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负利率国家:中国将第一个摆脱现代化模式—“百年清华，中国模式”论坛系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8:05:58
中国模式崛起 摩登主义将不再垄断现代化
发布时间： 2011-04-19 | 作者：李世默
中国百年转型重生的模式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就是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把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异质文明化为自己本质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走非摩登主义道路而实现规模性现代化的案例。
百年清华，百年中国。在耻辱中诞生, 在战火中走向独立, 在崛起中成其中流砥柱。1911年清华创立, 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 为建校宗旨。而正在这一年, 中国爆发了以推翻满清王朝、建立现代国家为己任的辛亥革命。百年沧桑、百年奋斗, 清华与当代中国的板荡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路漫漫时，中国为有清华而骄傲；华章崛起时，清华为中国而自豪中国今日复兴的意义远远超越其对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甚至文化格局的影响。中国的复兴与崛起将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对人类思想的最大震撼。用一句话来概括: 摩登主义（Modernism）将不再垄断现代化。近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启蒙运动是全人类思想变迁的原动力。然而, 这两百多年的西方化浪潮席卷全球，给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带来了灿烂的现代光芒的同时，也伴随着持久的迷茫、困惑，甚至灾难。启蒙运动的产物－摩登主义,，是西方独特的文化演化的经历。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奠定了欧洲文明对抽象绝对真理的顶礼膜拜。基督教的第一次分裂及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让西欧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踏上了政教分离的道路。欧洲贵族阶级在乱世中的权力巩固使得以英国大宪章为起步的政权分制（制衡）渗透西方的文化和政治社会结构。基督教的第二次分裂（新教改革）无意识地将个人变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所有这一切经过一个纪元的酝酿和发酵, 在启蒙运动中开花结果, 创造了灿烂而所向披靡的摩登主义文明。摩登主义缔造了科学与工业革命, 从而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器物飞跃——现代化。同时拥有绝对理性和天赋权利的个人构成了摩登主义的价值核心，这些个人与其民族传统相结合缔造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 以政权分制为基调的选举民主成为了这些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基本特征，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了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石。面对这些西方民族国家的强势崛起和扩张，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试图将摩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直至价值观引入本土来改造自身文明，以实现现代化目标。一两百年来，摩登主义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光明”的道路，它却制造了世界版图上巨大无比、至今在迷茫中挣扎的跨地理区域——发展中国家。多少年来，“发展中国家”，这顶看起来、听起来都很有希望的“帽子”一直戴在中国的头上，虽历经坎坷，“发展”的方向在很多中国文化精英中似乎一直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贴有摩登主义路牌的摩登大道。与许多非西方穷兄弟一样，百多年来，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徘徊、挣扎，甚至迷失。中国人在付出了多少真心诚意，却不得不忍受绵绵不尽的失败与羞辱！但是今天，经几代人忍辱负重，中国人摸着石头来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关键点上，几乎看到了遂道尽头的光明！中国的再崛起，一个有几千年不间断文明史大国的复兴，她不会只停留在器物的飞跃。以今日之势，中国将成为第一个走出摩登主义迷思，摆脱这种陷阱的非西方国家。这正是中国模式的意义：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走非摩登主义道路而实现规模性现代化的案例。1919年-1949年，中国的精英在战乱的炮火和民众的呻吟中终于领悟到，古老的中国要想重复现代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唯有建立起统一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才能步入现代化。中国的先贤们曾用共和的形式再造中央集权政府，后又偿试以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完成现代民族建国，最后通过暴力革命获取了在西方建立的国际次序中的主权国地位1949年-1979年，年轻的中国面临着外部战争的威胁和封锁而无法以常规方式建设自己的国家。从战火中走来，“得罪”了西方列强的红色中国，不得不把建立强大的军队和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不可侵犯的自主权是发展的最根本前提和基础，而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力量则是自主权的基础，中国不得不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保持战时经济状态，不得不把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向后推迟了整整一代人。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强大的国家力量终于给新中国的第二代人赢来了世界普遍承认的自主权，中国开始全方位自主投入经济建设。三十二年一挥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这块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土地上，已经有着世界上运转得最快的计算机和跑得最快的火车。以独立的武装力量在反侵略的战争中完成国家统一，完成民族建国；集中全国之力在极短的时间里建立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国防工业和武装力量的自主权；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种力量互为依托、互为补充的方式持续和平衡地发展。这三个阶段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也就是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摆脱了摩登主义的复兴模式。从世界范围内看，从人类历史看，中国的百年转型重生的模式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来自五千年文明传承，这就是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把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异质文明化为自己本质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所呈现的儒道释合流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把佛教中国化，而事实上，法家、墨家、名家等其他学派也一直跟主流学派共存。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是对任何外来文化，都持一种开放和兼容的态度。这种开放的、兼收并蓄的包容力是形成今天中国模式的一种最重要的力量。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吸收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因素，然而它在本质上却不是也不可能是摩登主义。早在19世纪，被摩登主义搞得晕头转向，经历所谓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洋务派”，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命题，在这个关乎中国近现代道路抉择的大命题下，几代中国仁人志士殚精竭虑，雄辩滔滔，前赴后继，他们的名字可以从郑观应、张之洞、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牟中三……一直可以排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留下的雄辩论证，为今日中国作此抉择，奠定了深厚的自信根基。在今天的中国，个人是中国社会群体的部分而非独立主权体；社会的大同性将统治保持为中国政治的根本而非分制；市场经济吸收了西方经济体制对资源高效率分配的能力，但没有试图引入以资本为主导力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所能赋予个人的生活自由，中国公民今天几乎应有尽有，这些自由的发挥所创造的在经济、艺术和文化领域里的多元创新震撼世界。然而任何个人的政治诉求则必须包含在社会的共同体中。对多元化的包容和对共同体的坚定维护恰恰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推动力和稳定力。任何社会发展模式在它早期形成过程中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在它成就了初具规模的现实后才能去思考它、解释它和评价它，今天多姿多彩的中国模式，我们不仅要知其所然（描述表达它），还要知其所以然（解释理解它）以及知其所当然（恰当地评价它）。判断它是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模式，研究它的内涵创造了什么新的价值，为人类带来什么新的普遍意义。今天摩登主义以普世的名义，在全球各地仍然上演着悲喜剧，“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与战火绵绵无期。中国却静悄悄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惊叹和疑问。中国如何回应世界的惊问？不是摩登主义，那么中国创造的是什么？百年清华，百年摸索。在这当代中国精英的摇篮——清华园，此时此地，我们开始给世界和中国人自己讲述一个原创的现代化故事。（李世默）
本篇文章来源于 科技网|www.stdaily.com
原文链接：http://www.stdaily.com/special/content/2011-04/19/content_296336.htm 赵启正在“百年清华，中国模式”论坛上致开幕辞
发布时间： 2011-04-20 | 中国模式的讨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如果存在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前途如何。 赵启正：各位下午好！近几年来国际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近三十年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评论，评论的导论或者导火线就是约莫先生的北京共识，国际讨论中众说纷纭，即使在中国学者和官员之中的见解也不完全一致，后集中到三个问题上。一，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二，如果存在，其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三，中国向何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前途怎么样。那么最初约莫先生的北京共识或者说是中国模式他的意思是指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需要，寻求公正和高质量增长的途径，他的意思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艰苦奋斗主动创新大胆实验。第二，坚决捍卫中国自己的国家主权。第三，循序渐进聚集能量。他说，创新和实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但是众多作者对中国模式的界定并不相同，诸如界定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式的资本主义甚至于是独裁+市场经济。在国际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也出现了，提出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国际舆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无论其角度如何甚至有批判中国的观点，对中国方面都具有参考价值，都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模式一个词无论在中文和英文当中都有示范样本的含义，所以中国人在使用中国模式这个词的时候就得特别小心，不然认为中国在主动向世界中的某些国家来推销自己。 由于中国模式定义太多，我曾经请一个研究所帮我做调查，他们找到17种定义，这样我们讨论就出现了困难。如果说我们讨论的是针对30年来中国发展的实际，我曾经说，不妨用中国案例来代替定义混乱的中国模式，以避免过分的意识形态的纠葛。案例实际大家没有区别，怎么走就是怎么走的，什么方法，现在情况怎么样，不容易出现定义上的争论。中国模式或者中国案例的内涵是哪些？我想大家会同意是指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过程、成果和存在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这里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讨论经济问题时政治制度放在一边也是不合适的，把政治的背景作为第一条。第二，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和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有很多争论和见解，但是我的意见就是它是循序渐进的和逐渐积累的，而不像经济改革突飞猛进，它更需要谨慎，不应该发生重大的错误。第三，有一个高效率的政府高度负责的管理公共事务，适当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因为我们有了宏观调控和某些扶持政策就被认为不是标准的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中国方面不同意这个看法。第四，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逐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往我们不参与维和活动，但是今年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兵力最多的一个，在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泛滥、疾病流行等等，中国逐渐扩大了参与度。中国模式内涵的最后一个，正视自己存在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途径。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是现在进行式，在发展中不断有所调整甚至于较重大的调整，如果你说中国模式可能需要加一个括号注明是哪一年的，这个截面是变化的，它是动态的，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变化到某一个阶段可能就比较稳定。比如美国的模式有二百年了，现在变化不那么大，但是几十年前一百年前变化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共同的过程。 第三个问题，中国模式或中国向何处去。多年以来西方舆论以“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为题，中国可能往前走往左走往右走不知道，警惕中国会成为19世纪的英国或者今天的美国，有人预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在21世纪中国经济和文化复兴那是一种可能的前景，如果指21世纪某种信息的霸权这是非常错误的推断，理由是霸权国家的目标不符合以和谐为核心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民族不是好争霸好政权的民族，我曾经和几位外国朋友说，你看在运动场上凡是没有网的运动中国都不行，足球、篮球，有网的运动中国还可以，打打乒乓球、网球、排球，中国人不喜欢冲闯，这是文化使然。争取霸权国家不符合中国根本的利益，不符合全球政治多极化的前景。在客观上不存在着战争的条件，在主观上中国没有战争联盟。在中国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有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旧不平衡，过多的依靠出口密集结构，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加收入难度很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正面对待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继续进行改革，强化复制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继续在长时间内继续完善，中国建设本国和谐社会和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也许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候才能对中国模式和中国案例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中国模式还需要时间。英国人马丁亚克有一本书《当中国挺进世界的时候》，这也让中国人吓了一跳的书名我猜也猜得出这一定是出版商的主意，它就变成了畅销书，幸而作者亚克说中国不会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妇恩，中国会重新坐上世界优秀文明的前列，欧美人可能会更多的阅读孔夫子，中国人会更多的阅读莎士比亚，我同意这个结论。 谢谢诸位。 土耳其大使埃森利先生致开幕词 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尊敬的赵主任、尊敬的周副秘书长，女士们、先生们，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来亲自参加清华大学的百年庆典活动，清华大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它一直以来都是很多院校羡慕的对象，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像一个灯塔一样照亮着我们的知识界，它的国际学生的数量也非常大，吸引了12%的国际留学生。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不能孤立于教育体制教育院校的发展，大学会促进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创新，大学是软实力的重要载体，精英型的大学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它的成功展示了中国的崛起。清华大学通过优秀的学生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如此来展示出一个非常成功的中国模式。女士们、先生们，收到邀请我感到非常受宠若惊，但是我必须坦率承认我并不是一个专家，我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我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谈我的想法，我会非常坦率，我也愿意告诉大家其实我对中国模式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看到中国让我想起自己的祖国，土耳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和挑战。我所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模式如此成功，根据我的观察，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民的勤奋与坚毅，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上其它的一些重要因素比如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中国模式是一个完全土生土长基于中国本土情况的模式。此外，中国人民拥有着丰富的能力，这使得他们能够灵活的适应时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另外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就是迅速增长迅速发展的人力资源，他们在专业技能和语言技能方面的迅猛发展都使得这个国家变得非常繁荣昌盛。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国有企业还有中国的私营企业拥有非常卓越的管理能力，所以中国既是一个外向型的国家也是一个内向型的国家，我这么说是因为中国既对外进行发展，同时在内部也进行不断的努力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而且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实现发展，解决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一些分歧。所以中国给我们很多其它国家带来了灵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模式，它有着很多具体生动的例子，这些鲜活的例子是很多其它发展中国家所不断学习的。这些具体的数字我就不想再提了，但是我想提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走过了30多年的历史，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它的发展速度达到10.6%，人均GDP已经超过了四千美元，而在1979年这个数字仅仅只有270美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差别是非常之大的，无论其他人怎么说，这是一个杰出的成就，也是非常好的例子。当然还有其它的统计数字展现出中国的发展，但我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或明或暗的竞争，这样的竞争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竞争，但是大家也要人知道没有哪一个公式或者模式应对所有的问题，因为在当今世界当中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是一个完全多元化的复杂的世界，各个国家本国的情况不同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中国模式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模式在别人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很多人对于中国模式有自己的理解，而且大家的理解和分析并不完全相同，对于那些研究中国模式的学者来说，尤其是研究外在的学者来说他们有时候带有一种偏见。快捷迅速的新沟通方式使得我们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这也要求我们要去验证信息的准确性，这个国家已经有四亿人因为经济的发展而脱贫，根据这一数字能够说明中国的成功之处。女士们、先生们，我担任土耳其驻华大使已经有两年时间，在这两年当中像很多同事一样，我在中国进行了很多的学习，我已经拜访了中国36座城市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去了很多城市，有些城市我深知去了四次，向社会各行各业的人进行讨论交流，我去了大学去了乡村，有时候直接用英文进行交流，有时候通过翻译进行交流。我去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但是我要承认，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我去探索了解，但是我可以说中国的模式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的模式是实用的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它给我们设立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毫无疑问在我的心目当中见证了中国过去的成功之后我觉得中国所设立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是因为就像刚才赵启正主任在他的书当中提到的那样，他的书是关于中国模式的，他谈的非常好，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从人民的需求出发的，它符合非常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另一个强大之处就是它的执行，我从来没有家过哪一个中国官员提到或者暗示到要照搬过去的做法，其实中国从过去的历史当中走来，我们土耳其也曾经有过悠久的历史，而我们土耳其的首相在拜访中国的时候就提到中国要重新发挥它在世界上的作用，这是对于中国地位的承认还是一种战略，让中国能够来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来。当然我想这要由领导者们决定的，但不管怎么说很多人对于中国今后的地位和作用是有所质疑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我们要感谢中国，是中国使得世界经济走出了困局，这是真实发生的。对此，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的说是把中国塑造成为非常积极正面的形象，而有的也对中国横加指责，比如汇率，我认为有些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就像世行行长祖力克在几天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指责是非常危险的。他说如果我们再面临一个危机的话，那么世界经济就会跌到谷，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局势变化无常，我们虽然从上一轮金融危机当中有所恢复，但是我们仍然非常脆弱，所以中国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模式是不是完美的？我对此的回答是，只要有人的因素参与其中就不可能有完美的事情。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在过去的人大以及政协会议上面所发生的一切让我相信，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把它的工作重心转向更多以人为本的政策，而不再是关注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就像邓小平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祝愿清华今后一切顺利，同时我也要祝愿中国光明的明天，对此我充满信心。谢谢大家！
房宁：中国模式的特色与共性
这是今年参加的第一次活动，我的报告算是做一点点回应，为什么对中国模式在今天有这么多讨论，两个背景，1989年以后整个世界的社会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体制发生重大危机，而在大的过程之后恰恰是中国在保存了基本政治体制的稳定下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经济的行势 发展，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出乎绝大多数政治观察家的预料，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到底这个政治体制怎么去看它，实际上隐含这个根本性问题。第二个背景，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可以说是上世纪结束到这个世纪初变成相当普遍的看法。约莫讲中国共识，霍蒂格利茨讲华盛顿共识，以及最近福山的论调，可以看到霍蒂格利茨偏左一些，福山偏右一些，都认为华盛顿共识终结了，讨论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时候，无一例外程度不同的要涉及对中国经验的解释，这就使得1989年以后对待中国看法的基本共识破产，只有在这个前提底下关于中国的经验和模式的讨论由内及外展开，虽然内部有很多讨论，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之前中国学者很少有自信讨论自己的模式，中国提供了非常重大的历史经验。但是怎么去把这个经验理论化，在中国学者当中其实做得是很弱的，在西方国家知识分子或者经济学家或者是社会政治观察家们那儿开始滚差，中国到底为什么会保持稳定 而且保持活力，这是根本性的讨论。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集中于讨论改革开放的时期成功的经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08年、09年围绕改革开放30年和10年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中国学者发生30年还是60年的争论以至于一百年的争论，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怎么估计20世纪的经验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中和社会转型当中扮演的角色，今天张维为教授、潘维教授一直追溯了五千年，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扩大到非常巨大。伦敦经济学院的林春教授，06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思想在同年出版的英文的《中国的转型》当中已经概括，导言叫做中国模式的创造与再创造。提供了三个模式，第一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历史，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的革命模式。第二个部分是反对斯大林主义探求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模式，第三个时期是中国改革时期寻找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寻找另类选择的模式。这三个模式之间有断裂有连续，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关系。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几个主要的因素，讨论到中国改革的基本成就，很多的经验讨论三十年里面已经讨论很多。在所有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讨论里面一个核心的要素似乎是关于主权和国家角色的讨论。关于主权和国家角色的讨论，我个人的看法不能够在一般的国际关系规范上讨论，我个人更把它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政治进程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殊道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凝聚。如果没有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很难理解中国的独特的主权性格，这个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我说它是一个政治进程产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我们要讨论中国的独特性它的主权性格，事实上跟一个特殊的政治主体有关系，就是跟它的政党政治有关系，跟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实验体制有关系，跟它在革命过程当中形成渗透到所有社会角落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政党体制有关系。很少出现世界历史上就政党而言，渗透到如此草根的社会肌体里面的政党体制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没有漫长的中国革命是很难理解的这样一种政党体制。即使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体制跟中国共产党的渗透到所有社会肌体里面的特殊的政治性格，我觉得是很难去理解中国国家的主权性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50年代以后中苏辩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寻求独特道路的努力不是一般在国家规范意义上产生的，是在政党的互相辩论当中产生出来的。毛泽东在矛盾论里面提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讨论可以提供给讨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参考，中国革命也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革命从来都是实践，在没有模式的情况底下什么才是探求新模式的道路，理论斗争、理论辩论、政治斗争、社会实践，在理论当中理论辩论的重要性，在实践论里面讨论了实验的重要性，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怎么寻找道路自我克服。我强调理论辩论的重要性其实是旨在中国革命里面中国共产党内部和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的政治团体之间的理论辩论，以后不断出现的理论探讨事实上改革开放从70年代开始这一场大讨论是持续进行的，一直到90年代三农问题、医疗保障制度，现在的发展模式的探讨，一直是在辩论和自我修订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它从来不是在一个单纯的既定的规划之下，不断在实践当中并且是理论思考跟实践相结合。第二个部分，这样一个理论探讨往往是和具体的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不但是有特殊地区，除了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很多的具体的经验加以归纳进行总结。这些部分是通过政治肌体转化成为一些积极的的政策，并且能够对实验当中的许多问题、错误进行修订的过程。讨论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是看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到底存在着不存在一种自我的纠正、创新的机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部分。既是跟长的传统有关系，也是跟20世纪特殊的历史比较有关系的，中国民间的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农民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的问题在今天发生的重大作用。这个作用一方面有很多经济学家指出跟传统的中国农村和传统的市场有关系，但恐怕非常重要的是在漫长的20世纪里面出现了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得工人和农民群体在他的改革初期能够迅速焕发出创造力和首创精神，今天在中国的农民企业家走向国际和寻找创新不断产生出学院里面的知识分子都很难有的经济和社会想象力离开20世纪普遍的动员历史，20世纪曾经提供过的对于基层社会曾经拥有的激励和首创精神我认为有很大的关系。离开这些能动性的问题，我觉得是很难去讨论我们今天实验的规模和意义，它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而的确带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到今天很多地方的实验从原来的特区到现在讲重庆经验都是从下面开始起来，并不见得一开始上面就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来总结和提高的重要变化。另外跟这个相关的社会主义集体在当代中国是有重要的作用。原因是除了我们讲的国家的集体之外，中国社会对于社会平等和公平的诉求非常非常高，对腐败的憎恶和不平等的敏感也非常非常高，这使得在经济的某一个方面过度主张效率主义的时候会有一个平衡的力量，这个平衡的力量并不完全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来自于这个国家，同时是社会的广泛诉求和压力跟国家之间造成的互动其中也包括了理论探讨和公共讨论造成了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演变，由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传统造成这几个方面。在今天我们也要特别讨论的问题，在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验的时候，这些条件在今天事实上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异，这些变异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一个部分比如我们讲20世纪像约莫也好霍蒂格利茨也好都强调中国的主权和国家的作用，在调整经济当中的作用，在金融还是其它方面，中国跟整个由于全球化的原因产生出的某种程度的依附性，对于国际市场和经济依附的关系已经对 原有的主权构造也就是说国家的自主性是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威胁，使得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随着经济市场的发展，国家跟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也就是说政党、国家跟经济的结构过于同构的话，就缺少制衡的能力，也就是说国家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它决策的公共性会受到重大的影响，这个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在讨论平等和公共决策结构调整方面的一些批评性意见主要的根源。换句话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条件下，一种新的在开放条件下的重新讨论自主性的社会实验和政治实验变得更加复杂，既有它很多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条件。在开放条件下如何创造一个自主性的新形势，这个不是走向封闭，而是说更多摆脱依附性的关系，更加自主寻求开放的社会。这是今天探讨中国经验和模式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也是这场讨论的意义所在。
童世骏：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感谢会议主办方的要求，使我有机会亲自参加我老师和我老师的老师母校的活动，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呈现轮廓正在努力建构的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模式中国模式的积极性消极具有普遍性，中国模式一开始是一个国际话题而并非只是一个本土话题，中国模式在国际范围内成为一个热点，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舆论的重大转折，可以看作是国际学术界热议多年的所谓多重现代性这样一个观念从学术话语转变为公共话语。过去几十年前单一的西方模式的话语虽然是西方政界和商界或者受到商界和商界影响比较大的报界和学界的主流话语，未必是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的主流话语。非西方社会当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作为变化的起点会对变化的结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就更理所当然会出现种种不同西方现代性的所谓另类现代系，这样的观点在国际学术论坛上我们应该承认还是可以经常听到的。国际舆论从别误选择到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很明显的另类选择，意味着单一现代型模式的普遍性得到重要的范例，这一点显示了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也显示了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中国模式作为多选项现代性当中一个顾名思义当然是一个特殊的东西，肯定了中国模式是现代性模式特殊命题的同时否定了存在着普遍适用的现代性的命题，任何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样一个普遍命题。不仅对思考中国发展有意义，对思考其它国家的发展也有意义，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模式是积极的具有特殊性消极具有普遍性。中国模式虽然不具有柏拉图归于理念的那种模式的作用即共享自上而下统摄竖向的作用，但它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因，由点到面造成普遍的结果，迄今为止应该说具有由点而面普遍影响的现代性模式依然是西方模式，即便中国模式在全球的影响之下来理解。中国模式引起世人瞩目，意味着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像任何国家发展模式一样，本身并不是某种共向的化身，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特大型国家以其传统之深人口之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使得其它国家今后的发展或多或少也要从作为对中国发展的回应这样一个角度来加以理解。就此而言，中国模式虽然没有类型上的普遍意义，但是具有因果上的普遍意义。中国模式再怎么不可复制也都是油世界影响的，这一点前面好几位都已经讲到。在这一点上中国模式注定与新加坡模式甚至于日本模式不一样。尤其考虑到当今世界的两个最大的突出问题在我看来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可持续，中国模式的因果上的普遍性尤其值得重视。这两个问题都对西方制度提出了挑战，威胁全球安全的恐怖主义显然与西方政治表达的政治霸权在一些地区引起的行列反弹有重要关联，而生物技术尤其像生殖器的人类科隆以及消费主义对于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造成的恶果在现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下不容易有效限制，在这样的挑战面前即使中国模式很难说有哪个国家会直接照搬，但是各国 人民或许都有充分理由对中国今后的全球作用有高度的重视。中国模式的普遍性问题从中国发展的各个要素和组合方式里考察，中国发展包含很多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威望之际踏进现代世界的中国人民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但是经历了老知青的痛苦遭遇之后转而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中共十以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而起动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经过30年多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不仅早就站立起来，并且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从而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推进了民族复兴的事业。这是今天讨论中国模式最重要的背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发展的三个方面既互为理念实现的手段，又互为理念诠释的依据。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在当今中国不仅思考中华民族该如何复兴的时候而且在思考中华民族复兴如何理解的时候，我们都不能离开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主题，反过来也一样，在当今中国追求单一的现代性模式就像回到纯粹的本土传统一样，既不行也不可遇。在当今中国民族个性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素，就像社会主义已经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最新成分一样，同样的关系也存在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当今中国如果追求现代化目标却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视而不见，如果建设社会主义却把现代文明成果拒之门外，都会妨碍对我们所持目标的真正实现，而且会造成其所持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匮乏。我们可从总体和要素来理解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个要素同时具备，尤其像中国古老东方大国同时具备那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因此中国发展模式一定是极其特殊的，就其中包括的每个要素来说，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具有相当高程度的可比性，就此而言中国的发展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复兴或者民族独立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发展轨迹可以从别的我们找到，从别国的民族复兴当中找到借鉴，别国也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启发。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还可以从中国发展之术和中国发展之道来加以理解。中国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既包括不同目标也包括不同领域也包括不同的阶段。总结中国模式的任务要求我们对中国发展的目标领域和阶段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做把握，体现在这些领域目标当中的中国发展之术和贯穿在这些目标领域和阶段当中的中国发展之道的辨证关系。无论是中国发展之术还是中国发展之道其实质都是对中国发展之问题的应对之法，毛泽东论述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江泽民论述过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胡锦涛论述过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十个结合。而解决好这些关系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是如何处理好邓小平在1984年同一年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要求，一个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一个是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这些关系就是中国发展过程要解决的基本关系。系统地来看中国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四个方面。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价值观念的引导、资源条件的支撑、纵向的权利控制和横向的利益驱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对于价值平衡、权利配置、利益协调和资源利用这四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来理解所谓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对这四类问题的解答既涉及术的层面具体做法，也涉及道的层面也就是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实现人们在总结中国模式的时候提到有些内容，尤其人们提到的外向型经济、城乡二元模式甚至廉价劳动力等等，恐怕还只是在 术的层面而不是道的层面。从术的层面周围模式也很重要，大问题或宏观问题只有分解成小问题微观问题才能得到切实解决，二聚体的问题只能依靠具体措施和特殊做法才能够实际解决。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中国发展之术与特定发展阶段和特定发展领域和特定发展地区有密切关联，即使在中国内部也很难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概括，更难在国际语境当中谈论典型意义。中国经济之所以引起世人注目，无疑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恰恰对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这几年天天都要说要切实加快转变，如果我们对中国模式的总结只停留在这一层面的话，即便我们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做出肯定回答，恐怕也很难对中国模式是否正当的问题做出肯定回答。要还是的是最急切的提出和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正是我们自己，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中国采取的不同发展之术值得研究，但贯穿在这些不得的发展之术当中的一以贯之的东西，比方说 贯穿在某种发展方式转变前后的那种思想方式和价值理念，那种务实的理想主义、辩证的理想主义、纵情的团体制度，也要研究今后如何更有效的把发展之道落实于发展之术当中，更负责的处理好内在与中国发展之道的中矛盾，更及时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总之正在建构过程当中的中国模式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做除上述讨论并不只是满足我们说理论道的理论兴趣，而是为了澄清我们正在努力建构着的发展模式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有什么关系，尤其是与我们的后代有什么关系，与我们在地球村的邻居们有什么关系，这些关系当然取决于我们已经做出的努力，更加取决于我们以后的努力程度和努力方向。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潘维：世界文明与中华体制
作为北大的老师当然在这个场合对我们的兄弟院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表示热烈祝贺，由于有了两个隔墙兄弟院校的竞争，中国的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美好。 首先说一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肯定不是完美的，完美的东西只存在于宗教，就像刚才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大使所讲到的，这是一种宗教观，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国模式肯定不是在描述一种不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也是一种宗教观，不属于人类。中国模式是什么？我们在世界上走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来跟我说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你不要跟我讲中国模式，我们当然知道什么叫中国模式了。后来说中国模式是什么呢？我们的模式就是民主+市场，你的模式就是专制+市场。说了半天全世界在议论的中国模式都很简单，就是专制+市场。最近哈佛教授约莫把它变得学术了一点，列宁主义政权+市场，还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自己有些人把我们自己的政权称之为维权政权一样。因此中国模式在争论什么东西，不是什么经济发展道路之类的事情，中国模式的争论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就是中国体制问题的争论。 说到中国体制，我想到了在去年年初一月份，我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的王庚儒教授做了一次谈话，他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说世界闻名如果我们用文明这个字的话文明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组成部分叫物质文姓很容易理解，是由人的物欲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来推动的来促进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叫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相对立，也就是说准备以牺牲现世的物质享受来获得来世的乌托邦的享受的美好。宗教因此是精神文明的最集中的代表，但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我们不再用宗教，我们用一些非常美好的理想比如共产主义来加以理解。再比如说一种精神文明的体现，我们有一位资深学者叫邓英陶，原来国家领导人邓力群生的公子，他做了一项研究，在我们国家最大的50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的大沙漠里面用覆盖五万平方米的陶瓷做的太阳能电池板，一百块钱一平米，这样把海水淡化做成水库，晚上也可以发电，把大沙漠变成绿洲等等，说到这个钱的时候数以万计几百万亿的钱计，人家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乌托邦。这是一种精神文明，是对你精神文明的一种检验，我们当然认为它不现实，因为花太多的钱了，而且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原故时代精神文明的记忆，但是中华民族因此在精神文明上一直比较低落。第三个要素，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拿到了一些精神文明的要素，但是主要服务于让物质文明能够生存下去，规范物质文明，甚至人人杀偷抢骗，这是一种制度文明，通过制度约束一些领导人使得物质文明在一定的轨道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不太擅长精神文明而特别擅长物质文明，当然你可以指出来，你为什么落后了，那是在财富从农耕文明转型到制造文明的时候中间有一点很短暂一段时期的落后。今天你将看到中国人对物质的追求是在全世界无与伦比，我们今天的评论制度文明的标准往往是物质文明的水平，等到中国物质文明的水平超越的那天人们将会意识到中华的制度文明是极其出色的一种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华体制恰恰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模式的核心。 中华体制的要素，认为中华体制在制度文明上面分成三大块。一种叫社会的模式，社会体制分成四个要素，社会基本单元、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社会的道义准则。所有的社会组织体制都应当是这样研究的，如果看中国特色就会发现，它和基本单元是家庭与西方有阶级背景的个人是不一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社区与单位，与西方的市民会社不一样的。我们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一种社会网格，在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方面网格与条条块块组成的政府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一起，在基层是相互嵌入的由传统或者现代的乡绅构在一起，这样构成了一种立体的网格，这样西方所谓的国家与社会这两分就不一样了。 社会道义准则，家庭的责任伦理不仅弥漫在社会组织里面，而且弥漫在社会与政府组织关系里面，弥漫在政府管理的准则上面，这与西方的法律主义传统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准则当然可以指出来是什么，在这里不想多说。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也可以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是研究所有世界上的政治组织所必须看到的，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政治理念、政府官员的选拔方式、政府的主要权利机构、预防和纠正行政错误的机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很有特色，政治理念上面我们是民本主义的民主，官员选拔方式叫做绩优选拔制，这就叫逢选必考无功不拔。政府的主要权利机构方面中国有一个单一的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历朝历代我们都是这样的，儒门弟子集团。我们用分工制衡的办法而不是酚醛制衡的办法，如果你在看我们的亚体制经济体制，经济四要素里面，原来说三要素，我认为企业也是要素，企业带来资本，把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这四个要素里面分成两大块，国家控制土地和生产资料，国有的工业企业，还有国家控制金融业，还有国家办理科研、医疗、教育、体育等事业单位。老百姓有自有的劳动力企业，还有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这是由我们的民营企业为基础构成的，这样构成了当代的中华体制，我称之为民本。 今天我们在全世界被人诟摒的体制而且我们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官员希望把故宫拆掉建白宫的这种努力最后大家才知道，其实我们能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体制而不能够被拆毁，两千多年拆不毁的体制就是好东西，就是好体制。
张维为：“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在清华大学来参加清华的百年校庆，同时借这块宝地谈一谈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我的论文已经提交给了秘书处，我不准备照本宣科，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补充谈一些内容。 首先谈一谈为什么提出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然后谈一谈为什么从这个国联角度切入来谈中国模式。美国人经常讲美国这个国家很好理解，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经济上是市场经济。中国这个国家政治上是文明型国家，经济上是混合型经济。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是一个事实陈述，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一些古老的文明确实是消灭了消失了，估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甚至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希腊文明中断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两千多年延续下来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形态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就是中国，这是很重要的事实的陈述。这意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要中国特色，你这样一种文明型国家传统不想要都会有中国特色，关键是我们不要用中国特色来妨碍我们学习别人的长处，而是应该利用中国特色来吸纳别人的长处。我提出的观点为了能够更好的从更宏观更大的总体的角度把握中国国家的发展，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中国文明型国家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大型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这四个方面都是“超”字，所以中国很与众不同，所以中国的崛起会震撼世界，四个中华文明的超级因素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刚才听到赵主任很精彩的演讲，他说中国模式或者中国案例，我说中国模式下面有成百上千个案例，但是也是一种内容不同的表述方法。 我自己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八个特点，也就是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我想这些特点的基础都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刚才讲到的四个超级因素，过去30多年中也有人曾经尝试着跳出这些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追求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一些规范，一旦我们违反了这些规范我们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时间有限，我着重从文明型国家角度谈中国模式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实践理性，一个是混合经济。 中国人的实践理性传统源远流长，这和中国人入世的文化有关，世俗的文化有关。我们都一般说哲学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叫是什么，市场经济是什么，自由是什么，人权是什么，存在论。一个是规范论，应该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民主应该是什么。但中国哲学很长的独特特点，去做，去实践，去实验，去格物，从这个过程当中来做出价值判断。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有很长的民实论，民有待于实，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西方哲学指导下的改革在东欧也好在俄罗斯也好在中亚也好，它的特点往往从修宪开始，修改有关的法律条文，最后再变成星斗。而中国的改革模式从一开始都是从实验开始，比较成功的进行推广，然后再修改一些法律条文，最终如果必要的话进行修宪。中国这种实践理性以及不断试错的方法使我们避免一些大的政治和经济的限制，特别避免了休克料，避免了全盘私有化，避免了金融危机，避免了西方民主忽悠可能会带来的国家解体。 中国模式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混合经济，它是市场经济学和人本经济学的混合，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结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分工与结合，中国传统上的经济学严格地讲是一种人本经济学，它不是以追求最高利润为目的，而是满足百姓的民生，我们今天讲的以人为本、小康让老百姓满意等等，这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光是人本经济学我们竞争不过世界上的其它对手，过去三十年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应该说这两者结合使我们的模式比较有竞争力。有一些经济学家一些理论专家他们总是迷信西方所谓教科书上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不久前到德国，德国朋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默克问德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德国没有一流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安慰他说，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没有一流的经济。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取得的成就比其它的发展中国家的成绩加在一起还要大，因为世界上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跟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过去30年的成绩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大，我们的经济规模总体上增加了16—18倍，东欧是1倍，跟也是可以比的，中国已经形成三亿人口左右的准发达国家板块，这个板块是可以叫板许多西方国家的，今天的上海在很多方面硬件软件确实超过了纽约。总比上看，我们力求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同时也确保我们社会主义宏观整个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教条主义，我们有很强的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也是因为我们有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情，所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可以追溯到当年王安石的改革，可以追溯到毛泽东主席提倡的两条腿走路，政府作为经济发动机的做法也有它的缺陷，政府的边界应该怎么界定，但是这些界定可以在今后的实践当中得到修正。再比如说有人认为土地要素应该彻底市场化，国家应该放弃对土地的控制权，这才叫市场经济。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结果不仅仅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而且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形成世界最大的铁路网，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实现了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不管土地制度存在多少问题，但是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存在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中国模式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个超级因素都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上最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潜在的市场，有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向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取西方模式的话，我们四个最大的优势可能都会转变成巨大的劣势，我们百国之合变成百国之一，百国之合的人口变成动乱的瘟疫，百国之合的疆土将四分五劣，百国之合的传统成为各种各样对抗纷争的借口，百国之合的文化将变成文化族群冲突的一个根源。 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深为数不多的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所展现出的一切绝对不是所谓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比这些概念要丰富一千倍、一万倍。一些美国人和他们的信徒老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些概念来套中国，其实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浅薄的观点是麦当劳文化的产物，这些人首先要研究八大菜系，然后才能研究中国政治，否则门都没有。麦当劳文化我们也尊重，它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发挥发展余地，但是麦当劳文化就是麦当劳文化，它能够演示的东西和八大菜系演示的东西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其丰富性、深刻性、历史性都是无法比拟的。因为八大菜系的背后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强势文明。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应该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用自己相对成功的实践重新审视重新检验西方界定的许许多多的概念，从民主、专制、人权到自由、普选、多党制、市场经济、公共知识分子、GDP 、人力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等，该借鉴的借鉴，该丰富的丰富，该批判的批判，该扬弃的扬弃，合理吸收进来，被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我们自己强势独立的政治话语和指标体系。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它的背後是数千年的文明成，它形成于国际社会高度的竞争之中，有历史主义的东西是比较独特，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比较厉害，所以中国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通过不断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我个人认为，今天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所进行的探索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事业，我们的眼光早就超越了西方模式，我们瞄准的是下一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中国模式通过中国人的努力会深刻的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类的未来。谢谢大家。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教授
我演讲的题目“走中国道路，推介中国经验，探索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还没有把握，还需要很多的探索。 为什么讨论中国模式？还是有意义的。首先以一段话，这也是很长期的一个朋友最近讲过的话，田国强在上海财经大学在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上说“一些短视者短时者和既得利益者认为已经找到了与现代发达西方社会不同的稳定的成熟的具有推介价值的集中发展模式，即一些人所宣称的模式，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勿将次优当最优，勿将过度性制度安排当做终极制度性安排。”到底有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成熟的具有推广模式的终极发展价值呢？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有人认为找到一个终极发展模式几乎有一点点无的放矢。我们觉得自认为已经自认为什么是最优的制度安排也是一种自负也是一种短视，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模式，讨论探索中国模式是有意义的。争论的实质是什么？还是意识形态之争，不是学术之争，争论的核心问题有没有别的选择？童世骏教授刚才讲到撒切尔夫人讲到的一元性，有人说中国只有现代化没有现代性。争论的焦点我也看了很多讨论的文章，集中在前两样东西上，一个是有没有，一个是好不好。有没有中国模式？如果有是否已经成形，成形能否持续能否概括起来，这个讨论非常之多。好不好讨论更多。有没有好不好经常混杂在一起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模式有三重含义，一个姑且把它叫做本体论意义上的模式，这是客观的原形。一种是价值论意义上的模式，它是讲的一种目标模式，这是一种评价，我们姑且叫典型。 第三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模式是一种理论的模式，理论对现实的一种概括一种总结，这个在学术上经常叫做模型。客观意义上本体论意义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模式？客观存在具有特殊关联性的现象，这种讨论很多，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时候讨论莱茵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这样的讨论非常之多。本体意识上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模式是否客观存在。今天有很多人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其实他们以前都会用“模式”这个词，比如吴敬琏先生谈到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在八九十年代，秦晖先生写到很著名的“关中模式”，这个词是可以用的。中国的发展有特殊性，反对讨论中国模式的人就能看出来，不少人提倡普世价值，之所以提倡隐含的成分中国发展转型具有特殊性所以要谈普世价值，否则没必要谈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里面有一些跟别人是相似的，所以不存在特殊性，这种说法我觉得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我们可以讲金丝鸟和乌鸦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金丝鸟是金丝鸟，乌鸦是乌鸦。中国的道路是有特色的，一个是经济增长，我不愿意仅仅谈30年，我要谈60年我们从1953年到2008年来看，60年的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是8.4，即使在头30年也有6.5%的增长率。消除贫困，头30年我们没有太多的数据，但是后30年是有数据的联合国开发署过去30年全球的贫困人口减少了四伊，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五个亿，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没有减贫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增加一个亿，这个更有意义。HDI的趋势，人类发展指数1950年到2007年我比较大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美国，1950年中国的HDI比巴西、俄罗斯和美国低很多，跟印度几乎是不相上下。但是头30年结束的时候已经有巨大的改善，2007年中国现在已经接近俄罗斯和巴西的HID水平，而且发展非常之快。中国道路是有特色的，所以要走中国道路。 从价值论意义上讨论模式实际讨论是什么东西是值得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是好的，作为范本摹本的样式可供其它国家学习的范例，学习不仅仅是好的也是负面的也是教训。客观存在的特殊现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没有人谈到模式的时候，现在有些人一谈到模式就认为是完美的，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如果有的话就不是人的东西了。我们谈拉美模式显然不是从拉美说是一个正面模式来谈，有人讲中国的模式不具有可借鉴性可复制性，但是可借鉴可复制不是一个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世界上恐怕从来都没有，没有一个模式可以具有可复制性照搬的可能性。世界上恐怕有一次照搬就是利比里亚的那些美国黑人到利比里亚建一个美国，利比里亚的国旗大学的名称、钞票所有都像美国一样，但是利比里亚做的怎么样可以很清楚。典型不可能是永恒的，北京故事好像是有问题的，最近一个很有名的人比约莫先生更有名的人萨默斯开始讲孟买模式，孟买模式以人为本的模式，这个更多是一个概念而不是现实。印度处于绝对贫困的穷人，比非洲处于绝对贫困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认识论意义上的模式，这是对客观现象进行理论解释，理论上经常有精华模式、均衡模式、冲突模式等各种各样的，都是对是提出一种理论性的解释。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模式能否构建出解释客观现实的理论模式，不仅仅解释，而且既能解释成功也能解释失误这样的模式才是有用的。一个好的理论模式必须既能解释某个阶段又能解释比较长的过程，比如说就在不久以前有些人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概括为比较优势，谈到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现在已经变成问题了。一个好的理论模式必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必须能够解释变化，解释中国增长的时候比如有些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就会强调中国特殊的自然禀赋和初始条件，这是静态的解释。最后模式一定要简洁，如果讲一大堆的变量说这些东西可以解释一个东西，那种模式太复杂，但是简洁并不一定是好的理论模式。刚才有人说中国模式是专制+市场经济，这种概括非常简洁，显然是非常坏的解释。走中国道路推介中国经验，探索中国模式，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我觉得可能是存在的，我更愿意把它叫做中国道路，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也许会继续走下去。在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也是有必要推介的，保民一种态度，中国人不需要盲目自大但也不需要妄自菲薄，在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改善人们福祉方面中国完全有资格向世界推介中国经验，同时也谈其中的教训，比如90年代可能还是有很多教训。 最后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确实非常有必要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性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大家谈论很多，但是还没有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完全令人信服的中国模式。仅仅把各种变量特色解释指出来还不是一个好的理论模式，还要把它之间的互相的相互作用的机制说清楚，这样是比较好的理论模式，这样的理论模式希望大家在未来进行探索。
杨平：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感谢主办方邀请，庆祝清华百年，祝清华好运。我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讨论中国模式可以从很多纬度有经济学的有文化的还有历史的，我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一下。研究一国的发展道路根本的因素应该是政治因素或者说政治经济因素，即一国发展在内外环境制约下的政治选择及研究中国的经济史尤其应注意中国近代革命所造就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所具备的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政治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经济体制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释中国经济模式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有过管理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单位搞得好不好取决于这个头，一个国家搞得好不好取决于政党，取决于政党的政策，其实政治是最具决定性的。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历程。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文件当时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要在当时大力强调发展商品经济，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性与灵活性问题。到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的体制，提出 这一体制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而且认为由于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应该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展多种所有制。到92年邓小平南巡这些问题都获得了政治上的比较根本的解决，也就是说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被最后确立下来。由此影响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它的核心内容包括市场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发挥基础配置性作用。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带一起的体制和机制，因此必然是公有制为主体私营外资为补充。第三，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兼顾效率与公平。第四，在国家层面进行宏观调控。到十五大的时候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首次提出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还应该包括混合所有制的国有成分。到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到了十七大重点似乎有所不同，面对当时宏观调控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要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个是简单历史进程的梳理。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背景、制约条件以及调试变迁的分析。经过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积累，国民经济面临发展效率的问题，市场经济的提出就是解决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但是市场经济的命题一旦提出市场经济就必然按照自己的逻辑演进，从价格机制到各种要素市场的发育到产权到法律制度到社会伦理乃至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市场经济运行所需配套的各种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斗筲不了。市场经济要求与之配套的所有变迁，与此同时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成为世界潮流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与技术要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也成为主潮流。当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区域、城市阶级之间的分化不断加剧的时候，自中共十七大之后强调宏观调控强调科学发展，强调社会和谐的政策渐渐成为主导，这是对当时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十年变迁的简单梳理。 很多人说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其实不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他们从根本上强调将市场经济镶嵌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之内，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是不能动摇的，在经济制度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原则体下带如下几个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城市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经济骨干，目前国有经济在资产比例上占50%左右，纳税占60%—70%，就业解决了30%—40%，在农村仍然保证土地的国有性质反对土地私有化。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尽管社会其它经济成分已经不再按劳分配了，国有经济中的分配差距也日益明显，但全社会资产中占40%—50%的比重仍然没有按资产分配。尽管国有企业贪污腐化洗钱变相的出卖国有资产情况很严重，但是毕竟不能明拿明抢。最后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包括产业政策、发展战略、生产力布局、重大项目等方面，中国的调控能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的。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当中的对立与统一。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最根本的动力是发展经济引入市场以来，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这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根本特性决定的。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力量是资本，资本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塑造经济与社会包括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与资本力量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既要完成现代化工业化的任务，又具有驾驭改造社会的力量，这种对立和统一的运动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本质的动力和特征。迄今为止由于中国共产党继成功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同时又保证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加之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运行保持了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由此中国模式获得了成功。但是看到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在30年的经济体制运行中强烈渗透和改造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按劳分配已经大幅削弱，两极分化日益性。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包括法律文化有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资本逻辑改造，社会生活伦理也已经被货币原则所左右。 未来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中的两种力量斗争与长期协调将长期存在在中国的经济中，处理好这一对矛盾中，处理好中国会不断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处理不好中断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未来的选择无非两种，一种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将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看成一种过渡形态，要求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基本特征在产权上私有化，在政治上竞争性的民主化。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不知道，显然是一个选项。第二，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市场道路前进，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种力量的对立统一看成常态，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使之始终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运行。
崔之元：“重庆经验”与中国未来
我虽然是清华的教师，但是过去的一年我在重庆市挂职锻炼，很高兴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回来。我想简单用三五分钟讲一下百年清华，然后谈一下从重庆看中国模式这个问题。过去两三年期间我一直在宣传一个事，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张鹏春是中国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的弟弟，张伯苓也是中国最早提倡奥林匹克运动的。青春年华的第一任教务长，在清华大学很少有人知道张鹏春这个人，他不仅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教务长，他同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新月派诗的创始人，张鹏春是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最主要的起草人。西方人包括中国包括清华人不知道，最主要的起草人是张鹏春，他是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1948年，那时候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唯一的一个副主席。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主席是罗斯福夫人，罗斯福夫人基本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她不是真正起草，起草最主要的人根据哈佛大学著名的女法学家研究最主要的贡献是张鹏春，一开始联合国《人权宣言》委员会邀请了很多西方的国际法学家、哲学家搞了一个初稿，初稿里面特别说到西方自然法的影响，张鹏春认为作为普世的《人权宣言》应该不是某一方价值观的体现，而是要有广泛的包容性。他特别提出中国概念，要把人的概念作为人的本性写到文本里面，经过激烈争论大部分西方人理解不了，最后达成一个妥协，我们庆祝联合国宣言，前几年成立颁布65周年，都是根据张鹏春的文本。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们知道张鹏春这个人，是清华大学很光荣的事情。重庆经验和中国模式有什么关系？改革开放有很多实验，比较早的深圳特区后来赵启正部长负责任第一任的浦东新区管委会，后来又有天津滨海新区，这次全国两会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讨论当中明确，重庆市黄奇帆市长建议把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三个并列，国家支持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07年国务院批准重庆作为中国的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重庆实验区以统筹城乡实验区对金融危机以后特别中国“十二五”下一步的发展，它的全国意义特别巨大。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包括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和欧洲的贸易摩擦我们也都知道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以民生为导向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发展我们的内需市场。发展内需市场和民生导向这些恰恰是重庆这几年下大力气抓的，这也是中央赋予重庆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的意义。最明显的例子温家宝总理这次报告里面说今后“十二五”保障性住房的重点是公租房，达到重庆市民30%—40%住在公租房，北京也有公租房西二环很远的地方量很小，重庆达到30%—40%公租房，这与重庆直辖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努力密切联系。重庆提倡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重，理论界热衷探讨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国有和民营是对立的关系但是重庆最有意思的是国有和民营是互补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去年十月份全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也是所有企业里面中国快餐店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就是重庆的乡村鸡。前副总理曾培炎写了一个回忆录《西部大开发纪实》特别提到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最重要的西部大开发优惠就是使西部12个省市在全国所得税率33%的情况下工业企业西部可以是15%，符合国家股息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的才能是15%，重庆的民营快餐店也享受15%，给企业减少税负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重庆为什么有财力减少民营企业税负？重庆的国有资产在过去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从1700亿总资产增值到1.25万亿，大量国有资产形成了重庆市的黄奇帆市长提出的第三财政。第一财政所得税、增值税一般财政，第二财政是各种土地出让金、教育附加费，城市维护费。第三财政，由于国有资产直接投资于民生的教育这些行业，而节约下来本来要由第一财政的钱来去建的，比如重庆大剧院、重庆大学城，一般从税收从老百姓当中拿这个钱，但是重庆国有资产大发展，不从一般税收里面拿钱，因此保持企业所得税率15%，有的西部城市主动放弃这个税率，不征回33%无法满足基本的社会职能比如给教师发工资修路等等。第二，土地储备土地交易促进城市发展。重庆的公租房全国面积最大，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户籍制度改革实验，从去年8月15号开始，没有任何条件，只要在主城工作五年以上，不需要投资买房转成城市户口，从去年8月15号到现在已经有180万重庆农民工转成了城市户口，当他们转了户口以后并不需要退出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么多农民工进城如果没有公租房就不能做，重庆在2002年开始已经实行了政府完全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土地出让要净地出让，净地出让以后能够把土地增值的收益通过政府代表人民拿到而不被少数开发商拿到，这样政府储备的土地有可能最快规模21个片区很快全面开工建公租房，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开始这么做。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讨论中国模式布置有邓小平、毛泽东，我们应该追溯到辛亥革命，这里面最重要的 孙中山提出的涨价归公理论，土地增值收益不是任何地主创造，是由于政府修了一条路或者很多私人投资的极具效应而形成，所以土地增值收益绝大部分应该归公，如果政府拿到土地增值收益，政府可以少向外资民营企业征税。孙中山先生说的整个土地涨价归公的民生主义的核心理论来自美国土地改革者亨利乔治。重庆在探索建设内陆高地，我们已经在吸引外资方面过了只要是外资好这个阶段。现在重庆开始一石三鸟走出去战略，走出去引进来，通过入股美国一个主要的直升机制造厂入股30%，入股的条件是美国要把直升机制造能力搬到重庆，解决重庆和整个中国需要的直升机我们没有生产能力，这种一石三鸟的走出去战略是重庆内陆开放高地的特色。在党的建设方面来了一个三进三同三项制度，所有政府干部至少一年同农民同吃同住一星期，新提拔的干部同吃同住一个月。这个有什么意义？有人认为走形式，我不否定可能有人走形式，但是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受到一些触动。关于党的建设很多教授包括苏伟教授讲得很多，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资源应该借鉴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他在监狱里面写了《狱中笔记》，提出一个核心问题，作为文艺复兴的故乡意大利为什么在政治发展上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那坡里西班牙殖民了，在政治上独立很晚，但是文化上意大利很发达，文艺复兴以后的问题是什么？文艺复兴是一个精英运动，虽然很辉煌，但是是少数人。宗教改革是深入到人民普通人的内心，意大利共产党要找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从这些角度来理解，现在薄熙来在重庆做的党的建设的工作可以和葛莱西的一些理论可以有一些联系。
苏伟：“中国模式”的实质和核心
谢谢会议的邀请，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毛邓基点为本，以国学西学为用》。本好比树木之树干支撑树木本身，用好比树木枝叶发挥服务作用。本可以嫁接不同的枝叶但却不能嫁接到别的枝叶上去，国学西学为用这个好理解，就是洋为中用的意思，对西洋学新自由主义等等甚至包括华盛顿共识的内容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个不用多解释。我想着重解释的是对毛邓基点为本做一个说明，我认为毛邓基点即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发展的基本设想、基本观点，他们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这条路线是中共全党、中华全国、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生命线，因此也应该是中国模式的生命线。党的基本路线有五大要点，我概括为毛邓基点的五大要点。第一，出发点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毛泽东讲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邓小平讲，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他还讲基本的原因，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家资本的统治。因此，能否确保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中国讨论一切模式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模式能够成功的一个出发点。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我们上海去年人均GDP是贵州的十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之大世界独一无二，但是中国能够保持和谐，潘维教授说中国模式核心在于体制，我完全同意。我们的制度能够保证中国的团结稳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邓五大基点之二就是中心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推翻三座大山的时候要革命，经济建设为中心，毛走了弯路邓小平回到轨道，重新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根本任务论，最根本的任务发展生产力，根本任务就是直接目的，后来我们把根本任务混同为根本目的，所以GDP挂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开始纠正，将根本任务混同于根本目的的偏向，明确提出一个根本目的论就是以人为本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们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义这是毛邓基点的中心点，我觉得也是中国模式的中心点，以根本目的为本，以人为本，以根本任务为用，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全国的中心工作，但是它是用。毛邓五大基点之三，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我们很清楚，毛泽东1956年提出六条政治标准，邓小平1979年把它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然还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观。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这个是中国的一切改革包括邓小平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同时也规定中国一切改革的基本性质，中国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革命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并且使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但是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怎么样理解，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模式最重要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应该是四项基本原则为本，改革开放为用。邓小平的论述有根据，他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根本问题就是本，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翻了错误，这说明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绝对不是中国模式的内容。毛邓五大基点之四立足点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我们的方针放在什么基点上，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力更生，两个务必，尤其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更是毛泽东最重要的执政理念之一。邓小平定了开放为基本国策之一，是他也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他向请教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外宾讲，这是中国的第一条经验。借用普世性的概念，这一立足点是中国模式最具普世性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自力更生的含义是经济独立，经济不独立，政治国家不可能独立，在一个家庭中中国的妇女地位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中国妇女的经济独立，一个家庭尚且如此，在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国际社会当中经济不独立谈不上独立自主。毛邓的五大基点之五就是目标点，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什么关系？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他讲过很多话，比如他讲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毛泽东讲四个现代化的时候他讲的是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完全一样的，多次讲三步走战略都强调一个观点，就是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更加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占世界总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所以中国模式社会主义的颜色是它的本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关系在中国中国模式怎么定位，因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富强，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民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文明，也必须加强社会建设以和谐，可见在中国模式的目标点中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本，以市场经济民主经济政治建设文明建设为用。总的来讲，以毛邓基点为本，以国学西学为用，即便是毛邓基点中五大基点中也有一系列为本为用，我们把这些本和用搞清楚了，中国模式的前途是无量的。
金灿荣：从中苏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改革
谢谢论坛主办方邀请给我这个机会，非常荣幸，今天清华百年校庆喜庆，我也跟着沾点光。我05年在人文学院做了半年的委任讲座教授，也跟清华挂钩。当时给论坛报的题目从中苏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改革，我们走到今天是从改革这个路径当中走过来的，正确的理解改革有助于理解我们今天的中国现状，有助于理解未来的走向。中苏之间的共性，我们都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后革命社会经历了改革，我们在共性当中可以找到一些差异，这个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的改革失败了，中国的改革成功了，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用这两个做比较好一点。但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准备的内容后来又超出这个范围多了一点，我今天的逻辑稍微跟原来准备的不一样。我先讲第一个假设，我的假设是这样的学习能力的强弱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关键。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上帝的造物，上帝他老人家本来是不犯错误的，但是作为上帝的造物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大学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是犯错误的，关键的问题是谁能够迅速的从错误当中学习不再犯错误。作为上帝的造物作为人做得最好的是吃一堑长一智，绝大部分人绝大部分时候吃N次堑长一智，还有吃N次堑不长一智，就出局了。中、美、苏跟一般的大国不一样，是超大型国家，国家学习能力可以用一个指标来看就是改革，而这三家可以用改革的角度比较它的学习能力和看它的前途。苏联失败主要原因是改革没成，美国赢得冷战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冷战期间进行了一场没有叫做改革的改革，而且改革成功了，今天我们中国势头不错原因也是我们改革成功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主流精英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错误的解释冷战结束的原因和结果，冷战结束的原因是苏联不打了就放弃了冷战，不是美国击败了苏联。结果是美国赢了，原因是苏联放弃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所有的无论左右美国的主流精英都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不仅结果是它赢了，而且结果也是它了，美国今天或是这个思维。这是美国在冷战之后犯错误的一大原因，而且现在没有跳出来。它错误理解了冷战结束的原因和结果因此犯了一些错误，按道理它应该知道冷战结束其实是俄国人送给他的胜利，他们两家实际在冷战后期的博弈是不相上下的，两个重量级拳手打了11个回合点数差不多，进入第12个回合，苏联告诉裁判我拉肚子不打了，美国赢了，是这种情况。美国应该理解这个情况以后感谢上帝感谢俄罗斯，应该三顾茅庐请俄罗斯一同治天下，坦率说这么做我们今天中国的日子难过得多。美国傲慢行为不当，对待所有的国家都是行为不当的，对苏联像战败国一样，对中国也是颐指气使，1993年银河号事件从国际法的事件中国是非常屈辱的，我们的墙上降下美国的空降兵。对付阿拉伯世界也是偏好以色列，对非洲对拉美是遗忘。整个重大历史事件理解错误导致一种傲慢，行为不当，行为不当形成了很多矛盾。中国人化悲愤为赚钱的动机，我们经济发展了，俄国人是郁闷时不时给美国捣一点小鬼，最可怕的是阿拉伯兄弟化悲愤为人肉炸弹于是有了911。
坦率讲到今天为止我觉得美国的主流精英还没有从这个误区里面跳出来，我本人在美国四个会议上交会议论文，他们看了很生气。美国人的解释不是我们笨是布什笨，布什走了之后就好了。美国要不跳出这个东西进行下一轮改革这个问题大了。
中国过去30年改革应该是成功的，改革的发起者1978年12月底，任何一个人想象不到今天中国的成就，它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期，这是一个事实。今天总结改革经验是有事实依据的。现在谈中国模式是不是早点？再过几年中国人均到了世界人均的时候再谈就比较有说服力，去年底全球69亿人，全球GDP61万亿美元，人均八千多。我们中国是4300，世界人均的一半。现在讲学术上有价值，从传播学角度来讲人家不服，再过个五年讲达到人均跟世界水平一样，这个时候就可以了。中国改革陈共有很多原因，我只讲一点个人学习的体会。跟以前苏联的改革相比我们有如下六个特点。苏联改革52年到64年八年进行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开始乱改了，把自己改没了。苏联改革基本的路径坦率讲本身不是很顺利，但是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赫鲁晓夫改革，如果赫鲁晓夫八年改革能够成功的话，路径是不一样的。赫鲁晓夫改革为什么失败，而小平改革顺利发展到今天大家认为很成功，我自己觉得是如下六个特点可以解释。
第一，中国改革的动力非常强劲。我们刚从文革走出来，大家都有很强烈的愿望要改进自己各方面的工作，动力非常强。
第二，改革的目标非常明确，改革的目标是市场化，这一点是清楚的。怎么过河小平不知道，请大家摸着石头过河，走向彼岸一个发达的市场体系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而赫鲁晓夫没有这个东西，赫鲁晓夫提倡改革的时候他定的目标还是1980年实现发达社会主义，2000年进入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真是很自信，他不接受西方发达的那一面，跟尼克松厨房辩论的时候坚信苏联的体制能赢最后会埋葬美国。邓小平没有这想法，没有那种制度上内在的傲慢，他真的愿意学。我们这个改革目标很明确。
第三，改革与开放携手并进。如果在封闭体系改革就不会有创新，比如苏联改革主要是调整政策，把投资的秩序从重、轻、农，发展的是还是集体农庄，没有制度创新。中国由于开放整个改革当中有很多创新的东西。
第四，多主体改革，苏联是单一主体改革，权利都在中央政府的技术官僚手上，投资只有一个主体就是中央政府的技术官僚，而中国不一样，中国改革至少有五个主体，中央政府当然还是一个主体，第二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积极，第三个是外资，第四个是中国九亿农民，第五个是民营资本，先是个体户后来变成民营资本家。苏联单一主体改革和多主体改革这个区分是最主要的，中国的地方成为主体导致了清华钱颖一先生讲的区域经济，当然钱先生强调省的作用，张五常先这个思路又强调县的作用。无论省域经济县域经济，地方主体很重要，这个是不用说的。另外中国的农民作为改革的主体，农民带来很多新的创新，土地承包、农民工、乡镇企业、小城镇化，这都是中国的创新。另外，外资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适应全球化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中国的改革这个特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多主体性带来政治上的后果，就是过去30年中国政治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不是政治体系本身的变化而是政治背景变化，那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彻底变了。原来我们是强国家弱社会，现在是强国家社会也不弱，
第五，非边主义，增量改革，不是把原来国营企业简单的干掉，而是保留国营企业的情况下发展民营、私人资本，增量改革相对代价比较小。这个涉及到中国的文化不同，俄国人按照北京话讲比较鲁，性子比较直，遇到阻力铁棒横扫铁棒加粗，没有四两拨千斤的思维。中国改变非边主义看上去不是很爽，但是社会代价相对较低，振动较小，最终结果较好。
第五，外交政策韬光养晦，苏联是满世界跟美国PK，把它的力量投放到跟国家利益没有什么关系的地方，苏联跑到安哥拉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格林纳达跟美国PK，现在看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中国外交上走的路韬光养晦，避免了不必要的消耗。
还有别的比较方法，革命后社会的不同我总结这么六个特点，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供大家批判。 黄纪苏：中国模式，进行时还是完成时？
中国模式无论成功还是问题都包含了很多的因素，我只是想从某一个角度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从文化动力的角度展开说一下。 我们都知道搞一个发展或者搞一个运动都希望有动力或者社会要发生一种转变它是需要动力的。在中国的近代大危机的一百年里面，从1840年到1949年它的价值动力基本上是一种克己利群的，不是个人主义，基本是一种要平等互助的这么一种价值观。为什么用这么一种价值观用这么一套价值观作为动力？这的确跟当时中国的国事有密切关系。国亡无治，风非常大，浪非常高，船非常破，这种情况下不是克己利群的价值观中国走出绝对的动力，那中国这条船可能很快就会沉没。网上流传一篇文章，陈丹青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民国的那些范儿》，民国的那些范儿是非常精彩的人物，我承认民国那些范儿是特别精彩的人物。比如吴佩孚、张作霖肯定比郭伯雄他们要精彩得多，但是这些精彩的人物分在一块儿全都对冲的精光，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需要把这种力量团结起来，把社会力量整个调动起来，用这么一套价值观唤起社会动员。的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他们能够体现这样的价值观体现得最有利，这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刚开始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南湖一条小划船小木船可以把全国代表装下了，这么一个力量非常弱的党在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力量中能够脱颖而出，它用的这套价值观平等、互利、克己利群的确解决了当时近代的基本任务，说白了就是强国。解放以后中国走赶超路线，实际上搞的基本是一个战时体制，这个战时体制用的这套价值观基本上还是在49年之前的，他要走出近代大危机的这么一套价值观。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昼夜兼程，当时雷峰、王杰这些英雄人物辈出。当时有一个例子特别可以说明这样的情况，文革初当时海淀有一处芦苇荡有一次失火，附近的官兵都在踊跃救火，当时有一个救火的人好像是一个排长还是一个班长救火特别有力，后来差点评为了英雄，后来发现是他纵的火。为什么他要纵火？因为他要当英雄。这是一个比较荒唐的例子，但是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他们是作为整个中国发展的是一种最根本的价值的文化的动力。这种东西的确到了解放以后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毕竟在一个和平时期，怎么把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人的利益兼顾了，还有六万万的饮食男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的正当追求如何要妥善处理妥善解决，在这一点上需要另外一种价值观进来，也包括个人主义出人头地等等，当时搞了比较混合的，当时说的又红又专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是两种价值观混合的价值体系。今天作为一个历史教训没有解决的太好，到了文革的时候这种东西完全失衡了，靠狠斗一闪念、大公无私等等弄了好多琳琅满目的五花八门的东西跟今天的各种理财工具有点差不多。 后来这一套东西走不下去了，到了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开始，整个又换了一套价值观，跟市场经济相配套。这套价值观或者这种文化动力它的基本特点用小平同志当时的一句话可以概括，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亿万人你追我赶大家竞争都要出人头地，靠着这些东西你追我赶累计成为整个民族的日新日进，的确在整个80年代或者90年代的一段有它的力量，的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80年代那会儿上大学的，上电大的，721大学的没有人不在学习，这种力量的确是空前的，的确这时候基本不是靠互助的，不是靠平衡的，不是靠社会主义的一套价值观，基本是个人主义的，甚至精英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些东西当时有其用，起到了推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这种东西在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上没有道德上的负担，如果搞这一套东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有剥削有压迫，整个社会对这一套东西的那种警惕还有抵制是实时的，中国一直没有搞，大家只记着特别遥远的时候有三条石、刘文财，尤其年轻人心目当中觉得那些东西可能是好东西，没有任何道德压力，这一套东西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动力的时候的确比较顺利。总结改革开放经验，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这一套东西在内部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在外部也没有阻力。它的确跟我们所谓回归的世界闻名主流也就是英美的那一套道路，跟他们基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这方面我甚至怀疑，我猜西方甚至有一种心理，他们搞的东西是不是相当于我们原始积累的时候，他们甚至有一种大哥哥对小弟弟的理解，我们原来也是从那块走过来的。这套价值观也没有太大的阻力。这种个人求发达精英主义的你追我赶的竞争的东西的确为中国提供了特别强大的动力。我20年前读马克思韦德《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说的基尔文教派的为了上帝挣钱其实跟我们中国竞争的价值我觉得是非常相近的，刚才有人说中国文化和谐的这一面，其实中国文化也非常竞争的，作为一个共同体，中国人互相比着互相看着互相盯着，这种个人主义不是特别发达。这种东西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比如说头些日子美国出了一个虎妈，可以说中国社会任何一个妈都是那个虎妈，她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胜出，不单美国华人这样，农村很多老人子女出去打工了，他们是非常愿意看到子女出去打工，因为子女出息了。中国人把孩子看成是自我，看成未来的自我，可以几代人为一个孩子活着，几代人活成一代人，像这么一种方式的确是一种高积累的，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很难有一些其它的文明其它的文化像非洲、南美、南欧的可以跟它竞争。实际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面中国是走的非常顺的，这30年是非常成功的，顺着这条价值路线发展下来，有内部的问题，就是今天所说的贫富分化、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另外还有外部问题，这一套价值观下的发展，这种价值观是什么？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成功。什么叫成功？成功就是多吃多占。美国多吃多占，西方多吃多占，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新兴国家说凭什么你们多吃多占，我们也要多吃多占。这些国家起来以后也会进入这么一种循环，整个世界的社会流动，但是现在遇到一个资源问题，遇到一个瓶颈问题。很多西方国家他们说了，你们中国能不能换一种发展模式。但是我们说我们1840年以前就是另外一种模式，你们给我们拖进来的。今天如果说中国的模式中国的发展有问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这是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体制问题，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得需要一种新的世界社会主义。
黄平：中国道路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经验和现象层面看中国这十年来的发展以及拿这十年来的发展和美国、日本、印度、俄国以及欧洲各国主要是欧盟目前美国是不是衰落这么一个讨论，关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模式，讲中国特色没什么争论，剩下中国经验怎么提炼。我自己选择了一个词中国道路，这几年中国模式的讨论起来了，这个有点书生气用什么词，但是里面还是有意义的。美国是例外的，是上帝的子民，这是美国人自相矛盾。我到美国老遇到这种事情，一方面美国人非常自信认为我们是例外的，另外一方面又宣布我是普世的，这两者不能自掐的。讲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特色确实像刚才好多发言人讲到，这个特色不是30年才形成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现在当然是可以讲这30年，事实上现在或者现代中国当然不是30年，所以在09年或者08年我们讨论改革开放30年，盘古开天地也好，毛主席讲孔夫子继承也好，从孙中山一直到今天应该继承，包含历史的延续性，而这个一方面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事实的尊重，一方面认识的方法论上，现代社会也好现代国家也好，当然市场经济和我们说的文化它确实不是一个凭空而来天外飞来的，我们就有了今天，它是一个延续延绵的。我们年轻时希望一个新世界，为了新世界砸碎一个旧世界，马克思年轻时写《共产党宣言》讲过几个彻底决裂，包括传统的观念，到了中年讲一切先辈的传统像梦一样纠缠着我们活人的头脑，我们确实是自己创造自己历史，但是绝对不是随心所欲创造个这是一个看待中国中国经验也好道路也好以及要探讨正在行进中完善中的中国模式的方法，从一个长时段来看哪些东西是一路走过来的，哪些东西在走的过程当中不断创新不断改革不断改良有经验有教训有曲折有成功的东西。前三十年有一些积累也不只是经验层面，理论上我们应该加以提炼，其中有些已经提炼出来比如毛泽东思想讲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这样一种提炼可能是在理论层面。我讲了三个概念，中国道路还是在经验层面上讲，十年来美国的变化和日本、俄国、印度以及欧盟的十年进行比较，基本上还是在经验层面，虽然不只是经济，包括军事、科技、教育等等。这是关于道路的讨论。这些道路在经验层面描述出来当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要做的，除了统计学和媒体要做，我们自己应该有一套基本的认识，事实层面的描述。第二，要有道理的，你要讲背后有没有因果也好结构性的东西也好藏在这个背景背后的现象与本质或者抽出几条，至于共性中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验都是特殊的，都应该包含着一些道理。第三，价值层面道德。道理讲出来结构是这么长的，比如城乡结构也好，几个产业结构也好，政治结构也好，还有它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加载价值层面伦理层面从道理、道路、道德，有一个东西是天经地义应该是这样或者不应该是那样的。这样来看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经验或者中国道路的过去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一下子把几千年都打理清楚的话，至少应该有一个历史的眼光。第二，对几个不同的大的历史脉络我们要有足够的重视和在这个基础上的梳理，至于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做的不一样，那是分的问题。如果要讲辛亥革命以来或者五四以来或者三个30年1919到1949，1949年到1979，1979到2009年不仅在道路层面从道理层面也可以说的，一个是人民，农民是人民的主体，中国近代或者现代中国过程当中人民尤其是以农民构成的人民的主体，而这个人民概念我觉得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不是简单的讲阶级，简单讲阶级我们反而觉得有很多至少有过阶级斗争扩大化也好等等。第二，人民所从事的革命这是第二个关键词，现代中国是通过革命建起来的，革命建国后来奠定了改革开放发展的基础和今天我们看到的成就。第三，人民为主体的革命是选择了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打理旧中国或者重新收拾旧山河，解决割地赔款，解决四分五裂解决东亚病夫民不聊生。第四，共产党，整个人为主体的革命朝着社会主义进行的革命由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引导的党。第五，中国这个词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含义，不断被丰富，文明中国是历史的中国是大陆行的中国式，而不只是西方意义上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过去。到了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很多现象层面的总结和道理那个层面的总结，下面还有一个是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中国还在发展，中国在道德层面的总结，这是中国的正当性问题。中国要活得天经地义，我们自己认为理所当然，这一定要把它从经验层面概括到道路层面和道理层面，再到道德层面。这当然不是一天就能完成，也不是我们自己就能完成，有一个互相认知互动。但是这是逃不该躲不掉绕不开的，毛主席革命解决了捱打的问题，邓小平革命解决捱饿的问题，下一步解决捱骂的问题，这个挨骂不是放弃不是投降不是缴械不是说我们一切都错了，而是把这样一个过程道路经验乃至于正在形构当中的特色模式讲清楚梳理明白。还有一个是未来，未来变成一种模式或者已经形构的模式，是不是所谓完美的，对别人有没有启示。中国至少以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或者对外战略，我们第一是有一个延续性的，从50年代进和平共处，小平同志讲和平共处，现在讲和谐世界，不是通过掠夺战争去解决国与国的关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民主国家利益关系，我们主张合作共赢共享，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当然对世界有影响有借鉴有参考，我们不愿意强加别人的模式，不愿意输出一个发展道路，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实体，如果有一个东西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很可能包含的普遍性越强。
贝淡宁：从哲学角度看中国模式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经济方面有政治方面有服装方面，我今天会讲政治价值观方面，我的专业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想问什么是中国比较特色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怎么可以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的价值观也比较复杂，中国很多人主张西方主流的价值观，有人说不是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有人说也不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有人说是不同的城市比方说上海人大家比较偏西化，他们城市的精神可以说是西方的精神，北京主张中国的价值观。有人说跟不同的大学有关系，比如我很多同学是北大毕业的，他们主流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偏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可是我们清华是比较中国化的。 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接受，有人觉得民主是最好的东西，不可以考虑别的非民主的价值观。这个问题我想提一些意见。长期方面民主是好东西，现在我们贫富差距太大或者有人说不稳定或者有人说人民的素质太低，现在不要考虑这些问题，长期方面民主还是最好的东西。中东的政治，很多人觉得我们完全民主化，民主化什么意思？就是用一个人一票的制度来选这些统治者，好像没有别的可能性。中国长期方面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有没有比中国民主更好的东西，有没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可以改善民主？这些问题比较重要。民主是不是最好的东西？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提一下，实际民主不是这样的，尤其美国不是一票制度而是一签一票的制度，如果说民主是好东西，这些统治者他们可以代表一些投票人的利益，这是最理想的角度。可是问题是，现在尤其一些大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这些政府的政策会影响非选民人的意义包括国家之外的人，要考虑全球变暖的问题，也会影响后代，也会影响世界，关键是民主的制度没有人会代表这些非选民人的意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有一些特色的价值观，我主要讨论儒家的价值观。我们怎么考虑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怎么改善这些民主的缺点？ 第一，儒家这些统治者他们不应该考虑投票人的利益，他应该考虑天下人的利益。天下什么意思？天下包括后代人包括世界的人，所有受到政府政策影响的人。用什么央政治的机构来解决这儿问题，不能用投票人，怎么为非选民人服务？这方面儒家也会说我们可以用别的制度。大家都知道 儒家比较出名的经典《礼记》，大道，天下为公，估计很多人不知道下一部分是选贤于能，儒家比较现实，不管最理想的社会还是要选一些比较优秀的比较有能力比较有道德的统治者，一直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贤能政治的办法来选这些统治者，而且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些非选民人的利益。过去用科举的制度，现在科举制度不见得是最好的制度，一方面有很多好处，因为有一些比如美国学者他们承认现在很多老百姓他们不知道不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最基本的经济问题投票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我估计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不知道怎么用最基本的经济方面的原则来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选一些统治者，我觉得需要一些考试，这些考试可以包括一些经典也可以包括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包括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如果他们真的目的是为了考虑这些天下尤其是非投票人的利益，理解这些国际关系、经济方面，而且这些经典为他们的道德方面也有一些好处。很多西方人一方面觉得有民主制度，一方面有专制的制度，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些民主和贤能政治的制度融合起来，这是中国特色中国模式要考虑的问题。 贫富差距的问题西方的价值观主要用法制的制度来解决，可是儒家觉得用一些理智的制度来解决。
本篇文章来源于 科技网|www.stdaily.com
原文链接：http://www.stdaily.com/special/content/2011-04/20/content_296946.htm
发布时间： 2011-04-19 | 作者：李世默
中国百年转型重生的模式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就是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把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异质文明化为自己本质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走非摩登主义道路而实现规模性现代化的案例。
百年清华，百年中国。在耻辱中诞生, 在战火中走向独立, 在崛起中成其中流砥柱。1911年清华创立, 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 为建校宗旨。而正在这一年, 中国爆发了以推翻满清王朝、建立现代国家为己任的辛亥革命。百年沧桑、百年奋斗, 清华与当代中国的板荡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路漫漫时，中国为有清华而骄傲；华章崛起时，清华为中国而自豪中国今日复兴的意义远远超越其对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甚至文化格局的影响。中国的复兴与崛起将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对人类思想的最大震撼。用一句话来概括: 摩登主义（Modernism）将不再垄断现代化。近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启蒙运动是全人类思想变迁的原动力。然而, 这两百多年的西方化浪潮席卷全球，给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带来了灿烂的现代光芒的同时，也伴随着持久的迷茫、困惑，甚至灾难。启蒙运动的产物－摩登主义,，是西方独特的文化演化的经历。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奠定了欧洲文明对抽象绝对真理的顶礼膜拜。基督教的第一次分裂及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让西欧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踏上了政教分离的道路。欧洲贵族阶级在乱世中的权力巩固使得以英国大宪章为起步的政权分制（制衡）渗透西方的文化和政治社会结构。基督教的第二次分裂（新教改革）无意识地将个人变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所有这一切经过一个纪元的酝酿和发酵, 在启蒙运动中开花结果, 创造了灿烂而所向披靡的摩登主义文明。摩登主义缔造了科学与工业革命, 从而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器物飞跃——现代化。同时拥有绝对理性和天赋权利的个人构成了摩登主义的价值核心，这些个人与其民族传统相结合缔造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 以政权分制为基调的选举民主成为了这些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基本特征，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了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石。面对这些西方民族国家的强势崛起和扩张，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试图将摩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直至价值观引入本土来改造自身文明，以实现现代化目标。一两百年来，摩登主义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光明”的道路，它却制造了世界版图上巨大无比、至今在迷茫中挣扎的跨地理区域——发展中国家。多少年来，“发展中国家”，这顶看起来、听起来都很有希望的“帽子”一直戴在中国的头上，虽历经坎坷，“发展”的方向在很多中国文化精英中似乎一直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贴有摩登主义路牌的摩登大道。与许多非西方穷兄弟一样，百多年来，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徘徊、挣扎，甚至迷失。中国人在付出了多少真心诚意，却不得不忍受绵绵不尽的失败与羞辱！但是今天，经几代人忍辱负重，中国人摸着石头来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关键点上，几乎看到了遂道尽头的光明！中国的再崛起，一个有几千年不间断文明史大国的复兴，她不会只停留在器物的飞跃。以今日之势，中国将成为第一个走出摩登主义迷思，摆脱这种陷阱的非西方国家。这正是中国模式的意义：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走非摩登主义道路而实现规模性现代化的案例。1919年-1949年，中国的精英在战乱的炮火和民众的呻吟中终于领悟到，古老的中国要想重复现代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唯有建立起统一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才能步入现代化。中国的先贤们曾用共和的形式再造中央集权政府，后又偿试以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完成现代民族建国，最后通过暴力革命获取了在西方建立的国际次序中的主权国地位1949年-1979年，年轻的中国面临着外部战争的威胁和封锁而无法以常规方式建设自己的国家。从战火中走来，“得罪”了西方列强的红色中国，不得不把建立强大的军队和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不可侵犯的自主权是发展的最根本前提和基础，而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力量则是自主权的基础，中国不得不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保持战时经济状态，不得不把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向后推迟了整整一代人。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强大的国家力量终于给新中国的第二代人赢来了世界普遍承认的自主权，中国开始全方位自主投入经济建设。三十二年一挥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这块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土地上，已经有着世界上运转得最快的计算机和跑得最快的火车。以独立的武装力量在反侵略的战争中完成国家统一，完成民族建国；集中全国之力在极短的时间里建立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国防工业和武装力量的自主权；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种力量互为依托、互为补充的方式持续和平衡地发展。这三个阶段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也就是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摆脱了摩登主义的复兴模式。从世界范围内看，从人类历史看，中国的百年转型重生的模式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来自五千年文明传承，这就是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把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异质文明化为自己本质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所呈现的儒道释合流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把佛教中国化，而事实上，法家、墨家、名家等其他学派也一直跟主流学派共存。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是对任何外来文化，都持一种开放和兼容的态度。这种开放的、兼收并蓄的包容力是形成今天中国模式的一种最重要的力量。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吸收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因素，然而它在本质上却不是也不可能是摩登主义。早在19世纪，被摩登主义搞得晕头转向，经历所谓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洋务派”，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命题，在这个关乎中国近现代道路抉择的大命题下，几代中国仁人志士殚精竭虑，雄辩滔滔，前赴后继，他们的名字可以从郑观应、张之洞、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牟中三……一直可以排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留下的雄辩论证，为今日中国作此抉择，奠定了深厚的自信根基。在今天的中国，个人是中国社会群体的部分而非独立主权体；社会的大同性将统治保持为中国政治的根本而非分制；市场经济吸收了西方经济体制对资源高效率分配的能力，但没有试图引入以资本为主导力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所能赋予个人的生活自由，中国公民今天几乎应有尽有，这些自由的发挥所创造的在经济、艺术和文化领域里的多元创新震撼世界。然而任何个人的政治诉求则必须包含在社会的共同体中。对多元化的包容和对共同体的坚定维护恰恰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推动力和稳定力。任何社会发展模式在它早期形成过程中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在它成就了初具规模的现实后才能去思考它、解释它和评价它，今天多姿多彩的中国模式，我们不仅要知其所然（描述表达它），还要知其所以然（解释理解它）以及知其所当然（恰当地评价它）。判断它是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模式，研究它的内涵创造了什么新的价值，为人类带来什么新的普遍意义。今天摩登主义以普世的名义，在全球各地仍然上演着悲喜剧，“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与战火绵绵无期。中国却静悄悄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惊叹和疑问。中国如何回应世界的惊问？不是摩登主义，那么中国创造的是什么？百年清华，百年摸索。在这当代中国精英的摇篮——清华园，此时此地，我们开始给世界和中国人自己讲述一个原创的现代化故事。（李世默）
本篇文章来源于 科技网|www.stdaily.com
原文链接：http://www.stdaily.com/special/content/2011-04/19/content_296336.htm 赵启正在“百年清华，中国模式”论坛上致开幕辞
发布时间： 2011-04-20 | 中国模式的讨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如果存在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前途如何。 赵启正：各位下午好！近几年来国际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近三十年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评论，评论的导论或者导火线就是约莫先生的北京共识，国际讨论中众说纷纭，即使在中国学者和官员之中的见解也不完全一致，后集中到三个问题上。一，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二，如果存在，其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三，中国向何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前途怎么样。那么最初约莫先生的北京共识或者说是中国模式他的意思是指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需要，寻求公正和高质量增长的途径，他的意思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艰苦奋斗主动创新大胆实验。第二，坚决捍卫中国自己的国家主权。第三，循序渐进聚集能量。他说，创新和实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但是众多作者对中国模式的界定并不相同，诸如界定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式的资本主义甚至于是独裁+市场经济。在国际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也出现了，提出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国际舆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无论其角度如何甚至有批判中国的观点，对中国方面都具有参考价值，都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模式一个词无论在中文和英文当中都有示范样本的含义，所以中国人在使用中国模式这个词的时候就得特别小心，不然认为中国在主动向世界中的某些国家来推销自己。 由于中国模式定义太多，我曾经请一个研究所帮我做调查，他们找到17种定义，这样我们讨论就出现了困难。如果说我们讨论的是针对30年来中国发展的实际，我曾经说，不妨用中国案例来代替定义混乱的中国模式，以避免过分的意识形态的纠葛。案例实际大家没有区别，怎么走就是怎么走的，什么方法，现在情况怎么样，不容易出现定义上的争论。中国模式或者中国案例的内涵是哪些？我想大家会同意是指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过程、成果和存在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这里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讨论经济问题时政治制度放在一边也是不合适的，把政治的背景作为第一条。第二，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和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有很多争论和见解，但是我的意见就是它是循序渐进的和逐渐积累的，而不像经济改革突飞猛进，它更需要谨慎，不应该发生重大的错误。第三，有一个高效率的政府高度负责的管理公共事务，适当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因为我们有了宏观调控和某些扶持政策就被认为不是标准的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中国方面不同意这个看法。第四，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逐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往我们不参与维和活动，但是今年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兵力最多的一个，在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泛滥、疾病流行等等，中国逐渐扩大了参与度。中国模式内涵的最后一个，正视自己存在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途径。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是现在进行式，在发展中不断有所调整甚至于较重大的调整，如果你说中国模式可能需要加一个括号注明是哪一年的，这个截面是变化的，它是动态的，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变化到某一个阶段可能就比较稳定。比如美国的模式有二百年了，现在变化不那么大，但是几十年前一百年前变化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共同的过程。 第三个问题，中国模式或中国向何处去。多年以来西方舆论以“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为题，中国可能往前走往左走往右走不知道，警惕中国会成为19世纪的英国或者今天的美国，有人预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在21世纪中国经济和文化复兴那是一种可能的前景，如果指21世纪某种信息的霸权这是非常错误的推断，理由是霸权国家的目标不符合以和谐为核心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民族不是好争霸好政权的民族，我曾经和几位外国朋友说，你看在运动场上凡是没有网的运动中国都不行，足球、篮球，有网的运动中国还可以，打打乒乓球、网球、排球，中国人不喜欢冲闯，这是文化使然。争取霸权国家不符合中国根本的利益，不符合全球政治多极化的前景。在客观上不存在着战争的条件，在主观上中国没有战争联盟。在中国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有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旧不平衡，过多的依靠出口密集结构，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加收入难度很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正面对待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继续进行改革，强化复制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继续在长时间内继续完善，中国建设本国和谐社会和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也许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候才能对中国模式和中国案例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中国模式还需要时间。英国人马丁亚克有一本书《当中国挺进世界的时候》，这也让中国人吓了一跳的书名我猜也猜得出这一定是出版商的主意，它就变成了畅销书，幸而作者亚克说中国不会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妇恩，中国会重新坐上世界优秀文明的前列，欧美人可能会更多的阅读孔夫子，中国人会更多的阅读莎士比亚，我同意这个结论。 谢谢诸位。 土耳其大使埃森利先生致开幕词 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尊敬的赵主任、尊敬的周副秘书长，女士们、先生们，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来亲自参加清华大学的百年庆典活动，清华大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它一直以来都是很多院校羡慕的对象，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像一个灯塔一样照亮着我们的知识界，它的国际学生的数量也非常大，吸引了12%的国际留学生。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不能孤立于教育体制教育院校的发展，大学会促进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创新，大学是软实力的重要载体，精英型的大学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它的成功展示了中国的崛起。清华大学通过优秀的学生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如此来展示出一个非常成功的中国模式。女士们、先生们，收到邀请我感到非常受宠若惊，但是我必须坦率承认我并不是一个专家，我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我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谈我的想法，我会非常坦率，我也愿意告诉大家其实我对中国模式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看到中国让我想起自己的祖国，土耳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和挑战。我所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模式如此成功，根据我的观察，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民的勤奋与坚毅，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上其它的一些重要因素比如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中国模式是一个完全土生土长基于中国本土情况的模式。此外，中国人民拥有着丰富的能力，这使得他们能够灵活的适应时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另外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就是迅速增长迅速发展的人力资源，他们在专业技能和语言技能方面的迅猛发展都使得这个国家变得非常繁荣昌盛。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国有企业还有中国的私营企业拥有非常卓越的管理能力，所以中国既是一个外向型的国家也是一个内向型的国家，我这么说是因为中国既对外进行发展，同时在内部也进行不断的努力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而且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实现发展，解决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一些分歧。所以中国给我们很多其它国家带来了灵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模式，它有着很多具体生动的例子，这些鲜活的例子是很多其它发展中国家所不断学习的。这些具体的数字我就不想再提了，但是我想提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走过了30多年的历史，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它的发展速度达到10.6%，人均GDP已经超过了四千美元，而在1979年这个数字仅仅只有270美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差别是非常之大的，无论其他人怎么说，这是一个杰出的成就，也是非常好的例子。当然还有其它的统计数字展现出中国的发展，但我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或明或暗的竞争，这样的竞争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竞争，但是大家也要人知道没有哪一个公式或者模式应对所有的问题，因为在当今世界当中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是一个完全多元化的复杂的世界，各个国家本国的情况不同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中国模式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模式在别人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很多人对于中国模式有自己的理解，而且大家的理解和分析并不完全相同，对于那些研究中国模式的学者来说，尤其是研究外在的学者来说他们有时候带有一种偏见。快捷迅速的新沟通方式使得我们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这也要求我们要去验证信息的准确性，这个国家已经有四亿人因为经济的发展而脱贫，根据这一数字能够说明中国的成功之处。女士们、先生们，我担任土耳其驻华大使已经有两年时间，在这两年当中像很多同事一样，我在中国进行了很多的学习，我已经拜访了中国36座城市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去了很多城市，有些城市我深知去了四次，向社会各行各业的人进行讨论交流，我去了大学去了乡村，有时候直接用英文进行交流，有时候通过翻译进行交流。我去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但是我要承认，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我去探索了解，但是我可以说中国的模式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的模式是实用的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它给我们设立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毫无疑问在我的心目当中见证了中国过去的成功之后我觉得中国所设立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是因为就像刚才赵启正主任在他的书当中提到的那样，他的书是关于中国模式的，他谈的非常好，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从人民的需求出发的，它符合非常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另一个强大之处就是它的执行，我从来没有家过哪一个中国官员提到或者暗示到要照搬过去的做法，其实中国从过去的历史当中走来，我们土耳其也曾经有过悠久的历史，而我们土耳其的首相在拜访中国的时候就提到中国要重新发挥它在世界上的作用，这是对于中国地位的承认还是一种战略，让中国能够来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来。当然我想这要由领导者们决定的，但不管怎么说很多人对于中国今后的地位和作用是有所质疑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我们要感谢中国，是中国使得世界经济走出了困局，这是真实发生的。对此，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的说是把中国塑造成为非常积极正面的形象，而有的也对中国横加指责，比如汇率，我认为有些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就像世行行长祖力克在几天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指责是非常危险的。他说如果我们再面临一个危机的话，那么世界经济就会跌到谷，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局势变化无常，我们虽然从上一轮金融危机当中有所恢复，但是我们仍然非常脆弱，所以中国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模式是不是完美的？我对此的回答是，只要有人的因素参与其中就不可能有完美的事情。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在过去的人大以及政协会议上面所发生的一切让我相信，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把它的工作重心转向更多以人为本的政策，而不再是关注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就像邓小平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祝愿清华今后一切顺利，同时我也要祝愿中国光明的明天，对此我充满信心。谢谢大家！
房宁：中国模式的特色与共性
很高兴在这里谈一谈自己对中国模式的看法，感谢论坛的邀请，和论坛主办方商量发言题目的时候谈中国模式的共性和个性。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很多我的好朋友都是闻名遐尔的大学者，谈的问题也是类似的题目，我要赶快做一点调整，把题目稍微具体一点，谈论中国模式特别是共性的方面。
基于最近做的研究工作来谈对中国模式共性和个性的看法，这项研究由孙冶方基金会和修远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这两个基金会支持我们三年以来在东亚地区做的一项关于五国一区的政治发展的研究，我们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跑了一下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泰国、印度尼西亚五国一区现代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的政治方面、上层建筑发展的变化或者说它的那模式的变化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实际上至少在这些国家或者在东亚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在它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些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的国家，它们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某种意义上又和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路线或者模式又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使我们产生了一种看法。我们的中国模式除去中国的探索中国的特色以外，其实也并不孤单，也并不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和周边国家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相似性。今天和大家报告一下这方面。
发展是很大的话题，还是应该这样来谈论的，胜出必有所长。中国取得这样大的变化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当然是有原因的，有它的道理的。原因和道理有很多，但是从我们研究和专业的角度来看，我感觉实际上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不是我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只是说中国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个面貌的两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因素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开放社会发展自由的空间。我说的权利主要指的更多是经济和社会的权利，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世袭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地位的社会，这一点转变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把它形而上说成是所谓的社会的价值的转变，就这一点转变调动了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缺乏资源贫困落后的农业社会转成了一个初步的工业化社会，并且在亚洲引领潮流。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乃至我们的台湾在1949年以后实际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实际对社会形成一种很大的激励机制，人们可以追求自己美好幸福的生活，产生一种社会的价值导向，产生了一种对生产巨大的支持。这也可以来解释为什么中国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些人民，为什么在三十年里便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的原因还是很多的，但是无论如何是一个非常内在的动力性的原因。
除去这点以外，我们也观察到，和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情况略有不同的是，它在政治发展、工业化过程当中的政治发展并不是权利和权力同步发展的，也就是说社会的国家的权利并不是开放的而是相对集中的，这也就是在日本当年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开放了经济社会权利，另一方面建立了天皇制形成对国家权利的集中。我们知道天皇制是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天皇制集中国家的权利。西方有这样一个观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我们研究的这些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它的权利的集中并不是简单的等于一种专制，而恰恰是它的工业化时代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说集中国家权利用于战略性发展，所谓战略性发展就是及资源，设计路径，提供初始资本和一些软环境包括法制等等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超越或者跨越式的发展，我们称之为战略性的发展。这些国家的集中权利和专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权利集中起来以后用于什么，我们认为在这些国家里面尽管情况不一样，历史的时代不一样，民族不一样，但是他们实际都起到一个很大的促进工业化的战略性发展的功能。这两点是我们观察到在这边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很大的特色，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模式，而这两种模式还有一个关系。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它是这样一种模式，它一方面开放权利，一方面集中权利，形成了一种对冲而不是像一般的西方教科书上民主教科书上讲的那样，一定是保障权利和开放权利是同步的，这里面和工业化阶段性有关系。
我们注意到在这些国家有这样的实践，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的时代，在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长、关系大变化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代也是矛盾怎家的时代。如果在这个时候开放政治权利，就会形成我们称之为分配性的激励而不是生产性的激励，通过对于政治权利的争夺去获取社会流动的机会和财富的占有和身份的改变。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社会的冲突的模式，实际上我们相信在很多发展国家现在在选举之后或者一选就乱，我们认为可能原因是当中的之一。工业化阶段保障权利和集中权利的这样一种模式可以避免社会走向分配性的激励而形成生产性的激励是对它工业化时代的上层建筑或者政治模式的一种保护，我们认为这个是很多东亚国家之所以获得成功的一个解释。我想这个解释和中国的某种联系或者说在共性方面的联系也许我就不言自明无须赘述。当然我们中国的情况和刚才所说的东亚五国一区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道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我们有很多的特殊性，这一点现在的阐述很多，我也无须在此赘述。
既然谈到中国模式，我还想谈一点对中国模式现实和未来情况的一点看法。中国模式多数意见至少在我们这个撒满阳光的会场里面多数意见是比较认同的或者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尽管赵主任几的比较稳妥正在形成当中是一个案例，总而言之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也有一个现象，既然中国模式正在形成或者中国案例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还不是一般的问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然这个模式这么好，但是我们现在观察中国社会几乎各个阶层实际上都有一些不满的情绪或者说还没有到达不满情绪的地步，那也可以说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牢骚。这是为什么，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在研究这些问题，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当然这只是一个纬度，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解释这个现象。在我看来，我把它概括成价值观的冲突。所谓价值观的冲突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或者中国模式的形成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面貌到内部的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方方面面都变了。已经是一个按照中国社科院某些研究叫做已经实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或者说在沿海地区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形而上地说一句话，社会价值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人们的价值观对于价值的主观反应一种观念其实我认为价值观和价值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或者这样说，刚才有的先生提到，新中国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今天的中国仍然还是一个新中国，它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以至于都让我们感觉到有点陌生。
因此对于我们价值的转变和价值观之间出现了普遍的冲突，比如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刚才汪晖先生也提到了我们传统的中国价值观里面是非常强调平等的，而且我从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时候我还不谙世事，那时候我跑到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看武斗看大字报，当时有一个印象，我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是一笔遗产了，因为我们把那些最神圣的包括老师都可以剃个阴阳头，还有什么不平等的呢。现在我们看到，社会发展了，但是差距这么大，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教育我们，上了大学不是进了保险箱，缺什么补什么，其实就是进了保险箱。那么今天还跟大学生说现在不是保险箱吗？也许清华大学的学生进了保险箱了，但是很多同学不是进了保险箱。我昨天刚从重庆回来，重庆有一个廉政教育基地非常自豪的而着“边区十没有”，没有赌博吸毒没有小老婆，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这个十没有现在都有了，过去共产党反对的是一个脱离群众的腐败的政权，但是现在自己也有脱离群众的地方，也有腐败，所以这个世界变得很陌生，这个中国是一个非常新的中国，我们自己说实在的还不能够完全适应，还不能够完全理解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这也正是我们要探讨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中国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形势逼人强，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但是意识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存在适应这个存在，乃至于修正这个存在改变这个存在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要做的。当然这个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我们未来的道路还很长，能不能够形成一个中国的模式，不仅是由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也包括我们的社会建设，也有我们的价值观的引导或者价值观的重构、调试的过程。这也许是我们中国模式未来需要注意，或者关注中国模式的人未来要关注和注意的问题，也是中国模式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稳定的有利于中国人民福祉的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也是需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
谈一点自己的浅见，谢谢各位。汪晖：关于如何解释当代中国的一点思考这是今年参加的第一次活动，我的报告算是做一点点回应，为什么对中国模式在今天有这么多讨论，两个背景，1989年以后整个世界的社会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体制发生重大危机，而在大的过程之后恰恰是中国在保存了基本政治体制的稳定下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经济的行势 发展，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出乎绝大多数政治观察家的预料，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到底这个政治体制怎么去看它，实际上隐含这个根本性问题。第二个背景，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可以说是上世纪结束到这个世纪初变成相当普遍的看法。约莫讲中国共识，霍蒂格利茨讲华盛顿共识，以及最近福山的论调，可以看到霍蒂格利茨偏左一些，福山偏右一些，都认为华盛顿共识终结了，讨论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时候，无一例外程度不同的要涉及对中国经验的解释，这就使得1989年以后对待中国看法的基本共识破产，只有在这个前提底下关于中国的经验和模式的讨论由内及外展开，虽然内部有很多讨论，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之前中国学者很少有自信讨论自己的模式，中国提供了非常重大的历史经验。但是怎么去把这个经验理论化，在中国学者当中其实做得是很弱的，在西方国家知识分子或者经济学家或者是社会政治观察家们那儿开始滚差，中国到底为什么会保持稳定 而且保持活力，这是根本性的讨论。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集中于讨论改革开放的时期成功的经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08年、09年围绕改革开放30年和10年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中国学者发生30年还是60年的争论以至于一百年的争论，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怎么估计20世纪的经验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中和社会转型当中扮演的角色，今天张维为教授、潘维教授一直追溯了五千年，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扩大到非常巨大。伦敦经济学院的林春教授，06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思想在同年出版的英文的《中国的转型》当中已经概括，导言叫做中国模式的创造与再创造。提供了三个模式，第一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历史，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的革命模式。第二个部分是反对斯大林主义探求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模式，第三个时期是中国改革时期寻找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寻找另类选择的模式。这三个模式之间有断裂有连续，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关系。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几个主要的因素，讨论到中国改革的基本成就，很多的经验讨论三十年里面已经讨论很多。在所有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讨论里面一个核心的要素似乎是关于主权和国家角色的讨论。关于主权和国家角色的讨论，我个人的看法不能够在一般的国际关系规范上讨论，我个人更把它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政治进程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殊道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凝聚。如果没有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很难理解中国的独特的主权性格，这个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我说它是一个政治进程产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我们要讨论中国的独特性它的主权性格，事实上跟一个特殊的政治主体有关系，就是跟它的政党政治有关系，跟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实验体制有关系，跟它在革命过程当中形成渗透到所有社会角落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政党体制有关系。很少出现世界历史上就政党而言，渗透到如此草根的社会肌体里面的政党体制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没有漫长的中国革命是很难理解的这样一种政党体制。即使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体制跟中国共产党的渗透到所有社会肌体里面的特殊的政治性格，我觉得是很难去理解中国国家的主权性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50年代以后中苏辩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寻求独特道路的努力不是一般在国家规范意义上产生的，是在政党的互相辩论当中产生出来的。毛泽东在矛盾论里面提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讨论可以提供给讨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参考，中国革命也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革命从来都是实践，在没有模式的情况底下什么才是探求新模式的道路，理论斗争、理论辩论、政治斗争、社会实践，在理论当中理论辩论的重要性，在实践论里面讨论了实验的重要性，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怎么寻找道路自我克服。我强调理论辩论的重要性其实是旨在中国革命里面中国共产党内部和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的政治团体之间的理论辩论，以后不断出现的理论探讨事实上改革开放从70年代开始这一场大讨论是持续进行的，一直到90年代三农问题、医疗保障制度，现在的发展模式的探讨，一直是在辩论和自我修订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它从来不是在一个单纯的既定的规划之下，不断在实践当中并且是理论思考跟实践相结合。第二个部分，这样一个理论探讨往往是和具体的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不但是有特殊地区，除了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很多的具体的经验加以归纳进行总结。这些部分是通过政治肌体转化成为一些积极的的政策，并且能够对实验当中的许多问题、错误进行修订的过程。讨论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是看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到底存在着不存在一种自我的纠正、创新的机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部分。既是跟长的传统有关系，也是跟20世纪特殊的历史比较有关系的，中国民间的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农民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的问题在今天发生的重大作用。这个作用一方面有很多经济学家指出跟传统的中国农村和传统的市场有关系，但恐怕非常重要的是在漫长的20世纪里面出现了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得工人和农民群体在他的改革初期能够迅速焕发出创造力和首创精神，今天在中国的农民企业家走向国际和寻找创新不断产生出学院里面的知识分子都很难有的经济和社会想象力离开20世纪普遍的动员历史，20世纪曾经提供过的对于基层社会曾经拥有的激励和首创精神我认为有很大的关系。离开这些能动性的问题，我觉得是很难去讨论我们今天实验的规模和意义，它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而的确带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到今天很多地方的实验从原来的特区到现在讲重庆经验都是从下面开始起来，并不见得一开始上面就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来总结和提高的重要变化。另外跟这个相关的社会主义集体在当代中国是有重要的作用。原因是除了我们讲的国家的集体之外，中国社会对于社会平等和公平的诉求非常非常高，对腐败的憎恶和不平等的敏感也非常非常高，这使得在经济的某一个方面过度主张效率主义的时候会有一个平衡的力量，这个平衡的力量并不完全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来自于这个国家，同时是社会的广泛诉求和压力跟国家之间造成的互动其中也包括了理论探讨和公共讨论造成了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演变，由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传统造成这几个方面。在今天我们也要特别讨论的问题，在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验的时候，这些条件在今天事实上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异，这些变异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一个部分比如我们讲20世纪像约莫也好霍蒂格利茨也好都强调中国的主权和国家的作用，在调整经济当中的作用，在金融还是其它方面，中国跟整个由于全球化的原因产生出的某种程度的依附性，对于国际市场和经济依附的关系已经对 原有的主权构造也就是说国家的自主性是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威胁，使得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随着经济市场的发展，国家跟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也就是说政党、国家跟经济的结构过于同构的话，就缺少制衡的能力，也就是说国家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它决策的公共性会受到重大的影响，这个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在讨论平等和公共决策结构调整方面的一些批评性意见主要的根源。换句话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条件下，一种新的在开放条件下的重新讨论自主性的社会实验和政治实验变得更加复杂，既有它很多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条件。在开放条件下如何创造一个自主性的新形势，这个不是走向封闭，而是说更多摆脱依附性的关系，更加自主寻求开放的社会。这是今天探讨中国经验和模式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也是这场讨论的意义所在。
童世骏：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感谢会议主办方的要求，使我有机会亲自参加我老师和我老师的老师母校的活动，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呈现轮廓正在努力建构的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模式中国模式的积极性消极具有普遍性，中国模式一开始是一个国际话题而并非只是一个本土话题，中国模式在国际范围内成为一个热点，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舆论的重大转折，可以看作是国际学术界热议多年的所谓多重现代性这样一个观念从学术话语转变为公共话语。过去几十年前单一的西方模式的话语虽然是西方政界和商界或者受到商界和商界影响比较大的报界和学界的主流话语，未必是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的主流话语。非西方社会当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作为变化的起点会对变化的结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就更理所当然会出现种种不同西方现代性的所谓另类现代系，这样的观点在国际学术论坛上我们应该承认还是可以经常听到的。国际舆论从别误选择到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很明显的另类选择，意味着单一现代型模式的普遍性得到重要的范例，这一点显示了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也显示了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中国模式作为多选项现代性当中一个顾名思义当然是一个特殊的东西，肯定了中国模式是现代性模式特殊命题的同时否定了存在着普遍适用的现代性的命题，任何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样一个普遍命题。不仅对思考中国发展有意义，对思考其它国家的发展也有意义，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模式是积极的具有特殊性消极具有普遍性。中国模式虽然不具有柏拉图归于理念的那种模式的作用即共享自上而下统摄竖向的作用，但它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因，由点到面造成普遍的结果，迄今为止应该说具有由点而面普遍影响的现代性模式依然是西方模式，即便中国模式在全球的影响之下来理解。中国模式引起世人瞩目，意味着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像任何国家发展模式一样，本身并不是某种共向的化身，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特大型国家以其传统之深人口之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使得其它国家今后的发展或多或少也要从作为对中国发展的回应这样一个角度来加以理解。就此而言，中国模式虽然没有类型上的普遍意义，但是具有因果上的普遍意义。中国模式再怎么不可复制也都是油世界影响的，这一点前面好几位都已经讲到。在这一点上中国模式注定与新加坡模式甚至于日本模式不一样。尤其考虑到当今世界的两个最大的突出问题在我看来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可持续，中国模式的因果上的普遍性尤其值得重视。这两个问题都对西方制度提出了挑战，威胁全球安全的恐怖主义显然与西方政治表达的政治霸权在一些地区引起的行列反弹有重要关联，而生物技术尤其像生殖器的人类科隆以及消费主义对于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造成的恶果在现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下不容易有效限制，在这样的挑战面前即使中国模式很难说有哪个国家会直接照搬，但是各国 人民或许都有充分理由对中国今后的全球作用有高度的重视。中国模式的普遍性问题从中国发展的各个要素和组合方式里考察，中国发展包含很多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威望之际踏进现代世界的中国人民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但是经历了老知青的痛苦遭遇之后转而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中共十以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而起动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经过30年多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不仅早就站立起来，并且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从而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推进了民族复兴的事业。这是今天讨论中国模式最重要的背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发展的三个方面既互为理念实现的手段，又互为理念诠释的依据。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在当今中国不仅思考中华民族该如何复兴的时候而且在思考中华民族复兴如何理解的时候，我们都不能离开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主题，反过来也一样，在当今中国追求单一的现代性模式就像回到纯粹的本土传统一样，既不行也不可遇。在当今中国民族个性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素，就像社会主义已经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最新成分一样，同样的关系也存在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当今中国如果追求现代化目标却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视而不见，如果建设社会主义却把现代文明成果拒之门外，都会妨碍对我们所持目标的真正实现，而且会造成其所持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匮乏。我们可从总体和要素来理解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个要素同时具备，尤其像中国古老东方大国同时具备那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因此中国发展模式一定是极其特殊的，就其中包括的每个要素来说，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具有相当高程度的可比性，就此而言中国的发展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复兴或者民族独立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发展轨迹可以从别的我们找到，从别国的民族复兴当中找到借鉴，别国也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启发。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还可以从中国发展之术和中国发展之道来加以理解。中国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既包括不同目标也包括不同领域也包括不同的阶段。总结中国模式的任务要求我们对中国发展的目标领域和阶段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做把握，体现在这些领域目标当中的中国发展之术和贯穿在这些目标领域和阶段当中的中国发展之道的辨证关系。无论是中国发展之术还是中国发展之道其实质都是对中国发展之问题的应对之法，毛泽东论述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江泽民论述过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胡锦涛论述过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十个结合。而解决好这些关系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是如何处理好邓小平在1984年同一年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要求，一个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一个是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这些关系就是中国发展过程要解决的基本关系。系统地来看中国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四个方面。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价值观念的引导、资源条件的支撑、纵向的权利控制和横向的利益驱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对于价值平衡、权利配置、利益协调和资源利用这四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来理解所谓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对这四类问题的解答既涉及术的层面具体做法，也涉及道的层面也就是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实现人们在总结中国模式的时候提到有些内容，尤其人们提到的外向型经济、城乡二元模式甚至廉价劳动力等等，恐怕还只是在 术的层面而不是道的层面。从术的层面周围模式也很重要，大问题或宏观问题只有分解成小问题微观问题才能得到切实解决，二聚体的问题只能依靠具体措施和特殊做法才能够实际解决。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中国发展之术与特定发展阶段和特定发展领域和特定发展地区有密切关联，即使在中国内部也很难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概括，更难在国际语境当中谈论典型意义。中国经济之所以引起世人注目，无疑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恰恰对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这几年天天都要说要切实加快转变，如果我们对中国模式的总结只停留在这一层面的话，即便我们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做出肯定回答，恐怕也很难对中国模式是否正当的问题做出肯定回答。要还是的是最急切的提出和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正是我们自己，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中国采取的不同发展之术值得研究，但贯穿在这些不得的发展之术当中的一以贯之的东西，比方说 贯穿在某种发展方式转变前后的那种思想方式和价值理念，那种务实的理想主义、辩证的理想主义、纵情的团体制度，也要研究今后如何更有效的把发展之道落实于发展之术当中，更负责的处理好内在与中国发展之道的中矛盾，更及时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总之正在建构过程当中的中国模式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做除上述讨论并不只是满足我们说理论道的理论兴趣，而是为了澄清我们正在努力建构着的发展模式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有什么关系，尤其是与我们的后代有什么关系，与我们在地球村的邻居们有什么关系，这些关系当然取决于我们已经做出的努力，更加取决于我们以后的努力程度和努力方向。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潘维：世界文明与中华体制
作为北大的老师当然在这个场合对我们的兄弟院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表示热烈祝贺，由于有了两个隔墙兄弟院校的竞争，中国的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美好。 首先说一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肯定不是完美的，完美的东西只存在于宗教，就像刚才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大使所讲到的，这是一种宗教观，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国模式肯定不是在描述一种不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也是一种宗教观，不属于人类。中国模式是什么？我们在世界上走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来跟我说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你不要跟我讲中国模式，我们当然知道什么叫中国模式了。后来说中国模式是什么呢？我们的模式就是民主+市场，你的模式就是专制+市场。说了半天全世界在议论的中国模式都很简单，就是专制+市场。最近哈佛教授约莫把它变得学术了一点，列宁主义政权+市场，还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自己有些人把我们自己的政权称之为维权政权一样。因此中国模式在争论什么东西，不是什么经济发展道路之类的事情，中国模式的争论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就是中国体制问题的争论。 说到中国体制，我想到了在去年年初一月份，我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的王庚儒教授做了一次谈话，他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说世界闻名如果我们用文明这个字的话文明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组成部分叫物质文姓很容易理解，是由人的物欲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来推动的来促进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叫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相对立，也就是说准备以牺牲现世的物质享受来获得来世的乌托邦的享受的美好。宗教因此是精神文明的最集中的代表，但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我们不再用宗教，我们用一些非常美好的理想比如共产主义来加以理解。再比如说一种精神文明的体现，我们有一位资深学者叫邓英陶，原来国家领导人邓力群生的公子，他做了一项研究，在我们国家最大的50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的大沙漠里面用覆盖五万平方米的陶瓷做的太阳能电池板，一百块钱一平米，这样把海水淡化做成水库，晚上也可以发电，把大沙漠变成绿洲等等，说到这个钱的时候数以万计几百万亿的钱计，人家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乌托邦。这是一种精神文明，是对你精神文明的一种检验，我们当然认为它不现实，因为花太多的钱了，而且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原故时代精神文明的记忆，但是中华民族因此在精神文明上一直比较低落。第三个要素，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拿到了一些精神文明的要素，但是主要服务于让物质文明能够生存下去，规范物质文明，甚至人人杀偷抢骗，这是一种制度文明，通过制度约束一些领导人使得物质文明在一定的轨道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不太擅长精神文明而特别擅长物质文明，当然你可以指出来，你为什么落后了，那是在财富从农耕文明转型到制造文明的时候中间有一点很短暂一段时期的落后。今天你将看到中国人对物质的追求是在全世界无与伦比，我们今天的评论制度文明的标准往往是物质文明的水平，等到中国物质文明的水平超越的那天人们将会意识到中华的制度文明是极其出色的一种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华体制恰恰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模式的核心。 中华体制的要素，认为中华体制在制度文明上面分成三大块。一种叫社会的模式，社会体制分成四个要素，社会基本单元、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社会的道义准则。所有的社会组织体制都应当是这样研究的，如果看中国特色就会发现，它和基本单元是家庭与西方有阶级背景的个人是不一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社区与单位，与西方的市民会社不一样的。我们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一种社会网格，在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方面网格与条条块块组成的政府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一起，在基层是相互嵌入的由传统或者现代的乡绅构在一起，这样构成了一种立体的网格，这样西方所谓的国家与社会这两分就不一样了。 社会道义准则，家庭的责任伦理不仅弥漫在社会组织里面，而且弥漫在社会与政府组织关系里面，弥漫在政府管理的准则上面，这与西方的法律主义传统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准则当然可以指出来是什么，在这里不想多说。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也可以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是研究所有世界上的政治组织所必须看到的，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政治理念、政府官员的选拔方式、政府的主要权利机构、预防和纠正行政错误的机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很有特色，政治理念上面我们是民本主义的民主，官员选拔方式叫做绩优选拔制，这就叫逢选必考无功不拔。政府的主要权利机构方面中国有一个单一的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历朝历代我们都是这样的，儒门弟子集团。我们用分工制衡的办法而不是酚醛制衡的办法，如果你在看我们的亚体制经济体制，经济四要素里面，原来说三要素，我认为企业也是要素，企业带来资本，把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这四个要素里面分成两大块，国家控制土地和生产资料，国有的工业企业，还有国家控制金融业，还有国家办理科研、医疗、教育、体育等事业单位。老百姓有自有的劳动力企业，还有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这是由我们的民营企业为基础构成的，这样构成了当代的中华体制，我称之为民本。 今天我们在全世界被人诟摒的体制而且我们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官员希望把故宫拆掉建白宫的这种努力最后大家才知道，其实我们能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体制而不能够被拆毁，两千多年拆不毁的体制就是好东西，就是好体制。
张维为：“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在清华大学来参加清华的百年校庆，同时借这块宝地谈一谈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我的论文已经提交给了秘书处，我不准备照本宣科，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补充谈一些内容。 首先谈一谈为什么提出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然后谈一谈为什么从这个国联角度切入来谈中国模式。美国人经常讲美国这个国家很好理解，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经济上是市场经济。中国这个国家政治上是文明型国家，经济上是混合型经济。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是一个事实陈述，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一些古老的文明确实是消灭了消失了，估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甚至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希腊文明中断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两千多年延续下来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形态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就是中国，这是很重要的事实的陈述。这意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要中国特色，你这样一种文明型国家传统不想要都会有中国特色，关键是我们不要用中国特色来妨碍我们学习别人的长处，而是应该利用中国特色来吸纳别人的长处。我提出的观点为了能够更好的从更宏观更大的总体的角度把握中国国家的发展，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中国文明型国家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大型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这四个方面都是“超”字，所以中国很与众不同，所以中国的崛起会震撼世界，四个中华文明的超级因素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刚才听到赵主任很精彩的演讲，他说中国模式或者中国案例，我说中国模式下面有成百上千个案例，但是也是一种内容不同的表述方法。 我自己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八个特点，也就是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我想这些特点的基础都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刚才讲到的四个超级因素，过去30多年中也有人曾经尝试着跳出这些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追求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一些规范，一旦我们违反了这些规范我们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时间有限，我着重从文明型国家角度谈中国模式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实践理性，一个是混合经济。 中国人的实践理性传统源远流长，这和中国人入世的文化有关，世俗的文化有关。我们都一般说哲学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叫是什么，市场经济是什么，自由是什么，人权是什么，存在论。一个是规范论，应该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民主应该是什么。但中国哲学很长的独特特点，去做，去实践，去实验，去格物，从这个过程当中来做出价值判断。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有很长的民实论，民有待于实，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西方哲学指导下的改革在东欧也好在俄罗斯也好在中亚也好，它的特点往往从修宪开始，修改有关的法律条文，最后再变成星斗。而中国的改革模式从一开始都是从实验开始，比较成功的进行推广，然后再修改一些法律条文，最终如果必要的话进行修宪。中国这种实践理性以及不断试错的方法使我们避免一些大的政治和经济的限制，特别避免了休克料，避免了全盘私有化，避免了金融危机，避免了西方民主忽悠可能会带来的国家解体。 中国模式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混合经济，它是市场经济学和人本经济学的混合，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结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分工与结合，中国传统上的经济学严格地讲是一种人本经济学，它不是以追求最高利润为目的，而是满足百姓的民生，我们今天讲的以人为本、小康让老百姓满意等等，这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光是人本经济学我们竞争不过世界上的其它对手，过去三十年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应该说这两者结合使我们的模式比较有竞争力。有一些经济学家一些理论专家他们总是迷信西方所谓教科书上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不久前到德国，德国朋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默克问德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德国没有一流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安慰他说，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没有一流的经济。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取得的成就比其它的发展中国家的成绩加在一起还要大，因为世界上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跟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过去30年的成绩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大，我们的经济规模总体上增加了16—18倍，东欧是1倍，跟也是可以比的，中国已经形成三亿人口左右的准发达国家板块，这个板块是可以叫板许多西方国家的，今天的上海在很多方面硬件软件确实超过了纽约。总比上看，我们力求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同时也确保我们社会主义宏观整个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教条主义，我们有很强的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也是因为我们有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情，所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可以追溯到当年王安石的改革，可以追溯到毛泽东主席提倡的两条腿走路，政府作为经济发动机的做法也有它的缺陷，政府的边界应该怎么界定，但是这些界定可以在今后的实践当中得到修正。再比如说有人认为土地要素应该彻底市场化，国家应该放弃对土地的控制权，这才叫市场经济。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结果不仅仅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而且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形成世界最大的铁路网，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实现了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不管土地制度存在多少问题，但是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存在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中国模式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个超级因素都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上最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潜在的市场，有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向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取西方模式的话，我们四个最大的优势可能都会转变成巨大的劣势，我们百国之合变成百国之一，百国之合的人口变成动乱的瘟疫，百国之合的疆土将四分五劣，百国之合的传统成为各种各样对抗纷争的借口，百国之合的文化将变成文化族群冲突的一个根源。 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深为数不多的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所展现出的一切绝对不是所谓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比这些概念要丰富一千倍、一万倍。一些美国人和他们的信徒老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些概念来套中国，其实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浅薄的观点是麦当劳文化的产物，这些人首先要研究八大菜系，然后才能研究中国政治，否则门都没有。麦当劳文化我们也尊重，它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发挥发展余地，但是麦当劳文化就是麦当劳文化，它能够演示的东西和八大菜系演示的东西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其丰富性、深刻性、历史性都是无法比拟的。因为八大菜系的背后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强势文明。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应该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用自己相对成功的实践重新审视重新检验西方界定的许许多多的概念，从民主、专制、人权到自由、普选、多党制、市场经济、公共知识分子、GDP 、人力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等，该借鉴的借鉴，该丰富的丰富，该批判的批判，该扬弃的扬弃，合理吸收进来，被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我们自己强势独立的政治话语和指标体系。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它的背後是数千年的文明成，它形成于国际社会高度的竞争之中，有历史主义的东西是比较独特，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比较厉害，所以中国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通过不断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我个人认为，今天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所进行的探索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事业，我们的眼光早就超越了西方模式，我们瞄准的是下一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中国模式通过中国人的努力会深刻的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类的未来。谢谢大家。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教授
我演讲的题目“走中国道路，推介中国经验，探索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还没有把握，还需要很多的探索。 为什么讨论中国模式？还是有意义的。首先以一段话，这也是很长期的一个朋友最近讲过的话，田国强在上海财经大学在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上说“一些短视者短时者和既得利益者认为已经找到了与现代发达西方社会不同的稳定的成熟的具有推介价值的集中发展模式，即一些人所宣称的模式，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勿将次优当最优，勿将过度性制度安排当做终极制度性安排。”到底有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成熟的具有推广模式的终极发展价值呢？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有人认为找到一个终极发展模式几乎有一点点无的放矢。我们觉得自认为已经自认为什么是最优的制度安排也是一种自负也是一种短视，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模式，讨论探索中国模式是有意义的。争论的实质是什么？还是意识形态之争，不是学术之争，争论的核心问题有没有别的选择？童世骏教授刚才讲到撒切尔夫人讲到的一元性，有人说中国只有现代化没有现代性。争论的焦点我也看了很多讨论的文章，集中在前两样东西上，一个是有没有，一个是好不好。有没有中国模式？如果有是否已经成形，成形能否持续能否概括起来，这个讨论非常之多。好不好讨论更多。有没有好不好经常混杂在一起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模式有三重含义，一个姑且把它叫做本体论意义上的模式，这是客观的原形。一种是价值论意义上的模式，它是讲的一种目标模式，这是一种评价，我们姑且叫典型。 第三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模式是一种理论的模式，理论对现实的一种概括一种总结，这个在学术上经常叫做模型。客观意义上本体论意义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模式？客观存在具有特殊关联性的现象，这种讨论很多，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时候讨论莱茵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这样的讨论非常之多。本体意识上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模式是否客观存在。今天有很多人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其实他们以前都会用“模式”这个词，比如吴敬琏先生谈到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在八九十年代，秦晖先生写到很著名的“关中模式”，这个词是可以用的。中国的发展有特殊性，反对讨论中国模式的人就能看出来，不少人提倡普世价值，之所以提倡隐含的成分中国发展转型具有特殊性所以要谈普世价值，否则没必要谈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里面有一些跟别人是相似的，所以不存在特殊性，这种说法我觉得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我们可以讲金丝鸟和乌鸦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金丝鸟是金丝鸟，乌鸦是乌鸦。中国的道路是有特色的，一个是经济增长，我不愿意仅仅谈30年，我要谈60年我们从1953年到2008年来看，60年的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是8.4，即使在头30年也有6.5%的增长率。消除贫困，头30年我们没有太多的数据，但是后30年是有数据的联合国开发署过去30年全球的贫困人口减少了四伊，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五个亿，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没有减贫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增加一个亿，这个更有意义。HDI的趋势，人类发展指数1950年到2007年我比较大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美国，1950年中国的HDI比巴西、俄罗斯和美国低很多，跟印度几乎是不相上下。但是头30年结束的时候已经有巨大的改善，2007年中国现在已经接近俄罗斯和巴西的HID水平，而且发展非常之快。中国道路是有特色的，所以要走中国道路。 从价值论意义上讨论模式实际讨论是什么东西是值得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是好的，作为范本摹本的样式可供其它国家学习的范例，学习不仅仅是好的也是负面的也是教训。客观存在的特殊现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没有人谈到模式的时候，现在有些人一谈到模式就认为是完美的，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如果有的话就不是人的东西了。我们谈拉美模式显然不是从拉美说是一个正面模式来谈，有人讲中国的模式不具有可借鉴性可复制性，但是可借鉴可复制不是一个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世界上恐怕从来都没有，没有一个模式可以具有可复制性照搬的可能性。世界上恐怕有一次照搬就是利比里亚的那些美国黑人到利比里亚建一个美国，利比里亚的国旗大学的名称、钞票所有都像美国一样，但是利比里亚做的怎么样可以很清楚。典型不可能是永恒的，北京故事好像是有问题的，最近一个很有名的人比约莫先生更有名的人萨默斯开始讲孟买模式，孟买模式以人为本的模式，这个更多是一个概念而不是现实。印度处于绝对贫困的穷人，比非洲处于绝对贫困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认识论意义上的模式，这是对客观现象进行理论解释，理论上经常有精华模式、均衡模式、冲突模式等各种各样的，都是对是提出一种理论性的解释。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模式能否构建出解释客观现实的理论模式，不仅仅解释，而且既能解释成功也能解释失误这样的模式才是有用的。一个好的理论模式必须既能解释某个阶段又能解释比较长的过程，比如说就在不久以前有些人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概括为比较优势，谈到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现在已经变成问题了。一个好的理论模式必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必须能够解释变化，解释中国增长的时候比如有些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就会强调中国特殊的自然禀赋和初始条件，这是静态的解释。最后模式一定要简洁，如果讲一大堆的变量说这些东西可以解释一个东西，那种模式太复杂，但是简洁并不一定是好的理论模式。刚才有人说中国模式是专制+市场经济，这种概括非常简洁，显然是非常坏的解释。走中国道路推介中国经验，探索中国模式，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我觉得可能是存在的，我更愿意把它叫做中国道路，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也许会继续走下去。在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也是有必要推介的，保民一种态度，中国人不需要盲目自大但也不需要妄自菲薄，在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改善人们福祉方面中国完全有资格向世界推介中国经验，同时也谈其中的教训，比如90年代可能还是有很多教训。 最后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确实非常有必要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性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大家谈论很多，但是还没有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完全令人信服的中国模式。仅仅把各种变量特色解释指出来还不是一个好的理论模式，还要把它之间的互相的相互作用的机制说清楚，这样是比较好的理论模式，这样的理论模式希望大家在未来进行探索。
杨平：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感谢主办方邀请，庆祝清华百年，祝清华好运。我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讨论中国模式可以从很多纬度有经济学的有文化的还有历史的，我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一下。研究一国的发展道路根本的因素应该是政治因素或者说政治经济因素，即一国发展在内外环境制约下的政治选择及研究中国的经济史尤其应注意中国近代革命所造就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所具备的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政治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经济体制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释中国经济模式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有过管理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单位搞得好不好取决于这个头，一个国家搞得好不好取决于政党，取决于政党的政策，其实政治是最具决定性的。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历程。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文件当时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要在当时大力强调发展商品经济，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性与灵活性问题。到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的体制，提出 这一体制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而且认为由于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应该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展多种所有制。到92年邓小平南巡这些问题都获得了政治上的比较根本的解决，也就是说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被最后确立下来。由此影响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它的核心内容包括市场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发挥基础配置性作用。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带一起的体制和机制，因此必然是公有制为主体私营外资为补充。第三，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兼顾效率与公平。第四，在国家层面进行宏观调控。到十五大的时候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首次提出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还应该包括混合所有制的国有成分。到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到了十七大重点似乎有所不同，面对当时宏观调控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要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个是简单历史进程的梳理。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背景、制约条件以及调试变迁的分析。经过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积累，国民经济面临发展效率的问题，市场经济的提出就是解决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但是市场经济的命题一旦提出市场经济就必然按照自己的逻辑演进，从价格机制到各种要素市场的发育到产权到法律制度到社会伦理乃至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市场经济运行所需配套的各种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斗筲不了。市场经济要求与之配套的所有变迁，与此同时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成为世界潮流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与技术要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也成为主潮流。当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区域、城市阶级之间的分化不断加剧的时候，自中共十七大之后强调宏观调控强调科学发展，强调社会和谐的政策渐渐成为主导，这是对当时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十年变迁的简单梳理。 很多人说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其实不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他们从根本上强调将市场经济镶嵌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之内，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是不能动摇的，在经济制度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原则体下带如下几个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城市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经济骨干，目前国有经济在资产比例上占50%左右，纳税占60%—70%，就业解决了30%—40%，在农村仍然保证土地的国有性质反对土地私有化。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尽管社会其它经济成分已经不再按劳分配了，国有经济中的分配差距也日益明显，但全社会资产中占40%—50%的比重仍然没有按资产分配。尽管国有企业贪污腐化洗钱变相的出卖国有资产情况很严重，但是毕竟不能明拿明抢。最后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包括产业政策、发展战略、生产力布局、重大项目等方面，中国的调控能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的。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当中的对立与统一。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最根本的动力是发展经济引入市场以来，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这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根本特性决定的。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力量是资本，资本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塑造经济与社会包括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与资本力量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既要完成现代化工业化的任务，又具有驾驭改造社会的力量，这种对立和统一的运动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本质的动力和特征。迄今为止由于中国共产党继成功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同时又保证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加之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运行保持了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由此中国模式获得了成功。但是看到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在30年的经济体制运行中强烈渗透和改造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按劳分配已经大幅削弱，两极分化日益性。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包括法律文化有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资本逻辑改造，社会生活伦理也已经被货币原则所左右。 未来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中的两种力量斗争与长期协调将长期存在在中国的经济中，处理好这一对矛盾中，处理好中国会不断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处理不好中断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未来的选择无非两种，一种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将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看成一种过渡形态，要求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基本特征在产权上私有化，在政治上竞争性的民主化。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不知道，显然是一个选项。第二，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市场道路前进，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种力量的对立统一看成常态，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使之始终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运行。
崔之元：“重庆经验”与中国未来
我虽然是清华的教师，但是过去的一年我在重庆市挂职锻炼，很高兴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回来。我想简单用三五分钟讲一下百年清华，然后谈一下从重庆看中国模式这个问题。过去两三年期间我一直在宣传一个事，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张鹏春是中国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的弟弟，张伯苓也是中国最早提倡奥林匹克运动的。青春年华的第一任教务长，在清华大学很少有人知道张鹏春这个人，他不仅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教务长，他同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新月派诗的创始人，张鹏春是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最主要的起草人。西方人包括中国包括清华人不知道，最主要的起草人是张鹏春，他是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1948年，那时候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唯一的一个副主席。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主席是罗斯福夫人，罗斯福夫人基本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她不是真正起草，起草最主要的人根据哈佛大学著名的女法学家研究最主要的贡献是张鹏春，一开始联合国《人权宣言》委员会邀请了很多西方的国际法学家、哲学家搞了一个初稿，初稿里面特别说到西方自然法的影响，张鹏春认为作为普世的《人权宣言》应该不是某一方价值观的体现，而是要有广泛的包容性。他特别提出中国概念，要把人的概念作为人的本性写到文本里面，经过激烈争论大部分西方人理解不了，最后达成一个妥协，我们庆祝联合国宣言，前几年成立颁布65周年，都是根据张鹏春的文本。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们知道张鹏春这个人，是清华大学很光荣的事情。重庆经验和中国模式有什么关系？改革开放有很多实验，比较早的深圳特区后来赵启正部长负责任第一任的浦东新区管委会，后来又有天津滨海新区，这次全国两会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讨论当中明确，重庆市黄奇帆市长建议把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三个并列，国家支持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07年国务院批准重庆作为中国的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重庆实验区以统筹城乡实验区对金融危机以后特别中国“十二五”下一步的发展，它的全国意义特别巨大。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包括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和欧洲的贸易摩擦我们也都知道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以民生为导向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发展我们的内需市场。发展内需市场和民生导向这些恰恰是重庆这几年下大力气抓的，这也是中央赋予重庆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的意义。最明显的例子温家宝总理这次报告里面说今后“十二五”保障性住房的重点是公租房，达到重庆市民30%—40%住在公租房，北京也有公租房西二环很远的地方量很小，重庆达到30%—40%公租房，这与重庆直辖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努力密切联系。重庆提倡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重，理论界热衷探讨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国有和民营是对立的关系但是重庆最有意思的是国有和民营是互补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去年十月份全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也是所有企业里面中国快餐店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就是重庆的乡村鸡。前副总理曾培炎写了一个回忆录《西部大开发纪实》特别提到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最重要的西部大开发优惠就是使西部12个省市在全国所得税率33%的情况下工业企业西部可以是15%，符合国家股息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的才能是15%，重庆的民营快餐店也享受15%，给企业减少税负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重庆为什么有财力减少民营企业税负？重庆的国有资产在过去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从1700亿总资产增值到1.25万亿，大量国有资产形成了重庆市的黄奇帆市长提出的第三财政。第一财政所得税、增值税一般财政，第二财政是各种土地出让金、教育附加费，城市维护费。第三财政，由于国有资产直接投资于民生的教育这些行业，而节约下来本来要由第一财政的钱来去建的，比如重庆大剧院、重庆大学城，一般从税收从老百姓当中拿这个钱，但是重庆国有资产大发展，不从一般税收里面拿钱，因此保持企业所得税率15%，有的西部城市主动放弃这个税率，不征回33%无法满足基本的社会职能比如给教师发工资修路等等。第二，土地储备土地交易促进城市发展。重庆的公租房全国面积最大，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户籍制度改革实验，从去年8月15号开始，没有任何条件，只要在主城工作五年以上，不需要投资买房转成城市户口，从去年8月15号到现在已经有180万重庆农民工转成了城市户口，当他们转了户口以后并不需要退出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么多农民工进城如果没有公租房就不能做，重庆在2002年开始已经实行了政府完全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土地出让要净地出让，净地出让以后能够把土地增值的收益通过政府代表人民拿到而不被少数开发商拿到，这样政府储备的土地有可能最快规模21个片区很快全面开工建公租房，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开始这么做。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讨论中国模式布置有邓小平、毛泽东，我们应该追溯到辛亥革命，这里面最重要的 孙中山提出的涨价归公理论，土地增值收益不是任何地主创造，是由于政府修了一条路或者很多私人投资的极具效应而形成，所以土地增值收益绝大部分应该归公，如果政府拿到土地增值收益，政府可以少向外资民营企业征税。孙中山先生说的整个土地涨价归公的民生主义的核心理论来自美国土地改革者亨利乔治。重庆在探索建设内陆高地，我们已经在吸引外资方面过了只要是外资好这个阶段。现在重庆开始一石三鸟走出去战略，走出去引进来，通过入股美国一个主要的直升机制造厂入股30%，入股的条件是美国要把直升机制造能力搬到重庆，解决重庆和整个中国需要的直升机我们没有生产能力，这种一石三鸟的走出去战略是重庆内陆开放高地的特色。在党的建设方面来了一个三进三同三项制度，所有政府干部至少一年同农民同吃同住一星期，新提拔的干部同吃同住一个月。这个有什么意义？有人认为走形式，我不否定可能有人走形式，但是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受到一些触动。关于党的建设很多教授包括苏伟教授讲得很多，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资源应该借鉴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他在监狱里面写了《狱中笔记》，提出一个核心问题，作为文艺复兴的故乡意大利为什么在政治发展上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那坡里西班牙殖民了，在政治上独立很晚，但是文化上意大利很发达，文艺复兴以后的问题是什么？文艺复兴是一个精英运动，虽然很辉煌，但是是少数人。宗教改革是深入到人民普通人的内心，意大利共产党要找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从这些角度来理解，现在薄熙来在重庆做的党的建设的工作可以和葛莱西的一些理论可以有一些联系。
苏伟：“中国模式”的实质和核心
谢谢会议的邀请，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毛邓基点为本，以国学西学为用》。本好比树木之树干支撑树木本身，用好比树木枝叶发挥服务作用。本可以嫁接不同的枝叶但却不能嫁接到别的枝叶上去，国学西学为用这个好理解，就是洋为中用的意思，对西洋学新自由主义等等甚至包括华盛顿共识的内容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个不用多解释。我想着重解释的是对毛邓基点为本做一个说明，我认为毛邓基点即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发展的基本设想、基本观点，他们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这条路线是中共全党、中华全国、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生命线，因此也应该是中国模式的生命线。党的基本路线有五大要点，我概括为毛邓基点的五大要点。第一，出发点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毛泽东讲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邓小平讲，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他还讲基本的原因，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家资本的统治。因此，能否确保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中国讨论一切模式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模式能够成功的一个出发点。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我们上海去年人均GDP是贵州的十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之大世界独一无二，但是中国能够保持和谐，潘维教授说中国模式核心在于体制，我完全同意。我们的制度能够保证中国的团结稳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邓五大基点之二就是中心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推翻三座大山的时候要革命，经济建设为中心，毛走了弯路邓小平回到轨道，重新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根本任务论，最根本的任务发展生产力，根本任务就是直接目的，后来我们把根本任务混同为根本目的，所以GDP挂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开始纠正，将根本任务混同于根本目的的偏向，明确提出一个根本目的论就是以人为本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们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义这是毛邓基点的中心点，我觉得也是中国模式的中心点，以根本目的为本，以人为本，以根本任务为用，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全国的中心工作，但是它是用。毛邓五大基点之三，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我们很清楚，毛泽东1956年提出六条政治标准，邓小平1979年把它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然还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观。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这个是中国的一切改革包括邓小平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同时也规定中国一切改革的基本性质，中国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革命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并且使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但是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怎么样理解，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模式最重要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应该是四项基本原则为本，改革开放为用。邓小平的论述有根据，他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根本问题就是本，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翻了错误，这说明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绝对不是中国模式的内容。毛邓五大基点之四立足点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我们的方针放在什么基点上，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力更生，两个务必，尤其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更是毛泽东最重要的执政理念之一。邓小平定了开放为基本国策之一，是他也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他向请教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外宾讲，这是中国的第一条经验。借用普世性的概念，这一立足点是中国模式最具普世性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自力更生的含义是经济独立，经济不独立，政治国家不可能独立，在一个家庭中中国的妇女地位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中国妇女的经济独立，一个家庭尚且如此，在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国际社会当中经济不独立谈不上独立自主。毛邓的五大基点之五就是目标点，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什么关系？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他讲过很多话，比如他讲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毛泽东讲四个现代化的时候他讲的是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完全一样的，多次讲三步走战略都强调一个观点，就是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更加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占世界总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所以中国模式社会主义的颜色是它的本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关系在中国中国模式怎么定位，因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富强，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民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文明，也必须加强社会建设以和谐，可见在中国模式的目标点中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本，以市场经济民主经济政治建设文明建设为用。总的来讲，以毛邓基点为本，以国学西学为用，即便是毛邓基点中五大基点中也有一系列为本为用，我们把这些本和用搞清楚了，中国模式的前途是无量的。
金灿荣：从中苏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改革
谢谢论坛主办方邀请给我这个机会，非常荣幸，今天清华百年校庆喜庆，我也跟着沾点光。我05年在人文学院做了半年的委任讲座教授，也跟清华挂钩。当时给论坛报的题目从中苏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改革，我们走到今天是从改革这个路径当中走过来的，正确的理解改革有助于理解我们今天的中国现状，有助于理解未来的走向。中苏之间的共性，我们都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后革命社会经历了改革，我们在共性当中可以找到一些差异，这个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的改革失败了，中国的改革成功了，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用这两个做比较好一点。但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准备的内容后来又超出这个范围多了一点，我今天的逻辑稍微跟原来准备的不一样。我先讲第一个假设，我的假设是这样的学习能力的强弱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关键。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上帝的造物，上帝他老人家本来是不犯错误的，但是作为上帝的造物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大学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是犯错误的，关键的问题是谁能够迅速的从错误当中学习不再犯错误。作为上帝的造物作为人做得最好的是吃一堑长一智，绝大部分人绝大部分时候吃N次堑长一智，还有吃N次堑不长一智，就出局了。中、美、苏跟一般的大国不一样，是超大型国家，国家学习能力可以用一个指标来看就是改革，而这三家可以用改革的角度比较它的学习能力和看它的前途。苏联失败主要原因是改革没成，美国赢得冷战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冷战期间进行了一场没有叫做改革的改革，而且改革成功了，今天我们中国势头不错原因也是我们改革成功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主流精英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错误的解释冷战结束的原因和结果，冷战结束的原因是苏联不打了就放弃了冷战，不是美国击败了苏联。结果是美国赢了，原因是苏联放弃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所有的无论左右美国的主流精英都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不仅结果是它赢了，而且结果也是它了，美国今天或是这个思维。这是美国在冷战之后犯错误的一大原因，而且现在没有跳出来。它错误理解了冷战结束的原因和结果因此犯了一些错误，按道理它应该知道冷战结束其实是俄国人送给他的胜利，他们两家实际在冷战后期的博弈是不相上下的，两个重量级拳手打了11个回合点数差不多，进入第12个回合，苏联告诉裁判我拉肚子不打了，美国赢了，是这种情况。美国应该理解这个情况以后感谢上帝感谢俄罗斯，应该三顾茅庐请俄罗斯一同治天下，坦率说这么做我们今天中国的日子难过得多。美国傲慢行为不当，对待所有的国家都是行为不当的，对苏联像战败国一样，对中国也是颐指气使，1993年银河号事件从国际法的事件中国是非常屈辱的，我们的墙上降下美国的空降兵。对付阿拉伯世界也是偏好以色列，对非洲对拉美是遗忘。整个重大历史事件理解错误导致一种傲慢，行为不当，行为不当形成了很多矛盾。中国人化悲愤为赚钱的动机，我们经济发展了，俄国人是郁闷时不时给美国捣一点小鬼，最可怕的是阿拉伯兄弟化悲愤为人肉炸弹于是有了911。
坦率讲到今天为止我觉得美国的主流精英还没有从这个误区里面跳出来，我本人在美国四个会议上交会议论文，他们看了很生气。美国人的解释不是我们笨是布什笨，布什走了之后就好了。美国要不跳出这个东西进行下一轮改革这个问题大了。
中国过去30年改革应该是成功的，改革的发起者1978年12月底，任何一个人想象不到今天中国的成就，它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期，这是一个事实。今天总结改革经验是有事实依据的。现在谈中国模式是不是早点？再过几年中国人均到了世界人均的时候再谈就比较有说服力，去年底全球69亿人，全球GDP61万亿美元，人均八千多。我们中国是4300，世界人均的一半。现在讲学术上有价值，从传播学角度来讲人家不服，再过个五年讲达到人均跟世界水平一样，这个时候就可以了。中国改革陈共有很多原因，我只讲一点个人学习的体会。跟以前苏联的改革相比我们有如下六个特点。苏联改革52年到64年八年进行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开始乱改了，把自己改没了。苏联改革基本的路径坦率讲本身不是很顺利，但是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赫鲁晓夫改革，如果赫鲁晓夫八年改革能够成功的话，路径是不一样的。赫鲁晓夫改革为什么失败，而小平改革顺利发展到今天大家认为很成功，我自己觉得是如下六个特点可以解释。
第一，中国改革的动力非常强劲。我们刚从文革走出来，大家都有很强烈的愿望要改进自己各方面的工作，动力非常强。
第二，改革的目标非常明确，改革的目标是市场化，这一点是清楚的。怎么过河小平不知道，请大家摸着石头过河，走向彼岸一个发达的市场体系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而赫鲁晓夫没有这个东西，赫鲁晓夫提倡改革的时候他定的目标还是1980年实现发达社会主义，2000年进入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真是很自信，他不接受西方发达的那一面，跟尼克松厨房辩论的时候坚信苏联的体制能赢最后会埋葬美国。邓小平没有这想法，没有那种制度上内在的傲慢，他真的愿意学。我们这个改革目标很明确。
第三，改革与开放携手并进。如果在封闭体系改革就不会有创新，比如苏联改革主要是调整政策，把投资的秩序从重、轻、农，发展的是还是集体农庄，没有制度创新。中国由于开放整个改革当中有很多创新的东西。
第四，多主体改革，苏联是单一主体改革，权利都在中央政府的技术官僚手上，投资只有一个主体就是中央政府的技术官僚，而中国不一样，中国改革至少有五个主体，中央政府当然还是一个主体，第二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积极，第三个是外资，第四个是中国九亿农民，第五个是民营资本，先是个体户后来变成民营资本家。苏联单一主体改革和多主体改革这个区分是最主要的，中国的地方成为主体导致了清华钱颖一先生讲的区域经济，当然钱先生强调省的作用，张五常先这个思路又强调县的作用。无论省域经济县域经济，地方主体很重要，这个是不用说的。另外中国的农民作为改革的主体，农民带来很多新的创新，土地承包、农民工、乡镇企业、小城镇化，这都是中国的创新。另外，外资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适应全球化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中国的改革这个特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多主体性带来政治上的后果，就是过去30年中国政治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不是政治体系本身的变化而是政治背景变化，那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彻底变了。原来我们是强国家弱社会，现在是强国家社会也不弱，
第五，非边主义，增量改革，不是把原来国营企业简单的干掉，而是保留国营企业的情况下发展民营、私人资本，增量改革相对代价比较小。这个涉及到中国的文化不同，俄国人按照北京话讲比较鲁，性子比较直，遇到阻力铁棒横扫铁棒加粗，没有四两拨千斤的思维。中国改变非边主义看上去不是很爽，但是社会代价相对较低，振动较小，最终结果较好。
第五，外交政策韬光养晦，苏联是满世界跟美国PK，把它的力量投放到跟国家利益没有什么关系的地方，苏联跑到安哥拉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格林纳达跟美国PK，现在看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中国外交上走的路韬光养晦，避免了不必要的消耗。
还有别的比较方法，革命后社会的不同我总结这么六个特点，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供大家批判。 黄纪苏：中国模式，进行时还是完成时？
中国模式无论成功还是问题都包含了很多的因素，我只是想从某一个角度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从文化动力的角度展开说一下。 我们都知道搞一个发展或者搞一个运动都希望有动力或者社会要发生一种转变它是需要动力的。在中国的近代大危机的一百年里面，从1840年到1949年它的价值动力基本上是一种克己利群的，不是个人主义，基本是一种要平等互助的这么一种价值观。为什么用这么一种价值观用这么一套价值观作为动力？这的确跟当时中国的国事有密切关系。国亡无治，风非常大，浪非常高，船非常破，这种情况下不是克己利群的价值观中国走出绝对的动力，那中国这条船可能很快就会沉没。网上流传一篇文章，陈丹青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民国的那些范儿》，民国的那些范儿是非常精彩的人物，我承认民国那些范儿是特别精彩的人物。比如吴佩孚、张作霖肯定比郭伯雄他们要精彩得多，但是这些精彩的人物分在一块儿全都对冲的精光，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需要把这种力量团结起来，把社会力量整个调动起来，用这么一套价值观唤起社会动员。的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他们能够体现这样的价值观体现得最有利，这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刚开始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南湖一条小划船小木船可以把全国代表装下了，这么一个力量非常弱的党在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力量中能够脱颖而出，它用的这套价值观平等、互利、克己利群的确解决了当时近代的基本任务，说白了就是强国。解放以后中国走赶超路线，实际上搞的基本是一个战时体制，这个战时体制用的这套价值观基本上还是在49年之前的，他要走出近代大危机的这么一套价值观。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昼夜兼程，当时雷峰、王杰这些英雄人物辈出。当时有一个例子特别可以说明这样的情况，文革初当时海淀有一处芦苇荡有一次失火，附近的官兵都在踊跃救火，当时有一个救火的人好像是一个排长还是一个班长救火特别有力，后来差点评为了英雄，后来发现是他纵的火。为什么他要纵火？因为他要当英雄。这是一个比较荒唐的例子，但是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他们是作为整个中国发展的是一种最根本的价值的文化的动力。这种东西的确到了解放以后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毕竟在一个和平时期，怎么把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人的利益兼顾了，还有六万万的饮食男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的正当追求如何要妥善处理妥善解决，在这一点上需要另外一种价值观进来，也包括个人主义出人头地等等，当时搞了比较混合的，当时说的又红又专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是两种价值观混合的价值体系。今天作为一个历史教训没有解决的太好，到了文革的时候这种东西完全失衡了，靠狠斗一闪念、大公无私等等弄了好多琳琅满目的五花八门的东西跟今天的各种理财工具有点差不多。 后来这一套东西走不下去了，到了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开始，整个又换了一套价值观，跟市场经济相配套。这套价值观或者这种文化动力它的基本特点用小平同志当时的一句话可以概括，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亿万人你追我赶大家竞争都要出人头地，靠着这些东西你追我赶累计成为整个民族的日新日进，的确在整个80年代或者90年代的一段有它的力量，的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80年代那会儿上大学的，上电大的，721大学的没有人不在学习，这种力量的确是空前的，的确这时候基本不是靠互助的，不是靠平衡的，不是靠社会主义的一套价值观，基本是个人主义的，甚至精英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些东西当时有其用，起到了推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这种东西在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上没有道德上的负担，如果搞这一套东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有剥削有压迫，整个社会对这一套东西的那种警惕还有抵制是实时的，中国一直没有搞，大家只记着特别遥远的时候有三条石、刘文财，尤其年轻人心目当中觉得那些东西可能是好东西，没有任何道德压力，这一套东西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动力的时候的确比较顺利。总结改革开放经验，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这一套东西在内部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在外部也没有阻力。它的确跟我们所谓回归的世界闻名主流也就是英美的那一套道路，跟他们基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这方面我甚至怀疑，我猜西方甚至有一种心理，他们搞的东西是不是相当于我们原始积累的时候，他们甚至有一种大哥哥对小弟弟的理解，我们原来也是从那块走过来的。这套价值观也没有太大的阻力。这种个人求发达精英主义的你追我赶的竞争的东西的确为中国提供了特别强大的动力。我20年前读马克思韦德《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说的基尔文教派的为了上帝挣钱其实跟我们中国竞争的价值我觉得是非常相近的，刚才有人说中国文化和谐的这一面，其实中国文化也非常竞争的，作为一个共同体，中国人互相比着互相看着互相盯着，这种个人主义不是特别发达。这种东西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比如说头些日子美国出了一个虎妈，可以说中国社会任何一个妈都是那个虎妈，她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胜出，不单美国华人这样，农村很多老人子女出去打工了，他们是非常愿意看到子女出去打工，因为子女出息了。中国人把孩子看成是自我，看成未来的自我，可以几代人为一个孩子活着，几代人活成一代人，像这么一种方式的确是一种高积累的，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很难有一些其它的文明其它的文化像非洲、南美、南欧的可以跟它竞争。实际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面中国是走的非常顺的，这30年是非常成功的，顺着这条价值路线发展下来，有内部的问题，就是今天所说的贫富分化、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另外还有外部问题，这一套价值观下的发展，这种价值观是什么？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成功。什么叫成功？成功就是多吃多占。美国多吃多占，西方多吃多占，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新兴国家说凭什么你们多吃多占，我们也要多吃多占。这些国家起来以后也会进入这么一种循环，整个世界的社会流动，但是现在遇到一个资源问题，遇到一个瓶颈问题。很多西方国家他们说了，你们中国能不能换一种发展模式。但是我们说我们1840年以前就是另外一种模式，你们给我们拖进来的。今天如果说中国的模式中国的发展有问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这是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体制问题，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得需要一种新的世界社会主义。
黄平：中国道路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经验和现象层面看中国这十年来的发展以及拿这十年来的发展和美国、日本、印度、俄国以及欧洲各国主要是欧盟目前美国是不是衰落这么一个讨论，关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模式，讲中国特色没什么争论，剩下中国经验怎么提炼。我自己选择了一个词中国道路，这几年中国模式的讨论起来了，这个有点书生气用什么词，但是里面还是有意义的。美国是例外的，是上帝的子民，这是美国人自相矛盾。我到美国老遇到这种事情，一方面美国人非常自信认为我们是例外的，另外一方面又宣布我是普世的，这两者不能自掐的。讲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特色确实像刚才好多发言人讲到，这个特色不是30年才形成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现在当然是可以讲这30年，事实上现在或者现代中国当然不是30年，所以在09年或者08年我们讨论改革开放30年，盘古开天地也好，毛主席讲孔夫子继承也好，从孙中山一直到今天应该继承，包含历史的延续性，而这个一方面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事实的尊重，一方面认识的方法论上，现代社会也好现代国家也好，当然市场经济和我们说的文化它确实不是一个凭空而来天外飞来的，我们就有了今天，它是一个延续延绵的。我们年轻时希望一个新世界，为了新世界砸碎一个旧世界，马克思年轻时写《共产党宣言》讲过几个彻底决裂，包括传统的观念，到了中年讲一切先辈的传统像梦一样纠缠着我们活人的头脑，我们确实是自己创造自己历史，但是绝对不是随心所欲创造个这是一个看待中国中国经验也好道路也好以及要探讨正在行进中完善中的中国模式的方法，从一个长时段来看哪些东西是一路走过来的，哪些东西在走的过程当中不断创新不断改革不断改良有经验有教训有曲折有成功的东西。前三十年有一些积累也不只是经验层面，理论上我们应该加以提炼，其中有些已经提炼出来比如毛泽东思想讲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这样一种提炼可能是在理论层面。我讲了三个概念，中国道路还是在经验层面上讲，十年来美国的变化和日本、俄国、印度以及欧盟的十年进行比较，基本上还是在经验层面，虽然不只是经济，包括军事、科技、教育等等。这是关于道路的讨论。这些道路在经验层面描述出来当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要做的，除了统计学和媒体要做，我们自己应该有一套基本的认识，事实层面的描述。第二，要有道理的，你要讲背后有没有因果也好结构性的东西也好藏在这个背景背后的现象与本质或者抽出几条，至于共性中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验都是特殊的，都应该包含着一些道理。第三，价值层面道德。道理讲出来结构是这么长的，比如城乡结构也好，几个产业结构也好，政治结构也好，还有它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加载价值层面伦理层面从道理、道路、道德，有一个东西是天经地义应该是这样或者不应该是那样的。这样来看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经验或者中国道路的过去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一下子把几千年都打理清楚的话，至少应该有一个历史的眼光。第二，对几个不同的大的历史脉络我们要有足够的重视和在这个基础上的梳理，至于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做的不一样，那是分的问题。如果要讲辛亥革命以来或者五四以来或者三个30年1919到1949，1949年到1979，1979到2009年不仅在道路层面从道理层面也可以说的，一个是人民，农民是人民的主体，中国近代或者现代中国过程当中人民尤其是以农民构成的人民的主体，而这个人民概念我觉得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不是简单的讲阶级，简单讲阶级我们反而觉得有很多至少有过阶级斗争扩大化也好等等。第二，人民所从事的革命这是第二个关键词，现代中国是通过革命建起来的，革命建国后来奠定了改革开放发展的基础和今天我们看到的成就。第三，人民为主体的革命是选择了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打理旧中国或者重新收拾旧山河，解决割地赔款，解决四分五裂解决东亚病夫民不聊生。第四，共产党，整个人为主体的革命朝着社会主义进行的革命由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引导的党。第五，中国这个词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含义，不断被丰富，文明中国是历史的中国是大陆行的中国式，而不只是西方意义上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过去。到了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很多现象层面的总结和道理那个层面的总结，下面还有一个是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中国还在发展，中国在道德层面的总结，这是中国的正当性问题。中国要活得天经地义，我们自己认为理所当然，这一定要把它从经验层面概括到道路层面和道理层面，再到道德层面。这当然不是一天就能完成，也不是我们自己就能完成，有一个互相认知互动。但是这是逃不该躲不掉绕不开的，毛主席革命解决了捱打的问题，邓小平革命解决捱饿的问题，下一步解决捱骂的问题，这个挨骂不是放弃不是投降不是缴械不是说我们一切都错了，而是把这样一个过程道路经验乃至于正在形构当中的特色模式讲清楚梳理明白。还有一个是未来，未来变成一种模式或者已经形构的模式，是不是所谓完美的，对别人有没有启示。中国至少以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或者对外战略，我们第一是有一个延续性的，从50年代进和平共处，小平同志讲和平共处，现在讲和谐世界，不是通过掠夺战争去解决国与国的关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民主国家利益关系，我们主张合作共赢共享，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当然对世界有影响有借鉴有参考，我们不愿意强加别人的模式，不愿意输出一个发展道路，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实体，如果有一个东西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很可能包含的普遍性越强。
贝淡宁：从哲学角度看中国模式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经济方面有政治方面有服装方面，我今天会讲政治价值观方面，我的专业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想问什么是中国比较特色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怎么可以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的价值观也比较复杂，中国很多人主张西方主流的价值观，有人说不是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有人说也不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有人说是不同的城市比方说上海人大家比较偏西化，他们城市的精神可以说是西方的精神，北京主张中国的价值观。有人说跟不同的大学有关系，比如我很多同学是北大毕业的，他们主流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偏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可是我们清华是比较中国化的。 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接受，有人觉得民主是最好的东西，不可以考虑别的非民主的价值观。这个问题我想提一些意见。长期方面民主是好东西，现在我们贫富差距太大或者有人说不稳定或者有人说人民的素质太低，现在不要考虑这些问题，长期方面民主还是最好的东西。中东的政治，很多人觉得我们完全民主化，民主化什么意思？就是用一个人一票的制度来选这些统治者，好像没有别的可能性。中国长期方面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有没有比中国民主更好的东西，有没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可以改善民主？这些问题比较重要。民主是不是最好的东西？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提一下，实际民主不是这样的，尤其美国不是一票制度而是一签一票的制度，如果说民主是好东西，这些统治者他们可以代表一些投票人的利益，这是最理想的角度。可是问题是，现在尤其一些大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这些政府的政策会影响非选民人的意义包括国家之外的人，要考虑全球变暖的问题，也会影响后代，也会影响世界，关键是民主的制度没有人会代表这些非选民人的意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有一些特色的价值观，我主要讨论儒家的价值观。我们怎么考虑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怎么改善这些民主的缺点？ 第一，儒家这些统治者他们不应该考虑投票人的利益，他应该考虑天下人的利益。天下什么意思？天下包括后代人包括世界的人，所有受到政府政策影响的人。用什么央政治的机构来解决这儿问题，不能用投票人，怎么为非选民人服务？这方面儒家也会说我们可以用别的制度。大家都知道 儒家比较出名的经典《礼记》，大道，天下为公，估计很多人不知道下一部分是选贤于能，儒家比较现实，不管最理想的社会还是要选一些比较优秀的比较有能力比较有道德的统治者，一直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贤能政治的办法来选这些统治者，而且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些非选民人的利益。过去用科举的制度，现在科举制度不见得是最好的制度，一方面有很多好处，因为有一些比如美国学者他们承认现在很多老百姓他们不知道不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最基本的经济问题投票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我估计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不知道怎么用最基本的经济方面的原则来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选一些统治者，我觉得需要一些考试，这些考试可以包括一些经典也可以包括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包括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如果他们真的目的是为了考虑这些天下尤其是非投票人的利益，理解这些国际关系、经济方面，而且这些经典为他们的道德方面也有一些好处。很多西方人一方面觉得有民主制度，一方面有专制的制度，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些民主和贤能政治的制度融合起来，这是中国特色中国模式要考虑的问题。 贫富差距的问题西方的价值观主要用法制的制度来解决，可是儒家觉得用一些理智的制度来解决。
本篇文章来源于 科技网|www.stdaily.com
原文链接：http://www.stdaily.com/special/content/2011-04/20/content_296946.htm
中国将第一个摆脱现代化模式—“百年清华，中国模式”论坛系列
李世默：中国将第一个摆脱现代化陷阱
李世默：中国将第一个摆脱现代化陷阱
中国模式是一个混合模式，高放谈社会主义五百年
中国的百年追赶型经济模式
南方周末 中国模式是一个混合模式——高放谈“社会主义五百年”
为什么说中国模式将统领世界？
何必将中国套入“模式”中
德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
德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
【回首辛亥百年】“中国模式”幻影（三）
县域现代化的中国意义--晋江模式发展30年改革调研
清华与中国的现代化 陈远
破除“中国模式”迷思
中国模式的特质
中国模式的成色
孤本的中国模式
也谈“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成色
孤本的中国模式
中国政治模式评说
中国的C2C模式
《论中国模式》出版
中国的消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