现流血冲突，不过，当天就解决了。    一起看拳击赛    格鲁伯曼终于找到一场我们真正要大开眼界的拳击赛：泰森对比格斯，在大西洋城开打，这是泰森的第一场重量级拳王头衔卫冕战。比格斯在奥运选拔赛中击败泰森，代表美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泰森显然咽不下这口气，因此，这将是一场充满怨恨的赛事。比赛将于星期五晚上在大西洋城举行，格鲁伯曼订到了近场票，还预定了一辆黑色加长型豪华轿车。大宗交易员洛克伍德支付所有费用，他的一位交易员朋友也加入近来，第四位是格鲁伯曼一位任职于小型电信公司的朋友，再加上我，总共五人。    我们在出纽约市时碰上了塞车，洛克伍德和那位交易员一直在谈论市场有多糟糕、今天有多辛苦等等，我还记得格鲁伯曼说：“说不定下星期一会有什么好戏上演啰。”    洛克伍德似乎对市场感觉不妙，不过，交易员的这类谈话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我一点也不担心，现在是牛市，我给的股票建议还算正确，今天是1987年10月16日，星期五，我正在前往观看职业拳击赛的途中，一切再顺利不过了，会出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