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吃蛇大作战怎么变小:山西煤改困局

张新明的出逃，对山西人来说，或许意味着一个早已熟悉的故事的开头：一个煤老板出事，必然要牵藤带叶引出一串案子。

但这一事件的大背景——山西煤矿产业兼并重组，在公众视野中已经落幕，而它带来的社会震荡，才刚刚显现。

从整合小煤矿的大国企，到被整合的煤老板，到协调各方的政府，再到围绕小煤矿而生的矿工、煤矿所在乡村的村民……山西上下无不在这轮重组中品尝到利益再分配的复杂滋味：在这一分配中蒙受损失的各方，正在面临程度不一的困境；而在重组中轻松获胜者，多是无人能看到的隐形阶层。

“国进民退”的另一种结局

2008年的山西煤改，不但被公众视为“国进民退”的典型事件，甚至被视为全国煤炭行业整合的标准范式，一时间全国各民营煤矿人心惶惶。

然而，一年过去，在人们对山西煤改的关注渐渐沉寂之时，山西“国进民退”的煤改却成了一幕“人们只猜中了前头，却没猜中这结局”的大戏。

山西煤改之所以被视为“国进民退”，是因为政策限定由8家国企（5家省属煤炭生产国企，2家省属运输贸易国企，1家央企）整合兼并中小煤炭企业，此即所谓的“5+2+1”方案。煤改最终目标是2010年实现将煤炭企业数量从2200个减少到100个左右，全省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原来的1500座调整为1000座。

山西煤改兼并主体的“5+2+1”方案，原本就是一场各方利益博弈的产物，兼并主体由5变“5+2”，最终变成“5+2+1”。然而，这个广遭非议的“5+2+1”方案框架，远非尘埃落定的最终版本，在“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它被不断突破，最终演变为各方势力博弈的一次能源盛宴。

据2010年夏山西公布的统计数据，兼并重组已与之前的改革设计有相当出入，参与分肥的，又有了冀中能源、中煤、华能、华润等原不在整合计划名单中的企业。更离奇的是，这场被认为是“国进民退”的大规模兼并重组，事实上还出现了不为人注意的“逆流”——一些原本当在被整合之列的煤老板突然“咸鱼翻身”，具备了整合主体的资格，他们当然都得到资源储量和质量很好的矿井。

比起煤改“最终方案”的出台，“不断推进的改革”水要深得多。山西某集团曾因到手的优质矿井忽然“独立”了，前往质问山西省领导。该领导亦无可奈何地说：“我都管不了，你当然更管不了。”

而这些省领导也称“管不了”的人，并非这场煤改盛宴中唯一的得利者——在兼并重组的游戏中，类似在金海洋案中受贿落马的中煤副总张宝山这样的兼并方高管，同样有自肥的空间。不过，比较起来，那些作为“中介”在背后操作令煤老板们可以再度“独立”的幕后隐形人，显然能量更大，操作手法也安全得多。

业内对山西煤改走形的私下非议，并不止于突然多出来了许多兼并主体，人们还质疑有些国企在兼并过程中对某些煤矿开出的高价，背后是否别有描腻。

至于作为兼并主体的那些山西本省国企，在这场并购过程中的得失，与公众当初的想象并不相同。由于有利可图的许多煤田被各个利益方瓜分掉，山西国有煤业集团到手的很多是边角煤矿，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是沉重的负担。

据阳煤集团内部人士透露，阳煤收购77个小煤矿的占算收购资金为82．93亿元；收购后要立即关闭其中的18个煤矿，到2010年年底，还要再关闭其中24个过渡期生产矿井，关闭矿井的收购价约30亿元，占到收购资金的36％。保留下来的31个矿将被改造成90万吨以上煤矿，需要继续投资96．6亿元。这意味着，阳煤集团在此次大整合中，共需付出150亿元整合成本。“原来许多边角煤矿我们不想要的，它们根本不具备大型综采的条件，但在政府的意愿下，我们都接收了。然而改造这部分矿井的成本甚至要高于一个新开矿，它们枯竭的资源却不能保证资金回笼，甚至有的矿井连改造的可能也没有。”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全省整合后保留的1053座煤矿，开工生产的只有极少数。

僵局之中的兼并进行时

对这些鸡肋型小矿，作为兼并主体的山西本地国企必须投入高成本进行规范生产——尤其对集团领导而言，这些获利并不落到个人口袋里，而一旦出事故，却得由个人承担责任。捕食者显然缺乏猎取和消化被捕食对象的热情和动力。

由于小矿矿主重债在身，无法接受过低价格，而整合主体也不愿意以更高价格收购小矿。结果，在很多地方，资源重组和煤矿生产同时停滞，陷入僵局。

对此，某些地方的解决方式颇为“含蓄”，比如给煤老板三个月的“设备拆除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煤老板继续开工生产，政府和整合国企睁只眼闭只眼，煤老板就用这段生产期尽量找补回一些损失。然而，生产事故也随之而来。

2010年6月21日，河南省平顶山兴东二矿东井发生火药燃爆，49人死亡。当天，临汾公安展开拉网排爆大行动。

未被山西省煤炭厅批准复工复产的一平垣乡郑家庄煤矿，被发现竟有百余名矿工在挖煤。该矿已于去年10月被某国企以3849万元的价格收购。该国企此前发布公告称，将在收购款支付80％后即进驻被整合煤矿。但此时，在井下，不但百余名矿工正在为煤老板挖煤，还有土制黑炸药4吨，非法雷管5000多枚。

很快，当地矿山救护队和民爆公司的专业人员赶到现场，将井下炸药、雷管全部搬到煤矿—处开阔地，准备就地销毁。由于无水的山上不允许使用安全的水溶法，专业人员只能将炸药均匀摊薄烧毁。

6月23日中午，第一批约2吨炸药被平安销毁。但下午两点，第二批炸药被烧毁时出了意外，一声巨响后，现场监督销毁的5名民警被“吹”上了天，“一个个像断线的风筝落地”。据事后分析，炸药中可能混有雷管。

耳膜被全部震裂的受伤民警被紧急送往北京接受治疗，所幸，事故中未造成人员死亡。此次有伤无死的爆炸被当地官员庆幸——如果爆炸再次发生在井下，那将又是一次足以震动高层的大事故。

矿老板随后潜逃。据当地干警透露，专案组怀疑煤老板和整合主体可能签有“孪生”合作协议，即“一段时间内，煤老板开工赚钱，整合主体只收取管理费”。

在山西许多地方，这样的合同已是公开的秘密。投资上亿元的煤矿评估为一半的价格，这让许多煤老板“连死的心都有了”，国营企业为求尽快完成省领导要求的整合任务，也采取变通，“你先让我整合了，然后你再开工生产一段时间，把这个亏损补回来。”

整合国企的通融政策，表现出整合双方共同陷入的困局。

维稳：最挠头的兼并后遗症

对山西煤区各级政府来说，更大的麻烦在于产业重组的维稳困境。

2009年，吕梁市纪委在当地几个产煤大县做过名为“关于资源型发展中地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课题研究”的调研，试图寻找近两年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和规律。

调研认为“煤矿与村委所签订的协议能否继续履行”是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协议中的承诺包括煤老板在村里期间给村民带来的就业机会、对衬里环境污染所做补偿以及给村民的定期分红和分煤等福利。如兴县蔚汾镇陈家沟村和企业的协议为：煤矿每年给村集体15万元，学校10万元，每个村民分1000元，每人1吨煤。

但兼并企业入驻一地之后，之前煤老板与当地村委协调好的利益并不能顺利对接。

调研中还特别提到“群众用煤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影响社会安定”。

据了解，2008年，由于煤矿停产，原本承诺每年给村民过冬煤的煤老板不再兑现承诺。而停产造成煤价高企，让村民望而生畏，以至于抢煤事件在各地蜂拥而起。有的地方，煤矿上还未拉下山的煤和洗煤厂未能卖出的煤，都成为村民“共产”的目标。洪洞县一家洗煤厂所剩不多的煤泥，曾引来附近数个村庄的村民前来争夺，甚至大打出手。吕梁、大同等地均有抢煤事件发生。

当年冬天，山西各地政府紧急解决群众过冬煤的难题，为保障过冬煤，责令停产中的煤老板再生产两个月的煤，乐坏了煤老板。

但到了2009年，由于持续两年不生产，煤矿没有了存煤，树林成为村民劫掠的目标。“村里附近的能烧的树枝，基本上都砍光了。”一位临汾村民称。

此外，“三权”不清，或是群体性矛盾更大的隐患。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个人不允许办煤矿其时煤矿均为集体企业——有的为集体和个人合伙投资，有的为个人出面以乡村集体名义贷款投资，有的为以煤矿名义贷款投资，有的纯粹为个人投资但挂靠着集体的名义。

2004年，山西开展了煤矿清晰产权的改革——此前由于产权不清，矿难事故一旦发生，却发现煤矿被层层转包，找不到负责人，此项改革的用意在于明确煤矿的归属与责任。但这场旨在鼓励煤老板加大对“自有资产”投入的改革，却在操作中忽略了矿产资源天生国有的复杂性，出台了“谁投资煤矿归谁、谁交资源价款‘三权’归谁”的政策。由于煤矿作为集体所有的资源，在集体化时代村民在名义上都是煤矿股份持有人，并不能以“谁交钱就归谁”的方式轻易归属个人，需经由集体讨论同意受让。

但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已让绝大部分煤矿转为“个人所有”。矛盾从此深埋。

在疾速私有化过程中，吕梁一位乡镇书记说：“上级要求5天完成资源价款上交的任务，让群众讨论通过显然不可能通过。为此，一些乡镇按照县里指示，把有煤矿的村的公章扣回，把主要干部叫回，强行在有关协议和表格上盖了章。”

这一“权益受让”的过程留下诸多后遗症。如岚县梁家庄镇毕家坡村的煤矿由私人“买下”后，却被村民发现“受让协议书”上虽盖有村委公章，但村民甚至村支书都对此次交易完全不知情，为此村民多次到中纪委上访。

而在更多地方，村民至今还对这一现象不知情。吕梁市纪委的调研报告称，不难想象，此次煤矿资源整合必将涉及到煤矿所有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暴露，其反响可想而知。

此外，吕梁调研座谈发现，地质灾害的显现期一般为5年左右。但面对已经关闭煤矿和即将关闭煤矿形成的灾害，许多长期上访得不到满意解决的群众意识到如果失去这次机会，今后会更加无望，所以趁这次资源整合的机会爆发出来。在此次资源整合中，如果操作不当，多年问题集中爆发，后果将难以预料。

离开煤老板的日子

曾经在大同南郊区打工的矿工钟光伟正在为找不到自己的老板而绝望。这位被检测出矽肺三期的矿工，已陷入生存绝境。资源整合后，老板拿到钱就一跑了之，钟得到的判决书如同一张白纸。钟光伟的遭遇并非个案，当地法院称，类似案件当地还有好几起。比起几名伤残矿工，更令地方政府头疼的是矿区所在乡村的村民失去就业机会带来的新问题。临汾市曹村王府庄村民们，因为失去原先在煤矿的工作，开始暴力上访。

“煤矿占着村里的土地，村民的房屋因为采煤到处裂缝，衬里污染也很严重，每天我们都是一脸一身的黑土……坏了我们的田地，却不给我们一口饭吃！”村民们还不知道，脚下的煤层被大矿接手后，随着大量使用机械化开采，失业的矿工将数以万计。

煤老板的撤离，不仅让村民失去就业机会，甚至失去了生存的最低保障。

临汾乔家湾乡井上村下面的篷子底村有4座煤矿，多年挖煤造成当地地下水枯竭，农田裂缝，房屋破裂，村民一直靠这4个矿从远处拉来日常用水，以保障基本生活所需。资源整合后，4个矿全部被关闭。村民闻讯大为紧张，将前来拉走设备全面撤离的矿方堵住，要求以前的煤老板解决地裂开缝和吃水问题。

最终，经乡政府出面协调，当地的整合主体宏源集团答应接下以前的煤老板给当地人的承诺，“每年给村里30万元，给500口村民每人1吨生活用煤。”至于水的问题，没有拿出解决办法。

遍地煤窑的山西，因为失业、环境补偿等问题带来的集体上访，自矿业重组以来，比比皆是。“对老百姓，现在就是按闹分配”，当地乡政府官员称，“谁让他们拿‘维稳’作筹码？”

面对调研中发现的基层社会矛盾，吕梁市纪委于2009年12月28日召开了—次名为“深化农廉工作，开展‘一企一事一业’活动座谈会”，并邀请当地数十名知名煤老板座谈，和他们共同研究如何“用富人的钱给穷人建起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建立健全。

这—试图让煤老板把钱从高投资回报领域转向高就业领域的努力，显然不符合煤老板们的利益，能否收到长效，尚在观望中。但这—努力方向似乎显示，政府开始怀念煤老板们了。

“以前煤矿生产时，伤残赔偿还叫个事？我们(法院)打个电话，矿主马上就处理了，那时，停产一天的损失就是赔偿数目的几倍。但现在煤矿都炸了，矿老板自己都赔钱了根本不会对这些伤残矿工的赔偿认账。”大同南郊区某政府官员抱怨。

一切已成过去。

失去煤老板的财力支撑，地方政府面对的釆空区塌陷面积、河流中断、农田受灾、环境污染严重等遗留问题却并未减少。

该官员抱怨，由于大型国企直接向上级政府纳税，他们的大量进驻反而令基层财政收入一再缩水，去年他们甚至拿不出充足的办公经费——全区含教师在内有—万多人靠财政开支过活，去年年底的区财政赤字达到50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