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佛像:深圳破坏力---转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深圳街头。邓小平同志南巡，再次为深圳发展提速。那些带着梦想来到深圳的年轻人，很多都已闯出了名堂。摄影·肖全 OCAT

记者·炫风

每一个时代的拐点，每一段成长的尽头，我们都在寻找转变——在权威之前亦步亦趋，还是打破笼罩心智的定式，去寻找另一片光明的天空？这些问题，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商业机构如此，对于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只不过人们常以改变、创新或者改革等话语体系来形容。

我们想到了深圳，改革时代的一面旗帜，至今仍在奋力求变的大都市，一个民间创造力勃发的社会。深圳一股股源自民间和市场的力量，破坏了俗规，颠覆了思维，创造了“深圳速度”，深圳人所做的，给意欲打破困境的人们以察觉不到的逻辑与思维。我们从经济（比亚迪和山寨机）、文化（大芬村）、生活（平民高尔夫）三大领域考察，审视这股破坏的力量，它带来的不是答案，更应该是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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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在因特网上震动海内外，也把深圳人的失落、竞争意识和危机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翻开中国近30年的历史，对深圳最常用到的描述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这是一个去旧创新的符号。深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有很多项全国第一：第一个引进外资、第一张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第一个竞标土地使用的拍卖会、第一个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试验田”的身份曾让深圳获得了各种先发优势。然而，当国家资源的倾斜与改革试点的优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逐渐流失，随着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的崛起，深圳的焦虑感也与日俱增。

为了寻找新方向，深圳近几年来在官方层面做出过不同方向的推动。它曾经提出过“建设中国的硅谷”；它曾意图建立金融中心；它曾想打造中国的设计之都；它曾推出综合配套改革的一揽子方案……为了在国家战略的层面去获得新角色的空间、灵感与支援，深圳可谓不遗余力。

但是，成功的经验可能是失败的教科书。当深圳盼望国家层面的导航和扶持时，深圳一股股源自民间和市场的力量，却在另一个层面成为新的“深圳制造”：它们无视既定的大环境或者“气场”，不被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思维模式所禁锢，打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外来成见，化繁为简，打拼出一条条既继承“深圳速度”，又擅长破解困境的颠覆之路。

对比深圳其它名牌标签（譬如21世纪以来深圳最响亮的标签“华为”），民间的创造力以更鲜活、迅速又贴近社会的面貌成为深圳的新标签。我们把这种能量归结为“深圳破坏力”：它来自江湖、草根，建功立业，但又惠及越来越多的大众。于是——

这里能提供丰田级享受、但价格低了三分之一的汽车。

这里能让更多人以低价获得过去名牌们以高价垄断的手机音乐功能。

这里有不需要经过老师提携就能获得包装的艺术青年的升值路径。

这里有敢让一般人打高尔夫球的青山绿水之地。

……

这一切，都是对“天经定义”从怀疑到颠覆的结果。

在深圳，没有“惟一”，没有“标杆”，没有“模式”（哪怕所谓的“创新模式”），工薪族可以骑着摩托车进高尔夫球场，小企业可以用手工解决看似神秘的技术问题……只有市场是最终动力，更不惜从低端去破坏垄断者把持的游戏规则。

“山寨”可能是深圳近两年来最为国人所热议的话题，也是在破坏性上最受争议的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人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山寨从研发到生产的空间上完全是深圳的缩影：大面积的专业市场，从事不同配套的野心勃勃的商人，带着挖掘消费者对电子产品需求的渴望，一旦有新的创意就立刻把它变成现实。在这里，化繁为简的哲学发挥到极致，技术的瑕疵可以忽略，次要的功能可以省略，所有想象力都取决于顾客的需要；打破的，当然还包括那些过去被大品牌在广告中定义为高消费的价格。

北京媒体评论家韩浩月认为，山寨文化来源于草根，也面向草根，它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选择和抵制主流文化价值的可能性。它对抗了商业权威制造的消费意识形态，也为更多有创造力的“蚂蚁企业兵团”提供了颠覆商业生态的空间。

山寨这一源自民间商业“叛逆者虚拟联盟”的名词，在今年两会期间被深圳的人大代表否定，但这不能掩盖山寨手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两亿，占到中国手机市场四分之一的现实，它不但成功抢占了跨国公司的地盘，还远销东南亚与非洲等地，成为新的Made in China。微妙的是，山寨产业打破了跨国公司过去建立优势的运营模式（也包括一批中国大企业对跨国公司亦步亦趋的模仿），转而成为了大佬们研究的对象，遭遇“被破坏”的困境。

“低端破坏”有时还不止于眼见有形的消费品。近几年中国耀眼的企业新星，来自深圳的比亚迪，就是用看上去毫不“洋气”的方法和工具，对锂电池和汽车那些看上去“铁饼一块”的生产线和生产模式，进行了曾被外国人乃至中国大企业们不屑一顾的破坏和再造。于是，比亚迪把日系企业从锂电池的神坛上打下座，也震撼了过去大谈500强，忙于请外国CEO，或者迷醉于高成本技术研发的商业领袖们。

事实上，那些狼吞虎咽的理论消费者，或恭敬追随权威的决策者，远不如民间的集体力量那样有创造性的爆发力。

在深圳的社会土壤里，移民众多、普通话的无缝沟通、远离行动权威，还有政府较少干预市场等因素，造就了深圳人处处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也使深圳在商业、社会乃至行政体制等各领域都孕育着一种叛逆、但又有建设性的心智——试想，一个在大芬村画“行画”维生的人，如果他不能忍受被中国主流艺术圈鄙夷的白眼，可能就要离开这个圈子，那些阳春白雪的艺术梦想，也就永不会实现。

那些曾经一无所有、不甘平凡、不惧人言、弹性十足、速度飞快的深圳人，以及他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股打破困局的欲望与行动力依然在发生。

走自己的路，让丰田去说吧

特约记者·苏尼塔

不破不立，拆了很多车的比亚迪靠工人组装出了更多性价比高的汽车。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第一车企。

第一次见到王传福，是在4年前。他的衣服穿得很糟糕，怎么看都不像是老板，言谈中有着让人惊异的腼腆。

正是这个看似腼腆的人，从电池业“破坏”到了汽车业，打破了绝大多数企业家脑袋里的“理所当然”。这些“理所当然”包括，有些行业必然是“资本密集”的，某些流程必须要“高科技”的，有些行当必然“懂行才能进的”，甚至是很多中国明星企业家脑袋里想的“‘惟贸易’或者‘惟技术’才是出路”……

日系巨头垄断的电池行业被他彻底颠覆了——谁都说高精密制造是个资金密集的活儿，他用小米加步枪的路数，把几万个只受过中学教育的工人加上一堆自己设计的小夹具，便改造成了六个西格码级别的高等级精密生产线，然后登上了世界第一。

然后便轮到汽车了。比亚迪又破坏了汽车业的“共识”——他们说外行人不可能造车，王传福用1/3的价格把看起来差不多的产品——譬如“超A货”F3——砸到市场上，气得被“模仿”的汽车公司转过头去找自己的供应商算账：“为什么比亚迪能把成本降到比你还低？”而价格大幅下降的背后，还是比亚迪对汽车制造生态的“破坏”使然。

“人民战争”

还记得你使用上千元一块的原装手机电池的日子吗？

从比亚迪进入电池产业至今，最令竞争对手心痛的，也许是手机电池的价格从1990年代的1000多元，活活地被拉到十几元一块。

从深圳驱车出关，沿着蔚蓝的海岸线一路东行，驶过著名的旅游海滩大小梅沙，在连绵的青山中穿行近一个小时之后，才终于驶进一个小镇，葵涌。比亚迪选择这里作为总部，在一个山偏地远的地方沉默地生长。比亚迪的制造大军就在这里。除了供应商和客户，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里每天有上百万枚手机电池发往世界各地。

10年前，这里是真正寂寂无名的。两万多名制造工的前身，只有70人。现在，这个制造厂区就像一个管理精密的蜂巢，上一刻还只有运输电池原料的拖车缓缓穿行，铃声一响，忽然路上便涌出大批年轻工人，整齐地流动，再一声铃响，所有人又迅速消失。

1995年2月，年仅37岁的冶金物理化工硕士王传福辞去公职，向表哥借了250万元，决定创业。他想做什么？手机锂电池。

当时，锂电池的生产厂商几乎都在日本，生产线也只有日本企业能够制造。于是，王传福揣着200万元人民币去日本买生产设备，结果日方开口就是500万美元，并不屑地说：“你们中国人没办法做锂电池。”

当时比亚迪注册锂电池公司资金是200万，要负担70个人的工资几乎都不够。即使不吃不喝，都买不起一小段生产线。王传福干脆彻底断了购买设备的念头，决定用“人民战争”来搞定看起来“高不可攀”的锂电池制造。

——不就是制造吗？

是的，机器手的确很精密，但是只要把“人手”管理好，一样能达到客户需要的精密程度。比亚迪把电池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由人工完成的工序，设计了不同的夹具，领着20个人在深圳莲塘的一个旧车间，敲敲打打地造起了电池。“手工+夹具”的制造模式就此诞生。

因陋就简

关于中国制造因陋就简的创造力，有一个著名的笑话：一家国外的肥皂生产商始终困扰于一个小问题，就是每生产1000个产品，生产线上总存在一两个没装肥皂的空盒。生产商向它的生产线供应商提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生产线供应商思来想去，在生产线上安装了一个新监测环节，用射灯去照每个肥皂，如果出现空的，机器手会自动将它捡走。不过这个新功能太不便宜了。另一家中国肥皂商也购买了这种生产线，自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在生产线的出货口放了一台电扇，空盒一下子就会被吹掉！

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确能使“中国制造”制造出惊人的颠覆结果。比亚迪最擅长的，就是用非常简单、便宜的方法完成了日本企业用高科技完成的任务。这与很多沉迷于“XX千万的引进高科技生产线”的中国企业明星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譬如，在传统的锂电池制造成本中，有一笔巨大的开支用于建造全封闭的无尘室，而且由于需要有特定的温度和湿度，工人只能在里面两三个小时，就必须出来，人力成本也非常高。比亚迪发现，这个造价昂贵的无尘室其实是“大炮打蚊子”——真正需要无尘操作的对象只是那枚小小的电池而已。于是它想到了生物实验室常见的无尘操作箱，一个透明的密封箱体，两端有两个开口，装着柔软的橡胶手套，使用者将手伸到手套里面，就可以在箱体里面操作。这样，就可以随意把箱体里面设定成特定的温度、湿度，也不必担心里面的细菌外泄，而且非常便宜。

仅仅用无尘操作箱替代无尘室一项，就大大降低了设备投入。类似的发明举不胜举。在比亚迪的电池工厂里，60%的生产设备都是自主开发的。这使锂电池的生产成本降到了原先的1/3，并且品质同样达到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大客户的标准。

锂电池的大幅降价不但使大多数消费者受惠，还颠覆了电池生产设备的提供商。过去，发明锂电池的索尼公司建立一条生产线一度需要一两亿美元，直到2000年，一条生产线还售价500万美元。现在，很多后来投资手机电池产业的企业都乐于复制比亚迪的设备和流程，甚至有某日本设备厂家向比亚迪内部人员购买这些设备的设计图纸。而随着比亚迪自主设计的生产设备和流程外泄到市面，如今建立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的价码已经降低到了30万-50万美元。

颠覆力变成了“比亚迪速度”。2003年，比亚迪开始涉足其他手机零部件业务。先推出的手机液晶显示屏、塑胶壳等产品当年就获得了1.6亿元的销售额；2004年，比亚迪更是把产品拓展到包括液晶显示屏模组、塑胶壳、键盘、柔性电路板、摄像头、马达、充电器等在内的手机零部件产品群，销售额猛增到近10亿元人民币。

反向研发

2004年，办公大楼前停放的一溜色彩鲜艳的福莱尔，暗示着比亚迪一贯平静无波的日子结束了。它即将面对另一种更复杂、更喧闹的生活。

在那个中国企业明星辈出，“500强”口号喊得通天响的时代，比亚迪在“闷声发大财”。然后，为了另一个工业领域：汽车，比亚迪不得不站到聚光灯之前。

2003-2004年，正是外行造车的鼎盛时期。貌似唐吉诃德的李书福们被嘲笑，曾有汽车业内人士这样评论：“有钱只是拿到了赌场的门票，没准儿还没搞清汽车的游戏规则，手中所握的巨资就已蚀掉了。”

2004年8月，已生产出“西雅途”轿车的波导宣布撤资，拉开外行大撤退的序幕，夏新、奥克斯尾随而出，在奥克斯宣称“4000万元做了一场汽车梦”之后，有记者第一时间把电话打到了比亚迪汽车品牌推广部经理王鹏的手机上，劈头就问：“比亚迪还做汽车吗？”

如果把一个产业比作一个圈子，汽车圈远比电池圈成员众多，关系复杂，傲慢排外。这里是有钱人的俱乐部，他们都在说，第一辆汽车卖出去之前，原始投入至少需要10亿人民币。

——造车难吗？

是的，造车确实需要财政上的投入。而且，看上去，每个（中国）投资者的做法都大同小异：向意大利的独立设计公司购买设计图纸、到日本的模具厂开模、问阿尔文美驰购买底盘、去主流的发动机供应商那里买发动机、向博世购买电喷和控制系统。最后的结果是，造车就像推着购物车在超市里采购，企业需要自己动手的只有三件事：依据市场判断该生产什么样的车，把零部件装在冲压好的车体里，然后销售出去。

不过王传福的意见是：“如果按照强者的地图去走，比亚迪早就死了。因为强者的地图都是要将弱者骗到窟窿里面去的。”

作为一个外行，摆在王传福面前的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聘用外脑，二是把自己变成内行。他选择了后者，在他看来，不懂行就会被别人吓唬、蒙骗，会处处受制于人。

不过，如果比亚迪和其它中国企业一样，从一开始就认定了要自己研发，靠买技术恐怕这辈子都跟成本领先无缘了。

说起自主研发，国内汽车厂商大都一肚子苦水。华晨当年找乔治·亚罗设计出中华车身以后，在清华放了四年就是造不出车来，自己采购的设备就是不到一块儿，最后从宝马请来20多个专家帮忙才把壳变成了车。人才更是千金难求，上海大众为了能培养出自主开发的人才，花了2个亿送20个人去德国大众学习。

而比亚迪的方式是，花大价钱从国外聘请了几位专家，作为核心研发人员兼带队老师，带领着一帮大学毕业生，开始学习“什么是汽车”。

在传闻中，比亚迪的研究人员拆了很多汽车，以了解其细节，这叫做“反向研发”。夏治冰对记者否认了这个说法。但如果真有其事，他们拆的车中，肯定包括丰田花冠，因为其后比亚迪推出的某款车与花冠的外形极为相似。

对此，比亚迪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尊重知识产权，但也会充分利用行业现有的宝贵的非专利性知识。

超级A货

王传福很喜欢说一句话：“我们不是做汽车的，而是做工厂和造设备的。”夏治冰说，比亚迪的目标是，自己的汽车上除了玻璃、轮胎和钢板不能自己制造，其他所有零部件都将是“made in BYD”。

Made in BYD。在电池的行当，比亚迪内部曾有一个玩笑：“Intel是Intel inside，我们是BYD inside。摩托罗拉、西门子、诺基亚，大家都知道，但是没人知道打开它们的手机，里面到处都是比亚迪。”

比亚迪重演了电池行业中从产品开始、一步步向上游延伸的逆向反噬的扩张过程。比亚迪将这种过程叫做“倒行逆施”。

比亚迪的得意之作是建立自己的模具厂。这下子手工劳动又出场了。在王传福看来，靠手工造电池的比亚迪，要是不能学会造模具，简直是个侮辱。

模具的昂贵源于它所耗费的人工，一个车型平均约需大中型覆盖件模具260套，平均每套模具约需2400个工时，如果这些手工劳动都交由日本、德国的工人来完成，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比亚迪火速并购了原来北京吉普公司的模具厂。经过一番整合，模具的成本马上被降低了一半有余，譬如，F3的模具成本仅有1.5亿元，仅这一款车型节省的成本，就足以抵扣买模具厂的成本。这个模具厂还“对外营业”，开价常常只有国际同行的1/3（如此的利润就已经令比亚迪满意），日产、路虎、通用、克莱斯勒都成为了比亚迪的客户。

有了种种在后台的颠覆之举，才诞生了比亚迪目前最成功的产品之一，F3。

2007年，F3——这款被竞争对手戏称为“超A版花冠”的1.6升B级轿车，以7万多元的价格一举击破了很多消费者的心理防线，短短一个月内，F3就接到了9000辆的订单，与当时最畅销的通用凯越不相上下。13个月后，它成为中国最快突破10万辆销量的自主车型。

当一辆丰田花冠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如同一个价值不菲的LV包时，比亚迪推出的F3就如同一个超A货LV，不到一半的价格足以让荷包并不充足的消费者动心，而貌似花冠的外形，也足以把消费者从吉利等厂商的展厅拽过来。

很快，F3成功的模式被进一步拷贝到其他车型产品。于2008年上市的、面向中高端用户的比亚迪F6更是将这种“模仿”发挥到了极致。其外形设计集各名家之大成。网上的评论一针见血：它的前脸带有明显的雷克萨斯LS460的痕迹，车身侧面酷似本田雅阁的轮廓，尾部则显示出新款奔驰S500的血脉。但是，F6不是雷克萨斯不是雅阁更不是奔驰，也没有比F3卖得更好。

目前，比亚迪的车型主要集中在中低端，主打性价比。2003年底，比亚迪推出福莱尔改进车型“福星”，并将一系列以往中档以上车型才配备的功能加在了这款微车上，还有一些人性化的小电子设备也很讨巧，比如在内后视镜上能用中文显示车辆的行驶方向和车内外温度。

比亚迪的一位员工曾经很自豪地对记者说，福莱尔前窗上的温度显示和方向显示，“现在5万以下的汽车上谁能提供这些功能？其实很便宜，就是加一个指南针、一个温度计而已，液晶显示屏，在华强北几块钱一个！”

遗憾的是，比亚迪的“手工作坊”并不是劳斯莱斯那种，前者在追求性价比的同时，自然有着不可避免的粗糙。爱卡汽车网上列举了F3R让人哭笑不得的细节。有网友称，他跟一辆长安之星剐蹭，结果长安之星没什么事，而自己的车却掉了一大块漆。还有热帖讨论，某车主给F3R贴膜，玻璃竟给贴爆了??

资深汽车媒体人麦田评价说：“比亚迪模式的缺点显而易见，就是质量不稳定。传统的量产车都是流水线化，而比亚迪却走人工路线，在产量大的情况下，品质自然难以保证。”

全球第一？

有句名言说得好：不怕没实力，就怕没信心。在2007年9月，王传福宣布：“比亚迪汽车的目标是2015年做到中国第一，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理由是“比亚迪F6双模电动车将于2008年下半年在深圳大批量生产并推向市场销售。”王传福相信凭借双模和纯电动汽车技术，比亚迪将迎来颠覆百年汽车竞争格局的重大机遇。

“就跟手机一样，晚上睡觉之前第一件事把手机充电，第二件事把双模电动车充电，非常方便。假如电动汽车充电站也像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加油站一样多，中国一定是纯电动汽车的天下。”比亚迪的有关人士这样描述双模电动车的商业前景，不过“假如”两字道出了电动车目前的尴尬处境。

“买车容易，可是你上哪儿去充电呀？”比亚迪的经销商苏平说出了消费者的苦衷。现在城市的停车场一般并没有电源插座，小区里的停车位更没有充电设施，现在厂家也做不到给4S店提供很多电池，让消费者直接到店里更换。所以，苏平认为，没有国家的有力支持，仅靠比亚迪一家来为消费者提供大量的充电站或充电设施，并不现实。

网上也存在对F3双模的铁电池组的争议，麦田的疑问是，与锂电池的轻便相比，F3双模的铁电池组重达360公斤，更换绝对是个大难题。而且，电池寿命在实际使用中存在很多变数，比亚迪宣称的充电600次只是理论情况。

虽然国内未必有足够的硬件环境，但在美国，则因为多数家庭有独立庭院，反而可以利用上F3双模的优点。如果这款车真能在北美掀起一股新的“普锐斯”潮，那王传福的“中国第一”也未必是一句空话。

很多事情，在王传福看来，其实都是一回事，“成功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就是创造一般情况下别人所无法实现的目标。”弱者的本质，就是在强者指定的地图上徒劳地兜圈子的人。比亚迪的风格，是把强者递过来的地图一把扫到地上，用自己的眼睛作出判断，即使这种判断让比亚迪获得非凡速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简单粗暴了一把。

革命者被革命

文·潘九堂

“山寨机之父”联发科捆绑式的解决方案，踢开了手机生产原有的高门槛，为山寨机的诞生和壮大打开了方便之门。摄影·霍健斌

深圳华强北商圈，是世界山寨手机的一大集散地。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手机批发商和朝圣者前来采购，并将山寨精神和山寨产品传播世界。

深圳华强北，世界山寨机集散地。

任何一款手机新品上市，即便是功能再强大的智能手机，几乎不出三天，这里的山寨厂商都有能力拿出近乎一模一样的高仿机，且价格低廉到不足正品的五分之一，然后通过慕名前来朝圣和采购的手机批发商，流向世界。

在这里，山寨厂商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将最新的需求变成最in产品的能力得到最直观的体现。

陷阱

近百万的货款有了着落，这让陈伟过去几个月来的疲倦和迷茫从脸上一扫而光。

几个月前，金融海啸让陈伟十分恐慌。很多山寨厂商的老板，也都暂停了新项目和采购，赶紧清理自己手里的库存回收现金，更有一部分人急于退出大量抛货。在海外市场，汇兑损失甚至超过利润率，进口商都在观望。去年11月，连一向付款很及时的非洲下家，也推迟向陈伟付款。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春节过后，手机市场就迅速反弹。这个非洲代理商也答应付款，陈伟终于松了一口气。

和很多山寨手机老板一样，陈伟是传统手机圈子里“勤奋却不安分守己”的边缘人物。1995年，初中毕业的陈伟在湖南老家学了一年家电维修后就来到广东闯荡，又在1998年花费了1万元参加了一个手机维修培训，随后进入了手机维修公司。

不甘心永远打工的陈伟，在2000年放弃了当时属于高级蓝领的工作，自己创业开了一个小维修公司，于是他发现了手机行业的一个“秘密”。2003年，陈伟结识了一个香港老板，此人通过灰色渠道从诺基亚英国工厂买来“报废”的手机主板，交给陈伟维修后再套上一个壳，这些“几乎不要钱”的废品就能以上千元的高价卖出。

陈伟当年维修和翻新的这种“报废机”是山寨机的前身——黑手机。那个阶段是典型的三元经济时代，外资占主导，国有手机企业靠牌照，民营企业偷偷摸摸，主要是靠违法或灰色方式赚钱。

这种灰色的出身与欧美手机在中国的统治背景相伴。传统的手机产业链，由诺基亚等欧美主流厂商定义：上游的芯片厂商只做芯片设计，手机厂商自己要做软硬件设计、产品管理、制造、销售……你要做手机吗？OK，前提是这些能力你都有。

这个门槛要求手机厂商有强大资金、研发和管理实力，以及巨大的出货量支撑。这是作为寡头垄断者的外企的优势，自然也是国内企业的劣势。不过，那些年头，人们热衷于赞美跨国大象的规模，中国老板们都在想象“做大做强”，外来者的庞大形象，成了大家孜孜不倦的共同目标。

几年后，人们发现这其实是个中国人给自己挖下的“陷阱”。从波导、夏新到TCL、联想，中国手机企业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家企业一旦称王后，便会迅速衰败——不是饿死，而是撑死的：当产品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后，研发和管理跟不上，就会造成大量产品研发、采购、库存和财务等方面的黑洞，从而迅速倒塌。

一些国产手机企业确实也风光过：通过模仿国外企业，夏新（A8）和TCL（3188）单靠一款明星机型就称霸一时，国产手机企业的利润在2003-2004年达到顶峰。但是，随着手机变成了越来越多人可以消费的必需品，“单机称王”的时光随之过去，国外厂商也趁起发动了“机海大战”，这时候国产手机便开始应付不来了。

谁来破解这个魔咒？陈伟们的”山寨机“。

从蚂蚁到大象

陈伟的经历，是一个略带戏剧性的历史回放：由一个黑手机翻新专家转变成了山寨手机老板，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造手机，他又与很多类似经历的老板们一起，从最初势单力薄的蚂蚁工兵组团为今日令外资大牌都心惊的“虚拟大象”。

不过，从蚂蚁到大象，他们首先都要感谢“黑手机教父”——一个叫做蔡明介的台湾人，台湾联发科（MTK）的老板。

在联发科没闯进“手机江湖”之前，国内的手机业秩序井然，大家都按“江湖规矩”办事。那时进入手机行业，必须跨越两个门槛：一是两亿资金，一是较高的技术。相对而言，技术门槛远比两亿资金门槛更难跨越。但联发科研发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轻松就把两个门槛一脚踢飞。

联发科让原来复杂的手机研发制造工作标准化、模块化——通过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的捆绑，把手机所有流行功能，如摄像头、MP3、手机电视、触摸屏等全部集成于手机芯片之上，只要采购联发科方案，再加上一个简单的手机外壳，就可以生产多功能、外观时尚、价格低廉的手机。

联发科让手机生产制造成了所有高新技术产业中门槛最低的行业：一个手机企业，理论上只要三个人就可以运转：一人负责采购联发科方案，一人找代工厂，一人负责销售和回款。这为“山寨机”的诞生和发展壮大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很多中小企业甚至个人都参与进来，这些中小企业又迅速组成一头“虚拟大象”的基础。

这些中小企业就是后来的山寨手机企业，主要分布在以赛格广场、电子科技大厦和现代之窗等写字楼为代表的深圳华强北和深圳中心区附近的车公庙工业区，并零星散落在深圳科技园一带。除了少数规模较大的山寨公司有自己的组装工厂，绝大多数公司的生产都是外包。

他们汇聚成了一个以百万计的山寨手机产业链：上游是MTK，中游是上百家手机方案研发公司，下游是上千家手机集成商和贸易商，配套的上万家元器件、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它们聚集在深圳，形成了强大的信息交流、创新启发和产业上下游一条龙的完整生产链条。

当这头虚拟大象运作时，强大的颠覆力量立刻显现。

破坏者

“山寨机”就像手机产业链上已经发生病变的癌细胞，一经裂变，便上下通吃，强悍扩张。其中让正规品牌厂商胆战心惊的就是“山寨机”的市场反应速度和高仿真能力。现在，任何一款手机新品上市，即便是功能再强大的智能手机，不出三天，山寨厂商便有能力生产出几乎一模一样的高仿“山寨机”，且价格甚至可以低廉到不足正品的五分之一，然后通过慕名前来深圳华强北商圈的批发商，流向世界。在“山寨机”的邪恶武功套路面前，甭说实力不济的国产品牌，就连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外资巨头，都要疲于奔命。

这个由众多山寨厂商组成的巨型虚拟企业有一个研发部（MTK），有上百个工程部门（手机方案公司），上千个产品项目组（山寨手机企业），每个工程部门和项目组都是独立核算且相互竞争的，下游还有遍布全世界的营销网络。这个体系的竞争力集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优势于一体：由于技术和物料标准化，它们有研发、采购、生产和营销上的协同和规模效应，同时又是相互独立的小企业，非常有活力和效率，避免了大企业的官僚病。

同样，他们也愿意在任何时候停下来，倾听新资讯和新想法。每天，他们都收集手机行业的最新流行信息，在网上或网下接见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华强北“朝圣”、采购的手机经销商，并通过与手机主板、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的分工合作，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又将这些需求变成产品。很多在大公司需要经过繁复的汇报或者论证的新产品，在这里进展异常神速。

在消费者那一端，产品变化迅速、创意层出的“山寨机”成为这头大象的“集体品牌”，他们让过去被广告定义为需要昂贵价格才能拥有的手机，彻底变为廉价的玩意。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中国山寨机在全球的投放规模，但这个数字至少是以亿计的。自2005年开始山寨手机产业以来，深圳至今累计出货量已经有几亿只，不仅和国外品牌、国产品牌三分国内市场，更远销亚非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产业分工模式已经被TCL、波导等传统手机厂商采用，而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天宇朗通和国虹更是源于山寨体系。

有意思的是，当年很多中国大企业沉溺在与国际巨头的模仿与比较里，2004年联发科来中国大陆市场最初试图和波导、TCL这类品牌厂商合作，但却被当时这些如日中天的既得利益厂商冷待，结果成就了很多陈伟这类的边缘人物和企业。

下流化危机

不过，破坏者也面临被破坏。

相比普通手机，山寨手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价格低、功能新奇和外观独特。但对于山寨产业内部来说，低成本和功能新奇或是来自上游芯片和主板厂商，或者来自产业集群效应，别人都可以轻易模仿。山寨手机企业打倒了别人的知识产权，也要面临自己的新奇功能和独特外观被同行轻易抄袭的尴尬。山寨手机产业在成功打破现有游戏规则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新的规则，其内生的自我毁灭机制可能最终导致“革命者被革命”的悲剧。

2008年，昂贵的三星伯爵手机面世后，高仿“山寨手机”也曾一度热卖，但由于多家厂商涌入，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价格一落千丈，由开始的800多元的出厂价跌到后来的300多元。陈伟说，2006年他开发的一款“二哥大”手机（复古大哥大但外形较小的手机）单机利润有数百元，如今一般手机的利润只有几十元到几元，甚至一推出就亏损卖。

大多数“山寨手机”厂商在为今天的富足甚至只是温饱搏杀，几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能力关心明天的午餐在哪里。经过了2005-2007年的高速发展后，随着大量企业涌入，2008年以后山寨产业变得惨烈，金融海啸更让这个行业雪上加霜。一位山寨手机老板曾对记者说，2006年的山寨手机厂商几乎人人赚钱，2007年赚钱的厂商比例超过1/2，2008年赚钱的手机厂商不到1/4，另外1/4是持平，还有1/2是亏损的。

这就是陈伟所说的产业“下流化”危机——在山寨手机市场，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由于山寨手机的产品创新和法则难以形成门槛，大量厂商涌入，产品同质化严重，必然导致价格大战。一方面，创新者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山寨手机的流通市场常常缺少最基本的监管，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质量极限，例如山寨手机中，5-7元的电池大量使用。现在，山寨手机最终比拼的不是谁更优秀，而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质量极限和谁更少赚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个产业“下流化”。

叛逆者回归

年末岁初，到处都是对山寨机的争论。不过陈伟说他并不太关心，认为那只是媒体的炒作。

“政府很清楚山寨机实实在在地促进经济发展，他们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太高调，做得不要太过份。”也正因为如此，在每次政府“打压”前，“陈伟们”总是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提前获得消息而“避一避”，比如将涉嫌抄袭的产品下架，临时关闭办公室和销售点，暂停货物进出口等，只有极少数人把握不好分寸，成为“倒霉蛋”。

虽然2008年被众多媒体称为中国“山寨元年”，但曾在TCL从事研发和项目管理、现经营一家手机设计公司的张强(化名)却说，有4个年头的山寨手机2009年的关键词是“洗牌”，因为价格战即将走到尽头。

这一点，陈伟深有体会。“2008年底是有货没有人要，如今是有需求但无法供货。” 目前山寨手机的售价已经接近成本，更重要的是控制山寨手机厂商命脉的上游元器件厂商现在也不支持这样做。在过去几年中，很多日韩和台湾的元器件厂商，为了抢占欧美厂商的市场份额，低成本甚至亏损出货，这也是下游价格战的源头之一，如今幸存者已经不多，再加上金融危机，上游厂商在缩减产量的同时更强调利润。

现在的山寨手机厂商，已经有人选择退出，剩下的有些老板则转而琢磨上网本这样的新玩意。而陈伟坚持留在山寨手机圈子里。对于未来的前景，陈伟仍然谨慎乐观：“手机市场的需求一直在增长，亚非拉大量刚解决温饱问题的用户还急需‘物美价廉’和‘加量不加价’的山寨手机。”

这位自称初中毕业的山寨手机老板总是比同行看得远，2007年国内市场一片火热的时候他发展海外代理，2008年筹集海外组装厂，规避海外市场的进口关税，并打造自己的品牌——用他的话来说，通信和互联网技术让价格变得非常透明，亚非拉美的兄弟们越来越感觉“自己被诺基亚们欺骗了”，他们需要物美价廉的品牌，在这些地区建品牌比国内的成本更低，成功概率更高。

现在，越来越多有远见的山寨机老板们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将产品卖到国外，他们和陈伟一样，正积极在海外建厂打品牌，希望有一天成为当地的“诺基亚”。

“很多山寨老板并不是靠投机做生意。”陈伟说道。

让摩托车开进高尔夫球场

记者·华璐 实习生·李颖娟 深圳报道 摄影·孙炯

深圳的公众高尔夫球场，在这里打一场18洞的球赛，一般只需要五六百元，许多白领都喜欢到这些平民球场过把“贵族”瘾。

在中国高球运动史上，深圳创造了近30项的全国（内地）之最：开展高尔夫运动最早、最快；球场密度最大、球洞数量最多、高球人口最多；举办高尔夫赛事最多、级别最高；第一个开设高球高等教育；高尔夫关联产业最密集……以1985年11月26日深圳高尔夫俱乐部成立为起点，22年来，深圳一直引领中国高尔夫的发展。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最有意义的还是，深圳是首个开放公众高尔夫球场的城市。2002年，龙岗公众高尔夫球场开业，随后宝安光明（公众）球会和云海谷公众球会相继营业，全国仅有的三家公众球场全部落户深圳。自此，高尔夫运动在深圳开始了“向下发展”，拉下贵族身段，回归平民本色。

深圳式造球运动

“手握得太紧了，破坏了挥杆的灵活性，腰扭转的角度也很不正确。”在何海兵看来，当时那位老伯握杆的姿势是完全不对的，一看就是来尝鲜的新手。但是球杆击球发出“啪”一声的刹那，何海兵竟然有着自己一杆进洞般的兴奋。

那是龙岗公众高尔夫球场开业仪式上击出的第一球，2002年11月10日上午11点。七年之后，龙岗公众高尔夫球场总经理何海兵记忆犹如昨日。

作为主要由政府出资兴建的高尔夫球场，龙岗高球的球道与草坪养护费每人每场平均价格控制在250元以内，在这里打球，消费水平是商业性球场的20％-30％。

“当时政府提出要把高尔夫普及成一种公众运动，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的运动需求。”何海兵说。有十年球龄、获过不少高尔夫奖项、有四次一杆进洞记录的何海兵被政府派至球场，离开了熟悉的公务员岗位，开始做起了全职“高尔夫人”。

“为什么叫公众球场，一是向大众开放，二是价格低，像美国加拿大，很多是社区球场。社区居民打球价格低，以外的人打球收费比较高。”云海谷公众高尔夫球场总经理陈文华说。

乘坐从美国进口的高尔夫球场电动练习车（据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自家牧场添置的也是这种型号），攀爬至深圳云海谷公众高尔夫球会的最高点——第六球洞，这里可以纵览南中国海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部分区域，极具气势。

球会品牌主管熊茂松告诉我们，该洞素有“魔鬼洞”之称，球必须从一个山头击至150码开外的另一山头，中间隔着深邃的山沟，力道不及，或者心中胆怯，球就会消失在丛林之中。

无论在球道设计还是在经营管理上，云海谷都有突破之处。取消了会员门槛，敞开大门欢迎各路人马，深圳本地打球客的消费占50%以上。与观澜湖高尔夫球场上百万的入会费相比，每次数百元的消费更是宜人。非假日里打一场球，500元，包括球童和球车等服务，以完成一场球需4.5小时计算，每小时消费与在深圳本地租场打羽毛球差不多。

自1984年中国引入高球运动以来，国内球会大都采用“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大体可分为半封闭球会和全封闭球会。两者的区别在于，除了会员和嘉宾之外，是否对外开放经营，接待散客。与此相对应的“非会员制”球场则不发售会员卡，只接待散客。一般只有公众球场采取“非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在国内，目前较为普遍的是把公众球场定义为面向全社会开放的高尔夫球场，以区别于会员制球场。

“深圳的打球人口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相关产业总量惊人，只要更新观念，打破瓶颈，这个行业就会以几何速度发展。”深圳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张景纯说。他口中的“瓶颈”，指的就是公众对高尔夫球“贵族化”的解读。

被误读的高尔夫

高尔夫球起源于苏格兰牧羊人的草地推球游戏，作为高尔夫历史见证和圣地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老球场就是一个公众球场。圣安德鲁斯整个小镇都属于高尔夫，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都会拿起球杆，走进球场。

国外的公众球场大多由政府规划建设，设计相对简单，没有豪华的附属设施和会所，收取的费用也相当低廉，你甚至可以看到球友自己捡球的画面，因为没有球车和球童。在美国一万多家公众球场中，打一场球所需费用一般不超过20美元。荷兰今年来甚至流行起农民高尔夫，农民利用自家牧场，组队打高球。在这样的球场里，你可能面对的障碍物便是日常牧场上的一切，包括一群奶牛和牛粪。

高尔夫到了中国，为何就摇身一变，成了奢侈的贵族运动呢？张景纯表示，追根溯源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大批海外商人开始在沿海开放城市聚集投资，产生了巨大的高尔夫消费需求。

1984年，李嘉诚察觉此间的商机，在广东中山建设了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先天的高端定位，注定了后天的奢侈路线。由于大部分球场都是服务于来华投资的外商，因此大都实行会员制管理方法，除高尔夫球场外，一般还附属建设大量会所建筑，提供系列休闲娱乐以及会展服务，因此收费大都不菲。

由于准入门槛较高，近年来高尔夫消费人群的增加趋势放缓，加上去年的金融海啸，外国顾客、尤其是组团而来的韩国客人大幅减少。高球业界一直在寻找突破口，公众高尔夫就是当中一条新的出路。据统计，自开业以来龙岗公众球场每年接待各类打球人数6万多人，日均160人次以上，而光明和云海谷公众球场的日均客流也在200人次以上，与国内18洞规模的球场相比较，人数可以说是最多的。

到底有多亲民？

打一场18洞赛（含球车球童费用），光明需630元，云海谷500元，龙岗460元。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870元，只要免交昂贵的入会费，普通市民每年来玩几次高尔夫，还是挺划算的。

丁酉伟，一家IT公司的经理。周五的下午，他本该坐在会议室里组织一场会议，但这次场地有所变动，改在云海谷公众高尔夫球场。“持市民打球证来打球，只要500元。虽然也不算太便宜，但是比起请客户喝酒谈生意，还是划算，而且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每月组织客户来打球，客户的反馈是“上档次”。

球童，是球场接触客人的一线员工。光明球场的207号球童是个从湖南来的小姑娘，她说，很多白领早上6点起来开车来打球，打9洞后，洗个澡后才去上班。“他们就是冲着早场的优惠来的。”

陈伟新，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近年来一直关注本地高尔夫运动公众化发展趋势。他说，公众高尔夫应当包括造价比较经济的正规球场、结合游憩公园的非正规球场两个档次，与原有的会员俱乐部共同构成面向不同消费群体的高、中、低三个档次。深圳近期公众高尔夫的发展重点放在中间层次。

中间阶层，是三家公众高尔夫球场的主攻消费人群。何海兵介绍，来消费的不同阶层的人士真正代表了“公众性”：大老板阶层、小老板阶层(个体和私营者)、专业爱好者，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工薪阶层。“本地很多青年骑着摩托车就进了高尔夫球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龙岗公众高尔夫球场工会副主席高屹说。

看着来龙岗练习挥杆的大学生和更小的孩子，何海兵想，要让每个中国人都有能力打高尔夫球，是不可能，但在深圳，复归高球运动的“苏格兰牧羊人本色”，这毕竟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想法，虽然公众高尔夫还面临着一段继续“向下”的路程。

把艺术家送上流水线

记者·罗小敷 实习生·李颖娟 摄影·孙炯

大芬村代表性企业集艺源的老板吴瑞球，10多年前正是他开创了大芬村临摹制作世界名画的流水线模式。

68岁的画家李济勇是目前大芬村年龄最大的油画家，他的命运是在大芬村改变的。

画家史飞在一个偶然机会，被一个在大芬村做油画生意的老板看中，来到大芬村画行画，现在他已经有房有车。

集艺源的画工周永久，他在大芬村当画工九年，从去年底开始，他不得不陆陆续续停工。

因为停工，画工周永久好些天没有到这里来了。这是一间位于大芬村东头的生产车间，毗邻新建的大芬美术馆，是大芬村代表性企业集艺源旗下最大的车间。由于受金融海啸的影响，行画市场进入大萧条周期，这里已停工近半年。

集艺源的老板吴瑞球，在大芬村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10多年前正是他开创了大芬村临摹制作世界名画的流水线模式，现在他还兼任着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的职务。他的公司大楼正对着大芬村村口的牌坊，他经常在此向来访者讲述他在大芬村的创业史。但最近的话题中心已经转变为金融海啸中大芬村的命运沉浮。他和他身处的大芬村，又走到了一个寻求出路的关口。

辉煌

1989年，怀揣130元，吴瑞球与两个哥哥从家乡广东陆丰来到大芬村。吸引吴瑞球和其他画工汇集到此的原因是，香港画商黄江在大芬租用民房进行油画的收集和转销，招募学生帮助他完成与外商签订的订单，吴瑞球正是其中之一。

20年过去，吴瑞球和许多当时到来的画工都已在大芬村闯下一片天地。大芬村也由一个人均收入不到200元的小村落，逐渐成长为世界三大油画出口基地之一，2008年油画年出口总额超过5亿元，占全球油画市场近60%的份额。

20年前，“大芬油画第一人”黄江将油画这个特殊的产业带到大芬村，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黄江一方面招募画工帮助自己完成订单，另一方面着手培养有绘画基础的青年。几年后，那些为黄江画画的画工或画师们也学会了接单，并另起炉灶做起了老板。由黄江和他的学生所形成的大芬油画生产、收购和出口外销的一条龙体系，成了大芬油画村的雏形。

不断扩张的市场份额对大芬村行画的生产力提出了挑战。大芬村改变了传统油画的创作方式，将个人的创作变成了流水线式的集体生产。吴瑞球便是这一转变的初尝者。

1998年，早已独立门户的吴瑞球，接到来自美国沃尔玛的一张40万幅行画作品的大单，对方要求40天内完成。按照当时大芬村画工独立作画的生产模式，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吴瑞球做到了，灵感来自其它行业的流水线分工，比如说一台电视机的制作，在出厂之前是负责不同零部件的工人合作的结果。“电视机这样复杂的电子产品都可以做到分工合作，为什么画画就不能？”

当时跟这张大单的画工有200多个，在一个大的车间里大家各就各位，按分工各自负责画面中的某一部分临摹。40天后，吴瑞球如期发货。

用流水线的方式，成本减少了50%，速度却能快一倍。这种事半功倍的流水线操作，在当时国内是前所未有的，后来在大芬村被广泛应用。直到现在，这种模式仍然在沿用，尤其是在有大单时。

外向型是大芬村油画市场的另一特色。大芬村的大企业大都具有进出口经营权，能够自主开发产品。“大芬油画主要销往欧洲、北美、中东和非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市场占大芬村油画销量的80%。”大芬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范育新说。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芬村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和交易市场。在0.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汇聚了书画、工艺等经营门店及油画工作室800多家。其中包括30多家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以油画、画框生产为主的大公司、近700位个体经营者，有100多位原创画家在这里淘金。

大芬村创造了市场奇迹，也成就了一批原创画家。许多画家在来大芬村之前，作品的市场几乎为零，在这里却找到了买家。现年68岁的画家李济勇是目前大芬村年龄最大的油画家。9年前他从哈尔滨来到深圳，怀着“以自己的艺术养活自己”的梦想。现实却很残酷，在2003年前他只卖出了两幅画，生活极为困窘。大芬村改变了他的命运。2004年大芬村首次成为深圳文博会分会场，他的作品一下子卖出多幅，收入近十万。他用这笔钱还清了来深圳后所欠下的债。

画家史飞现在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有自己的画室，有工厂，有房有车，在村中心位置还有一间小咖啡吧。这些都是在来大芬村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他从北方的小城市来到广州，住在破旧的出租屋里，画卖不出去，没钱养家糊口，对艺术也没抱希望。一个偶然机会，他被一个在大芬村做油画生意的老板看中，来到大芬村画行画。有空时自己也搞点创作，现在他的原创作品的价格在大芬村排名已很靠前。

比以往的人头攒动，眼下的大芬村显得很冷清。几个孩子在一家画廊里玩耍。

瓶颈

从最初的自发性增长，到2003年政府介入并大力扶持至今，大芬油画村经历了一个发展高峰期。大芬油画村的发展模式引起高度关注，范育新说，平均每天有两拨来自国内外的接待任务，有媒体采访，有领导视察，有企业学习经验，也有团体游。各种荣誉称号纷至沓来，例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优秀出口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等等。

然而，2008年以来，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昔日风光无限的大芬村正在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对大芬模式的反省声音也随之四起。

“我们都快要饿死了。”在集艺源的车间里，负责生产管理的吴瑞明如此感慨，与弟弟吴瑞球相比，他很少在媒体露面，面对媒体说话时也不怎么有“策略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公司接到的订单数量急剧下降，从事生产、跟单、收发质量管理的他，一下子处于半失业状态，他的着急溢于言表。

在2008年秋交会上，包括集艺源在内的大芬村参展企业遭遇到滑铁卢。集艺源投入50万元，原本期望很高，结果却一张单也没签到。这是大芬村从未遇过的情况。以前在广交会上最好的时候能签到4000万元到5000万元的大单，少的时候也有两三千万。

相比以往的人头攒动，眼下的大芬村显得很冷清。下午时分，许多门店的店员无所事事地呆着，踢毽子，打牌或闲聊。较少看到买画者。

在一家叫“声色画廊”的店里，一位画工正忙着把刚刚临摹完成的张晓刚作品挂出来，售价900元。他说上半年是大芬村油画销售的淡季，今年尤其淡。一天也难得卖出一幅画，即使10天卖不出也不足为奇。而在以往的下半年旺季时，一天卖出三五幅也不是难事，但是去年已经差很多，村里有几家画廊因为熬不下去已经倒闭。

速邦物流公司负责人胡文正在大芬村做物流已有八年时间，他的店铺距离村口不远，10来平方米，月租金将近3000元。今年之前，大芬村经营相对稳定的物流公司有八家，由于业务量下滑，已有两家搬走。2004年至2007年是胡文正的公司最好过的日子，每年能保证有50条货柜从他手上发往国外，但2008年一下子缩水到10至20条货柜。

在努力挣扎的还有大芬村唯一的拍卖公司艺海拍卖。艺海2006年在大芬村办第一场拍卖会，成交量超过250幅，成交额上百万。随后，艺海共举办过十几场拍卖会，最初几场几乎每场都有超过百万元的成交额，但2008年形势变了，只能维持公司的基本生存。

卖不起价钱是艺海拍卖会面临的尴尬问题。“外界对于大芬村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行画层面上，他们对于花高价钱在大芬村买张原创油画很犹豫。”艺海拍卖负责人贺克说。眼下他正忙于筹备2009大芬艺海原创油画无底价拍卖广州专场，作品征集工作还在紧张进行，贺克希望能说服大芬村一些有名气的原创油画家拿出作品来参展。

李济勇今年没有作品参拍。“拍卖公司搞这种无底价拍卖，对我们原创画家非常不尊重。”他说，拍卖会成了捡便宜的地方，原创画家辛辛苦苦创作的画200块钱就被拍走了，这个价钱可能就够材料费。

很多像李济勇这样的原创画家，背靠大芬村，作品市场从无到有。即便如此，李济勇依然叹息，在大芬村没有原创画家的位置。在业内，如果谁说自己是在大芬村画画，即使是搞原创的，也会遭人侧目议论。大芬村对于这群原创画家来说，不是一个荣耀的标识，而是尴尬之事，一些原创画家即使生活难以维持，也不愿意画一张行画来赚钱，怕画浊了笔，掉身价。

但是贺克不这么认为。他说，画家的作品卖什么价钱，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无底价拍卖的模式完全符合市场公平买卖的规律。而且，300到400块一张画，其实能养活一批大芬村的原创画家。

出路

“从1989年大芬油画村成立以来，今年是最最困难的一年。”吴瑞球说。大芬村如何熬过这个“严冬”，这是摆在吴瑞球及所有大芬人面前一个紧迫的问题。

业内在反思，形成大芬村今日困局的原因，除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环境，其模式本身是否也有需要反省之处？

十几年来，外界对大芬村的印象是，一个靠卖廉价行画而发达的村子。“行画”的意思是已经有了市场行情的商品画，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是欧美文化消费品之一。在制作上，行画是一种具有行业加工、流水作业性质的产品，中国大陆的行画生产基地主要以广东、福建为主。

三年前，吴瑞球开始着手集艺源的转型。与许多早期创立的公司一样，集艺源曾经将业务重心完全放在行画的经营上。越来越多竞争者的入市，在小小的大芬村拉开了一场价格战。以前卖20元的行画作品，后来可能不到10元就可随便买到。

集艺源逐渐减少简单临摹的行画业务，世界名画的复制也有意识在控制，现在几乎不做。目前公司油画这块的业务已经基本定型为两大类。一是装饰画，这是一种经过改进的行画，但跟以前的简单复制有区别，主要以公司自己设计、创作的作品为主，部分是在行画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另一块是原创画家作品的买卖和收藏。原创市场每年给集艺源带来50%的利润，而临摹这块只占30%。

版权侵犯问题在大芬村也是绕不过去的坎。近年来大芬油画村个别画家的原创作品遭别人侵权，而一些画工在临摹油画的过程中，也会侵犯画家甚至世界名画的知识产权。

这也是吴瑞球寻求公司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版权纠纷，侥幸逃过只是一时之计。而对于一个公司来说，侵权问题绝不只是增加道德成本，而是关乎公司生死存亡。上百万的赔偿费可能导致一家辛苦经营多年的画廊顷刻倒闭。

大芬村需要原创，无论是政府，还是画廊和拍卖公司，现在都在强调这一点。为了扶持原创，政府在大芬村盖起了画家村，以低廉价格租给前来驻扎的原创画家们。每年还会组织原创画家集体出行采风，并在国内举办巡回展览，经费由政府提供。

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了大芬村狠狠一拳，这也是大芬村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形成的短板。政府希望能在“危”中寻“机”，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方针政策，包括从以出口为主转变为外销和内销相结合、以临摹为主转为临摹与原创相结合、由个体小作坊为主转变为个体画商和现代企业相结合等。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深圳政府官员认为，大芬村油画市场真正的症结在于整体利润较低，在大芬村售价10元人民币的油画，在国际市场上可能卖到10美元，而中间这部分差价正是被国际油画采购商赚走了。因此，他建议政府可以趁此金融危机之际，积极出击，甩掉国际画商，直接将画卖到国外消费者手里，这可能是大芬村活过来的捷径。

显然，大芬油画要更“好看”，还需要投入更多“颜色”。

破坏的使命就是创新

记者· 炫风 实习生·李颖娟

中国内地，可能只有深圳才有如此活跃的民间智库群，其中最为大众所知的是当年以《深圳，你被谁抛弃》而被市长点名接见的呙中校。深圳也有许多对地方治理积极建言的专家学者，如今年深圳市“两会”上，支持将“山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还有积极支持深圳政府推行“大部制”的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关于山寨现象引发出来的深圳民间创造力的话题，《南都周刊》记者与他们进行了一次讨论。

“逼上梁山”做山寨

《南都周刊》（以下简称《南》）：山寨这个词现在可以说传遍全国。对深圳来说，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词，今年两会期间也引起过讨论。

知名网络人士呙中校（以下简称呙）：我用过山寨产品。老家人说这边手机便宜，让我带一两个回去。我担心没有安全保证，比如电池会不会爆炸之类的问题，但老家人说，几百块钱的东西至少可以用一两年，还什么功能都有，音乐、蓝牙、手写一应俱全。

其实，有些企业做山寨是被逼上梁山的，比如你的行业准入限制了他，他只好跑去做山寨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以下简称马）：我也用过山寨的东西。有些企业不按照规则出牌，往往以草根的力量，起到一个破坏既有市场规则的作用，如果能够运用好这股力量，它就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以下简称乐）：山寨不能一味否定，否定它，就会让草根市场失去潜能和力量。就像早期拿到第一桶金的企业家，在积累时期都有一些非规则化的背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社会变化太迅速，很多规则和伦理道德都在变化，积极的或许是不合时宜的，但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有社会基础的，不能一概否定。

《南》：山寨现象很复杂，怎么看待它身上所谓“合理但不合法”的地方？

乐：很多山寨产品在模仿的基础上拓展了产品的功能，山寨手机的功能就比品牌机要多。山寨机对品牌机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品牌机肯定会排斥、打压它们。

企业主挣第一桶金时，几乎都是小企业的状态。一般来说，山寨的处境都比较困难。比如融资困难，没有物业做担保，国家规定的很多准入门槛也达不到。小企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多少带有模仿、参照的意味。所以，山寨现象在我们国家来说很普遍。深圳是个创业者众多的城市，创业热情很高，老板们迈出的第一步总有一些不规范的东西，但不能堵塞他们创业的机会。

《南》：为什么现在一说到山寨，人们都喜欢把它和深圳联系起来？

呙：说到山寨现象，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这个词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说它源自深圳？如果说山寨就是假冒伪劣，那自古就有，大江南北都有，但到了深圳，山寨就不仅仅是仿照仿制了，它是针对消费者的喜好去集成，量小价廉地运作。

马：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在中国发展了这么久，会形成一种商业文化，一种由加工企业支撑起来的文化。在深圳，手机、电子产品，或者其它的加工产品，互相配套的功能都很强大。只要你出一个品牌，我就能给你“拼”出一个机器，只要你有一个创意，我就能把你的东西造出来。这也是制造业发达的一个表现。

乐：只要在深圳，你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生产、销售需要的环节配套齐全。这是因为，首先电子信息产业是深圳的强项，高、中、低端都比较完整；另外，深圳市场条件好，凡是市场条件好的地方，中小企业都特别发达，像江浙地区的服装、纺织业也是这样。中小型企业对于市场的敏感和触觉是一流的，它知道什么地方会有市场，什么时候会有获利的可能，它们会运用独特的手段去捕捉。

让龙头企业去招安

《南》：深圳政府曾经对设计等产业颇为重视。对于近年形成的草根或者说市场自发的创造力，政府与之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呙：有些工作还是要政府去做的。比如山寨产品市场，我去华强北的时候，感觉乌烟瘴气，人很多、店铺拥挤，但去年环境就改善了不少，这些整改属于市场化管理。

深圳有个经验，简单来说就是无为，政府不要对市场有太多的干预。很多东西，你想促进它，有时效果适得其反。黄金、珠宝、眼镜、家具等，深圳都是出口第一位，而当年没有想到它们能发展起来。还有大芬村，现在把它当作深圳文化产业的代表，对大芬村进行改造，要以大芬村为代表，跟北京、上海叫板，于是又是改店面又是修街道，环境漂亮了不少，但房价一涨，很多有天分的草根艺术家就要考虑挪窝了。

马：市场的力量，政府是不需要对其过多干预的。当然，政府需要规范市场。比如，既然你认为这也是创新，那就要给这种创新一个规范的市场，让大家按照规则来出牌。对于山寨，我们要打击假冒伪劣现象。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比如消费者、NGO等，来加强对企业行为的监管。

但是，现在政府已经有了过多的干预，比如政府花钱出大力打造一些品牌，让山寨机变成品牌机。既然品牌机都没有市场了，为什么还抱着必须要品牌为先的观念不放？一些山寨产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能量，政府过去没有把这个能量充分利用发挥起来，说明我们在管理方式上还没有按照市场规律来做。政府过去只考虑单向的需求，扶植企业，做做维权，不能形成多赢的局面。

乐：政府要引导小企业合法经营，资助创新，给他们提供一些条件。以前我们的监管不切实际，比如我搞个手机要入网，测试需要好几个月，却没有看到，现在的电子产品不到一个月就更新换代了。这是需要改变的。

另外，让小企业完全搞研发也不太实际，全世界都没有哪个小企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靠龙头企业来搞一个产业联盟，带上一批小虾小蟹，形成一条供应链，这样可以帮大企业降低成本，他们之间是可以互补的。以前说政府招安，其实政府是没有办法招安这些小企业的，应该让这些龙头企业去做。

在市场的基础上进行资源互补，建立产业联盟，政府做好一些监管和服务的任务，我觉得这是个理想的做法。

尊重草根的力量

《南》：深圳一直受香港的影响，从港商来深圳淘金到现在大家谈深港一体化，香港还是深圳的楷模吗？

乐：深圳靠近香港，香港的经济是积极不干预，治理的理念对深圳影响很大。其实不光深圳，整个珠三角和内地城市比起来，还是比较尊重市场的。能够让市场来做的事，政府就不会冲到第一线，这个理念是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地方政府会有另外的考虑，不会完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马：就城市发展而言，刻意模仿是不妥当的。海外发达的城市有规范的市场，完善的法治，多元化治理的社会，这些跟我们不同。我们可以考察与我们条件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单纯盯着北京、上海、广州或者西方大城市。

《南》：作为一个有创新历史和自发动力的城市，现在的深圳，能带给中国其它城市什么样的启示？

乐：很多创新是需要中央政策支持的。改革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深圳是经济特区，城市的使命就是创新，现在它还是国家创新的试点城市。深圳政府应该把来自上层的创新要求和来自草根市场的创造力结合起来。

深圳是一个市场繁荣、产业发展条件良好、草根力量崛起的都市。社会与市场是创新的永动机。市场不断产生各种新的需求，对于管理者来说，新的需求和你原来的监管体制不一样，要求你不断地更新，要求你不断地有新的东西出来去适应。

马：政府应该对民间的新思想、新技术乃至新的创业方式，保持敏锐的反应。现在发生了金融海啸，我们下一步产业的增长点在哪里？政府更应该积极吸纳社会的力量。

从全国来比较，深圳还是比较尊重市场选择的。这跟广州、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有一脉相承的地方。总的来说，就是尊重市场的选择，尊重草根的力量。

呙：如果要给深圳特区一个特殊的定位，一个新的方向，需要做什么？我去年参加特区工作会议时，提出的就是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目标。其实，方向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很多年，比如建设科技之都、设计之都，现在较明晰的是所谓深港大都会。

目前，深圳很多方面都已经具备了基础，从经济发展来看，走常规的发展路径也没问题，但你作为一面旗帜，就要扛起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大旗，从社会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去做。这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