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优妮塔 罗丹 本子:解放战争 3

   解放战争 3    不说老实话我揍你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杜聿明被专机从葫芦岛接到北平。见到蒋介石，杜聿明发现他已“变得很虚心”：

　　“现在廖兵团电讯已失去联络，罗参军有个很好的意见，马上调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你看怎么样？”我想蒋介石听信了罗泽的意见，已将沈阳主力送完，现在又要送掉葫芦岛的部队，心中对罗愤恨已极，就转身对罗说：“罗参军的意见‘真好’，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作业，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调兵舰要几天？”蒋介石见我的口气不对，怕同罗闹起来，就接过来说：“我想两三天。”我又问：“由葫芦岛运到营口要几天？”蒋又说：“三四天可能运完。”我说：“这就是说，要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到营口，至少也要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廖耀湘要是存在的话，就可以自己打出来退到营口，否则一两天就完了。再把葫芦岛的队伍调去，不是等于送死吗？”这时蒋介石完全没有前几天那种逢人便骂的威风，变得很虚心，甚至表现出对我言听计从的样子。他问我：“你看怎么办好？”我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廖耀湘已经靠不住了，只有赶快调船把营口的部队撤退。沈阳是否能撤得出来还有问题。”蒋介石说：“好！好！我叫桂永清准备船，沈阳叫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第六军、第二0七师［该师只调一个旅去辽西归廖指挥］死守，你马上到沈阳去见卫总司令，召集周福成、赵家骧［已发表为第六军军长］等部署沈阳防务，等部署完毕你再回葫芦岛。”我当时觉得罗泽可恨，蒋介石可怜，现在蒋既然信任我，明知无法挽救也只好再去一趟。我站起来说：“那么学生就去了。”蒋介石说：“你赶快去吧！”

　　至少在这天上午，蒋介石对东北战场形势的判断是混乱的，混乱发生在最高军事统帅身上，无疑是国民党军的又一个灾难。一个细节证明了这种混乱到了什么程度：杜聿明告辞刚要走，蒋介石接到空军的电话，说侦察机发现“现在有一万多人由辽中向沈阳前进中”。蒋介石立即说：“我料定是廖耀湘，赶快派飞机去同他联络。”——刚才还决定调军舰去营口接应，没过几分钟就判定廖耀湘正向沈阳撤退，蒋介石凭什么断定那“一万多人”就是廖耀湘？

　　杜聿明离开北平前往沈阳。飞机飞过锦西的时候，他觉得有必要先在葫芦岛停留片刻，于是命令飞机降落。

　　此时，锦西方向的国民党军还在根据杜聿明的指令，在打了十几天也没有进展的攻击线上实施突击——从战役大局上看，当廖耀湘兵团已被围歼的时候，国民党军依旧在这个方向根据与廖耀湘兵团南北夹击收复锦州的预案发动攻势，其行为显得荒诞而令人费解。

　　二十五日，国民党军一五七、一九八师和新二师，全部展开在塔山侧翼的东西尖子山、靠山屯、前后瓦庙一线，炮兵也进入了攻击阵地。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召集指挥员开会的时候，判断国民党军不但还要发动进攻，而且会避开塔山当面四纵的阵地，将主要攻击方向转向十一纵的阵地，企图沿着老锦西大道迂回塔山的侧后北上。

　　果然，二十六日拂晓，十一纵三十三师的阵地遭到猛烈的炮火轰击，接着，一九八师和一五七师兵分两路开始进攻。一五七师动用团的规模，波浪式地冲击九十七团的阵地，九十七团一营连续击退敌人的两次进攻后，二连长王长海和指导员王金禄指挥全连实施反击，扑入敌阵展开白刃战，在一连和三连的配合下把敌人压了下去，但是阵地上只剩下二十八名官兵，巨大的伤亡令他们全部退入二线阵地。这天拂晓，九十八团在魏家岭的警戒阵地同时受到猛烈攻击，一营三连三排副排长崔占发率领全排连续打退敌人的五次冲锋，弹药打光之后，官兵们就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最后除四名重伤员被转移到二线阵地外，三排其余官兵全部阵亡。黄昏的时候，九十七团团长夏绍林和九十八团团长于庆华分别指挥两个团的预备队实施反击，将丢失的阵地重新夺回。

　　二十七日清晨，国民党军再次发动攻击。三十三师各团阵地都遭到长达两个小时的炮火轰击，随着上万发炮弹的倾泻，阵地上所有的防御工事全被摧毁。三十三师的山炮营企图对敌人的炮火进行压制，但反而受到敌人炮火的反压制。直到上午十时，国民党军的炮火开始延伸，步兵才发起冲击。一九八师和一五七师齐头并进，九十七团一营和三营因为伤亡过重，一线阵地再次丢失。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新二师和一三师向九十八团一营阵地也发动了猛攻，一营在副团长郭宝玺的指挥下，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抵抗，一度将敌人压制在阵地前，但当国民党军投入第二梯队后，九十八团的一线阵地丢失。

　　国民党军此时的攻击，已不再是威胁锦州的问题，而是一旦让他们突进来，将会影响野战军对廖耀湘兵团的围歼作战，尽管他们距离黑山战场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在主力集中打围歼战的时候，侧后方冲来兵力不小的一股敌人，总是会让围歼战打得不怎么舒服——罗荣桓直接把电话打到三十三师，要求他们坚决顶住。

　　国民党军的四个师在夺取一线阵地后，开始用炮火实施大面积、大纵深的延伸轰击，掩护步兵向二线阵地冲击，企图一举占领老锦西大道两侧的要点。坚守福寿屯阵地的九十七团二营，在营长段勋臣的指挥下艰苦作战。六连长程栋和指导员韩运武与当面的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营苦苦纠缠。

　　沙河营阵地上的九十八团一营二连在击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杜连长率领一个排从侧翼冲进敌人的一个连阵地，敌人向他包围过来，他连续刺倒十六个敌人后，倒在地上口吐鲜血气绝。危急时刻，九十七团副团长胡兆友指挥三营九连和团警卫连冒死实施反冲锋，导致敌人的冲击队形一下子出现混乱。九连长窦怀生中弹牺牲，副连长刘成义打红了眼，负伤之后拒绝包扎，呐喊着带领战士继续冲锋，当把阵地夺回来的时候，他躺在阵地上血流殆尽。

　　三十三师尽了最大的努力。

　　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打电话给纵队副司令员兼三十三师师长周仁杰，建议他把师指挥部向后移动一下，这个长征时就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坚决不撤，周仁杰说：“我们一定坚守指挥阵地，有进无退！”

　　国民党军再次加强了炮火强度和步兵数量，三十三师全线阵地陷入惨烈的激战中。九十七、九十八两团伤亡巨大，最终二线阵地被敌人突破。这是整个防御作战千钧一发的时刻，三十三师动用两个营加两个连的预备队，在九十九团参谋长刘仁绪和师警卫营副营长廉登富的率领下，兵分两路向敌人发动反击，国民党军没有任何抵抗，退潮般地滚滚而去，三十三师夺回了大部分丢失的阵地。

　　杜聿明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杜聿明的命令，让觉得攻击还算顺利的将领们很是诧异，因为他们听说此时塔山正面的解放军已经撤退，第六十二军的弟兄们已经进入塔山村，“一举收复塔山”的消息已经传到南京去了——“塔山、白台山之线的解放军不知去向，也看不见阵地前线各处的行人来往，查不到解放军的行动意图。”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颇为疑惑，他判断这一定是共军有计划的举动，意在诱使他离开阵地再加以歼灭，或者是准备袭击葫芦岛后方然后实施合围。林军长制止官兵冒进，派出搜索队前出侦察。可是，塔山阵地前的村庄里找不到任何一个村民，更看不到任何一个解放军官兵。搜索队不敢再前进，在塔山阵地上停下来报告。林伟俦亲自上了阵地，他还叫班以上人员都上来，看看共军死守不退的阵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林伟俦很快就为他的这个决定后悔了，因为他看见的情景让他心惊肉跳：

　　国民党军横尸累累。在这些官兵的尸体上，大部插着竹签标语：“你为四大家族殉葬”，“你为什么这样来送死”，“你的家中妻子在怀念你”等等。我当时认为这种标语能瓦解军心，影响士气，就叫随从人员拔掉。但尸体遍野，拔不胜拔，即调集卫生队迅速掩埋。我继续在阵地侦察，虽然是白天，也无法通过解放军原来设置的纵深鹿砦、木桩、铁丝网，还怕遇到触发地雷和拉发爆破筒，乃急调工兵部队排除各种障碍物。我进入塔山村时，村中空无一人，见不到解放军一个尸体，足见是有计划的行动。我恐怕在村中遭遇伏击，不敢随处行动。我从塔山转到白台山脚二七高地一带时，沿途堡垒星罗棋布，障碍物纵深，交通壕连贯，构成了铜墙铁壁般的坚固阵地。在许多堡垒工事中插满了标语，如“沉着瞄准杀敌”，“与阵地共存亡”，“为人民立大功”，等等。解放军在塔山的阵地是如此完整。我环顾塔山周围，几十里内树木很少，解放军怎能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找来这样多的木材，做出这样的奇迹呢？这真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当时国民党军的班以上人员观看塔山工事时，有些人还夸口说：“这样的阵地堡垒我们攻不下，将来我们照样做出来，他们也是攻不下的。”

　　杜聿明对葫芦岛增援部队的将领们说，现在廖耀湘兵团情况不明，共军很有可能来攻锦西，你们各自退回原来的阵地守着，等我从沈阳回来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各将领这时恍然大悟，一致认为只有守不能攻了。”

　　杜聿明当天飞往沈阳。卫立煌一见他就说，我早就在老头子面前划了十字，一出辽西走廊定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现在我说中了吧。杜聿明、卫立煌和赵家骧开始商量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三个人一致认为，现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从营口调回部队来没有把握，从沈阳向营口撤退更没有把握，万一调不来又逃不掉，最后不是被俘就是被蒋介石惩办。还是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叫周福成（第八兵团司令官兼第五十三军军长）守沈阳好了。于是，他们把周福成叫来了——“周本来是一个迟疑不决，好讲困难的人，可是这次接受任务很痛快，接着就回去部署了。”周福成走后，赵家骧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低声对卫立煌说：“我看周有问题。”卫立煌惊恐地看了他一眼，两个人话未说但心里都明白，“有问题”就是也许要起义？说到廖耀湘兵团为什么这么快就完了这个关键问题，卫立煌强调说：“我始终未给廖下过命令。他的攻击部署、撤退计划，我都不清楚。”——当时，连杜聿明都觉得这话未免有点离奇，一个战区总司令，不但没有给他的下属下达过任何命令，而且连下属的作战部署都不知道，这打的是什么仗？杜聿明提起在北平时蒋介石接到的那个电话，说蒋介石判定空军看见的那“一万多人”是廖耀湘的队伍，卫立煌很是不屑一顾：“要是廖耀湘能回来的话，郑庭笈早就回来了。”——二十五日晚上，卫立煌命令郑庭笈撤回沈阳，可是直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很快，卫立煌就查明了，空军发现的“一万多人”，既不是廖耀湘，也不是郑庭笈，而是国民党辽宁省府派到辽中和台安一带趁火打劫的保安部队，以及混杂在他们中间往战场外逃跑的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家眷——这群与战役毫无关系的乌合之众人数竟然达到了万人以上。

　　终于，有两个人出现在杜聿明面前：身穿百姓衣服的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和新三军军长龙天武。

　　杜聿明问，你们的部队在哪里，他们说不知道。

　　杜聿明又问，你们的司令官廖耀湘在哪里，他们也说不知道。

　　这是十月二十八日上午，此时此刻，廖耀湘正将自己埋在一堆高粱秸里，地点在绕阳河边一片收割后的旷野中，他的身边只剩下新编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二十六日晚二十一时，林彪给各纵队下达的命令是：

　　一、今夜及明日、后日各部队均应勇敢主动寻敌攻歼。

　　二、应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最好以三个师围敌一个师，以二、三个团歼敌一个团。

　　三、应各抓住一股敌人，先包围后，经过几个小时准备再发起攻击；对溃退的敌人立即发起冲锋。二十七日凌晨，东北野战军对廖耀湘兵团发起最后总攻。

　　九个纵队从各个方向向以胡家窝棚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展开了迅猛突击。这是这片国土上罕见的奇特战争场面：双方都无法辨明攻守阵地，双方的建制混杂在一起，数十万人马在一个漩涡般的战场上急速地周旋作战。被追歼的国民党军弄不清到底哪个方向受到了攻击，更不知道攻击他们的是林彪的哪支部队，他们从这一天的凌晨就开始奔逃，与上级指挥机关瞬间就失去了联络，部队的各级长官纷纷没了踪影，不同建制的官兵本能地拥挤成一团，在方向不明的奔跑中忽而停下来忽而又继续跑，看见身边的人扔了枪举起手就跟着举起手，然后在解放军官兵的喊声中，懵懵懂懂地朝着方向不明的地方走。走累了，黑压压的俘虏群蹲下来歇一会儿，这时候茫然四顾，身边的官与兵谁都不认识谁，四周的旷野上枪炮声连成一片，不远的地方还有部队在向不同的方向跑，忽而又听见解放军官兵喊：“到这里来集合！有吃的有喝的！谁再跑就打死谁！”

　　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各师指挥员都已进入各自为战的状态，只要大致方向正确，师长们就带着自己的部队朝可能有国民党军的村庄冲过去。打起来的时候，也弄不清攻击的到底是敌人的哪支部队，更弄不清当面到底有多少敌人，已经打红了眼的官兵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奋力追击，大喊大叫，追上一群敌人就让少量战士看管着，部队继续往前追。各级干部都有点手忙脚乱，面对遍地被丢弃的枪支、火炮、弹药、汽车、坦克，他们一时不知道如何收集才好，更无法明确地标出哪些物资是自己部队缴获的。政工干部带着几个战士在管理和甄别俘虏的过程中满头热汗，数百数千名俘虏来自好几个番号完全不同的部队，他们除了重点清查团以上军官，特别是那些可能藏在俘虏群里的师长、军长以外，干脆就现场号召国民党军官兵加入解放军，使自己迅速成为一名“解放战士”，然后只要换上顶帽子就能帮着管理俘虏，或者跟着部队去参加追歼作战。不可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了，索性临时用树枝搭起一个“解放门”，只要从这个门里走过，就算是被“解放”了，门那边就握手拥抱成为同志和兄弟——这个办法显出奇效，绝大部分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从“解放门”蜂拥而过，然后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

　　辽沈战役中这场规模巨大的围歼战，是东北野战军主力在长途奔袭之后完成包围并且迅速转入作战的一场战役，因此它的战场情景与解放战争中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战役都有所不同。对于被围歼的国民党军来讲，中枢指挥机关过早地被打乱，主要指挥者的犹豫不定，主力部队之间联络中断，官兵普遍士气低落以及各级军官无一例外地临阵逃脱，造成了一个巨大军事集团战斗序列的迅速瓦解和溃散，从而导致十几万人的部队在受到攻击的时候陷入盲目乱撞的境地。而对于东北野战军来讲，这不是久困之后缓慢的蚕食，也不是备战之后顽强的攻坚，而是急速地赶过来、凶猛地杀进去。从干部到战士都懂得冲进去把对手搅乱了再说的道理，将敌人割裂并分别歼灭是他们惯用的战法。一个纵队可以撕开当面敌人防御线的连接点，将其切成几段后再逐一歼灭；一个班长也能熟练地使用中间突击两面迂回的战术——严格地说，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东北野战军对廖耀湘兵团的攻击，是世界战争史罕见的全方位、大纵深的追歼战。

　　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上校参谋主任胡煅夫回忆道：当第七十一军接到“争取时间，夺路撤回沈阳”的命令时，“全军上下欣喜若狂”，官兵们终于“认为有了一线希望”，“可以避免彻底覆灭的命运”——二十七日凌晨，在黑山作战期间损失惨重的第七十一军，就是怀着这样死里逃生的心情，丢弃了伤员和所有的重武器脱离战场的。当他们撤到胡家窝棚附近时，发现那里人山人海，各军各师的部队都有，场面一片混乱，特别是大量的伤员躺在被遗弃的大炮和汽车下面无人顾及，令官兵们感到极度恐惧。更让官兵们茫然的是，不但一些东北籍的军官跑了，而且军长向凤武也不见了。之前，当廖耀湘将第七十一军归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指挥后，第七十一军的军官们很是不服，因为论资格他们的向军长要比潘裕昆老得多。于是，向军长在发了几句牢骚之后，突然从军部消失了。接着，参谋长王多年也找不到了。有人说参谋长是辽宁人，人地两熟，化装之后投奔他的朋友青岛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去了。第七十一军自从无人指挥后，各师和各团开始各自为政，但在这个时候，已经没人知道向哪个方向逃跑最安全，结果在厉家窝棚附近大队人马被包围。

　　军长向凤武和副参谋长陈桂谟一行离开部队后，跑到一个位于三岔路口的小村边，在一堆玉米秸垛里藏起来，想等到天黑再跑。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突然听见有人喊：“这里有人吗？”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即刻从玉米秸垛里钻出来，接着又钻出来两个人——或许，他们认为自己已被发现，不出来就可能被打死。这个误会铸成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结局。喊话的是九纵二十六师七十六团的战士。二十六师奉命向营口方向追击，官兵们跑到这个三岔路口迷路了，想找个老乡问一问。一看见有人，官兵们客气地问去营口怎么走，结果钻出来的三个人支支吾吾都说不清楚。官兵们立即警惕起来，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南方口音。七十六团侦察股长和组织股长把这三个人分开盘问，他们都说是在沈阳做生意的买卖人，沈阳马上就要打仗了，他们准备返回老家。但问他们的老家在哪里，一个人说是天津，另一个人说是汉口，第三个人直往两个股长手里塞金条。再三追问后，他们才承认是第七十一军被打散的人。于是，玉米秸垛里的其他人也出来了，七十六团政治委员与其中一个年纪较大、满口金牙、中等身材的胖子单独谈话，这个人很快就承认他是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

　　第七十一军侥幸逃出战场的是九十一师师长戴海容。二十三日，他的九十一师在黑山战场上不战而退，廖耀湘没能枪毙他，因为他在战场上扔下部队跑了。戴海容一路跑回沈阳，但他不敢在沈阳停留，用重金买了几张飞机票，带着夫人和几名亲信飞到北平。当飞机在北平落地的时候，戴师长还没有来得及松口气，就被国民党军宪兵盯上了。他们的样子不但一看就是从东北战场逃出来的，引起宪兵注意的还有他们携带的沉重的大皮箱——皮箱里装着一千多两黄金。在被宪兵围住之后，犯有临阵逃脱罪的戴师长不敢纠缠，只好忍气吞声将一半黄金送给了宪兵，然后他又跑了。几个月后，当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奉命组建新的第七十一军时，原本想收留他当副军长，但他在东北临阵逃脱和在北平机场分金条的事泄露了，戴海容立即被关押。后经朋友说情被释放，他径直跑到香港去了。

　　二十七日凌晨，位于陈家窝棚的第四十九军陷于四面火炮的轰击中，部队瞬间失去控制，在炮击下毫无目标地乱跑。东北野战军十纵的围歼开始了。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第四十九军军、师、团之间联络都已中断。军长郑庭笈率军指挥所人员和一九五师师长罗莘莍跑到一个步兵团里，随即被包围在李家窝棚。“二十七日激战整日”，罗师长指挥部队冲了几次都没冲出去。半夜时分，郑庭笈和罗莘莍偷偷率领特务连突围，向东北方向的辽河跑去。天亮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跑进七纵直属工兵连的警戒区，一群解放军官兵围住了他们，连同郑庭笈在内的八个人都还穿着军装，在黑洞洞的枪口下他们举起了双手，身上的加拿大手枪、子弹和地图、文件等都被收缴。这时候，有个解放军战士喊出了郑庭笈和罗莘莍的名字——这是个刚刚被俘又立即被“解放”的原第四十九军的士兵。

　　在这个夜晚，位于黑山北侧的新六军同时受到几路围歼。首先是十纵自西向东从正面发起攻击，接着东南方向的后路被八纵截断，最后五纵从西北方向插了进来。五纵的穿插给新六军带来致命的混乱，十三师三十九团插得最猛，竟与新六军的部队迎头撞上。正是凌晨时分，谁也看不清谁，只见一股人流向三十九团前进的反方向跑，张团长以为自己的官兵把方向搞错了，直喊：“谁让你们往那边跑？都给我回来！”结果遭到对方的喝斥：“咋呼什么！暴露目标枪毙了你！”接着，就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前来问张团长是哪部分的，并说他们是新六军警卫营的，正在保护参谋长突围。张团长在黑暗中又惊又喜，忙说我们是五十师的，也在奉命突围，接着就示意部队开始动手。这股国民党军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全部当了俘虏，包括企图突围的新六军参谋长黄有旭。

　　新六军军长李涛和第九兵团参谋长杨盤一直跟着廖耀湘，但是一伙人跑着跑着就被冲散了。李涛不化装则已，一化就把自己弄成了乞丐模样，他穿着一件女式旗袍上衣和一条花棉裤，居然在混乱的战场上没有受到盘问。也许他迷失了方向，连续跑了十几天，依旧还在战场内转着圈，最后他被十纵二十八师通信营的哨兵注意上了，引起这位解放军哨兵怀疑的依旧是他的南方口音。尽管哨兵在他的包袱中搜出一支钢笔和一枚印章，但李军长依旧在装疯，他抓起高粱米饭胡乱往嘴里塞，一会儿说自己是沈阳难民想回锦州的家，一会儿说自己是铁岭县府的文书想回湖北咸宁的家。

　　盘问他的解放军干部让他写出铁岭县府科以上人员的名字，他写不出来。当解放军干部问，你觉得黑山这边的仗打得怎么样时，李军长一下忘记了自己的乞丐身份或者是文书身份，军事术语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战术颇佳”，“运动神速”，“炮火猛烈”……解放军干部又向他要身份证件，他竟然说“丢在胡家窝棚”了——无法自圆其说的李涛，终于无法掩饰下去，他说自己是新六军参谋长丁一安，并且要求换上军装。换上军装，吃饱了饭，他看着一直陪着他的解放军干部说：“我不是丁一安，我是李涛。”与李涛走散的兵团参谋长杨盤几乎逃到了沈阳，在距沈阳还有十五公里的地方，他听说沈阳也不行了，于是掉头往营口跑，想从营口乘船逃回关内。走到黑山以东的一个路口时，他被解放军哨兵发现并拦住盘查。杨盤自称是在锦州被“解放”的一名文书，还拿出一张上面贴有他的照片的“解放证”。解放军哨兵还是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好像和上级发下来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某个人很像，于是把他带到机关继续盘问。杨盤一会儿说自己是个散兵，一会儿说自己是个上士，最后在照片的比对之下，他承认了真实身份。

　　在胡家窝棚以西，当新三军军部受到攻击的时候，包括警卫部队在内，所有的官兵几乎没做任何抵抗就开始溃逃。当时，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和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正在一起，两人头天晚上谈到半夜，忧心忡忡，情绪低落，都觉得已经没有任何出路。派去探查周边情况的侦察队回来说，只有右前方大约有共军的一个纵队。但是，二十七日拂晓，远不止一个纵队的解放军官兵冲了过来。新三军司令部里很快就没有人指挥了，右翼的新一军防御线也随即被冲垮。解放军官兵将两个军分割开，然后发动猛烈的攻击。新一军代理参谋长陈时杰记述道：“新一军整个主力被分割在周围约四五公里的环形零散村落上，解放军的包围圈如同一条不断的铁链子。我军虽然不断地从包围圈内外发动逆袭，但终于无力打断这条坚固的铁链。最激烈的战斗，是在前后孙家窝棚一带，被包围的新一军主力就在这里。”在孙家窝棚村里，新一军主力五十师凭借着村庄里的房屋和围墙进行抵抗，尽管攻击的解放军不断喊话要求他们投降，但是均被拒绝，于是整个孙家窝棚招致毁灭性的炮火打击，五十师很快就被歼灭了。潘裕昆和龙天武决定放弃指挥逃离。

　　两位军长相依为命地开始了亡命之旅。他们带着几个人乘一辆吉普车和一辆装行李的卡车向沈阳方向跑。过一条小河时，两辆车都陷在泥水中，两位军长丢掉汽车和行李徒涉过河。跟随他们的，还有南京国防部派到东北“剿总”的少将参议郭树人——“水深没膝，河面结有一层薄冰。过河后，寒冷打颤。因裤管和皮鞋内都灌进冰水，走路时哧哧作响，我俩成了落汤鸡，退逃大为不便，龙天武仅夹军用皮大衣一件，我只提皮包一个，此时只有护兵一名跟随。”黄昏时，在混乱的战场上，两位军长在一个小村庄附近收容了属于自己司令部的几十名官兵，他们一起展开对空联络板，朝着乱飞的空军侦察机挥手，但是侦察机像没有看见他们似的飞走了。两位军长只有继续逃亡。一路上，他们不断地收容溃兵，还收容了身边已没有任何部队的暂编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所有的公路和村庄都有可能朝他们射击或者盘查他们的解放军，因此他们没日没夜地在荒野上奔。二十八日黄昏，他们竟然成功地走到新民火车站，并且顺利搭上一列开往沈阳的火车。

　　新一军副军长兼新编三十师师长文小山没有那么幸运。部队被打散以后，他和副师长谭道善、参谋长唐山一直躲在黑山东边的一个洼地里，结果被五纵十五师机关的一名炊事班长发现了。五纵在围歼战中，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都加入了抓俘虏的行列。仅二十七日一天，全纵抓的俘虏就超过两万。有抓俘虏警觉性的炊事班长，发现了藏在洼地里的这两个国民党军官后，马上觉得有名堂，因为他俩个个细皮嫩肉，而且年龄偏大，于是炊事班长横着扁担大喝一声：“干什么的？”文小山说他是做饭的，炊事班长一听，说到自己的行当上来了，抓过他的手看了看，上面没有裂口，又闻了闻，身上没有油盐味道，顿时火了：“不说老实话我揍你！”文小山师长立即说了老实话。

　　二十八日凌晨，东北野战军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基本结束。

　　廖耀湘的五个军和特种兵部队共十万余人被歼。

　　解放军官兵们和成千上万的当地百姓开始打扫战场，掩埋阵亡官兵的遗体，向后方转运大量的伤员。排成长列的俘虏群也要向后方押运。在辽西平原上，到处散落着国民党军遗弃的武器和物资，军民们收集和清点着战利品，缴获物资被装上大车，这些大车首尾相接一眼望不到边。被俘的国民党军汽车兵被动员来开汽车，但依旧有大量的火炮无法拉走，百姓们把自家的骡马拉来，帮助解放军拖拉这些重武器。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二十七团政委张英被紧急召到特种兵司令部，说在野外发现了十几门完好无缺的美式重炮，只是牵引这些重炮的汽车让敌人开跑了。张政委立即筹集款项向百姓购买马和骡子，最后终于把那些大炮全拉走了。在这个基础上，东北野战军组建起第一个重炮团。

　　林彪不断询问廖耀湘的消息。

　　二十七日拂晓，廖耀湘在第四十九军军部吃了早饭后，便和李涛等人一起从陈家窝棚朝老达房方向移动，准备按照郑庭笈军长指的路从老达房向沈阳撤退。但是，走出几里之后，前面的新编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发生战斗，剧烈的枪声令廖耀湘心里一沉，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经老达房通往沈阳的路已被截断。廖耀湘立即命令六十四团攻击前进，打开缺口。但是直到六十四团团长阵亡的消息传来时，当面堵截他们的解放军不但没有被击退，而且冲击过来的官兵越来越多。廖耀湘命令新编二十二师主力火速上来，但是新编二十二师主力“久候不至”。廖耀湘决定返回第四十九军军部，半路上遇到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周璞报告说，第四十九军军部受到袭击，新编二十二师主力被阻隔在那里根本上不来。当时，廖耀湘身边只有新六军特务连的两个排，周围到处是枪弹的射击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廖耀湘观察了附近的地形后，决定先去路边水渠北面的村庄里，在那里组织部队抵抗到晚上，然后雇一名当地的百姓带路，趁夜色沿田间小路回沈阳。但是，当廖耀湘快要接近那个小村庄时，发现村庄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于是又赶快跑回来。为了防止人多目标大，廖耀湘命令特务连分散隐蔽警戒，而他和李涛等人藏匿在一个洼地里直到夜幕降临。天黑了，该走了。

　　但是，分散警戒的特务连不知上哪里去了。

　　廖耀湘身边只剩下李涛、周璞、新六军的一名高级参谋和他的随从副官。

　　廖耀湘决定往南走。几个人刚走不远，发现随从副官没影了。再次徒涉白天往返的那道水渠时，身边的周璞突然大叫起来，他掉进一个没顶的深坑里了。他的叫声引来解放军的巡逻队，四周响起搜索的脚步声。这时候，新六军军长李涛也不见了。

　　把周璞拽出来后，剩下的三个人继续向南。走了一夜，天快亮时，他们绕过一片小树林，发现旁边的村庄里战斗还在进行，廖耀湘估计那是新编二十二师六十四团的残部。三个人小心地绕过村庄往前走，走着走着，那位高参不知不觉走进一个看似平静的小村庄。突然，高参的身后有人叫了一声，接着高参被抓了。远远地落在后面的廖耀湘和周璞立即钻进田野中的高粱秸垛里。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是廖耀湘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白天。他蜷缩在高粱秸垛里，忍受着饥渴和寒冷，远处传来的零星枪炮声不断提醒着他此时的处境——廖耀湘，湖南邵阳人，农家子弟，一九二六年考入黄埔军校，因成绩特优，由蒋介石亲自批准赴法国军事学校、法国陆军大学留学，毕业时成绩名列全校第一。一九三八年，三十二岁的廖耀湘升任国民党军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副师长，随部赴广西参加昆仑关大战，先以残酷的拉锯战阻敌增援部队，后以代理师长之职指挥新编二十二师与第六十军协同作战，全歼守关日军，攻占广西南部要地昆仑关。一九四二年春，廖耀湘率部参加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成功地解围陷于日军四面攻击的二师，新编二十二师因此被盟军誉为“世界上最精锐之部队”。第二年，新编二十二师进入印度，为打通中印公路，廖耀湘率部与孙立人的新编三十八师共同发动反攻缅北作战，战役期间擢升新六军军长。一九四六年一月，新六军奉命从驻地湖南进入东北战场，廖耀湘在平生第一次领略东北寒风之凛冽的时候，绝不会想到仅仅两年后他竟然落得无处藏身。夜晚终于来了，两个人继续逃亡。在一条田间小路上，他们遇到一个当地的百姓，用重金购买了些食物和两套衣服，吃了东西换了衣服之后，他们终于走到辽河边。要想逃出战场就必须过河，但是河边到处都是解放军官兵，他们藏在草丛里，等了很久也等不到机会。路边不断地有人来往说话，他们突然听见有人说沈阳已被东北野战军占领。

　　绝望的廖耀湘决定往回走，朝着葫芦岛的方向走。

　　几天之后，他们到达靠近锦州的一个名叫中安堡的地方。

　　中安堡当地有句俗话：“一过山海关，吃饭到中安。”意思是凡在锦州一带赶大车跑运输的把式们，都要在这里歇脚，这里的饭馆、旅店一家挨一家，价钱便宜饭菜丰富。

　　其中的一家小客栈名叫谢家饭店。

　　这个不起眼的小客栈注定将留名中国当代战争史。

　　小客栈的掌柜叫谢连方，他总觉得住进来的那个胖子很不顺眼，因为他不但神情紧张，穿的衣服与身材也不协调。当时，中安堡的民兵都被组织起来盘查过往行人，于是当民兵队长赵成瑞来巡查的时候，谢掌柜把这个情况汇报了。赵队长马上对胖子进行盘查。胖子自称叫李德胜，原籍江苏，现住黑山县北姜屯，昨天跑买卖被乱军抢去了财物。胖子保证自己说的是实话，还说家里有妻儿老小，恳求赵队长放了他。赵队长将信将疑，把胖子带回农会继续盘问。中途，胖子掏出个蓝色小布袋，拿出一个金镏子和金元宝，悄悄地往赵队长手里塞。赵队长一下子觉得这个胖子肯定有问题。三纵后勤部的李股长特意赶到农会，胖子又对李股长说自己叫胡庆祥，湖南东安人，被乱军抢了财物之后，向朋友借了这身衣服跑出来的。李股长越看这个胖子越像通缉中的廖耀湘，但又一时拿不准，决定将他带到警卫连继续审查。到了警卫连，连部卫生员恰恰是个“解放”战士，他一见胖子就说：“你不是廖耀湘吗？”胖子说：“我不是。我见过廖耀湘，他是秃脑门，没胡子，大肚子。我是胡庆祥。”警卫连里还有个炊事员，廖耀湘在新编二十二师当师长的时候，他是师里的炊事员，这个解放战士一见廖耀湘就说：“我给你做过饭。”可廖耀湘还是不承认。接下来的盘问没完没了，每一句询问都折磨着廖耀湘的神经。但是，新编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因为被断定是普通勤务兵被释放了，于是廖耀湘决心等待可能出现的一线生机。

　　廖耀湘被三纵带走了，官兵们撤离战场时，只好带着他一起行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东北日报》：

　　一天夜里，他想翻墙逃走，押送他的战士一梭子子弹打出去，大喝一声，吓得他搭到墙上的腿又缩了回来。林指导员告诉他：“你最好自己承认，不然新解放的战士也能把你认出来。”他还是否认，并乞求给他开通行证，放了他，达不到要求就装病不肯走路。后勤部让他坐卡车，司机是新解放的战士，一看就说：“没错，他就是廖耀湘！”十一月十一日后勤部段政委亲自审问，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廖耀湘终于低头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命令七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负责把廖耀湘押到沈阳去：“林总要见他，林总和廖耀湘是黄埔的同学。”临走，韩先楚把他披着的那件军大衣给了廖耀湘。在去沈阳的路途中，神经松弛下来的廖耀湘与身边的解放军干部们聊起天，当他听见解放军官兵唱起“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就打新六军”这首歌的时候，甚至还笑了。

　　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与新六军誓不两立。一九四六年的四平之战中，廖耀湘从本溪以猛烈的火力北上增援，令在宽大防御线上阻击的三纵伤亡严重。几天以前，三纵官兵终于冲进了廖耀湘位于胡家窝棚的兵团司令部，现在官兵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当着廖耀湘的面。

　　廖耀湘兵团，一个兵力庞大、火力强劲的战略机动兵团，长时间徘徊于无用武之地的境地，不断地失去战场突破的战机，不断地延误突围生还的时间，最终在两个昼夜内招致全军覆灭的结局——对于国民党军来讲，损失之惨重，前所未有；而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讲，战果之巨大，史无前例。

　　十月二十九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和东北局，他们已经梳理出了这场曾令

　　他们眼花缭乱的大规模围歼战的基本脉络：

　　从敌高级军官口供与缴获敌人作战命令及敌人行动位置等材料研究，敌廖耀湘兵团此次被歼经过如下：

　　当我军包围锦州尚未攻击时，廖耀湘奉命向彰武前进，切断我军联络线，策应辽西作战。当锦州战斗业已基本结束时，蒋介石十五号下午到沈阳，立即决定廖兵团与锦西之敌立即向锦州前进，十八日敌占新立屯，十九、二十日两日继续向黑山前进，二十三、二十四日敌以新六军与二七师一个旅猛攻黑山未奏效，新一军企图向北镇包围，二十四日夜敌发现我五、六纵队赶到新立屯以东，二十五日十二时发现我三纵赶到打虎山以西时，敌遂改变攻锦计划，转向台安、盘山、营口方向前进，但二十五日敌四十九军与新六军之骑兵到达台安、盘山受我独立二师之迎击，敌误以为台安方向有我主力，于是又改变计划，各军皆从打虎山以东地区向新民、沈阳转进，但不意遭我五、六、七、八纵共四个纵队的顽强堵击，又受到我一、二、三、十纵队的猛烈攻击，遂全部被歼。 毛泽东发来电报，虽只有寥寥一语，但欣喜之情充溢字间：“庆祝你们歼敌十二个师的伟大胜利。”

　　紧接着，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此次在辽西地区歼灭东北敌军主力五个军十二个师的伟大胜利。东北我军在两星期内连获锦州、长春、辽西三次大捷，使敌人损失二十六个整师共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尚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为全歼东北匪军，解放沈阳而战！

　　沈阳，国民党军在整个东北的军事指挥中心，已在林彪的刀锋之下。     死亡的开端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深夜二十三时三十分，毛泽东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

　　（一）围歼五个军，俘敌数万，极为欣慰。

　　（二）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堵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

　　（三）廖兵团被歼后，蒋介石将从葫芦岛运一部兵力加强营口，并令沈阳一带敌军向营口迅速退却，此点你们必须充分的估计到。

　　（四）如果在目前的数日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进击。

　　一个小时之后，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

　　刚发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半电给你们，接到你们二十七日十八时电及十一时半电，你们业已部署迅速向鞍山、海城前进，歼灭沈阳南下之敌，甚好甚慰。希望你们立即抽出几个纵队于明（今，原电文中笔误）［二十八］日兼程东进，如能于二十九日渡过辽河，则沈阳逃敌跑不掉，否则，沈阳之敌有于三十日退到营口的可能。

　　廖耀湘兵团覆灭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剩下散布在沈阳及其周围的辽中、新民、铁岭、抚顺、本溪、鞍山、营口等几个据点内的十几万人了。

　　沈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北宁线、中长线、沈吉线、沈丹线贯穿市区。流经沈阳城南的浑河，在三岔河附近与太子河交汇后注入辽东湾，河水注入大海的地方就是营口。营口是东北残存的国民党军唯一可能出逃的“水门”。

　　自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后，毛泽东不断地给林彪打电报，反复强调东北之敌可能从营口逃跑，并催促林彪派部队前往营口构筑阻击线。但是，林彪一直判断廖耀湘已经没有从营口撤退的可能，于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出现了：驻守辽阳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率领部队袭占营口——“以营口为后方，必要时可保辽南。”杜聿明同意了。第五十二军动作神速，十月二十三日拂晓“从辽阳、鞍山出动”，二十四日黄昏便占领了营口——这种一反常态的果决不免令人疑窦丛生，这个军长似乎已有借机脱离东北战场的小算盘。

　　林彪得知这一消息后，由于黑山战场正在激战状态，没有部队可用于机动，只好电令远在长春以南公主岭地区的第十二纵队火速奔赴营口。从长春南下的铁路已被破坏，十二纵官兵在司令员钟伟的率领下，徒步沿中长铁路昼夜兼程，走到铁岭时已是三十日，这里距离营口还有数天的路程。

　　营口的“水门”，对于东北国民党军来讲，至少目前是敞开的。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三十一日，东北野战军作出“同时歼灭营口与沈阳之敌”的决定：第一、第二、第十二纵队及辽北独立一、三、四、十二、十三师奉命攻打沈阳，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独立二师、内蒙古骑兵一师和第一兵团各独立师奉命攻击营口。

　　当廖耀湘兵团被围歼时，沈阳附近的国民党军已开始收缩：驻本溪和抚顺的二七师一旅和二旅，驻铁岭的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驻辽中的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等部队纷纷退回沈阳。当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后，东北地区残存的国民党军作出的抉择是：营口的第五十二军撤退，其他部队继续固守沈阳。卫立煌没有让沈阳守军向营口撤退，尽管他知道那座“水门”依旧敞开着。他没能挽救东北国民党军最后的部队，其原因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卫立煌认为，沈阳的十几万部队根本走不到营口，就会像廖耀湘一样被包围和歼灭。此刻，他和他的军队都已失去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勇气和信心，尤其是要离开城市和堡垒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旷野之中。

　　在旷野呼啸的寒风中，利用战斗的间隙，东北野战军官兵配发了棉军装和狗皮帽子，然后数支大军从各个方向向沈阳急速推进。人马呼出的热气在黎明前清冷的天色中缭绕，公路上塞满汽车和大车，成千上万的支前百姓和解放军官兵混杂在一起形成一股巨流。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东北烟袋锅闪出的光亮从这股人流中跳跃而出如同繁星。此时，在这片土地上，无论军与民都已经没有隐蔽行军的必要，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快地靠近沈阳，然后发起凶猛的冲锋将其占领——对于东北地区的解放军官兵和翻身农民来讲，这是一个做了很久的梦。

　　三十日，一架专机降落在葫芦岛的锦西机场，飞行员给杜聿明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大致内容是：“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去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再回葫芦岛。”杜聿明当即乘机前往沈阳。但是，飞机即将到达沈阳上空的时候，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打来空中电话：“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光亭兄（杜聿明别号）你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杜聿明等了一会儿，王叔铭又打来电话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回葫芦岛。”杜聿明心乱如麻。他从飞机上向沈阳望去，看见城南好像有部队在移动，可机场似乎没有发生战斗的迹象。但是，既然王叔铭打来电话，沈阳肯定是靠不住了。如果位于沈阳市区内的机场都已不能降落，说明沈阳城已经处在共产党军队的攻击中。杜聿明立即想到两个问题：首先是卫立煌的安全。深陷沈阳的卫立煌从地面逃出来的希望几乎为零，如果听任他落入共产党军队之手，除了国民党军颜面扫地之外，又如何对得起他本人？卫立煌与蒋介石一向不和，蒋介石不会像对待他亲近的将领那样设法营救。另外，如果沈阳陷落在即，营口和葫芦岛的部队必须马上撤退，否则很快就会成为林彪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杜聿明立即命令飞机直接飞往北平。

　　中午十二时左右，飞机降落在北平西苑机场。杜聿明刚走出机舱，就看见蒋介石披着一件黑斗篷，正准备上机场上停着的另一架飞机。面对突然出现的杜聿明，蒋介石感到有些惊讶。在杜聿明的请求下，蒋介石走进机场的空军作战室。蒋介石问杜聿明：“沈阳情况如何？”杜聿明说：“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星部队南逃，机场北部似乎共军已窜到，但未见发生战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蒋介石“沉默不语”。杜聿明接着说出了他认为最要紧的事：“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未等杜聿明说完，蒋介石就打断了他：“沈阳别的机场情形如何？”杜聿明说：“不清楚。”

　　这时王叔铭也下飞机来到作战室，他向蒋报告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叫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蒋这时未回答王的问题，转过来问我：“你还有什么事？”我说：“以目前情况看，沈阳已无希望，请校长决定大计，营、葫队伍要赶快撤退，华北如何部署，而最重要的是徐州……”蒋听到这里站起来，边走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我说：“撤营口部队的船一直未到。”蒋说：“我催桂永清马上去。”蒋介石说完，走出作战室，向他的专机走去。杜聿明知道，没有时间了，也没有机会了，他推了一下跟在蒋介石身后的王叔铭。王叔铭明白杜聿明的意思，他上前一步，小声地问：“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介石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

　　有了蒋介石的这句话，杜聿明和王叔铭都松了一口气。尽管如何把卫立煌从混乱的沈阳接出来还是一个难题，但终究蒋介石表态了，这样如果卫立煌脱身至少不用顶着“临阵脱逃”的罪名。

　　蒋介石向南京飞去，杜聿明立即飞回葫芦岛。

　　在最后时刻，蒋介石对多年跟随自己征战的将领如此冷漠，这令不得不返回战场的杜聿明心绪黯然，因为谁都知道此刻的东北危在旦夕。“一直到解放军进入沈阳市区，蒋介石还不命令卫立煌离开沈阳。”卫立煌的秘书赵荣生记述道，“他为了向美国老板表示他还有一个大将军在沈阳，国民党还没有失败，还占着东北的司令部呢，拖一个小时也好，拖十分钟也好。蒋介石对卫立煌怀疑，卫立煌到东北九个半月，一直是派特务暗中监视，一举一动都有人向南京报告。有时蒋介石嫌特务汇报不及时，更直接打电报询问‘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现在卫总司令在干什么事情？’赵家骧给蒋介石回电说：‘总司令端坐总部，一言不发。’”

　　没有证据显示，卫立煌要在最后时刻背叛蒋介石，这个曾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没有出逃的计划。但是，当他听说防守沈阳的第五十三军有些军官不但正在策划起义，并且有扣留他的企图时，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出路了。严格地说，当时卫立煌已没有指挥部队的大权，蒋介石明令沈阳防御由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指挥。能够得到蒋介石的如此信任，并取代卫立煌而成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周福成受宠若惊。他下决心死守沈阳的重要心理依据是，他是第五十三军老资格的军长，而在防御沈阳的十四万国民党军中，只有第五十三军保持着完整的三个师，其他部队都已残缺不全，周福成认为他可以有效地掌握部队。

　　这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刻。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已经包围沈阳，几乎每一个方向都发生了战斗。由长春南下的十二纵及各独立师，经过三百多公里的急行军，已插入铁岭与抚顺之间。三十六师先占铁岭；三十五师截住撤退中的第五十三军一三师的一个团并将其歼灭；独立一师和独立三师攻占沈阳东面的前台屯一线；独立四师解放了本溪；独立十师解放了抚顺。由辽西战场东进的第一、第二纵队日夜兼程，攻克沈阳以北的新民与巨流河后，插向沈阳以西——至此，沈阳已完全暴露在东北野战军的攻击之下。

　　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各师师长甚至包括他的副军长，都已与他同床异梦。

　　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由原东北军部队整编而成。与很多东北军的老部队一样，其官兵与共产党军队的来往，可以追溯到西安事变前的陕北。一九三八年武汉会战结束后，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升任第五十三军军长。之后，该军参加了南昌会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滇西反攻和入缅作战。内战爆发后，一九四七年七月，第五十三军从华北战场调入东北战场，周福成被任命为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兼嫩江省府主席，同时兼任第五十三军军长。“那时的东北战场，民主联军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我暗自打量，认为时机已到，但找不到适当的人和共产党联系。”——第三十五军副军长赵镇藩，在陕北时就与共产党人有来往，当年李克农到洛川面见东北军将领，就是由他负责接待的，那时他是同样属于东北军的第六十七军参谋长。第五十三军进入东北战场之际，也是共产党人开始向这支军队内部进行政治渗透之时。一九四七年七月，第五十三军刚刚到达铁岭，就有一位中年妇女找上门来，她叫李书城，是赵副军长的同乡，而且两家人是世交。李书城直截了当地对赵镇藩说，自己是有七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随即拿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吕正操的亲笔信，信上明确地劝说赵镇藩“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赵镇藩问：“你怎么敢来？不怕我把你扣押起来吗？”这位女共产党人表情严峻：“不怕！要怕我就不来了！我们共产党人以完成党的任务为最大光荣，其他不计！”赵镇藩表示：第五十三军的四个师中，争取其中的三个师长问题不大，只有一三0师师长王理寰“没有把握”，而“军长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虽然做不到整体行动，部分起义是没有问题的”。随着东北战局的剧烈变化，第五十三军各师师长都感到前途渺茫。十月二十二日，一一六师奉卫立煌之命从铁岭向沈阳撤退，但是，走在最后担任掩护任务的三四六团被包围了。丁赞尧团长给赵镇藩打电话问怎么办，赵副军长的回答是：“见机行事。”结果这个团在丁团长的带领下投诚了。

　　此刻，沈阳城破在即，第五十三军也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令赵镇藩没有想到的是，军中的起义谋划者正是他认为“没有把握”的一三0师师长王理寰。

　　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开原战役中被俘的一一六师原师长刘润川、原副师长张绍贤、原参谋长吴和声以及三九0团原团长傅广恩被解放军释放。这些军官请求周福成军长收留他们，周福成却异常恼怒地说：“这几个东西都被共产党训练好了”，定是被派回来劝说拉拢来的。命令王理寰把他们看管起来，不能让他们与官兵见面。王理寰让他们暂时住在自己的师部，然后打电话给沈阳的卫立煌。卫立煌“遂保送他们到南京中训团受训，保持原来军阶”。三九0团原团长傅广恩临去南京时，交给王理寰一封信，信中的话令王师长“心中很为踌躇”，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吕正操在信中告诉王理寰：“是非进止，早在洞鉴。兄举足轻重，翘望以待。”十月二十二日，一三0师奉卫立煌之命从新民撤回沈阳。王理寰在陪同周福成视察防区的时候，劝说军长就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研究研究”。不料周福成火了：“你不用怕，沈阳一丢，美国必出兵，国际战争就起来啦！蒋总统命令，不得已时还有焦土毁灭呢，什么也不交给共产党！”王理寰说：“焦土毁灭未免惨无人道，于心不忍，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想想吧！”周福成很不以为然地说：“哪个战场里也不能顾虑这个。王理寰，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塔岗战役（一九三八年春，第五十三军在河南淇县塔岗阻击日军进犯）打坏了眼睛你还指挥，今天怎么泄气了？”王理寰说：“塔岗是抗日，现在是内战，谁给蒋介石打天下！”周福成气得把桌子一拍，大声嚷起来：“王理寰你疯啦！赶快回去，把阵地整理好！否则我要处置你！”

　　王理寰回去了，但他并没有“整理阵地”，而是开始筹划起义了。二十三日一早，王理寰去了一一六师，刘德裕师长一见面就说：“听说你昨天和‘老五板’（周福成的外号）拌嘴啦？你说的我都同意，你可千万别忘了我。”王理寰格外认真地问：“这是造反，弄不好可要掉脑袋。你同意吗？”刘师长说：“我同意，弄好了就不掉脑袋。你办吧。”王理寰接着去了暂编三十师，师长张儒彬去阵地了，只有副师长王冠英在。王冠英见王理寰一脸沉重，忙问：“外边情况怎么样？咱们打算怎么办？”王理寰将打算起义的事说了，并告诉他一一六师刘师长也同意。王冠英说：“我同意，张师长没问题，等他回来我向他讲。”王理寰最后去了驻守在浑河沿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回答得更痛快：“什么时候开会，通知就参加。”

　　二十九日上午，心存异心的军官们在沈阳同泽街二十三号开会。参加者有：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

　　赓扬、一三0师师长王理寰、沈阳商会副会长卢广绩等。会议决定了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方式以及如何与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三十日上午，派去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的人回来了，带回一封信：

　　王师长：来信敬悉，兄等深明中国大局，以此义举，实为钦佩。我们以一部暂住飞机场，但绝不发生误会。特此敬复，并致敬礼。

　　管松涛　罗春生十月三十日

　　管松涛，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师长；罗春生，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副师长。

　　还是这天上午，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在北平接到宋美龄的电话，宋美龄告诉她总统已命令卫立煌到葫芦岛指挥。韩权华马上问可否立即告诉卫立煌？宋美龄说：“当然可以。”然后电话就挂断了。卫立煌当即决定离开沈阳。

　　他知道王叔铭在浑河民航机场给他留了一架飞机。

　　这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的中午。

　　国民党军驻沈阳的空军部队已开始全面撤退，沈阳的几个机场顿时一片混乱。大多数准备逃亡的军政大员集中在北陵机场，一部分人员和行李已经被运走，但是随着聚集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急着逃亡的人便蜂拥而上，结果导致飞机严重超载无法起飞，机场的地勤人员和空军派来的部队动用了武力，可在飞机上的人谁也不肯下来。混乱之中，三架留在机场专门运送地勤人员和家眷的飞机见势不妙，在只上了一部分人员的情况下擅自起飞了。三架飞机依次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机场人员纷纷从指挥塔台上跑出来追赶，但是无论如何呼喊飞机还是飞走了。下午，从北平飞来几架飞机，见机场地面人头攒动，竟然没敢降落，盘旋几圈之后也飞走了。此后，北陵机场就再也没有任何飞机起降，机场上的大批军政官员和家眷们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说，飞机在浑河机场降落了，军政大员和家眷们扛起行李疯狂地向浑河机场奔去。卫立煌一行到达浑河机场，发现那里已被逃亡的人群挤满。国民党军空军派来接卫立煌的飞机刚一降落，机场上的人流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以至最后连飞机的舱门都关不上了。飞行员跳着脚大骂之后，悄悄地告诉卫立煌，让他立即去东塔机场。

　　历史在这一刻出现的情景犹如舞台上演出的戏剧：浑河机场上，飞行员先是发动了几次飞机，然后声称飞机有故障发动不起来了，说搬上飞机的行李可以不拿下来，但是人都要下来帮助推飞机，等飞机发动了大家再上来，不然这一飞机的人谁也走不了。已经挤上飞机的军政大员和家眷们犹豫再三，只能下来。可是，等所有的人都下了飞机后，飞行员突然关上舱门，飞机轰然一声滑向跑道，然后飘飘然地起飞了——那些准备逃亡的人不但没有逃走，连贵重的细软也让飞机带走了，可以想象那一瞬间出现的巨大的绝望，军政大员和家眷们在跑道上奔跑着、呼喊着，然后捶胸顿足，放声大骂，嚎啕痛哭。

　　下午十五时半，卫立煌到达东塔机场，这个身经百战的将领此时身心疲惫，万念俱灰。在浑河机场使用欺骗手段飞上天空的那架飞机在东塔机场降落了。飞行员不开舱门，蜂拥的人群上不来。卫立煌在卫兵的扶持下先上了一辆卡车，然后卡车的后门对准飞机的舱门，舱门一开，卫立煌瞬间被推进飞机里。那一天，同在东塔机场的一位名叫胡圣一的国民党军采购处长目睹了当时的情形：

　　此时军人的卡车同时也开近机舱门，有不少人跳上了卫的卡车，蜂拥而入，这些大员们哪里挤得过他们。因此，顿时造成混乱，除了喊叫怒骂而外，枪把子、手杖都挥舞开了。大员们由卫兵拥护着多数还是挤进去了，当时由卡车上挤掉下来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国民党合江省主席吴翰涛夫妇、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等。还有几个人扶着机翼爬到机顶上，其中一个军人打破机窗想由窗口进去，当飞机发动徐徐前进时，那些在机顶的和机窗口的都被甩下来受了重伤。

　　跟随卫立煌上飞机的有：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政务委员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府主席董彦平、辽宁省府主席王铁汉、沈阳市长董文琦、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等。

　　飞机离开沈阳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十六时。黄昏时分，在葫芦岛，杜聿明和侯镜如在锦西机场迎接了卫立煌。

　　听说所有的军政大员都没有来得及带行李，杜聿明命令给他们每人发两条军用棉被和一件棉大衣。

　　“差一点见不了面！”卫立煌一下飞机就对杜聿明说。

　　卫立煌一走，蒋介石连续收到周福成的两封密电：

　　特急（２００７密）

　　大总统钧鉴：卫立煌总司令于三十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尚好，敌屡攻未逞，恳火速补济给养、弹药。谨禀。５３Ａ周福成三十晚。

　　甲电。

　　十万火急（２１１６密）

　　大总统亲密，王理寰已叛乱，现正解决中。如何再陈。５３Ａ周福成三十晚。

　　乙电。蒋介石立即命令周福成代理卫立煌的职务。

　　得到这纸任命的周福成趾高气扬：“我受蒋委员长付托，与城共存亡，我有两个月的粮食，足够的弹药，一定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迫不得已时，委员长有命令，焦土作战，我和沈阳市同归于尽。你们穿大褂的不必拿我们穿二尺半的作政治资本，向共产党换取位置。我受委员长栽培，只听委员长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听！”

　　十一月一日，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实施总攻。

　　攻击部署是：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由沈阳西、西北两面实施突破；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指挥独立一、三、四、十二、十三师，由沈阳东面和北面突破；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指挥第十二纵队由沈阳的南面向北突破。

　　一日拂晓，攻城部队仅用二十分钟就突破了国民党守军的第一道防线。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在师长许赓扬的率领下宣布起义。

　　第五十三军一三0师集体放下武器，让开沈阳北大门一带的阵地。

　　上午十时，攻城部队进入沈阳市区。一纵三师攻击的西面，是最顽固的国民党军二0七师的防区。二0七师并没受接受周福成的指挥而是在独立作战。防区内工事坚固，堡垒错落。三十一日晚，三师突破第一道防线时，遭到炮火和坦克的火力拦截。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和政治委员梁必业带着炮兵团赶来支援。一日凌晨，未等三师发动新的攻击，二0七师突然发动反击。九团一营教导员孙玉章组织前沿的政治喊话，解放军官兵警告二0七师官兵，沈阳已是一座孤城，只有投降才有活路。喊话收到了效果，一座碉堡里伸出一面白旗，几分钟后，国民党军的一个上尉连长走出来，声称是谈判起义的，孙教导员说：“你们只有投降！”一营趁势向第二道防线前进。守军疯狂抵抗，率领突击班前进的三连副指导员董克勤中弹牺牲。三连和一连的官兵怒不可遏，以伤亡几十人的代价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一日清晨，二纵四师十二团一营在团参谋长程?的率领下，冲进沈阳市区，迎头撞上国民党守军的一个装甲团。装甲车轰隆隆地开过来，来不及作出战斗反应的官兵纷纷跑进旁边的一座大楼里，开始商量如何对付这些钢铁家伙。从大楼向下看，装甲车分三路包围了大楼，机关炮猛烈地射击，大楼的窗户被打得粉碎。一营的战士中，至少有一半人是打锦州时被俘后参加解放军的，而且大多是新兵。这些新战士面对装甲车的攻击显得有些慌张，程参谋长大声喊：“装甲车能上楼吗？”大家说：“不能！”程参谋长又喊：“我们在楼上的暗处，装甲车在楼下的明处，有什么可怕的？”一连长许维国带领一个爆破组，决心做出个样子给战士们看看，他们突然冲出大楼，把一根爆破筒塞到了一辆装甲车的下面，一声巨响过后，战士们看见装甲车里的弹药被引爆，其余的装甲车纷纷退了回去。受到鼓舞的官兵开始向装甲车发动围攻，战斗中排长陈开美和副排长王洪勋等二十多名官兵付出了生命。最后，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乘坐一辆吉普车来了，一路使劲地喊：“别打了！别打了！”到了跟前，这个副营长问：“你们是二纵刘震司令的队伍吗？”程参谋长说：“没错！”于是他们说装甲车团要投诚——装甲团六十辆装甲车，让一连官兵打坏两辆，剩下的五十八辆让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开着到四师师部报到去了。

　　东北野战军官兵在沈阳市区错综复杂的街巷中不断应对各种各样的局面。有的建筑物里国民党守军拼死抵抗，密集的子弹导致不少官兵伤亡，但说不定哪条街上会突然走出来一队国民党兵，说他们要投诚，于是，几个战士就能领回来一大群投降的国民党军。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跑过来，把街上的解放军干部往院子里拉，然后喊：“全体集合！”院子里的国民党兵已经列队完毕，队列的后面还有八辆坦克。副营长递上来印花的名片，说他们的营长早就跑了。解放军干部刚开口介绍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国民党军便一起举起了一张彩色的纸，他们喊：“都知道了！”——那些彩色的纸，是东北野战军印制的传单。

　　上午九时左右，国民党军东北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派来一辆吉普车，要接二纵五师十四团的解放军代表去接洽谈判。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带着三名股长以及几名战士到达五马路的一幢楼上。出面谈判的是守备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三个人提出的中心条件是承认他们“火线起义”。王佐邦主任说，我们既没有接到上级关于你们起义的通报，双方更没有事先达成某种协议，因此现在我们无权承认你们“火线起义”，守备总队只能立即交出防御地图，所属部队全部撤出防区，到指定地点集中。于是，就是否“火线起义”的问题，双方剧烈地争论起来。争吵的时候，守备总队司令部里的电话铃声不断，大多是报告部队被打散或者投降的消息，弄得气氛愈加紧张。最后，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同意先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总队长毛芝荃就是不同意，坚持必须给他一个“火线起义”的承诺。正在这时，突然有个国民党军军官大喊大叫地冲上楼，端着冲锋枪就朝天花板扫射：“我们早就起义了，他们还打我们，谈判个屁！”顿时，王佐邦主任身边的战士也端起枪对准了毛芝荃。双方僵持的时候，王主任说：“刚才那一梭子是朝我放的，这说明你们既不想起义，也不想投诚，而是想打，那就请便吧。”说完，就要走人，被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拉住，他们还是要求继续谈判。再次谈到“火线起义”的时候，毛总队长拿出两个证据，说他早就下令部队不抵抗，同时还与高级将领们商量过起义的事。但王佐邦主任说，从没有看到过守备总队起义的迹象，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火线起义”。毛队长提出派代表去东北“剿总”司令部找人查证——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去那里要路过还在抵抗的二0七师的防区，而且王主任还要化装成国民党军军官。好容易到达东北“剿总”司令部，得知那里已经宣布投诚，司令部里混乱不堪，解放军官兵和国民党军官兵出出进进，根本找不到可供查证的人。只好又回来继续争吵。下午，楼外突然枪声大作，毛总队长的警卫部队被解决了，毛芝荃这才让步，交出了防御部署图，下令部队去指定地点集中。当毛总队长本人被要求留在原处听候处理时，他又愤怒了，说先是起义，后是投诚，现在怎么又成了俘虏？两天后，王佐邦主任带着慰问品看望了他——国民党军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最后被定性为“火线投诚”。

　　十二纵攻击到东北“剿总”司令部时，没有遇到抵抗。有人来联系起义，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彬说：“什么时候了，还起义？叫他们赶快放下武器！”于是，东北“剿总”副参谋长袁克征前来商谈，坚持要求起义。周彬请示了纵队司令员刘震，刘司令“也是不同意起义”。双方争论长达两个小时，袁副参谋长说他回去商量一下。一会儿，他回来了：“我们可以考虑交枪投诚，但请保障我们几个将官的安全。”在得到不但保障个人生命安全，而且还保障个人财产安全之后，袁副参谋长在放下武器的文件上签了字。傍晚十八时，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全体残留人员集体交枪。

　　在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里，解放军官兵没有找到周福成。

　　下午，二纵六师十六团一连官兵报告说，他们在一家银行的楼内发现了“国民党军的大官”——一连长黄达宣率领两个排在大西门里附近的世合公银行外发现了国民党兵，于是发起攻击。国民党兵往银行里退，但始终没有开枪。黄连长和他的官兵冲了进去：

　　有一间大房子光线很暗，桌子上摆得非常杂乱，酒瓶、罐头、电话机狼藉一片。战士们的枪口对准屋内所有的人，室内气氛显得异常紧张。瞬间，只见一个外穿大衣内穿便服的人走过来，他低声对黄达宣说：“我叫周福成，我们正和你们第三纵队（实为辽北军区独立一师）联系起义。”黄达宣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与此同时，又把周福成的警卫人员缴了械。一切解决得很顺利。但外面不时还传来稀疏的枪声。此时赶来的营长马志高对周福成说：“你放下武器这很好，可是你们的第二0七师还在浑河一带顽抗，你马上命令他们投降。”周福成为难地说：“第二0七师我指挥不动。”

　　二纵六师师长张竭诚说：“你若早点起义，我们何必动用这么多军队？”

　　周福成说：“你们辛苦了。”

　　二日下午十六时，国民党军二0七师残部被歼灭后，沈阳全城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东北野战军主力对沈阳发起总攻的时候，在沈阳的西南方向，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对营口形成包围。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正万分焦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率“重庆”号巡洋舰以及二十多艘登陆舰和商船抵达营口港。为了掩护撤退，刘玉章集中起两个团的兵力和全部的火力，对急速赶来的东北野战军实施反击。当晚，第五十二军主力开始登船。九纵的重炮团和已经抵近海岸的部队猛烈射击。至二日上午十时，第五十二军一万四千人被歼，另一万人乘船逃脱。

　　营口守军撤退的同时，驻守锦西和葫芦岛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和独立九十五师被海运至秦皇岛，第三十九军和第五十四军被海运至上海、南京后转运徐州战场。

　　九日，东北野战军收复锦西、葫芦岛。

　　三天后，驻扎在承德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撤入关内。

　　至此，辽沈战役结束。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具有决战意义的大规模战役，战役“为解放华北和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此次战役，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参战部队为：两个兵团部、十二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以及独立师、骑兵师等，约七十余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补训部队约三十万人，战役投入总兵力约一百万。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五个兵团、十六个军、五十一个师（旅），连同特种兵和保安部队，共约六十万兵力。战役历时五十二天，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锦州指挥所、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六个师（旅）以及非正规军九个师（总队），共计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人。其中毙伤五万八千六百人，俘虏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人，起义、投诚九万零九百人。战役缴获：各种火炮六千五百四十六门，轻重机枪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三挺，长短枪支二十万三千九百七十一支，飞机九架，坦克一百六十辆，装甲车一百八十辆，汽车两千两百六十一辆，战马两万三千五百九十五匹，大车一千零六十二辆，电台三百五十三部，炮弹两万七千零一十八枚，枪弹两千四百三十五万发。至战役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损失人员六万九千二百一十三人，其中阵亡一万零四百零一人，负伤五万三千三百二十九人，失踪一千八百四十七人。

　　辽沈战役震惊世界。

　　路透社十一月一日电：“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折，现在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崩溃的边缘。”《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情绪悲观：“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美国驻华使馆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称，东北的失利，是“国民党军最后一连串军事失败的开始”。美国政府认为：“满洲的丧失对政府是一个大悲剧，因为满洲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亦是原来吸引政府到那里去的原因，军队和资源的损失，尤其值得注意，没有军队和资源，在华北的安全的抵抗就成为不可能。”

　　直至多年以后，国民党方面还有人在反思东北失败的原因，主流观点认为，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腐败和经济混乱导致的结果。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促成失败的一个原因，而非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银行准备金不足，但总算还有银行；还有不少准备金，钞票也是精印出来的。请问毛泽东的银行在哪里？准备金在哪里？他们的钞票是在布条子上盖一颗印，写上多少元就算是多少元，怎么不见他们金融受影响？这是事实呀！这个事实是根据军事上的成败而存在的，人家天天打胜仗，所以布条子也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我们天天打败仗，什么券人民也不信任。

　　十一月七日，卫立煌从葫芦岛到达北平。

　　蒋介石下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在北平孤独地住了几天后，卫立煌飞往上海，然后飞往广州。他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后被军用专机“送”到南京上海路家中软禁。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卫立煌终于得以与夫人到达香港。这一年的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卫立煌给毛泽东发去一封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致电贺忱。煌十月江（三日）电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卫立煌从香港回到广州。

　　一天后，毛泽东致电：卫俊如先生：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望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卫立煌到达北京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留他吃晚饭，又留他看电影。一九六0年一月十七日，北京天降大雪，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指挥过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的卫立煌，因患病离世，终年六十四岁。

　　卫立煌离世的时候，当年将他从沈阳救出的杜聿明，刚刚获得特赦走出北京的功德林监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卫立煌从葫芦岛到达北平。八日，杜聿明也从葫芦岛撤到北平，但是第二天他就离开了，“以赴刑场之心情”重上战场。杜聿明后来说：“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十一月三日复信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的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

　　杜聿明离开的那天，十一月九日中午，傅作义为他设宴饯行。酒过三巡之后，杜聿明口气肯定地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入关，他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傅作义立即想到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那席话：“满洲和它的三十万左右最优秀军队的丧失，是对政府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打击。就我看来，军队的丧失是最严重的结果，这实在是国军死亡的开端。”酒席还没结束，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了。起义发生在中原地带大运河附近，就是杜聿明将要前往的那个“刑场”。

　　杜聿明独自走进北海公园。

　　湖水静谧，残雪斑驳，年代久远的白塔高高地矗立在萧瑟的林木之上。杜聿明留给北平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矣故都，此生再看不到你美丽雄伟的画面了。”

　　下午十四时半，杜聿明飞往南京。

　　此刻，在中国国土的腹部，一场比辽沈战役更大规模的厮杀——国民党一方称之为徐蚌会战，共产党一方则称之为淮海战役——已经爆发了。     第十二章 淮海战役：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第十三章 淮海战役：惊人的态势 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当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包围锦州的时候，国民党军从沈阳出动增援锦州的攻击路线，确实令人匪夷所思。整整五个军的浩荡人马，不是沿着铁路和公路直接向南，取最近的路线奔赴锦州，而是从沈阳向西朝着新立屯方向，乃至向北朝着与锦州相反的彰武方向出动了……  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 孔夫子有言在先：“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两千多年后，一个秋凉时节，雕梁画栋的孔府成为军事大本营。华东野战军前委驻扎在孔府，前委扩大会在孔林里召开。四周枝叶繁盛的松柏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刻有历代文字的巨大石碑已被岁月剥蚀得斑斑驳驳。一群刚刚打完一场城市攻坚战的将领们，置身在弥漫着松脂气的幽深之处，激烈地讨论着下一步的作战方向。

　　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的战场，并不在通常意义上的华中淮海地区。这场规模巨大的战役战场纵横千里：东自黄海边，西至河南商丘，北自山东临城，南至淮河北岸。这是一片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以徐州为中心的广阔地域，北上越过陇海路可直通平津，南下越过长江可直达京沪，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运河和淮河两条水路交错其间，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中原战略要地。

　　就淮海战役的演变进程而言，军史界素有“小淮海”与“大淮海”之称。济南战役后，华东地区的战场态势已发生变化。国民党军徐州“剿总”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收缩兵力，邱清泉、李弥、黄百韬的三个兵团集结在徐州以东、以西地区，苏北海州一线兵力部署相对薄弱。华东野战军攻击济南时，预计国民党军将自徐州方向大规模增援，但是国民党军的增援行动没有实施，华东野战军兵力雄厚的打援兵团没能接敌。济南失守后，国民党军失去了徐州北面的屏障，因此，在长江以北的中原战场上，国共军事力量形成近距离对垒：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总兵力达六十万以上，而国民党军七个机动兵团、九个绥靖区司令部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也将近百万——兵力庞大的两军对峙于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里，双方都企图迅速判明对方的意图并作出决策：华东野战军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战果，而国民党军必须应对徐州军事集团北面门户洞开的局势。

　　济南战役还正进行的时候，粟裕考虑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有两个作战方向：一是在徐州以西寻找战机。在这个方向上作战，还可以与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协同，但战场被夹在国民党军华中与徐州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回旋的余地不大，兵力上也处于劣势。二是南下出兵徐蚌线，攻占淮阴和淮安，这样不但会使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退守长江，还可以将山东和苏北战场连接在一起。

　　九月二十四日，粟裕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首次提出“淮海战役”一词：

　　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

　　（一）至此刻为止，攻济战斗已突入内城六个团，目前敌极混乱，决乘此时机于白昼继续攻歼该敌。如内城之敌解决，则固守城南郊千佛山、马鞍山之敌亦易解决［齐鲁大学之敌昨已投降］。估计攻济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但援敌邱（邱清泉）兵团直至今晨才开始自商丘以北分向曹县、成武间地区北进，而黄（黄百韬）兵团则尚未完全集结。以现有材料估计，该兵团之六十四师亦到达砀山地区。李（李弥）兵团则尚在固镇及其以东地区。似此，如援敌知济南已被我完全攻占，则停止北援而转为加强戒备，以防我主力南进之可能性，戒备似较继续北援之可能为大。如敌仍继续北援，我们当按既定之方针歼灭援敌。如敌停止北援，则我们下步行动，拟作如下建议。

　　１、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线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今江苏邳县）车站沿线两岸，以歼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

　　２、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今江苏新沂）、运河车站南北及峄（峄县）枣（枣庄）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休整［只有攻城部队须稍事休整，至昨黄昏为止，攻城部队之六个纵队仅伤亡八千余人，昨晚及今晨伤亡尚不在内，依此伤亡并不算大］更便利，但会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可能增兵］。

　　３、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但在济南攻克［后］，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４、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作战之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

　　粟

　　敬（二十四日）七时

　　中央军委致电中原野战军征求意见。

　　第二天，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参谋长李达回电：“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

　　饶（饶漱石）粟（粟裕），告许（许世友）谭（谭震林）王（王建安），刘（刘伯承）陈（陈毅）李（李达）：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兵团将退回商砀地区，黄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酉（十月）灰（十日）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华东野战军制定济南战役计划的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军委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

　　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华东野战军，强调“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那时，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已沿陇海路西进至苏北的新安镇，毛泽东特别提醒，新安镇距离徐州很近，一旦黄百韬遭遇攻击，位于徐州附近的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增援便利，因此这一战役会比济南战役规模更大，需要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时间。十几天后，毛泽东就淮海战役作战方针再次致电华东野战军，确定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三个师。同时还要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

　　至此，华东野战军和中央军委共同达成的淮海战役作战计划，依旧属于“小淮海”的范畴。所谓“小淮海”，主要指战役规模而言——尽管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标题定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但是，共产党决策层当时预想的作战核心是：歼灭黄百韬兵团，将控制范围伸展到苏北和苏中去，迫使驻防在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主力回撤长江，至少是回撤一部分兵力，使收缩紧密的徐州军事集团开始疏松，从而乘势占领鲁南和苏北地区的一系列重要城镇。毛泽东希望华东野战军在十一、十二月完成上述作战之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开始休整，三月主力西进配合中原野战军“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然后秋季“主力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此时，毛泽东和粟裕都无法预料，一旦战役发动将演变为何等规模，更没有预料到此战最终能将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全部吃掉。

　　十月十三日，为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中央军委命令中原野战军向陇海线上的郑州发起攻击。

　　郑州之战是淮海战役正式发动前一次重要的战役。

　　郑州之战不仅结局出乎预料，更重要的是，此次作战推动了“小淮海”向“大淮海”的转变。

　　郑州扼守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会处，是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中原重镇。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后，为加强徐州地区的防御以屏障南京，国民党军将驻守郑州的第十六兵团全部东调，其防区由驻守新乡的第十二绥靖区第四十军接替。于是，在郑州以南的战场上，国民党军仅剩三个兵团。其中，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位于河南确山，担负随时准备增援徐州的任务；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位于湖北沙市，张淦的第三兵团位于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枣阳、随县，担负阻止共产党军队南下渡江的任务。中原野战军决定：由刘伯承、李达指挥第二、第六纵队和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在豫西牵制黄维和张淦两兵团；由陈毅、邓小平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在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的配合下，对郑州发动攻击。其作战部署是：第一、第四纵队组成东兵团，第四、第九纵队组成西兵团，两面夹击；豫皖苏军区部队插到黄河铁桥以南，阻止郑州国民党守军北撤；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和豫北地方部队牵制新乡地区的国民党军，使其不能南下增援。

　　二十一日夜，中原野战军各部队包围了郑州。本来作战目标是牵制郑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主力，令其不能东援将被华东野战军围歼的黄百韬兵团。

　　但是，仗还没打就出现了意外。

　　这是中原野战军第一次攻击大城市，二十二日凌晨，准备打一场艰苦攻坚战的官兵进入攻击位置的时候，突然有报告说，郑州国民党守军已经弃城逃跑——从军事常理上讲，对郑州这样的重要战略枢纽的有效防御，至少需要二十个团以上的兵力，但是，此刻担任郑州防御任务的国民党军只有分属于不同军的两个师。这种如同弃之不顾的部署令人无法理解，唯一的解释是：此时国民党军的兵力已到捉襟见肘的程度。

　　驻防郑州的第四十军一六师原驻扎在新乡，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东调后他们奉命接防，官兵们打心眼里不愿意在这里白白送死。而原来驻守在城内的第九十九军二六八师早已军心涣散，因为第九十九军的主力此时也已东调蚌埠，官兵们说，既然老头子都不要郑州了，那还守它干什么？郑州守军一路北逃，企图向新乡守军靠拢。

　　如此重要的城市，没打就占领了，这令攻城部队颇感意外。

　　在九纵司令员秦基伟的攻城部署中，有一支被他称为“北支队”的部队，由豫西四分区司令员张显扬和二十七旅副旅长唐万成指挥，这支部队不参加攻城，而被部署在郑州西北二十公里处的薛岗、苏家屯、双桥和杜庄一线，任务是堵截郑州守军北逃和防御新乡守军南援——这一部署证明秦基伟确有先见之明。

　　郑州守军的弃城而逃，使原来预想的城市攻坚战瞬间变成了野外追击战。

　　二十二日清晨七时，郑州守军逃到薛岗一带，被二十七旅七十九团堵住。阻击阵地上的七十九团官兵即紧张又兴奋：公路上挤满了黑压压的国民党军，步兵和一眼望不到边的辎重车辆混在一起，从阵势上看如同郑州守军大搬家。但是，当敌人迅速开设炮兵阵地，炮弹大雨一样倾泻下来时，七十九团的艰苦时刻到了。为了打开北逃的通道，国民党军集中火力和兵力于一点，很快就将七十九团二营的阵地打成一片火海。敌人连续发起冲锋，被打下去后，又重新冲上来，二营阵地上开始了充斥着呐喊声和呻吟声的肉搏战。这时候，从古荥镇出动接应郑州守军的国民党军一六师三一八团已经接近战场，其前锋到达七十九团阵地背后的双桥附近，并准备从那里向南发起攻击。在双桥阵地阻击的是四分区基干团的三营。南北两路国民党军用明语喊叫对方，急切地催促对方向自己靠拢。中午时分，依旧没能突破的郑州守军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二六八师组织起敢死队，敢死队员三百多人为一组，一手挥舞大刀，一手提着集束手榴弹，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发起集团冲锋。当敢死队冲上二营阻击阵地的时候，营长王凤书和教导员郭纯夫率领五连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官兵们突然向敌人的冲击阵形拦腰杀进去，二十七旅副旅长唐万成率领正面部队趁势出击，位于阵地西侧的独立团也发动反击，最终把二六八师的攻击浪潮压了下去。

　　此时，郑州守军已经全部走出郑州城，队伍的前锋在薛岗被阻，指挥中心还在老鸦陈寨，后卫部队过了距郑州六公里的十二里屯——国民党军暴露在郑州以北的旷野中，已无回撤的任何可能。秦基伟认为，凡是突围逃跑的队伍，总是两头强中间弱，于是命令二十六旅突击逃敌的腰部老鸦陈寨，攻击时间定在下午十五时。

　　下午，没等二十六旅发起攻击，第九十九军参谋长佘辉庭亲自指挥三个团，对七十九团的阻击阵地发起猛烈冲锋，企图在薛岗与苏家屯两个村庄之间撕开一道缝隙。在几十门火炮和机枪的掩护下，三个团的步兵冲进两村之间的洼地，北面赶来接应的国民党军也开始向这个洼地靠拢，南北两敌之间的距离仅剩一千五百多米。七十九团官兵在密集的两面炮火中，利用每一道土坎和每一道断墙顽强抵抗。秦基伟给团长任应和政治委员田耕打电话：“坚决顶住，郑州之役全胜，此是关键一着。”十五时，二十六旅对老鸦陈寨的攻击战打响。炮火把寨墙轰开后，各团从四面突入寨内，国民党军拥挤着四处逃散，老鸦陈寨旁边的公路上车炮拥塞，人马践踏。从北面增援的国民党军远远望见一片溃败的景象，竟急忙收缩兵力开始回撤。郑州守军北逃不成，就往东朝开封方向跑，但是七十六团早已在那个方向等着他们呢，混乱的队伍刚一出现，立即受到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拦截射击。惊慌失措的郑州守军只好又往回跑，最后全部拥挤在方圆不足两公里的野地里。

　　郑州之战最后的战果是：歼敌一万一千余人，除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负伤逃跑之外，第四十军少将参谋长尹继英、一六师少将师长赵天兴被击毙，第九十九军少将参谋长佘辉庭、二六八师少将高参李福五等被俘。

　　本来是配合华东野战军的牵制作战，由于国民党军出人预料地将郑州放弃，毛泽东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小淮海）结束后再西进作战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这就使得战场态势呈现出新的格局，即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已处于从东西两面夹击徐州的作战态势上。

　　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的当天，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建议中原野战军“迅即全军东进”：

　　刘峙认为我华野有出苏北企图，停止邱（邱清泉）、孙（孙元良）向鲁西南行动，以李（李弥）兵团之第九军加入东面防堵，以邱兵团由商丘向砀山收缩。白崇禧则为对付我二、六、十纵，以黄（黄维）张（张淦）两兵团向桐柏方面进攻，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同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白崇禧）部黄(黄维)张(张淦)两兵团被我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三（第三纵队）广（两广纵队）两纵，不但牵制孙（孙元良）、刘（刘汝明）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具体行动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这是毛泽东根据战场态势变化作出的一个重要的设想，即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共同进入徐州战场。其中，建议中原野战军对宿县、蚌埠发起攻击，已经明显带有合围刘峙集团进而展开决战的意图。

　　宿县，徐州以南津浦铁路线上的重镇。

　　蚌埠，宿县以南津浦铁路线上的重镇。

　　一旦占领宿县与蚌埠，就等于截断了徐州战场上国民党军南撤的退路。

　　出乎陈毅、邓小平的预料，郑州丢失后，国民党军随即放弃了开封，全部兵力东撤蚌埠以拱卫徐州，致使中原野战军未费一枪一弹重新占领开封。

　　开封被占的那天，即十月二十四日，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中原野战军东进作战的三个方案：一、向东歼击集结在蒙城附近的孙元良兵团；二、向东直接出击徐蚌线，攻占宿县、蚌埠；三，东进至河南商丘地区，待黄维兵团东进时寻机歼敌。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认为中原野战军“应从现地取捷径”南下蒙城集中，因为位于皖北的“蒙城是机动地带，可东、可西、可南、可北”。然后，再从蒙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如此一来，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必定要“分兵南压”，或者是位于华中的白崇禧集团要“调兵向东”，华东野战军就可以集中兵力“歼灭刘峙系统五十五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十八个师左右，取得大胜”。

　　陈毅、邓小平回电，认为挺进淮南不妥，因为地域狭小，缺粮缺水，大兵团难以机动，因此主张部队集结在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这样“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而目前还是“以力求歼击孙元良为第一要着，如不好打，则向宿蚌线进攻”。就在这时，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准备攻击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老河口地区，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是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军，白崇禧急忙命令黄维西出增援，这就使得黄维兵团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掉头向东。同时，孙元良兵团的两个军已从蒙城北进至永城，而刘汝明的部队也有放弃商丘东移的迹象。根据国民党军的行动变化，陈毅、邓小平再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改变原拟的作战方案，新方案的要义是：中原野战军全部进入徐蚌战场，负责牵制邱清泉和孙元良两兵团，如能达成歼敌目的，可直接东进攻击徐州，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十月二十三日，华东野战军发布《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准备进行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此时，粟裕密切关注着徐州战场上国民党军的动向，当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和开封后，他意识到，徐州东西两面的战场很可能被打通，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将由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发展成战役上的协同作战，而且战役规模会比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虽然粟裕指挥着华东野战军的十五个纵队，加上暂归华野指挥的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共计十六个纵队，而在中原野战军的作战方向上仅有四个纵队，但是，三十一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淮海战役统一指挥的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这是粟裕在建议发动“淮海战役”之后，提出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第二天，陈毅、邓小平回电：“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至此，“小淮海”的战役构想开始向“大淮海”的作战意图推进。

　　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攻占沈阳。

　　战争局势顿时大为改变。经过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国民党军损失兵力合计八十三个师，共约一百万人，这一数字占当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一半。经过补充之后，国民党军总兵力在二百九十万左右，其中正规军兵力由一百九十八万降至一百五十六万。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迅速增长到三百一十四万人。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战争进行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总兵力第一次超过国民党军，超过的数量是二十万。更主要的是，共产党人控制的国土面积大大增加，特别是东北和华东两大解放区，总面积已经达到一百六十六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八千七百零八万，拥有县以上城市二百六十三座，其中有十座省城、一个特别市（哈尔滨）和三个出海口城市（安东、烟台、威海卫）。济南的工业基础和山东的便利交通，使之成为重要的战争后方基地。东北地区更是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一九四八年东北、华北和山东地区普遍丰收，即使在贫瘠的陕甘宁地区作物收成也达到八成以上，晋绥地区更是出现了十年以来最大的丰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没有后顾之忧。

　　四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联名发布《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命令明确战役发起时间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

　　就在华东野战军发布攻击命令的这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到达徐州。东北战场上的彻底失败，给国民党军的北方防御体系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失去东北后，华北的太原、保定、承德、大同、归绥等据点，因互不相连而处境危险，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大城市间的联系也已被切断，傅作义集团的五十万大军只能长蛇般地分布在几个重要据点上，随时可能面临夹击。阎锡山的十万人马被包围在太原孤立无援。而在西安、汉口、徐州方面，虽分别聚集着三个重兵集团，但已无法构成完整的战略防线——胡宗南的西安集团二十三万人被彭德怀死死地纠缠在西北地区，既不能东进华北，也不能南下华中；白崇禧的华中集团二十三万军队退守长江的防线还没有建立起来，处在既非进也非退的无从确定状态；而徐州集团虽兵力达七十万之众，但是，济南和郑州丢失后，徐州“剿总”部署的“三足鼎立”防御体系已经瓦解，密集的重兵因此全部暴露在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攻击之下。

　　蒋介石明白，如若再失中原，等于江山已失一半。

　　但顾祝同带来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有相当的差距。

　　顾祝同认为，徐州必须死守。

　　杜聿明说：“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杜聿明第一次看见由蒋介石主持拟定的“徐蚌会战计划”，是十一月三日，那时他还在东北的葫芦岛指挥锦西的国民党军撤退。上午，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奉蒋介石之命从南京专程飞来，给杜聿明送来一份会战计划和一封写有“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案，请即到蚌埠指挥”的亲笔信。杜聿明基本上同意蒋介石的计划，即“将主力集中在蚌埠附近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但他认为“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而目前的会战计划“过于笼统”；徐州战场上的部队同时南撤，“行动必须迅速，否则有被共产党军队发现，然后各个击破的危险”。至于他本人，“须待葫芦岛部队撤离完毕后”，才能再去蚌埠。所以，建议由刘峙总司令指挥实施这一计划。许朗轩临走时，杜聿明再次强调，徐州的行动必须迅速，否则几个兵团都“有被共产党军队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杜聿明后来说：“以当时的情况，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可是我怕背放弃徐州之罪名，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预计在葫芦岛守军撤退完毕时，徐州附近的部队亦可撤退到淮河附近了，然后我再到蚌埠去指挥。”

　　从杜聿明的叙述中可以判断，蒋介石的计划是：国民党军从徐州全面撤退，退守到淮河南岸一线，凭借河川构筑防御体系，“待共产党军队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以便寻机击破”——“济南解放后，在淮海方面，蒋介石决心放弃徐州，坚守淮河，他的着眼是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后方联络线过长，兵员粮弹补充困难［据徐州第一补给区刘永盤司令说，徐州粮食储备只有二十一天］；且蒋介石一生唯心迷信，四面楚歌垓下被困的历史故事就是发生在徐州（古彭城）附近地区，这更使他有所避忌。蒋介石的总企图是：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企图在淮河附近地区挫败共产党军队主力，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从军事态势上看，全面退守淮河的战略，是符合当时战场实际的。在无险可守的中原地带，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仅仅龟缩在几个大据点内和主要铁路线两侧，而徐州至长江北岸尚有相当的距离，相对于长江以南面积广阔的国民党控制区来讲，徐州此时的态势几近孤悬。如果以徐州为中心进行死守，不但过长的后方补给线有随时被切断的可能，且一旦解放军大军插到长江边，徐州战场上的几十万国民党军必定面临覆灭的厄运。此刻，徐州战场的东面已在华东野战军的控制下，北面的傅作义迫于聂荣臻、林彪大军的压力已无可能南下增援，西面的胡宗南被纠缠得无法脱身。如果徐州的几个主力兵团再被吃掉，那么拿什么守长江保南京？那时候，唯一可能支援徐州的，只剩位于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了。但是，蒋介石明白，桂系的将领们巴不得看他的热闹呢。

　　当东北战局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蒋介石开始考虑退守淮河保卫京畿的问题。他对驻守徐州的刘峙不怎么放心，因为刘峙虽有资格威望，但人过于优柔寡断，而随着徐州局势的日益紧张，关键时刻一旦贻误战机必将酿成大祸。蒋介石计算了一下，以徐州军事集团的兵力，对付粟裕不成问题，如果刘伯承的部队加入进来，徐州战场上的兵力就显得薄弱了，就需要把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特别是精锐的张淦兵团和黄维兵团投入淮海战场。白崇禧是华中“剿总”总司令，刘峙是徐州“剿总”总司令，在一个战场上谁指挥谁都不合适，于是，他决定在蚌埠成立“国防部指挥所”，指定白崇禧为主任，统一指挥徐蚌战场上的所有部队。白崇禧表示同意，但就是不去上任。当蒋介石催促他的时候，他突然变卦说，刘峙一个人对付得了，完全没有必要再让他去统筹兼顾。蒋介石突然意识到，白崇禧终于等到了报复自己的时机。五个月以前，当李宗仁最终当上副总统后，蒋介石立即把白崇禧的国防部长撤了，历史上桂系一再反戈的教训，令他决不允许桂系在核心部门权力过大。可是现在中原出了麻烦，始终不让白崇禧兵权过重的蒋介石，这次除了让他继续指挥华中的部队外，还请他同时指挥徐州的部队。白崇禧秘密飞到安徽合肥，与桂系将领李品仙、夏威等人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淮海战场形势险恶，还是不去为好，这样不但可以狠狠报复蒋介石一下，而且也给了刘峙一个人情面子。白崇禧的拒绝确实让蒋介石很是为难，为了弥补刘峙的无能，他决定将杜聿明调来辅佐，但是杜聿明的态度也不积极。同时，身在徐州的刘峙已被弄得心灰意冷。徐州“剿总”的高级幕僚们纷纷埋怨蒋介石多此一举，刘峙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他对总统府派来的少将参军李以说：“白健生（白崇禧）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

　　大战在即，将领们却无一人同心同德，蒋介石的恼怒难以言表。

　　全面退守淮河以确保长江防线的计划迟迟得不到落实的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军国防部内部，甚至是徐州方向的一些高级将领们，都对此计划持不同意见——统帅与将领之间存在不同意见实属正常，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若发生在共产党内部，经过讨论和协商，很快就会达成统一的意志和坚决的行动；而一旦发生在国民党内部，就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淮海战役爆发前，国民党军国防部曾召开军事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虽都同意“守江必守淮”，但对于如何“守淮”还是出现两种不同方案：一是全面退守淮河南岸；二是放弃陇海铁路沿线所有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和蚌埠间的津浦路两侧，寻机决战。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实施第二个方案。换句话说，国防部把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给否定了——“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谁都不明白，国防部的高级幕僚们为何拟出了这样一个“出奇的”作战方案。

　　但是，即使这样一个方案，也没能得以迅速实施。顾祝同到达徐州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黄百韬等人在究竟是“守徐”还是“守淮”的问题上仍旧争执不下。孙元良、李弥与蒋介石的观点一致，认为“徐州易攻难守，补给线拉得太长”，不如退守淮、蚌地区，这样“补给线短，前面凭淮河天险，后面有重叠山峦，右面是沼泽地带，可以节约兵力，集中重兵打击共产党军队”。但是，邱清泉和黄百韬盛气凌人，豪情万丈：“徐州既设阵地，又有储备粮弹，乃兵家必争之地。既为我所有，又何必撤退？我们有铁道、公路，并有空运，补给方面何难之有？徐州不仅要守，而且要以此为基点夺回失地！”这一观点符合顾祝同的意愿，于是顾祝同说他去向老头子汇报。

　　此时，蒋介石已经心力交瘁。

　　在整个辽沈战役中，六十一岁的他一直坐镇北平，其间三飞沈阳、两飞葫芦岛，结果“在北平吐血，回南京后连续吐血”。他将目前的军事形势描述为“对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蒋介石发现，国民党军失去东北后，国人似乎已不相信他在淮海地区即将爆发的大战能够取胜，不少报刊开始大肆渲染“政府可能南迁广州”的话题。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直接上书马歇尔，他向美国人提出的要求既出乎中国人的预料，更出乎美国人的预料——蒋介石在要求加速提供军火的同时，建议美军军官以顾问的名义“实际指挥中国军队”。蒋介石不知道，在美国人看来，他的政权已经不值得任何援助了。

　　十月二十三日，当东北战局已经明朗化之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了两个问题：“一，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织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并且更有效地进行反共战争吗？二，我们可以赞成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某一位能够给国民党军队和非共产主义党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内战的政治领袖吗？”

　　心急如焚的蒋介石没等马歇尔答复，又责令南京驻美国大使顾维钧把他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亲笔信递进了白宫：华中之共产党军队现在已到达距宁沪甚近地区。如果我们不能阻遏这一浪潮，中国便将失去民主。我因此不得不向阁下再作直接与迫切之呼吁。中国军事局势之一般恶化可以归因于若干因素，但其最基本原因是苏联政府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缘故。阁下无疑当能忆及中国政府系由于美国政府之善意劝告而签订该约。我几乎不必再次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如无苏联之继续援助，则不能占领满洲而成为如此之威胁……我以反对共产党主义在全世界进袭与侵入之民主共同防卫者之资格要求你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声明，支持我国政府从事奋斗之目的。当此在华北华中正展开重要战斗之际，此一声明足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阁下如能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本政府当无任欣快之至。

　　美国人没有让蒋介石“欣快之至”，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关于苏联插手中国内战的说法是一种危言耸听。而马歇尔的回答对于蒋介石来讲更为冷酷：“即使无中国政府在过去屡次不接受美国劝告之情形，当此中国政府在民政和军事两方面的权威分崩离析之际，美国从事如此荒唐不经之冒险，实是勇而无谋之举。”

　　十一月五日，中原野战军攻占南阳。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我军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从今年七月算起］歼敌三百个正规师，才能达到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能达成这一目的。”顾祝同从徐州回到南京，许朗轩也从葫芦岛回到南京，因为受到杜聿明的影响，许朗轩指出，死守徐州的兵团在配置上存在大问题，“如果得不到修正，再一次会战可能是在南京附近”。蒋介石没来得及理会许朗轩的危言，因为他刚刚看到一篇让他十分恼火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

　　谁说总统要赴美休养了？

　　这不是在暗示他下台还能是什么？

　　此时，不可预知演变规模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已经不可逆转地发动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深夜，华东野战军开始包围黄百韬兵团。
    侧翼的开裂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从徐州返回新安镇。在火车上，他对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说：“可惜我这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撤退恐怕来不及了。”——十七天后，刚满五十岁的黄百韬在极度的怨恨和恐慌中死于混乱的战场上，这使他成为内战爆发以来第一位陈尸旷野的兵团级高级将领。

　　火车轰隆隆地向东开去，窗外是萧瑟的无边旷野。

　　黄百韬不断把目光转向北面，试图在已经枯黄的庄稼地的尽头发现些什么，为弥漫在心头的惴惴不安寻找理由。

　　此刻的黄百韬正走在一条危险的边界线上。华东野战军占领济南之后，国共两军沿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接壤地带重兵对垒。北面的华东野战军随时可能大军南下，而驻扎在这一地带的第七兵团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这一攻势，以护卫徐州的侧翼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黄百韬所处的战场位置，是真正的前沿，而且是坐落在巨大火药桶上的前沿。

　　进入十月以后，黄百韬每天都能接到粟裕部频繁调动的情报，调来调去的纵队番号有十几个之多，他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势必爆发的恶战，唯一能做的是将整个兵团迅速撤退到徐州附近去。十月下旬，黄百韬向刘峙陈述了自己的判断：粟裕部主力将会合其在苏北的三个纵队，夹击第七兵团，刘伯承部将从西南方向牵制徐州“剿总”的各主力兵团，使其均不能增援第七兵团，待第七兵团被消灭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共产党军队的这一作战意图“已甚明显”。而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分布于陇海铁路沿线，目前“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四周”，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备战，深沟高垒，各兵团互相衔接”，趁共产党军队“尚未会合之前”将其各个击破。黄百韬特意向刘峙说明：不是他怕死，“而是这样才能持久”。刘峙据此向蒋介石请示，直到十一月四日深夜，徐州“剿总”才得到国防部的回复：第七兵团撤退徐州。

　　第七兵团总兵力达十二万人以上。

　　重兵撤退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

　　令黄百韬焦虑不安的是时间已经晚了。

　　黄百韬回到距徐州一百二十公里的新安镇，正准备以最快的速度给各军下达紧急撤退命令，同时还要布置火车将粮食、弹药、被服和其他军用物资迅速转运徐州。突然，电话响了，电话是刘峙打来的，内容是：第七兵团原地等待海州方向的第四十四军，该军划属第七兵团序列，并与第七兵团一起撤退。这就是说，黄百韬至少要在新安镇再等两天才能开始撤退。黄百韬的情绪有些失控，他在电话里大喊：“第四十四军什么时候可以到达？本兵团究竟何时可以撤退？”——“大概对方无具体答复，只听得黄将耳机摔在桌上。”

　　这是十一月五日的晚上，黄百韬和他的第七兵团的悲剧命运，就从这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开始了。

　　这一天，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已发现黄百韬准备向徐州撤退，特别是驻扎在海州的第四十四军也出现了西撤的迹象。如果让黄百韬及时撤往徐州，必将使徐州集团的国民党军紧缩成更为坚硬的一团，不但将来分割和攻击都将出现困难，整个淮海战役的战略设想也许会因此落空。于是，粟裕当即决定将战役发动时间由八日晚改为六日夜。粟裕在将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军委的同时，给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下达了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命令。作为前线指挥员，粟裕明白，关键时刻谁争取了时间就能占据战场主动，战机的捕捉很可能就在一两天甚至一两个小时的失掉或争取之间。

　　刘峙给黄百韬下达的命令来源于蒋介石。

　　蒋介石发布这一命令来源于他对战场态势的错误判断。

　　当获悉解放军已开始向徐州大规模调动时，蒋介石始终认为，粟裕首选的攻击目标不是新安镇的黄百韬，而是位于新安镇以东海州、连云港方向的第九绥靖区部队。根据这一判断，十一月四日，蒋介石命令黄百韬兵团的第一00军星夜开赴海州加强防御。但是，仅仅过了一天，第一00军刚走到半路，蒋介石突然改变主意，不但命令第一00军掉头回来，还让驻守海州的第四十四军向徐州收缩，同时命令黄百韬在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北掩护第四十四军撤退。蒋介石朝令夕改的严重性在于：黄百韬遭遇攻击的态势已经明朗，在这种情况下，竟然不惜让整整一个兵团痛失最后撤退的时机而等待一个军，并由此导致了黄百韬因撤退不及而陷入包围。蒋介石不知道，正是由于黄百韬兵团的被歼，致使国民党方面策划的“徐蚌会战”开始瓦解。更令人不解的是，如果蒋介石不希望海州的第九绥靖区部队因孤悬一隅而被吃掉，紧邻连云港的第四十四军完全可以从海路撤退，何必在这个时间等同于生命的危急时刻，非让第四十四军走陆路，而且还是沿着危机四伏的两军对垒线横向移动？

　　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刻，看似荒诞的事情就这样真切地发生了。蒋介石的命令，不但给华东野战军送来两天的时间，还把原来不在粟裕歼敌计划内的一个军也送了进来。

　　六日，是黄百韬极度焦躁的一天。他召集了第七兵团作战会议，各军军长、兵团司令部正、副参谋长以及各处处长，还有负责补给的兵站分监等悉数参加。会议决定了第四十四军到达新安镇后的撤退部署：第一00军在现驻地占领阵地，掩护兵团主力西撤右侧背之安全，明日与第二十五军在陇海铁路北侧交叉掩护撤退，渡过运河后，占据碾庄圩西面之彭庄、贺台子等村庄；

　　第二十五军待第四十四军通过阿湖后，跟随第四十四军西撤，在陇海铁路炮车以北占领阵地，与第一00军交叉掩护西撤，渡过运河后，占据碾庄圩西北大小牙庄、尤家湖等村庄；第六十四军通过运河后，以一部占领运河西岸，以一个营占领滩上阵地掩护兵团主力渡河，大部占领碾庄圩东面之大院上、小院上、东楼及碾庄圩北之小费庄、吴庄等村庄；

　　第四十四军渡过运河后，占据碾庄圩车站及铁路以南各村庄；

　　第六十三军待兵团撤走后，经窑湾渡过运河，于碾庄圩南面集结；

　　兵站除用卡车载粮弹药品随部队行动外，其余粮弹被服用火车直运徐州；

　　兵团部通过运河后位于碾庄圩。

　　各部队七日凌晨五时开始撤退行动。会议刚开完，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和总统府少将参军李以乘火车自海州到达新安镇。黄百韬立即向他们说明，现在第七兵团的位置十分不利，一旦遭遇攻击在新安镇孤立无援，而侧敌西撤到不了徐州就会被歼，如果第四十四军还不到达，将“陷全局于不利”。

　　此时，第四十四军已经离开海州向新安镇移动。之前，听说第一00军前来增援，李延年很是兴奋。但是，到了五日的晚上，海州一个长期为刘峙搞贩盐生意的老板找到李延年，劈头就说：“老总（刘峙）来电要我随司令官一道回徐州。”李延年有些奇怪：“我回徐州干什么？”盐店老板说：“不要海州了！”老板走了之后，李延年才接到刘峙的电话，说第一00军不来了，第四十四军立即西撤。李延年不禁感叹道：“刘经扶（刘峙，字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如何！”六日凌晨，第四十四军开始撤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国民党军一旦放弃一座城市，撤退已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几乎是一座城市的整体搬迁。在海州，除了财政、盐务、司法、商业、学校等部门的少数人员乘船去上海外，社会团体和行政人员一律步行共同撤退，其序列是：第九绥靖区司令部和直属队，第一挺进支队，第四十四军军部，行政区专员公署，各县县政府、国民党党部、保安队，最后是大批的学生和商民，绵延不绝的队伍可谓浩浩荡荡。

　　黄百韬不知他的第七兵团等待的是这样一支因军民混杂而行进缓慢的队伍。

　　六日夜晚，黄百韬在焦急中整夜未眠。此刻，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他：三个月前，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在豫东作战中被共产党军队俘虏，这才使自己有机会接任这个梦寐以求的高级职务。现在想来，这到底是自己的幸运，还是命运设下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呢？

　　黄百韬的人生经历复杂曲折。

　　他原籍广东，生于天津，毕业于河北工业专科学校。因为不是黄埔出身，仕途一直备受阻障。他深知自己在国民党军中没有任何靠山，因此战则争先，退则谨慎，无论发生什么事皆忍气吞声。内战爆发后，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被歼于孟良崮，战后蒋介石痛骂黄百韬解围不力，黄百韬独自承担了一切责任，让指挥作战的汤恩伯、顾祝同保全了面子。接下来的豫东作战，更让黄百韬心有余悸。当时，他为解救区寿年兵团的整编七十二师深陷重围，要不是各路援军迅速接近，他很可能就和区寿年一起被俘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从战场侥幸逃脱后，他竟迎来了人生最高点：为掩盖区寿年兵团被歼的恶劣影响，蒋介石大肆宣传黄百韬的“豫东大捷”，并亲自为他戴上青天白日勋章。同时，在顾祝同的举荐下，黄百韬接任第七兵团司令官一职。这一下，黄百韬有点受宠若惊了，他说：“国家厚我，领袖厚我，有死而已。”可是，当上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才明白自己也就是个杂牌兵团司令。在第七兵团下辖的五个军里，只有第二十五军是老部队，其余全部是临时拼凑来的，特别是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原为粤系部队，军官们大多说一口广东话，总是不习惯苏北和鲁南的气候。于是，黄百韬在他五十岁生日的那天，特意请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的军官们吃饭，以自己原籍广东为理由努力拉拢关系。黄百韬心知肚明，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眼里，非黄埔出身的他永远入不了主流。此刻，第七兵团所处的战场位置就可以说明一切：在蒋介石制定的退守淮河的计划中，第七兵团被规定为最后的掩护部队；而当蒋介石改变计划决定死守徐州时，他的兵团一下子便首当其冲了。

　　午夜，黄百韬让卫兵把总统府少将参军李以劻找了来。

　　黄百韬对李以劻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垮，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抛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他让李以劻和李延年明天一早先走，“以免路上出岔子”。黄百韬的判断是：粟裕的纵队都在急促南下，先打第七兵团是肯定的。接着，黄百韬的一番话令李以劻十分震惊，多年以后他忆及那夜的情景时，认为是“黄百韬在六日深夜的最后留言”：

　　作战厅郭汝瑰、许朗轩、张宗良等人作出这样的计划来，使人伤心。大军作战，随时变卦，动摇军心，影响士气，难道他们不知道？兵团兵力十几万人，陈毅主力三十多万，如果集中来攻，李（李弥）兵团必败。尤以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地应战，立足未定，各个击破，最堪忧虑。请告刘老总（刘峙）注意，要其他兵团快点集结，迟了就会误大事。如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古人说，胜利举杯相庆，败则出死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老总，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决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到底，我们则阳奉阴违。天快要亮了，允许第七兵团撤退的命令还没有到达。

　　早晨六时，黄百韬决定不等命令，让非战斗人员先行乘车西撤。

　　然后，他在兵团部里大喊大叫，询问第四十四军到了哪里，距离新安镇还有多远。六日晚，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战役计划开始行动。第一、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一纵队、鲁中南纵队、苏北兵团的三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组成正面突击集团，向新安镇、阿湖地区全面推进。

　　至七日，第四、第八纵队在四纵司令员陶勇和政治委员郭化若的统一指挥下，四纵占领运河东岸一线，八纵渡河继续向南。鲁中南纵队突破郯城城垣，第一、第六、第九纵队和苏北兵团的三个纵队向新安镇迅速靠拢。在新安镇以南，苏北兵团第十一纵队由宿迁出发，沿运河以西向窑湾、运河车站急进，江淮军区的两个旅北进至土山镇以北。与此同时，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由临城、枣庄一线向南发起攻击，以牵制国民党军冯治安部，吸引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北援或滞留在徐州附近，保障正面突击集团对黄百韬的围歼。冯治安部受到攻击后立即退缩韩庄、台儿庄一线。十纵直逼冯治安部第七十七军的前沿，其先头部队强渡运河；十三纵以一部主力包围台儿庄，一部由台儿庄以西强渡运河；七纵攻占万年闸后向南强渡运河。

　　这一天，第四十四军终于疲惫不堪地到达新安镇。于是，自凌晨开始，第七兵团开始了逃亡似的大撤退。其撤退的部署是：第一00军以一部于城头以东接应第四十四军，主力则沿着公路向西，占领运河东岸以北地区，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运河；第六十四军渡过运河，占领陇海路南侧地区，掩护兵团主力向西开进；第二十五军（欠一四八师）以一部位于新安镇东北方向的阿湖警戒，主力掩护第四十四军和第一00军主力西撤，然后撤退到大许家；第六十三军担任后卫，先在新安镇南侧展开，掩护主力撤退后，经窑湾渡过运河并向南防御；兵团部和直属部队跟随第六十四军行动。撤退一开始，黄百韬就发现了一个重大失误，这就是没有提前在大运河上架设渡桥。第七兵团从新安镇西撤徐州，必须西渡南北走向的大运河，而十多万人马于危急时刻渡河，远不是一两座渡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黄百韬临死终于意识到，他的这一失误几乎是致命的。在有关史料中，可以寻找到十一月五日左右黄百韬派工兵前往运河架桥的命令，但是，不知为什么，直到七日运河上关乎生死的渡桥也未能架起。于是，十多万人马拥挤在一起，从仅有的一座运河铁桥上通过，这种渡河方式不要说同时还要作战，仅长长的队伍陆续通过就需要耗费多天。黄百韬发现这一巨大失误之后，命令在运河铁桥北面架起一座平行的浮桥。第二十五军被要求占领牛山，向东进行警戒，掩护第四十四军先行撤退；第一00军被要求占领炮车，向北进行警戒，掩护兵团主力渡河。此时，第七兵团所有的将领都意识到解放军会随时追到眼前，因为北面各个方向都已是枪炮声大作。第一00军军长周志道说，要架桥也得首先在炮车以西架桥，让第一00军撤退时有个后路，不然他可不敢去占领炮车担任掩护任务；接着，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说，他不愿意和兵团主力拥挤在这里，他要带着自己的部队去窑湾渡河。军长们从各自利益出发的主张，把黄百韬弄得不知所措，于是架桥的事竟然再也没提，他只是要求各军务必渡河后到碾庄圩集结。

　　没过多久，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声称要“自己渡河”的第六十三军受到攻击。黄百韬计算了一下，第六十三军才走出去二十公里，这说明共产党军队已经打到跟前了。

　　七日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到达临沂。此时，粟裕获悉驻守在台儿庄附近的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的两位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有起义的可能”。何基沣、张克侠一旦起义，将会使徐州东北方向门户洞开，华东野战军部队可顺利通过第三绥靖区的防区，向南越过陇海路直接插入徐州与碾庄圩之间，彻底截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而这样一来，紧缩在徐州附近的敌人将陷于孤立。粟裕致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陈毅、邓小平、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报告徐州的敌人可能要南撤，战役可能将朝着“夺取徐州或孤立徐州”的方向发展，建议中原野战军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线”，彻底截断徐州之敌南逃的退路。

　　晚上，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到达临沂以西的码头。

　　粟裕与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经过彻夜长谈，再次明晰了淮海战役将从围歼黄百韬兵团发展到在徐州地区与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进行决战的可能。天明时分，粟裕起草的著名的“齐辰电”发出：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

　　甲、由于近来全国各战场的不断胜利，尤其是东北的伟大胜利与完全解放，促成战局的急剧大变化。在此情况下，蒋匪有采取下述两种方针可能：

　　第一，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及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乙、蒋匪如果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如果在江北大量歼灭了敌人，则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又为不利。

　　如果蒋匪即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困难仍完全可能克服］，并于渡江之时在苏、浙、皖、赣各省尚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亦较江北差一些，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丙、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如何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徐州）固（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路，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道，以阻延敌人南撤。

　　管见是否有当，请即电示。粟张

　　齐（八日）辰（七—九时

　　如果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挥军南下两淮，很可能将国民党军主力赶过长江；而如果西进徐州，不仅可以抑留目前驻守在徐州、蚌埠间的敌军，还可以调动黄维兵团北上增援徐州，以利我军寻机歼敌。那么，是将国民党军主力抑留在长江以北逐次歼灭，还是将其赶过长江留待日后歼灭？“齐辰电”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粟裕提出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依原定设想大军南下推进两淮，而是将攻击目标集中在全歼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上，从而把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彻底歼灭。这一战役设想，已经大大接近了“大淮海”的模样；其次，电报从夺取全国胜利的角度，得出了把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之后，将有利于未来的渡江战役和取得全国胜利的判断。其中未来在长江以南“不致有大的战斗”，“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等预测，历史证明惊人地准确。

　　九日，中央军委复电到达：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等，中原局：

　　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军委

　　佳（九日）亥（二十一—二十三时）

　　晚年的时候，粟裕仍说：“这个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至此，共产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设想升华到战略决战的高度，即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徐州地区。

　　华东野战军已开始对黄百韬兵团实施合围：第一、第六、第九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穿过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沿陇海路南侧在黄百韬兵团的身后追击；第四、第八纵队穿过邳县、官湖地区，直抵运河东岸，对黄百韬兵团的右翼构成威胁；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的两个旅沿运河西岸北进，挡住了黄百韬兵团左翼掩护部队第六十三军的去路；而在黄百韬兵团的前方，由台儿庄地区南下的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与从宿迁地区北上的第二、第十二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南北对进，切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就在黄百韬兵团即将深陷重围的时候，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了。

　　第三绥靖区沿运河两岸驻守在徐州东北方向的贾汪至台儿庄一线，其防御任务是：“利用运河一线既设工事固守以屏障徐州，同时保障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之间的联系”。绥靖区下辖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共四个师的兵力。何基沣，一九二三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一九三八年，他在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军的作战中负伤，养伤期间秘密前往延安两个月，几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接见，并于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与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军军长的冯治安是拜把兄弟，回部队后出任第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一九四二年，冯治安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时，举荐他出任第七十七军军长。抗战胜利后，随冯治安部驻守鲁南与苏北交界处的台儿庄、贾汪一线，出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

　　张克侠，一九二四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任职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一九二八年，在冯玉祥夫人的支持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九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以特别党员身份重回西北军工作。抗战爆发后，出任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第五十九军参谋长、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等职。一九四五年，出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

　　第三绥靖区是支杂牌部队，一直受到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歧视和排挤。抗战胜利后，第三十三集团军奉命开赴徐州受降，冯治安大喜，因为接收城市既可以使部队得到装备的补充，还可以聚敛大笔钱财物资。然而，部队到达徐州后，才知受降与接收已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十九集团军办理完毕。不久，第三十三集团军被改为第三绥靖区，沿运河两岸驻守在徐州东北方向的贾汪至台儿庄一线。随着徐州战场局势日益吃紧，官兵们终于明白自己是要“打头阵、当炮灰”了。

　　共产党人与西北军的关系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影响。一九三一年，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曾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宁都前线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针对西北军，周恩来曾明确指示：我们过去在敌军工作中，总是认为士兵出身苦，最革命，一直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今后要注意保存现有秘密党的力量，不到不得已，决不能搞起义。就是说在国民党军的非嫡系部队里，只有到蒋介石要消灭这个部队，使这个部队无立锥之地时，才有起义的条件。内战爆发后，在邯郸战役中率部起义的高树勋，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吴化文，都是党的秘密党员长期工作的对象，而且他们都曾是西北军的将领。

　　一九四八年冬天，第三绥靖区置身在防御华东野战军南下的第一线，而且这条防御线已是徐州北面的唯一屏障。

　　周恩来电告华东局，让他们派人与第三绥靖区中的特别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取得联系，因为，关键时刻到了。在国民党军内部潜伏了近二十年后，他们要以大兵团起义的方式让开运河防线，以确保华东野战军南下大军渡过运河直扑黄百韬兵团。

　　被派往第三绥靖区的，是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斯德和敌工科副科长孙秉超。起义时间定在十一月八日，起义联络口号是“杨斯德”。

　　八日上午十时，起义行动开始：张克侠率第五十九军向台儿庄集结，何基沣率前线指挥部和直属部队向台儿庄以南的汴塘方向集结。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和一八师、第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和三十七师一一一团，总计两万三千余名官兵撤离了防御阵地。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发现起义动向后，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行动，而是独自离开部队去徐州向刘峙请罪去了。

　　起义部队让开了东起台儿庄、西至临城的上百里防线，致使黄百韬兵团向徐州撤退的路线右翼敞开了一个大口子，华东野战军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从这个大口子里直插徐州东侧，迎头堵住了黄百韬的西逃之路。

　　毛泽东称，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是淮海战役“第一个大胜利”。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刚上任不久。兵团从新安镇撤退的时候，第六十三军奉命掩护。七日，掩护任务完成后，所有的官兵都逃命一样心急火燎，只有他沉着地迟迟不动，他对军官们说：“我们广东部队从南方打到北方，共产党没什么了不起。”他让军主力先走，自己带着四五六团殿后。四五六团是他的基本部队，他曾经在这个团当过营长和团长，现任团长李友庄是他的同乡。陈军长走得很傲慢，无论军官怎样提醒说身后不断有信号弹升起，他依旧要在距窑湾十公里的堰头停下休息。八日拂晓，陈军长宿营的卢圩子村遭到袭击，身边的副官处长被打死，军参谋长独自向窑湾镇逃去。最后时刻，还是李友庄团长赶来救他了，四五六团在解救军长的路上受到猛烈截击，只有一个营冲到了陈章的身边，士兵们拉着他往窑湾镇跑的时候，他还嚷嚷着：“等我收拾了一批共军再走。”辎重和机密文件等都已丢失，逃到窑湾镇后，陈章住进一五二师师部。师部已经没有粮食，卫兵给他端上来的仅仅是几个芋头，于是陈军长立即派出一支“人民服务队”去抢粮。八日晚，黄百韬来电话，命令他赶快向北突围，渡过运河到曹八集集结，但陈章认为没有船只大军无法渡河，请求空军空投粮食弹药。飞机还没来，他已被追击而来的解放军包围了。陈章下达了“连坐法”，组织起督战队，谁临阵退缩就地枪决。他还把窑湾镇百姓全部赶进一座天主教堂，说是为防止百姓与共军里应外合。部署好了，陈军长宣布：“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第六十三军一战成名天下知。沉着地顶他一两个浪头，好戏就在后面！”

　　无法理解这个军长的勇气从何而来。

　　此时，第六十三军已远远落在整个第七兵团的后面，被孤立地围困在运河边的一个小镇里。八日，黄百韬的兵团部渡过运河，到达碾庄圩附近的一个小村里。

　　当时，李弥的第十三兵团集结碾庄圩西南方向的八义集。

　　黄百韬当即乘吉普车前去会见李弥——两位兵团司令官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次见面。黄百韬急切地亲自上门，最主要的是恳求李弥兵团不要过早地向徐州撤退，因为他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渡过运河。黄百韬诉说了第三绥靖区的起义给他的右翼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缺口，诉说了第七兵团被海州的撤退人员所拖累此刻还拥挤在运河桥上。李弥想了一会说，刘峙总司令判断共军要打徐州，已令第十三兵团向徐州撤退：“我们兵团部和第八军今晚开始移动”，第九军明天“把防务交给贵兵团后”也要“往徐州集中”。李弥告诫黄百韬：“老兄做准备吧，这回可能要发生主力战。”黄百韬万般无奈地说：“打就打吧，这也是一个机会，过去找共军主力找不到，这会儿送上门来，总得干他一下。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大部队还没有渡河，看情况，还要两天才能渡完。”黄百韬希望李弥待他的兵团渡过运河站稳脚跟，再动身撤退，但李弥坚持迅速撤退是徐州“剿总”的命令，黄百韬只好告辞。黄百韬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第七兵团已处在被围歼的状态中，刘峙如何判断出徐州要受到攻击？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当华东野战军对第七兵团发动攻击的时候，中原野战军从徐州的西面也发动了攻击，而且大有继续向东推进的势头。李弥坚持他的兵团必须立即开拔，置原来所承担的掩护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任务于不顾；而且即使徐州下达了新的命令，黄百韬兵团尚未完全渡过运河，根本无法接替李弥兵团的防务，李弥在这时候大军撤走，等于在黄百韬兵团的左翼又敞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第十三兵团过早的撤退，导致了黄百韬兵团最后陷入重围。黄百韬至死也不明白，如果李弥能与自己相互掩护向徐州撤退，不是更有利于两个兵团的安全，也更有利于徐州的安全吗？

　　就在黄百韬几近绝望的时候，被蒋介石责令指挥徐州作战的杜聿明到达南京。当得知共产党军队已经渡过运河，第三绥靖区部队已经起义，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包围后，杜聿明用惊奇的口气问：“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参谋总长顾祝同知道杜聿明是在质问他，于是生气地说：“你讲得好，时间来不及呀，李延年还未撤退回来，共军就发动攻势了。”十一月十日下午十六时，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报告说，华东野战军已经占领贾汪，迫近运河以东地区，一部已渡过不老河插入曹八集和薛家湖附近，碾庄圩的后路已断。刘邓的部队在徐州以西与邱清泉兵团接战，邱部正在且战且退。黄百韬兵团过运河桥时伤亡惨重，目前被围在碾庄圩。孙元良兵团已到宿县附近，刘汝明兵团正向蚌埠推进中。判断是：共军以一部牵制我军，主力准备歼灭黄百韬兵团。接着，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汇报作战计划：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圩，第六十三军死守窑湾，李弥兵团附第七十二军守备徐州，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迅速东调，解围黄百韬兵团。蒋介石问杜聿明有什么意见，杜聿明已经不想发表任何见解，他只是说，不了解前方情况，等到徐州后再说吧。蒋介石当即说：“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百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至此，杜聿明才知道，他看过的那份“徐蚌会战计划”早已不见踪影，目前的战场局势已经不可收拾。

　　十日，黄百韬兵团从碾庄圩出动，继续向徐州撤退，但却突然听见曹八集方向传来枪声，曹八集是通往徐州的必经之路。黄百韬忙派人去探查，原来第一00军四十四师受到了攻击。自第七兵团撤退以来，四十四师始终处在激战中，因为该师奉命保卫运河铁桥以掩护所有的人马从桥上通过。掩护任务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基本完成，四十四师要撤退了，第二十五军却奉命把铁桥炸了。第一00军军长周志道高声喝道：“老子还有一个师没有过桥呢，我看哪个敢炸！等打完了仗，老子到国防部去和黄百韬打官司！”铁桥暂时未炸，但是在四十四师通过的时候，被拥塞在桥头的一辆弹药车爆炸了，等待炸桥的第二十五军以为解放军追来了，立即实施了炸桥，结果四十四师一三一团还是没来得及过河。刘声鹤师长心中充满忿恨，认为自己的部队完全是在给黄百韬当牺牲品。于是，部队到达曹八集的时候，本来的任务是坚守这个通往徐州的要点，但大多数军官主张接着向前冲，因为冲过去自己就能逃过一劫。刘师长在两难中决定采取半冲半守的方式。他没想到，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对他的攻击异常猛烈和顽强，而黄百韬根本没有积极增援他的意思。最后时刻，四十四师陷入包围，刘声鹤决定“宁可拼光，不要留一颗子弹和一支好枪给共军”。当十三纵官兵冲进他的指挥所时，他把随身的手表和派克钢笔砸碎了，喊：“兄弟们！你们快逃命吧！这就是我师长的葬身之所！”随即举枪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子弹从右侧射入，贯穿整个脑部”。

　　四十四师覆灭，曹八集失守，通往徐州的路彻底断了。

　　黄百韬立即召集会议，主张迅速反击大许家和曹八集，无论如何也要向徐州靠近。各军、师长都表示，只要靠近徐州，多走一里算一里。只有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表示反对。刘军长不同意的理由很奇怪：他的阵地已经修筑好了，而且修得很好很隐蔽，不和解放军打一仗不合算。就在这个时候，徐州派来的飞机投下了蒋介石的手令：“着该兵团就地抵抗。”——“此次徐州会战，关系党国存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地形、工事、兵力，我部优越，胜利在握。望激励将士，以尽全功。”所有的争论到此为止。

　　黄百韬立即部署死守碾庄圩。

　　碾庄圩，这个小小的村庄，此刻聚集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部，第二十五、第四十四、第六十四、第一00军，警卫营、通讯营、工兵营、战防炮营、重炮营、汽车大队、医疗队，各军的留守处和各军的野炮营。救护车、野战汽车、弹药库、仓库、医院使一个小村庄拥挤不堪。而在碾庄圩四周的各个方向上，华东野战军所有的部队都在喊着一个口号：“追上去！追上去！把黄百韬围住！”当徐州战场上所有的国民党军将领都意识到大战将至时，杜聿明却不得不从战场之外向他认为的这个“刑场”飞来。飞机起飞后不久就迷失了方向，一直向北飞到黄河边飞行员才猛然醒悟飞过了。于是，又掉头往回飞，一直到午夜前后“还没找到徐州”。飞行员说，再过一个小时还找不到，油就没了，那就一切都完了。就在油料快要耗尽的时候，飞机的一侧出现了灯光，飞行员急忙降落下去，发现这正是徐州。

　　杜聿明到达徐州时，已是十一日凌晨一时。杜聿明认为这真是“天要灭蒋”。

　　此刻，在以碾庄圩为中心南北约三公里、东西约六公里的狭窄地域里，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已被华东野战军围成铁桶一般。     老头子为什么不来徐州 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司令员周志坚上了前沿，碾庄外围阵地上的情景让他感到了不安：

　　大宋庄枪炮轰鸣时，我到了小宋庄。当时伤员还没来得及运走，我们牺牲的干部、战士的遗体和敌人阵亡官兵的尸体仍在原处，我要看看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敌人的部署是否像我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的战士是在哪里牺牲的，是炮打死的还是枪打死的，我战前的判断是否正确……这些，要在战场保留原状时才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了小宋庄血染的战场，我的心里有些不安，我们的牺牲太大了。这么个小小的村落，死了这么多人……

　　碾庄圩位于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是十几个自然村落组成的一小片区域。这里是运河西边的低洼地带，洼地、水塘、沟渠错落其间。为了防洪水，民房都建在土台子上，村落四周也都夯有高出地面两到三米的土围墙。碾庄圩是徐州以东的重要防御据点，原是李弥的第十三兵团驻地，因此区域内筑有大量坚固的野战工事，特别是在各个村落四周，建有大量的碉堡和地堡，预先设置了可以相互交叉的火力点。黄百韬接管这一防区之后，兵团部位于碾庄圩，第六十四、第一00、第四十四、第二十五军分别配置在碾庄圩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十多万人马密集地收缩在一起，准备在空军的支援下固守待援。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圩的攻击，采取四面向中心突击的战法：六纵向北突击，十三纵向东突击，四纵沿着铁路线向西突击，九纵向西北方向突击。十一月十一日，突击部队向各自正面的敌军阵地发起猛攻。四纵攻击碾庄圩以北的小牙庄、尤家湖阵地；八纵攻击碾庄圩以东的大院上、吴庄阵地；九纵攻击碾庄车站附近的第四十四军；六纵和十三纵攻击彭庄、贺台子阵地。野战军指挥部要求连续突击，速战速决，三至五天内解决战斗。但是，突击一开始，却发现困难要比想象的大得多。除了沟塘密布、村落分散、工事坚固等原因外，各攻击部队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官兵异常疲劳，炮兵也没能及时跟上，因此，在前两天的战斗中，突击部队伤亡很大，战场推进缓慢。

　　十三纵攻击小宋庄，守军是第一00军六十三师。六十三师师部位于大宋庄，但前沿伸展到了距大宋庄一里地的小宋庄。这是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防御部队是六十三师专门组织的一支突击队。得到机枪加强的突击队，采取密集火力掩护下的多点防御战术，使得十三纵的攻击一开始就受到严重杀伤。十三纵付出巨大伤亡攻占外围地堡后，深入小村庄的战斗变得更加残酷。守军利用村里的民房修筑起核心工事，几乎所有的墙角都修有碉堡，碉堡上设有四层射击孔，射击孔设计得很小，很难将其封锁。而且，在小村里的墙缝、门缝、窗户乃至屋檐下，到处都是机枪射击点。十三纵往往发动数次冲击，才能推进一步，即使占领了一座民房，民房也会即刻被守军的燃烧弹点燃。攻击部队的营、连干部情绪焦躁，都说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难打的仗，也没见过这么顽强的敌人。在夺取了一座民房后，需要冲过一片空地，但是空地被守军火力封锁着，于是官兵想从墙上掏个枪眼以掩护爆破。枪眼刚刚掏好，墙那边就塞进来一颗手榴弹，急忙把手榴弹拾起来扔回去，可第二颗手榴弹又塞了进来，官兵们只好用稻草把枪眼堵上。接着，让十三纵官兵吃惊的事发生了：在守军的逼迫下，几个百姓举着火把走了过来，要在攻击部队占领的房子里放火。官兵们朝天开枪，不停地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百姓扔下火把跑了。守军又用一根长竹竿挑着燃烧的棉花往房顶上甩，刚刚占领的房子还是让守军点着了。十三纵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守军让百姓站在民房的门口当盾牌，机枪就架在这些百姓的肩膀上。十三纵的官兵们很痛苦，战斗已经让他们的许多战友伤亡，而面前惊恐万状的百姓又令他们想起自己的父母，他们高声喊：“老乡！我们掩护你们！快跑！不要给他们挡子弹！”百姓们惊惶地到处乱爬，守军混在百姓中趁机猛烈射击，在密集而纷乱的弹雨中，攻守双方的官兵和那些无辜百姓的呼喊声混杂在一起。

　　一纵在窑湾与第六十三军的激战也到了最后关头。第六十三军的顽强抵抗触发了一纵官兵的斗志，他们发誓要把窑湾拿下来，把第六十三军就地全歼。第六十三军之所以顽强抵抗，是因为他们听见碾庄圩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他们误认为那是增援部队赶来了——他们确实得到过支援，从徐州飞来了三四批飞机，每批三架，往窑湾镇空投粮食。但是，窑湾镇阵地十分狭窄，空投的粮食大多落到了外围一纵的阵地上。一纵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加强了火炮的打击力度，猛烈的炮击使第六十三军的阵地上硝烟弥漫。炮火准备之后，一师在东门，二师在北门，三师在南门，同时开始了最后冲击。一师很快向窑湾镇插进去，但是二师和三师几次攻击都没奏效，于是临时改变部署，二师六团从东门突入接应攻击北门的四团，三师也从东门往里突击——“老兵油子多，仍然负隅顽抗。”一纵指挥员们感到这个对手有点难打。

　　此时，那个发誓要让第六十三军“一战成名天下知”的陈军长有点慌了，因为各个阵地上的战斗都已进入混乱状态。一八六师副师长伍少武跑到指挥部报告说，五五八团的阵地已被突破。陈章冒着炮火前往一八六师师部，师部里满地的文件，师长张泽琛却不见了。军官们说，中午的时候，张师长把胡子剃了，换上了便服，说要去巡视阵地，可直到现在也没回来——张泽琛师长跑得很快，居然一路跑回广州，广州的报纸迅速登出了他从战场突围而出的“英雄事迹”。陈章要求一五二师师长雷秀民、副师长黎天荣与他一起返回军部，重新组织部队进行抵抗。但是，一转身的工夫，雷师长也不见了——雷师长拉着一八六师五五六团团长黎安福也跑了。回到军部，陈章拿着手枪站在门口不进屋，一脸的阴沉。黎天荣副师长前去组织预备队，路上遇见军参谋长宋健人，可转眼间宋参谋长也不见了——宋健人是当地人，曾在窑湾镇当过区长。陈章和黎天荣决定突围。

　　他们跑到四五四团阵地的时候，陈章用广东话大骂：“丢他妈！叫死守阵地，怕死鬼先跑了！”接着，一纵的攻击部队就冲到了跟前。黎天荣发现军长陈章也不见了，身边的一个连长说，他听见几声左轮手枪的枪声，还听见军长在喊：“张黑（张泽琛）害死我！”黎天荣断定军长已经自杀——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刚刚从副军长的位置上得以提升，因此他不想死。混乱中，他带着几名卫兵跑到运河边，想用几块木板泅水过河，但刚要下水就身中数弹。随行的一八六师副师长伍少武也同时中弹。在他们身后，想用木板渡河的官兵中弹毙命和淹死在运河里的达百余人。

　　黎天荣知道自己冲不出去了，于是返回阵地坐下来等待被俘。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第六十三军，是在淮海战役中首先全军覆灭的一个军。是役，华东野战军一纵歼敌“两个师五个团一万三千多人”。

　　十二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前进到距碾庄圩不足五公里的过满山。

　　刚到过满山，中央军委就发来电报，指出华野前指的位置太靠前，命令粟裕后撤五公里，粟裕转移到土山镇东南的火神庙。从前沿回来的参谋对他说：“黄百韬可真难打呀！一百多米宽的正面，就有二十多挺机枪，子弹像泼豆子一样！我们的官兵就这样一波一波往上冲！”粟裕打电话问四纵司令员陶勇，让他如实报告部队伤亡数字。陶勇报告说，眼下四纵伤亡已达四千三百多人。

　　粟裕、陈士榘、张震分析了进攻缓慢的三个原因：“一、地堡、交通壕结合，不易爆破，再加敌人不断地反击；二、收缩一团，分割不易，必须逐庄攻击；三、指挥不一，动作不协同，炮火无统一指挥。”晚上，粟裕召集六个主攻纵队的指挥员开会，他说：“黄百韬兵团已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敌，我军的战法必须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战，用迫近作业的办法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御阵地，利用暗夜把交通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沿，然后突然发起攻击。要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和所占村庄。”碾庄圩四周突然寂静下来。

　　黄百韬让参谋长魏翱派小部队去侦察一下，结果侦察队刚一露头就被打了回来，侦察员报告说碾庄圩四周成千上万把铁锹正在拼命挖土。

　　黄百韬还没想明白粟裕到底要干什么，南京的飞机来了，给他送来一枚勋章。碾庄圩几天坚守，共产党军队攻击受挫，顾祝同在南京极力宣传“碾庄大捷”，何应钦更是激动地宣称：“黄百韬真是英雄！”徐州的刘峙则认为目前“态势非常有利”：“共军在邳县以北地区运河两岸被黄百韬兵团截成两部，一部在运河东岸过不来，一部分在西岸退不回去，被飞机轰炸扫射，死伤很大，胜利在望！”而空军为了配合南京的宣传，特派飞机给黄百韬空投地空联络电台，结果飞机出了故障无法空投，机上的一位空军科长竟然抱着电台跳伞在碾庄圩着陆，这位兄弟神勇义气，碾庄圩地空联络从此畅通——“阵地发现紧张时，空军轰炸立刻应援；空军发现情况，地上亦立刻了解。”

　　只有杜聿明认为局势不妙。

　　杜聿明到达徐州之后，第一感觉就是刘峙的总司令部“非常混乱”。所谓“混乱”，指的是刘峙及他的参谋部人员对战场态势几乎没有任何独立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前方的各兵团都在夸大自己当面的敌情，这使得徐州的总司令部始终陷于盲从之中。为什么总司令部连共产党军队的基本情况和意图都不清楚？除了指挥机构的无能之外，杜聿明还看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徐州附近的百姓总是欺骗国民党军：

　　徐州附近的百姓对国民党军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国民党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周密布的特务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百姓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国民党军。如丰县、黄口间仅有解放军二、三野之一部，而国民党军从百姓方面得来的情报是二野主力；又如二野主力已先到涡（涡阳）、蒙（蒙城）地区阻击黄维兵团，而国民党军得来的情报则是这方面没有解放军的部队。

　　对于战争中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这种受到百姓抛弃的境遇是极其危险的——杜聿明知道这不仅仅是情报不准的问题。

　　由于这种混乱，南京军事会议上作出的解救黄百韬兵团的计划，徐州方面根本没有执行。杜聿明就此询问刘峙，刘峙说：“情报显示，徐州附近到处都是共军主力，如果派部队去碾庄圩，徐州受到攻击怎么办？”——任何战场上的任何部队，兵力总是有主次之分，怎么会到处都是主力？杜聿明提出了两个方案：一、命令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至少坚守碾庄圩七至十天，以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会合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向西先与刘邓部决战，然后回师向东击溃陈粟部，以解黄百韬之围。这个方案能够实施的关键，是黄百韬能否坚持七至十天。二、以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守备徐州，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全力解黄百韬之围，同时命令黄维的第十二兵团疾驰徐州。这个方案可以稳定黄百韬的军心，缺点是黄维兵团很可能被刘邓部所牵制，那么攻击陈粟部的兵力也许会略显不足。

　　刘峙坚决反对第一个方案，因为黄百韬根本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而如果向西打刘邓不成，向东救黄百韬也不成，那样就会酿成大祸。关于第二个方案，徐州总司令部的人都认为，这一思路符合蒋介石的命令。刘峙犹豫再三之后，决定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联合向徐州以东攻击前进，逐步靠拢碾庄圩，解救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行动开始的时间是：十一月十三日。徐州“剿总”决定解救黄百韬，以两个兵团的规模向东实施突击，对于华东野战军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此刻碾庄圩的围歼战正处在艰难阶段，而国民党军从徐州增援黄百韬仅有五十公里的距离。

　　南阳战役后，刘伯承率参谋人员分别乘坐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进入淮海战场。十日，在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刘伯承与陈毅、邓小平会合了。当日，在陈赓的第四纵队指挥部，中原野战军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没有人对华东野战军吃掉黄百韬兵团感到担忧，各纵队指挥员都在黄百韬兵团之外寻找着战机。刘伯承让大家聚集在军事地图前，主张在地图上“摆个阵势”看一看：“怎么摆法呢？就是我们的主力直捣津浦路，破坏徐州、蚌埠之间的铁路，攻占宿县。大军集结在这一段铁路线上，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这就叫先声夺人。蒋介石这时会怎么想呢？他就不会考虑支援徐州，而是考虑防守淮河、防守长江和保卫南京的问题了。这时杜聿明会怎么想呢？突然后路被切断了，他就不会想去援救黄百韬，而是他的后路怎么办？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会怎么想呢？他们会很快龟缩徐州，考虑如何保存实力、保存自己的问题。这时，徐州就成了瓮中之鳖，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这个集团如果南逃，我们可以南北夹击，不过估计他不敢，他没这个胆量。他当然想打通津浦路，但是不可能。他们要向西跑，就要通过我们解放区一千多公里，注定要失败。唯一的办法就是丢掉辎重往南跑，目前东南还有个缺口。我想杜聿明还在想哩，还在犹豫不决，不愿意丢掉辎重。如果他们现在真想跑，真有可能跑掉；如果犹豫不决，我们还有时间补救。那就叫韦国清这个集团赶快堵住东南方向的那个口子……”

　　中原野战军将未来作战设想上报给中央军委。

　　十四日，中央军委致电中原野战军：……（二）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兵团全部及宿蚌段上敌人。（三）我们很担心寒（十四日）删（十五日）两日不能解决黄百韬，又担心阻击兵力不足或阻击不得力，邱李能够靠拢黄匪。希望粟裕同志照元（十三日）酉（十七至十九时）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黄匪二十五军、四十四军、一百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六十四军，吸引邱李东进，然后以韦（韦国清）吉（姬鹏飞）、谭（谭震林）王（王建安）两集团向邱李东西合围，乘势猛击，歼其一部，构成徐州与邱李间之阻绝阵地……只要此着成功，整个形势即有利于我。（四）请刘陈邓集中全力于歼灭宿县之敌后迅速南进，歼灭现已进至固镇等地之刘汝明（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六十八军及可能跟进之五十五军。此着胜利，则黄维兵团处于孤立地位，较易对付……（六）在黄百韬全部被歼，邱李与徐州之联系已被确实切断，敌已无法打通之情况下，究竟先打邱李，后打徐州，还是先打徐州，后打邱李，值得考虑。但同时打两个敌人则不适宜。我们现在设想，在黄百韬被歼、邱李被围的情况下，估计蒋介石必令邱李迅速猛烈突围回徐州，因此必须集中华野全力，首先完成对邱李之包围，其中主要是以最强大兵力隔断徐州与邱李之联系，在徐州与邱李之间构筑稳固的突不破的阻绝阵地，同时举行对邱李之猛攻，歼灭其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使其无法动弹。然后再看形势，或者继续完成歼灭邱李再打徐州，或者先打徐州再灭邱李……（七）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的抵抗给华东野战军的攻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而且徐州方向两个兵团的增援部队已经出动，按照直线距离计算顶多两天即可到达碾庄圩地区。但是，此刻，共产党决策层对国民党军统帅部、徐州“剿总”司令部以及战场上国民党军数个兵团的能力均表示出极大的蔑视，他们坚信在碾庄圩华东野战军可以对付国民党军至少是三个兵团的重兵突击，由此，他们把目光转向了碾庄圩以南一百多公里外的黄维兵团。

　　于是，淮海战场的战局变得错综复杂。

　　当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东解救黄百韬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共产党方面理应作出的剧烈反应，刘邓部主力不但没有加入碾庄圩战场的迹象，而且朝着徐州的东南方向插了过去，直逼他们此刻万分敏感的部位——“东南方向的那个口子”。而这个口子，是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军“撤至淮河防线”的唯一退路。

　　蒋介石万分忧虑地发现，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徐蚌”战场上，处处被动的局面已经显现。他连日不断地调动部队，不断地发出各种指令，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上投入的兵力已经达到六十万之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件令他猝不及防、懊恼不已的事发生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自杀了。

　　时年五十八岁的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辅佐蒋介石长达二十年之久，是蒋介石最亲近的幕僚，蒋介石所有的讲话和文件几乎都是陈布雷起草的。这位浙江慈溪人，曾任报纸主笔，文章精炼，才思深厚。他在蒋介石和陈果夫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不但成为蒋介石离不开的文件主笔和批阅人，还是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军政高级人员间的联系纽带，在国民党中被称为“逾百万雄师”之重臣。十一月十三日，人们发现他躺在卧室的床上，脸色蜡黄，双眼微睁，嘴巴张开，时已气绝。

　　两天前的下午，秘书蒋君章发现，参加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陈布雷面色憔悴，神情恍惚。由于夫人和孩子长期生活在上海，陈布雷的生活由秘书和副官照料。吃晚饭的时候，一向沉默寡言的陈布雷突然谈及自己的人生往事，最后他说：“国事艰危，与其说是共产党弄的，不如说是给自己人弄的。”接着，有朋友来访，陈布雷在送客时又说：“布雷老了，本无轻重，误了总统的大事，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补救万一。”有人分析，导致陈布雷自杀的原因，是十一日蒋介石在临时会议上对陈布雷大发雷霆。为蒋介石处理重要文电和讲话的陈布雷从来忠心耿耿，但是他的执拗性格也让蒋介石偶感头疼，为此了解他的蒋介石总是让步——“由他去好了”。几天前，蒋介石提出“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遭到陈布雷的坚决反对。陈布雷对蒋介石说：“抗战是抵御外侮，现在打的是内战，不能相提并论。”蒋介石愤怒地对陈布雷拍了桌子。十一日，陈布雷作为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发言，他极为忧心地谈到国民党军将领腐败、士气低落，谈到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聚敛横财、贪污无能。蒋介石当场打断了他的发言，说他“脑力衰弱，宣传工作没有抓好，应该休息了”。

　　从未当众受过羞辱的陈布雷表情呆滞地退出了会场。

　　十二日和十三日，陈布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给他所能想到的所有亲人、同事、朋友以及他的“总统”书写遗书。这个性格孤傲的文人，自觉“已无生存人世之必要”，但即使在“肠断心枯”之时，他还是在遗书中详尽交代了自己身后的事情……陈布雷写给蒋介石的遗书有两封。在第一封遗书中，他说自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值此党国最危难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在第二封遗书中，他讲了放弃生命的“理由”，那就是目前蒋介石受到各方抨击，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宣传之责，为此“无可自恕自全”：

　　……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菼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渐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是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

　　关于陈布雷的死，后来大多数舆论归结于“死谏”二字。

　　陈布雷与蒋介石的真正矛盾，起于他提出与共产党方面进行和谈，结束战争，以避免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垮台。陈布雷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战争延续下去，国民党军的结局只能是失败。东北战场彻底失利、徐蚌大战即将爆发，陈布雷觉得自己跟随蒋介石数十年，到了必须进谏忠言的时候。陈布雷告诉蒋介石，他“同意文白（张治中）将军的建议，早谈比晚谈好”。蒋介石脸色阴沉地说，现在与共产党谈判，我们“连平起平坐的地位都没有”了。陈布雷劝说道：“只要党存在下去，就有先生的地位。”蒋介石一下子火了：“美国人逼我，桂系逼我，现在连你也逼我。这个党除了我，谁能斗得过毛泽东？白崇禧？何应钦？张治中？你说！”蒋介石认为“徐蚌会战刚刚开始，谁胜谁负还没有揭晓”。陈布雷决心把话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力量了，这是我们可以和他们谈判的资本；如果连这点力量也没有了，那时我们想谈也谈不成了。”蒋介石说：“我知道你已经很累了，我看你还是休息休息吧。”陈布雷流了泪，他恳求蒋介石这次听一次劝告。蒋介石依旧说：“你累了，休息去吧。”

　　绝望的陈布雷决心彻底休息。蒋介石为陈布雷题写的挽联是：当代完人。

　　就在陈布雷自杀的那天，美军副总参谋长魏德迈和国民政府代表蒋匀田正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审视一张中国地图，魏德迈在中国地图上画来画去，试图寻找一条最后的防御线——如果共产党军队在徐州战场上得手，国民党军队将在哪里抵挡随之而来的泄洪般的攻击呢？令人吃惊的是，魏德迈最终画出的这条防御线既不是淮河，也不是长江，甚至不是珠江，他把国民党军的防御线一下子画到了中国东南方向的台湾和西南方向的云南：

　　如果徐州失守，惟有退保中国东南与台、澎地区。照地理的形势说，自福州至昆明三角地带，较易防守，所以我划一条代表战略地带的红线。惟四川省的经济价值甚高，不应轻易放弃，所以我划一条虚线，以为试守之计……现在美国海军尚固守青岛基地，目的即在支持平、津三角地带傅作义的守军，使能牵制中共军队，不能即刻大批南进，盼拖长时间，以便布置防守东南半壁的战略基地。无法得知蒋介石看到美国盟友为他画出的这样一条防御线时是一种什么心情。

　　粟裕已经将攻击碾庄圩的作战部署调整完毕：

　　各攻击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的重型火炮被统一编成三个炮群，支援攻击作战；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和特种兵纵队为攻击部队，由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第七、第十、第十一纵队为阻援部队，负责阻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统一指挥；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指挥第二、第十二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鲁中南纵队，向徐州的东南方向攻击前进，侧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第一纵队为预备队。

　　十三日晚，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圩的攻击再次开始。

　　由于采取了土工迫近作业的战法，尽管逐村逐屋的争夺战依旧十分激烈，但黄百韬的前沿阵地不断被蚕食，外围的小村庄一个个地丢失，攻击部队的官兵逐渐地向碾庄圩核心阵地靠近。

　　与此同时，在碾庄圩的西面，阻击徐州东援之敌的战斗打响了。

　　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沿陇海铁路两侧，各以两个军的兵力向东进攻企图解围黄百韬：第八军进攻寺山，第九军进攻团山，第五军进攻魏集，第七十军进攻邓家楼。四个军的兵力，拥有数百门重炮和数十辆坦克，还有空中火力支援，虽然杜聿明对增援行动能否缓解徐蚌战场的危机持怀疑态度，但是，仅就两个兵团的进攻而言，由于距离很近，只要推进十几公里后，重炮就能打到碾庄圩，因此向黄百韬靠拢应该问题不大。

　　中央军委的决策是，决不能让增援的敌军到达碾庄圩，但也不能打得太狠让敌人缩回徐州。

　　在徐州以东的阻援战场上，华东野战军官兵显示出野战阵地防御以及大兵团对垒的惊人的勇气和战斗力。十纵在北面防御团山、寺山一线，七纵居中防御魏集一线，十一纵在南面防御邓家楼一线。从军事地理上看，这里并不利于打阻击战，地势开阔，除少数村庄和小丘陵之外，无险可守。于是，阻援部队决定集中兵力防御几个重要的据点，加大阻击阵地的纵深，采取节节抗击、不断出击的战法，将国民党军两个强大的突击兵团死死地拖在这里。七纵司令员成钧压力巨大，因为这是从没遇到过的面对强敌的阻击战。在七纵的阻击地段，大部分是平原开阔地，只有一些小小的乱石山，构筑工事十分困难，却有利于敌人坦克的进攻。特别是，碾庄圩就在身后约四十公里处，阻击阵地纵深不足二十公里，可供机动的余地很小。成钧在阵地编成中突出重点，构筑了“品”字形支撑点，组织起强有力的第二梯队和反冲击小组，准备在此给敌人大量消耗。邱清泉兵团第五军二师的进攻十分猛烈，七纵一线阻击部队经过一天的战斗后，转移到薛山、大石山一线。夜幕降临，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官兵们连夜在满是石头的小山上构建工事。天亮了，国民党军步兵的进攻还没开始，工事就被敌人猛烈的炮火摧毁。十九师的一个连在薛山光秃秃的阵地前沿连续打退敌人的三次冲锋，七班战士张龙喜用机枪顽强封锁着一个山口，山口中已经横陈着三十多具国民党军的尸体。由于防御地段同时受到第五军和李弥兵团第九军的协同攻击，十四日黄昏，七纵再次从薛山、大石山一线后撤至乱石山阵地。

　　十一纵的当面是国民党军第七十军。第七十军火炮达七十门以上，加上飞机的低空扫射，十一纵的阻击阵地上烈焰升腾。敌人在坦克的支持下蜂拥而上，十一纵官兵在阵地上顽强抗击一整天，黄昏时分两军步兵在阵地前沿相接，肉搏战的厮杀中阵地来回易手，天黑时前沿的一条战壕丢失。接下来的两天，十一纵官兵扼守着马山、中山、张庄、刁泉等阵地。敌人的炮弹打来时官兵们躲在石缝中隐蔽，步兵冲来的时候再呐喊着冲上前沿。在狼山阵地上，九十二团的一个加强营抗击着敌人三个方向合击，战斗从上午打到黄昏，加强营最后仅剩下一个班的官兵，但阵地依旧在手。十五日，根据上级命令，十一纵撤退到二线阵地。

　　宋时轮的十纵扼守在团山、寺山一线，这是李弥的第八军和邱清泉的第五军重点攻击的地段。十纵二十八师抢占了约十公里宽的战地，仅用一天时间就挖掘出数条战壕和大量掩体。敌人的进攻开始了，八十四团二营抗击着整营整团的攻击，两军反复厮杀后都出现严重的伤亡。坚守在一个路口的苗树柏班，是一个勇敢的战斗集体，在人员伤亡、弹药将尽的情况下，他们同时控制着左右两面的敌人，当机枪子弹用尽时，班长苗树柏说：“就是用刺刀拼，用石头打，也要把敌人挡在寺山口之外！”然后，他带领战士挥舞铁锹铁镐硬是把当面的敌人顶了回去。在二营的阵地上，两个团的敌人已经冲上来了，四连和六连所有负伤的官兵都加入了战斗。七班副班长崔学元右腿三处中弹，一只脚被炸烂，依旧在扔手榴弹；卫生员于家深抓起枪直冲山顶，然后猛烈射击以压制敌人；最后，营教导员常俊邦把仅有的一排子弹交给副排长崔明纉，把最后一颗手榴弹交给战士杨光宝，命令他们向敌人发动最后的反击。战士们向黑压压的敌人冲了过去，这是二营一天之内发动的第十次反击。在团山方向，李弥的第八军二三七师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占领了团山。第八军军长周开成不相信解放军会放弃这个山头，“上去一看，原来是座秃山，解放军是为了避免伤亡才撤走的”。周军长的预感是对的，当晚团山阵地就受到猛烈反击，不善于夜战的国民党军很快就被赶了回去。周开成认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协助下，两个兵团“一定可以救出黄百韬”，但是，在团山，一个被俘的解放军战士告诉他：“我们有很多部队，步步为营，村村为战，稳扎稳打，一定能吃掉黄百韬！”

　　杜聿明亲自来到团山，李弥命令周开成必须夺回团山的两个村庄。周军长叫人去向二三七师师长孙进贤传达他的命令：“杜老总亲来督战，要努力作战，千方百计夺回这两个村子。”杜聿明目睹了第九军官兵反攻团山的战斗，巨大的伤亡令他吃惊。他对周开成说：“今天攻击部队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伤亡太大，以后要设法减轻伤亡为好。”这一天，杜聿明还目睹了第八军四十二师一二五团攻击侯庄的战斗。原以为这个小村庄里顶多有解放军的一个连，于是四十二师命令炮兵猛烈轰击，准备在杜聿明面前打个漂亮仗。但是，师炮兵阵地一开炮，立即受到猛烈的炮火压制，不但炮兵连长负了伤，团山指挥部也受到炮击，副师长李振甫被炸伤。在投入预备队并加强了一个战车营之后，一二五团终于在黄昏时打进侯庄，进了村才发现解放军踪影全无——“这一天第一线的攻击，除我部占领了侯庄外，全线都无进展。”第八军参谋长袁剑飞说。

　　邱清泉在攻击战术上表现出令人奇怪的固执。他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判断是：共产党军队一向打了就走，因此只要坚持住，几天后如果无法解决战斗，他们就会主动撤退。因此，他拒绝了第五军参谋长陈毓秀提出的建议。陈参谋长说，从南面潘塘方向对徐州以东解放军的阻击部队实施大迂回，也许能够迅速突破。邱清泉却坚持正面进攻：“只要共军一撤退，我们就算大功告成。”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也建议迂回作战：“如果这样打法，共军必然会逐次抵抗，极力迟滞我们的推进。这样不仅旷日持久，救不了黄百韬，而且我们因是正面进攻，反而会伤亡重大。”邱清泉反问道：“如果迂回不成，被共军钳制住怎么办？”邱清泉的参谋长李汉萍明白，从兵团的角度上讲，第七十四军被留在徐州当预备队，第十二军一一二师是老东北军的部队，根本不敢用在第一线，因为他们没准在关键时刻就投靠了共产党，目前全兵团只有第五军能够使用。邱清泉不愿意为了黄百韬损失自己的主力，因此根本没有必要费大力迂回，正面进攻挺好打起来也方便。

　　十三日，十纵二十八师阵地受到第五军的猛烈攻击。在飞机轰炸和重炮轰击之后，数十辆坦克夹杂着步兵冲击而来，十纵在官兵伤亡严重的情况下，不得不转移至二线阵地。十四日凌晨，八十二团一营宋家烈营长刚到解家台子阵地，就接到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的电话，宋时轮要求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把阵地丢了。上有敌机扫射轰炸，下有成团的步兵冲击，一营官兵死战不退。上午十时，坦克冲向了一营三连的阵地，三连一排不但要打坦克，还要向坦克后面的步兵实施反击。战至中午，一排只剩下七人，二排也只剩下八人，但是宋营长依旧没有下达撤退的命令。下午，一营所有的迫击炮和重机枪都没有弹药了，宋营长咬紧牙关命令他们继续坚持，二连向敌人的侧面发起了最后一次反击，然后还活着的官兵分路突围而出。十四日一整天，国民党军第五、第八、第九军各一个师，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十纵的阻击阵地发起了全线进攻，企图在十纵防区的正面撕开一个缺口。战斗一直持续到十五日凌晨，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依旧进展缓慢。这时候，增援作战已经进行到第三天，增援部队只前进了不到十公里，如果按照徐州至碾庄圩的直线距离计算，邱清泉和李弥只推进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这一结果令南京国防部、徐州“剿总”和参战将领们大为意外。

　　顾祝同和郭汝瑰受蒋介石指派到达徐州。顾祝同见面就问：“共军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

　　杜聿明辩解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可以达到目的地的。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兵力在陆续增加，战斗非常顽强，每一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才可攻占。”

　　此时的淮海战场云谲波诡。

　　杜聿明私下对顾祝同说，徐州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决不能告诉郭汝瑰，因为郭汝瑰与共产党方面有联系——“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决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历史证明，杜聿明的警觉是对的。

　　郭汝瑰乘飞机在碾圩庄上空盘旋了一圈，他要验证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报告：“轰炸很有效果，共军伤亡很大，黄百韬已无危险。”周至柔的这一报告，加之共产党军队在徐州东面的顽强阻击，已引发南京国防部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共军的主力转移到徐州方向，对黄百韬可能仅监视而已。”在碾庄圩上空，郭汝瑰与黄百韬通了无线电话，这才知道第七兵团一直受到猛烈攻击。

　　蒋介石亲自致电邱清泉：“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吾弟应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不惜一切牺牲，将当面敌人击溃，以解黄兵团之围。”然后，蒋介石限令邱清泉一天之内到达大许家、八义集，与黄百韬会师。邱清泉一下心情烦乱起来，此时，“风传南京比徐州更加惊慌混乱，各部院准备向西南迁移”。邱清泉愤愤不平地对他的参谋长李汉萍说：“我们在前方拼命，南京路隔千把里，倒自相惊扰起来，准备逃跑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仗还有什么可打？老头子为什么自己又不来呢？如果他自己坐镇徐州，谁又敢不替他卖命？当然现在徐州是危险的，那也可以坐在飞机场指挥嘛！”

　　深陷碾庄圩的黄百韬在与郭汝瑰通话后，用电话告诫各军军长“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事，准备独立作战，以尽军人天职”。然后他感叹道：在国民党军中，“谁肯不顾自己的损失而急别人之难？谁肯自冒牺牲而解救别人之危”？

　　第七兵团司令部机要秘书李世杰说，那一天黄百韬想到了孟良崮上的张灵甫。      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人：……（二）若华野于歼灭黄兵团后，能接着歼灭邱李几个师，将该两敌打得不能动弹，则于大局极为有利。（三）若中原（中原野战军）于攻克宿县后能续歼固镇一带之敌，并以一部进驻蒙城，则可能推迟黄维向宿县进攻时间，并威胁蚌埠。（四）李延年现在蚌埠充六兵团司令官，辖九十六军、九十九军。据李称三十九军［即原驻烟台、后运锦西，现运浦口之八军王伯勋部两个师］十六日可到蚌埠、凤阳，请刘陈邓加意注意。由锦西南运之五四军［阙汉骞四个师］，是否亦将加至蚌浦线，则尚待侦察。假定该部亦到，则南线将有黄维、刘汝明、李延年、王伯勋（第三十九军军长）、阙汉骞（第五十四军军长）等部共计二十五个师，是一个大敌，必须妥筹对策。（五）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随着中原野战军和中原军区部队加入淮海作战，参战的野战军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达六十万人，而且战役规模和战场范围越打越大，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总前委的成立，不但从作战指挥上保证了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而且显示出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一网打尽的宏大气魄。

　　这封电报值得注意的另一个要点是：中央军委要求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之后，须对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发起攻击；中原野战军则须迅速攻占宿县，对李延年等部构成威胁；其次，预想到战役未来的发展规模，对战役所需的庞大的后勤保证提出了要求。

　　电报发出的当日，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

　　攻占宿县的行动，对于决战态势的最终形成具有决定意义。

　　攻占宿县，截断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只有设想没有具体部署。刘伯承的设想是，如果我军攻占宿县，邱清泉兵团很可能要被迫南顾，这样将会减轻华东野战军的作战压力。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的调动印证了刘伯承的预想。黄百韬被围之后，蒋介石急忙将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以便腾出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的主力增援黄百韬。同时，国民党方面已经显示出随时放弃徐州的迹象。于是，攻占宿县成为能否全歼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的一个关键。宿县若失，津浦线徐蚌段将被截断，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堵截在淮海战场上。

　　中央军委连发电报，强调攻占宿县、截断津浦路的迫切性：九日致电陈毅、邓小平等：“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

　　十日再次致电陈毅、邓小平：“你们主力是否已达宿县附近，并开始向宿县攻击。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三、两广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

　　十日又一次致电陈毅、邓小平：“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队］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

　　十一日，获悉中原野战军拟于当夜进至徐宿线之后，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你们真（十一日）夜到宿县附近时，将要遇到的敌人是孙元良的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三个师，望你们努力争取歼灭此敌。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决定以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第四纵队、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和两广纵队，向津浦路宿县至徐州段实施攻击，求歼由蒙城向徐州北进的孙元良兵团；同时，以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攻占宿县；以第二、第六纵队和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牵制正向蚌埠以西的阜阳、太和推进的黄维兵团；以第一纵队位于宿县西北方向为预备队。由于孙元良兵团主力已经先期车运徐州，因此陈赓和谢富治指挥的部队仅截击了位于后卫位置的第四十一军军部和一二二师的三千余人。并在宿县以东的三铺地区，歼灭了没有参加起义的第三绥靖区机关和第七十七军三十七师的约四千多人。与此同时，九纵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队占领蚌埠以北固镇、任桥地区，三纵和九纵一部在滂沱大雨中日夜兼程于十四日对宿县形成包围。

　　宿县位于徐州以南、蚌埠以北，是津浦线上的一座古城。内战爆发后，这里成为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的重要后方补给基地，县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装备。这里还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维系着徐州军事集团与南京国防部保持联系的唯一陆路通道。宿县城墙高厚，工事坚固，护城河宽十米，水深没顶，城内的主要街道都设有路障和堡垒。县城的东关是城防要地，连接火车站，是进出宿县的门户。

　　宿县守军主力，是隶属黄百韬第七兵团的二十五军一四八师，加上交警第二、第十六总队，陆军第六支队，装甲第七营等部队，兵力总计一万三千余人，由国民党军津浦路护路中将司令官兼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绩武统一指挥。对于维系后路安全的宿县，徐州“剿总”不可能不重视，但是，此时宿县守军的兵力已显十分单薄。其原因，除了蒋介石严令徐州出动重兵解救黄百韬，而徐州为了防止兵力空虚，不得不将驻守在宿县的孙元良兵团北调之外，也与刘汝明部的明哲保身有重要关系。当初，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奉命从商丘撤至蚌埠，鉴于宿县守军一四八师战斗力弱，刘峙曾要求刘汝明无论如何留下一个师以加强宿县防御，刘汝明十分不情愿，但又不敢违抗命令。第八兵团的徐振业团长奉命进入宿县，可徐团长见到张绩武时，张绩武说还没有接到徐州的命令，徐团长不禁喜出望外，立即带领全团官兵乘火车跑了。等张绩武接到命令，请求刘汝明部接防时，刘汝明以军事指挥之反复乃兵家大忌为由，拒绝再去宿县——后来，当宿县以南的蚌埠受到攻击，南京的门户即将敞开时，国防部才知派刘汝明保卫京畿乃大错，因为他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至于丢失一个战略要点关他一个兵团司令官什么事？

　　三纵对宿县的攻击坚决而凶猛。十五日傍晚十七时，随着六门重型榴弹炮的猛烈轰击，对宿县的总攻开始了。在东关，七旅工兵连续爆破，王元中、李德清小组先炸开了护城河桥上的鹿砦，李生华、黄金祥小组接着爆破城门，黄金祥牺牲在距离城门十余米的暗堡前。四班长翟福明和战士张海亮随即冲上去，张海亮中弹倒下，负伤的翟福明抱着炸药包顽强地爬向暗堡，最后与暗堡同归于尽。二班长张建文和战士罗德友冲到城门下，把城门炸开一个缺口，并把黄金祥的遗体拖了回来。最后，李常福、何伯宽、韩长成、陈立海四个战士抱着五十多斤的炸药包再次冲到城门下，这一次城门被彻底炸塌了，突击队蜂拥入城。国民党守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东门实施反击，双方在突破口上展开了白刃战，当第二梯队八旅到达战场后，战斗逐渐转入巷战。攻击西门的九旅在护城河上架桥时，受到城门两侧暗堡火力的严密封锁。七连官兵连续五次架桥均没成功，二十五团团长张庆和冲上前沿亲自指挥，第六次架桥成功。为此，负责打通攻击通道的七连仅剩下十六人。二十五团三营八连长高玉歧为了巩固突破口，负伤后仍然提着一挺机枪坚守不退。九连冲上来后，三营完全占领了突破口，掩护后面的一营迅速登城。接近午夜的时候，三纵的三个旅在城中心十字路口会师。这时候，宿县全城只剩下最高指挥官张绩武和他的司令部的三百多人困守在城西南的一座教堂里。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对张绩武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放下武器。张绩武不从，三纵的攻击再次开始。官兵们缴获了敌人的三辆装甲车，三辆装甲车随即掉转炮口向教堂射击。张绩武率领残部冒死突围，但四面都是喊杀声。班长李正堂带领战士郝占敖、邢四娥、李耀宗、王国双、姜永生冲进一座院子，郝占敖控制着院门口，一个国民党军军官抱着枪企图往外冲，郝占敖一步上前夺下他的枪，大喊：“不准动！动就打死你！”院子里的守军接着喊起来：“不打了！不打了！我们缴枪！”清点俘虏时，不见张绩武。班长李正堂盯上了俘虏群中一个满脸锅灰的人，因为这个人总是问：“你们对俘虏官杀不杀？”

　　李班长问：“叫什么？”

　　这个又小又瘦的人说：“方晓兮。”

　　“干什么的？”

　　“商丘兵营管理所中尉书记。”

　　书记，即国民党军中管理文书文件的普通军官。

　　李班长瞪起眼睛：“不对！你是大官！”宿县攻坚，三纵歼敌一万两千余人，俘虏张绩武和他的少将参谋长韦编。

　　宿县被攻占之后，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军被孤立，且徐蚌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被分割成了南北两块。

　　毛泽东对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给予极高的评价：“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

　　宿县战斗中，三纵官兵缴获了国民党军一四八师副师长钱卓俨的日记。这是一本二十天前刚刚启用的新日记本，钱副师长计划这本日记本可以使用半年，只是不知“须记下多少愁怨”。他刚从宜兴老家休完假返回宿县，新日记本启用的第一页，就记述着这位多愁善感的军人排遣不掉的哀伤。十月二十五日：

　　离宿县已十日，返宜兴休假亦已八天。国事蜩螗，民不聊生，所见所闻均是一片叹怨声……待关外共军内调，局势当更危难。西北一隅尚属偏安。今郑汴撤守，陇西当非净土，鲁南鲁西，大战一触即发，刻四川以东、长江以北已烽火遍地。即江南各地亦不安宁。经济方面，金圆券之信用根本动摇，游资物价一如币改前，难望稳定。每一国人无不亟亟不可终日。十一月十二日：

　　津浦南段态势日急，共军主力在徐州东北西三方面猛扑，徐州从滁县铁路日夜有破坏，交通通讯时断时续。因军运繁忙，客车今日起暂停驶。下午余到街中巡视，民众均精神紧张仓皇，宿县之今日已如死城矣。下午一时许，宿县西门外三五华里处，交警十六总队派队与敌接火，双方兵力虽不多，而战则激烈。薄暮，北门外亦接战。

　　日记只记述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这是宿县失守的那一天，日记断断续续的最后记述是：“为免家中挂念，上裴哥一电，告共军围攻已三昼夜。”“今晨二时许，共军向车站交警阵地猛扑，我守军撤入城内，车站屯有大米一万八九千包及其他食盐等物资甚多。到此时，东西南北关已尽失矣！”最出人意料的是，身陷绝境的钱副师长，不知因何想到了宿县以北几百公里外另一个身陷重围的人：“此次陈毅所部全力谋击溃我黄兵团，共军兵力亦优势，闻黄焕然（黄百韬，字焕然）此番极为难苦。”

　　此时，围攻碾庄圩的战斗仍在艰苦地推进。

　　在碾庄圩的东面，八纵攻击的是国民党军第六十四军。包括军长刘镇湘在内，这支广东部队不愿听黄百韬的指挥，打起仗来却十分凶狠。八纵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和六十六团合力攻击四七五团防守的唐家楼村。官兵们打进村子之后，遇到猛烈的火力拦截。四七五团布置的射击孔大多贴近地面，攻击部队即使匍匐前进也会遭遇杀伤。敌人的多数工事都筑成夹层，可以从冲过去的部队的后面进行隐蔽射击。激战持续一整天，八纵的两个团攻占了半个村庄，战斗中六十六团政治委员李树桐牺牲。第二天，两个团调整了攻击部署，六十五团的两个营因为伤亡减员合编成一个营，由团长刘佐亲自指挥。战斗中三连长和指导员相继牺牲，副连长田胜美把全连剩下的战士编成两个班，战至最后，田胜美负伤，全连只剩下四个人，但终于攻占了唐家楼村。十五日以后，在加强炮火掩护后，八纵分别由火烧房子村的西北和大院上村的西南向碾庄圩进逼。在碾庄圩的北面，四纵攻击的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五军是黄百韬的嫡系部队，因此一直被部署在碾庄圩充当黄百韬的预备队。在这个方向上，一个村庄丢失后，黄百韬命令必须夺回，但是上去的部队接连被四纵歼灭。前沿村庄失手后，第二十五军的阵地暴露在四纵的炮火打击下。四纵右翼攻击部队用了八小时攻占大兴庄，歼灭第六十四军的一个团的大部，取得村落攻坚战的第一个胜利，为此纵队司令员陶勇进了大兴庄，与官兵们一起总结攻坚制胜的经验。大牙村的攻坚进行得十分艰苦，十二师的突击队在撕开守军前沿阵地后，遭到猛烈的连续反击，残酷的白刃拉锯战随即展开。突击排长李公然率领一个排在突破口拼死坚持，最后全排大部伤亡，李公然在白刃战中连续刺倒十几名敌人，全身七处受伤，至死不退，突破口的保持使后续部队得以突进。

　　在碾庄圩的西南，首先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是第一00军四十四师。四十四师在曹八集受到六纵猛攻的时候，军长周志道想率部队前去解救，同时也可以顺便向邱清泉的增援部队靠拢，这种不“同舟共济”的想法立即遭到黄百韬的拒绝。周军长只得命令四十四师残部想法向军部靠拢，同时派出两个团前去接应。但是，空中侦察机飞行员报告说，看见四十四师大约两千多官兵正缓慢地向北走，手里都没有拿武器。周军长这才知道，他的四十四师大部分官兵都已成为俘虏。第一00军军部在彭庄，村庄里还有军直属炮兵营、特务营、六十三师师部和三个步兵团。彭庄是个较大的村庄，周围地堡密布，战壕交错，距离碾庄圩三公里，是碾庄圩外围重要的防御支撑点。经过总结经验和多方面准备，十四日黄昏，在强大的炮火准备后，六纵十八师由西南和西北、十六师由东和东南同时开始了强攻。十七师则位于彭庄与前黄滩之间，一方面阻断彭庄之敌撤退的后路，一方面阻击前黄滩之敌可能对彭庄的增援。六纵的攻击开始后，第一00军连续实施反冲锋，同时集中炮火猛烈轰击。战至午夜，双方在战场上形成胶着。六纵迅速调整部署，将十七师一部也投入到对彭庄的攻击中。十五日凌晨二时，六纵的攻击重新开始，当两个团插进彭庄之后，第一00军的防御线被割裂。

　　凌晨时分，冷雨飘洒。十六师四十八团二营在接近祠堂时，与国民党守军的一个机动分队在雨雾中迎头相撞，肉搏战结束后二营伤亡很大。官兵们接着往前冲，谁知前面又出现了一座祠堂，祠堂内的守军火力猛烈。五连长刘志成率领二班顺着一条河沟向祠堂接近，他身边的战士不断地有人倒下，最后刘连长终于冲到祠堂的围墙下，把炸药包从守军的射击孔塞了进去，但很快被守军推了出来，刘连长再次把炸药包连同两颗手榴弹一起塞了进去，随着剧烈的爆炸，围墙被炸开一个缺口，五连蜂拥而入。四十六团三连爆破员张庚发连续爆破几座地堡，又抱着机枪猛烈射击，弹尽后举着手榴弹冲入敌群，英勇牺牲。五十二团三营八连二排长陈永祥率领突击组第一个冲入突破口，与守军仅隔一道墙展开激战，墙内守军的手榴弹密集地投过来，突击组很快就剩下陈永祥和两名战士了。三个人利用废墟迂回前进，边前进边不断地吹哨子，喊：“一连在左！二连在右！”最后一直冲到第一00军的核心阵地，陈排长对着第一00军军部的窗户猛烈射击，然后大喊：“你们被包围了！”

　　彭庄的混乱令黄百韬焦急万分。他命令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派一个营前去增援，但是自顾不暇的王军长手里已经没有可以调用的预备队，只能从自己的阵地上临时抽调一个连，可是这个连还没有冲到彭庄，就听溃逃下来的第一00军官兵说彭庄已被攻占。第一00军军长周志道在三百多官兵的簇拥下，向北逃跑。途中，一颗子弹将他的胸部贯穿，他被卫兵们抬着消失在雨雾中。彭庄守军开始向碾庄圩方向奔逃。

　　六纵官兵在后面猛追。一位名叫许云海的班长带着一个战斗小组追上了一个戴眼镜的大胖子。胖子双手抱着头趴在地上。许班长说：“别害怕！解放军宽待俘虏，站起来跟我走！”胖子站起来就跑，许班长说：“再跑我就开枪了！”胖子又一下趴在地上，直说：“不要打！不要打！”押解这个胖子让许班长很是费心，因为胖子走几步就趴下来。押解到团部后，团政治处主任问：“你是什么官？”胖子说：“秘书长。”许班长从胖子身上搜出一份文件，文件上写着：“呈副军长杨收”。胖子犹豫了一下，说：“我是第一00军副军长杨诗云。”

　　碾庄圩的南面就是陇海铁路，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在碾庄圩火车站指挥战斗时左手被炮弹炸伤。王军长心情恶劣，此刻，在他的防区前沿，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当面的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攻占。十四日上午，一五师四五团防御的村庄被突破，团长杨南被俘，官兵仅有四十多人得以逃脱。十五日拂晓，四四八团放弃了自己的阵地，跑到车站附近。四四八团撤退后，四四九团因为侧翼暴露，也没请示就从车站月台阵地撤走了。军山炮营已经没有炮弹，黄百韬不但不给他补充，还命令王泽浚把山炮全部交给碾庄圩的兵团部，说以后由兵团的榴弹炮支持他作战——让一个部队上交武器，这在军中是件很敏感的事情，等于表明这支部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已经得不到信任。第四十四军从海州撤退后归属黄百韬指挥，王军长本来就觉得在整个第七兵团中自己颇有点孤家寡人的味道，负伤之后他请求兵团榴弹炮支援车站方向的作战，结果炮弹倒是打过来了，但全部打到了第四十四军预备队的头上，用无线电紧急呼叫并且明确指出偏差后，炮弹依旧往预备队的脑袋上落，这让第四十四军的官兵十分气愤。王泽浚认为，如果再这样打下去，第四十四军真的要反了。而接着发生的事，更让备受伤痛折磨的王军长万分恼火：副官处长让汽车兵随时把汽车准备好，由于天冷，汽车兵怕一旦跑的时候汽车不好发动，为了给发动机预热，他们在乱成一团的枪炮声中发动了汽车。汽车发动的声音让惊慌失措的一五师官兵们听到了，于是风传军部要撤退，一五师立即放弃了车站西面的两个村庄，结果导致九纵官兵从这个敞开的缺口冲了过来。从碾庄圩火车站撤退下来，黄百韬命令王泽浚即刻收容溃兵。王军长好容易把一些溃兵集中起来，但是黄百韬不许第四十四军进入碾庄圩，附近的其他部队也怕引起自己的混乱拒绝收留。于是，第四十四军惊魂未定的官兵被派往前黄滩和彭庄附近的几个小村里构筑工事。王军长命令四四八团的两个营守前黄滩，四四九团的两个营、军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和一五0师直属队的两个连编在一起守小李庄。

　　从十五日开始，在距碾庄圩仅有一公里的前后黄滩、小李庄附近，华东野战军官兵开始昼夜不停地挖坑道。黄百韬不断地派出小部队进行短促突击，但仍旧无法阻止坑道的快速延伸。最后，前后黄滩与碾庄圩的交通和电话都被断绝了。接着，攻占彭庄之后推进到这里的六纵对黄滩发起了攻击。

　　王泽浚神思恍惚：“共军白昼紧迫作业，采取渗透战术，每日黄昏前即开始攻击，猛冲猛打，通宵达旦，一刻不停，短兵相接，喊杀之声不绝于耳，阵地报失，噩耗频传。在十六、十七两日，部队弹尽粮绝，虽然前一天曾空投粮弹，但早已用光，即使将被击毙击伤之骡马烹食，但粥少僧多，无济于事。”

　　四四九团团长萧德宣的电话打到军部时，王泽浚正在吃饭，电话是一六二师副师长李接的：

　　萧德宣在电话上向我报告：“师长（赵璧光）又丢了部队跑了，有人看见他向军部跑去，我已将前面敌军打退，请师长赶快回来，安定军心。”萧德宣声音很大，王泽浚也在旁边听到。电话刚完，赵璧光突然来了。王泽浚怒不可息地把眼一瞪，把饭碗一摔，指着赵璧光大骂：“你这个狗东西！”我连忙推了赵一掌说“快回去，没事了”，赵璧光一溜烟地跑了。

　　但是，第四十四军的黄滩前沿阵地还是丢失了。

　　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部队距碾庄圩仅剩了不到一公里。黄百韬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为碾庄圩警备司令，命令他组织敢死队去收复阵地，但是敢死队的几次出击都以失败告终，整个碾庄圩都已被伤兵充斥——“伤员包头扎脚，卧者坐者，有的呻吟，有的吵骂，血迹遍地，脓腥熏人，凄惨情状，目不忍睹。”

　　在攻击黄滩的战斗中，六纵官兵们居然簇拥着六辆坦克发动了冲锋——在济南战役中缴获的日式小坦克，隶属于华东野战军坦克大队，坦克员奉命加强对第四十四军最后残余部队的攻击力量。国民党军官兵不知道共产党军队已经有了坦克。因此，当他们在战场上看见坦克的时候，很容易联想到是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到了，一个国民党军连长兴奋地跑上去，结果即刻被打死了。六纵十七师师长梁金华化装成国民党军军官，命令把坦克直接开到第四十四军一五0师四四九团的前沿阵地上，四四九团团长萧德宣在那一刻看见了这样的情景：

　　浓雾中突闻马达声自远而近，三辆坦克直开到我团阵地前约三十公尺处，上口露出一个半身的人高声喊道：“我们是第二兵团的，来给黄司令官取联络的，你们的兵团部在哪个庄？你们是哪个部队？”阵地上所有官兵都从战壕里站起来看，我也从指挥所出来走到地堡上，这时阵地前沿张启汉营长大声喊道：“情况不清楚！不准和他讲话！进入阵地！”那坦克向我们上空打了三炮，急开到第四十四军后黄滩指挥所和前黄滩第一六二师阵地与我团阵地之间的旷地上成三角配备停了下来。这样，我团同军指挥所和第一六二师的联系被割断了。

　　徐州以东阻击战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杜聿明意识到，这种正面突击恐怕很难奏效，如果增援行动再拖延下去，黄百韬兵团必定被歼。十五日夜，杜聿明向邱清泉下达了新的作战计划：从徐州东南迂回潘塘、张集、房村，从侧翼向北攻占大许家，配合正面东进的增援部队，打开解围黄百韬兵团的通道。

　　邱清泉接到命令后左右为难。部队从徐州出动的时候，兵团参谋长杨毓秀提出过迂回增援的方案，但是被他否决了。现在，当他把杜聿明的计划告诉杨参谋长后，杨毓秀明确表示已经不可能实施迂回了，因为迂回作战必须使用精锐部队，就第二兵团来讲，可以使用的第五军和第七十军全在徐州东面突击华东野战军的阻击部队；第十二军是杂牌部队，战斗力很弱，不敢使用；第七十四军刚刚组建，战斗力也不强，尤其是缺乏迂回作战的经验，闹不好就会被歼灭。但是，杜聿明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邱清泉和杨毓秀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让第七十四军去。第七十四军接到命令后，军长邱维达满腹狐疑，问参谋长李人俊这是不是意味着第七十四军将孤军深入，李参谋长无法解释，只能说军令不得违背。

　　于是，大军混战的战场上，巧合的事情猝然发生，因为此时粟裕也派出了一支部队向潘塘赶来。潘塘位于徐州东南十八公里处，是杜聿明解救黄百韬兵团的增援部队的侧翼，也是华东野战军派出的阻援部队的侧翼。这里距离徐州机场仅八公里，当津浦铁路被中原野战军切断后，这里便成为徐州国民党军唯一的交通命脉——这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之地。

　　在碾庄圩以西、徐州以东，阻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增援之敌虽被迟滞，但终究在一点点地向黄百韬兵团推进。如何给邱清泉和李弥的增援部队以更有力的打击？粟裕盯上了潘塘这个敏感地带。早在部署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时，粟裕已将苏北兵团的三个纵队派往新安镇以南的宿迁、睢宁一带，为的是堵截徐州之敌南逃。现在，粟裕决定使用苏北兵团，命令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潘塘，侧击邱清泉东援部队的后路，并威胁徐州机场，用攻其必救的战法，迫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因西顾徐州而不敢全力东进。十六日凌晨三时，在漆黑的夜色中，两支对向开进的队伍在潘塘东南张集附近突然撞到一起。天亮之后，毫无准备的双方将领都大吃一惊：在以潘塘为中心的五公里范围内，交战双方的部队已经交错地纠缠在了一起，谁都不清楚对方从哪里赶来，究竟有多少兵力。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接到的侦察报告说，当面出现了共军五个纵队的番号，其中一支部队距军指挥部仅三里；而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滕海清也吃惊地发现，国民党军的一支大部队与他的指挥部仅隔着一条水沟。

　　二纵没有迟疑，立即展开部队实施攻击。第七十四军退守潘塘镇，并与旁边的第十二军一一二师于一凡师长取得了联系。

　　潘塘镇战斗随即打响。潘塘镇战斗的猝然发生，令粟裕和杜聿明都感到庆幸。粟裕的本意，是派部队侧击敌人的侧翼，并威胁徐州机场，以造成敌人增援部队的混乱。没想到恰恰截住了偷袭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的第七十四军。如果让第七十四军从侧翼插进去，在碾庄圩以西的阻击部队将会受到极大威胁。而一旦阻击线被扯开，黄百韬兵团很可能冲出包围圈。杜聿明的本意，是想用侧击的方式打通增援黄百韬的路线，但极其凑巧地阻击了粟裕侧击救援部队和袭击徐州机场的行动。如果机场再被袭击或者占领，不但邱清泉和李弥的东进兵团后路将断，徐州与南京的空中通道也将被截断。

　　庆幸之余，潘塘镇遭遇战还是让杜聿明和邱清泉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们知道第七十四军战斗力很差，根本无法抵挡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的攻击，而附近的第十二军一一二师是东北军的老部队，政治上很不可靠，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投靠了共产党，徐州的后方就更加危险了——据一一二师师长于一凡回忆，他们当时真有起义的想法。于是，杜聿明亲自指挥，国民党军开始向潘塘镇火速增援。

　　二纵司令员滕海清提出的口号是：“越坚决，越大胆，就越能胜利。”二纵的潘塘之战打得坚决果断。在敌人组织起猛烈反击的时候，各部队的前沿都出现了激战，作战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曾被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的六连副连长龙加夫在战斗中阵亡。这是一个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基层指挥员，曾编写过一本《龙加夫打子母堡手册》，成为当时全军的军事教材。部队遭到敌人反击的时候，龙加夫带领六连冲了上去。上去之前，他把几枚银元交给指导员算是交了党费，然后把上衣脱下来叫指导员设法转交给他的母亲。冲击的路上，龙加夫被数粒子弹穿透胸膛，负伤倒下后他又重新站起来，抱着一束手榴弹跌跌撞撞地扑向敌群。六师十六团三营长鲁锐也阵亡了。鲁营长皮肤白皙，身材高大，梳着分头，英俊潇洒，八年前他穿着学生长衫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他当政工干部时学识丰厚，威信极高；当军事干部时作战勇猛，身先士卒，荣立过一等功。鲁营长牺牲后，棉上衣已被鲜血浸透，但脸还是那么白净。三营官兵发现，营长的所有财产都在他军上衣的两只口袋里，右边的口袋里是一支小烟袋和一个烟荷包，左边的口袋里是他用硬纸做的一副扑克牌，上面的红桃、方块、黑桃和梅花图案都是他用红薯刻成的字模印制的。与扑克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满了字，最后的几行字是：“我是淮海人，在这次伟大的淮海战役中，我要率部队打先锋，不惜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由于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大量到达，粟裕命令苏北兵团撤出潘塘战场。

　　第七十四军不但没有被歼灭，而且潘塘方向的解放军撤了，这令邱清泉大喜过望，于是通电告捷，说他的第二兵团猛烈反击，歼灭当面共军大部。徐州“剿总”当即开始渲染“潘塘大捷”，锣鼓声一时间响彻徐州的大街小巷。“大捷”惊动了国防部，南京派出携带大量现金的战地慰问团赶赴徐州。慰问团阵容浩大，由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亲自率领，成员有参政员、立法委员、新闻记者、上海工商界名人、美军顾问团新闻处成员等三十多人，到达之后无论官兵每人一律赏大洋两块。出乎邱清泉意料的是，慰问团提出要到战场现地参观，邱清泉只好不断描述战场如何危险，这才把事情搪塞过去。但是，有一件事邱清泉吹嘘之后不好隐瞒，那就是他说第二兵团俘虏了共军的一个整营，并且武器齐全。俘虏可以搪塞说已经押送走了，可是缴获的武器总要让记者们看看，只好临时凑起来二百多支各种枪支，堆在一起让记者们拍照。邱清泉还树立了一个火线“接通电话线”的通信兵作为典型，但是无论是徐州“剿总”还是邱清泉本人谁也没见过这名士兵。南京国防部决定授予这个通信兵青天白日勋章。于是，邱清泉赶紧命令政工部门“临时找了一个士兵冒名顶替接受了这枚青天白日勋章”。

　　此时，为解救黄百韬兵团，淮海战场上的各路国民党军都被调动起来，但却在各个方向上受到猛烈而顽强的阻击。其中，在徐州以东距离黄百韬最近的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依旧被阻击在距碾庄圩咫尺之遥的地方。

　　十六日，邱清泉的第五军四十五师攻击孙庄，遭遇顽强阻击。邱清泉亲自来到前沿督战，在兵团参谋长的建议下，战场上成立了督战队。督战队宣布：只许前进，不许后退；谁要后退，格杀勿论；即使逃到徐州，没有特别通行证抓到当场枪毙。邱清泉还命令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组织敢死队，办法是重赏和连升三级。开始要求自愿报名，但报名的只有七个人，于是又改成上级指定。敢死队在火炮的支援下拼死冲锋，残酷血战之后还是被打了回来。李弥的第八军四十二师在坦克的支援下攻击麻谷子村，村庄的外围是道水围子。飞机投下了五百磅的重型炸弹和大量的燃烧弹，整个村庄变成一片火海。“共军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烧死了”。李弥说，“只要搜索一下就可以占领了。”但是，冲击的步兵在接近水围子时，还是遭到猛烈的射击——“天色已晚，解放军又善于夜战，国民党军不仅未能扩大战果，反被解放军赶出土围子，并被大量杀伤在水围子中，尸体几乎填满了水围的沟渠。”李弥不禁感叹道：“他们是人不是神，就是钢铁都要融化，为什么能这样顽强？”

　　邱清泉和李弥的先头部队几乎可以看见碾庄圩了。

　　被围困在碾庄圩里的黄百韬也可以听见西面的枪炮声了。但是，碾庄圩已经濒临陷落。

　　首先覆没的是第四十四军。“入夜战斗更为激烈，通讯设备全部被击毁，军、师之间通讯从此断截，火力猛烈，炮火连天，火药气味辛辣刺鼻，房屋着火，火势熊熊，墙壁倒塌，犹如天崩地裂一般，烟尘弥漫，对面几乎不见人。已伤者再伤，死者重遭炮击，尸横遍野，目不忍睹。”第四十四军一五0师四四九团团长萧德宣决定不打了。他把可靠的军官布置在团指挥所的门口，然后请来了师长赵璧光和四四八团团长何亚颜。

　　我先讲了形势，然后问：“师长，何团长，是打？是坚守？是投降？还是退到兵团阵地上去？”赵、何低头不语，沉默了约十分钟，我团第二营营长余孟刚大声说道：“要打，叫师长、何团长去打，我们是不打了！”赵于是说：“现在只有你们团是完整的，仲勋（萧德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好了！”我说，孟刚的话很有远见，不过还是请师长和亚颜兄决定。赵璧光说：“不打就投降吧！不过，这怎么对得起军长啊！”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也跑不掉。”我当即叫营长余孟刚带着第四连连长陈华，拿了我写好的字条向解放军阵地走去，要他们两人把字条交给解放军任何一个团以上政治机关都行。字条上写着：“国民党第四十四军第一五师师长赵璧光决定战场起义，请即派部队前来占领阵地。”我恐赵、何变卦，没让他俩出去，我即下令集合队伍。这时，师直只剩下一个迫击炮营二百多人，何团长就剩下一个光杆团长了。师参谋长李鼎等十余人不愿集合，向兵团部逃去。全部二千二百六十多人，清点人数后，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派了一位教导员和营长来接替阵地，说道：“欢迎！欢迎！你们快向西撤下去休息，我们掩护！”

　　此时，第四十四军指挥部已被炸塌，军长王泽浚被埋在瓦砾之中。挣扎出来后，他只身逃往附近的四八五团指挥所，但该团团长康即戎不知去向，指挥所里只剩一名炮兵排长。排长让他的军长赶快跑，王泽浚对炮兵排长说：“我就在此地，你们不要管我。最好你去找你的连长，叫他自打主意，突围逃命也好，在此继续抵抗也好，投降共军也好，我都不管。”炮兵排长马上去找他的连长，可是不一会儿又回来了，他告诉军长：“共军已经解除了我们的武器，要我们去集合，你最好不要暴露，也同我们去吧。”话音未落，解放军官兵已经出现在王泽浚的面前。王泽浚说他是个排长，于是解放军官兵让他躲在工事里，一再嘱咐说小心别让炮弹炸着。半小时之后，一位解放军干部来了，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他已经知道了王泽浚的身份——天亮了，王泽浚虽然穿着一件士兵的大衣，但里面穿的是黄色毛织的将官军服。王泽浚见到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和副司令员皮定均。

　　王必成问：“黄百韬对你们很好吗？”王泽浚说：“他怎么能对我好呢？我们是川军！抗战初期出川的时候，是三十四个团，被老蒋摆弄来摆弄去，到昨天晚上和你们作战，只剩下四个团了！一共十二门山炮，一门丢了，一门打坏了，还有十门，一发炮弹也没有，连炮带骡马，全都交给了黄百韬，放在碾庄圩。人家换过好几次美国装备了，我们还是汉阳造的破枪！”

　　王必成再问：“你有什么感想吗？”王泽浚没有答话，他摇一摇头，“转动在眼角儿的泪珠儿簌簌地滚滴下来”。

　　十七日上午，顾祝同飞到碾庄圩上空，用地空联络电台与黄百韬通话。他告诉黄百韬，增援的邱清泉和李弥打得很艰苦，建议第七兵团主动向西突围，争取与邱清泉和李弥的部队会合。黄百韬明白，这就意味着增援无望了，他没再埋怨什么，只是说：“我总对得起总长，牺牲到底就是了。”黄百韬放下电话，对身边的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说：“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送狼狈样子给邱清泉看着快意吗？不如在此地一个换一个地打下去，最后不过一死，也对得起党国和总统、总长，叫黄埔同学看看，也好鼓励他们以后不要再钩心斗角地只图私利。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是我们的贡献。”其实，顾祝同也知道，不要说向西突围，即使是在碾庄圩，黄百韬的第七兵团也已经无法坚持了。

   让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 十一月十九日，逼近碾庄圩的华东野战军没有发动攻击。

　　连日来，不断地向徐州和南京发出告急电报，均渺无回音。黄百韬命令各部队紧急修筑隐蔽所，然后他去看望了负伤的第一军军长周志道，身后的副官手里提着二十听牛肉罐头和十盒骆驼牌香烟。接着，空中的一架飞机被击中着火，机上的空军上校竟勇敢地从起火的飞机上跳了下来。这个乐观的家伙一落地，就不断地渲染邱清泉兵团已经十分靠近，预计明晚就可以到达碾庄圩。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第七兵团各部队，一身褴褛的官兵们脸上出现了一种夸张的兴奋。不一会儿，又一架飞机飞来，给碾庄圩空投了一些东西，其中有南京印刷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两份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登着黄百韬的戎装半身像。

　　黄百韬已经不像报纸上登出的那个人了，他面色苍白，消瘦憔悴。此刻，从碾庄圩的任何一个方向看过去，都可以看到解放军近到眼前的阵地，冷炮冷枪时不时地呼啸着掠过头顶，解放军官兵的身影在战壕的前沿时隐时现。更令人恐惧的是被风吹过来的持续不断的喊话声：“弟兄们！不要为蒋介石送死了！投降吧！”

　　黄百韬把自己关在隐蔽部里。

　　西面，炮声隆隆，听上去邱清泉和李弥还在朝碾庄圩攻击。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邱清泉和李弥的增援行动有明显的避战迹象。战后，国民党方面在军事检讨中也说“邱李尽了力”。但是，国民党方面所有的军政大员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强大的兵团就是打不到碾庄圩，特别是从徐州到碾庄圩只有短短的五十公里的距离，特别是当面阻击的华东野战军只有三个纵队——成钧指挥的第七纵队、宋时轮指挥的第十纵队和胡炳云指挥的第十一纵队。

　　十九日，邱清泉、李弥的部队推进到麻谷子、火神庙一线，前面就是大许家——大许家距碾庄圩只有十几公里，十几公里仅是步兵一个短途奔袭的距离，坦克开过去更是用不了一个小时。

　　第八军四十二师从正面发起持续进攻后，不但伤亡很大，而且进展缓慢。于是，军长周开成决定改变一下打法，命令一七0师从右翼迂回攻击麻谷子。麻谷子位于火神庙以南，一条公路从村庄中穿过，将村庄分成两半。村庄周围有围墙，围墙外有地堡，墙根有散兵掩体。村子的西面和南面有一条小河，村北是个大水塘。这是令一七0师幸存下来的官兵困惑不已的地方。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他们都没有弄清楚到底是哪个纵队在与他们血战，也不知道在这里阻击的有多少解放军官兵。有人说，能在这样猛烈的攻击下守好几天，至少得有一个团，也有人说起码要几个团。仗打得最残酷的时候，一个负伤后被国民党军抓到的解放军战士对他们说，纵队的番号不能告诉你们，反正在前面的几个村子里，代号“三四五”或“六七八”的部队正等着你们呢，只要你们敢往前，一定会打得你们一个不留。说到在麻谷子村有多少人，晚上你们不进攻的时候是一个营守着，白天你们进攻的时候是一个连守着，“信不信由你们”。

　　一七0师五0九团团长姚轻耘不相信他的对手只有一个连。师长杨绪钊的部署是，搜索部队在麻谷子西南角的徐庄攻击，五0八团在麻谷子西北角小王庄掩护五0九团的正面攻击。姚轻耘建议，要打就两团夹击三个点一起打，但五0八团团长庞铮不愿意，说他没有接到与五0九团同时攻击的命令。于是姚轻耘只好自己干——“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他命令机关人员在后面给全团做饭，二营警戒徐庄方向，三营为预备队警戒公路两侧，一营发起攻击。一营连续上去几次，都被打了回来，村边小河上的桥已被炸断，一营“攻到沟边，解放军一排手榴弹打出来，炸得泥水四处飞溅，官兵们都像鬼一样”。黄昏，三营采取偷袭的方式，从村子的西北角往里摸，刚接近村边就受到火力阻击，一下子死了十几个人。晚上，姚轻耘想把团指挥部移到小徐庄去，以免夜间受到袭击，师长杨绪钊坚决不同意，命令五0九团将指挥所设置在公路右侧。姚团长十分恼火，因为这明明是让自己堵在公路上给后面的师部挡子弹。不一会儿，师长的命令又来了，说小徐庄方向有冷枪袭击，命五0九团团部驻防小徐庄，以“掩护师部的安全”。姚团长刚刚移驻小徐庄，还没来得及构筑工事，解放军官兵突然从麻谷子村冲出来反击了。五0九团立即混乱起来，枪炮胡乱射击，哭喊声连成一片。解放军的反击过去之后，杨绪钊命令五0九团连夜实施攻击，天亮时一定要拿下麻谷子村。战斗开始后，二营首先在村边遭到伏击，队伍一直退到团部附近才勉强收容起来。一营的进攻很猛烈，因为全团所有的炮火都被集中起来支援他们，一营一度攻到村庄的围墙边，半个村子都已经燃烧起来，但还是无法突进麻谷子村。营长张其光在电话里向姚轻耘报告的战况令他记忆很深：

　　第二连连长郝毓秀被打死，排长非死即伤。第三连连长也受伤，排长无一幸免，由上士排副王建惠代理连长。不多时，王建惠也受了伤。全连八十多人，剩下三十几人。营长张其光的小腿被打穿了。光第一营负伤抬到师部去的就二百多人，丢下的尸体还不知有多少。我将情况向军、师作了汇报，并急忙用第三营把第一营换下来，等待上级的命令。也许是抬下去的伤亡人数太多了的缘故，一直到天明，军、师部都未来命令叫我攻击。

　　五0九团未能在天亮时拿下麻谷子村，姚团长接到了第五军四十五师崔贤文副师长打来的电话。姚轻耘知道，这是邱清泉兵团想证实一下李弥兵团是否还在侧翼保护着他们。当崔副师长听说第八军还在麻谷子附近磨蹭时，就在电话里向姚团长吹嘘说：“我就在你们南面的庄子。我们攻许湾，两次猛攻，共军就被我们打走了，缴获了很多武器……希望你们今天拿下麻谷子，明天解碾庄圩之围。”姚轻耘刚放下电话，就听见许湾方向枪炮声大作，二营报告说许湾乱了，第五军的一个团被打得到处乱跑。姚团长马上接通了崔副师长的电话，崔贤文坚决否认他们丢了阵地，甚至连受到攻击都不承认。但是，二营这时送来了一位解放军的排长——这位排长在反击的时候，被五0九团二营前哨士兵的山东口音迷惑了，以为是自己的部队，没有任何防备就冲了过来——这个解放军排长显然还沉浸在反击许湾的自豪之中：白天第五军攻打许湾之所以得手，是他们逼迫很多老百姓抬着梯子在前面爬外壕，于是我们就撤了。他们以为打胜了，一个团住进许湾村，不知道我们在村子里埋伏着一个营，这个团还没有布防好，我们就内外夹攻干了起来，不但把这个团打跑，还吃掉了他的一个营。姚团长这时候再找崔副师长——“电话已断，不知什么时候他已逃走了。”

　　一天一夜的攻击，五0九团伤亡两百五六十人。姚轻耘给师长打电话说：“麻谷子西南面不能攻，上有围墙，下有外壕，壕里有水，壕外有鹿砦。许湾已被共军占了，我的右翼无依托。我看麻谷子西北面地形复杂，容易接近，如果第五0八团不能攻击，我想和他换防。”杨绪钊当然能听出来姚团长的“别有用意”，他哼了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不一会儿，命令来了，五0八团从西北面攻击，五0九团在原阵地配合攻击。又过了一会儿，师长的电话又到了，声称“五0八团马上就要进村了”，要求五0九团“全力攻击策应”。姚团长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自己死了那么多人，等于白白地给五八团创造了立功的条件。可是，没过一个小时，师长的电话又来了，命令姚轻耘“全力进攻”以掩护五八团“收容撤退”。姚团长的心理瞬间就平衡了——五0八团进攻的时候，到了村边没有受到火力阻击，团长庞铮以为大功告成，一面报告师部，一面命令部队爬围墙。结果，刚爬进去，手榴弹就下雨一样地扔过来，侧面还有解放军的包抄反击部队，五0八团的两个营被打得七零八落，溃散的官兵逃到麻谷子以北的火神庙一带才被收容。

　　黄昏，李弥严令第八军一定要拿下麻谷子，并派来一个榴弹炮连和一位战场督战官。接下来的战斗很快就进入了残酷的搏杀。兵团的榴弹炮和一七0师的山炮把麻谷子村轰击成一片燃烧的废墟，村里的围墙全部倒塌，树木变成了巨大的火炬。但是，当国民党军的攻击部队冲到废墟前面的时候，解放军官兵突然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扔出了铺天盖地的手榴弹。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国民党军把当地的百姓和被俘的解放军全部集中在第一线，再次开始攻击。解放军放过第一线的人群，当国民党军接近壕沟的时候，各种火器对准壕口猛烈射击。战斗持续到午夜，五九团的伤员已经堆满前沿。凌晨二时，姚轻耘害怕解放军趁他疲惫发起两翼出击，壮着胆子给师长打电话要求撤退。一直在前沿观察战斗的杨绪钊被战斗的残酷所震撼，说：“不能再硬攻了，停止攻击，保持原阵地，明天再说吧！”

　　姚轻耘说：“我无法解释攻不下麻谷子的原因。”

　　天又一次亮了，杨绪钊师长在阵地上转了一圈就不见了，姚轻耘后来才知道麻谷子战场“换了指挥官”。新指挥官是四十二师师长石建中。石师长命令一七0师五0九团在右翼攻击麻谷子西南角，四十二师一二五团在左翼攻击麻谷子西北角，在榴弹炮和飞机的全力支援下迅速向前推进。

　　因为，碾庄圩快完了。

　　十九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碾庄圩四周炮声大作——“万炮齐发，排空而来。这样的轰击，除夜间十一时停止约两个小时外，一直继续到次日天明。”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圩的总攻部署是：陶勇、郭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于碾庄圩东门向南、向西实施佯攻，造成守军的错觉；王必成、江渭清指挥第六纵队攻击西门；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智、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

　　配合八纵的炮兵，是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一团的八门榴弹炮，加上八纵自己的各种火炮，一共五十七门。前一天晚上，六千多发炮弹打出去，步兵的冲击仍在前沿失利。为了弄清楚是不是炮兵的射击出了问题，八纵炮兵团长武鸣亭白天带人上了前沿。上去的时候，看见前沿战壕里的步兵向他投来责难的目光，武团长心情沉重。八纵的前沿距离碾庄圩只有几十米，在这几十米的距离内横着一道很深很宽的天然水壕。水壕前面的开阔地上布满工事。此刻，敌人的明堡和暗堡大部分已被摧毁，鹿砦和铁丝网也被毁坏不少，碾庄圩的围墙被轰出了几个大缺口。从这个效果上看，炮兵的射击准确而有效，但为什么步兵在冲击的时候依旧受到杀伤呢？一个步兵班长向武团长比划着说，炮火延伸之后，我们跳下水壕架起桥就往上冲，但刚爬上水壕，敌人的机枪就响了，上去一个打倒一个。到处都是敌人的火力点，我们两个小组的人全被火焰喷射器打着了。看不清敌人是从哪里射击的，好像全在鹿砦后面。武团长匍匐着往前爬，终于弄明白了，前沿的鹿砦下面藏有秘密火力点。

　　十九日晚，总攻炮火准备开始后，八纵的炮兵按照常规进行破坏性轰击，四十五分钟内就发射了近五千发炮弹。当炮火延伸时，守军的火力点开始射击，炮兵缩短射距重新开始覆盖轰击。这一下，步兵们在前沿大喊：打得好！他们已经上天了！二十三师六十七团是八纵的先锋团，九连为团突击队，突击队由副营长李浩德亲自率领。炮火再次延伸的时候，班长刘忠厚拿着几个写有红色箭头的木牌独自往前爬，一直爬到壕沟边。壕沟那面守军的火力点开始猛烈射击，刘忠厚看清了每一处火力点的位置，然后把标志着通道的木牌子一一插好。往回爬的时候，他看见几具战友的遗体，他们是昨天倒在这里的，由于距离敌人太近，还没能把他们抬下去。刘忠厚把那些攥在已经僵硬的手中的手榴弹一一收集起来，手榴弹上满是凝固的血浆。带血的手榴弹被分给准备发起冲锋的战士，大家都没有说话，默默地开始脱棉衣，棉衣棉裤都脱下来，浑身只剩下衬衣衬裤，然后官兵们把手榴弹和子弹袋扎在身上。一个小战士看见副营长李浩德也把棉衣棉裤脱了，瞪大眼睛不断问：副营长和咱们一起上？副营长和咱们一起上？他是个“解放战士”，身上还穿着国民党军的棉军服。班长刘忠厚对他说：“副营长是共产党员。我也是。”

　　初冬时节，脚下的土地已经冻结，冷风呼啸，刺刀上结着一层白霜。

　　总攻的信号弹腾空而起，九连不惜一切地扑了上去。

　　敌人的机关枪从不同方向构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火网。刘忠厚身边的战士曹佃安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刘忠厚想去救他，被曹佃安推了一把。冲到壕沟边的时候，刘忠厚看见自己插的木牌子还在。在向壕沟对面投掷了一排手榴弹后，他们越过壕沿跳进冰冷的水中。壕水过胸，守军的手榴弹和炮弹雨点般落下来，激起的水柱挡住了视线。刘忠厚带领全班拼命划水，上岸后爬围墙的时候，两次攀爬都被爆炸的气浪推了回来。刘忠厚听见有人喊：“大家踩着我上去！”一看，是曹佃安，不知负伤的曹佃安是怎样泅过又宽又深的壕沟的。九连开始在弹雨中叠罗汉，到处是嘶哑的喊声：“爬过围墙就是胜利！党员冲在前面！”刘忠厚踩着曹佃安爬上围墙，看见一排长孙向银头部中弹，血流满面。碾庄圩的围墙被九连撕开了，六十四、六十七、六十八团洪水般地蜂拥而上。突然，一个国民党军冲出来抓住了刘忠厚的枪背带，是个戴大盖帽的，刘忠厚转身开枪，那人倒了下去。九连开始抵抗守军的反击，守军动用了数架火焰喷射器，九连官兵的身上都着火了。李浩德副营长说：“刘忠厚！带两个人从右侧消灭它！”话音未落，李副营长中弹，重重地倒在地上。刘忠厚心里一揪，喊：“沈献瑞！跟我来！”两个人奔跑着，跳跃着，穿过被炸毁的碉堡和掩体，绕到了火焰喷射器的侧后，一口气扔出了七八颗手榴弹。火焰熄灭后，冲锋的杀声再起。

　　支援九纵突击的，是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三团的六门日式榴弹炮，九纵炮兵团的十六门山炮、山东兵团炮兵团的三门野炮和一门日式榴弹炮。昨天，九纵的攻击也没有成功。当时，六纵副司令员皮定钧正好来九纵，他兴奋地告诉聂凤智，第四十四军已经被他们打光了。由于前几天九纵打的就是第四十四军，官兵们都认为自己啃了骨头让六纵吃了肥肉。为了尽快取得攻击进展，聂凤智亲自率领二十五师萧镜海师长和部分营团干部到前沿侦察。九纵的攻击方向在八纵的旁边，遇到的问题与八纵相同，那就是守军的火力点难以摸清。尤其是通过水壕的时候，守军正面有二十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时如同刮起大风。如果走桥将给突击部队造成严重伤亡。能不能涉水呢？七十三团五连十九岁的战士李方欣自告奋勇去探水深。小战士把棉衣脱了，腰上别上几颗手榴弹，消失在浓雾中。过了很久，李方欣爬了回来，为了让纵队首长相信水壕可以徒涉，李方欣手里抓着一把草，说是从水壕对岸拔下来的。

　　突击队员脱了棉衣棉裤，向水壕掩蔽接近。七十三团二连一排长张清华率领突击小组刚到水壕边，浮桥就开始下沉，战士们跳下水用肩膀扛着，但是守军的子弹倾泻过来，战士们倒下，浮桥断裂。张清华立即改为徒涉，突击队全部下了水。刚一上岸，迎面就撞上守军的一挺机枪，张清华和战士陈阿四扑上去，一把抓住枪管硬是把机枪夺了过来。战士张天佳背着二十多颗手榴弹，冲上前去拼命地投掷，二连巩固住了突破口。副营长杜常德率领的小组连续摧毁守军的地堡，也站住了脚。另一侧的七十四团一营在营长孙光美的率领下，本来是助攻的他们颇有点主攻的劲头，二连长范金鳌率领突击队只用了十五分钟就突破水壕攻到了围墙边。

　　八纵和九纵的攻击部队交会在了一起。碾庄圩的围墙被突破后，出现在官兵们眼前的是由一排汽车组成的防御工事，汽车的后面还有一道围墙。两个纵队的突击部队合力往前攻，守军开始组织反击，战斗进入残酷的胶着状态。七十三团团长张慕韩向师指挥部报告战况。聂凤智刚刚监听到第六十四军军部在电话里用广东话通话，而身边的随军记者孔东平正好是广东人，第六十四军在电话里说“黄百韬要到大院上村的军部来，要求派人去警卫”。聂凤智立即面命令炮火在碾庄圩与大院上村之间进行拦截轰击，同时在电话里对七十三团团长喊：“我们要比敌人还要凶！打到哪里就钉在哪里！你们快要和黄百韬见面了，砸开围墙，把他给我掏出来！七十三团是毛主席提过名的！”——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历史上获得过很多荣誉：“孟良崮战斗模范连”、“潍县战斗模范连”、“胶县城第一连”、“周村战斗模范连”、“高密城第一连”。在济南战役中，七十三团首先登城，荣获“济南第一团”称号。

　　二十日凌晨时分，碾庄圩第二道围墙被炸开。

　　八纵和九纵官兵呐喊着冲进碾庄圩，与国民党守军展开逐房逐屋的争夺战，

　　黄百韬没出他的隐蔽部。兵团部的外面“房屋成墟，草棚着火，汽车破碎，人尸马骸，累累皆是”。黄百韬向徐州发去电报：“今夜敌向碾庄圩发动攻势，战斗至为惨烈，现碾庄圩已成火海，统计落弹不下两万发，通讯设备均被摧毁，兵团部已无法指挥。我已两天未出隐蔽部，外边情况一无所知。”然后，他命令第二十五军残部向南突围，但是军长陈士章已经化装独自逃跑了。黄百韬又写字条给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命令他从大院上村突围出来，向碾庄圩的西北方向靠拢。第七兵团情报二处处长廖铁军冒死把字条送进大院上村，刘镇湘看信之后说：“突围出去?重武器都丢光了，出去又有什么用？”副军长韦德和参谋长黄觉都觉得应该突围，可是刘军长坚决不同意。黎明时分，大院上村四周枪炮隆隆，刘镇湘作出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他打开自己的大皮箱，把国民党军将官大礼服拿出来，然后开始打扮。他穿好大礼服，挂上勋章，穿上皮靴，顿时浑身金光闪闪，这让置身在枪炮声中的军官们不禁毛骨悚然。

　　刘镇湘军长说他要为委员长尽忠。

　　此时，华东野战军各路攻击部队已在碾庄圩的第七兵团部与第二十五军军部会合。九纵七十三团七连长萧锡谦和指导员迟浩田带领官兵冲进黄百韬的司令部，他们缴获了黄百韬的美式吉普车，车上有一副象牙制作的麻将牌和一具紫铜火锅。兵团部里的两箱机要文件和密码本完好无损，黄百韬睡的行军床上遗留着一支手枪和一瓶安眠药。

　　在大院上村里，穿好大礼服的刘镇湘还没说他打算用何种方式尽忠，黄百韬就带着第七兵团参谋长魏翱、兵团部第三处处长谭岳、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跑了进来——黄百韬“坐了好久说不出话来”。

　　二十一日拂晓，一名随军记者跟着华东野军攻击部队进了碾庄圩：整个碾庄圩像开了锅，抓俘虏的叫声隔三四里路都听得见，一股股红色火舌、一片片白色烟幕，迎着清晨的阳光升起，炮弹仍在不断地爆炸，成千上万的俘虏从突破口里被带出来，所有的道路都被塞得水泄不通。他们一边走一边哭诉：“同志呀！我们是来投降的，我们已经五天没得东西吃啦！”骡马一群一群的，都饿得不跑不叫了，许多已经被敌人割去大腿或屁股去充饥了。在一切地方，从庄外到街道、到院子、到每一间屋子里，一切有用的东西，从泥土到砖瓦、到木头、到桌凳、到汽车、到炮弹的纸壳子，都筑成了密集重叠的防炮工事。满地满墙及每个防炮洞都被炮弹打得成了土坑。东场上的八门榴弹炮都被打成了麻子。在房子里，在街道上，在汽车底下，在防炮工事里，到处都是敌人的伤兵和尸体。街上到处贴着大字的记录“捷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是：“……邱兵团不日即可与我会歼共军……”飞机还整日在散发“告在共军中的国军官兵书”，希望他们重回国军去，可以“提升授奖”。可是我把一张递给一个刚放下武器的士兵时，他摇摇头说：“我受苦受够了，要不是当官的不让，我们早就投降过来了。”

　　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驾驶一架轰炸机飞临碾庄圩上空，他一眼就判断出碾庄圩已经陷落。在与黄百韬通话后，才知他在第六十四军军部，第七兵团残余部队还大致保持着大院上、小院上等几个小村庄。王叔铭与刘峙紧急磋商后，决定集中空军力量轰炸出一条狭窄的区域，然后步兵在炮兵和坦克的支援下采取多梯队纵深突击，把黄百韬解救出来。刘峙还特别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请总统亲临徐州指挥；二，速空运两个军增援；三，请总统速下决心全力东进，对徐州的安全可置不问——没人知道，刘峙“是想推脱责任故意说漂亮话，还是想借此让杜聿明在徐州负责指挥，他好离开徐州去蚌埠以求自身安全”。

　　蒋介石命令黄百韬立即突围。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切都没有实际意义了，所有的决定只不过是程序上的必须，或者说是为面子上说得过去而已。

　　李弥的第八军终于攻占麻谷子村——先是发现当面的解放军有撤退的迹象，可向前推进的时候，阻击阵地上却没有了解放军的踪影，只在战壕中发现一个被毁坏的六0炮炮架。不远处，有人在晃动着白手巾，国民党军官兵小心地进了村，看见一队解放军正从村后撤退，机枪还在拼命地射击，不一会儿人和枪声都没了踪影。可那些白手巾还在晃动，冲上去一看，原来是从碾庄圩方向逃出来的第七兵团的伤兵。第八军军长周开成命令一七0师实施追击，四十二师为预备队，然后自己陪同李弥进了麻谷子村，一路上“看见树枝上挂着血肉模糊的手、脚之类的东西”。向前推进的一七0师很快报告，他们已经推进到火神庙，没有发现共军的阻击部队——这里距碾庄圩只有不到十公里了，可碾庄圩那边的枪炮声已越来越弱。

　　无论邱清泉还是李弥，谁都没有再向前推进的意愿了。

　　二十日，停止在火神庙的一七师报告说，第一军军长周志道到了他们的阵地上。无法得知负伤后的周军长是如何在炽烈的火网中逃出来的，他和他身边的随从全部穿着士兵军服。周志道见到周开成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整个垮了！”周开成立即用吉普车将他送往徐州，徐州的刘峙派飞机把他送到上海治疗，蒋介石授予他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接着，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也跑来了。他在碾庄圩被攻陷的时候，丢下部队独自逃跑，居然安全地跑到了这里。这个陈军长在吃了点东西后，可能觉得自己临阵逃脱实在说不过去，或者想起来自己曾是黄百韬最信任的人，第二十五军也是黄百韬和顾祝同的基本部队，于是他夸张地向周开成军长要坦克，表示要亲自驾驶坦克返回碾庄圩把黄司令官接出来。周开成派给他三辆坦克，他真的去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陈军长说他没有找到黄司令官。然后他上了周开成派的车，去了李弥的兵团司令部。

　　在李弥的兵团部里，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三人聚集在一起，正在研究“共军为什么打得这样好”。研究的结果是：“一、共军情报迅速准确，运用兵力恰到好处；二、共军战士勇敢善战；三、共军军纪严明，深得民心，处处得到老百姓的帮助。而国军这三点恰恰相反。”碾庄圩被攻克后，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只剩下第二十五军和第六十四军残部，收缩在尤家湖、大院上、小院上几个村庄里。

　　二十一日黄昏，华东野战军最后的攻击开始，四纵攻击第二十五军，八纵和九纵联合攻击第六十四军。第二十五军残部大约还有五千余人，军长陈士章已经逃离战场，副军长杨廷宴跟随黄百韬到了第六十四军军部，第二十五军残部此时没有了有效指挥，但该军是黄百韬起家的基本部队，因此在最后的时刻依旧企图依靠村庄抵抗。尤家湖村四周有一道两米高的防洪水的围墙，围墙外还有很深的壕沟，村子四周修建了三个独立的支撑点，并以地堡群为骨干组成了前沿阵地。攻击开始前，四纵司令员陶勇提出一个作战原则：先肃清尤家湖附近的村庄，把尤家湖孤立起来，使敌人处在既无退路也无援兵的处境里，这样不用硬攻便可以大量俘敌和缴获——“官兵们很欣赏这一方案”。在肃清尤家湖附近的残敌后，四纵将所有的炮火和重武器都集中到尤家湖村，把整个村子围得密不透风，纵队指挥员都上了前沿，不断地强调“少杀多俘虏”。为了使战斗更加顺利，野战军还专门给四纵调来两辆坦克，坦克轰隆隆地发动着，大有大军压境之势。接着，便是前沿的大规模喊话，无数支土喇叭环绕着尤家湖村，解放军官兵扯开嗓门讲政策、喊口号，刚刚被俘的第二十五军官兵也跟着张三李四点名道姓地让守军放下武器赶快过来吃馍。于是，那个在以往的历史中名不见经传的尤家湖村出现了一道奇异的场景：村庄里死寂一片，没有一星灯火；村庄外火把熊熊，喊声不断。躲藏在村子里的国民党军精神几近崩溃。当四纵十一师在坦克的引导下冲进村庄的时候，第二十五军残余部队只进行了局部的抵抗。四纵以伤亡四百人的代价，杀伤和俘虏第二十五军残部近五千余名官兵——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覆灭了。

　　在大院上村的东边，华东野战军第八、第九纵队的联合攻击同时开始。第六十四军残部被压缩在大院上附近的几个村庄里，他们不断受到增援部队已从大许家方向靠近的鼓舞，准备抵抗到底。八纵主力和九纵七十七团攻击三里庄和小院上村，九纵七十六、七十八团攻击大院上村。无论哪个方向的攻击，炮火支援都是空前的，不但纵队和各师的火炮被集中起来，而且在碾庄圩缴获的重迫击炮也都用上了。第六十四军在猛烈的炮火中伤亡惨重，但是依旧在极力抵抗，尤其是黄百韬所在的大院上村抵抗特别顽固。攻击大院上村的两个团艰苦推进，严重的伤亡令不少战斗班只剩下几个战士，两个团的建制都被打乱，一个连缩编成一个排，一个排缩编成一个班，但是从白天到夜晚攻击没有一刻停止。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大院上村被攻克。

　　没有发现黄百韬。

　　黄百韬和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等人逃到一五六师四六六团坚守的小黄庄。刚到那里，团长张越秀就报告说，共军方面曾来人联系要求我们投降。黄百韬立即说，今天晚上可以和共军方面联系。吃了一点东西后，一行人离开小黄庄向西，跑到一五九师师部所在地吴庄。黄百韬只想尽可能地向西靠拢，希望能跑到大许家去，因为到了大许家，才可能有接应他的部队——此时，正是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带领三辆坦克寻找他的时候，从大许家冲出来的坦克没有进入近在咫尺的吴庄，原因不明。黄百韬发现一五六师师部也不安全，一些官兵看他的眼神怪怪的，有人告诉他，该师师长钟世谦和副师长李振中已经派人去和共产党军队联系投降的事了。

　　下午十六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小黄庄的四六六团因在投降的事情上犹豫不决而遭到攻击，张越秀团长被俘，一起被俘的还有第七兵团参谋长魏翱、第六十四军参谋长黄觉、兵团部情报处长廖铁军、兵团第三处处长谭岳等高级军官。黄百韬感到了死亡的逼近。黄昏，他让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率残部突围。刘镇湘临走前，黄百韬对他表白了心中的万分绝望：

　　我年老了，而且多病，做俘虏我走不动，而且难为情。我牺牲以后，使别人还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或可让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国民党或者还有希望。你年龄还轻，尚有可为，希望你们突围出去，再为党国做点事。

　　“刘镇湘佩上满身勋章向共军冲锋而去”。之后，国民党方面才确切得知：刘镇湘军长并没有战死，而是被解放军官兵俘虏了。

　　捉住刘镇湘的，是解放军的一位副连长，名叫胡相法。十五岁参加八路军的胡相法，是部队中有名的战斗英雄，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他成为副连长。部队奉命攻打第六十四军，他的任务是插到大院上村与小院上村之间，然后加入对大院上村的攻击。在穿插的过程中，他率领加强排爆破了两座碉堡，俘敌五百多名。部队攻占大院上村后，加强排继续向残敌逃跑的方向追击，途中遇到了想与解放军联系投降的国民党军军官，胡相法当即命令这个军官带他去第六十四军军部。胡相法不知道，此刻为他带路的是第六十四军的副参谋长。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因为在向第六十四军军部靠近的时候，需要不断地路过国民党军设立的岗哨，胡相法镇定地走进第六十四军残部盘踞的腹地来了。军部暂时设在一个大车店里，胡相法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大约有二十多名国民党军军官，其中还有几名女军官，一个军阶很高的人正在大车店的中间来回踱步。

　　副参谋长报告说：“共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来了。”

　　刘镇湘显然不相信这个年轻人是“最高指挥官”。但是，胡相法大声说：“要起义，就放下武器跟我们走！”

　　旁边的一名国民党军军官突然拔出手枪，但立即被一直跟着胡相法的三排长初元发击毙了。几名女军官惊叫起来。

　　刘镇湘脸色苍白地坐下来。

　　胡相法说：“考虑好了就走吧。”

　　刘镇湘走出了大车店。

　　外面的国民党军官兵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胡相法跳上一个大碾盘，朝天打了一梭子，然后喊道：“你们军长投降了！都缴枪吧！”

　　年仅十八岁的胡相法和他带领的十几名官兵，俘虏了包括第六十四军军长、副参谋长和军部机关人员在内的一千六百多人。

　　不久，胡相法的家乡山东乳山县开始流传一首歌：

　　百里昆仑山哟，

　　太阳金灿灿。

　　红旗飘飘满山巅哟，

　　穷人心里好喜欢，好呀么好喜欢。

　　雄鹰飞高山哟，

　　豪杰来人间。俺村出了英雄汉哟，

　　人人都把英名传，英呀么英名传。

　　黄百韬身边只剩下了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

　　有史料说，黄百韬在突围的路上被炮弹炸死。但是，根据杨廷宴回忆，黄百韬死于自杀。

　　黄突出后，走至一茅棚附近，只剩我们两人，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即举枪自杀，但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

　　黄百韬死前曾向杨廷宴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有三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第四十四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待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杨廷宴侥幸从战场上逃脱：他自杀后，我伤心痛哭，这时来了一个解放军战士，我诳他说：“他是我哥哥，我母亲叫我来探看他，他死了我怎么回去向母亲说呢？”这个解放军战士同情我，还帮助我把黄埋了，让我走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就这样被他的一个忠实的下属和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解放军战士草草地掩埋了。掩埋的具体位置不清，大约在小黄庄以西、碾庄圩车站以北几公里处的旷野上。

　　就在黄百韬被埋进旷野的那一天，徐州城外突然缓缓地走来一支队伍，满城的国民党军顿时不寒而栗：解放军动员支前民工将大约四千余名黄百韬兵团的伤兵抬进了徐州城。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李弥说：“这件事比张良的楚歌还厉害。”

　　有记者追问道：“黄百韬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回答：“他回家休息去了。”

　　杜聿明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下一步徐州战场该怎么办？     王老汉游击队 在某种程度上讲，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是高涨的作战积极性把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引入了绝境。

　　华东野战军全力围歼黄百韬兵团时，淮海战场上另外三个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在碾庄圩以西、徐州以东，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负责向东进攻以解救黄百韬，同时防卫徐州；在徐州以南，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和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奉命沿津浦铁路北进参加会战；在徐州的西南方向，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从河南境内的驻马店地区出发，不断东进向徐州靠近。由于华东野战军的顽强阻击，东进的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被迫停滞在碾庄圩西面的大许家，孙元良兵团因为徐州防务不敢轻易出动，于是，徐州附近的三个兵团近距离地扭结成一个坚硬的集群；而沿着津浦路北进的刘汝明和李延年两兵团，特别是李延年兵团，由于惧怕遭遇分割围歼，推进得十分迟缓；只有黄维兵团，始终在不顾一切地东进，以至最终形成孤军插入淮海战场的态势。因此，在黄百韬兵团被围歼的过程中，积极东进的黄维越来越成为注视的焦点——从淮海战场的全局看，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进展的态势，将成为共产党方面如何进行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重要决策参数。按照中央军委九月间作出的决定，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东野战军应以五个纵队的规模，向东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和灌云地区，以“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从这一计划上看，华东野战军向东运动至苏北地区，带有撤离中心战场休整部队的意向。但是，随着黄百韬兵团的被围，国民党军在徐州附近摆出了决战的态势，毛泽东遂对战役的发展作出新的判断：如果黄百韬被歼后，蒋介石将徐州战场上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即向徐蚌线推进；如果蒋介石不将徐州战场上的兵力南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即可寻机歼灭黄维和孙元良兵团，“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如果黄百韬被歼之后，黄维兵团尚未赶到徐州附近，可以将其阻击在中途，把作战目标指向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割裂黄维与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之间的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电令华东野战军在围歼黄百韬的同时，部署阻援部队，诱使企图解救黄百韬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断向东深入——“使其跑不掉，然后徐图歼灭之。”这一战略设想的核心是：在吃掉黄百韬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必须将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与徐州割裂开，并准备下一步围歼这两个兵团。这也是国民党军向碾庄圩的增援能够缓慢推进到大许家附近的原因，只不过无论是邱清泉还是李弥，都没有意识到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不断主动放弃阵地的真实意图。因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最初设想，基本上围绕着歼灭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的思路展开的。为此，中原野战军准备抽派几个纵队给华东野战军，参加续歼邱清泉和李弥的作战，并主动要求在南面担负阻击黄维兵团北上的任务。

　　但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牵扯着华东野战军的大部兵力，从邱清泉、李弥的侧翼插进去将其与徐州彻底隔开的作战，始终没有达成目标。

　　这时候，在战场的南面，黄维兵团已经推进到安徽西北部的太和、阜阳地区。中原野战军指挥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认为黄维兵团下一步的动向可能有三种：一是暂停；二是出亳州、涡阳向永城，或出涡阳、蒙城向宿县；三是向东开至蚌埠，以护卫南京。根据这一分析，他们向中央军委提出“如黄维出永城或宿县，我以集中一、二、三、四、六、九及华野三、广（两广纵队）共八个纵队，歼击黄维”的建议。理由是：“黄维在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之运动中，只先来三个军七个师，其中强师只有三个。”但先决条件是，华东野战军在十六日以前能“消灭黄百韬三个军以上”，然后“抽调出三个纵接替陈谢四纵及华野三、广纵之任务，或现在就有余力能够接替，以便我们及时调动这三个纵队作战”。中央军委复电表示，“我诱邱、李东进，断其后路之计划，恐不一定能实现”。一切要等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之后，“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十八日，黄维兵团东进至蒙城附近；李延年兵团正向蚌埠开进；刘汝明兵团则由蚌埠向宿县前进，准备担负蚌埠至宿县之间的铁路守备任务。根据这一态势，淮海战役总前委认为，歼灭黄百韬之后，华东野战军如果不进行休整，接着打战斗力很强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诚非易事”。同时，中原野战军需要阻击黄维、刘汝明和李延年三个兵团，也相当困难。如果续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作战陷入僵持，中原野战军又没有把握同时阻敌三路重兵，那么无论华东野战军还是中原野战军都可能陷于被动。因此，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提出，放弃打邱清泉和李弥的计划，转打孤军插入战场的黄维兵团。

　　但是，拥有十二万人马的黄维兵团不是弱敌。

　　黄维兵团刚刚编成不久，下辖第十、第十四、第十八、第八十五军以及第四快速纵队。其中的第十八军，即原整编十一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作战能力强，现任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即原整编第三师，曾被歼灭过，后以原整编十一师十八旅为基干重新组建，军官均由十八旅调来，十八旅旅长覃道善为现任军长；第十四军，即原整编第十师，前任军长罗广文曾任第十八军十八师师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军总是和第十八军一起行动，战斗力与第十八军相仿，现任军长熊绶春是黄维的黄埔同学和同乡；快速纵队由第十八军一一八师配属的战车坦克部队组成，师长尹钟岳兼快速纵队司令官。以上各部队基本出自同一渊源，关系融洽，有共同作战的意识。从这一点上讲，黄维兵团中只有第八十五军是个例外。与其他军长均为陈诚派不同，第八十五军现任军长吴绍周属何应钦派，这使这支部队不但作战风格与其他部队不同，而且与其他部队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黄维不能有效掌握的第八十五军，不久就以惊人的战场之举，致整个兵团于死地。此时，从第十二兵团普通官兵的角度讲，有一点是一致的，大家都对作战目的和作战方针不甚明了。兵团组建之后，奉白崇禧命令进入河南“扫荡”中原解放区，部队在伏牛山里“往返奔波，雨雪载途，人马俱感疲惫。特别是快速纵队因道路不良，机械和燃料损耗甚大，急需休养整顿”。本以为“扫荡”完毕就会南下回家，可又奉命向苏北的徐蚌战场推进，而且“不得以任何借口迟延行动”。于是，兵团除把生病负伤的官兵和笨重的行李辎重送回武汉之外，绝大多数军官的家眷们也留在了武汉。大军匆匆出发，挂念妻小担心前途的心绪自此弥漫。

　　蒋介石给黄维的命令是：“徐州会战业已开始，情况至为紧急。黄兵团应兼程急进，务期于十三日前到达指定地点。”

　　黄维兵团东进之路比伏牛山里好不了多少。路途上横着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等一条条大河，这给战车、坦克、重型火炮、汽车和大量的胶皮大车行军带来很大的困难。更大的困难是解放军的跟踪和阻击。兵团一开始行动，各个方向的追击、侧击、阻击不断地袭扰而来，行军路上的道路和桥梁一再被毁，这令官兵们越走越觉得前面充满危险。当中原野战军占领宿县之后，黄维兵团已成为淮海战场上一个显眼的作战目标。只是黄维自己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蒋介石更是看不出这一点。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作战积极的黄维兵团即使推进到涡河边了，依旧归国民党军国防部直接调遣。虽然奉命进入徐蚌战场，但黄维兵团从来没有被划归徐州“剿总”指挥。因此，远道而来第十二兵团的官兵都不清楚，他们如此拼命赶路去靠近那个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徐州，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是，阻击他们的中原野战军官兵明确地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

　　在涡河北岸，一个名叫桑金秋的连长在阻击阵地上被第十八军一一八师发射来的炮弹炸倒了。醒来时，桑连长想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但是他已站不起来，满口的血让他说不出话来，他不让人把他抬下去，认为只要自己还在阵地上就是对全连的鼓舞。他爬到战壕边，用手指在壕壁上写着：一排长蒋歧凤代我指挥。写完了，他仰面倒下，满眼是灰蒙蒙的天空，耳边是剧烈的枪炮声和厮杀声。他的头部还在汩汩地流血，他想到了死亡。二十三岁的桑金秋是河南濮阳人，为了不饿死，十九岁那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还不知道“推翻旧世界”的道理，只是感受到了官兵同甘共苦的温暖。第一次参加作战时，他很害怕，在老班长的鼓励下，扔出了第一颗手榴弹。在邯郸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阻击着国民党军一个师的进攻。副连长牺牲之后，全连的干部和班以上骨干全死了，一百多人的连队只有二十四名战士还活着。桑金秋平生第一次看见了什么叫死亡。当上级命令他们撤下去的时候，他又哭又喊：“这么多人都死了，我们不能下去，死就死在一起！”那次战斗的残酷场面令他终生难忘：夕阳下，与敌人尸体相叠在一起的八十多个战友，他们昨天还和自己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从阵地上下来后，桑金秋变了一个人，只要遇见敌人，就想打个痛快，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了。部队南下大别山，他和几十名伤员与大部队离散。他们偷袭了敌人的一个仓库，搞到几十条麻袋，从此，这支小部队的官兵人人裹着麻袋与敌人周旋。他们吃过山里各种各样的树叶和野草，流浪了半年之久，当终于与大部队会合时，一纵的指挥员们抱着他们哭成了泪人。而他的团长说的一句话让他刻骨铭心：“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为的是给人民打天下，天塌地陷也打不垮！”

　　桑金秋，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一个解放军年轻的连长，在那条名叫涡河的大河边，准备为了人民的解放“光荣”了，他在等待自己血流殆尽的时候。阻击战还在残酷地进行，黄维兵团炮火猛烈，密集的机枪子弹下雨一样，前边的人倒了，后面的继续往上冲，钢盔连成片黑压压地涌动着。眼看敌人要冲上阵地了，机枪组长于金山端着机枪跳出战壕，二排长王常林和五班的战士乘势发动了反冲锋。不一会儿，营教导员上来了，命令卫生员把桑金秋抬下去。躺在担架上的桑金秋，看见了夕阳辉映下血红色的涡河。野战手术之后，他被支前民工往后方转运，一直运到距濮阳不远的一个村庄里。桑金秋突然想家了，参军四年，他从来没有回过家。房东老乡知道了他的心思，跑到他的家乡传了信。几天后，父亲来了。父亲说，母亲想他想得眼泪都哭干了，但是听说儿子当了连长，父亲又高兴得大哭一场。桑金秋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钱塞给父亲，他说：“告诉我妈，儿子打仗就是为了所有的穷人都不挨饿！全国就要解放了，仗打完了我就回家，让她等着我！”

　　桑金秋连长说这番话的时候，黄百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全歼。

　　淮海战场上的态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杜聿明被刘峙叫去商量对策。刘峙说他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杜聿明在地图上看了一会儿，认为刘峙对战局的估计过于悲观。他对刘峙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能集中兵力，再调五个军加到李延年兵团，且同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这一段，是上策。其次是将徐州三十万兵力与黄维兵团协同一致，安全撤到淮河两岸，亦不失为中策；但在目前情况下，已不像十一月那样可以安全撤退，万一撤退不当，在野战中被消灭，反不如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而且，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刘峙听了杜聿明的意见后，“嘴唇动了几下，表示很为难的样子，但未说什么”。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蒋介石接到黄百韬兵团覆灭的战报。

　　两个小时后，南京国防部开会研究徐州战守进退问题。何应钦、顾祝同等都认为：“如果把这批精锐部队输光，就再也没有力量与共军较量了。”因此，主张徐州全部主力退守淮河。但是，作战厅长郭汝瑰提出，退守淮河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一、苏北方面淮阴如何守备，是不是放弃？二、徐蚌间的交通如何打通？必须要等交通线打通之后，才能决定徐州主力转移问题。三、前两个问题决定之后，才能决定蚌埠和淮河一线如何守备。于是，暂时休会，派飞机去徐州接刘峙、杜聿明和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来南京。

　　应该说，黄百韬兵团被歼之后的几天，是淮海战场上的局势最微妙的时刻，作战双方的决策层都在紧急磋商下一步的行动，因为稍有延迟便可能造成被动。但是，至少在二十三日这天的下午和晚上，国民党军最高决策层的紧急磋商休会了。

　　就在这一天，共产党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

　　二十三日晚二十一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发往淮海战场。这封电报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战役设想。淮海战役进行至此，将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全部隔离在长江以北加以全歼，这一宏大战役目标的最终确定使淮海战役整体战略规划清晰了。还是这一天，晚二十二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封意义重大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围歼黄维兵团。此时，在淮海战场上，黄维兵团的作战积极性，与其他停滞不前等待蒋介石最终决定的兵团相比，实在是过于显眼了，好像生怕被共产党方面忽视了似的，这种危险的孤军冒进着实令人费解。该兵团的先头部队凶猛地突击中原野战军的浍河防线，在一个叫南坪集的地方与阻击他们的第四纵队打得昏天黑地，其中的一支部队已经突破浍河向纵深发展。淮海战役总前委提出的战役预想是：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首先歼灭黄维兵团，以华东野战军主力阻击徐州方向的增援之敌，并争取歼灭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各一部：

　　粟、陈、张并报军委：

　　一、今日敌十八军从上午到黄昏，在坦克二十余辆掩护下，向我南坪集阵地猛攻竟日。我虽伤亡较大，但未放弃一个阵地。另敌一个多团，于午后到南坪集以东十里处突过浍河。

　　二、我决心放弃南坪集，再缩到南坪集十余里处布置一个囊形阵地，吸引十八军过河展开，而以四、九两纵吸住该敌，并利用浍河割断其与南岸三个军之联系。同时，于明夜以一、二、三、六纵及王（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王秉璋）张（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委员张霖之）十一纵向浍河南岸之敌出击，求得先割歼其两三个师。

　　三、我们因九纵须协同四纵抓住主力十八军，故决心使用王张十一纵由东向西突击，以利割裂敌人，同时饬令华野二纵在西寺坡车站南北构筑工事，阻击可能西援之李延年兵团及刘汝明部。

　　四、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因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请粟（粟裕）陈（陈士榘）张（张震）以两三个纵队对李（李延年）、刘（刘汝明）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施行。粟陈张意见亦请速告。

　　刘陈邓

　　梗（二十三日）二十二时

　　二十四日上午，刘峙、杜聿明和李树正被接到南京，蒋介石召集的会议继续进行。对于国防部作战厅提出的徐州主力向南进攻，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和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同时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以打通徐蚌间交通”的主张，刘峙和李树正没有异议。杜聿明也大致同意，但他建议以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先击退共军，控制运河线后再回师向南，不然恐怕侧后会出现威胁。蒋介石认为分歧不大，让杜聿明立即回徐州部署打通津浦线作战。杜聿明提出了一个让蒋介石最头疼的问题：兵力不足——“必须再增加五个军，否则万一打不通，黄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可能。”蒋介石要求杜聿明“先回去部署攻击”，他说：“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杜聿明当即飞回徐州。他认为，如果能够得到几个军的加强，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应该不成问题，而只要津浦路一通，徐州战场上的主力就可以全部南撤，这样至少可以避免黄百韬那样的命运。

　　飞机飞临黄维兵团上空的时候，杜聿明与黄维进行了简短的地空通话。黄维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应想办法，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杜聿明说：“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对你下命令的，请你照令实施好了。”

　　回到徐州，杜聿明命令孙元良把徐州防务交给李弥，于二十五日开始与邱清泉兵团一起向宿县方向攻击前进。就在杜聿明下达作战命令的时候，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到达淮海战役总前委：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

　　梗二十二时电悉。

　　（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

　　（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

　　（三）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军委二十四日十五时

　　刚刚下达了打通津浦路作战命令的蒋介石心情郁闷，因为如何处理黄百韬兵团的后事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黄百韬是“徐蚌会战”中第一位全军覆灭而且死于战场的兵团级将领，处理不好会对军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党内的舆论、桂系的诋毁以及国际视听，这些都关乎自己地位的稳固。显而易见，照常规将战败的责任直接推到黄百韬身上，至少在大战仍在进行的时刻不合时宜，必须把黄百韬的尸骨找到运回南京厚葬，并追授上将军衔发放厚恤以安抚家眷和军心。问题是，内部的所有指责都可以想办法消除，国际舆论如何应对？

　　同在这个晚上，毛泽东也没有睡意。淮海战役即将进入第二阶段作战，平津战役的筹划也已接近最后决策阶段，繁重的工作完全打乱了毛泽东的作息节奏，但昼夜不眠并没有令他感到疲惫。在给淮海战役总前委发出电报之后，他提笔给清华大学一位名叫吴晗的年轻教授写回信——在超乎寻常的繁忙中，毛泽东竟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吴晗写的《朱元璋传》：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淮海战场上大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将合力作战，封闭徐蚌地区国民党军的所有主力，先围歼黄维兵团，然后再解决刘峙和杜聿明指挥的部队，不让其退到长江以南去；而国民党军虽然制定了向淮河两岸退却的计划，但是为了顺利撤出，必须再向这个战场增加兵力，以保持住一条撤退的通道。此时，共产党方面投入战场的兵力已达六十多万，国民党方面投入的兵力多达八十余万，总计近两百万的兵马交错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巨大战场。

　　淮海战役总前委的部署是：以中原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位于宿县以西、浍河以南的南坪集地区，与黄维兵团保持接触，并逐步将该敌引诱至浍河以北，利用浍河割断敌人。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和刚刚归建的第十一纵队，隐蔽集结在浍河以南的曹市集、五沟集、孙疃集、胡沟集一线，待黄维兵团在浍河以南处于半渡状态时，分别由东西两翼实施向心突击，配合正面各攻击纵队将黄维兵团分割围歼。同时，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归中原野战军指挥，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而华东野战军第二、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纵队，位于宿县、西寺坡地区，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力争歼灭其一部，保障中原野战军侧背安全；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二、鲁中南、两广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位于徐州以南夹沟至符离集之间，横跨津浦路两侧构筑阻击阵地，阻击邱清泉和孙元良两兵团南援。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如果成功，就可以使徐州的杜聿明集团陷于孤立，也可以让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围歼黄百韬之后得到短暂的休整，以便下一步在淮海战场上集中力量攻击杜聿明集团。但是，虽然有华东野战军的南北阻援，围歼黄维兵团的任务毕竟需要中原野战军独立完成。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将淮海战役比成一锅“夹生饭”的原因：“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无论在全局上还是在局部上，国民党军都占据着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中原野战军压力巨大。

　　中原野战军参战部队只有七个纵队和三个旅，部队自大别山转出后，未能得到及时的补充，从兵力上讲，除了第一、第四纵队各有九个团外，其余的纵队只有六个团，九纵只有五个团。平均下来，每个纵队只有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人左右，其中的第二、第十一两个纵队仅有一万两千多人。这也就是说，整个中原野战军，可以参战的总兵力约十二万人，与对手黄维兵团的总兵力持平。但是，就武器装备而言，中原野战军与黄维兵团差距巨大。在大别山的时候，因为部队终日转战和大量的减员，重武器都被埋在了山里，重炮也都被炸掉了。目前，除有限的几十门山炮、野炮、步兵炮和两百多门迫击炮外，部队的基本作战武器是轻重机枪、马步枪和手榴弹，而且弹药严重不足。这样一支部队，独自攻击国民党军强大的作战兵团，在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没有过。

　　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干部会上告诫大家：“打仗总有主攻方向和牵制方向，总有吃肉和啃骨头。过去我们顿顿吃肉，现在啃一回骨头就受不了的样子，这是什么思想？这是什么思想方法呢？我要告诉大家，不要以为上回啃了骨头，这次就让你吃肉。要准备这次啃骨头，下次还啃骨头，第三次还是啃骨头！”政治委员邓小平则代表中原野战军表达了这样的决心：“这是决战，要把蒋介石的脊梁打断，即使在这场决战中，中原野战军全部打光，其他各路大军也能渡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邓小平提出了“拼老命”的口号，要求“人人都要有烧铺草的决心”——中原地区的百姓有个习俗，人死了之后要把他睡过的铺草拖到野地里烧掉，所以人死了也叫“烧铺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准备“烧铺草”。

　　二十二日，他们率领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从豫北开始移动，二十三日到达临涣集以东的小李家村，并在那里安营扎寨。小李家村位于宿县至徐州的铁路与徐州至阜阳的公路之间，是国民党军黄维兵团、邱清泉和孙元良两兵团以及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兵团三路大军南北夹击的会合点——世界战争史上还没有过这种将战役最高指挥部设在战场的核心地区，战役高级指挥员和他们的士兵们近在咫尺的先例。徐州的刘峙和杜聿明如果知道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此时所处的位置，该如何感想？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奉命与黄维兵团死死纠缠，以引诱黄维兵团一步步地进入包围圈，同时为其他部队赢得战役展开的时间。

　　四纵司令员陈赓对官兵们说，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苦战一年，相比之下，四纵兵强马壮，理应多承担艰苦的作战任务，多打硬仗。他亲自带领各级指挥员到南坪集地区察看地形，最后决定由旅长刘丰和政治委员胡荣贵率领十一旅坚守南坪集主阵地，十旅为右翼，九旅为左翼，十三旅为预备队。南坪集是蒙城至宿县公路上的一个集镇，紧靠浍河南岸，集镇的背后是一座大石桥，桥上可以通过坦克和重炮，这里是东进的黄维兵团必须突破的地方。

　　二十三日，黄维兵团以第十军在左、第十四军在右、第十八军居中、第八十五军随后跟进的攻击阵形，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突破十三旅三十八团的前沿阻击阵地，向南坪集猛扑过来。上午八时，第十八军的三个团，在八架飞机和二十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十一旅正面阵地发动多路突击。第十八军的突击显示出精锐部队强大的火力威力，重炮倾泻着炮弹，坦克成排地驶过开阔地抵近射击，然后以火焰喷射器、机枪和自动化步枪为先导，步兵随之发起集团冲锋。十一旅三十一团三个营的阵地同时受到攻击，最多的时候敌人的正面攻击队伍多达五路。十一旅集中炮火极力压制敌人的火力，反坦克小组抱着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冲向坦克，坦克越过沟堑时，预先放置的柴草被点燃，整个前沿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八连张小旦排位于前沿的突出阵地上，工事很快就被炮弹炸平，排长负重伤，三个班长全部牺牲，卫生员魏树荣带着剩下的几名战士顽强地固守阵地。正面攻击受阻后，黄维把攻击重点转向东侧，企图迂回南坪集侧背强渡浍河，但受到三十二团的坚决抗击。

　　下午，敌人将空中和地面火力全部集中在南坪集西侧杨庄前沿上，特别是三十一团二营六连坚守的宽约四百米的地段。六连的工事全部被炸塌，全连暴露在裸露的阵地上。一排和二排很快只剩下几个人，所有的连排干部全部伤亡，最后由党员战士张开指挥战斗。一个营的敌人以火焰喷射器开路，从三排阵地上突进来。阵地两侧的五连和十一连全力用交叉火力封锁突破口，但敌人的后续部队蜂拥而入，一直冲到杨庄阵地的背面，这里距离二营指挥所仅有几十米，距离三十一团指挥部也不过两百米。危急时刻，三十一团团长梁中玉抓起两颗手榴弹，率领预备队冲了上去。阵地上的树木已全被炸断，十几辆坦克正向二营指挥所集中射击，炮弹落在了指挥所的工事顶上。梁团长喊着二营长的名字：“祁大海！祁大海！”营教导员杜守信从硝烟中跑过来，他腰上别着几颗手榴弹，手里提着一只汽油瓶，正准备去打敌人的坦克。杜教导员报告说，营长去六连阵地了。梁团长经过迫击炮阵地时，对炮兵们说，打完了炮弹，和我一起向六连阵地上冲！预备队赶来后，一班长高凤山提着机枪冲到杨庄村口时中弹倒下，副班长孙水平喊：“决心给班长报仇的跟我上！”炮兵连和预备队很快冲进杨庄与敌人混战在一起，逐屋的争夺战演变成白刃肉搏，这是国民党军士兵最惧怕的作战方式，他们开始潮水般地往村外跑，一名士兵正要架设火焰喷射器，被排长曹国华一把夺了过来，副班长孙水平的刺刀同时插进了这名士兵的后背。

　　大雨突然倾泻而下，地面上流淌着鲜红色的雨水。梁中玉团长刚为夺回阵地松口气，旅指挥部的电话便追了上来，命令他们撤退到浍河北岸。梁团长有些迟疑，旅参谋长王砚泉在电话里喊：“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后面的口袋已经布置好了，让敌人过河，把我们的背水一战变成他们的背水一战，明白了没有？”——中原野战军四纵十一旅在浍河南岸顶了整整一天，伤亡巨大。撤退时，梁中玉团长几次回望浍河南岸，回望他的许多官兵永远倒下的地方：“我们冒着大雨，沿着泥泞的道路向浍河北岸转移了。在雨雾弥漫的夜色里，在广阔的田野上，到处燃烧着一堆堆的火光，敌人猬集成一堆堆，度过这漫漫长夜。炮火逐渐稀疏了，刹那间，大地显得很安静。但是透过南方的夜空，透过敌人烧起的黯淡的火光，我仿佛听见了大军行军的脚步声，我仿佛看见铁钳已在敌人的身后合拢。”此时，中原野战军三纵位于孙疃集，一纵位于郭家集、界沟集，二纵位于白沙集，六纵和陕南军区十二旅位于曹市集，十一纵位于胡沟集，这是一个袋装形的巨大的阵地，只等黄维兵团在浍河边处于半渡状态的时候，发起两翼向心突击。

　　二十三日夜，黄维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命令十一师强渡浍河，开辟桥头堡阵地。虽然当面的解放军已经撤退，但该师工兵营长还是在指挥架桥时被打死了。当先头部队在几个渡口强渡成功后，第十军和第十八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河。

　　二十四日中午，黄维兵团指挥部进驻南坪集。

　　至此，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被浍河分成了两半：第十、第十八军已到浍河以北，第十四、第八十五军尚在浍河以南。

　　突然，第十八军十一师搜索队传回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至宿县的公路上有共军大部队在运动，公路两侧还发现了鱼鳞式阵地，阵地的纵深很大，看上去是供大兵力使用的。”同时，第十军方面也发现大批共军正由西向东直插侧背方向。更可怕的消息是：浍河南岸的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报告说，第八十五军从蒙城出发时留下一些伤兵，准备顺涡河送往蚌埠，现在所有的伤兵都已被俘，只有几名轻伤员逃了出来——蒙城已被共军占领。

　　一切迹象表明，兵团似乎处境不妙。二十四日晚，黄维召集军事会议。他问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兵团的任务是要打到宿县，与徐州的杜聿明会师。看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打法，才能完成任务？”吴军长不吭声，杨军长则认为，共军似乎大军云集，布置了天罗地网，看来他们放弃涡河和浍河阵地都是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诱我深入，现在我们已经成了“不着边际的孤军”，只不过还没到“被四面包围的绝境”。杨伯涛坚决反对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说如果继续打下去，只能在共军的大纵深阵地里“越陷越深”，大兵团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作战绝对是死路一条。杨伯涛建议：“趁共军还没有对我形成包围，兵团星夜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到固镇八十多里，急行军一气就可以赶到，在那里一方面可以取得后方补给，一方面可以与李延年兵团合股，然后再沿着津浦路往北打，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吴绍周当即表示同意。黄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犹豫不决，直到午夜十二点，他终于决定第十二兵团全线撤退：“我认为难以击破当面的解放军，即使攻击再有进展，解放军仍然是节节阻击，而我军则处于解放军的袋形阵地之内，态势不利，特别是北淝河和涡河，成为我军背后的障碍和威胁。如果坚持战斗，将会被解放军困死。因此，决定终止战斗，脱离当面的解放军，向铁路线固镇方向转移。”

　　但是，等杨伯涛部署完转移事项回到兵团部汇报时发现黄维又犹豫了。原来，黄维派军作战处长去给第八十五军送转移命令，但是这个处长连同他乘坐的吉普车一起失踪了，黄维认为，必须要确知这个处长失踪的真正原因后才能有所动作。杨伯涛只好命令第十八军就地等待。

　　黄维兵团在浍河两岸不进不退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五日中午。

　　还是没有查清军作战处长到底上哪去了。

　　南坪集附近的公路上已经出现了少量的解放军部队，黄维只有决定不顾蒋介石的作战命令全兵团向宿县以南的固镇转移。转移命令下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十六时。

　　黄维从感到处境不妙到正式下令转移，中间过去了十几个小时，这十几个小时的犹豫不决让黄维后悔莫及。中原野战军发现黄维兵团有缩回去的迹象，立即全线迅猛出击。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从西北和西面，第四、第九纵队从东北和北面，第六纵从南面，第十一纵从东南面，同时向黄维兵团猛扑过来。

　　第十八军是黄维兵团行动最迅速的一个军，二十五日傍晚十八时，他们就从浍河以北撤到了浍河以南一个叫双堆集的村庄。杨军长很想连夜行军，一举突出包围圈，可是战车、坦克以及数百辆汽车无法夜间行军，于是黄维决定在双堆集附近宿营。此时，第十二兵团各军的分布位置是：第十八军主力和快速纵队在双堆集，该军所属的四十九师和骑兵团在罗集的东南；第十军位于南坪集东南地区；第十四军到达东平集以西的浍河南岸；第八十五军在南坪集以南；兵团司令部位于双堆集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里。入夜，黄维意识到了局势的急剧恶化：第八十五军遭到猛烈袭击，一个团长被打死，部队一度陷入混乱；第十四军到达浍河南岸后，未能按照兵团命令沿浍河占领阵地，导致解放军渡过浍河展开攻击，第十四军仓促迎战中被冲得七零八落，向南撤退的官兵直接冲进了一一四师师部所在的村庄，一一四师师长夏建眅急忙组织部队阻击，好容易控制了部队，但是他的一个团被解放军截断，团长朱达失踪，只零星跑回来少量官兵，该师的炮兵部队和辎重部队也全部被掳走了。第十军军长覃道善见势不妙，命令十八师和七十五师派部队收容第十四军的溃兵，但派出的部队都受到了攻击。

　　同样心绪不安的是位于双堆集附近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自兵团从河南驻马店地区出发进入淮海战场以来，他一直认为整个兵团走在一条自投罗网的路上，为此他多次提醒他的司令官黄维：第一，进入淮海战场后，不断拾到共军的传单，“整个篇幅充满鼓舞动员的文字，宣示这一次是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决定性的一战”，还有就是“看你黄维哪里逃”。第二，共军的动作有点反常。过去刘邓和陈粟两军都是各自为战，现在却紧紧地靠拢在一起，显然企图不小。第三，过去共军一贯采用侧击、尾击、突然袭击等变化多端的运动战术，而这次采取的是迎头堵击，堡垒式的坚固工事到处可见，显然有打硬仗的味道。第四，这次共产党方面动员军队和民众的工作空前广泛，各地地方武装和民兵都云集到徐海地区来了。比如，一份情报清楚地表明，桐柏山区一个名叫“王老汉游击队”的武装，已经跟在第十二兵团的后面进入了淮海战场。由此可见，第十二兵团处境非常严峻。现在，经过一天的混乱，部队被“局促于双堆集”，结局很可能是“深陷泥淖”。

　　二十五日这天，中原野战军已将黄维兵团的四个军合围在宿县西南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不到十公里、南北不到五公里的地区内。

　　黄维终于意识到，他和他的兵团已经落入陷阱。黄维时年四十四岁，他出生在江西贵溪一户贫苦农家，少年时就显示出坚韧的性格和勤奋的品质。师范毕业后在家乡当教员。二十岁那年，黄埔军校首次秘密招生，他在中共党员方志敏的帮助下，虽然个子矮小但还是被军校录取了。在黄埔期间，他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担任区队长，曾率黄埔生跟随蒋介石参加东征、北伐，因作战勇敢迅速升为团长。后受到时任第十八军军长陈诚的厚爱和信任，被提拔为旅长、师长，其间曾奉命赴德国深造。抗战爆发后，率第十八军六十七师参加淞沪抗战，战斗中该师四二团阵地仅剩一角，面对日军的凶猛冲杀，官兵誓死不退直至全部阵亡。一九三八年，黄维升任第十八军军长，蒋介石送给他一张六寸照片，上面写着：“培我将军留念”——黄维，号“悟我”——不是蒋介石写错了，而是有意为之，“培我者，培养我也”。黄维自此改号“培我”。黄维带兵严厉，治军有方，清廉自律，口碑颇佳。但因是陈诚派的将领，多次受到何应钦的排挤，一九四年，他辞去第五十四军军长一职，改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副总监。黄维心平气定，他为培训入伍生的军官学校写校歌，那座学校位于江西横峰县莲荷村，从歌词上看想必是在战火中依然保有美丽的地方：

　　山青青，水洋洋，

　　莲荷山水青，

　　莲荷山水长。

　　中华儿女来四方，

　　操戈执戟聚一堂。

　　聚一堂，练刀枪，

　　远征三岛来还乡。

　　来还乡，永不忘，

　　莲荷山水青，

　　莲荷山水长。

　　两个月前，黄维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这是国民党军内部矛盾互相平衡的结果，当时，黄维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新组建的第十二兵团的基本部队是第十八军，胡琏是第十八军军长，还曾指挥过第十军，因此理应由胡琏出任兵团司令官。但是，第十二兵团驻扎在华中“剿总”白崇禧的地盘上，白崇禧对第十八军和这个军的后台陈诚成见甚深，对胡琏也“屡有攻击”，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另外考虑司令官的人选。他征求了正在养病的陈诚的意见，陈诚推荐了自己派系的骨干黄维。由于陈诚与何应钦之间、白崇禧和陈诚之间矛盾错综复杂，这一推荐遭到何应钦和白崇禧的反对，但是参谋总长顾祝同表示支持，于是任命最终确定。黄维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自己“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有困难”。蒋介石说：“打仗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把共产党消灭，所有事情都办不了，你不能从你个人来考虑。”而被任命为副司令官的胡琏心里不服，声称牙痛跑到上海治病去了。黄维最后对蒋介石说：“打完了这一仗，我还是回去办学校，第十二兵团司令仍应给胡琏。”

　　二十五日夜，蒋介石获悉黄维兵团被围。此时，全国战局的持续恶化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东北林彪大军已有入关迹象，张家口地区大批的解放军正在调动，所有情报都显示那里大战在即；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连日与彭德怀苦战之后，其主力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竟然被捉走了——国民党军的司令官和军长们总是被俘的状况已无法控制，但第七十六军的遭遇也过分离奇：第一任军长廖昂在清涧战役中被俘，第二任军长（即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在宝鸡被打死，现在的第三任军长李日基又在永丰镇被王震部的官兵活生生地堵在了窑洞里。以上情况仅仅发生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胡宗南的仗到底是怎么打的？

　　二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名义，为新华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规劝黄维下令投降：宿县南坪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所属四个军军长、十一个师师长、各团营连排长及全体士兵们：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向你们讲话。

　　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黄将军所属全兵团官长士兵们：我们和你们都是中国人。你我两军现在在打仗。我们包围了你们。你们如此大军，仅仅占住纵横十几华里内的六七个小村庄，没有粮食，没有宿营地，怎么能够持久呢？不错，你们有许多飞机、坦克，我们在这里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也没有，南坪集的天空是你们的，你们想借这些东西作掩护向东南方面突出去。但是，你们突了两天，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没有呢？不行的，突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打仗的胜败，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心。我们的士兵都想打，你们的士兵都不想打，你们将军们知道吗？还是放下武器罢。放下武器的都有生路，一个不杀。愿留的当解放军，不愿留的回家去。不但对士兵、对下级军官、对中级军官是这样，对高级将领也是这样，对黄维也是这样。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罢。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罢！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片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我们希望黄维将军仿照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为了爱惜兵士和干部的生命起见，下令投降。如果黄维将军愿意这样做，着早派遣代表出来和我们的代表谈判投降办法。你们保证有秩序的缴枪，不破坏武器和装备，我们保证你们一切人的生命安全和随身财物不受侵犯。何去何从，立即抉择。切切此告。

　　刘伯承　陈毅黄维不会投降。

　　正面作战是军事较量，他不惧怕。

　　被俘后，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在南坪集受到阻击后，不迅速向固镇、蚌埠方向转移，还积极地抢渡浍河，导致后来陷入重围，黄维高声说：“我还想打嘛！”但是，至少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那些清冷的日子里，黄维感到了困惑：“兵团部对于徐州地区的战况，一直没有得到国防部及其他上级的指示，兵团部的无线电通讯始终没有和刘峙、杜聿明取得联络，只不过推断徐州在大战而已。至于双堆集战场，是秋后毫无隐蔽物的广阔平原，所占据的村落都是土墙茅草盖的小房子，老百姓已逃跑光了，当地几乎毫无可以利用的物资，不仅无法征集粮食，就连燃料、饮水和骡马饲料，都极为困难。”

　　无法知道那个时候，黄维是否还有攻击浍河防线时的作战积极性。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已失去脱离战场的一切可能，十二万装备精良的大军落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无数支“王老汉游击队”的罗网之中。     蹂躏战术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十七时，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刚刚到达双堆集附近，黄维就派人来把他找到兵团部。

　　黄维对廖师长说：“刚才空军侦察报告说，午后十五时，共军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他们正在构筑工事。你对此有什么主张？”

　　廖师长说：“司令官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我师保证完成任务。”

　　黄维说：“我想乘敌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因此，决定每个军挑一个师，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廖师长说：“司令官的决策英明。我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我们既然能攻占共军堡垒式工事和河川阵地，现在突破共军临时构筑的掩体当然不在话下。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行动！”

　　一时间，黄维对眼前这位他并不熟悉的师长的勇气感到有些意外。

　　从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和渊源上讲，廖运周所在的第八十五军不在黄维的势力范围内。第十二兵团组建的时候，与黄维私交甚好的国民党军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良荣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出任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并把自己的基本部队第二十八军带过来。经过黄维和李良荣两人的共同请求，蒋介石发布了调动命令。但是，由于第二十八军隶属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建制，部队被白崇禧扣住不放，接着李良荣又被蒋介石调任福建省府主席，于是，国防部临时以第八十五军替代第二十八军编入黄维兵团，并经何应钦提名，任命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为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八十五军军长。这个改变依旧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可是，白崇禧又扣住第八十五军不放。第八十五军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军教导师一部，一九三七年由第十三军的第四师和八十九师组建而成，首任军长王仲廉。部队组建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宜枣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内战爆发后，第八十五军被调往山东，先后参加蒙泰战役、孟良崮战役和阻击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作战。调入第十二兵团之前，该军下辖二十三、一一和二一六师。这支原属于何应钦派系的部队，纳入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序列后，白崇禧计划让该军防守汉口大门，而将自己的桂系部队收缩在内线，因此他不愿意把这个军划归给黄维。为了扣住这个军，白崇禧把第八十五军编入他的第三兵团序列，调到湖北东北部的广水、应山方向去了。黄维不能刚上任就少一个军，因此向蒋介石反复力争，国防部也坚持要白崇禧把第八十五军“吐”出来——“几费周折，白崇禧才把这个军吐出来”，可是他“吐”得很慢。当黄维率第十二兵团已向淮海战场出动的时候，该军还以交接防务为名在湖北境内迟迟不动，经过黄维的反复催促才勉强出发。出发时，军长吴绍周对前方情况一无所知，所带粮草弹药也严重不足，所以一路走走停停，直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到达安徽阜阳，比黄维规定的归建时间晚了半个月。因为部队没带粮食，当地又征不到粮食，黄维兵团渡沙河时架的桥也被拆毁了，收音机里又传来黄百韬已被包围的消息，吴绍周不愿意再往前走了。但是，黄维不断地发电催促，第八十五军只好饿着肚子赶路，二十四日由蒙城赶到赵集附近，由此被彻底拉入了淮海战场。

　　始终担心无法控制第八十五军的黄维，在二十六日下午，被眼前这位名叫廖运周的师长的果敢精神感动了。这正是需要有部队为全兵团拼命的时候，也是全兵团迅速突围出去的最后时机，连自己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军都没有哪个师长能够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如此的忠诚与勇敢，如果此次整个兵团能在一一0师的冲锋下一鼓作气突出罗网，那么这个廖师长将成为自己军事生涯中的最难忘的人——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一一0师师长廖运周的行动，很快就会让黄维刻骨铭心。“我于一九二七年，经孙一中、靖任秋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八月在叶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尽管共产党方面在情报收集、政治策反和在敌方营垒内安插秘密党员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建树，但在国民党军一线作战部队内部，一名资深的共产党员能够隐藏如此之久，并被逐步提升至师长的位置，其大胆、耐心和智慧令人惊叹。

　　黄埔毕业的廖运周自一九二八年起，就接受党组织的委托秘密从事地下兵运工作。一九三七年，廖运周所在的部队开赴河南焦作，与豫北管区合并成师，当时的豫北管区的司令官张轸，北伐时曾是以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党代表的第六军的一名师长，因此政治立场是反蒋的。廖运周迅速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在这个部队隐蔽精干，发展势力，掌握兵权。”自那时起，廖运周一直隐蔽在一一0师，历任团长、旅长、副师长和师长等职。这一漫长的潜伏过程是艰辛和危险的。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国民党军工作部的秘密联络员进入河南新乡一一0师驻地，见到廖运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一一0师的行动计划是：“在有解放军接应的前提下举行起义，起义前的任务是收集军事情报。”一九四六年九月，第八十五军奉命出动，掩护第五军向徐州移动。一一0师在河南民权县刚下火车，官兵们就听见了剧烈的枪声——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部队正在攻击位于郑庄寨的第八十五军军部。军长吴绍周在电话里呼叫一一0师火速增援，廖运周很想利用这一机会与刘邓的司令部取得联系，但是情况不明，缺乏渠道，只能向吴绍周报告说自己也受到了包围，正在激战之中，以拖延增援军部的行动。天亮之后，刘邓部因攻击效果不佳，战斗伤亡严重，被迫撤离战场。廖运周立即向军长报告了这一情况，以致吴绍周以为是一一0师经过“英勇作战”把围困军部的共军打跑了。后来，邓小平托人告诉廖运周：“郑庄寨战斗是有意不打一一0师，而专打第八十五军军部，目的是为了牵制第五军，使他不能开往徐州，打了第八十五军起了牵制作用，这就是胜利。至于我军有损失，那与你们无关，你们是无能为力的。”

　　一九四七年，一一0师开赴山东战场，邓小平随即指示，将一一0师地下党的关系转到中共华东局。同时，陈毅也再次强调：“当前搞情报比起义贡献大。”这一年的夏天，一一师地下党委正式成立，廖运周任书记，副官处副官的刘浩任副书记。他们开始整顿队伍，凝聚进步力量，把顽固派分子排挤出去，将一大批年轻军官团结在身边。这期间，国民党军豫北战场作战计划和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作战计划及电报密码，都是由他们搞出来然后送至距一一0师驻地最近的解放军部队的。秋天，一一0师地下党组织关系转入中原军区，邓小平的指示是：“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的作用。”

　　让一一0师的秘密党员和准备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进步军官继续隐蔽下去是困难的——“有的同志逐渐流露出一些急躁情绪，对长期隐蔽在敌人内部缺乏耐心”。而随着国共两军决战态势的日益明显，开赴一线战场作战似乎不可避免，于是隐蔽下去的危险性越来越大，特别他们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才是“最有利的时机”。邓小平说：“组织上没有忘记你们，只是目前还没到时机，起义要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的作用。不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问题，你们要考虑到全局，不应计较局部得失。”——第八十五军一一0师，是一颗埋藏在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中的定时炸弹，引爆必须等待能够带来最烈破坏效果的时机。

　　一九四八年九月，第八十五军划归第十二兵团，奉命进入徐蚌战场。一一0师地下党委再次开会，认为起义的有利时机可能到了。但是，全师官兵不愿出动的情绪也让廖运周有些着急，因为部队拉不出去，战场起义的计划就会落空。他破例发给所有官兵每人三个月的薪金和大米，并允许官兵到汉口、广水等地探一次亲，之后部队才勉强出发。第八十五军突破浍河后，黄维意识到兵团已陷入包围圈，军长吴绍周去南坪集开会回来，连夜向师长们布置转移行动：“共军有纵深配备，正在向我军两侧迂回，我军将被包围，现在黄司令官已下决心转移。第八十五军主力放在南坪集附近，占领阵地，向西北警戒，掩护第十八军和第十军转移。待两军通过后，第八十五军经罗集向固镇以西地区集结。兵团司令部在第十八军后跟进。”吴绍周告诉廖运周，一一0师暂归黄维直接指挥，向湖沟集方向武力搜索。

　　廖运周很着急，因为黄维已经察觉危险正准备逃脱，可当下没有把情报送出去的条件。他对吴绍周军长说：“为什么把我师划归黄维直接指挥？这样分割使用有诸多不便。为什么要第八十五军掩护第十八、第十军转移？他们各自掩护直接转移不是更好吗？第八十五军由赵集直接开往固镇西北地区不是更好吗？”这种挑拨的话让吴绍周沉默了好一会儿，吴军长最后说：“武力搜索的兵力可大可小，把你的三二八团给我留下当预备队吧！”——吴绍周的这一决定让廖运周很满意，因为一一0师目前只有三二八团不好掌握，廖运周一直担心这个团会是起义时的一个麻烦。二十五日拂晓，廖运周集合部队准备出发，吴绍周派人来通报说，军作战处长郑家兴乘吉普车给一一0师送命令时，在师部附近被共军连人带车捉走了，一一0师原地待命。晚上，一一0师奉命赶到双堆集。廖运周见到了黄维，主动要求承担突围前锋的任务——廖运周的想法是，只有担任前锋，才能与第十二兵团的其他部队脱离开，而一一0师如能在突围时举行战场起义，很可能致使黄维的整个突围计划瓦解。从黄维那里回来后，廖运周让师侦察连副连长、秘密党员杨振海立即出发。杨振海要直接找到解放军前沿部队接上头，请他们在一一师突围处的左翼“闪开一个口子”，等一一0师过去后再将口子重新封上。

　　二十六日晚上，黄维异常紧张，明天的突围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兵团的生死。此刻，他与李延年、刘汝明之间的距离不算远，他很怀疑共军能将他的十二万人马合围起来，而四个师的强大兵力并排突击，遭到阻挡是肯定的，但还没有突不出去的道理。黄维唯一的担心来自他所熟知的国民党军无法克服的弊端：在危急时刻，谁也不愿意损失自己的部队去配合或援救友邻。一旦明天突围受阻，兵团将被围在双堆集地区，即使共军吃掉自己不那么容易，但友邻部队增援不力，官兵作战意志消沉，重蹈黄百韬兵团的覆辙也不是没有可能。在这个夜晚，黄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如此积极地进攻作战，是不是犯了个鲁莽的错误？

　　廖运周派出去的侦察连副连长杨振海，很快就被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二旅的前哨捉住了。六纵当天与黄维兵团打了整整一天，特别是十二、十六和十七旅的杨庄、李庄、葛家庄前沿阵地，终日都处在激战之中，虽然阵地没有被突破，但是官兵伤亡很大。入夜，黄维兵团退缩双堆集后，前沿的硝烟还未散尽，一个国民党军军官就闯了进来，要不是这个军官不断地强调有紧急机密情报要送给前线首长，弄不好就被打红了眼的十二旅官兵当场打死了。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得知消息后，命令把“俘虏”送到纵队指挥所审问。杨振海一进指挥所，作战参谋武英立刻喊道：“老伙计！你还没死呀！”不明内情的王近山司令员听说这是刘邓首长派到一一0师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觉得在前沿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出人意料。

　　杨振海拿出一份黄维兵团突围计划图。这份作战图让王近山感到明天将有大战，因为黄维准备用四个师强行夺路，且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所有的火炮和从南京派来的飞机将全力助战。当听说一一0师准备起义，要求为其让开通道的时候，王近山和六纵政治委员杜义德一时不知该如何答复。首先，他们对廖运周不甚了解，不知道一一0师的起义是否有诚意。其次，即使起义是真心实意的，但敌人四个师向纵队前沿发起进攻，如果给一一0师让开一个口子，万一其他敌人趁机冲出，将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另外，谁能保证一一0师没有顽固军官，万一廖运周控制不住部队，把他们也放了过来，他们一旦调转枪口从我军的背后进攻，只有四个旅的六纵如何对付得了强大兵力的前后夹击？如果让黄维兵团从六纵的阵地上跑了，这就出大事了。王近山、杜义德立即请示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当即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粉碎黄维的突围，同时要严密组织，保证一一0师起义成功。”邓小平还特别提到：“廖师长在汉口的家属，我们安排转移，请他放心。”六纵指挥员立即部署迎接一一0师起义的具体事项：为了以防万一，不能让起义部队进入村庄，须在阵地纵深地域划出一条通道让其通过。而十六、十七旅将位于起义通道两侧占领阵地，如果起义部队中途哗变，两侧同时开火；如没有发生哗变，就集中火力消灭跟在一一0师后面的敌人。王近山对杨振海交代：一、一一0师的行动必须提前一至两个小时，争取在敌人全线突围之前把队伍拉出来；二、起义部队必须沿划定的通道出来，如果越界就会遭到火力打击；三、起义部队出来之后，须到指定地点集合。杨振海提出，在起义部队通过的通道边沿须标上路标，同时，派人进入一一0师帮助把部队带出来。六纵派出的人是作战参谋武英。武英化装成农民，与杨振海一起在前沿部队专门为他们制造假象的枪炮声中，接近了第八十五军的阵地，武英当即被哨兵扣押送往一一0师师部。

　　此时，已是二十七日凌晨。

　　获悉情况后，廖运周再次到了黄维那里，他有一个难题需要化解，即黄维布置四个师齐头并进突围，如果一一师被安排在中间，将很难单独地脱离战场。廖运周对黄维说：“四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三个师好，把第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随时策应第一线的作战。我师先行动，如果进展得手，预备队主力师可以迅速跟进，扩大战果。”黄维再一次受到感动，眼前的这位师长不但勇挑重担，而且还能为兵团整体考虑，于是，他拍着廖运周的肩膀说：“还是运周兄，好同学（黄埔同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挑！第十八军的一一八师在后面跟进，掩护你们！”廖运周见黄维没有丝毫怀疑，进一步说：“我已经派便衣深入敌后，如果发现空隙，我们准备利用夜色提前行动。”黄维的嘱咐是：“有机会你就前进，要当机立断！”在武英的建议下，一一0师分为四路纵队，按正常速度前进。最前面的三二九团，由武英、杨振海和团长刘协候率领；三三团为后卫；后卫的后面再放一个可靠的连队负责收容；中间，是由师部、直属队的炮兵营、运输营、特务连、化学炮连、通讯连、工兵连组成的队伍。

　　廖运周必须向军官们宣布起义的决定了。

　　在双堆集附近黑暗的旷野中，一一0师营以上军官聚在一起。

　　我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我们已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黄百韬被消灭，蒙城、宿县被占。蚌埠的李延年不敢前进。我们是援兵没有，退路已无，弹粮即尽，解放军却在不断地增援，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蒋介石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卖命？共产党、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很清楚。很多人要求我利用朋友关系（当时还不能公开我们的身份）给解放军写封信，为我们提供方便，使我们脱离战场，投靠解放军，举行起义。现在，我们已派杨振海与解放军联系上了，见到了他们的南线司令员，解放军对我们将采取的行动非常欢迎。你们赞不赞成这样做？”话音刚落，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赞成！”接着，我向大家宣布了行军序列，并提出下列要求：一是以四路纵队按解放军规定的路线急行军。解放军保证不向我们开枪，也不允许任何人向解放军开枪。同时公布了与解放军的联络信号和我们官兵左臂上的标志。二是任何人不许掉队，走不动就用车拉。三是要严守秘密。四是不愿意走的现在可以提出来。其实这不过是给每个人的心上加一个砝码，估计他们就是不愿走，谁也不敢提出来。大家都说：“愿意跟老师长走！”起义部队的标志是：一律在左臂上扎白毛巾或白布。通过通道的标志是：沿途插着高粱秆。

　　两军接触时的联络信号是：打三发枪榴弹。

　　天已经放亮，初冬的浓雾笼罩着田野。黄维兵团开始了强行突围，由一一0师开路，后面跟着其他两个师。一一0师的行军路线，从双堆集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吴大庄和西张庄，距离大约有十五公里。一一0师的三二八团被留在黄维身边，师部和两个步兵团总人数约有五千多人。黄维在步话机中不断地询问廖运周突围进展，廖运周一律回答“一切顺利”。但是，险情还是发生了。接近六纵阵地的时候，按照事先的约定，三二九团发射了三颗枪榴弹。可六纵阵地上没有任何反应，左翼第十八军的队伍躁动起来。杨振海立即跑到第十八军那里，解释说一一0师正在偷袭共军阵地。这边一一0师跑起来，大约跑了十分钟，前方阵地上的机枪突然开始猛烈扫射，手榴弹也跟着飞了过来。先头部队慌忙准备还击。武英立即让刘团长不要还击，命令部队卧倒，然后他绕了个大圈子向六纵阵地上猛跑。跑上阵地，碰见十二旅副政治委员张子明，武英说：“怎么搞的？不是事先通知了起义的事，而且还规定了信号，为什么还要开枪？”张子明回答说：“早上雾大，没有看见信号。再说你们的时间比规定的晚了一个多小时！”就在这时，一一0师身后枪炮声大作：跟在他们后面的第十八军的突围部队，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到六纵的猛烈伏击。黄维在步话机中的语调开始变得疑惑起来。他大声呼喊廖运周：“长江，长江，你到了哪里？”廖运周回答：“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沿途畅行无阻！”黄维喊：“跟着你们的十八军的那个师，遭到密集的火力袭击，伤亡很大！”早晨七时二十分，一一0师跑成了八路纵队，最终到达指定地点——吴大庄和西张庄村附近。

　　吴绍周军长在步话机中询问廖运周的位置，廖运周回答说：“我们被共军包围了，请求增援。向导死了，因此无法判明本师现在的具体位置。”然后，他命令全师所有步话机一律关闭，电台停止使用。飞机飞到一一0师队伍的上空，开始了不顾一切的猛烈扫射，看来吴绍周和黄维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一一0师的士兵躲进一片树林里，他们还不清楚起义之事，不知道飞机为什么要轰炸自己，更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突围成功”。喘息平静之后，他们发现树林里的草丛中有很多粗布口袋，打开一看，是大米、白面、猪肉、粉条、盐巴和白菜，许久未吃饱的一一0师官兵们顿时欢呼起来。

　　从起义兵力上看，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廖运周带出来的人不算多，但是，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初期，一一0师的战场起义发生在黄维兵团试图突围的关键时刻，这对黄维的心理打击是沉重的，对国民党军士气的挫伤更是致命的。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后来说：“第一一0师师长廖运周叛变，是加速黄维兵团失败之关键。”二十七日拂晓，一一0师脱离战场后，突围与反突围的战斗愈加激烈。

　　六纵的作战位置在双堆集的东南，是黄维向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兵团靠拢的最直接的方向，因此这里承受着阻击黄维兵团的巨大压力。二十五日午夜，第十八军偷袭了六纵十七旅五十团的阵地，敌人一度打进村来，在四十九、五十一团的增援下，五十团经过艰苦反击把敌人赶了回去。二十六日，第十八军再次在坦克和飞机的助战下，向六纵指挥的陕南军区十二旅三十五团阵地发动攻击，小刘庄一度失守，又是进行艰苦的反击才夺回。二十七日，一一0师通过之后，包围圈上的通道即被六纵封死，跟在一一0师后面的国民党军突围部队继续强攻，向十二旅防御的小李庄、杨庄等阵地发动猛烈突击。坚守小李庄的一营在营长李更生的指挥下，不顾坦克已经迂回到身后的威胁，与突入村庄的国民党军反复争夺阵地。飞机在小李庄上空低空扫炸，坦克引导步兵强行推进，狭窄的阻击阵地上平均一分钟落下十发以上的炮弹。残酷的战斗进行了一个白天，最后时刻，双方在前沿枯萎的茅草中拼了刺刀，一营的干部和骨干几乎伤亡殆尽，全营两百多人最后只剩下四十多人，阵地犹在。

　　在廖运周起义的同时，中原野战军命令各纵队趁势迅猛出击，进一步压缩黄维兵团。各纵队在白天出击了。国民党军的Ｂ－２９轰炸机投下重磅炸弹，强击机尖叫着俯冲轰炸，地面的炮火十分猛烈。九纵各旅在混战中与突围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村庄争夺战。四纵向突围之敌出击后，当面的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仓皇后退，四纵官兵随即猛追，连克十余个村庄，三十团的一营和二营竟然插入纵深袭击了第十四军军部。二十八日傍晚，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战况：

　　（一）经昨感（二十七）日夜作战，已将敌压缩至东西十五里、南北四五里的长窄狭小地区。敌曾以大量飞机、坦克，多次猛攻我六纵阵地，企图打开通路，向东南方逃走，均被一一击退，且俘敌三百余人。我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压缩，部队亦甚勇猛，但因天气昏暗，部队混乱，敌亦因突围未成，依托原有阵地顽抗，故我目的今俭（二十八）日拂晓前停止攻击，共已俘虏约二千人。另最先逃出至大营集之四九师一个多团，已被我全歼。

　　（二）敌之基本意图，似仍为向东南突围，但突围不成，则只有死守待援。刻遇到之最大困难是十万大军拥挤于狭小地区，天冷露营，没有饭吃，空投数量极小，士气甚低，遭我阻击和炮击伤亡不小，队形亦已混乱。

　　（三）现我们从敌人固守着眼，正等待弹药到达，即于后艳（二十九）夜开始攻歼敌人，采取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的战法。

　　（四）我们六个纵队，从十九日涡阳阻击起，到今二十八俭晨止，共伤亡不过六千人，士气很高。加上华野七纵及炮兵配合，全歼该敌确有把握，但须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原来根据敌人总突围及廖起义的情况，估计可以迅速解决战斗，此种情况业已改变。

　　（五）华野七纵因敌改成固守，故仍留用为总预备队。

　　黄维兵团在最初的突围行动中，损失最大的是第十四军。这个军的各师都遭到猛烈阻击。军长熊绶春正为收拢部队着急上火的时候，参谋长梁岱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这让他几乎认为自己产生了某种幻觉。四天前，梁参谋长在浍河南岸的战斗中失踪，官兵们在战场上只捡到他的皮包，熊绶春认为他阵亡了，一面让士兵到处寻找他的尸体，一面给汉口的后方基地通报消息，同时刻不容缓地给梁夫人发了抚恤金——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参谋长梁岱的遭遇可谓奇特，他先后被解放军俘虏两次。在浍河南岸，他没被打死而是被俘了，那时他刚到第十四军上任不久，第十四军的官兵大多还不认识他，因此他把自己伪装成军部书记员，最后居然没被解放军审查俘虏的干部甄别出来。解放军干部问这个“军部书记员”，敢不敢回到第十四军去，如果敢就可以放他回去，条件是要替解放军带几封信。梁岱答应了。夜里，解放军干部又来了，给他三封信，一封给黄维，一封给熊绶春，一封给第十四军八十三师师长张用斌，信被缝进梁岱的棉衣襟下。然后，几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送到前沿阵地，指着前面的一个小村庄说：“那里就是第十四军军部，那边是你们部队的前哨，到了那里，你说是自己人，他们就会让你过去的。”梁参谋长沿着解放军指的方向开始往前爬，第十四军的前哨发现他时，说什么也不相信他是军参谋长：“不许动！什么参谋长！参谋长早就阵亡了！”梁岱因此在前沿被扣留了一夜，蹲在一堆稻草里几乎被冻僵。直到天亮之后，前哨才与军部联系上，军长熊绶春立即让前沿部队的团长送梁岱回军部。

　　“我一进门，熊绶春立即抱住我哭了起来。”

　　梁岱身上带的是劝降信，信的大意是：放下武器，就有生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熊绶春看了信之后，连同给黄维和张用斌的信一起撕了。第十四军八十五师二五五团政工室主任洪雨卿日记：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在白大庄溃退下来，共军的追击炮火打得非常密的时候，我就倒在地上，这样由共军的子弹里逃了出来。他们（指二五五团官兵）满地乱奔乱跑伤亡了许多……逃出活命后，清查人数，我政工室的干事李维沛阵亡了，第三连连指文宪锡及第五连连指陈维基负伤了。团部里的官兵伤的、亡的、被俘的有好多。大家逃到兵团司令部村子前面的田中集合，这时团长也收集些零星队伍来了，他说了几句话，带着部队就走了。这时天又黑了，前面有共军，后面的村子兵团部不准我们过去，没有指挥官的官兵困守在田野里，求进不得，望归不得，只有死路一条了。兵团部的大炮坦克对着共军，共军的机枪大炮对着兵团部，我们这六七百没有指挥官的人马就在这两方枪炮口的中央，如果双方要开火，我们夹在这中间会被打成肉酱。有些官兵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吓得哭哭啼啼，我这时仰卧在田中，只有听天由命。听说我们军部亦被冲散，军长失踪了，师部也弄得溃不成军，第十师也被打得乱七八糟，二五三团团长阵亡，队伍散了，我团第一营营长罗凤阳负伤，第三营孙亘营长负伤逃跑，只有第二营尚有点力量，但所有的机关枪都丢光了，照这看来，第十四军是被打垮了。天已经黑了，我只穿一件大衣，身上冻得发抖，这时我心里千头万绪，伤心地流出泪来。

　　按照淮海战役总前委的部署，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黄维兵团的南北两个方向上，负责阻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南下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上，以粉碎国民党军打通津浦路南撤的企图，并将黄维兵团彻底孤立起来。邱清泉的部队还没有从增援黄百韬的战场中完全撤出，接到南下命令的那一刻他的心绪立刻变得十分糟糕。第五军军长熊笑三对兵团参谋长李汉萍说：“邱先生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消沉。过去每次作战都是大叫大喊，要杀这个要杀那个，神气十足，这次连话都不愿意说了。”邱清泉虽不再大叫大喊，但依旧是满腹怨恨：“这打的是什么仗？怎么要我同时执行两项任务呢？大概不把我打光，他们是不甘心的。”——邱清泉所说的“他们”，除了指向徐州的刘峙、杜聿明之外，恐怕更多的是指向南京的蒋介石，因为蒋介石的命令十分严厉，要求他的第二兵团一天之内到达宿县北面的符离集，以期与黄维兵团会合。邱清泉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华东野战军的坚决阻击下，尽管沿着津浦路东侧南下的邱清泉兵团以决一死战的态势向前攻击，但是在付出很大伤亡之后，连续攻击四天只推进了十多公里，从江苏徐州附近进入安徽北部的褚兰一线后，部队便无论如何也推进不了了。

　　与邱清泉相比，沿津浦路西侧向黄维兵团靠近的孙元良似乎积极许多。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在八月间以第四十七军为基本部队改编而成，原下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九十九军，但第九十九军很快就被调去守备蚌埠，并改归李延年的第六兵团指挥，因此孙元良实际上只指挥着两个军。之前，根据蒋介石退守淮河的计划，十月底，第十六兵团从郑州撤退，第九十九军移防蚌埠，军主力则移至河南商丘，准备作为守淮总预备队。但是，十一月初，当获悉黄百韬兵团被围后，徐州“剿总”命令第十六兵团迅速东进，担任徐州南面的守备任务。孙元良十分恼火，认为刘峙“坐失主动与敌决战的良机，而今又完全处于被动”；同时，他认为消灭黄百韬的不是共产党军队而是南京国防部——“国防部对敌情算不清，对共军企图断不明，要部队白白送死，实可叹息。粟裕主力十几个纵队南下，离新安镇一百里时，还不让黄百韬西行集结徐州，反而要他掩护第四十四军，贻误良机，为了救一个军而害了五个军。这样指挥，安有不败？现在共军正在整理部署，如果我们再犹豫不撤，将来只能坐以待毙。”孙元良极力主张将徐蚌主力尽快撤离战场，“能救多少算多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刻，蒋介石向南攻击的命令很符合孙元良的主张，因此第十六兵团前进的积极性颇为高涨，官兵们都认为这样就可以远离那个危险的徐州了。

　　二十四日，孙元良兵团向宿县方向发起攻击，他声称自己的战术是“钻隙迂回，囊括席卷”。黄昏，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三六五团袭占孤山集以北，那里是华东野战军阻击部队的前沿阵地，三六五团随即进入笔架山主阵地。夜晚，第四十七军一二五师占领官桥以北的高地。

　　二十五日，第四十一军一二四师攻占白虎山、孤山集。一二二师在孤山集东南的纱帽山，受到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的顽强抵抗，三六四团在炮火掩护下的攻击数次受挫。这时，南京来的一个中外记者团到达战场，刘峙和杜聿明要求孙元良在记者们面前打出个样子来。于是，当记者团登上第四十一军位于白虎山的指挥部时，孙元良集中兵团所有的山炮、野炮和化学炮一齐向纱帽山轰击，飞机也投下大量的燃烧弹，整个纱帽山完全被硝烟和火焰所覆盖。当面的华东野战军阻击部队再次后撤。配合攻击的一二五师趁机攻占纱帽山附近的几个高地和津浦线上的四堡火车站——虽然“钻隙迂回，囊括席卷”的战术没有得以施展，但孙元良认为至少在二十五日这天第十六兵团的表现还算完美。

　　但是，从二十六日开始，攻击就不那么顺利了。一二二师三六五团推进到卢村砦、三六四团推进到园山时，突然遭遇猛烈反击，残酷的拉锯战随即展开，并持续了整整两天。孙元良开始惶恐了：黄百韬兵团被歼后，粟裕部主力正在迅速南下，如果自己在此地长时间僵持，不仅不能与黄维、李延年兵团会师打通津浦路，而且徐州主力很可能也落入包围之中，那时就要重蹈黄百韬的覆辙了。特别是，听说在左翼并肩推进的邱清泉兵团进展很缓慢，自己可不能一不留神成了冒进的孤军。

　　二十七日，孙元良把他的预备队一二七师加强到第四十一军的侧翼，企图打开一个缺口冲过纵深阻击地带，到达宿县与黄维、李延年会师。但是，一二七师遭到前所未有的顽强阻击。尽管这天正值南京的立法委员们到战地观战，但第四十一军每一次攻到卢村砦的围墙下，都会被凶猛的火力反击回来。孙元良觉得在南京大员们面前很丢面子，而那些立法委员个个都被近在咫尺的残酷拼杀惊得目瞪口呆。节节阻击孙元良兵团的，是由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等部队组成的西路阻击集团。而在卢村砦一线阻击的，是战斗力和装备都相对薄弱的两广纵队。两广纵队只有三个团，每个团只有两个营，其中二团在之前的战斗中伤亡两百多人，还没有得到补充，三团是新组建的部队，大多数是济南战役后新补充的国民党军被俘官兵，还没来得及进行整训。纵队严重缺少重武器，每个团只有三门旧式山炮。在前两天的阻击战中，从纱帽山阵地撤退时，三连班长曾发腿部负伤无法行动，在血流殆尽之前，他一个人在战壕里用机枪和步枪轮流射击，直到子弹打光，当国民党军冲到他跟前时，他拉响了藏在身上的最后两颗手榴弹。

　　二十八日，两广纵队以一团防守卢村砦和瓦房，二团防守大方山和黄山，三团防守秤砣山。上午七时，孙元良兵团向两广纵队二线阻击阵地发动猛攻。一个小时后，第四十一军在第二次冲锋时突破一团坚守的瓦房阵地，一团经过惨烈的反击夺回部分阵地，但到上午九时因伤亡巨大被迫再次放弃。第四十七军攻击大方山，在那里阻击的二团四连连长、副指导员和所有的班排干部、骨干全部伤亡，大方山失守了。这使得敌人可以直接攻击卢村砦，卢村砦一旦失守，孙元良兵团就可长驱直入与黄维兵团会合。纵队命令二团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大方山。二团组织起四个连的兵力，在团营炮火的支援下，在一团和三团各一个连的加强下，十时三十分发起反击，三十分钟血战后，大方山阵地被夺回。战斗中，包括五连长曾福在内的四名连级干部负伤，副连长陈玉麟和四连副指导员刘观胜阵亡。

　　卢村砦是孙元良兵团攻击的重点。两广纵队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随着坚守在阵地上的官兵不断牺牲，下午的时候阵地出现难以支持的迹象。孙元良集中了大量火炮，野马式战斗机也全力助战，对卢村砦实施轮番轰击，不但前沿阵地上的工事全部被毁，卢村砦全村的房屋都已被炸平。在最困难的时刻，上级发来电报，严令不准后退，并通报说第九纵队正在向卢村砦增援。黄昏，孙元良以两个团的兵力全力猛扑，一团团长彭沃表示，包括他在内，全团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死在阵地上。五连二排在排长林权的率领下坚守在前沿，当敌人冲上阵地的时候，全排跃出战壕发动反冲锋，冲锋中林权中弹倒下，全排近乎疯狂地与敌人展开搏杀。反复的争夺中，一团营连干部十三人伤亡，全团除一个排还保持着建制外，其他各连还活着的战士只能编成一到两个班。最后时刻，纵队警卫连、侦察连和文工团以及所有的机关后勤人员全部划归一团指挥。晚上二十时，警卫连和侦察连刚上去就遭遇敌人的再次攻击，瞬间伤亡近三十人。二十八日晚至二十九日拂晓，孙元良兵团一反常态，整夜攻击不止。天亮时，敌人再次组织大兵力向大方山、卢村砦发动轮番冲击，这时候九纵的主力部队赶到了战场。二十九日，孙元良和邱清泉的攻击势头明显减弱。

　　仍然深陷包围圈的黄维万分惊愕，因为距离他最近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不但没有积极增援反而开始退缩了。二十五日，刘汝明兵团的第五十五军和李延年兵团的第九十九军，距离黄维已经不足四十公里。但是，顾祝同突然飞临战场上空，命令部队立即撤回浍河南岸，并一定要炸毁浍河上的新马桥。李延年和刘汝明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不清楚为什么要撤退。通过浍河桥时，官兵人心浮动，争相抢渡，发生了因拥挤死伤或落水死亡的严重事件。部队刚撤到浍河南岸，顾祝同又命令两兵团按原路前进。刘汝明顿时火了，派参谋长去蚌埠当面质问坐镇指挥的顾祝同：“大军已经前进六十多里了，无缘无故地撤回来，现在为什么又要前进？”顾祝同窘迫地在地图上指来指去，但还是没有解释清楚：“据空军侦察，共军四个纵队正在由泗水、灵璧方面向南挺进，这样我援军侧背就大受威胁，故命令大军撤到浍河南岸，然后以浍河为依托，再向前推进，才能安全可靠……”——顾祝同所说的“共军四个纵队”向南挺进，其实是国民党军溃散部队、地方民团和官吏们混在一起逃离战场的人流。此时，黄维兵团已经处于危境，增援行动却朝令夕改，大军往复人困马乏，国民党军官兵们怨声载道。二十九日，刘峙从徐州刚到蚌埠，刘汝明就告状说，李延年兵团的第九十九军推进缓慢，导致他的第五十五军目前过于前突。刘峙给第九十九军军长胡长清打电话，要求他快速前进，胡长清竟然一言不发把电话挂断了。刘峙苦笑地对刘汝明说：“他把电话撂了。”刘汝明惊讶地发现刘峙连自己的嫡系部队都指挥不了了。

　　黄维自知突围无望，决定固守待援。

　　第十二兵团的防御部署是：第十八军守双堆集，担任纵深防御；第八十五军向西南防御；第十四军向东及东北防御；第十军向南及东南防御。兵团部位于双堆集以北的小马庄。同时，在双堆集与金庄之间修筑临时机场，以求空中补给。黄维还下令把所有的汽车装满泥土，与坦克一起排成一字长蛇，构成城墙样的防御工事。

　　包围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也改变战术，采取“地堡对地堡，战壕对战壕”的办法，稳扎稳打，逐步攻击，以大规模的迫近作业，把交通壕一直挖到敌人的防御前沿，攻占一村巩固一村。黄维开始布置一种被他称为“蹂躏战术”的局部作战：

　　在开始的几天中，每天都抽调一至三个有力团配以战车和炮兵的火力，向解放军的阵地据点突击，第八十五军的部队也一再向双堆集以东解放军所占领的村庄突击，有的被攻占了，有的并未攻下。当时的企图是以攻为守，想扩大所占地区和阵地据点，借以振作士气和俘虏解放军人员以取得情报，并抢掠一些可以吃的东西，企图用这种不断对有限目标的小规模突击的蹂躏办法，给解放军造成伤害。但是，军、师长们宁愿把兵力麇集于狭小地区之内，不敢疏散兵力，扩大阵地。因此，对于一些村庄，有的攻下后又把部队撤回，有的白天攻下，晚上又被解放军反攻夺走，以致形成拉锯战。

　　毫无疑问，黄维的“蹂躏战术”给双方士兵带来了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蹂躏。双堆集周边的战场是没有任何隐蔽物的平原，村庄稀落，树木很少，双方士兵只要一接战便立即处在近距离的射杀中。阵亡士兵的尸体混杂在一起，等到天黑下来的时候，双方都派出人员寻找和运回，开始还在相遇的时候再次爆发战斗，后来便各自行事了。第二天，新一轮的厮杀在这片血迹未干的土地上重新开始。

　　蹂躏战术的结果是，黄维兵团的作战地域不但没有扩大，反而被逐渐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窄地区内。整个兵团的十二万人马中，已有三万人被歼或起义，只有第十八军的十一师和第十军的十八师还是完整的部队，其余部队均残缺不全，黄维能够掌握的机动突击兵力仅剩七到八个团。

　　第十四军八十五师二五五团那个爱写日记的政工室主任洪雨卿记述道：

　　二十八日：我们好容易挨到天亮，我带着被冲散收容起的官兵找着了部队，田野和沟渠中打死的、烧死的官兵遍地都是。我们就地加强工事，同敌人只相距一亩地而对峙着。昨天早晨吃了点红薯和菜豆等，到今晨才到村子里找了两个烂的生红薯吃。田地里、房子里、坪里到处都睡的是人，团部各室的官兵都挤在团长住的一间小屋里，我和连长睡在地上，草都没有一根，夜里脚冻得发痛时，常起来走来走去。

　　二十九日：我们被围困在这里已经四天了，打得弹尽粮绝，人马吃的东西都发生了恐慌，官兵们都说：“我们的生命是过一刻算一刻，过一时算一时。”两天来都吃的红薯和红萝卜，死了的骡马都剥皮吃了。再围两天，我们连红薯根也没的吃了。勤务兵花国负伤哭回来了，我将他送到伤兵住的地方去，几百伤兵都睡在那里呻吟啼哭，没人理会他们。我团的伤兵围着我说：“我们两天都没有东西吃，长官替我们想办法呀！”然而各人都是难保自身，我又有什么办法想呢？

　　三十日：被包围在这田地里要吃没吃要住没住的，一切都感到不安。十二时我到伤兵处，伤兵哭的哭，叫的叫，满地睡着都是人，有的伤兵一天只吃一碗黄豆和一碗稀饭，有些伤兵竟没有吃什么。傍晚时，忽然飞来一颗炮弹，将墙炸倒半边，砖头泥土飞了我满头满脸，当时我的脑筋被炸晕了，我旁边的一个卫兵被炸死了，杨副官受了伤。我想在前几天在大白庄没有死，那是第二世为人，今天这是第三世为人。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将眼前的战局视为一个胃口很好的人上了宴席，于是嘴里吃着一块，筷子里夹着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他说：“我们现在的打法，就是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从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所在的小李家村延伸出来的电话线，连接着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中原野战军各纵队之间也互相接通了电话，这些电话线把双堆集如同蜘蛛网包裹猎物一样包裹起来，其周长已经达到七十公里——深陷重围的黄维兵团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