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亲玻璃奶瓶怎么消毒:解放战争 2

         解放战争 2    第七章　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第八章　把汉江变成内河 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后，因为铁路交通都被切断或是时通时断，盘踞在大城市中的国民党军，不但陷入了断粮断电的困境，兵员补充也面临极大的障碍。而最令人担忧的头等问题是部队普遍士气低落。  陈诚末路 东北民主联军结束秋季攻势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提出了更大规模的冬季作战设想：

　　林：十二日十时电悉。关内除李宗仁系统可能抽调少数出关外，各战场蒋军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援东北。胶东整八师及某部前有抽调说，是否实行，尚待证明。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

　　毛泽东

　　十三日十六时

　　但是，林彪很快就意识到目前他的部队出关作战是不现实的，他回电毛泽东，建议将出击冀东的作战推迟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军拟利用锦州到沈阳一带河流皆已结冰，便于大部队行动，投入最大兵力，在锦州和沈阳间作战。为适应打大据点和打大增援作战的需要，‘我们拟明年四、五月，再扩大一百个新兵团’。关于到冀东和平绥路作战，林（林彪）、罗（罗荣桓）、刘（刘亚楼）认为：‘目前如去大军，则补充供给困难，去不大的部队，则分散兵力，打小仗仍不易找，打大仗感兵力不够。故暂时不去，拟在明年开冰后，再看形势动作’。”

　　东北战区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状况，迫使林彪只能打大仗，即集中四至五个纵队发动城市攻坚作战，或集中六至七个纵队打大规模运动战，因为可供攻击的小的据点已经不存在。此时，经过整训和扩充，林彪部的兵力比秋季作战时多了近二十二万人，总兵力已经达到近七十四万人，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地区的兵力首次超出了国民党军，而且一超就是近二十万人。

　　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后，因为铁路交通都被切断或是时通时断，盘踞在大城市中的国民党军，不但陷入了断粮断电的困境，兵员补充也面临极大的障碍。而最令人担忧的头等问题是部队普遍士气低落。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也说到士气问题：“士气都是饱满与旺盛的，一部分部队因四平一仗，元气损伤过大，略见减退，但不久即告恢复，现部队已建立起一种好的斗争意志与战斗作风，在连续作战、远距离的奔袭、气候严寒与大兵团行动、给养、住宿困难等情形下，已养成忍苦耐劳的习惯，过去顾虑伤亡、喜欢叫苦、不愿走路、不愿待机、不习惯于大踏步进退的心理与现象，现在是一般地消失了。现在没有打上仗或未能担负主攻的部队，常常表示不快意，每一战斗开始，部队争相请命，要求给予艰巨任务，以担负艰巨任务为荣。”

　　等待河流结冰是令人焦急的。

　　十二月初，东北地区气温终于降到了零下二十多摄氏度。河上的冰冻结实了，载重车可以通行了，东北民主联军官兵穿上厚厚的棉衣，脚上是垫着新鲜乌拉草的靴子，在一尺多深的积雪中出动了。至十二月十五日前后，二纵和十纵包围了沈阳以北的法库，七纵包围了法库以西的彰武，八纵包围了彰武以南的新立屯，一纵、三纵、六纵进至法库、新民与沈阳之间，四纵逼近沈阳，九纵到达沈阳西北方向的新民附近。

　　东北民主联军已全线出动，陈诚骤然紧张起来，他立即命令驻守铁岭的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增援法库。新二十二师的出动给林彪带来了战机，他命令十纵二十九师围困法库，不得使守军逃窜；二纵和七纵主力迅速转向法库东南，从侧翼发起进攻；三纵迂回至铁岭，切断新二十二师的退路，割断其与新三军十四师的联系。

　　十二月十六日，新二十二师进至铁岭与法库间的镇西堡、娘娘庙一线，向法库以东的二纵阵地发动了进攻。二纵当即反击，并以五师向敌人侧后迂回。新二十二师发觉自己成为攻击对象之后，急忙趁后路未断之际向铁岭回撤。

　　新二十二师的被打，再次调动了国民党军。十二月二十日，陈诚急调驻守长春的新一军五十师和暂编五十三师、驻守四平的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和九十一师、驻守开原的第五十三军一〇三师和暂编三十师、驻守辽南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师赶赴沈阳和铁岭地区，以解除林彪部对沈阳构成的军事威胁。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调动，是林彪一直等待的，他决定声东击西，出敌不意，放弃攻击四面环山、工事坚固的法库，以二纵和七纵向西攻取彰武，进一步调动并分散国民党军。

　　彰武是沈阳以北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由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的三个团据守，兵力约万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总攻开始。五个小时后，彰武城万余守军被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少将副师长李佛态以下官兵近七千人被俘。

　　这是林彪部第一次在白天发动城市攻坚战。自此以后，东北民主联军对城市的攻击大多在白天。

　　彰武战斗刚刚结束，林彪即命令一纵、八纵、九纵继续向北宁路前进，准备彻底切断锦州至沈阳之间的交通联络。陈诚认为，林彪部伤亡过大难以再战，于是部署了在法库以南地区与林彪部主力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共五个军东起铁岭，西至新民，沿着辽河两岸百公里的正面呈扇形全面出击。陈诚大军出击的那天正是一九四八年元旦。他不知道，自这一天起，他的对手的称呼变了。

　　十二月三十日十七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通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于一日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其简称‘东总’亦改为‘东司’。”就在这一天，林彪发现陈诚的三路大军中，左路的新五军因推进快，位置已经突出出来，且新编第五军力量相对薄弱。东司立即部署：六纵在路上阻击新五军并诱其深入；二纵、七纵火速到达新立屯以北、以西地区集结，待命攻击；三纵插到新五军的右翼，切断其向新民的退路；十纵、一纵、独立第二师、四纵共同切断国民党军右、中两路与左路新五军的联系；八纵、九纵从辽中地区返回新民以西待命参战。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黄埔第四期毕业，他率部出动的时候，绝对想不到自己将成为东北战场上第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军长。

　　元旦那天，新五军从沈阳乘火车出发，到达巨流河车站了下车。寒风凛冽，陈林达向四野望去，雪原茫茫，他深为陈诚命令他的部队在新年之际出动而不快。陈林达的理解是，这次作战顶多是一个驱逐行动，把沈阳附近的共军主力赶得远一点而已。临行前，陈诚调拨给他十天的粮食弹药，而驱逐行动根本用不了十天。于是，陈林达命令各部队临时雇佣当地老百姓的大车，拉上三天的粮弹上路，剩下的都存在巨流河车站，必要时再用汽车往上送。准备完毕后，新五军沿着公路向巨流河北面公主屯方向推进。

　　第二天，陈林达的军部到达安福屯。这时候，已经推进到公主屯和黄家山附近的前锋部队报告说：遇到了共产党军队的阻击。

　　阻击新五军的就是负责诱敌深入的六纵。为了给包围新五军的主力部队赢得调动的时间，六纵顽强地抗击着新五军不断发起的集团冲锋，阵地上厚厚的积雪很快就被灼热的枪弹融化了，共产党官兵在泥水中滚来滚去，前沿阵地上的拉锯反复进行着。

　　三日的阻击战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一天，二纵、三纵、六纵、七纵和炮兵第一、第二、第四团开始急促地向公主屯开进。四日，新五军对六纵的阻击阵地加强了攻击力度，数次攻击之后，依旧没有进展，黄昏又至，陈林达猛然发觉附近有林彪的大部队正向他接近，他立即命令用重炮攻击当面的阻击阵地，然后严令各部队迅速地突击过去。但是，当面的阻击不但越来越强硬，而且六纵还向他发动了反击。

　　五日拂晓，新五军被包围在了公主屯及其西南地区。陈诚命令新五军固守待援，是因为他不相信林彪能够吃掉他的一个军。而这正是林彪所期待的战场态势。——共产党军队的将领们都知道，无论是关里还是关外战场，但凡国民党军下达“固守待援”的命令之后，鲜见哪支被围部队最终能够等来增援而将其解救出去。——尽管有四个军的兵力距离陈林达仅咫尺之遥。“固守待援”的命令决定了新五军覆灭的命运。

　　这天上午，困守安福屯的陈林达接到报告，说存放在巨流河车站的粮弹已经装上卡车和大车，但是公路已被共军切断，如果这些物资出动肯定要被共军截获。陈林达开始后悔没把粮弹全部带上，而此时各师阵地不断被突破压缩，共产党军队的炮火已经打到安福屯了。陈林达被困在一个孤零零的村庄里。

　　是守还是撤？到了这时候，陈诚仍是犹豫不决，原因是各路增援部队都报告说他们在“顽强前进”。

　　林彪把攻击闻家台村的主攻任务交给了二纵。二纵前指副司令员吴信泉认为晚上攻击容易让敌人跑散，遂与副政委李雪三决定天亮后发动总攻。六日晚，陈诚终于下达了让新五军向沈阳撤退的命令。

　　但是，一切都晚了。

　　七日，天亮起来的时候，共产党军队的总攻开始了。攻击部队集中了六十多门火炮，向被压缩在闻家台、黄花山两个村庄里的新五军残部进行猛烈的轰击，接着二纵和三纵从不同的方向发起了最后冲击。

　　苦战一夜的三纵官兵直接冲击陈林达的军指挥部。二十团一营一连三排副排长李永凤踢开大门，举着一枚拔出保险针的美式鸭嘴手雷，大声喊：“谁动一下，我就撒手！”

　　新五军指挥部里一片惊慌：“别撒手！我们投降！”

　　李永凤问：“谁是陈林达？”

　　角落里走出来一个换上了士兵军服的小个子军官：“鄙人就是陈林达。”

　　与陈林达一起被俘的，还有一九五师师长谢代蒸、四十三师师长留光天等一万三千余名官兵。加上被打死打伤的七千多人，新五军全军两万余人全部被歼。陈诚心力交瘁，在把驻守辽阳的第五十二军主力和驻守四平的第七十一军主力紧急调回沈阳后，他就因胃病病倒了。

　　一月十日，蒋介石到达沈阳。

　　国民党东北行辕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谁都知道这种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只能是追究责任和处分将领。行辕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很快知道，蒋介石一下飞机就与陈诚谈了话，陈诚已把新五军的覆灭归咎于众将领不服从他的指挥，并要求蒋介石惩办新六军军长廖耀湘。郑洞国立即找到随同蒋介石前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请他必要时为廖耀湘说几句求情的话。距离开会时间还有两分钟的时候，大家看到蒋介石在陈诚的陪同下脸色铁青地走进了会议室：

　　会议一开始，蒋先生便大发脾气，痛责在东北的众将领指挥无能，作战不力，把好端端的队伍都一批批送掉了。他愤愤地责问众人：“你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当年的黄埔精神都哪里去了？简直是腐败！像这样下去，要亡国了！“蒋先生的浙江口音本来略显尖细，此刻由于过于愤怒，声音都有些发颤了。在场的人吓得无一人出大气。蒋先生足足骂了约十几分钟，大家以为骂也骂得差不多了，岂知他话锋一转，又接着大骂起廖耀湘将军和李涛将军来，切责其不服从命令，拥兵自保，见死不揪，致使新五军全军覆没。

　　出乎在场的人的预料的是，廖耀湘和李涛突然站起来，申辩说他们根本没有接到增援陈林达的任何命令，他们不能为新五军的失败承担负责。陈诚立即反驳说，他曾让罗卓英将军给廖耀湘打电话，命令新六军就近解新五军之围。双方在罗卓英是否打过这个电话上针锋相对，措辞激烈，争吵不休，而其他将领一声不吭。这种高级将领们当面吵架的情形以前并不多见，蒋介石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争吵到最后，陈诚将军在无可奈何中，神情沮丧地站起来说：“新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先生原本打算惩办廖、李二人，现在见陈氏自己承担了责任，只好改口说：“仗正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吧。”说罢即离席而去。蒋先生离席后，陈诚将军接着又说了几句自我检讨的话。最后表示：“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党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言毕即宣布散会。

　　会后，蒋介石做出重大决定：将第五十四军的两个师由山东调往沈阳，同时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在锦州成立冀热辽边区作战机构，以连接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区。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孙渡任东北剿总副司令，赵家骧任参谋长，彭杰如任副参谋长，范汉杰同时兼任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蒋介石刚回到南京，就接到了东北战事恶化的消息：在新立屯被林彪部围困了近一个月第四十九军二十六师共九千余人，在弹尽粮绝、冻伤很多、士气低迷之时突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一月二十六日，师长彭巩英率部分路从新立屯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实施突围，但除彭师长带领的五百余人逃到了阜新之外，其余全部被共产党军队围歼于突围途中。国民党军二十六师突围的方式出乎预料，全体官兵学着共产党军队的样子：反穿大衣，头裹毛巾，一声不响，秩序井然。往外走的时候，遇到共产党哨兵询问，回答说是八纵的。后来居然在途中与八纵的一支部队擦肩而过。他们过去了好一会儿，八纵的干部们觉得有点不对头，怎么仗还没怎么打就有部队往外撤？这才醒悟到是敌人想跑，于是各部队掉头便追，追出去几十里终于追上了。二十六师的官兵也没有乱，数千人呼啦一下坐在雪地里缴枪投降了。

　　陈诚寝食不安，如坐针毡，他一反矜夸自傲的态度，开始与东北的高级将领们亲近起来。他劝说郑洞国陪他去了南京，面见蒋介石时，再次陈述国军在东北的失利确实由于各将领不服从命令所造成，而不是他的指挥无能。他着重申述东北的高级将领们如何难以调动，如何自私自利只求自保，和如何腐败堕落等等。其间又不断地说“不信可以问郑副司令”。郑洞国面带难色，“垂首不语”。——陈诚终于知道自己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了，因为蒋介石在听完他的陈述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安心养病，别的事就先不要管了。”当众发誓“同沈阳共存亡”，否则“以手枪自杀”的陈诚以病重为由，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呈。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陈诚黯然离开沈阳，此时他主持东北军政不足六个月。在国民党内一片“杀陈诚，谢天下”的呼声中，陈诚住进上海陆军医院，同时辞去了国防部参谋总长职务。

　　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第一阶段作战结束。

　　此战，歼灭国民党军五万八千余人，切断了北宁铁路，致使国民党军据守东北的要地沈阳门户洞开。天寒地冻，气温常常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共产党官兵在野外作战，身体暴露的部分很快就会冻伤，手一摸到金属枪管就会被粘下一层皮。即使穿着大衣和棉鞋，也会在雪地里冻得爬不起来。加上很少能吃上热饭，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出现大量的冻伤：“自冬季攻势以来，不到半月，已冻伤八千余人。其中很重的约三分之一，有一部分将成残废。”除了非战斗减员外，战场上的减员的数字也显示出战斗之残酷，仅在歼灭新五军的战斗中，东北野战军伤亡高达一万多人。

　　成千上万的东北翻身农民倒在了冰天雪地里。
    卫立煌：“我参加共产党好吗？”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卫立煌到达沈阳。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卫立煌的上任心绪复杂。因为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是一个另类人物。

　　现年五十一岁的卫立煌，出生在安徽合肥东郊卫杨村，十五岁那年因家贫无以为生，应招到庐州军政府当兵，后进入湖北学兵营，结业后投奔粤军，成为孙中山的一名卫兵。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他升任第一军十四师师长，与他一起提升的还有第三师师长顾祝同。这一年的秋天，北方军阀孙传芳兵分三路渡过长江直指南京，卫立煌的十四师血战四昼夜，为保卫南京立下殊勋。但是，战后何应钦提拔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他仅为第九军副军长。——卫立煌不是黄埔出身，这是国民党军中称他为“嫡系中的杂牌”的缘故。蒋介石任用高级将领常以黄埔出身为标准，仅这一点就让卫立煌对蒋介石含恨终生。

　　虽然卫立煌与蒋介石有解不开的芥蒂，且在政治上他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出身贫苦的他必须为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努力，因此他的人生似乎已经无法与蒋介石剥离，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共同进退、荣辱相连的依附关系。

　　一九四五年初，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而总司令是北伐时就与他有间隙的何应钦。他十分不满，先是称病，不久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出国旅行考察。

　　一九四七年十月，卫立煌回国后，立即被蒋介石召见。蒋介石希望他接替陈诚，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挽救东北的危险局面。

　　卫立煌说：“修辞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蒋介石说：“他要是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了。”蒋介石选择卫立煌去东北的动因是：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能拼善打，以资历和声望论他能担当这个职务；而论人事关系，东北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都曾是远征军中的将领，而卫立煌统领远征军的经历令他在美国军界有较高的声誉，他的上任肯定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卫立煌犹豫不决。此时，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已有七十万正规军，地方武装将近百万，而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不足二十万，更为严重的是长春至沈阳、沈阳至锦州的铁路都已中断，这就意味据守在几个大城市里的国民党军都已成为孤军。蒋介石单独宴请了卫立煌，特别向他说明：如果不能挽救危局，卫本人没有责任；政府绝无放弃东北之意，三四月间将有三至四个军增调锦州；目前先派二十驾大型运输机专为长春、沈阳、锦州运送给养。

　　卫立煌决定上任。蒋介石的这番话感动了他：

　　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卫立煌的夫人对他决定上任东北十分恼怒，说人人都知道东北快要完了，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都看清楚，你为什么偏偏“去替陈诚当替死鬼”？卫立煌的回答是：“要革命就不能怕死。”没有证据表明，卫立煌在政治上倾向了共产党方面。从他的人生轨迹上看，只有他对蒋介石不满是真实的，而且是刻骨铭心的。作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卫立煌的政治胆量可谓惊人，他确实提出过参加共产党的要求。抗战时期，他曾向他的秘书赵荣声说：“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提出这个问题后，他要求赵秘书立即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找林伯渠当面问一问。听了赵秘书转达的卫立煌的请求后，林伯渠的答复是：“卫先生若能作为一个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比他参加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更为有利。”

　　卫立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也许除了他自己之外别人永远无法得知。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卫立煌飞抵沈阳。卫立煌的战略是：固守沈阳，以待事变。

　　他说：“沈阳非长期固守不可！美国人是坚决反共反苏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

　　卫立煌认为，固守沈阳还是有把握的，因为他有足够的守备力量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况且，他知道林彪攻击四平的失败已证明共产党军队还不具备攻坚大城市的能力。固守沈阳的策略被卫立煌坚持到了极致：无论林彪打到什么地方，无论各地守军如何告急，甚至蒋介石一再电令催促他出击，他都一概不为所动。上任短短的二十多天，辽阳、鞍山和营口相继丢失，三个师的兵力损失殆尽，卫立煌眼看着沈阳由此成为一座孤岛。

　　鞍山失守的那天，蒋介石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一线，与原在锦州、山海关等地的部队连结为一体。

　　这个决定让决心“固守沈阳”的卫立煌大吃一惊。他上任之后，是把沈阳当成战略基地来经营的，各方面都下了很大的本钱，他没想到蒋介石这么快就改变了当初全力保住东北的承诺。卫立煌无比愤怒，但又无法抗拒命令。他认为如果蒋介石坚持这样做，当然只有服从，但是把部队撤至锦州谈何容易？途中不但要跨越几道河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林彪主力的全力阻击，就目前东北国民党军的士气而言，很可能没走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方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们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保卫、各个击破的危险。”卫立煌建议郑洞国去一趟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利害，说服蒋介石收回决定，允许东北剿总固守沈阳，坚持到扭转战局的那天。

　　二十三日，郑洞国飞抵南京。蒋介石正在庐山休养。郑洞国又飞抵江西九江，换汽车到庐山脚下，然后乘轿子上山。在景色秀丽的“美庐”别墅，他终于见到了神情疲惫的蒋介石。郑洞国将卫立煌的请求陈述之后，蒋介石立即拒绝了：“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罢。”郑洞国赶紧强调说：“解放军已占领锦州至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等河流已解冻泛浆，大兵团的辎重行李很多，很难通过。加上沈阳的部队缺员很多，战力尚待恢复，非经一段时间整补，否则很难战胜解放军。”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用很不高兴的腔调责备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

　　蒋介石忽略了一个事实：卫立煌不是黄埔生。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卫立煌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做出这一决定，从战略上讲，应该承认他的这一决定是富于远见的：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占据着个别大城市，相互的联系以及补给的道路几近完全中断，国民党军在东北扭转战局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局势下，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即退守锦州、山海关一线，加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形状狭窄的“走廊地带”，这样既可以与华北的部队保持相互配合，彻底切断共产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还可以把林彪的部队彻底关在长城以外，以确保华北的安全。诚然，兵出沈阳南下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占领锦州的时候再出来要安全得多。

　　军事危机将至，将领各有所思，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讲这是致命伤。

　　如果卫立煌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决定，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体地说，就是后来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否能够如历史已经呈现的状态发生，从而使战争在一九四九年基本结束，将很难预料。当然，历史无法预料。卫立煌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执意将国民党军置于林彪的枪口下，并最终导致其全军覆灭于东北地区。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卫立煌立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觉得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何况也不能丢下长春和四平等地的十几万部队不管，于是一致同意卫立煌的主张。

　　蒋介石见东北的军事将领都不想撤，被迫同意卫立煌“暂保现状”，但还是强调待条件许可，“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

　　但是，林彪没容卫立煌喘息，东北野战军接着就向四平下手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四平保卫战和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给林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烈印记。现在，他虽然准备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攻击，但不能否认依旧心存顾虑。林彪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能打下来更好，打不下来就改打援。东北野战军对四平的再次攻击，改变了国民党军两个高级将领的人生命运，这两个人是郑洞国和曾泽生。

　　卫立煌与蒋介石的争执令郑洞国倍感前途渺茫，因为在撤与守这一战略决策上拖延时日，“势必要将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葬送掉”。郑洞国萌生了从东北战场脱身的愿望。他以治病为借口，向卫立煌请假，得到了准许。但是，林彪部主力向四平的集结使卫立煌改变了决定，他担心四平失守会导致长春和永吉吉林相继失守，于是取消了准许郑洞国离开东北的决定，苦留他与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起去长春维持局面，同时命令永吉吉林守军第六十军撤至长春。郑洞国自觉身为军人，在这种时刻“不容讨价还价”，遂决定先飞赴永吉吉林部署撤退事宜。临行，他面见卫立煌，恳切建议“在放弃永吉吉林的同时也放弃长春”，因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

　　三月八日清晨，郑洞国、赵家骧秘密飞抵永吉吉林，向曾泽生军长传达了撤至长春的命令，并要求第六十军当天晚上开始行动。曾泽生有点不知所措，希望时间稍微宽限。赵家骧说：“曾军长，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共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第六十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出其不意，马上就行动好些。”曾泽生只好服从命令，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第六十军官兵散居在民房里，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市。军队还没有完全撤出，吉林市区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军官家属、地主商人拖家带口，汽车或马车把出城的道路完全壅塞。军特务营奉命维持秩序，以保证部队通过，但是路上积雪很厚，行进依旧缓慢。曾泽生没有按照上级的指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城外响起的巨大爆炸声只是在销毁不能带走的弹药。冰天雪地，在长达上百公里的路上，撤退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先头部队过了河就炸毁桥梁，根本没人顾及后面的部队。跟随逃亡的地方官员和家属哭天喊地。财政厅长携带着大量钞票，由于桥梁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钞票被路上的官兵一抢而光。第六十军的突然出逃使林彪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东满独立师火速追击。追击的部队兵力有限，曾泽生亲自组织掩护战斗，结果只有落在后面的运输团遭到共产党军队的打击。 第六十军侥幸撤进长春的时候，重武器和大量辎重都已损失殆尽，被长春守军新七军接应进城后，官兵们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包括曾泽生军长在内，没有人知道，第六十军自进入长春起便开始了他们噩梦般的日子。

　　尽管第六十军出逃了，四平还是要打。

　　四平坚固的城防还在，但国民党守军气数已尽。年初的时候，陈诚把第七十一军军部和八十七、九十一师调走了，四平城里只剩下八十八师和一些保安队，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人。八十八师师长彭锷对自己拥有的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很有信心，但官兵们的议论还是时不时地传到他的耳朵里：“四平是口没有盖上盖子的棺材，共军早晚要来打。”彭师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长春和沈阳的增援上。

　　卫立煌根本没有增援四平的打算。

　　东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发动的四平之战没有任何悬念。三月十二日清晨，猛烈的炮火把四平城防打成一片火海，竟然连二十四小时都没用就结束了战斗，一万八千守军被打死打伤四千余人，其余的全部缴械投降。

　　有确凿的史料显示，到东北上任之初，卫立煌接到过一封绝密电报：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达到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乃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偕夫人出国旅行考察，在英国见到了夫人的表妹弟汪德昭。汪德昭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他一九三三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学生，也是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学生。受法国共产党员郎之万的影响，汪德昭成为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左派领袖。令汪德昭感到意外的是，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不满竟然不加掩饰，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卫立煌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

　　汪德昭问：“那你就起义么？”

　　“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

　　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

　　卫立煌上任东北后，邀请汪德昭回国到他身边工作。身为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舍弃优厚的物质条件，跑到遍地战火的东北，去做自己并不了解的军事工作，汪德昭究竟为了什么？汪德昭的职务是：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可惜的是，汪德昭多年旅居外国，和中国的共产党素无来往。返国之后，找不到解放军这一方面的线索，倒不如以前在巴黎找外国共产党方便。”但是，卫立煌和汪德昭都清楚曾经有过的“回音”：“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此段史料出自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的回忆，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赵荣声是共产党派往卫立煌司令部的，那时他的名字叫任天马。

　　历史真是让人摸不透。

　　唯一明朗的是，自卫立煌上任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局势急转直下。

    国民大会 毛泽东这次向东移动，不再是与追击他的国民党军兜圈子，而是要离开他住了十多年的陕北。两天后，毛泽东看见了黄河。当地的百姓把他送到河边，他顺着黄河西岸向下游方向走了大约十几里，在吴堡县川口以南河神庙附近一个叫园则塔的渡口上了船。船靠东岸之后，毛泽东回头朝西望了好一会儿，他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那一天，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春天温暖的阳光照射着中国西部连绵起伏的黄土沟壑。毛泽东此生再也没有回过陕北。

　　在遭受一系列挫折与失败后，国民党军开始检讨和反省，并制订出名为“总体战”的新的战略。——不知在各个战场都已手忙脚乱的蒋介石如何观察出“总体”来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国民党军“华中绥靖会议”在南京召开，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对“总体战”进行了说明：共产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军事，“可称是党政军一体化”。“‘总体战’方案，在军事方面，要国军主力进行机动作战，以一部分兵力扼要固守，来对付共军的窜扰。这就要求政治方面，实行坚壁清野，使敌无从掠夺。这样密切配合起来，就可以打击共军求兵、求食、求战的‘三求政策’了。”

　　“总体战”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在军事上，将西北、中原和华东战场重新划为二十个绥靖区，撤销原来战区的司令长官，绥靖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辖区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党务，实行自卫自足政策，彻底控制辖区内兵员粮食等物资，大力组建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清查户口，实行联防。

　　其次是政治战，其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组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经济战内容的有趣之处在于，国民党决定仿照共产党的做法实行土地改革。国民党执政中国以来，不但没有实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反而使土地更加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国民党决心进行土地改革。蒋介石说，可以由国民政府贷款给佃农，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本，若干年后佃农即可领得耕地成为自耕农。问题是，这个暗藏陷阱的“土地政策”会使佃农更加贫困，心知玄机的地主们当然愿意接受，但是佃农们呢？

　　渡过黄河之后，毛泽东骑马沿黄河东岸南下，又循湫水河上行，三月二十四日到达山西临县交镇三塔村。虽然国民党“总体战”战略已隆重推出，但是毛泽东依旧对共产党人赢得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时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仅仅十三月后，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一路向南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那时候果真是“根本不用打仗”了。

　　当毛泽东离开陕北，向全国战场的核心地带走去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开幕了。国民党决定要以“民主国家”的惯例，为中国人民选举出“合乎民意”的“总统”和“副总统”来，“使整个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谁当总统？没人怀疑蒋介石是当然人选，但蒋介石本人却提出他不愿意当总统，他主张首届总统应该由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并且应该符合下列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二、在国际上有声誉；三、对国家有贡献。蒋介石当众宣布自己无意竞选总统，之后就退出了会场，结果与会者的思维顿时陷入混乱。有人揣测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推选北大教授胡适当总统，甚至揣测也许蒋介石已经事先征求了胡适的意见。混乱之后，出自黄埔的多数国民党军政大员认为，蒋介石实在不愿当总统也好，但是要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院长。而戴季陶等国民党中的强硬派坚决主张由蒋介石来当总统，认为除了蒋介石之外别人都没有这个资格。争论的结果是：“一致推举蒋做总统候选人”，由陈布雷打电话向蒋介石说明。

　　陈布雷的电话打了，蒋介石还是推辞。

　　十分棘手的问题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蒋介石到底当不当总统候选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开始重新争论。可是，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争吵了，行政院院长张群索性道破了天机：“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高官大员们恍然大悟，当即推举张群、陈立夫和陈布雷三人去面见蒋介石，转达中央常委会的意见：如果他愿意担任总统，就在宪法外另立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特殊权力。

　　蒋介石立即同意了。

　　所谓赋予总统必要的特殊权力，就是“国民大会”后来通过的《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根据这个条款，未来的“总统”将被“授予总统采取紧急措施之权力”，从而拥有一切军政大权，而只要共产党还没被彻底扫清，都可以算作是“动员戡乱时期”。

　　果然，蒋介石顺利“当选”为“总统”。

　　四月十三日，走过艰辛的路途，毛泽东到达河北阜平县一个叫城南庄的村庄，他准备在这里住些天歇歇脚。——就是在这里，毛泽东电请陈毅、粟裕前来共商“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问题”。而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几个大仗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最终覆灭。

　　南京的“国民大会”仍在轰轰烈烈地开着，总统的选举搞妥之后，副总统的选举开始险象环生。副总统的主要竞选者是李宗仁。李宗仁是国民党军桂系的领军人物，是蒋介石一生最大的政治夙敌。抗战结束后，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这是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虚职，因此副总统选举对他来讲无异天赐良机。有充分的史料表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方面授意的。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竞选活动。为了筹集竞选经费，李宗仁、白崇禧都贡献了自己的部分私产，而凡是以往借助桂系势力发财的那些门下故吏，如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安徽地方银行行长张岳灵等也都纷纷解囊。桂系起家之地广西，更是把省政府的大部分公款拨到了李宗仁的竞选事务所，以支持庞大的活动开支。桂系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中的所有文武官员全体出动，拉票声势之浩大弄得蒋介石与他支持的孙科寝食难安。李宗仁将竞选主张整理为：实行民主主义、清算豪门资本、征用外国存款、实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战士授田、保障人民四大自由。很快，整个南京城开始盛传“李宗仁通共”。李宗仁在宴请千余名“国大”代表时慷慨声称他“不怕戴红帽子”，此话出于此人此时此种场合着实令人吃惊，在场的中外记者们纷纷感到中国的政治颇有些光怪陆离。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就攻打长春乃至锦州的问题致电东北野战军，同时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做好一切准备配合东北野战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作战。——聚集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官大员们并不知道，令国民党政权开始倾覆的战役已在中国的东北蓄势待发。

　　就在这一天，“国民大会”的副总统选举开始了。所有候选人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只有让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和程潜进入第二次选举。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副总统选举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是：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的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得六百一十六票。还是没人超过半数。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第四次选举开始。唱票的时候场面热闹，每唱到孙科的时候，孙派代表就热烈鼓掌；唱到李宗仁的时候，李派的代表就热烈鼓掌；当李宗仁的票唱到一千四百张时，孙科和支持他的代表纷纷离开了会场，会场里只剩下李派代表更加热烈地掌声。投票结果是：李宗仁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一千二百九十五票。

　　李宗仁当选国民政府首届副总统。第一个上门祝贺他当选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在闭幕词中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戡乱建国最艰难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沉重的门板 一九四七年底，拖着病体的徐向前把攻击目标对准了山西南部的运城。

　　徐向前对这座城市耿耿于怀，因为共产党军队曾经打过两次，都没有把这座城市打下来。

　　第一次攻击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当时运城的守军是整编十七师四十九团，外加四个连的炮兵和保安团，共约四千余人。胡宗南急令整编第十师十旅和青年军二〇六师的一个团由韩城东渡黄河增援，共产党军队被迫放弃了对运城的攻击。第二次攻击是在这一年的十月，担任攻坚任务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运城城墙坚固，堡垒密布，堑壕连绵，防御纵深达十余里，守军为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三六九团、整编十七师八十四旅二五〇团以及阎锡山的保安部队等，兵力已达万人以上。

　　十月八日，王新亭指挥攻击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将运城包围。艰苦的攻坚开始了。他们采取挖坑道迫近城墙实施炸药爆破的办法，这使得作战进行得十分缓慢，攻守双方皆伤亡很大，战斗始终在运城城墙外壕外围胶着拉锯。徐向前不断地给王新亭打电话，希望攻击部队不怕伤亡，专心致志地攻城。这种“专心致志”的外围战斗竟然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但只将攻击前沿推进到距运城外壕一百米左右的地方。

　　共产党军队攻城的时候，老百姓给予了大力支援，不但运送粮食弹药和转运伤员，听说攻城部队需要木料，运城周边几十里的百姓家家都把门板卸下来送上了阵地运城后，这些门板在运城守军发动反击时全部被烧毁。战后统计，老百姓送上阵地的门板总数达到十七万之多。

　　门板没有了，家还能叫家么？

　　部队撤离战场的时候，官兵一路看着百姓家家不能闭户，低落的心情难以言表。晋冀鲁豫官兵坚持认为，必须打下运城，不然无颜见父老。——共产党军队一再期望打下运城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内物资极丰，武器弹药甚多。”第二次攻击运城失利之后，王新亭和王震的部队都在运城以北地区休整。十二月一日，他们一起去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武安县冶陶镇，向徐向前提出了第三次攻打运城的请求。

　　此时，运城及其周边守军已达一万三千多人，由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三六〇团的团长覃春芳指挥。王新亭和王震将他们能够指挥的三万多兵力全部投入了战场。十二月十六日，大雪纷飞，晋冀鲁豫部队第三次攻打运城的战斗打响了。

　　攻城依旧采取的是人工爆破的办法。敌人的外围碉堡巨大而坚固，负责主攻的二纵接连受挫。这一次，共产党官兵决心拼到底，前赴后继的爆破一直持续到二十一日，独立第四旅十二团把十二号大碉堡炸毁了，负责从城西南发起攻击的三五九旅也把九号大碉堡炸哑了。运城守军急忙向胡宗南和阎锡山去电，形容共军攻击兵力与火力异常强大，他们只能“绝对殉城，以报国家”了。

　　总攻时间原定为二十五日黄昏，但是，二十四日这天，胡宗南四个旅的增援部队已在陕县渡过了黄河，王新亭和王震遂决定总攻提前至二十五日拂晓，争取在援敌到来之前突破运城城防。

　　接敌的坑道还没有完全开辟，坚固的城墙还没打开缺口，攻城突击队拥挤在外壕边缘，掩护火力不足以压制守军密集的枪弹，尤其是城墙下守军的重机枪阵地事先没有被发觉，导致突击部队伤亡巨大。两天两夜之后，攻击仍没进展。这个时候，如果时间拖延，致使增援之敌过于靠近，就必须抽调攻城部队前往迎敌，攻城很可能面临再次失败。徐向前给所有攻击部队下达了死命令：“坚持到最后五分钟，一定要把运城拿下来。”但是，缺乏炮弹的火炮根本无法把城墙轰开，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把坑道挖到城墙下，然后进行大规模爆破。王新亭和王震研究的结果是：在火力封锁下强行接近城墙外壕，在外壕下挖掘放置炸药的坑道。负责挖坑道的是二十三旅七连。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行动。他们每人不但要带上土工作业的工具，还要背上一块铺着湿棉被的沉重的门板，以抵挡国民党守军密集的子弹。

　　到了预定的联络时间，张国斌团长拼命拉联络绳，但就是没有回音。第三小组战士车元路请求让他去看看，张团长答应了。车元路中了五处枪伤爬回来。他报告说：在外壕里挖掘坑道，不断受到炮火射击，挖好的坑道被炸塌了，现在正用门板支撑坑口拼死往里挖。

　　再次上去，车元路遭到猛烈的射击拦截。子弹围着他呼啸，手榴弹在四周爆炸。他终于滚进外壕的时候，身上不知道哪里又负了伤。在城墙外壕下挖坑道的人几乎全部负伤，国民党守军知道这些跑到外壕里的共产党士兵在干什么，因此所有的火力都射向这里，坑道不断地被炸塌，人员不断地负伤，但坑道依旧在顽强地向前延伸。作业工具坏了，战士们就用手挖，每个人的指甲都掉了，血淋淋的双手不停地在坚硬的冻土上抠着。

　　车元路在这片开阔地上往返了五次之后，依旧活着，他让六十九团所有的官兵感到十分惊讶又十分崇敬。最后一次回来时，他给指挥所带来了好消息：坑道已经挖了近六米深，可以容纳三千公斤炸药。为了运送炸药的人的安全，在通往坑道的交通壕里，每隔几米还挖了避弹坑。增援的国民党军距运城仅有一天的路程了。

　　二十七日黄昏，八纵二十三旅爆破队仅用四十分钟就把三千多公斤炸药送了上去。十七时三十分，一声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运城城墙被炸开了一道二十多米宽的缺口。八纵的突击队员乘势涌入，与守军在突破口上展开拉锯战。二十八日拂晓，国民党守军终于支持不住了，开始从东门和南门向外突围，四千多人的一股在永济附近被追歼，三千多人的一股平陆县七里坡附近被追歼。

　　蒋介石获悉运城失陷的消息，认为有碍整个晋南战局，命令胡宗南立即“从速收复”。但是，胡宗南得知运城失守后已经收缩了增援部队。

　　国民党军在山西南部固守的城市，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临汾了。一九四八年三月，徐向前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开始攻击那座孤零零的城市——临汾。

　　共产党军队对晋南重镇临汾的攻击，成为解放战争中耗时最长，伤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战斗的残酷显示出共产党军队将作战重心转向城市之初所遭遇的艰辛。临汾位于汾河谷地中的同蒲铁路线上，是晋南著名的军事重镇。依自然地形砌在黄土高坡上的城墙周长约十公里，基部厚达三十米，倾斜的墙面高达十四米，顶部宽达十米，可以并行三辆大车。临汾城防工事经过日军和阎锡山军队的逐年加修，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

　　临汾守军，由胡宗南的两个团加一个炮兵营和阎锡山的六十六师组成，加上各种杂牌武装、还乡团、保安队、保警队约八个团，总兵力三万余人。守军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

　　晋冀鲁豫军区组成了以徐向前为司令员的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第八纵队的三个旅、第十三纵队的三个旅、太行军区的两个旅、吕梁军区的两个旅、太岳军区的八个团，总兵力五万三千余人。据说，临汾自建城之日起还没有被哪支军队攻破过。这是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如果攻击得手，便可以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连成一片，徐向前的部队就可以北上晋中直指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了。

　　攻击临汾的时间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但是，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令徐向前警觉起来：首先是十三纵队奔袭阎锡山的六十六师一个团的时候，竟然扑了空，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率增援部队绕道汾河西岸，最终带领一个团的正规军和三个团的保安部队顺利进入临汾城；接着，胡宗南为加强西安守备，决定将他的三十师三十旅从临汾撤出空运回西安，而且已经运走一个营了。徐向前决定将攻击时间提前三天。

　　三月七日，共产党军队首先用炮火封锁了机场，使得胡宗南的三十旅无法继续撤出临汾。接着，八纵和十三纵在雨雪交加中开始了肃清外围的战斗。梁培璜将主力逐渐调回主要城防阵地，用杂牌武装在外围各据点与共产党军队拼死纠缠，这使得外围作战进行得缓慢而艰苦。

　　至三十日，攻击临汾的战斗进行了二十二天，攻击部队已付出伤亡近四千人的代价。徐向前不得不改变攻击战术，各攻击部队奉命即刻转入隐蔽挖壕作业。

　　十天以后，四条通向临汾城防外壕的坑道挖好。四月十日，八纵二十三旅被调过来攻击东关。两小时的火力准备之后，一万六千斤炸药被点燃了，霎那间，整个关东砖石横飞，火光冲天，临汾城外壕被炸开两处大缺口。

　　临汾守军陷于危机。三十旅伤亡了四百多人，六十六师也只剩下七百多人。阎锡山告诉梁培璜：“依现有力量死守，不要希望援兵解围。”梁培璜只有强令临汾市民参加战斗，男女老幼日夜加固碉堡工事。由于长时间处于被围状态，临汾城内物资严重匮乏，更危险的是满城无论兵民皆人心慌张。让梁培璜心惊胆战的，是共产党军队大规模的挖掘。他登临城墙看见四野泥土翻飞，但却不见一个人影。他命令在城墙下挖防御坑道，坑道底部放置水缸，监听城墙外面挖掘的声音。结果，水缸一个接一个被放置在城墙下，“吭吭”的挖掘之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梁培璜听后寝食难安。

　　攻击临汾的战斗正处在艰苦的僵持中时，战局陡变，傅作义和阎锡山集中兵力准备偷袭石家庄。中央军委认为必须保住石家庄，询问徐向前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攻克临汾，是否能抽出两至三个旅的兵力北上，在太谷附近阻击进攻阎锡山的主力部队。徐向前坚持认为，对临汾的攻击已经持续一个多月，部队伤亡已经近万人，如果放弃攻击不但功亏一篑，更重要的是损害攻击部队的斗志，还会使晋南战局陷入复杂化。徐向前坚持攻击临汾的决心得到朱德的支持。

　　四月底，十五条进攻坑道和四十条掩护坑道都已经靠近城墙。国民党守军开始近乎绝望破坏行动，炮火轰击、飞机轰炸持续不断，挖壕的坑道一次次被炸塌，共产党官兵们一面反击一面修复，一个连全部伤亡后就再换上去一个连……还是门板！还是需要大量门板！这种近乎原始的攻城方式，需要如此巨大数量的门板，实为解放战争中的战争奇观。临汾城附近数十里的百姓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不但日夜做军粮，抬担架，护理和转运伤员，输送弹药补给，而且人人都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送上前沿，数量和打运城时一样达到了十几万块之多。

　　五月初，八纵二十三旅的三条主坑道与巨大的爆破洞终于挖掘完毕。从政治部主任到战士，长长的队列开始传送炸药。为了防止炸药潮湿，所有的人都把衣服脱了盖在炸药上面。炸药的堆积数量十分惊人，看来徐向前和他的官兵决心把临汾城炸上天。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傍晚的那场爆炸是古城临汾从未经过的。

　　惊天动地的巨大爆炸声还未停止，临汾城墙已被炸出了两处近四十米宽的大口子，八纵突击部队蜂拥而入。

　　五月十八日，天明时分，临汾城被攻占。

　　临汾攻坚战斗之难，时间之久，消耗之大，战况之惨烈，在晋冀鲁豫军区战史上前所未有。在历时整整七十二天的攻坚中，部队伤亡一万五千三百余人，临汾城周边百姓动员支前民工二十万人，运送门板二十六万块、梁木十万根，粮食几百万斤。当付出巨大代价的百姓看见徐向前的队伍向北开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包括自己孩子的性命、自己家的粮食和门板在内，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烽烟起洛阳 南线局势依旧不乐观。

　　问题的核心还是大别山。

　　大别山位居中原，中原地跨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平汉、津浦与陇海铁路贯穿其间，对于全国战场而言，中原的战略地位异常重要。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立即遭到白崇禧的大军围攻。历来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的白崇禧，这次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异常坚决，因为华中地域是他的老巢。白崇禧动用了三十万兵力，攻击的势头十分猛烈，随着包围圈逐渐压缩，刘邓大军面临严峻的局面。

　　令刘邓和他们的官兵们痛苦的是，生存下去的唯一的办法不是作战而是避战。因为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讲，他们都无法与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抗衡。在大别山里到处转战的日子危机四伏。为了不至于陷入国民党军的合围，重要的军用装备就地掩埋，轻装下来的东西都给了老百姓。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把指挥机关分成前方、后方两个指挥部，邓小平与野战军指挥部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带领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在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兜圈子，刘伯承与野战军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带领第一纵队争取跳到包围圈的外面去，扰乱国民党军的进攻阵形。

　　白崇禧的大军已占领大别山的所有县城和重要村寨，但始终没有追上刘邓部主力，于是对这一带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封锁策略。刘邓部长期处在敌人的追击中，官兵日日都在辗转跑路，得不到休整和补充，战斗力与供给都面临巨大考验。

　　中央军委要求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区转移出来。

　　此时，在全国战场上，共产党军队已转入全面反攻。——“现在南线最要紧的战场是大别山，该区是否能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毛泽东认为，战争发展到这一阶段，不打大的歼灭战，是不能解决中原问题的；而要打大的歼灭战，就必须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协力。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邓小平率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在安徽临泉县南部的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部会合。四月初，他们开始一路向西，至五月下旬，移动到河南中部的宝丰县境内。与此同时，二月二十八日，陈再道率第二纵到达河南新蔡以南的谢家集；三月二十七日，陈锡联的第三纵队九旅和王近山的第六纵队渡过淮河达到安徽阜南一带；二十八日，第三纵队司令部和第七、第八旅进至安徽西北部与河南交界处的双碑湖地域。至此，刘邓大军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举突入国民党统治区纵深，使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他们拖着国民党军辗转作战行军，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军南渡黄河时，全军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总兵力十二万四千余人。七个月后，一九四八年三月，总兵力仅剩五万八千六百人。刘邓部主力顺利转出大别山，令蒋介石十分恼怒，他认为几十万部队追击合围，即使不把刘邓部全歼，至少关在大别山里饿死冻死是可以做到的。蒋介石立即命令胡琏兵团（即整编第十八军）一部自漯河向东压缩，对分遣休整中的刘邓部主力进行袭扰；同时命令张轸兵团配属整编四十八师进驻豫东南的固始、潢川一线，控制淮河，切断刘邓部主力与大别山区的联系。

　　为了掩护刘邓部休整，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的部队以及陈赓、谢富治的部队采取行动：“目前两星期内你们的任务是钳制十一师及其他平汉郑（郑州）信（信阳）段之敌，使其不能威胁刘邓主力在沙、淮间集结及补上新兵。”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提出攻打洛阳。

　　国共双方都知道这座城市对中原战局的影响。对于共产党军队来讲，夺取了洛阳，就意味着在国民党军中原战线上撕开了缺口，从而切断国民党军中原与西北两个战场间的联系。同时，还能把中原解放区与山西解放区连在一起，使中原战场有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后方依托。而对于国民党军来讲，洛阳是连接郑州与西安的枢纽，枢纽一旦失去，中原和西北两个战场都将陷于孤立，两个战场如需相互增援就要绕行秦岭，如此一来不但中原被动，西北也将陷入危境。

　　青年军二〇六师，洛阳国民党守军主力，配属有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的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野战炮连和重迫击炮连，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约两万余人，总指挥为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所谓“青年军”，是蒋经国根据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在抗日战争期间动员知识青年参军组建的几个师。蒋经国组建青年军的目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军扩军的需要，一方面是要与共产党争夺中国青年，因为当时许多中国青年纷纷跑到延安去了。蒋氏父子试图把青年军办成培训干部的学校，青年军各师师长均由蒋介石亲自挑选。二〇六师是内战爆发后在洛阳新组建的，官兵大部分是从中原各城市招来的青年学生，嫡系将领邱行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师长。邱行湘，黄埔第五期毕业生，曾给参谋总长陈诚当了十九年副官，率部驻守洛阳前是第九十四军五师师长，在国民党军中以作战凶悍著称。当时，二〇六师只有三个团，邱行湘到任后，从郑州、开封、许昌等地又招了三千多名青年学生，将部队扩充为六个团。他效仿共产党军队的做法，在全师上下进行连队评比以励斗志，还办了本名为《革命青年》的师刊。

　　蒋介石用专机将邱行湘接到南京谈话，着重强调了“军事的成败，关系党国的安危。如果打不败共产党，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当听邱行湘说洛阳没有警备司令部时，蒋介石当即写了张字条加封邱行湘为“洛阳警备司令”。蒋经国也在南京亲自宴请了邱行湘，并表示“装备方面，你可以与愚兄我经常联系”。返回洛阳时，邱行湘说他准备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邱行湘知道自己兵力有限，学生兵又吃不得苦受不得累，这样的部队实在不适合打野战，而优势则是学生兵政治性强，不会轻易缴枪投降，可以依靠坚固工事顽强坚守。因此，邱行湘决定在城内修筑火力覆盖周密的城防体系，让每一处地方皆成为能够独立作战的“小而坚”的据点，让洛阳全城堡化。邱行湘认真勘察了洛阳城的地形后，请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新闻处长赖钟声绘制图纸，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他的第一道防线是城边的九龙台、潞泽会馆、大王庙、发电厂、周公庙和火车站一线。在这条防御线上，邱行湘修筑了一系列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的堡垒，堡垒的周边是犬牙交错的壕沟和铁丝网，主要功能是护卫城墙，保卫城门。第二道防线是守备城垣，在城墙上下、瓮城内外，邱行湘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射击孔密如蜂窝，构成的立体火力网可以阻拦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第三道防线是核心阵地，以洛阳中学为中心，除了更为坚固的碉堡之外，还修筑了一个水泥钢筋的大隐蔽部作为指挥所。邱行湘把每一个重要据点都设计成三层：上层俯瞰射击；中层与地面齐平射击；下层则在地下，专门对付攻击方的架梯手、爆破手和挖坑道者。他还下令拆毁城墙外的一千五百多间民房，以防共产党军队用这些民房作为进攻掩体。满城百姓哭跪，邱行湘说：“事关洛阳的存亡，顾不得那许多了。”他下令将存放在郑州的弹药全部搬运到洛阳，并把二〇六师的军官家属也从郑州统统搬迁到洛阳，以此断绝军官们临阵脱逃的后路。该做的事全做完后，邱行湘亲笔写下“固若金汤”四个大字，悬挂在洛阳东城门的正中央。蒋介石的指令是：“固守一个月。”

　　陈赓、陈士榘担心的是久攻不下：部队缺乏攻坚大城市的经验；攻城打援的老办法已被国民党军熟知；小部队佯攻洛阳敌人会不为所动，而我久攻不下将给敌人增援的时间；大规模的援军一旦到达，我军打援是否能得手很难预料。如果要避免攻城失利又打援不成的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趁敌还未形成增援态势的时候，迅速攻下洛阳。

　　陈赓、陈士榘认为，必须投入优势兵力攻城，力争三至五天解决战斗。因为胡宗南的部队已经西去，无力东顾；孙元良兵团固守郑州，虽然靠洛阳很近，但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且孙元良一向只求保存实力，所以估计不会孤军出动积极增援。在这种情形下，一旦洛阳战役打响，蒋介石只能调动他的嫡系胡琏自漯河北上增援。胡琏兵团是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的重要机动部队，但是他要么途经郑州与孙元良兵团一起西进增援，要么孤军自临汝、登封沿道路崎岖、易遭伏击的小路直驱洛阳，而无论胡琏兵团如何行动，以最快速度到达洛阳至少也要五天时间。三月七日，陈士榘、唐亮的洛阳战役作战部署：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应于九日二十四时前完成对洛阳车站、北关、东关之敌的包围，力求首先解决洛阳北站和东关之敌，以便主力迫近攻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主力于“九日二十四时前完成对洛阳西宫及飞机场及西关、南关之敌的包围，应首先切断西宫与洛阳城之间联系，或首先解决西宫及西关之敌，使其不能退缩城内”；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除以一部夺取并控制黑石关至偃师之间的两侧阵地之外”，主力于八日黄昏前进至郭镇、堤东、府店镇一带做预备队，“负责阻击可能由郑州西援洛阳之敌”；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一部攻占新安、宜阳一带，监视潼关方向的敌情。部署规定：“十日开始攻击，力求于十二日午前解决全部战斗。”

　　三月九日黄昏，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强渡伊河、洛河，在一〇五榴弹炮和八五山炮的掩护下逼近洛阳城。入夜，三纵八师二十三团偷袭城关东，九师同时攻击北关方向的东西车站。三纵在占领西车站后，继续突进，在九龙台据点受到挫折。九龙台是洛阳城东北的一个土台子，面积不大，顶部面积不过一百多平方米，传说在洛阳建都史上，九个皇帝曾到上面游玩，土台子因此得名。八师对九龙台发起连续冲击失利后，决定监视这里的守军，集中主力攻击东门。陈谢集团第四纵攻击周公庙和发电厂时也不顺利。周公庙是袋形双层工事，是邱行湘发明的“小而坚”的典型堡垒，由于这里是攻击西门的必经之路，因此国民党守军达一个团之多。四纵十旅三十团在攻路线上，遭到来自地面堡垒和地下暗堡的猛烈阻击，没有任何隐蔽物可以利用，即使付出了巨大牺牲冲进碉堡群，也如同进入迷魂阵一般，不知何处可进可退，攻击部队的官兵大多被火力射杀。发电厂是洛阳城防体系中最复杂的外围防御阵地，四纵十一旅多次攻击未能得手，也决定改为监视，然后集中主力攻击西关和南关。占领两关之后，十旅回头再打周公庙，官兵搭起人梯攀上壕壁，连续爆破，工兵排除了所有的地雷，山炮摧毁了两个最大的堡垒，周公庙守军终于支持不住，千余名官兵缴枪投降。至此，洛阳城的第一道防线外围除几个坚固据点之外，大多数堡垒基本肃清，洛阳城外与城内的联系已被切断，共产党军队准备攻打城墙。邱行湘不断致电蒋介石发，号称洛阳守军“士气旺盛，连挫凶锋，斩获甚众”。蒋介石严令孙元良和胡琏昼夜兼程驰援洛阳。

　　陈赓鉴于未扫除的外围据点会威胁攻城部队的侧后，建议将攻城时间推迟一天。陈士榘不同意，因为国民党援军已在急进洛阳的路上。陈赓不再坚持。陈士榘、唐亮决定三月十一日开始攻城。

　　三月十一日黄昏，三十多门火炮的炮火准备开始了，早有准备的邱行湘立即命令炮火反击，洛阳城内外顿时成为炮战战场。国民党守军炮火猛烈，且有位置极佳的炮兵观察所，因此共产党攻击部队的炮兵阵地很快就受到猛烈轰击。但是，攻击的炮兵也测出了国民党守军炮兵阵地的位置，轰击的准确度逐渐提高，不但压制了守军的反击炮火，还把各个城门前的防御碉堡轰掉不少。

　　炮火准备之后，雷声滚滚而来，天地间一片昏暗，洛阳城的四个城门同时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攻击西门的四纵十旅处境困难，因为他们身后还有没被占领的发电厂据点。山炮运不上来，只能用轻武器掩护爆破组对城墙实施爆破。但是西门的外壕又宽又深，只有一条通道可以接近城门，通道被国民党守军的火力严密封锁，致使爆破小组的接近多次受阻。陈赓下决心先把身后的发电厂据点拔除了。半夜，发电厂终于被攻占，山炮开始上运，但大雨倾盆，道路泥泞，牲口无法使用，人力推炮十分艰难。直到天亮，才把山炮推到西关，此时部队的伤亡已经十分巨大。

　　担任东门主攻第一梯队的是三纵八师二十三团。二十三团决定以一营为突击队，二营、三营继后。营长张明不断观察地形，与官兵们反复讨论。一营的一个年纪很小的理发员很想为战斗做点什么，他到老百姓中间搞了个调查，竟然画出一张东门敌情图，图上画满了各种奇怪的图和符号，甚至还画着一条死去的狗，这张图被送到营指挥所，把张明营长看糊涂了，他找来小理发员询问，小理发员解释说，长线条是外壕，上面的短线是桥，老百姓说上面有座桥可以过去。桥头的圆圈是百姓们说的“大坟包”，可能就是敌人的暗堡。张明营长特意问到那条狗，小理发员说，百姓们说前几天有条狗跑上去莫名其妙地死了，估计是碰上了电网。张明最后的计划是：三连负责爆破火力点和铁丝网等障碍，一连攻击城门，二连攻击瓮城。突击开始后，张明带领二连向前运动。爆破员马景春在弹雨中抡着用缠着绝缘胶带的大铡刀猛砍电网，连续破开了三条通道，后面的爆破员抱着炸药包扑上去，炸毁十三道障碍物和数座碉堡后，二连接近了瓮城。大雨倾盆，天地漆黑。二连侦察员回来了，说小理发员画的那座桥果然在。张明立即命令二连发起攻击，命令刚一出口，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鲜血顿时染红了军衣。二连迅速通过小桥，在炮火和机枪的掩护下，十三名爆破队员前赴后继，连续爆破，终于把城门炸开一道三米宽的口子。排长宋苍富率第一突击组冲向缺口。已经负伤的张明趴在冲击阵地上，他知道必须迅速突破东门，强占城楼，准备迎击国民党守军的反击，如果动作稍慢，部队很可能被压制回去。他果断地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与二连一起扑向第二道城门。即使在大雨中，敌人的炮火仍旧十分猛烈。一个爆破队员在冲击的时候，怀里的大炸药包被铁丝网意外地拉响。后续的爆破队员拼死向前运动，把四个大炸药包放在了城门下，一声巨响之后，东门的第二道城门被炸开了。副连长沙培琛和七班副班长陈福才率先冲进城门，投弹组和爬城队跟了上来，东门的城楼终于被占领。凌晨四十分，陈士榘在指挥部接到三纵的报告：“张明这个营攻得好，东门已被炸开突破了！已占领城楼，城里电灯还亮着呢！”但是，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后续部队受到火力压制，无法及时跟进，张明的一营只控制着城楼左右百十米的阵地。

　　这个时候，邱行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除了命令炮火封锁被突破的东门之外，他并没有组织预备队进行大规模反击，以及时封堵城墙防御线上的突破口。漆黑的雨夜中，洛阳四面的城门同时受到攻击，邱行湘无从判断哪个方向最危机。更严重的是，平时表决心很有一套的青年军此时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之中，学生兵纷纷偷偷逃跑躲进城中的民房里，邱行湘已无法有效地指挥他的部队。

　　坚持在东门的一营终于迎来了大部队。十二日凌晨，攻入洛阳城内的共产党军队已达六个团。

　　十二日黄昏，“固若金汤”的洛阳城四门已全被突破。蒋介石给邱行湘发来电报：“已饬外围兵团兼程驰援，希激励三军，坚守阵地。”邱行湘遂带领残部五千余人退守核心阵地，他希望自己创造第二个“四平街奇迹”：战至一兵一卒，等待援军到来。

　　大雨越下越猛。

　　十三日晚，对核心阵地的攻击开始。国民党守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火力之猛，特别是重武器火力之密集，出乎共产党官兵的预料。各部队都受到猛烈阻击。十四日，战场局势复杂起来。尽管孙震曾反复陈述增援的困难，但是，蒋介石严令必须不惜一切增援洛阳，甚至命令三十八师停止西调，归孙元良兵团指挥，孙震只好一面命孙元良的部队快速增援，一面命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由登封附近跃进洛阳。陈士榘决定十四日下午对洛阳城内的核心阵地做最后一击。这是最后的时刻，也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攻击失利只能撤军，否则，时间拖延下去等来的只能是敌人大规模的援军到达战场。

　　邱行湘将青天白日旗高高地悬挂在核心阵地大楼的楼顶，以示坚守到底的决心。

　　攻击部队把所有的火炮集中起来，包括刚刚从外围阵地缴获的火炮，不下达轰击目标，不规定发弹数量，只是命令“各炮急促射击一小时”。邱行湘的核心阵地是一个不足两百平方米的正方形小圩子，南北两面排列着五座楼房，四周是高大的围墙和深壕，邱行湘在共产党军队发起炮火准备前曾登上楼房观察，发现共产党官兵正在抢运城里的物资，汽车、大车与大量的官兵和百姓满街走来走去，像搬家一样，其阵势如同要把整个洛阳城搬走。除此之外，一切寂静，这种寂静令他害怕，他正准备看看共产党军队是否在挖地道，炮声响了。猛烈的炮火持续了四十分钟，万余发炮弹被打到不足两百平方米的圩子里，工事炸塌，碉堡炸飞，楼房点燃。邱行湘的头部被弹片击中受伤，身边的一个团长被当场炸死。狭窄的小圩子里面拥挤着近五千人，在炮火的打击下血肉横飞，呼喊惨烈，整个核心阵地成为一片火海。

　　三纵八师和四纵十旅从两个方向向核心阵地突击。一小时地激战后，核心阵地成为废墟，守军全部被歼。在洛阳守军即将覆灭的时候，一架小型飞机飞临洛阳上空，这是蒋介石命令南阳绥靖主任王凌云派来的，想把邱行湘师长接走。但是整个洛阳火光冲天，浓烟蔽日，飞机根本无法降落，于是盘旋了一会儿，飞走了。

　　四纵十旅二十八团十连的官兵冲进了一座楼房，里面还活着的国民党官兵都举起双手。共产党官兵问：“师长在哪里？”其中一个军官说：“这里没有师长，我是参谋长符绍基。”十二连官兵在一个暗堡里俘虏了五十多人，又在一座楼房里俘虏了八十多人，集合俘虏的时候，其中一个头戴士兵帽的俘虏突然逃跑，立即被十二连指导员按倒在地，他就是青年军二〇六师赫赫有名师长邱行湘。

　　邱行湘被押送到四纵十旅的司令部里。陈赓把手里邱行湘的照片与当面的这个人对照了之后，说：“你是邱行湘吧，黄埔五期的？我是陈赓。”

　　邱行湘说：“久仰，久仰。”陈赓说：“你是哪里人？”

　　邱行湘说：“江苏溧阳。”

　　陈赓说：“那里是我们新四军的老根据地。”

　　邱行湘说：“是的。我家是贫农，陈毅将军在我家住过，你问陈毅将军就知道了。”

　　陈赓说：“你的家庭成分倒还不错，可惜你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

　　陈赓对二〇六师的那些死去的学生兵感到非常惋惜：“这次战斗，你们打得很苦，死伤很重。我们本来不需要使用这样大量的炮火，但你们固执不放下武器，而我们又想早点解决战斗，想使洛阳人民早点过安定的生活，所以不得不把这样猛烈的炮火加在你们身上。现在你们大概体验到了，你们工事做得再好，也无法阻挡解放军的进攻。”南京很快获悉洛阳失陷，立即宣布邱行湘“殉国”，并派人到邱行湘的老家去要照片，准备给他开“忠烈追悼会”。此时，邱行湘正在被送往共产党太岳解放区的途中。邱行湘在路上给家人写信说：“旧的邱行湘已经死去。”

　　增援的国民党军到达洛阳城郊的伊河和洛河。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渡河器材没有着落，一整夜没能渡过一兵一卒，胡琏打了工兵团长一个耳光，但架桥速度依旧缓慢。十七日，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和整编三十八师终于到达洛阳。

　　共产党军队已撤到洛阳以西休整待命。洛阳已是一座空城。

　　洛阳之战，是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共产党军队在南线战场夺取的第一座城市。为了攻占这座城市，六千多名官兵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此时，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影响未来解放战争进程的重大决定：再建中原军区和组建中原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由刘邓部和陈谢集团组成，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纵队。

　　中原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以原属刘邓大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组成第四兵团，李先念为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锡联为第一副司令员，陈再道为第二副司令员，苏振华为副政治委员；以原属陈谢集团的第四、第九纵队成立第三兵团，陈赓为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

　　第十一纵队仍归华东野战军序列。

　　中原军区的重建以及中原野战军的编成，形成了南线战场的指挥中心。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洛阳战役的结局令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出现了不可弥补的漏洞，而随之发生的是共产党军队中原野战部队指挥系统的调整的完毕，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原大战的先兆。

   只准活着打下去，不准活着退下来 客观地说，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解放区”这一名称就已经成为历史。共产党军队已深入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域作战，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军队渡过了必须盘踞一方以求生存的艰难时期，共产党的将领们已经把作战目光移向更广阔的战场，共产党军队对“解放区”的依赖逐渐减弱。昔日生死攸关的“解放区”,已经变成一个“实际控制地域”的普通军事概念，甚至成为一个钳制国民党军主力的“拉锯地带”。

　　令人不解的是，国民党军仍热衷于对“解放区”的清剿和占领。国民党方面认为只要占领共产党人的根据地，就是赢得了与共产党军队较量的胜利。这一思维定势令国民党军的行动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呈现出一种古怪的偏执状态。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军重新划分了山东战场的绥靖区，除原有的第二、第三绥靖区外，又增加了第九、第十、第十一绥靖区，使山东战场的总兵力达到十三个整编师。

　　国民党军占领山东共产党解放区后，分散驻守在解放区内的城镇里和铁路沿线。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决定组建山东兵团。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兵团总兵力八万一千六百七十四人。

　　山东兵团成立后，许世友捕捉的第一个战机是：袭击济南至潍县间的胶济铁路西段。

　　在这段铁路线南北两则，分散着桓台、邹平、周村、张店、淄川、博山等地，而居于中心地带的周村显然是关键点。对于如何作战，大多数纵队指挥员主张逐渐推进，一层一层地打进去，最后集中主力攻占周村。只有九纵司令聂凤智主张不在外围与敌纠缠，而是以主力直接攻击周村，揳入敌人内部来个中心开花。许世友和谭震林采纳了这个看似有些冒险的方案，因为虽然中心突破容易四面受敌，但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逢城必守，逢镇必防”，造成兵力部署“活像一只岔开八只脚的大螃蟹”，这里搁一个营那里放两个营，周村由于处在外围防御的腹地，因此守备松懈，只部署着整编三十二师的五个营。

　　三月十日，山东兵团各纵队在大雨中从胶东向西急速开进。但是，本该于十日午夜主攻周村的九纵，直到十二日才抵达攻击出发地，他们耽误在了泥泞的路上。大雨淹没道路，无法分辨方向，九纵一夜只走了十几里。就在他们艰难开进的时候，国民党军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察觉到了威胁，立即命令三十六旅和一四一旅放弃邹平、长山等地，连夜收缩至周村，从而使周村的国民党守军由三千人骤然增加到一万五千余人。战场局势的突变令决心打个“中心开花”的聂凤智陷入两难之中。有人认为，敌情已发生变化，要打也要等重新调动其他纵队到达后再打，不然万一打成消耗战兵团要追究责任。电台被大雨淋湿无法使用，与兵团的联系处于中断状态。聂凤智思考甚久，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做出决定：“打他个立足未稳措手不及！错了我负责！”十二日凌晨四时，九纵对周村发起了攻击。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仓促召集军官会议，但是部署异常混乱，急忙赶至周村的各旅、团之间的联络电话线瞬间就被炮火打断了，周庆祥的指挥就此失灵。七十三团七连攻击周村北门，因梯子被打断，攻击两次受挫，在连长刘奎基的率领下，爆破手用炸药炸塌了北门，部队突了进去。七十五团在东门突破顺利，开完军官会后还没能返回指挥位置的团营长们被截在了半路，周村内的守军因没有指挥，抵抗一阵后便失去了斗志。战场上到处是共产党官兵“缴枪不杀”和“我们优待俘虏”的喊声。七十九团八连四班的喊话让三百多名守军放下了武器。敌四二二团团长决定投降后，让勤务兵把共产党官兵叫进驻地的院子里，满院子的国民党兵竟然呼叫起来：“解放军长官来啦！可好啦！”

　　二十二个小时后，周村被攻占。除师长周庆祥化装逃跑外，周村国民党守军一万五千余人全部被歼。

　　关于聂凤智决定连夜对周村发动攻击一事，在战后的总结会上有人认为“仗虽然打赢了，但军事上是冒险的”。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坚决地表示：“打是对的！我怕的是你们不打！”政治委员谭震林表情严肃：“军事斗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兵团就是让你们打！谁要是不打，我就送他四个字：机会主义！”张店和周村被攻克后，胶济线西段的国民党军防线全线动摇。许世友期待的“中心突破，四面开花”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蒙阴、沂水、莱芜、博山等地的国民党守军惊悉张店、周村、淄川、桓台一一失守，纷纷望风而逃。驻守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判断：共产党军队很可能趁势南下，攻击济南附近的兖州，切断津浦线上徐州至济南间的联系。出于重点防卫济南和津浦铁路的需要，他抽调胶济线上的兵力，向兖州方向增派了两个师。这样一来，胶济路中段的潍县县城孤立地暴露了。

　　山东兵团请示中央军委：东进攻占潍县。

　　三月九日，蒋介石偕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第三厅厅长罗泽闿、第四厅厅长杨业孔等人到达徐州。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郭汝瑰的汇报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说：“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郭汝瑰听后，“顿觉毛骨悚然”。

　　自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坚持在山东内线战场的共产党军队，一直处在艰苦的移动作战中，由于兵力和武器都与国民党军相距悬殊，面对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侵蚀和占领，被迫的周旋作战令他们十分迷茫，因为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当地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对父老乡亲因为他们的离开而遭受苦难倍感痛苦。而解放区内贫苦农民遭受的蹂躏，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旦他们开了口，就很难制止那泉涌般的痛苦回忆”，美国女记者葛兰恒记述道，“即使表情冷漠的农民，也会泣不成声，没法再接着往下讲。”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被许世友保存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那时，他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位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共产党将领把这信重新拿出来给部队官兵看，是想让在和平时期生活甚久的他们知道，军队在任何时候的作战都具有“复仇”的含义，军队的作战意志永远不能消沉——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利，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请求尚无前例。

　　第九纵队发布的攻打潍县的命令，其措辞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为保证战斗的胜利，要求所有进攻的部队只准进不准退，有我在，不准敌存，发挥你手中武器的最大效能，大量的杀伤敌军……只准活着打下去，打到胜利，不准活着退下来。……同志们！攻城令下了，立功的时间到了，报仇的时间到了，各按照你的战斗计划，按照你的立功计划，在统一命令下，行动起来吧！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只准胜利，一定要胜利！胜利地歼灭潍城守军万岁！……

　　潍县号称“鲁中堡垒”，是国民党军重兵设防之地。潍县城防经过长年修筑，已形成三道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防御体系：城壕深五米、宽八米，城墙全部由青石砌成，高达十三米、厚达六米。城墙外，筑有约两米高的矮墙，距城墙最远处二十八米、最近处六米，其间设置了密集的火力点，并以交通壕连接。矮墙外，挖有宽、深各六米的护城河，在距离城墙两千米的距离内，九十多座堡垒密布，碉堡前附设有地雷、鹿砦等设施。潍县城内分为东西两城，之间有白浪河穿过，河宽约十米，上面有五座桥梁贯通。两城的突出部或制高点，已全部筑有火力堡垒和炮兵阵地，城垣里挖了大量的屯兵洞。其中西城高出东城五米，是整个潍县的城防重点。此刻，潍县仅西城留有一个小洞，其他所有城门都被堵死，西城与东城联系只能靠城关把文件扔下来，外围守军几乎没有逃回城里的后路。

　　潍县国民党守军指挥官，是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总兵力有两万四千余人。四月一日，王耀武飞抵潍县与陈金城商讨防御问题。王耀武没敢进城，只在机场与陈金城匆匆见了一面。王耀武强调：放弃不重要的据点，实施兵力集中；多做城墙下的地堡，以利“地平线以下作战”；一旦潍县受到攻击，济南和青岛会两路增援。陈金城头疼的是兵力不足，因为在他指挥的部队中，除正规军之外大多是杂牌武装。王耀武说：“到必要时我可空运一个旅来。”陈金城的回答是：“等到必要时机场也就无法保持了。”

　　就在王耀武抵达潍县的时候，二一二旅旅长汪安澜与张天佐吵了起来，张天佐曾是国民政府昌乐县县长，现在是潍县地主武装的头目。汪旅长不愿意和杂牌部队一起作战，主张他的部队与张天佐的杂牌武装各守一地，打起仗来相互不发生关系。东西两城，汪旅长大度地让张天佐挑选一地。平时总是吹嘘“保安总队对于打共产党军队比国军的正规军有经验”的张天佐已经吓坏了，坚决要求他的部队完全听从陈军长的统一调遣。两人争吵到陈金城那里，陈金城偷偷给汪旅长写了张字条，汪旅长看后不吭声了。陈军长的字条上写着：“我们现在的军粮非完全依赖他不可，否则目前就有断炊的危险。”

　　此时，山东兵团已向潍县开进。关于东西两城，先打哪一个的问题，第九纵队指挥员提出先打西城。潍县的东城低于西城，守备力量相对薄弱，易于攻城部队突破。但是，许世友也明白，潍县的东西两城相距很近，如果先下东城，攻击部队就会处在西城国民党守军的瞰制之下，将在极其不利的态势中再攻城墙高大、工事坚固的西城。于是，兵团决定：集中兵力先攻西城，打掉陈金城的指挥机关，然后以西城为依托，居高临下攻击东城。

　　四月十日，九纵二十六师开始扫清城关外围据点的作战。七十六团采取炮轰母堡、爆破子堡、小组突击的战法，连续扫清了一系列碉堡群。七十七团出击城外北面的北宫据点失利后，迅速转入土工作业，挖掘坑道逼近守军据点的核心。白天看见共产党官兵拼命挖掘，晚上不断有报告说地下有挖掘声，恐惧逐渐蔓延，北宫据点内的国民党守军营长决定逃跑。命令一下，一个营的官兵一哄而散。天亮的时候，七十七团顺利占领北宫。七十八团同时攻占了东北关。潍县外围的敌人据点基本肃清。

　　接着，为逼近敌人重点防守的西城，攻击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从十五日开始，共产党官兵拼命挖掘。一连挖了八个昼夜，挖掘交通壕七万多米，坑道两百多米，地堡四百多，防炮洞两万多个，总作业长度达到七十多公里。国民党守军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大规模的挖掘，心惊胆寒之中使用各种火炮猛烈轰击，但是眼前的坑道还是在不断地向城墙接近。陈金城体味到了共产党军队打下潍县的决心。然而，共产党军队挖掘八天八夜之后，不但没有发动攻击，反而向后撤退了，至少站在城墙上已经看不见共军的影子。陈金城认为，共军在他的炮轰之下“伤亡惨重”，定是已经“无力攻城”了。这个消息被报告给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王耀武立刻在济南召开庆祝大会，宣称“潍县十里内已无敌踪”，“昌乐之围预计日内可解”。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大喜过望的陈金城竟然命令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开始“追击”。但是，整编四十五师刚一出城，就遭到猛烈的火力打击，部队仓皇地逃了回来。这一下，陈金城迷惑不解了：共军到底是撤了还是没撤？正在迷惑的时候，四月二十三日晚，潍县城外炮声骤起。这不是一般的炮击，而是他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以来听到过的最惊天动地的炮击。共产党攻城部队埋设在坑道里的几千斤炸药将潍县城垣炸出数个缺口。

　　陈金城知道，潍县的最后时刻来临了。

　　潍县城墙的上面很宽，可以并行两辆汽车。首先登城的四连和八连拼死阻击扑上来企图封堵突破口的敌人。所有的官兵都已负伤，弹药接济不上，他们使用了砖头、石头、铁锨和铁镐。八连副连长已经六次负伤，浑身是血，但仍站在指挥位置上，所有的战士都能听见他的呼喊。九连终于突上来了。接着，七十九团参谋长丁亚跟着五连也上来了。城墙很高，下面很黑，国民党守军发现他们要下城向城内突，机枪子弹狂风一样扫射过来。放下去的梯子被打断了。他们又放下软梯，但还是不够长，五连副连长已经顺着软梯下去，这会儿悬在半空，正在软梯上接绑腿。丁亚参谋长很着急，因为如果不迅速下去，后面的部队上不来，天一亮就前功尽弃了。五连连长孙端芝把驳壳枪一插，喊了声：“跟我往下跳！”官兵们不顾一切地跳下去。西城城墙有五层楼高，五连半数官兵严重摔伤，那些还能站起来的官兵，立即在城墙下开始了殊死的战斗。他们连续攻占二十多幢房屋，最后，近两个排的官兵被国民党守军压缩在一所学校里。干部大多已经负伤和牺牲，三排长杨学良站出来指挥战斗，这些官兵在潍县县城内孤军坚持了近二十个小时。

　　此时，二十七师的后续部队已经上来了五个连。陈金城判明突破口的方位后，调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猛烈反扑。这是七十九团的关键时刻，城里的五连仍在孤军坚持，城墙突破口已经拥上敌人，而且天亮了。敌人的六架飞机加入战斗，掩护步兵营轮番进攻。七十九团政治委员陶庸在城墙上高喊：“七十九团就是打完了，也要守住突破口！”二营营长孙宝珍率领官兵冲上来，三营教导员孙洪文也带着一个排上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七十九团团长彭辉。敌人还是成堆地往突破口上拥，炮弹落在二营指挥所，指挥战斗的团参谋长丁亚被砖头瓦块埋起来，警卫员把他扒出来后，电话铃响了，他只听见一句“主力快上来了”，电话就断了。

　　七十九团坚持到了纵队主力登城的那一刻。

　　西城防御大势已去。随着巷战的开展，陈金城终于弃守西城，率部进入东城。

　　蒋介石亲自打来电报：“吾弟固守名城，激战兼旬，备极艰辛，已饬王司令官率队和青岛派队星夜驰援，务望坚守阵地，并须多控制机动部队以便夹击，而竞全功……”本已绝望的陈金城顿时感到莫大的荣耀，他立即复电：“……钧座若能速派大军前来东西夹击，不难歼灭鲁东南共军之主力。生等将战至一兵一卒，奋斗到底，以报党国……”回电以示效忠之后，陈金城意犹未尽，召集旅长汪安澜、专员张天佐、县长张哲等人肃立于孙中山和蒋介石像前宣誓：“我等受党国培植多年，丁兹大难，甘愿以身献国，决心与城共存亡，如有偷生怕死，畏缩不前，愿受党纪国法严峻处分，此誓。”宣誓完毕，陈金城认为还不足以表达他的心情，他将誓词誊写出来让在场的每人具名盖章，然后电告了王耀武和蒋介石。但是，东城的防御很快就瓦解了。

　　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决心与称共存亡”的陈金城电告王耀武，说他准备突围：“战局危急，拟即向仓上转移，希即转饬青岛方面即时派飞机来潍县掩护突围。”然后，他跟着汪安澜和张天佐率领的约三百人的队伍冲出东门。预伏在潍县东郊的西海部队开始了追歼，旷野里四面响起杀声，炮弹密集地在身边爆炸。天亮的时候，三百人的队伍被兜堵聚歼。张天佐死于乱枪，汪安澜逃到济南，陈金城躲在铁路边的洼地里，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昏迷，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俘虏群里了。四月二十七日，潍县战役结束。

　　潍县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巨大的政治影响。首先，国民党军在山东仅剩下济南、青岛、兖州等为数不多的据点，共产党军队控制了山东的广大地域，山东战场的军事优势已完全倒向共产党军队一方。同时，张天佐等地主武装头目被打死，对被他们残害的山东贫苦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其意义甚至超过了蒋介石主力的被歼”，因为以张天佐为首的反动地主武装“给以山东的灾难是十分深重的”。

　　潍县战役刚刚结束，军民正忙着打扫战场，突然有命令传来，通知所有的军民离开城墙附近，然后就传来了轻重机枪的射击声、火箭筒和炸药炮的爆炸声，潍县城墙再次笼罩在硝烟烈火之中。潍县的百姓很奇怪：这是干什么呢？难道又打上了？——九纵司令员聂凤智请示许世友同意，举行了一次真枪实弹的攻城演练，目的是巩固部队攻坚战的作战能力。而这种需要消耗大量弹药的事情，在共产党军队中，以往的任何时候都不曾发生过。聂凤智说：“这就是攻克济南城的预演。”

   泾渭河谷 把西北地区归于南线战场，在地理概念上是勉强的，但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一概念专指陕西境内发生的战事。

　　在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之前，西北野战军已经开始战略反攻，部队逐步发展为五个纵队，总兵力七万五千多人，装备也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仍有四十四个旅，总兵力达三十多万人，其中有十七个旅分布在陕甘宁解放区周围，其他各旅分布在豫西、晋南和陕南，国共两军的兵力对比仍是五比一。但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召开的杨家沟会议上，彭德怀还是提出了开辟西北外线战场的建议。毛泽东也认为:“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我军主力都要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它、吃它，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

　　打出去，就意味着迎战西北的胡宗南乃至青海的马步芳的数十万大军，就意味着西北野战军必须在脱离后方的情况下孤军作战。最大的困难还是官兵吃什么？

　　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提出打宜川。宜川只驻守着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的两个团，如果战斗打响后胡宗南出兵增援宜川，黄龙山道路曲折便于打伏击战。更重要的是，打开南进的通道，不但可以威胁西安，而且沿途多是产粮区，可以解决部队紧迫的粮食问题。二十四日，第三、第六纵队形成了对宜川的包围态势。彭德怀电告第三总队司令员许光达和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

　　宜川守军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万万没料到宜川会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张汉初认为彭德怀部这次非把他消灭不可，于是十万火急的求救电报一封接一封发出。

　　胡宗南终于沉不住气，下达了增援的命令：“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即率整二十七、整九十师（实共四个旅十个团）沿洛川、永乡、瓦子街向宜川疾进，歼灭犯匪，并解宜川之围。”

　　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是一个苦命的将领。自从胡宗南大军占领延安以来，他的任务好像就是专业救援：救蟠龙，救榆林、救清涧，无论何时何地哪个部队被围，都是他带兵前往救援，但是至今还没有成功援救的先例。刘戡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蒋介石极为欣赏的一名战将，抗日战争中曾率部北上冀晋，在紫荆关、阳泉等地与日军血战，后转至晋南中条山一带与日军周旋作战。抗战结束后，一九四五年八月，刘戡被提升为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奉命驻防陕北，在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指挥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刘戡的苦日子由此开始了。接到增援宜川的命令时，刘戡正在西安过春节，与他同在一起的还有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和副师长邓钟梅。命令一来，大家都很扫兴，但都认为彭德怀就那么点部队，不会有什么大仗可打。

　　刘戡约两万人的增援部队二十五日由洛川出发，按照整编二十七师、军部和整编九十师的序列，沿着洛宜公路向宜川急进。这正是彭德怀判断的敌军增援的那条路。

　　第二天，整编二十七师到达永乡附近。侦察员报告说，在东北方向约二十五公里处的观亭发现大量共军。刘戡在西北战场上与彭德怀交过手，十分熟悉共产党军队的战法，他不愿意为宜川把自己的部队葬送掉。因此，他致电胡宗南说准备先打观亭。刘戡等着胡宗南的回音，在永乡附近停了一天。

　　这让彭德怀很是焦急，他担心刘戡退回去使打援的作战计划落空；更焦心的是刘戡走得太慢，而西北野战军的粮食已经不多，多等一天就多消耗一天，万一刘戡三天不动，即使最后他进入了伏击圈，官兵饿着肚子如何作战？

　　二十七日晚上，刘戡等来了胡宗南的回电。——回电如此迟缓的原因是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跳舞去了，命令是由一个处长转达的：不准停留，兼程推进。刘戡虽然预感到危机四伏，但是他无法抗拒命令。第二天，在向公路两侧派出掩护部队之后，整编第二十九军的主力上路了。天空开始飘落小雨，雨中夹杂着雪粒，天地间潮湿而阴冷。

　　部队刚走出不远，前面就响起了枪声。当整编九十师师部走到瓦子街附近时，来自南面的枪炮声和手榴弹声开始密集起来，看来后路是否通畅成了问题。不一会，北面也枪声大作，部队在公路上拥挤在一起走不动了。刘戡命令接通与二十四旅的电台联络，张汉初旅长报告说：“围城之敌分向西北和西南方向逃窜”了。这个报告令刘戡恍然大悟：彭德怀的主力冲这里来了。

　　雨夹雪已经变成了漫天大雪，四野一片迷蒙。

　　王应尊主张趁公路南侧尚未发现共军，部队可向黄龙山撤退，然后绕路去宜川，这样不但不违背胡宗南的命令，也可以跳出眼前的包围，解救宜川。刘戡比较认同这个建议。但是，如果绕路的话，本来打前锋的整编二十七师就成了后卫，雪大路滑，大部队走出去之后，谁也无法预料整编二十七师是否会遭遇危险。刘戡对王应尊师长说：“要待深夜十二点以后才能行动。天降大雪，道路泥泞，等打部队走完了，恐怕你的部队走不出去，因为你的部队正在前面打，势必你要担任掩护任务，走在最后。”王应尊当即表示：“我走最后没关系。”这让刘戡颇有些感动。暗夜里，雪落无声，刘戡思索良久，最后决定：“明日拂晓前继续沿公路前进，一举突到宜川。”

　　彭德怀部已经完成了对整编第二十九军的包围。彭德怀不能再等了，因为部队已经断粮。无法想象彭德怀的官兵在大雪之中如何度过饥寒的长夜的。二十九日凌晨六点，一纵独立一旅在旅长王尚荣的率领下开始攻击瓦子街，堵塞了刘戡部的退路。战斗一打响，刘戡立即指挥部队突围。

　　这是西北野战军军史上罕见的一场混战。天色昏暗，大雪纷飞，两军搏杀，分外眼红。彭德怀在当天的一份电文中写道：“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入夜，刘戡发现经过二十九日一天的战斗，整编第二十九军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兵力，特别是已经没有可以机动的部队了。刘戡认为明日共军将继续猛攻，趁夜突围尚有逃生的可能。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果部队突出去了，只能撤往西安方向，那么谁对胡宗南的增援命令负责呢？刘戡希望师以上指挥官共同负责，可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坚持要刘戡下达命令。结果是，全军原地不动，等到明天再说。

　　三月一日拂晓，彭德怀部发动全线攻击。整编九十师各旅都已失去控制。师长严明和参谋长曾文思撤退到一个高地上给胡宗南发了封电报：“部队已损失三分之二，战局极为严重，我等团长以上决心成仁，以报校长及钧座培育之恩德。”曾文思认为师长过于悲观，严明说：“现在谁肯为我拼命？赶快把电稿传到团，团长以上人员一律要坚决自杀！”电报文稿被传给了部队，此时，各个阵地的厮杀已进入白热化，团长以上人员似乎用不着自杀。下午，随着各个阵地相继瓦解，刘戡的军部和师部都已处在被攻的境地。

　　严明不断地逼迫曾文思和他一起自杀。曾参谋长借口观察战局，始终与他保持十米以上的距离。曾文思对严明当通信营长的儿子严守礼说：“你要特别注意，防止师长自杀！”严守礼说：“咱们突围吧！”曾文思说：“你们把师长拖到山下军部去，我随后也下去。”于是，严守礼和副官架着严明下山，曾文思也跟了下去，两人在山沟里会合了。严明埋怨说：“你真害死人！在山上我手头还有几个连，可以找机会冲出去，现在叫我怎么办？就在这里动手自杀吧！”曾参谋长说：“为什么？到军部去，要死大家死在一块！”这时，公路上人头攒动，混乱不堪，只见人流向西涌，一阵激烈的枪响之后，人流又像潮水一般向东涌去，很快又被挡了回来。严守礼将严明扶上滑竿（严明去年三月率部进攻延安时，翻车腿断，愈后行动不便，随身备着一乘滑竿），曾参谋长有意慢慢落后在后面，然后他与严师长脱离开，自己到公路边的山岩里藏了起来。严明乘坐滑竿往山上行进时，被机枪子弹打死。

　　刘戡烧毁了机密文件、砸毁了电台之后，准备自杀，但手枪被军参谋长刘振世夺了下来。刘振生要求军长突围，刘戡在突围中捡着一颗手榴弹，他看了一眼随即拉响了手榴弹上的拉环。也许除了刘戡本人，整编第二十九军并没有哪位团长以上军官自杀。

　　三月一日早晨，固守宜川县城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听见“瓦子街任家湾方向炮声隆隆，清晰可闻。五个小时后，炮声慢慢沉寂下去，接着机枪声也听不到了”。张汉初判断刘戡部凶多吉少，宜川更是危在眉睫，遂决定率部突围。三月二日晚，西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击，战至三日上午八时，全歼宜川守军五千余人。

　　宜川一战，西北野战军以伤四千一百九十三人，亡一千零五十九人的代价，歼灭胡宗南一个整编军军部、两个整编师师部、五个整编旅的十个团，总计两万九千余人。共产党新华社通过广播通知国民党方面：刘戡和严明的遗体已经妥善装殓，希望派人前去接收。

　　胡宗南派人把两人的遗体运回西安。刘戡和严明被蒋介石追认为陆军上将。国民党军准备放弃延安。

　　驻守延安的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多次来电，请求他的黄埔同窗胡宗南放弃延安。如果现在不主动放弃，说不定哪一天整编十七师就会让彭德怀包了饺子。

　　何文鼎已是度日如年。彭德怀攻打宜川时，他曾奉命派出一个旅增援，但是部队刚一出动，就传来了刘戡自杀的消息，他立即把自己的部队撤了回来。宜川距延安咫尺之遥，何文鼎心惊胆战地等着大战降临。但是，彭德怀没有攻打延安，而是西进宝鸡了。何文鼎立即再次打电报给胡宗南，认为这是从延安安全撤退的最后时机。

　　他的请求终于被胡宗南批准了。

　　胡宗南没有批准的是他绕道撤退的建议。

　　四月二十八日，整编十七师开始渡洛河。前天就命令工兵营先行到渡口架桥，但是由于河水上涨，架桥有困难，那个工兵营长居然带着部队跑了。愤怒而无奈的何文鼎命令十二旅掩护，主力部队徒涉过河。虽然没有共产党军队的追击，但部队还是笼罩在形同溃败的巨大恐慌中。下午，河水突然暴涨，重武器和车辆都已无法过河，正在北岸商量办法的时候，侦察飞机投下信件，说有共产党军队追击而来，催促整编十七师赶快渡河。此时，共产党军队已接近北岸，洛河渡口乱成一团，国民党兵扔下重武器纷纷抢渡，不少官兵在踩踏中被淹死，几乎所有的重武器和各种车辆辎重全部被共产党军队获得。五月一日，整编十七师撤到蒲城之后做了清点：三千人被俘虏或者自动投降，负伤五百人，死亡三百七十人。重炮两门、山炮十三门、野炮八门、坦克八辆、汽车四十八辆、吉普车七辆全部丢失。

　　几天以后，蒋介石来西安，见到何文鼎，蒋介石给了他四个字：“怕死！无耻！”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时间是：一年零一个月又三天。与此同时，彭德怀部攻击宝鸡的战斗可谓势如破竹。

　　防守宝鸡的国民党军，除地方杂牌部队外，主力是整编七十六师师部和一四四旅，师长徐保。徐保的部队残缺不全，二十四旅在宜川战役中受到重创，正在整补之中。新一旅此时也正在汉中整训，徐保能够指挥的作战部队极其有限。徐保的大名在胡宗南的部队里人人皆知。他嗜赌如命，当团长的时候，刚领到全团的军饷，一夜之间就输个精光。被提升为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后，徐保根本不住在宝鸡，所有的事务都由参谋长袁致中处理，而他则远在西安的公馆里醉生梦死，除了赌钱就是招妓。二月里的一天，他突然想起自己是师长，于是到宝鸡的师部去了一次，对师直属部队的官兵讲讲话，算是履行了一次职责。

　　四月二十四日，宝鸡陷于危境。

　　晚上，胡宗南来电，命令徐保固守，并告诉他国防部已令马家军星夜驰援。

　　天亮的时候，共军已经开始进攻城关了。徐保没有料到他的部队就这样让共产党军队进了城，统统没有任何抵抗的决心和斗志。他的指挥部在全城地势最高的金台观，徐保放眼看去，宝鸡城四周已全是共产党军队。这时，从西安开来的铁甲列车队长向他建议，把师部转移到铁甲车上去，铁甲车上有火炮和机枪，弹药充足，还储存有三天的给养，坐在里面不但安全，还可以横冲直撞。徐保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上了车徐保就命令往西开，但没开多远就发现了共产党军队，前面铁轨也被拆了，于是又往回开，开到车站以东的木桥附近，桥东的铁轨也被拆了，铁甲车陷于既不能退也不能进的危境之中。徐保向窗外看去，看见一群共产党官兵跑了过来，把他的铁甲车围住，有的爬上车顶，有的钻到车底，他还听见了“欢迎投降！优待俘虏！”的喊声。

　　这是徐保师长的最后时刻：徐保匆忙换了一身士兵服装，又给胡宗南拍了电报，大意是：“我决心尽忠……”然后令无线电排将密码烧毁，又将身上带的党员守则、军人读训一本一本地都撕毁，他手持手枪，刚走到铁甲车的门口。一颗炮弹轰的一声，他就倒在车厢内，满身是血。战斗结束。被炮弹击伤的徐保经急救无效，于数小时后死亡。徐保的尸体被解放军送到北边山上掩埋了。

　　占领宝鸡的西北野战军官兵被堆积如山的物资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多的战利品，从生活物资到武器弹药应有尽有，而且物资多得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搬运完。

　　就在共产党官兵在宝鸡城内忙着搬运物资的时候，不利的消息传来让彭德怀大吃一惊：从君宜增援而来的裴昌会兵团突破了四纵的阻击，四纵未向上级请示，也没通知友邻部队，自行撤退到岐山县东北的山里去了，从而使裴昌会兵团正向宝鸡长驱直入，现距野战军司令部仅十多公里了。同时，青海马步芳的整编八十二师的四个骑兵团也突破了六纵教导旅的阻击，已经到达彬县，正向宝鸡急速推进，而且还切断了野战军向陕甘宁解放区撤退的退路。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彭德怀为四纵阻击不力震怒，也为眼前足够西北野战军使用两年的物资弹药不能搬走而十分痛惜。他下令将搬不走的物资弹药全部销毁，然后各部队迅速撤出宝鸡。

　　彭德怀部艰苦转战，终于在五月十二日回到关中地区，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合围。

　　五月二十六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对第四纵队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敌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报告，而你既不抗击于岐山之东，又不抗击于岐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路上住老乡的房子，走时还给房东打个招呼，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哪里去了？”

　　西府陇东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为“泾渭河谷战役”，并且认为国民党军取得了“大捷”。就在西北野战军艰苦进行战场牵制的时候，刘邓和陈粟大军在中原打响了一场大仗。

   把汉江变成内河 国民党军方对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曾有如下记载：

　　刘伯承匪部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下辖三个旅：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萧永银。该纵，长于攻坚，指挥及纪律均佳，匪称之为主力纵队。

　　当豫东硝烟未落之时，在湖北的北部，“长于攻坚”的六纵开始攻击“有山有水有坚城”的襄阳和樊城了。

　　襄阳和樊城于汉水中游隔水对峙。两城地处桐柏山、武当山孔道，北通关中、洛阳，东连武汉三镇，西扼川陕大道，南接沙市、宜昌。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称襄樊为“天下之腰膂”。“膂”者，脊骨也。这是一座可以俯视疆土之城，——“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也”。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从大别山中转战出来中原野战军在河南南阳彰新庄召开纵队干部会议，刘伯承说，从战争进程的角度看，国民党军五个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卫立煌集团、李宗仁集团、胡宗南集团、顾祝同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中，白崇禧集团将是国民党军的最后防线。现在，国民党军有三怕：怕林彪入关，怕打过长江，怕大军入川。在这“三怕”中，中原的国民党军就占了“两怕”，因为这个区域既可渡江也能入川。而在中原国民党军的防线上，汉水区域是其最大的弱处：

　　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郧阳、均县、房县划归鄂豫陕，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长江也会像黄河一样变为我们的内河。刘伯承的“内河理论”，是个把拓展地盘的咄咄逼人与山水情怀的豪迈热情融合在一起的战略设想。——“我们中原区的任务就是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刘伯承认为将战场选择在豫鄂陕交界处为最佳，因为这里既有伏牛山、武当山为依托，又有桐柏、江汉可做前进阵地，而国民党军因长江、汉水和大巴山的阻碍，机械化大军难以快速调动。六月十三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襄樊战役作战部署。襄樊战役，将举中原野战军全军之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指挥第二、第四纵队组成西兵团，奔袭豫鄂边界处的老河口和谷城，控制汉水西岸，直趋襄阳和樊城；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指挥军区主力部队以及第六纵队组成南兵团，奔袭襄阳，并在汉水西岸形成对敌兜击。第一、第三纵队组成东兵团，或向北面的南阳移动，或尾击可能从南阳南犯的国民党军王凌云兵团，或侧击可能从信阳西犯的国民的军张轸兵团，或转至驻马店地区作战策应襄樊。

　　襄樊战役正在准备，粟裕部在豫东与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开始鏖战，中央军委两次致电中原野战军要求他们出兵策应。

　　刘伯承、邓小平除命令第九、第十一纵队直接归粟裕指挥外，立即停止了襄樊战役的实施，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赶赴河南上蔡地区，全力阻击从驻马店北上的胡琏兵团，以消除粟裕部侧翼的威胁。

　　就在中原野战军全力支援粟裕部作战的时候，由于中原战场上的国共两军主力全部集中在了豫东和豫中，国民党军在汉水流域的防御突显薄弱。始终盯着襄樊和襄阳两城的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重新实施襄樊战役计划。

　　一直被刘伯承“藏”在桐柏山解放区腹地的王近山的第六纵队出动了。

　　刘伯承决心以六纵的六个团、桐柏军区二十八旅的三个团、第三军分区的两个团、陕南军区十二旅的两个团和两个地方武装独立团，共十五个团约两万兵力，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先打老河口，再攻襄阳和樊城。

　　七月二日夜，六纵在瓢泼大雨中自豫南与鄂北交界处的新野出发，向老河口奔袭。官兵一个昼夜奔跑了近八十公里，当先头部队抵近老河口时，国民党守军一六三旅正向谷城撤退。六纵渡过汉水追击，追至谷城以北，一六三旅又放弃谷城向南逃跑。此时，陕南军区十二旅已经攻占谷城，截断了一六三旅的退路，并随即发动袭击，歼灭了一六三旅的一个营。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八十五、八十六团歼灭一六三旅的一个连后，强渡汉水，截击并全歼一六三旅辎重营。四日，六纵和陕南军区部队沿汉水两岸向襄阳和樊城逼近。

　　襄阳和樊城是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的防地。

　　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副司令长官郭勋褀。

　　康泽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名人。他虽然毕业于黄埔，却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南京《中国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兼组织处长等职。他出身贫苦，学习勤奋，性情刚强。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选派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后来成为共产党将领的邓小平是同班同学。回国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中爆发，蒋介石成立宣传大队，他被任命为大队长，在战争中显示出出众的宣传才华，得到蒋介石的特别信任。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忙于国民党的青年干部培训。一九四五年，受蒋介石指派赴欧洲考察，一九四六年秋回国，年底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一九四七年夏，当共产党军队进入全面进攻作战之后，国民党军按防御区设立绥靖公署和绥靖区，康泽于一九四八年一月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隶属武汉行辕，归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指挥。

　　康泽实战经验不足，也没有嫡系部队，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一〇四、一六三、一六四旅以及炮兵十四团七连和三个保安团。其中，一〇四旅几乎全是新兵，虽然武器好但战斗力差；一六三和一六四旅老兵多，有一定的战斗力，但这两支部队原属川军将领刘湘的旧部，与川军没有任何渊源的康泽根本指挥不动。

　　为此，康泽特别推荐原川军将领郭勋祺来当他的副手。

　　郭勋祺在国民党军中也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十七岁入川军，二十六岁已升至旅长。一九二二年，陈毅自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在四川万县与郭勋祺结识。由于和陈毅来往密切，郭勋祺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与吴玉章、刘伯承等人也交谊日深。一九二七年四月，陈毅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去重庆寻找郭勋祺求助，郭勋祺让陈毅在自己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送给陈毅三百块大洋和一套西服，并派副官和卫兵护送陈毅上船离开重庆。一九三一年，郭勋祺被川军将领刘湘启用，率独立第二旅参加围攻共产党洪湖根据地的战役。他与共产党人最激烈的一次作战，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当时，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贵州北部，试图西进四川，然后北渡长江，与位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严令刘湘出兵入黔堵截。刘湘左右为难，他既要能应付蒋介石，又必须保存实力；川军没必要与红军硬拼，但如果红军真的进了四川，还必须能打硬拼把红军赶出去。刘湘考虑再三，选定了郭勋祺，他认为郭勋祺对自己忠诚，同时又有些同情共产党。郭勋祺率教导师第三旅进入贵州，当中央红军来到赤水河边的土城时，遭到郭勋祺部的猛烈阻击。——眼看着红军要入川了，郭勋祺决定死打硬拼。在此之前，中央红军从未与川军交过手，川军的凶狠令红军官兵记忆深刻。

　　郭勋祺的阻击令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抗日战争中，郭勋祺是国民党军中著名的爱国战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率一四四师在武汉与日军血战，左腿重伤后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战斗结束被抬到医院时伤口已经溃烂。战后，郭勋祺升任第五十军军长。国民党第五十军与共产党新四军驻扎在同一地区，因为他与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旧谊，两军相处甚恰。郭勋祺的“亲共”倾向逐渐引起蒋介石的警觉，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以“作战不力”为由撤掉了他第五十军军长一职。一九四七年，应康泽的请求，蒋介石命他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郭勋祺不去，朋友劝他说，不去蒋不会放过你，去了可以掌握自己的军队，于是他答应了。康泽孤军驻守襄阳和樊城，最大的苦恼是兵力不足。一六三旅守老河口，一六四旅守樊城，一〇四旅守襄阳，襄阳的防守兵力显然不够。他请求白崇禧把吴绍周的整编八十五师二十三旅调来，以加强襄阳防御，可是二十三旅仅在襄阳待了两个月，就被吴绍周调走去与粟裕作战去了。康泽只好从一六三、一六四旅中各抽一个团来加强襄阳。

　　一六三旅已经遭受重创，这是康泽实战指挥经验不足的证明。当一六三旅报告说他们受到袭击，并说袭击他们的部队多是晋南和豫北口音时，康泽判断可能是刘邓部的主力从豫东战场回来了，而且很可能是陈赓的部队。于是，他命令一六三旅向襄阳收缩。这一命令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草率作出的，结果导致一六三旅一撤就停不下来了，不但中途受到严重打击，而且残部最终竟没敢回襄阳，而是往沙市方向跑了。——本来就兵力不足，这一来又损失了大半个旅。

　　六日，共产党的攻击部队还没有到达，驻守樊城的一六四旅不知为什么开始往襄阳城里跑。渡过汉水的官兵混乱地拥挤在襄阳北门，要求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去。根本没有下过撤退命令的康泽询问郭勋祺，郭勋祺说这是一六四旅的擅自行动。康泽勃然大怒，严令一六四旅回去守城。一六四旅官兵终于重新回到樊城，但是很快旅长就打来电话，说樊城已经无法守了，因为就在他们撤出去的这么一会儿，城里的民心变了：“他们准备了很多慰劳品，原来是慰劳我们的。我们一走，不管他们，他们就准备拿这些东西去欢迎匪军啦！我们回来以后，老百姓对我们很冷淡，民心已经变了呀！”

　　襄阳城是刘邓部攻击的重点，也是国民党守军防御的重点。

　　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山是城防居高临下的据点，筑有大量的防御工事。城南和城西南的凤凰山、羊牯山等高地以汉水为屏障，可以俯瞰全城，控制通向城南和城西的通道。城垣和大山都修有坚固的地堡和碉镂，城垣四周的开阔地、道路和死角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康泽的防御部署是：一〇四旅十五团加十四团的一个营守城南和城西的羊牯山、真武山、琵琶山、虎头山、凤凰山、文笔峰、铁帽山等高地；十四团（欠一个营）守襄阳城垣；十三团一营担任河防和前哨部队，主力集结在东门机动；一六三旅四八八团残部守万山和大山头等阵地；一六四旅的一个营守老龙堤。

　　对于襄阳，必须“先攻山后攻城”，因为不占领城外的诸山，就连城墙都接近不了，更谈不上攻城。

　　王近山决定先包围襄阳，断其水陆退路，然后攻占城南诸山。七日，六纵十八旅袭占南漳和宜城后，没有发现增援的迹象，于是六纵十七旅、陕南军区十二旅和桐柏第三军分区部队对城南诸山开始了轮番攻击。尽管对强攻工事坚固的山头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因没有远射程火炮的支援，攻击还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十七旅五十团二营攻击的琵琶山，山上的防御兵力是康泽守军的一个连。八日，二营的攻击受挫。九日。经过一个白天的准备，旅长李德生命令四十九团三营再次实施攻击。在有限的炮火支援下，七连副连长率突击队冲过两百米的开阔地，三班长赵存虎挥动铡刀去砍铁丝网，铁丝网又粗又密无法砍断。七连的两个排已经上来了，敌人的火力集中在这里，每一秒钟都有人伤亡。赵存虎急了，轮刀猛砍支撑铁丝网的木桩，砍倒数根木桩之后，铁丝网整体倒下。突击部队冲过铁丝网，分两路冲向山头，与守军展开近距离肉搏战，最后以伤亡三十多人的代价占领山头阵地。敌人发动反击的时候，三营官兵冒着飞机的轰炸和火炮的轰击连续打退六次冲锋。到第二天黄昏时，坚守主阵地的九连仅剩十六人，但琵琶山主阵地仍旧在手我军之中。战斗中，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触雷身亡。

　　与此同时，四十九团二营向真武山发动了攻击。真武山是外围城防的主阵地，山上大庙里有敌人的一个团指挥部。二营趁真武山守军抽出部分兵力增援琵琶山之际，经过猛烈的火力准备，六连在连长胡玉海的率领下，迅速突破了第一道防线。指导员郭松珍带领二排冲击地堡，六班长指挥正面火力掩护，副班长许心喜带着爆破小组迂回到地堡侧后，炸哑了地堡的机枪，刺杀了反抗的守军连长，活捉三个士兵。在不到半个小时地时间里，二排连续解决十八座地堡，占领了第二道防线。接着，跟上来的五连和六连一起集中力量向上头的大庙攻击，官兵每占领一处就点火为号，两条火龙最终会合于大庙，真武山被攻占。

　　但是，国民党守军依旧占据着虎头山、羊牯山等山头阵地，敌人工事坚固，炮火猛烈，王近山各部的攻击进展艰苦而缓慢。九日，白崇禧电令康泽：“匪众我寡，守备襄樊则更单薄，着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并告“已令整编第七、第九师主力分道兼程来援，因抽调兵力需时，务须能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

　　一六四旅在飞机的掩护下放弃樊城，于九日下午十六时渡过汉水进入襄阳。可以看出，王近山的兵力也是捉襟见肘。不然，他决不会让一六四旅轻易渡汉水移至襄阳，一六四旅的到达令对襄阳的攻击更加困难。

　　王宏坤提出“襄阳作战须重新考虑”，王近山不同意放弃攻击。

　　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攻击部队的顾虑是：国民党守军的策略是凭借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固守，待增援部队到达后出击反攻。敌人以主力部队守大山，就是要与攻击一方拼消耗，只要拖延足够的时间，援军必定到达，守住襄阳城不成问题，对于王近山的部队来讲，不夺取城南诸山，就很难接近城关，但是与敌人逐一争夺外围山地，既消耗时间又损耗弹药和兵力，这样攻下去似乎正中守军下怀。

　　此时，交战双方都已到了体力、物力和心理即将消耗殆尽的时刻，这种时候制胜的关键只有战斗意志。刘伯承命令王宏坤继续攻击：“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

　　十二日，襄阳作战命令下达，其核心要义是：绕过尚未攻占的虎头山和羊牯山等山头，使用地方部队对这些山头进行佯攻钳制。主攻部队六纵攻击西门，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攻城东南，陕南军区十二旅攻城东北，三路攻击部队最后会合于城内的康泽司令部。这是王近山的建议。

　　这个建议意味着不攻山先攻城。

　　王近山认为，根据襄阳城的地形特点，如果坚持攻城必先夺山的战法，只会扬敌之长露我之短。襄阳城西南高地与汉水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西门。这条走廊距虎头山和羊牯山的距离超出了守军火力封锁的范围，襄阳城内的守军火力也不足以完全封锁。六纵如果把主攻方向放在西门，就可以避开敌人山头主阵地的火力，直接打击康泽守军的要害。总而言之，要断然改变攻襄阳必先夺山的惯例，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术，打开城西走廊，从西门一竿子插进城中。王近山宣布，打襄阳开特例，为三件事设三个特等功：登城第一名，缴获四门迫击炮，活捉康泽。

　　十三日，六纵四十九、五十团控制了攻击西门的唯一通道大石桥。六纵十八旅同时攻占了城东北角阵地，将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接应过汉水，从而对襄阳城形成了钳形合围攻势。

　　就在襄阳城岌岌可危的时候，蒋介石给康泽发来电报，命令康泽把城外各山头全部放弃，守军退入城内坚守待援：“共军必无远射炮和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蒋介石的这一命令给襄阳守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令人吃惊的是蒋介石不但认为襄阳的“危险期已将过去”，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信赖余言”定会逢凶化吉：

　　南北两方援军最迟必于二十日前赶到襄阳，中正负责督促，勿念。至电中（指康泽致蒋介石电报）所述匪部装备与战况，以余判断，认为危险期已将过去。匪逼至襄樊外围各据点，激战恶斗已达数昼夜。匪部攻势之损失，将比我军伤亡更大。而且对方作战皆无后方，弹药之接济，照屡次战役之经验，匪部弹药决不能持久三日至五日时间。尤其各种炮弹之补充更为缺乏。在过去数日之激战，其枪炮攻势虽甚凶猛，但其炮弹必因争夺外围山地消耗殆尽。何况山炮之威力并不能轰破我坚固城墙耶！故此次如我决心退守城内，集中全力防御匪部来攻之办法，则必能击退匪部，确保安全；有时且可乘机转为攻势，歼灭疲乏之残匪；况且有我空军昼夜来助战，非匪之可能及也……只要信赖余言，坚忍镇定，匪虽凶横，其如何乎！

　　白崇禧坚决反对弃山守城，认为有违“居高临下、恃于形势”的军事原则。他严令康泽立即夺回丢失的真武山，恢复城南山头的防御阵地。但是，康泽是蒋介石的亲信，是蒋介石专门派来坐镇襄阳的，他没有理会白崇禧的命令，于十四日中午将外围虎头山、羊牯山的守备部队全部撤进了城内。导致襄阳城防最后瓦解的致命决策生效了。

　　战后，白崇禧司令部的战役总结将矛头直指蒋介石：“襄阳城西南各高地能瞰制全城，羊牯山离我城西南角仅四百公尺，轻重机枪及火炮可以纵射西南城垣，瞰制南面城垣，诚为阵地之锁匙部。自放弃西南各高地之次日晚，匪即突破城防工事。守山地几十日匪攻不下；退守城内一日即被攻陷，足证放弃西南高地之失策。”

　　但是，襄阳终究是白崇禧的地盘，一旦失守会对他的后方构成威胁，因此他还是决定派兵增援。就白崇禧的兵力部署而言，驻守南阳的王凌云兵团距离襄阳最近，所辖整编第九、第十五师也有战斗力，但是白崇禧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的惯用战术，担心刘伯承的主力正在某个地方等待王凌云出动呢，于是不敢从南阳出援。唯一可以出动的是驻守信阳整编第七师和驻守确山的整编二十师。这两个师如果出动，从信阳向西北走沁阳，再折向西南走唐河、新野，五天即可到襄阳，但是这条路线要经过共产党解放区，且中途还有唐河和白河阻隔——敌前渡河乃兵家之忌，白崇禧认为十分危险。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怪异的增援路线：由河南的驻马店、确山和信阳乘火车到湖北的孝感，然后从孝感一路向北，步行经应城、京山、钟祥，过蛮河，由宜城到达襄阳。——这条路线乘车至少两天，步行至少七天，即使衔接迅速，行军急促，到达襄阳也需十天。白崇禧对这个决策的解释是：远敌渡河出乎共军预料，且增援部队沿途只过他的控制区，定会十分安全。其实，白崇禧的真正意图是：一旦襄阳失守，增援的部队可以控制宜昌一线，以防共产党军队南渡长江。——襄阳是白崇禧的地盘，守军长官却是蒋介石的人，想守地盘又不愿意救人，白崇禧在这种矛盾中很难下定必救襄阳的决心，也许这才是导致他的增援路线怪异的根本原因。

　　刘伯承命令江汉军区部队在钟祥一带发动攻势，致使白崇禧的先头增援部队一七二旅不敢孤军冒进，在京山、钟祥一线停了下来，等待整编二十师的主力。——这种散漫行军式的增援，几乎等于放任共产党军队攻击襄阳。

　　十五日黄昏，襄阳的总攻战打响。六纵十七旅由旅长李德生指挥担任第一梯队，四十九团一营从西关经大石桥攻击西门，其余兵力为预备队；十六旅由旅长尤太忠指挥纵深战斗，其四十七团三营为主攻，由城西北配合十七旅攻城。四十六团为第二梯队，由西门攻击；十八旅为第三梯队，准备巷战；陕南军区十二旅攻击东北角，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攻击东南角，策应西门主攻。

　　二十时二十分，火炮抵近轰击西门城防工事。爆破组在炮火中连续爆破，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洞。突击队员趁硝烟未散迅速跨过大石桥，竖梯登城。梯子很快就被守军炸断了，第一批攀梯的官兵全部摔下，其中的一部分官兵牺牲。一营三连李发科排长发现炸开的大洞距离地面不太高，他蹲下身让战士踩着他的肩膀上去，战士岳秀清和冯秀林两人因此率先登上城头，后续部队不顾伤亡在突破口击退守军的数次反击，将突破口牢牢控制。战后，四十九团因打开西门的战功被授予“襄阳特功团”称号。西门被突破后，在西北角攻击的四十七团也转由西门突入。

　　巷战在黑暗中开始了。四十九团向十字街，四十六团向十字街东南，四十七团向西北角，五十团向北街，五十二团向米花街，五十四团向南门里。攻击部队不与少数守军纠缠，迅速分割穿插将城内守军割裂。天蒙蒙亮的时候，守军阵地只剩下东街杨家祠堂内的绥靖区司令部和鼓楼两处了。上午十点鼓楼守军投降。攻击部队把康泽的绥靖区司令部包围得水泄不通。杨家祠堂是个四进院落，四角筑有坚固堡垒，中心是一座三层主堡，互相有坑道相连。此时，康泽在坑道里，郭勋祺则在中心碉堡里负责指挥作战。康泽司令部里的特务营和宪兵队数百人在郭勋祺的督战下拼死顽抗。僵持至下午十六时，共产党军队开始了最后的攻击，炮兵射击、工兵爆破、步兵冲击，杨家祠堂的围墙被轰垮，塔楼工事被炸塌。八十三团三营教导员张景纯和五十四团二营副教导员要秉仁率部冲进了康泽指挥部的核心区。

　　五十四团二营六连指导员王秀斌跟着俘虏找到康泽进入碉堡的坑道口，战士高鸿岭和杨凤臣钻了进去，他们沿着狭窄潮湿的坑道，想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寻找康泽，但是没有找到。二营副教导员要秉仁决定再细找一遍时，看见陕南军区十二旅三十四团的官兵押着一个微胖的军官过来了，战士们说他是康泽，但被俘的军官说话了：“我不是康泽，我是郭勋祺。”

　　要秉仁带领战士又下了坑道，他觉得没有捉到康泽，战役等于白打了。他们扒开每一具尸体辨认，当他拉开一具尸体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洞口，洞里面有四五具尸体，尸体有人为摆放的痕迹。要秉仁踢了一脚，一具尸体的腿抽搐了一下，战士们一拥而上将这具“尸体”拖了出来。要秉仁认定这个人不但活着，而且和康泽有点像。“尸体”来到院子里后，集合在那里的俘虏们说：“康司令也来了！”要秉仁这下松了一口气。襄阳攻坚战于七月十六日黄昏十八时结束。

　　刘伯承命令将郭勋祺护送至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自一九二六年在重庆分别，刘伯承与郭勋祺已有二十二年未见了，刘伯承见到郭勋祺不禁感叹道：“从那时分别到现在，这中间的变化多大啊！”郭勋祺没有忘记一九三五年的土城战役，他慨叹那一仗令红军损失惨重，于是对刘伯承说：“过去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刘伯承说：“明打不算，不要介意。”陈毅收到了郭勋祺要求见面的信，信封上写的是“仲弘兄”收。参谋们不知道“仲弘”是谁，陈毅拿过信说：“鄙人也。”接着，他专程从山东赶到宝丰来看望郭勋祺。一见面，陈毅便对郭勋祺说：”你呀你，大炮是没有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刘伯承和陈毅共同劝郭勋祺“从现在做起，为人民立新功”。刘伯承要求他回四川，做川军上层将领的工作，为日后解放四川做准备。

　　康泽于十五年之后的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作为第四批特赦战犯从北京昌平秦城监狱被释放。此后，他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七年六十三岁时病逝于北京。襄樊战役历时十四个昼夜，中原野战军以伤亡三千七百人的代价，毙伤、俘虏国民党军约两万一千人。

　　襄樊战役不仅令共产党军队控制了汉水中游，更重要的是威胁了国民党军的总后方，对国民党军主力白崇禧集团形成了牵制，这一战略重要性在未来的淮海战役中将真正显现出来。

　　但是，刘伯承严厉批评了攻占襄阳之后，六纵与地方部队之间为抢夺俘虏和战利品发生的冲突。在这一事件中，两支部队甚至相互开火，出现了伤亡。刘伯承责令六纵向陕南军区和桐柏军区部队写信认罪，并通报全军。刘伯承特别表扬了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入城之初他就命令部队不得争夺战利品，并带领官兵们去城垣阵地捡国民党军丢弃的子弹，竟然捡得子弹二十四万发、黄色炸药几十箱。

　　对于共产党军队来讲，攻占大城市还是新鲜事，他们不但缺乏攻打的经验，更缺乏占领的经验。

　　但是，无论如何，“长江也会像黄河一样将变成我们的内河”。共产党人，此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就要开始大规模地攻城作战了。

    第十章 辽沈战役：高粱红了　　第十一章 辽沈战役：死亡的开端 一九四八年初，毛泽东对东北战局的最大忧虑是：国民党军放弃东北，全部撤回关内。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这是国土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的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与华北地区相连接的部位仅仅是一片走廊般的狭长地带，辽东湾深深地嵌入这片狭长地带里，使这个被称为“鸡形国土”的颈部最窄处不足三百公里。  高粱红了 一九四八年初，毛泽东对东北战局的最大忧虑是：国民党军放弃东北，全部撤回关内。

　　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这是国土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的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与华北地区相连接的部位仅仅是一片走廊般的狭长地带，辽东湾深深地嵌入这片狭长地带里，使这个被称为“鸡形国土”的颈部最窄处不足三百公里。从战场地理上看，东北地区虽然幅员辽阔，但如果其颈部一旦被占据，整个东北地区就等于关上了大门。那个时候，无论东北、华北乃至全国的战局将发生什么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扇大门的开合，取决于谁能掌控这扇大门的开合——东北战场的这种军事态势，在战争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战前夕，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因为这一地区与苏联接壤。从长远军事利益看，中国的东北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希望东北能够成为遏制苏联的前哨堡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政府极力怂恿和支持国民党军抢占东北，并出动大批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运送到这一地区，目的就是把刚刚进入东北的兵力薄弱的共产党军队歼灭或者赶走。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变，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已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初，林彪指挥不断壮大的东北野战军取得冬季攻势胜利之后，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较量所持有的立场发生陡转。他们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将那里的国民党军主力撤入关内。美国人的理由是：首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彻底歼灭的危险。美国驻华使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满洲，少数几个主要城市仍然在被包围之中，而由山东经海路运到葫芦岛的那支强大的和装备极佳的援军，又一直无法打通该港与沈阳地区的陆上交通。在满洲的政府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靠空运，他们的部队和军需品因防御作战而日益枯竭，其地位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的话，也是很严重的”。因此，“舍建议以撤退来解救目前陷入在该处的政府军队外，就别无他途可寻”。其次，美国已经无法承担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存在和作战的巨大成本。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写给国防部的报告中说：“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城市的军需民食完全依靠空运，而中国民用及军用航空运输能力的总和，犹远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浩大吨位。空运的补充、保养和燃料的花费——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做无效的帮助。”

　　美国力主国民党军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这一建议在战略上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当时蒋介石采纳了美国人的建议，解放战争的进程将呈现出另一种样式。因为，尽管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和西北的五大军事集团中，仍以中原和东北两个军事集团的兵力最多、装备最好。如果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撤入关内，势必大大加强国民党军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而且这种加强意味着巨大作战集团的战略移动，使华北和中原战场上陡然增加巨大兵力，这将给长江以北战场上的共产党军队带来不可预知的军事压力。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当东北野战军还在进行冬季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被视为辽沈战役的最初动因：

　　……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杨得志）、罗（罗瑞卿）、杨（杨成武）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的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阜新）、义（义县）、兴（兴城）、绥（绥中）、榆（榆关，即山海关）、昌（昌黎）、滦（滦县）地带，对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于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路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即冬季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目的，既不是攻占几个不重要的城市，也不是设法巩固现有的地盘，而是要从松花江附近向南长驱直入，迅速插到关闭东北地区“大门”的位置，即锦州、承德一线，彻底截断国民党军从东北撤退到华北的通道，并以决战的态势将其在东北地区就地全歼。

　　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林彪对于这一战略部署顾虑重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优柔寡断。

　　毛泽东与林彪就这一问题反复商讨的过程，虽然不能称之为“争执”，但争辩是明白无误存在的。令人焦灼的是，共产党人的长时间的商讨，恰恰发生在国民党方面就是否撤退争执不休的时候。于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国共双方同时就东北地区军事部署问题所进行的争辩，不仅仅是战略上的较量，也是关乎内部关系的严峻的政治考量——当时的情势是，作战双方，谁最早于统帅与将领之间取得思想和行动的完全统一，谁就将赢得东北战场上的军事主动。毫无疑问，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已经陷入被动：数十万大军被孤立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地域内，长春与沈阳之间、沈阳与北平之间、沈阳与大连之间的铁路已被切断，国民党军的补给全部依靠空运，由于处境极其困难，官兵厌战情绪严重。而在驻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中，中央军嫡系部队与地方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不少高级将领已有向共产党方面寻求出路的意向——从军事上讲，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暂时固守城市的能力，出击作战并且战而制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同时，在国民党军占据的大城市中，沈阳百分之九十的工矿企业停产，长春的商店仅剩下寥寥几家在勉强经营。由于物价飞涨，市民的生活几近陷于绝境。美联社电讯称，长春市居民“吃到饭的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二十一吃粥，百分之二十三吃豆饼，百分之十七吃树皮，百分之十九行乞街头”。经济的崩溃引发巨大的骚乱，锦州两万多市民一夜之间将一家大粮店抢了个精光，长春大学两千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冲出国民党军的封锁投奔到解放区。

　　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东北战区的决战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立即关闭东北的“大门”，就地全歼国民党军的战略设想，中共东北局的领导是完全赞成的。林彪收到毛泽东电报的第三天就回电表示：“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但同时又表示：“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又加上关内他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不会退的”。而“锦州附近敌守城不出，守兵亦较多。我军在该处无主力。故该处无大战斗”。电报显示，林彪认为，虽然必须将国民党军截歼于东北，但目前在锦州一线没有作战条件。由于卫立煌采取保存实力的战术，国民党军始终据守城市不出，东北野战军无法利用运动战大量歼敌，因此，作战目标只能从沈阳、长春、锦州中选择一处发动城市攻坚战。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并再次陈述了攻击锦州“不甚适宜”——虽然林彪一向以作战谨慎闻名，但还是难以解释他为何对于攻打锦州到了小心翼翼的地步。电报篇幅很长，在此摘录的原因是此电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悦：

　　……第一步实行围城，以十天到半月的时间，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城准备，并扫清外围。在此期内，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在总攻击发动后，战斗已进行到重要阶段时，估计届时沈阳之敌必利用我军消耗与疲劳大举北上增援，则我军仍坚持将城打下……如在锦州附近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之敌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晋察冀以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应该说，首先攻打长春，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因为攻打长春很可能带来一个后果，即长春失守后，国民党军因为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从而下定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的决心。但鉴于林彪表示“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毛泽东同意了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同时，毛泽东还是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和谭政，认为他们在此前的电报中就“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所提出的困难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一）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二）我们可令杨（杨得志）、罗（罗瑞卿）、杨（杨成武）［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望令该地区准备八万人的粮食及其他协助事项，该三纵到达时间可能在辰（五月）删（十五日）以前，亦可能在辰删至辰哿（二十日）之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山海关至锦州）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东北野战军对长春的攻击遭到严重挫折。

　　当林彪正准备发动长春战役时，长春国民党守军为了出城寻找粮食和保护长春机场免受炮火威胁，出动新七军的一个半师和第六十军的一个师，占领了长春西北约三十公里外的小合隆镇。林彪认为长春守军的出动带来了战机，他立即命令各纵队奔袭小合隆镇进行合围，以期吸引长春守军出城增援，而后集中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击长春。

　　一纵二师经过三天的隐蔽行军，于四月二十四日到达长春西南的驿马站，由于没有仔细进行战前侦察，在不知国民党军暂编六十一师主力已经达到的情况下，仓促迎敌，受到猛烈侧击伤亡严重。一纵整理部队后，再次发动坚决的攻击，暂编六十一师被迫向北撤退。与此同时，六纵对长春机场展开了攻击，歼灭暂编五十六师师部和一个团，占领大房身机场。长春守军总指挥郑洞国获悉机场丢失的消息后，严令新编三十八师和暂编六十一师进行反击。二十五日，争夺机场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就在交战双方几乎形成僵持的时候，一纵主力的到达使负责侧翼掩护的暂编六十一师发生混乱。新编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态度强硬，他拒绝了一些军官提出的撤退建议，认为只要一退，位于最前面的两个团就完了，所以必须不惜一切坚决顶住，然后有计划地实施撤退。他严令炮兵还击，并投入预备队全力增援。看到部队显出犹豫动摇的迹象时，他命令卫士打开铺盖铺在后撤的道路上，然后他躺在上面说：“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跑！”但是，新编三十八师和暂编六十一师还是退回了长春。长春守军没有按照林彪预期的那样出援，已经出动的部队也迅速撤回了长春。东北野战军“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的前景突然渺茫起来。五月二十九日，东北野战军领导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口之线”作战；或者“主力仍留长春、沈阳间加强整训，以一部进行围困长春，待攻城训练和准备更成熟，和敌人困难更增加时，再行攻城”。

　　可以想见毛泽东接到这封电报时的感受：攻击长春不成，何时再行作战，林彪之意是要等长春守军突围，或者守军困难增加而我军准备更充分时——这是一个没有预定时间的模糊概念。而毛泽东最担心的恰恰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国民党军在战略部署上会出现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落空。六月一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要求他们回答：林、罗、刘：

　　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二）八天作战我军伤亡多少。（三）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四）是否已和六十军接触，该军战斗力如何。（五）部队打堡垒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法。（六）八天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炸方法。（七）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即遇到困难时由连队指挥员在火线上开会反复研究攻克敌阵的方法［大家想办法］。（八）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九）你们指挥所在何处。是否已召集纵、师干部开会，详细检讨经验。最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十）沈阳方面反应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十一）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军委

　　一日七时这些问题全是对林彪刚刚开始攻打长春又突然弃攻改围的疑问。

　　当天晚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回答了军委询问的所有问题，并再次强调：“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战中逐屋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结束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至于何时能够拿下长春，电报说：“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

　　既然战前准备如此不充分，当初建议首攻长春的依据又是从何谈起的呢？

　　三日中午，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攻打长春再次开列一系列问题要求他们回答：“（一）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至八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五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中央军委，提出东北野战军目前作战的三种方案：一、“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万一失利，“将来带着失败情绪去执行围困沈阳、锦州、天津、北平的任务，是不利的”。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热河、冀东作战，但这也是一个“不宜于采取的方案”，因为部队南下后粮食补给困难，而如果此时长春守军“在沈阳敌人接应下退回沈阳”，就可能造成我军“两头失利的结局”。三、“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这一行动除多费几个月的时间以外，没有其他坏处，但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

　　显然，电报中提出的第二种方案，已经接近毛泽东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但是，林彪依旧认为：“只有在长春敌被歼灭后，由东北到热河的铁路公路尽可能的向前延伸以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热河、冀东才“较为有利”。七日，中央军委回电，基本同意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的第三种方案：既然东北野战军领导坚持首先解决长春，而拿下长春也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就必须坚定这一信心。但是，毛泽东仍旧期待着林彪能够尽快南下作战、关闭东北地区的“大门”。所以，他要求东北野战军“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的时间内”，“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围困长春的决策就此开始执行。

　　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被暂时搁置。

　　一个多月过去了，长春国民党守军没有发生大变化的征兆，据守沈阳的卫立煌更是无论如何也不出动。

　　关内的中原战场上战事越演越烈，关外的东北战区却在僵持中寂静无声。共产党人的幸运是，蒋介石没有认同美国人提出的国民党军从东北全面撤退的建议。蒋介石决心“确保东北”的理由有三：首先是政治上的考虑。此时，他刚刚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而长春、沈阳和锦州这样的重要城市，象征着“国家力量的存在”，因此，放弃东北显然对他的政治声誉不利。其次是战局上的考虑。蒋介石认为，只要东北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并且占据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就能够牵制共产党人的数十万大军，使之不能离开东北进入关内——美国建议从东北撤退的理由是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但是国民党军撤退后，林彪的大军就会跟着进入华北，华北反而不能稳固了——“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再者，就是迫于东北籍国民党政要和军队高级将领的压力。当国民党军放弃东北的传言频起时，东北籍的政要和将领们纷纷向国民政府请愿，而从东北兵败而归的陈诚更是受到千夫所指：“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无法决断国民党军是否从东北全面撤退。

　　当从东北全面撤退的建议被拒绝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曾向蒋介石建议，至少要将国民党军主力从长春撤退到沈阳，这样能够集中兵力固守沈阳和锦州一线。但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认为，长春必须坚守，因为长春可以牵制林彪部主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威胁沈阳。蒋介石也反对放弃长春，但是他的理由有点古怪：长春是满洲的都城，放弃在国际上影响太大——所谓“满洲的都城”，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一场政治闹剧，长春从来都不是都城，只不过曾经是一个全世界都不承认的“伪都城”，没人知道蒋介石担心的国际影响从何谈起？

　　蒋介石与卫立煌都认为，东北不但必须坚守，而且能够守住。卫立煌说：“目前东北确已面临极艰苦之阶段，但我军兵力今后若集中，战略方面采主动，战术方面采机动，则东北战局之扭转并非难事”。但是，在如何死守东北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卫立煌矛盾尖锐。矛盾的核心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是否加强锦州方向的兵力。蒋介石多次要求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从沈阳撤退到锦州。卫立煌一再拒绝执这一命令的动机令人费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卫立煌认为，从沈阳向锦州的撤退行动，必然会给林彪带来战机，致使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遭到围歼——卫立煌的担心不无道理，此时林彪正因为他坚守不出而寻找不到实施运动战的战机，如果国民党军主力大规模地跨越数条河流向锦州移动，显然是个将其截击围歼的好机会——至于全国战场的格局，卫立煌并不关心，他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作为军事将领，上任不久就出现重大闪失，这对他的个人声誉损伤太大，他可不想为蒋介石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卫立煌坚信，只要他不出击、不移动，林彪就拿他没办法。蒋介石对于卫立煌坚守不出、毫无作为忧心如焚。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客观地说，蒋介石虽然不同意从东北全面撤军，但他作出的将国民党军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的决定，在战略上是有其合理成分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锦州。一旦东北的“大门”锦州在手，就等于掌握了自由进出东北的权利。从国民党军的角度讲，只要锦州不丢，不但可以把林彪的大军关闭在东北地区，使之不能进入华北战场，而且北可照应东北战场、南可支援华北作战，在全国战场兵力已经匮乏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战略设想。但是，卫立煌就是不执行。

　　时间在来回争执中流失，最后，蒋介石无奈地作出妥协，他放弃了将沈阳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的设想。六月，当东北野战军开始围困长春的时候，蒋介石电告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这是争执之后一个不了了之的结局。对于不久之后爆发的辽沈战役而言，蒋介石最终的妥协对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来讲是致命的。

　　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认为，如果国民党军既不从东北全面撤退，也不从长春局部撤退，就这样以现有态势固守长春、沈阳和锦州，那么“从共军手中采取主动和击败他们的机会将不会再有了”。

　　七月，东北战区依旧沉寂。

　　东北野战军仍在围困长春，攻击长春的时机还没显现。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领导再次开会研究战局，二十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南下作战的具体目标是：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和山海关。如果进展顺利，“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增援的战斗”，直至继续南下配合华北野战军“夺取张家口”。

　　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回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行文中暗含着批评：“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诉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时间已经耽误了一个多月，在无法对长春实施攻击的情况下，终于醒悟到必须南下作战，但在作战意图上依旧与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差距甚大。林彪南下作战的目标，是北宁线上的几个小城市，对于如何关闭东北的“大门”还是没有作战方案。毛泽东并不认为林彪在有意避战，林彪打仗精于计算，毛泽东对他总是试图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战果的作战风格了如指掌。但是，毛泽东认为，目前东北的战局已经不是着力于这种计算的时候了，拥有几十万大军的东北野战军到了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时刻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这封电报，不但没有涉及关闭东北“大门”的作战设想，而且在东北之敌尚未歼灭之前，出关去华北地区作战，那么东北战场上的数十万国民党军由谁来打？为了使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目标和目的更加明确，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开始了充满解释、争辩、询问和劝说的电报来往。

　　三十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林彪对先打锦州很是为难。八月一日傍晚，他在回电中强调：“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内为九十三军两个师，五十四军三个师。另外还有暂五十五师和暂五十一师，两个军直属队和一个兵团直属队］，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时，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冬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来增援的。”

　　接着，六日和八日，林彪连续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在东北部队南下作战时，华北地区的杨成武部（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要出动配合：“不宜我们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西，以便我们与杨（杨得志）、罗（罗瑞卿）部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开展战局，和更迟一步与杨成武部会合，歼灭傅作义调到了西线的力量。”

　　中央军委第二天回电，表示杨成武部将于二十一日出动，杨得志部会先几天向平古（北平至古北口）、平张（北平至张家口）线出击，以保障杨成武部的行动。同时，这一线的国民党军主力，距东北野战军即将作战的锦榆线（锦州至山海关）“极远”，所以“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

　　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林彪南下作战的消息。然而，十一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说部队出动的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在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形势更猛。原估计未（八月）删（十五日）左右可修好的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形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辽源）南北运粮道路修复，形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归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杨得志）、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毛泽东极少用如此严厉的口吻批评一位战区将领。严厉的批评中既反映出他对东北战局的焦虑，也反映出他对林彪寄予着极大期待，他期待着东北野战军为全国战局的转变发挥重要作用。

　　接到毛泽东起草的这封电报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第二天，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委婉地解释了毛泽东批评他们的有关问题，并再一次强调：“由北满运粮到热河路途遥远需要铁路，但铁路要八月有日（二十五日）才可能修到阜新，因此，预定部队在八月底开始南下。现则突因异乎往年的大雨情况，故部队原定的出动时间遂无十分把握做到。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只要雨势不继续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仍可能做到按时出动。”

　　为了适应南下作战的需要，中共东北局请求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机关分开。八月十四日，中央军委任命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可以看出，中央军委赋予了林彪在东北战区指挥作战的绝对权力。林彪终于下定了南下作战的决心。

　　九月三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拟定的南下作战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北平至沈阳）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林彪南下作战的目标，重点在锦州至沈阳之间，强调的是准备歼灭从沈阳出动增援或从长春南下突围的敌人，锦州依旧不是作战的主要方向——林彪还是没有下定集中主力攻击锦州以彻底关闭东北“大门”的决心。

　　五日，毛泽东在回电中同意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但还是着重提醒道：“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行动，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电报发出仅仅一天之后，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作战计划”——这是解放战争史上一封具有重大意义的电报：

　　……你们同意我们五日电所提意见，甚好甚慰。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相互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沈、长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置长春和沈阳守敌于不顾，确立攻击并控制锦州的决心，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最终“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辽沈战役的总体作战原则由此确定。

　　九月初，东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动。夜晚，火车一列接一列地向南开进，白天空车返回，太阳落山之后继续运载部队和物资南下。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后勤部长李富春负责运输，军工部长何长工负责调运军火，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负责调度车辆，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李聚奎负责物资供应。他们不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最秘密的情况下将主力部队送往前线，而且还要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物资运往前线。火车是做了严密伪装的，在接近前线的地区，部队下车开始步行。与大军随行前进的，是支援东北野战军作战的民工，这支声势浩大的支前队伍赶运着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物资：七千多万斤粮食、一万一千多吨油料、一千多万发子弹、十五万枚手榴弹、二十万发炮弹、五万斤炸药、上百万套棉衣、棉帽和棉鞋以及大量的医疗和通讯器材。

　　十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保证战役将在十二日于锦州、义县间打响。这一天，国民党军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到达沈阳。

　　冬天就要来到了，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的给养已成严重问题。蒋介石要求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长春间的铁路，以使长春守军向沈阳撤退：“十月份必须打通长、沈交通。如果此时共军集中四平街一带，则国军打通沈阳、锦州线。等共军向辽西移动，则长春守军经西丰方面突围。”

　　郭汝瑰带着经过蒋介石修改的作战计划面见卫立煌。

　　卫立煌坚决反对长春守军突围，认为国民党军如果从长春突围，“只要两天便会被全部歼灭”。而“如果沈阳方面出兵援助，则沈阳方面也必定乱得站不稳阵脚”。卫立煌对郭汝瑰说：“沈阳援助长春突围，犹如纵井救人，长春既不能救，而沈阳也不能保。如沈阳一旦不保，则东北共军举六十万大军入关，必将导致华北华中危急。为今之计，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至于长春，请政府目前加强空运。”郭汝瑰立即给卫立煌算了一笔账：政府对长春空运所消耗的经费，几乎占据了美国援华款的一半，在一亿两千五百万元的援款中，“必须以五千万元买汽油”以维持空运。长春每月空投物资已达九十多吨，现在再也没有运力增加了。距东北下雪大约还有八十多天，按照每天消耗六十吨物资计算，长春每日最多储存过冬物资三十吨，下雪前最多可以储存两千四百吨，而这一数字绝不可能令长春守军坚持到明年三月开春。况且，还没把长春过冬所必需的取暖燃料计算在内。

　　卫立煌沉默不语。沉默还是等于拒不执行。

　　无奈的郭汝瑰向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新六军军长李涛寻求折中的办法。廖耀湘认为，目前沈阳平安无事，并非因为国军采取了守势，而是因为林彪还没有进攻。如果沈阳增加两个军的兵力，方可以固守一段时间。因此，需打通营口至沈阳的铁路线，将锦州方向的两个军由营口运至沈阳。于是，郭汝瑰带着他草拟的“立即打通营口，将锦州方面部队转用于沈阳”、“长春方面尽量加强空运，以图度过严冬”的折中方案回南京去了。

　　没有证据显示，当东北野战军大军南下时，国民党军方面有任何察觉。

　　卫立煌置身在孤岛般的沈阳城内，关乎生死的战场信息也被阻断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辽沈战役前夕国共双方发生的争执与争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并因此形成了最后完全不同的结局。

　　自内战爆发以来，东北战区的共产党人以超人的毅力经受住了空前严酷的政治和军事考验，他们的政治坚定性是非凡的，他们所面临的决战是解放战争中全国战场上的第一次。作为战区最高军事指挥员，林彪的任何谨慎都是合理的。大军出动，将士用命，林彪必须承担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因此，无法也不能要求一个战区将领能够和毛泽东一样对战争的全局拥有明晰的洞察。但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共产党人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经过民主讨论最终形成统一；而一旦形成统一，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便能够得到最坚决的执行——这是共产党人的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国民党所不具备的，这也是导致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源之一。

　　东北的黑土地上，高粱正红，丰收在望。

　　得知林彪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出动，毛泽东焦灼的心情终于松弛下来。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收获季节——就像秋风将遍野的高粱吹红一样——已经不可逆转地来临了。     战锦方为大问题 那一天，连接华北和东北的北宁铁路线上突然燃起了一条火龙。国民党军侦察机飞行员报告说，大批共军和百姓混杂在烟尘和烈火中时隐时现，有把这条铁路从地图上彻底抹掉的企图——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指挥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第六、第八师和骑兵师、炮兵旅，对山海关至昌黎间上百公里的地段，发起了自西向东的猛烈攻击。他们在执行这次作战任务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此刻所进行的作战，将对中国当代历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后来所有的战史都是这样叙述的：“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东北野战军拉开辽沈决战的序幕，战役首先在北宁线打响。”

　　正是高粱红遍田野的季节，向北宁线发动攻击的官兵，脑海里并没有“序幕”的概念，他们只想将被国民党军恢复的北宁线再次切断，因为这里对于华北和东北的国民党军来讲是异常敏感的部位。十三日，三十一师九十三团攻克石门，三十二师主力攻克安山车站，九十六团攻克张庄车站，三十三师九十九团占领后封台。十四日，三十三师和三十二师九十六团对昌黎形成包围，国民党守军于黄昏时弃城遭到围歼，晚上昌黎城被十一纵占领。接着，官兵们继续向山海关方向推进，于十七日攻占北戴河，并威胁秦皇岛港口。秦皇岛港内停泊的国民党军海军舰艇向十一纵实施猛烈的炮火拦截，以掩护步兵增援秦皇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的两个师紧急出动，企图趁机夺回昌黎。十一纵主力立即掉头西返，十八日在昌黎附近与增援之敌展开激战，昌黎再次落入国民党军之手。三十一师将第六十二军一五一师拦截，激烈的拉锯战后，国民党军被迫退回滦河以西。冀察热辽军区的三个独立师同时包围了兴城，并一举攻占绥中。

　　从铁路交通上讲，华北与东北的联系通道已被截断。这是决战前夕林彪最希望看到的战果。

　　东北野战军南下部队迅速向北宁线云集。十一日，由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率领的第四纵队自台安出发，由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率领的第九纵队自北镇出发，官兵们渡过大凌河后直插锦州以北，切断了锦州与义县间的联系，并于十六日包围义县，致使义县守军无法向锦州收缩。十二日，由司令员段苏权、政治委员邱会作率领的第八纵队自吉林八面城南下，渡过辽河，直插锦州以北。由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率领的第七纵队自四平附近出发，南下到达北镇后，越过大凌河，插入锦州以南，截断了锦州守军的南逃之路。十四日，由司令员韩先楚、政治委员罗舜初率领的第三纵队和由司令员苏进、政治委员邱创成率领的炮兵纵队主力以及第二纵队五师由辽源、四平等地乘火车南下阜新，二十日前后接替四纵和九纵包围义县。

　　北宁线上的战斗已经打响，鉴于过去因兵力分散招致各个被歼的教训，国民党军国防部命令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集中力量守锦州、锦西、葫芦岛及秦皇岛、山海关两区。”范汉杰立即收缩兵力，将在锦州以南驻守高桥的暂编五十四师撤回锦州；以驻守锦州的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主力向北增援，解救义县守军；同时将驻守锦州的暂编六十二师调到锦西以确保海路安全。为了不使驻守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的第五十四军收缩锦州，四纵绕过锦州继续南下，切断了锦西与兴城间的联系；七纵在四纵十二师的配合下攻占高桥、塔山和西海口，将锦州与锦西两地完全割裂开来。而九纵从义县南下不断向锦州靠近，先头部队二十五师遇到小股敌人就歼灭，遇到大股敌人就避开，二十五日凌晨，插到锦州北面的二郎洞、营盘、达子营一线；跟进的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在锦州以北控制了锦承公路和铁路，八十团和八十一团则包围了锦州北面重要的制高点帽儿山；二十六师包围了位于薛家屯的国民党军暂编二十二师。

　　林彪致电二十五师，要求他们赶快构筑阻击工事，在锦州以北站住脚。林彪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这里距离锦州太近了，国民党军决不会允许作战对手在这一带存在。

　　二十五日天刚亮，国民党军飞机对九纵阵地开始了猛烈轰炸，锦州城内的炮兵也开始向这个方向轰击。七时左右，锦州守军以两个师的兵力发动反击，企图夺回锦州北面的制高点，同时解救被包围的暂编二十二师。九纵二十五师官兵死顶不退。七十五团五连卡在锦州至义县的公路上，一个连抗击着国民党军一个团的反复冲击，前沿的机枪手被炮弹炸起的泥土埋了数次仍在战斗。在五姓屯阵地坚守的是七十四团二连，连长张全身负重伤，依旧在指挥战斗，敌人连续冲锋十次，两次接近阵地前沿，二连打得只剩下二十多人，阵地依旧在手。敌人的反击越来越猛，二十五师指挥所几乎成了前沿，部队一边阻击四周山上的敌人，一边为指挥所挤出一块地盘来。指挥所刚刚设置起来，就跑进一个人来喊：“你们这里怎么这么安静？”警卫员拦住他问：“你是谁？”来人答道：“帽儿山的，长官让我来打听消息。”原来这个冒失的家伙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副排长。

　　师长曾雍雅意识到，混战中什么危急情况都可能发生。

　　没过多久，师指挥所接到七十四团报告：该团防守白老虎屯的一连与团部失去了联系，派去联络的战士全部牺牲在半路，一连也一直没有派人出来。唯一知道的是，他们被有坦克支援的敌人压缩在了村子里。白老虎屯距锦州两公里，位于锦州至薛家屯的公路上，是锦州守军北出解救暂编二十二师的必经之路。向白老虎屯攻击的国民党军多达一个团。一连在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的率领下，连续击退敌人的十五次冲锋。田广文一边战斗一边喊：“同志们，打戴大檐帽的！打机枪射手！”坚守屯子北面的三排，多数官兵已经阵亡，八班阵地上只剩下战士姚湘云一个人，在敌人蜂拥而上的最后时刻，姚湘云冲进敌群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屯子东面的一排和二排与敌人混战在一起，一排长陶禄负伤，二排长吕绍德浑身是血，已经无法站立，他在阵地上爬来爬去指挥作战，直到血流殆尽。“同志们！我们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我们同是革命兄弟！我们一起守住阵地，坚决打退敌人的冲锋！”天黑之后，指导员田广文清点了一下人数，全连只剩下三十七人，能够使用的只有一挺机枪，每个人的子弹也只剩下几发了。分散防守已经不可能，田广文和陈学良决定将剩下的战士集中到一起阻击敌人。三十七个人刚转移到一间房子里，敌人就围上来了。田广文对连长说：“老陈，咱们宁可战死也不服软。”陈学良对指导员说：“咱们和阵地共存亡。”在两个连队指挥员达成共同意志的时候，由于已经没有炮弹，炮手王绪把他最心爱的小炮拆了，然后把零件藏在一口酱缸里；司号员马玉峰把号扔进火堆里，通信员也把联络旗撕碎了，大家把自己身上携带的筷子、皮带、枪套都扔进火里，然后望着陈学良和田广文。田广文说：“既然大家愿意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和敌人拼了。敌人如果上来了，就用木棒敲他们！用石头砸他们！用牙咬他们！只要不死就夺他们的枪！”

　　田广文那一年二十三岁，这个出生在河北遵化一户贫苦农家的青年十六岁参加八路军，在战斗中经历了生死考验，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热爱给予他人生希望的部队，作为政治指导员，他比战士们更多地懂得一些为老百姓打出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的道理。因此，他认为就是死了，自己也没有白活。他把十八岁的神枪手赵桐凤拉到身边，将最后几颗珍贵的子弹拿出来，让他瞄准墙头上那个露出头的机枪手。赵桐凤的枪响之后，那个机枪手扑通一声栽了下去，然后四周突然安静下来。国民党兵在很近的距离喊：“八路兄弟们！交枪吧，跑不了啦！”田广文让会说南方话的赵桐凤喊：“蒋军兄弟们，你们有的也是南方人，我们南下大军，早就把你们的家乡解放了，你们家分了房子还分了地，现在你们打我们，你们有良心吗？你们也是穷人，为蒋介石卖命为了什么？”又安静了片刻，国民党兵又喊：“你们快投降吧，人这辈子为了啥，还不是吃喝玩乐，送了命不值得……”田广文对“吃喝玩乐”这个词异常反感，他扔过去一颗手榴弹，爆炸声响过之后，又安静下来。突然，北面不远处响起了机枪声，陈学良连长听了一会儿，说：“增援部队上来了！是咱们的水压重机枪的声音！”

　　七十四团三营终于打进了白老虎屯。一连活下来的官兵仅有二十七人。

　　蒋介石命令卫立煌立即增援锦州。

　　这一命令还是遭到了卫立煌和廖耀湘的联合反对：要解锦州之围，应由华北的傅作义部出兵。只有关内出兵之后，沈阳方面才可出击，以期在锦州城下两军会合。当共军已经扑来时，命令部队从沈阳出动，这不是往林彪挖好的火坑里跳吗？

　　但是，驻守锦州的范汉杰不断地打电报求援。九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召卫立煌到南京开会——这一天，济南被华东野战军攻陷，蒋介石终于有时间顾及东北了。

　　卫立煌到达南京后，蒋介石指示国防部第三厅与卫立煌商讨东北作战问题。第三厅提出的建议显然经过蒋介石授意：“如共军攻锦州，国军应放弃沈阳，全力援锦，以求一决定性胜利。同时，敌我主力决战之时，长春守军立即突围南下。如共军对锦州只是虚张声势，则国军可袭击彰武，歼灭共军部分有生力量，并破坏铁路后，立即撤回沈阳。此时，如判定共军主力在辽西，长春亦可立即突围。”

　　可是，卫立煌还是主张固守沈阳，“对锦州陷落的后果全不顾及”。

　　二十六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第三厅再次阐述：沈阳已成孤点，当共军攻击锦州时，沈阳守军应破釜沉舟向彰武、新立屯攻击前进，如此尚可死里求生，不然拖延下去锦州有失，沈阳将成为第二个长春，那时欲突围亦不可得。这一次，蒋介石严令卫立煌照此计划实施。试想，如果第三厅的这个作战计划得以实施，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的辽沈战役将呈现出何等复杂的态势：沈阳的主力出动增援，锦州守军必会配合反击，林彪是否能应对两面之敌很难预料；而如果长春守军再突围而出，必会对林彪部的侧后构成巨大威胁。何况，在这种战场态势下，华北的傅作义出兵东北的可能性极大，锦州战场不但与华北陆路相接，海运登陆到达战场也不过数十里的路程。那时候，就远不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问题了，东北的“大门”地带将会出现一场胜负难料的巨大混战。

　　卫立煌对是否增援锦州还是没有明确表态，却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与他同去沈阳指挥作战。军事会议达成的唯一结果是：从二十七日开始，将郑庭笈的第四十九军从沈阳空运到锦州。

　　在这个时刻，国民党军对锦州的任何增援都会构成严重的问题，林彪命令第八纵队火速封锁锦州机场。

　　但是，八纵却出了差错。

　　锦州有两处机场：一处位于锦州北面的流水堡，是张学良主持建造的，已多年废弃不用；另一处位于锦州西南的唐庄子与小岭子之间，是当年日军建造的，目前仍在使用中。自东北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以来，锦州的陆路交通已被阻断，这座机场成了维系锦州守备的重要设施，同时还担负着从锦州至沈阳和长春的空运任务。九月初，东北野战军南下之后，范汉杰抢修了机场的防御工事，第九十三军暂编十八师的一个团重点防守机场，新八军八十八师布防在机场西南一带，以掩护机场和高桥方向的安全。

　　自二十四日开始，锦州机场异常忙碌，每天起降飞机多达五十架次以上。林彪命令八纵主力协同九纵围歼八十八师，同时命令八纵队派出一个团用炮火封锁机场。二十六日，范汉杰在命令暂编十八师加强守备的同时，严令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指挥八十八师黄纹徽部、一八四师杨朝纶部向九纵已经占领的锦州西北高地展开猛烈反击，以解除林彪部对锦州机场构成的威胁。就在这一天，林彪对八纵下达了封锁机场的指令，要求绝不允许一架飞机起降。但是，八纵报告说，他们不知道应该封锁哪个机场。林彪接到电报后异常恼火：控制机场的目的，就是不能让敌人的飞机继续向锦州运送兵力和物资，当然要打仍在使用的机场!在被八纵耽误的两天里，仅二十六日一天，锦州机场就有四十七架次飞机起降，而国民党军每降落一架飞机，就给锦州守军增加一份力量。当日，林彪把封锁机场的任务交给了九纵。

　　封锁机场必须攻占帽儿山。

　　帽儿山是座石头山，山势陡峭，国民党守军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和地道。九纵司令员詹才芳和政治委员李中权在山下的一座小庙前观察了很久，最后决定下午十六时开始攻击。东北的天色暗得很早，在夕阳即将融入暮色的时候，九纵的炮火准备开始了。沿着陡峭的山坡，官兵在炮火的掩护下从帽儿山的西面开始攀登。工兵在前面用大刀、斧头和铁锨砍断铁丝网，用爆破筒炸开鹿砦。担任突击任务的八十一团七连炸毁三座地堡，迂回到山坡的南部，堵住了守军的退路。战斗仅仅进行了三十分钟，除一名副师长逃回锦州之外，帽儿山守军全部被歼。晚上，八十一团和纵队警卫营的官兵忙了整整一夜，将炮兵纵队的远射程大炮硬是拉上了山顶。

　　二十八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的两个团已被空运至锦州机场，下午十三时又有二十多架飞机飞临机场上空，但是这时候炮弹从帽儿山上飞来了，机场跑道立刻被炮火所覆盖，正在起降的五架飞机被击毁，其余的飞机纷纷掉头飞回沈阳——自九纵用炮火控制锦州机场之后，国民党守军再也没能恢复空运，直到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占。

　　二十六日，顾祝同和卫立煌飞抵沈阳。

　　卫立煌立即找廖耀湘商量对策。廖耀湘也认为蒋介石的计划没有考虑到辽西的地形和东北国民党军的实情，并认为既然要撤退，就必须寻找一个安全撤退的稳妥办法。他为卫立煌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案：由辽中向南突袭攻占营口。理由是：林彪正准备进攻锦州，辽南因此相对空虚；而沈阳的各部队相对集中，两天之内就可集结完毕；从辽中到营口距离不远，只有一天急行军的路程；到达营口后，既可从海上直接增兵葫芦岛和锦州，还可以经陆路向北突袭义县的侧背，达到增援锦州的目的；同时，营口港还可以使部队得到必需的补给。卫立煌基本同意廖耀湘的方案。廖耀湘接着劝告说，我们要主动向蒋介石提供对策，否则总统会认为我们在避战。作为部下，我们不能一再抗拒蒋介石的军令；同时看着锦州危急而袖手旁观，在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卫立煌最后决定，把廖耀湘的这个方案和他自己死守沈阳的方案同时送给顾祝同，让顾祝同报请蒋介石任择其一。卫立煌打电话请顾祝同吃晚饭。

　　晚饭只有顾祝同、卫立煌和廖耀湘三人。卫立煌把廖耀湘推到前台，让他向顾祝同阐述袭占营口的计划，同时也将自己固守沈阳的作战计划连同作战要图拿给了顾祝同。顾祝同说，总统的命令并不是你们所理解的如何安全从沈阳撤退，而是要求你们出击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以解锦州之围。在无法出兵增援锦州这一点上，卫立煌和廖耀湘的看法一致，那就是一旦兵出沈阳，走不了多远，就会遭到林彪的围歼。所以，两人极力解释为什么不能直接出击辽西增援锦州，说林彪之所以兵围锦州，用的一定是围城打援的战法，如果按照总统的命令去执行，很可能锦州之围未解，先断送了沈阳的国军主力。顾祝同脸色严肃，说他是来监督命令执行的，总统的命令绝不能违抗，但他可以把上述意见报告给蒋介石。

　　就在顾祝同与卫立煌、廖耀湘谈话的时候，林彪对攻打锦州依旧心存顾虑。他给中央军委发去电报，说打下义县、高桥、锦西和兴城之后，如果山海关守军没撤，准备先打山海关；如果山海关的敌人撤了，“则回头打锦州”。林彪的作战意图是将锦州外围之敌全部扫清，将可能对锦州实施增援的通路彻底截断，然后再全力攻占锦州。林彪的审慎所显出的犹豫令毛泽东再次焦急：

　　……歼灭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五处之敌以后，如能同时打锦州、山海关两处，则应同时打两处。如果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因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目前已是麻痹状态］，我则可以主力移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塘沽，并且只要有可能便应攻占葫芦岛、秦皇岛，完全肃清锦州、塘沽之线，直迫天津城下，迫使国民党用空运方法从沈阳调兵增防平、津。除此以外绝无其他方法增防平、津，而空运方法则是很迟缓的，并且是运不完的。这个时候，你们全军休整一个月至多四十天［不要超过四十天］，然后分为两个集团，以一个集团第一步攻占平承线，第二步攻占平张线；以另一个集团攻沈、长，如此方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我军则完全处于主动地位。你们现在就应计算到这些步骤。

　　同是这一天，蒋介石的电报到达沈阳，要求卫立煌必须出兵辽西增援锦州。

　　卫立煌再次找来廖耀湘，两人又看了一遍电报，廖耀湘显得有些冲动：

　　“沈阳主力不能在葫芦岛、锦州两地部队未会师之前单独出辽西！这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不是不愿意执行或故意抗拒总统的命令，而是为了如何更好地挽救当前的局势，为了救全沈阳的主力。我认为总司令应该再犯颜直谏，坚持我们共同认为是真理的主张。”卫立煌听了之后，半吞半吐地说：“不能单独出辽西，这是真理！”半晌又重复一句：“这是真理！”然后，他愤然地说：“我宁愿不干了，也绝不愿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 卫立煌和廖耀湘一起来到顾祝同的住所：

　　卫一见顾就非常激动地说：“我们两个是多年同事和共患难的好友，我的事情，就好像你自己的事情一样。我这次遇到平生以来从未遇到的困难，无论如何希望你帮忙解决……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求在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顾祝同推脱说：“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了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然要你们执行他原来的命令和计划。我是奉命来监督命令执行的，我不能再向总统说话。”卫立煌发急地说：“因为你代表总统，所以我一再请求你负责向总统进言，采纳我们的意见。这是关系几十万人命运的国家大事，你我都有责任。”……顾祝同也带着一点激动的口气说：“但总统命令你们立即行动！”卫立煌按捺不住内心之气愤，站了起来气急地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赌！”二十八日，林彪决定先攻锦州。

　　这天早上，顾祝同把廖耀湘找来，指责他不站在总统的立场上而附和卫立煌，说总统极为关心东北部队的命运，让你们经辽西出锦州，“就是要把你们救出去，你们反坐着不愿意行动”。顾祝同对争执不下而耽误时间十分焦急，他告诉廖耀湘如果再贻误战机，他就不能代他们对东北的局势负责了：“你们必须服从命令，先开始行动，才能再说话！”廖耀湘表态说：“我愿同卫总司令商量，我们先令部队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请总长再把我们的意见报请总统最后裁决。”顾祝同依旧坚持说：“先开始行动再说。”

　　卫立煌只好同意先集结部队。

　　虽然卫立煌对顾祝同表示“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但他还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当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开始向锦州增援时，走到半路果真就全军覆灭了。

　　二十九日，顾祝同飞回南京去了。

　　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他开始担心时间问题：卫立煌赴宁（南京）与蒋、顾、何（何应钦）会商，二十七日返沈，必是决定接出长春之敌和增援锦州之敌无疑。因卫如不接出长春之敌，则难向锦州增援，但接出长春之敌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向锦州增援又需要十天左右时间，故你们攻取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必须顾及此种时间性……当然，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否则敌援接近，你们集中全力去打援敌时，锦州、锦西两处之敌势必集中一处扰我后路，并使尔后难于歼击该敌。若你们能够迅速攻克义县、锦州两点，则主动权便可握在你们手中，否则，你们可能产生如像过去半年那样处在长、沈两敌之间，一个也不好打的被动姿态……因此，你们能否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只在两种设想之下，你们可以在未占锦州的情况之下，也能获得战役主动权，这即是：你们能于沈敌北上迎接长敌时，能打一个极大的胜仗，歼灭敌军十万左右；或者于沈敌援锦时，你们也能打一个这样的大胜仗。但是我们不知道确有此种把握否？我们觉得首先攻占锦州是有较大把握的，并且是于全局有利的……毛泽东最后批评林彪：“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日已二十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还是这一天，傅作义突然作出了一件连蒋介石都颇感意外的事，他表示可以由华北出兵增援锦州。国防部第三厅根据傅作义的请求作出的出兵计划是：“先由海上运送一个军去葫芦岛，以稳定该方面之战局，然后以三四个军由陆上沿着北宁路东进，与锦州守军内外协力击破当面敌军，然后配合东北国军于辽西作战。”

　　傅作义的举动令锦州战局面临突变。

　　东北野战军对义县的攻击即刻开始了。义县位于锦州以北约五十公里处，城北是大凌河，城东、南、西三面是护城河，锦州至承德和阜新的铁路在此交会。国民党守军十分清楚义县是锦州北面的重要屏障，为此他们精心修筑了以县城为中心的环形防御体系，除了城墙、外壕、工事、堡垒和各种火力点外，还把城墙外五百米范围内的民房全部拆除，然后利用有利地形修筑了几处强固的防御支撑点，如南关的老爷庙、西南的武家小庙、城南的火车站和棉花厂、城北的张家大院等等。义县守军主力为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全师约七千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万人以上，总指挥为暂编二十师师长王世高。

　　东北野战军南下部队已包围义县。由于参战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战场，义县外围的战斗曾一度停止，这给王世高师长造成了错觉。他认为解放军改变了作战计划，定是先打锦州，然后再打援军，对义县采取的是围困战术。于是，命令部队抓紧加固工事。但是，二十四日，义县外围战事突然重起，王世高再次紧张起来。而更让他恐惧的是，解放军官兵在义县外围接近城墙的开阔地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仅仅两三天的工夫，开阔地上的壕沟和坑道就已经纵横交错了，有的坑道距离防御前沿仅有百米之遥，而且火炮也已运动到距阵地前方仅两三百米的地方。王世高能够判断出，只要这些大炮一开炮，他修筑的那些堡垒顷刻间就会被轰得粉碎。为了消除这一隐患，王世高命令炮兵从城内进行轰击，但是弹药消耗众多之后，发现效果并不明显。王世高召集团以上军官登上城墙观察，同时发动基层官兵研究对策，可所有的人都表示毫无办法。最后只能不间断地开炮，因为至少可以缓解一下官兵的恐惧心理。直到山炮营的炮弹打光了，其他型号的火炮炮弹也不多了，王世高只能站在城墙上，眼看着解放军官兵在城外的各个村庄间出出进进，来来往往。

　　二十九日，是一个让王世高感到荣幸的日子，蒋介石给他发来一封电报，还亲切地称他为“吾弟”：“世高吾弟，义县安危，影响整个东北战局，该师连日英勇歼敌苦战，殊堪嘉许。现已令锦州范主任大力增援，尚望勉励官兵再接再厉以尽全功。”王世高兴奋地对部下说，咱们义县打得好，连委员长都重视了，只要我们把共军阻击在城墙外，保住义县，固守待援，我们就算是成功了。但是，话音未落，王世高就接到报告说，城南的主阵地已被突破，守在那里的二营长刘雄负伤后被抬进城里，现已死在医院里了。王世高即刻发出一道训令：“义县乃锦州屏障，如义县不保，锦州将垂危；若锦州失守，整个东北就完了。东北完，华北亦完，国家兴亡在此一战。务必督饬官兵，坚守阵地以尽全功。如有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

　　攻打义县的部队，是由司令员韩先楚和政治委员罗舜初统一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三纵主力、二纵五师和炮兵纵队主力。

　　二纵五师的攻击方向上，有一个坚固的据点叫武家小庙，距义县城墙只有一百五十米，这里有五个大地堡，二十一个小地堡，院子里还有四个掩体，守军是暂编二十师二团一营二连。五师十四团十连在领受攻击任务时，团领导交代说，这个据点是全师总攻出发地上的一颗钉子，不拔下来将会影响全局。战斗将是十分艰苦的，对这个据点的攻击不亚于破城攻坚战。十连是五师战斗力最强的连队，全连一百六十八人，仅党员就有七十二人。十连的战斗准备得很充分：团工兵排把五百公斤炸药捆成大小不一的炸药包，预备了五十二根爆破筒，团里还给他们补充了一千五百发冲锋枪子弹，突击班的战士不但把子弹袋全部装满，每人还携带了半面袋子弹。三十日十二时二十八分，攻击开始。在副连长任克功的指挥下，爆破组连续八次爆破，架梯组在投弹组的掩护下在外壕内架起梯子，突击班首先登上壕沟，占领了西南大地堡和一段围墙。爆破组战士张作培炸掉东南大地堡后，突击班冲进了武家小庙。但是，后续部队遭到守军火力的猛烈拦截，率领冲锋组的十连长刘德牺牲在外壕里，副指导员申明率领预备组冲上来，守军的反击开始了，任克功副连长身负重伤，全连官兵只剩下二十多人，除了副指导员申明之外，连、排干部全部伤亡。

　　十四团立即组织增援。但是，在武家小庙右侧不足三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大地堡群，而左侧三百米就是薛家窑据点，一百五十米外的城墙上又有守军的火力支援。增援武家小庙的三营长刘培珍牺牲在冲击的路上。向武家小庙反击的国民党军越来越多，原来这里有一条暗道通往城内。八班副班长王凤江站了出来。这时候的八班，只剩下他和战士刘茂才两个人，其余的战士都是别的班的。当敌人再次冲上来的时候，王凤江高喊着：“不能退！党员更不能退！”战士们也喊：“我们不是党员，我们也不退！”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将一箱子迫击炮弹拧掉保险扔了出去。十连在武家小庙坚持七个小时，让国民党守军付出死伤近四百人的代价，为部队进入总攻阵地赢得了时间。王凤江在以后的战斗中屡立战功，战争结束后他成为全国英模代表。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在与英军皇家来复枪团的作战中，这位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著名的战斗英雄，牺牲于朝鲜半岛一个名叫釜谷里的小镇上。东北野战军对义县的包围不断地紧缩，王世高召集副师长韩润珍、一团长赵振华、二团长王灿景、三团长陈敬熙、政工处长赵文侯和军需处长李联翰紧急磋商。王世高说，锦州已经十分吃紧，增援看来无望，死守下去死路一条，突围出去才会有生路，要突围就往北面突，因为向北才能远离锦州战场。大家谁也不吭声，等于就是同意了。于是决定第二天天黑以后突围。几个人磋商完毕，天已经快亮了，心情沉重而复杂的军官们返回阵地的时候，突然听见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义县已被城外发射来的炮弹炸得火光冲天。

　　十月一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对义县的总攻开始。

　　总攻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三纵九师担任突击任务的是二十五团一连。二班由班长吴新禄率领，官兵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通过几十米的开阔地，在外壕上架起了桥。但突击队通过时，桥被守军的炮火炸断。吴新禄跳进壕沟，用自己的双手和头部撑起桥板，子弹打到他身上，他依旧站立着，直到突击队从他头顶的桥板上冲过去，直到他停止了呼吸。八师二十二团突击二排登上城墙，排长孟庆印和战士王跃东最先冲进突破口，并用火力掩护后续部队突破。冲进城内的部队遇墙挖洞，遇房跳窗，迅速穿插，逐渐接近义县防御核心地区。二纵五师十四团在外围战中已经伤亡很大，在总攻中全团再次伤亡百人，一营长林克宽牺牲，政治处主任许乐夫负伤。一营在副营长白青天的指挥下，从城西南一直打到城东北，白青天负伤倒下，团长薛剑强亲自指挥一营，政委任茂如率领二营顽强攻击，团组织股长张明远在率领三营攻击鼓楼时中弹牺牲。

　　暂编二十师的指挥所被包围。王世高见大势已去，给他的顶头上司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该师自战斗开始，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官兵上下无不全力迎战。我云南健儿（暂编二十师原为滇军部队）日夜奋战可谓不负钧座之望。解放军已冲杀到指挥所门口，喊杀声、叫话声，闻之激愤，还步步为营，始终抱宁死不屈之志，坚不投降，奈孤立无援，赤胆忠心献党国，呜呼！全军将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电报发出后，手榴弹已经扔进来，指挥所内外百余名守军放下了武器，王世高被俘。暂编二十师一团长赵振华也被俘了：

　　大约两点钟左右，马排长抬着机枪撤退到掩蔽部，我说你就堵门口吧。顷刻间，解放军已爬上房头，手榴弹抛到掩蔽部门口，接着就是一排冲锋枪子弹扫下来，马排长应声倒在我面前。“出来！缴枪不杀！”解放军战士连喊几次，我便丢了手枪，跨过马排长的尸体，从掩蔽部钻出来。解放军在我身上检查了一遍，没有拿去我的任何东西。有五六个解放军把我带到办公室，个个都是威风凛凛的，有个左手用绷带吊着，右手提着一支自来得手枪的人，他指着我说：“你这个不要命的家伙！”……不一会来了一个穿草绿色呢军服的军官，他把帽子向桌子上一掼，问我：“你就是赵振华，这样顽强。”我说：“军人守土有责，各为其主。”他哼了一声说：“守老爷庙的是不是你的部队？”我回答：“是的。”他说：“你马上下令叫他们停火。”我说：“你们能够抓到我，去解决他们自然也容易。”我想如今命在旦夕，何必在临死前下达这样的命令。我这样回答后，他并没有再逼我也就走了……六点多钟，来了几个解放军，接着我的吉普车开来了，他们把我和蒋啸天（暂编二十师一团副团长）以及我的妻儿都送上了车，一个解放军军官对我说：“不要害怕，放下武器，咱们就是朋友，你们到后方学习学习就理解了。”……汽车开到街上，沿街坐着被解除了武装的官兵，垂头丧气，狼狈不堪。见我的汽车来了，都抬起头来看，但我没有勇气去看他们……十月三日中午，我被叫到解放军首长那里，那个村子里停着不少大小汽车，到了首长屋里，他叫我坐下，态度非常和蔼，随后他走到一张敌情要图旁，用手指着图问我：“守老爷庙的部队，是不是你那个模范连？”我回答：“不是，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墙上挂的是第二十师在义县防御配备要图，上面的工事位置，兵力部署，小到连排，都与我们自己绘的丝毫不差。我当时大吃一惊……接着首长对我说：“你对我们解放锦州有何看法？”我答：“你们可以打下义县，你们不可能打下锦州。”他接着问为什么，要我说说理由。我说：“义县仅几千人，弹尽援绝，因而守不住，锦州十几万人，沈阳和葫芦岛都可增援，并且葫芦岛与锦州近在咫尺，可由海上调来大量援军，又有坚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你们打不下锦州。”他又问我：“你知道济南前几天被我军解放了吗？全歼王耀武部队十几万人。”我听了半信半疑。他笑着说：“我军打锦州还是容易的，你不信看着吧。”

　　九月三十日，蒋介石飞抵北平。在北平的圆恩寺中，他给驻守锦州的范汉杰写了一封信，让范汉杰在“决定突围”、“死守待援”和“不能守”中选择其一。空军的飞机立即起飞前往锦州空投此信。不久，范汉杰的回电到了，内容是：死守待援。蒋介石立即命令国防部第三厅与傅作义商量如何增援锦州。傅作义表示，可以海运独立九十五师和新五军去葫芦岛，但陆路增援部队只同意抽调第十六军和第六十二军，因为华北的聂荣臻部已经攻占集宁，归绥方向的军事压力日渐明显。第三厅向蒋介石汇报之后，蒋介石决定先将独立九十五师海运到葫芦岛，并以第六十二军代替新五军由秦皇岛开赴葫芦岛，增援部队统归驻守锦西、葫芦岛地区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

　　十月二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集军长以上会议。关于东北战局，无论卫立煌和廖耀湘有什么意见，在蒋介石面前已经没有任何作用。蒋介石的意图非常明确：锦州的范汉杰已经把林彪的主力拖住了，大军必须立即自海路和陆路全力增援锦州，以期与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进行最后决战。至于决战的结局，蒋介石说得也很清楚：能够歼灭林彪主力，保住东北当然最好；东北即使不能确保，撤退之前也要给林彪主力以重创。蒋介石特别警告说，锦州一失，沈阳的下场将不如长春，因为现在长春还可以指望沈阳增援，到那个时候沈阳依靠谁来增援——“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这次来沈阳，是为了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一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到会的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说，老头子的最后一句话真是不祥之兆。

　　林彪到达了郑家屯（辽源）。在这里，一份重要的情报让他在大战之前再次犹豫起来。

　　国民党军从华北、烟台抽调的部队已陆续海运至葫芦岛，连同原来驻守在锦西地区的四个师，共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暂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自锦西经塔山、高桥增援锦州；同时，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的十一个师及四个旅以及重炮、战车、装甲车等部队，组成西进兵团，从沈阳北出攻击彰武、新立屯，策应长春守军突围，然后掉头向西经阜新向义县、锦州方向攻击前进，以期与东进兵团在辽西走廊对东北野战军形成南北合击。

　　林彪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他的形容是：“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考虑多时，十月二日晚二十二时，林彪起草了一封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表示在锦州方向援敌已至的情况下，攻打长春更有把握：

　　（一）得到新五军及九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

　　（二）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四军、九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军会合。在两锦（锦州、锦西）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

　　（三）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

　　（四）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延迟到半月到二十天时间。

　　（五）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罗荣桓和刘亚楼阅过之后，电报以特级绝密的形式发出了。

　　接着，林彪一行从郑家屯向锦州开进。路上，罗荣桓再三考虑，认为发出的电报多有不妥：南下攻势已全面展开，临时改变攻锦计划改打长春，不但有违军委的战略部署，而且很可能造成战场混乱。第二天早晨，罗荣桓和刘亚楼一起去找林彪，表示坚持攻打锦州的计划为好。林彪特意征求了刘亚楼的意见，刘亚楼表示同意罗荣桓的建议。林彪思索了一会儿，决定向机要处要回那封电报，但是，电报已在凌晨四点发出去了。罗荣桓建议不等军委回电重新表态，林彪表示赞同，于是重新起草了电报：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电报签发时间为十月三日九时。

　　此时，林彪一行已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棚。

　　而中央军委在林彪的第二封电报到达之前，于三日十七时和十九时，连续发来两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措辞之严厉显示出毛泽东焦灼的心情：……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

　　应该说，从战场态势上看，林彪的顾虑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作为战场指挥员，他必须考虑到部队攻坚之时敌人可能实施的增援与夹击。只是，林彪对蒋介石亲赴北平督促增援，并飞抵沈阳亲自督战，表示出巨大的担心，这导致他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了——此时的林彪并没有预见到，攻锦之战将给东北野战军带来一连串巨大的战机，并让他创造出军事生涯中的辉煌战绩。

　　收到林彪的第二封电报后，毛泽东立即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整整十五年后，罗荣桓病逝，毛泽东写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再次回首当年战锦往事：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十月五日，林彪到达锦州西北十五公里处的牛屯，他在这个距锦州咫尺之遥的地方开设了攻锦指挥所。第二天，毛泽东来电，他告诉林彪：“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攻城兵团即妥，务求保障安全。”

　　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无论如何，林彪面对的战局充满未知的凶险：如果在锦州攻坚之时，阻援部队无法顶住自葫芦岛来的强大援军，锦州之战将演变成什么样子？那个令东北野战军所有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难以忘却的阻援地，名叫塔山。
    塔山不是山 应该说，迄今为止，关于解放战争的叙述，对于塔山之战评价仍有不足之嫌。这场发生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上旬的阻击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局部战场——塔山之战的胜负，不但关乎辽沈战役的进展乃至结局，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自此以后解放战争的进程。塔山之战的这一价值，作战双方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官兵，当时都没有或者不可能有清晰的认识。在那个狭小的局部战场上，每分每秒都经受着生死考验的他们，无法设想国共两军在东北地区的交战将由此演变成何等规模。他们仅仅知道：这是一场血拼，为了达到作战目的，必须不惜代价。

　　战争的代价首先是官兵的鲜血和生命。国民党军如果从锦西北上增援锦州，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沿着传统的老路北上锦州，但要经过虹螺山区，地形有利于林彪部署阻击，因此危险性很大。第二条是从打渔山岛沿着海岸崎岖的小路北上，但这条路周边地幅狭窄，不便于大部队展开，会严重影响推进速度。第三条就是从塔山方向沿着公路和铁路直逼锦州外围，这是一条最佳的增援路线。

　　位于锦西与锦州之间的塔山，是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这里东临锦州湾，西接白台山，山与海之间最狭窄的一段，仅有十二公里宽。北宁铁路从村子的东侧穿过，山海关至沈阳的公路与铁路并行。村南有条干涸的河滩，架有一座铁路桥。村子周边地势平坦低洼，村西通向高桥的地方，是一片宽约八千多米的开阔地，散布着一些高差不大的小丘陵；东边靠着锦州湾的山包就是打渔山岛，涨潮的时候是岛，退潮的时候是和海岸连成一片的滩涂。从海边往西，地势逐渐抬高，西面的白台山高两百米，是唯一的防御制高点。塔山不是山。

　　从防御的角度看，塔山无险可守。布防塔山的命令是突然到达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以及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第六、第八师和炮兵旅，统一归第二兵团指挥，阻击从锦西、葫芦岛增援锦州的敌人。

　　林彪已到达锦州北郊，他看着眼前的锦州城，不放心的却是塔山。西北方向的廖耀湘兵团距离锦州还远，至少暂时无法对攻取锦州构成威胁；但是，东南塔山方向的增援之敌却离锦州近在咫尺。林彪口授电报给塔山防御线上的指挥员们：……锦西以北之大小东山，锦州以南之松山街，皆为敌人阵地，故两锦敌人距离只有三十里，锦西敌人可能抽出六个师左右向北增援……故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而必须采取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布置顽强勇敢的攻势防御。以四纵一两个师的兵力，构筑工事，加强防御的军政训练，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在阵地前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近距离开火］，准备抵抗敌人数十次猛烈进攻……这完全是一个正规战，绝对反对游击习气，必须死打硬拼，不应以本身伤亡与缴获多少计算胜利，而应以完成整个战役任务来看待胜利。第二兵团确定的塔山防御部署是：以四纵位于东起打渔山、西至白台山的十二公里正面，担任主要防御任务，其中以塔山左右八公里为重点防御地段；以十一纵位于四纵以西担任辅助防御；以独立第四、第六师位于锦西以南，独立第八师位于山海关附近，积极牵制敌人。

　　根据上述任务，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确定：以十二师和十一师三十二团为第一梯队，担任正面防御任务，重点守备塔山堡、塔山桥、白台山等几个要点；以十师和十一师主力为预备队；两个炮兵群分别支援塔山东西部队的作战。布置任务的时候，莫文骅对干部们说：“我们这回是死守！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鲜血和生命，死守到底，一步不退！敌人打到营部，营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打到我们纵队部，纵队部就是第一线！总之，敌人打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第一线！后边就是锦州，往后没有我们的地方。就是天塌下来，一步也不能退。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最后一口气，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四纵已经做好拼光了的准备。

　　十月八日，大雨倾盆。

　　位于防御第一线的十二师把三十四团放在塔山，三十五团放在白台山，三十六团和师部位于后面的潘家屯，官兵们开始冒雨抢修防御工事。

　　林彪还是放心不下，他又发来一封电报，举正反两例告诫四纵：无论困难多大，只要有死战的决心和勇气，必能克敌制胜：

　　……我九纵去年冬季作战中表现战斗作风甚差，经过东总指出后，他们全纵奋发努力，今年来表现得能攻能守，二十六号锦州外围战斗中二十五师一个连的兵力控制白老虎屯阵地，敌四个主力步兵团，配合十一辆坦克、五六架飞机向他们进攻，该连顽强死守，伤亡过半，在最危急时，全连指战员将表打碎，钞票焚烧，准备全部牺牲，但最后由我反击将敌击退，保持了阵地……这一战例盼你们很好发扬，九纵是新部队尚能做到，四纵更应做到。十一纵的底子亦不比九纵差，也应做到。主要是自上而下到每个指战员都下决心，就能创造光辉战，使敌胆寒，使我全军胜利得到保证……八纵一个连五日守锦州以东之小紫荆山，敌向其进攻，该连连长畏缩放弃阵地，已于昨日公审枪决。八纵此次锦州附近作战远落后于九纵之后，可见不努力者即落伍。

　　就在四纵向塔山地区开进的时候，十月六日上午九时，葫芦岛外驶来了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联勤总部参谋长吕文贞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亲临葫芦岛部署援锦作战。蒋介石在舰上接见了驻守锦西地区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卫立煌派到葫芦岛的东北“剿总”副司令官陈铁、范汉杰派驻葫芦岛的冀热辽边区副司令官唐云山等将领。下午十三时，在葫芦岛上的第五十四军军部，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会议。进入军部的时候，看见墙上挂着阙汉骞军长写的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蒋介石哼了一声，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与将领们研究完有关塔山作战的问题后，蒋介石又召集了锦西、葫芦岛守军团以上军官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特别，蒋介石上来就问各位带了《剿匪手册》没有?与会者个个面露窘色。于是，蒋介石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来一本。这本十几年前由他亲自主持编撰的小册子，意在教导国民党军官兵如何消灭共产党武装，国民党军中称之为蒋介石的“圣经”——蒋介石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并不断地停下来进行解说，最后才提到即将开始的作战：“当前这一仗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打好。打败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完了，连历史都要翻转过来。你们以前跟着我革命、抗日的光荣成就便将化为乌有，个人的前途也就只有毁灭。”散会之后，蒋介石走到院子里，端坐在一把椅子上，和与会军官们一一合影——几十位军官轮流站在身后拍照，蒋介石面无表情地一动不动。

　　此时，增援锦州的部队陆续到达，因为部队来自不同战区，作战指挥官问题弄得十分复杂。蒋介石坚持让侯镜如指挥，他对大家说：“这是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我这次带他来，要他在葫芦岛负责指挥，你们要绝对服从命令。这一次战争胜败，关系到整个东北的存亡，几十万人的生命，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但是，侯镜如坚持说自己的部队还没来，他要先回唐山（第十七兵团部）去接部队。蒋介石只好命令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暂时代为指挥——无法理解蒋介石为何在大战来临前煞费苦心地更换将领，任命侯镜如，意味着将锦州的范汉杰和沈阳的卫立煌派来的指挥官统统放在了一边，他应该知道如此钩心斗角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蒋介石离开了葫芦岛。

　　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表示：“总统亲来葫芦岛比增加十万大军强得多。”况且，目前葫芦岛与锦西地区的兵力已比当面的解放军多了两倍，完全有把握在侯镜如到达之前拿下塔山——毕业于黄埔的阙汉骞军长明白，关键时刻的头功含金量很高。阙汉骞决定十日向塔山发动进攻。

　　凌晨四时，暂编六十二师一部趁海水落潮之际，在夜色的掩护下偷袭了打渔山。在打渔山防御的是四纵十二师三十四团的一个排，工事还没有完全修好，官兵们也没有思想准备，结果两名班长牺牲，排长和四名战士负伤，剩下的官兵撤守到第二个小山包上。纵队指挥部接到打渔山一线阵地失守的消息后，认为丢了这个前沿，国民党军就可以从葫芦岛登陆后绕过塔山增援锦州，于是决心不惜一切夺回。纵队副司令员胡奇才亲自到了十二师指挥所，当即命令二十九团一营和三十四团一部进行反击。几个小时的激战后，十二师夺回几个小高地。这时海水已经涨潮，打渔山成了孤岛，国民党军官兵被困在上面，十二师的反击部队也无法攻击，于是在这个局部战场上战斗暂时停止。

　　天亮了，国民党军开始向塔山实施全线攻击。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等数十门重炮一齐开炮，加上海面上军舰的轰击和空中飞机的俯冲扫射，硝烟和烈火瞬间把范围不大的塔山完全覆盖。敌人猛烈的火力几乎摧毁了塔山防御阵地上所有的工事，地堡被掀开，掩体被炸塌，昨天从几里地外扛来支撑工事的铁轨被炸得飞上天空，枕木熊熊燃烧。炮火准备之后，国民党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出一举突破的态势，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形，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攻守双方的兵力对比都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

　　防守白台山七号阵地的是三十六团警卫二排，全排四十三名官兵。国民党军一五一师分成数股先试探性攻击，然后逐渐加大兵力。二排在副排长姜万昌的指挥下，连续打退敌人的四次攻击。敌人又增加了两个连，在四架飞机的火力支援下，分成两个梯队开始了第五次攻击。进攻的敌人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补上，其顽强为三十六团官兵前所未见。在抗击敌人第六次冲锋的时候，二排的干部全部伤亡，全排只剩下九个人。战士冯日江和潘福禄带头发动反击，在重炮的轰击中，冯日江被埋在土里，其余的八名士兵全被震昏。侧翼阵地上的一排长肖殿盛没等连里的命令迅速组织增援，在三班副班长朱贵的带领下，一排的士兵冲上七号阵地把冯日江从土里扒出来，把进攻的敌人压了下去。

　　奉命向塔山正面三十四团阵地进攻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师。这个师的官兵正处在牢骚满腹的怨愤中，因为他们的军长阙汉骞不按时给他们发饷，而是把军饷换成金条去搞投机倒把。部队驻守锦西地区后，军长、师长将大凌河北岸钢厂的钢铁运到天津和上海倒卖，连用于修筑工事的上百吨钢筋也同时被倒卖了。大官们个个赚得腰包鼓鼓的。好容易等到发饷，官兵们领到的都是金圆券，大家当着长官的面，把这些根本不值钱的票子撕了，宣称“你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你打多少仗”。此次作战，应该是没有参加前一次作战的一九八师上战场，而不是刚刚打完一仗的第八师，部队的规矩应该是劳逸平均，但谁都知道一九八师是阙汉骞的基本部队，第八师是由原胡宗南的部队编成的，于是阙汉骞军长就以“八师是五十四军的老大哥，是范汉杰主任的老部下，解锦州之围的作战，于公于私八师都应该挺身而出”为由，又一次将第八师派上战场。第八师猛烈的炮火准备一开始，正面的三十四团伤亡便严重，团长焦玉山，政治委员江民风，参谋、通信员和电话员，团指挥所七个人三人负伤。在九架飞机的支援下，第八师成集团冲锋阵形不断发起攻击，三十四团一连和三连的接合部一度失守，一营投入预备队后才把敌人反击下去。战斗持续到下午十五时停止。但一个小时后，炮轰重新开始，国民党军企图用炮火掩护躲在海滩上不敢动的官兵撤退。三十四团立即乘机发动反击，打渔山方向的敌人大部被歼，少数跳海逃生。

　　第一天战斗，国民党军伤亡一千一百人，四纵伤亡三百一十九人。

　　第二天的战斗从清晨开始，国民党军采取中央突破的方式，在两翼的策应下全力向塔山核心阵地攻击。炮火准备后，塔山村被轰成一片废墟，村边的防御工事全被摧毁。防守塔山村口的三十四团一营一连一排和二排五班的前沿阵地很快进入混战状态。由于伤亡过大，一连被迫后撤。防御地堡又一次被炸塌，五班战士几乎全被埋在土里，副班长迟德山刚从土里爬出来，就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占据了塔山村的前沿，战斗在残垣断壁中展开。三十四团政治委员江民风率领四连增援上去，塔山村里几乎每间房屋都成为搏斗的战场，双方官兵扭打在一起，刺刀、枪托、石头和牙齿都是搏斗的武器。一连长刘景山带领八班把敌人逼到村东南的一座大院里，官兵们刚冲进去却被另一股敌人包围了。赶来的九班冲杀过去，院子里的八班拼死往外突，大门被敌人的机枪封锁，大个子战士李清林一声怒吼，硬是把院墙撞出个大窟窿，战士们钻出来拼死反击。一营副营长鲍仁川率领营预备队冲过炮火的阻拦杀入敌阵，二营教导员于厚德负伤倒下时还在呐喊：“不要管我们，和敌人拼了！”二营官兵插入敌人的突破口，在敌人的身后堵住了其退路，终于使得塔山村前沿阵地得到稳固。在侧翼防御的白台山阵地上，三十六团警卫二排只剩下五班长徐智忠一人，他来回奔跑射击，机枪打坏了之后，高举着一颗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四连奉命接替阵地，副连长胆怯动摇，丢下指挥位置向后逃跑，七号阵地遂被敌人占领。十二师立即调三十六团六连和三十五团的两个连从两翼包抄，惨烈的激战后将阵地夺回。中午的时候，国民党军暂编六十二师从塔山左翼迂回，遭到三十四团三营的顽强阻击。八连长姜云忠指挥全连用手榴弹和刺刀逼退敌人；九连长龚福堂在阵地出现危急的时刻，带头冲入敌阵展开肉搏战；七连三班九人坚守桥头堡阵地，三人牺牲，五人负伤，但阵地始终没丢。下午，阙汉骞再次组织攻击，进攻的部队刚冲到前沿，支援的炮火却停止了，冲锋的步兵也跟着停止了。四纵立即集中炮火轰击冲锋集团的身后，在正面进行猛烈反击，迫使敌人从塔山防御阵地的正面撤退。

　　十一日的战斗，国民党军伤亡一千三百人，四纵伤亡五百六十三人，其中坚守塔山一线阵地的三十四团伤亡最大，战斗开始前有一百七十八人的一连，战后只剩下了七名战士。国民党军第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施有仁记述道：“由于有海空军助战，我们的攻击部队才在自己炮兵火幕的掩护下，缓慢前移。当海空军活动稍一中止，步兵攻击即行顿挫……尤其是前进到距敌阵地一千公尺以内，共产党部队的坚强抗击和英勇出击，更使我攻击部队无法前进。对付共产党小部队的阵地出击方面，也完全依赖浓密炮兵火力的阻击掩护，如果炮火运用稍不及时，就会动摇溃退。”

　　这一天的下午，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率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到达战场。侯镜如把他的司令部设在锦西中学里。此时，从华北调来的独立九十五师刚刚到达；从塘沽海运来的第六十二军后续部队官兵由于晕船声称还不能作战；而从烟台来的第三十九军更是倒霉，船到葫芦岛外的时候，海面上刮起八级大风，船只根本无法靠岸，只有在海上颠簸一个昼夜，官兵们连黄疸都吐出来了。军长王伯勋下船就骂：“这样拉扯，军队不要打仗就拖垮了。我这半年就是东一下西一下地胡乱调用，仗却没打。现在部队晕船这个劲还没过去，立刻使用上去，岂非开玩笑，太把人当牛马了。上面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任务，而我却没法向下面交代。我决心这回完了以后，不再干下去了。”——果然，一年后，这位军长在贵州率部起义了。

　　在锦西中学里，侯镜如召开军长、师长、参谋长参加的军事会议。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汇报了两天来攻击塔山遇挫的经过，特别强调解放军的战术是：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阵地上无人防守，等接近障碍地带的时候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步兵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步兵在前沿陷入进退两难之境，部队因此伤亡很大。第十七兵团参谋长张伯权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第五十四军参谋长杨中藩提出的，他主张用主力攻击白台山以西地区，因为那里地势平坦开阔，防御力量薄弱，而且可以迂回塔山，打得好的话没准可以一举全歼塔山共军。另一个方案是张伯权自己提出的，即仍然按照前两天的打法正面推进，理由是这里地势高，可以发挥优势火力掩护步兵攻击，同时也可以避免重新部署兵力——值得注意的是，从战场战术上讲，杨中藩的主张显然有道理，因为机械化部队一旦转到地势开阔地带，不但会使四纵的阻击更加困难，而且塔山的侧后也容易出现威胁。那样的话，无险可守的塔山就十分危险了。但是，杨参谋长的方案被否决了。否决的原因十分微妙：首先，张伯权的建议是侯镜如授意的，侯镜如根本没有作战积极性，蒋介石命令他来葫芦岛他不得不来，但本意还是保存实力为上策。侯镜如对张伯权说得很明白：“按照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打不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其次，蒋介石派来的总统府战地督察组长罗奇也主张继续正面攻击。这位督战官认为，正面攻击符合总统指示的基本精神，如果变更就要重新请示，不然谁也无法承担责任。罗奇说：“葫芦岛有四个军，沈阳西进有五个军，加上锦州的两个军，共有十一个军的兵力，再加上海、空军的优势，无论在数量上和火力配备上，我军都比共军占绝对优势，只要官兵用命，抱杀身成仁的决心，是一定可以完成这次任务的。”罗奇自告奋勇，准备亲自指挥独立九十五师攻击塔山——罗奇曾在独立九十五师当过师长，他很为自己带过的这支部队自豪，声称全副美式装备的独立九十五师是“没有打过败仗的”，他已用五十万金圆券在师里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会议最后决定：其余部队由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指挥，第五十四军八师攻击塔山铁路桥，第六十二军的两个师攻击白台山，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和暂编六十二师为预备队，第五十四军一九八师和暂编五十七师担任锦西、葫芦岛守备。

　　此时，南京总统高参军罗泽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乘飞机到达葫芦岛。侯镜如陪同他们视察前方阵地的时候，卫立煌低声对侯镜如说：“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卫立煌的意思很清楚：廖耀湘兵团距离锦州还有几百公里，锦州范汉杰的两个军正被林彪围困，锦西、葫芦岛的部队还要担负陆路和海上防务，因此能够用于塔山方向的攻击部队也就不到两个军的兵力。侯镜如发现卫立煌与自己观点一致，于是更不愿意让自己的第九十二军冒险了。雄心勃勃的罗奇建议休战一天，说他要带独立九十五师的军官去看地形。

　　十二日，塔山无战事。

　　国民党军没有攻击，引起了四纵指挥员的警觉。在抓紧时间加固工事、补充弹药的同时，纵队派出侦察小组去摸敌人的情况。三十四团侦察排七班的战士个个胆大出奇，他们装扮成农民，不但混进了国民党军阵地，还拖回来一个人，一审问，竟然是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的一个副团长，名叫高录臻。根据这位高副团长的口供，四纵队立即相应调整了防御部署：十二师三十五、三十六团继续防守白台山；三十四团集中防守塔山；塔山以东阵地交给十师二十八团；十一师三十一团移动到塔山的侧后，归十二师指挥，与三十二团一起作为四纵的预备队。经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批准，十一纵把白台山以西的阵地接过来，同时给四纵加强了一个炮兵团。

　　十三日，四纵政治委员莫文骅称之为“对塔山存亡有决定意义的惊天动地的一天”。凌晨时分，在三十四团防守的塔山村阵地前沿，一连的巡逻哨兵和两个送饭的炊事员突然发现一股敌人已经爬进第一道战壕，他们立即呼喊起来：“敌人摸进来啦！”一连官兵纷纷从掩体中跳出来，朝第一道战壕扔手榴弹，所有的机枪也同时响了起来。偷袭的是罗奇组织的独立九十五师的敢死队。一连长刘景山带领预备队迅速往前冲，把这支敢死队的退路堵死了。在一连官兵的前后夹击下，敢死队除了被打死打伤的之外全部投降。

　　天亮了，国民党军飞机飞临战场上空，重炮也开始了轰击。独立九十五师在第八师和一五一师的配合下，向塔山一线阵地开始了疯狂攻击。战前，罗奇和林伟俦宣布，攻下塔山的，每人加三个月的军饷；攻不下来军法处置。独立九十五师采用波浪式战法，以团为单位分成三个冲击波次，一次冲击波为一个营，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第一波受挫后第二波接上去。独立冲击的时候，出现了国民党军作战少有的现象——军官冲在了队伍的前面。九十五师攻击的正面，是十师二十八团的阵地。战斗一开始，双方的炮火都集中到了这一点上，阵地上泥土飞溅，弹片横飞。独立九十五师的炮火准备长达两个小时，然后步兵潮水一样涌上来，二十八团的机枪和手榴弹无法遏制这种轮番攻击，双方官兵很快就在阵地前沿拼上了刺刀。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战，国民党军一波后退，另一波又冲上来，二十八团的官兵不停息地拼杀，死不退步。地堡塌了，就在战壕中打；战壕被炮火炸平了，就在弹坑里打。在前沿出现危机的时刻，三营冒着炮火从侧翼冲上来。十师师长蔡正国对二十八团的惨烈战况十分焦灼，向纵队指挥部报告战况的时候，话说到半截电话线就被炸断了。为了预防万一，纵队将十一师的一个团移动到了二十八团的侧后。电话线恢复之后，莫文骅对十师政治委员李丙令说：“转告蔡师长，一步也不许退！一定要死守！”

　　独立九十五师新一轮攻击开始了，攻击队形密集得犹如一阵狂风。在前沿混战的时候，二十八团的预备队不断对敌人实施反冲锋，这使得双方的混战范围不断地扩大。双方的炮兵都已无法进行火力支援，阵地上只有刺杀声风一样刮过来刮过去。六连一班长孔守法和两名战士被分割在敌人的阵地上。孔守法决定在敌人的背后坚持战斗，一个新战士有点犹豫：“咱们就三个人，这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孔守法说：“要想活下去，就要继续战斗，想立功现在就是机会！”两个战士说：“跟着班长干！”他们脱下棉衣，里面穿的黄色衬衣与国民党军士兵的军装颜色相近，然后他们从一个躺在战壕中的伤兵口中得知附近有个炮兵观测点，于是摸过去把这个观测点打掉了。他们在敌人的阵地上找到一箱手榴弹，三个人就往敌群中拼命投掷，结果听见敌人在前面喊：“炮来啦！炮来啦！”战斗中，一个战士负伤了，孔守法让另一个战士护送负伤的战士回去，自己依旧在敌人的阵地中寻找战机。最后，孔守法竟然在混乱中回到了自己的阵地上，这时他和他带领的两个战士已经打死打伤了上百个敌人。二十八团二连指导员程远茂指挥的阻击阵地，在塔山铁路桥与高家滩之间，这里也是独立九十五师重点攻击的地段。本来他们在这里修筑了六个地堡，但战斗一开始地堡就被敌人的炮火掀掉了五个，与营里的电话联系也随之中断了。通信班长报告说，电话线被炸烂了，根本无法接通。程远茂给了他一支步枪，说：“去右翼射击！只要在路上能听见我们还在射击，就知道阵地还在！”通信班长刚走，程远茂就被炮弹炸倒，血流了一脸。这时，敌人又顺着河滩开始了冲锋，密集的队伍，一色的冲锋枪，队伍中还掺杂着挑弹药的人。当敌人进至几十米的距离时，二连一排开火了。敌人的冲击火力非常凶猛，一排不断地有人倒下：一班只有五个人了，五个人已全部负伤；右翼的二班也没有几个人能战斗了。程远茂抹了抹脸上的血，把阵地上能战斗的人重新组织起来，指定二班长担任代理排长。这时，一个名叫张连喜的弹药手主动要求担任机枪射手。张连喜拖着机枪向前爬，架设好之后，没有隐蔽自己就开始了射击。张连喜的子弹让敌人滚下去不少，可还有十几个敌人冲了上来，后面的敌人把尸体堆起来，推着这道尸体墙向前移动。程远茂只有三发子弹了，他决心留下最后一发给自己。就在程远茂和他的战士们耗尽弹药的时候，右翼的高粱地里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增援部队呐喊着钻出了青纱帐。程远茂的一排最后只活下来七个人，而在他们周围敌人的尸体有一百多具。

　　黄昏将至，侯镜如又一次召集军长、师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师长们纷纷叫苦：共军的炮火太猛，“这是在华北战场没有遇到过的”，这样打下去等于白白送死。罗奇一下子严厉起来：“开会前接到总统来电，现在锦州战事非常激烈，要侯司令官坚决执行命令。这一战关系到党国安危，我代表总统来督战，如有奉行命令不力者，将报请严办！”各位师长不敢再叫苦，于是把矛头转向空军和海军，说空军和海军向来不听陆军的，飞机助战不力，海军的舰炮也没有起到作用——听说军舰大炮的口径大得吓人，一发炮弹就足以让半个塔山飞上天，可是共军的工事怎么还是那样结实？

　　十三日，国民党军伤亡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四纵伤亡一千零四十八人。东北野战军对锦州的总攻就要开始了。

　　在距离锦州仅四十公里的塔山，国民党军增援部队没能向锦州前进一步。

　　令国民党军难堪的是，塔山之战打了三天，战场情报十分清楚，当面阻击部队只有一个纵队，前沿阻击兵力最多只有四个团，在阻击地根本无险可守的情形下，看似唾手而得的塔山，怎么四个军的部队轮番攻击，在付出惨重伤亡之后，就是无法逾越呢？

　　十四日凌晨，独立九十五师再次出动两个营对三十四团坚守的前沿阵地实施偷袭，短兵相接后，国民党军占领了塔山桥头堡阵地。三十四团立即反击，双方在黎明前夕开始了殊死搏战。天亮了，罗奇获悉偷袭成功，命令第八师开始集团冲锋。四纵的增援兵力即刻到达桥头堡阵地，独立九十五师顶不住退了下来。师长朱致一请求二十一师上来支援，但是侯镜如接到报告说，独立九十五师并没有占领塔山前沿，他怕自己的部队上去白送死，命令二十一师原地不动，转由一五一师和一五七师向塔山右翼发动攻击。但是，无论哪支部队，就是无法突破，战场伤亡不断增加。坚守塔山的解放军官兵，从他们进入阵地的那一刻起，谁都没准备活着下来。三十四团五连三排战士刘殿臣，决心在战斗中考验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向塔山桥头堡反击时，他的头部和右臂负伤。当敌人再次发动攻击时，他从昏迷中醒来，端着机枪又冲了上去，再次负伤倒地。战友们喊着他的名字，希望他再次醒来。果然，他跌跌撞撞地站起来了，接着就开始追击敌人，一颗炮弹迎面飞来，爆炸声响过之后，刘殿臣的身体血肉模糊，他用最后的力气对战友们说：“为我报仇！为我报仇！”三十六团宣传队二组组长周殿信负责从阵地上抢运烈士的遗体。漆黑的夜晚，他在战场上爬行搜寻，由于双方官兵的尸体混在一起，他先分别军装的颜色，战友的军装是浅黄色，国民党军的军装是深黄色；分辨不清，就寻找棉衣内左胸处的胸标，战友的胸标上都写有名字和单位；如果连胸标都没有了，就摸帽子，战友的帽子与国民党军的帽子的区别是没有透气孔。确定之后，周殿信就把烈士的遗体放在自己身上开始往回爬。在塔山之战的六天中，他背回了两百六十七具烈士的遗体。

　　一九四九年年底，在中国战场采访的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在广西桂林附近对第四野战军一个名叫卜凤刚的副班长产生了兴趣：“他是一个矮小结实、有着一张看来很是健康的宽阔圆脸的农村青年。”——塔山战役是卜凤刚入伍之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他没想到他会因此成为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战斗开始前，他所在的班有一名战士参加了纵队召开的士兵代表大会，战士回来对全班战友说：“只要守住塔山，就可以保证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这句话给只有十七岁的卜凤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丹东人，父亲是雇农，母亲曾是地主家的用人，送他参军的时候，父亲对他说：“你是长子，但你不要顾家，说什么也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卜凤刚不识字，让战友帮忙写了份决心书，并在上面按了自己的手印，表示在战斗中坚决做到以下五点：一，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二，如果食物不够，就让同志们先吃；三，死守阵地，如有同志负伤，将他背下火线后，再回到阵地上去；四，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五，为父母报仇。战斗开始后，排长带领他们班坚守一座地堡。第一天，排长的腿被炸断；第二天，班长胸部受伤；第三天，全班伤亡很大。最后，当敌人再次冲上来的时候，地堡塌了，副班长牺牲，连卜凤刚算上，阵地上只剩下三个人。卜凤刚说：“咱们三个人要活活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起。”三个人在阵地上又坚持了四天，四天里他们甚至还出击了一次，因为他们看见连里派来增援的三名战士被敌人的机枪射倒在半路上，卜凤刚爬出去救他们，爬到半路他打死了一名敌人，带回来一名俘虏和一挺机枪。十四日那天，卜凤刚带领两名战士向国民党军的阵地爬去，然后喊：“锦州已经给我们打下来啦！缴枪吧，我们不为难你们！”竟然有十几名国民党军士兵带着机枪跑过来投诚了。受到鼓舞的卜凤刚送回俘虏后再次爬出去，尽管阵地上炮火猛烈，但他仍然爬到了最前沿，他在那里喊：“锦州已经被我们占领了！你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投降吧！”几分钟之后，又有十几名国民党军士兵跑了过来。卜凤刚回到战壕后，战友对他说：“你应该得到一枚毛泽东奖章。”——西蒙诺夫记述道：“他觉得在他的生命里似乎有某种东西已经起了变化”，“七天以前，他，一个立下决心要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为自己父母复仇的青年农民，第一次用步枪向敌人准确射击。而现在，七天之后，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饱经锻炼的战士了”。

　　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高玉宝，那时是三十五团的一名通信员。战斗最激烈时，三十五团的两个通信班只剩下五名战士，而电话线已全部被炸断，传达命令只能靠通信员。十四日下午十五时，团长命令高玉宝通知九连上六号阵地，因为六号阵地上已经没有人了。高玉宝跑到九连，九连正在吃饭。接到任务后，指导员对全连官兵说：“大家吃饱了！这是我们一生中的最后一顿饭！”第二天中午，团长再次喊高玉宝，命令他通知警卫连上来，因为六号阵地上又没人了。这一次，高玉宝跟随警卫连上了六号阵地。正是国民党军独立九十五师冲锋的时候，高玉宝看见了令他一生难忘的情景：一个弹坑里，九连幸存的一名战士在往外爬，想去抓前面的机枪。战士的腿已经断了，只有一片肉皮连着，但断腿被一截树桩挂住了。战士挣扎几下之后，从腰间把刺刀拔出来，向断腿处剁了几下，把腿剁断，然后他抓起断腿向已经冲到面前的敌人扔过去。就在敌人愣神的瞬间，战士的机枪响了。增援的警卫连被敌人的火力封锁，阵地上那个断了腿的战士又从土里扒出来一个眼睛被炸瞎的战士，两个人一人压子弹一人射击。警卫连冲上来的时候，把两个战士抱起来要送他们下去，可两个人都不愿意，说他们可以自己爬下去。战斗结束后，高玉宝试图找到这两个战士，但是没有找到——很多年以后，高玉宝到塔山去扫墓，在塔山战役的花名册里找到了这两个战士：失明的战士名叫宁吉高，断腿的战士名叫冯兆生。

　　守卫塔山正面阵地的三十四团，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二十一人。

　　高玉宝所在的三十五团，全团幸存者不足百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高玉宝长久地怀念着全部阵亡在六号阵地上的九连，不知道这个连的弟兄们最后的那顿饭吃饱了没有？罗奇决定，十五日休战，准备一天，十六日重新发动进攻。

　　但是，一切都晚了。

　　十六日拂晓，锦州守军的一名副团长侥幸逃出重围跑到塔山，他证实了锦州已经失陷、范汉杰全军覆灭的消息。

　　企图从塔山增援锦州的将领们顿时紧张起来，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能否拿下塔山，而是林彪的主力会不会掉头来打自己。十六日上午，蒋介石再一次飞抵葫芦岛。大家在机场等候的时候，突然飞来两发炮弹，落在距机场千米远的地方，大家一下子觉得还是不让总统的专机降落为好，可是“美龄”号专机已经落了下来。蒋介石一言不发地上了一辆吉普车，前往第五十四军军部，一进屋他就开始大骂：“你们不是东西！给了你们这多部队，又配备了海空军协同作战，用了几天时间，连个塔山都攻不下，你们不配为黄埔生和总理的信徒！”不一会，一封电报被送到蒋介石手上，“侍从递给他一副金框的花镜，在阳光照射下，但见他两鬓霜白，面有倦容，眼眶内饱含泪水，两手捧着电文边看边在颤抖。看完了，他狠狠地说：‘我和他们拼了！’”

　　蒋介石时年六十一岁。

　　历经漫长纷乱岁月的花甲老人落泪何为？

　　今天，塔山村东山冈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文的最后一句是：

　　塔山阻击战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大门”的关闭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十时，锦州总攻战打响。

　　第二天傍晚十八时，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

　　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化装逃跑，十六日下午，在锦州以南高桥附近一个名叫谷窝棚的小村庄里，被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后方机关抓获。当时，他用浓重的广东口音称自己是一个“沈阳难民”。

　　范汉杰，广东大埔人，毕业于黄埔一期。一九二七年任浙东警备师长，是黄埔同学中最早升任师长的人。他曾赴日本考察军事，还曾赴德国军事学校见习。一九三六年九月，由陆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保荐，任第一军副军长，随后与胡宗南率部开赴上海，指挥长达两个月的淞沪抗战。一九三八年九月，升任第二十七军军长，兼任郑州警备司令。第二年，率第二十七军进入晋东南，在此后的两年中，于中条山地区指挥对日作战。一九四四年，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他在第一战区任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

　　内战爆发后，范汉杰的职务频繁调动：先在东北行营任副主任，两个月后改任南京国防部参谋次长；又过了两个月，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郑州指挥所主任；不到一年，他又奉命赴山东战场出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在进攻胶东解放区的作战中，他的第一兵团连遭重创：十月，整编四十五、六十四两师于胶河以西被许世友的山东兵团所歼；十一月，在高密附近，又被许世友的山东兵团追歼万余人；十二月，在莱阳战役中，第一兵团再一次损失一万七千人。一九四七年底，范汉杰被解除职务，调回南京专任陆军副总司令。一九四八年一月，范汉杰陪同蒋介石到沈阳视察，这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已经结束，国民党军被压缩在锦州、沈阳和长春三个孤立的城市中，特别是新五军的两个师在公主屯被全歼，令东北国民党军面对的局势危机四伏。蒋介石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追查了新五军被歼之责。从沈阳回到南京后没有几天，范汉杰就被任命为冀热辽边区（五月，该司令部移至锦州，改为锦州指挥所）司令，重点防御秦皇岛至锦州一线。蒋介石的这一任命，将范汉杰推到了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此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锦州。

　　范汉杰以安排家眷为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说，安排家眷的事可责成广东省府主席宋子文代为办理。范汉杰坚持亲历亲为，大有不安排好家眷就无法赴任东北之势。蒋介石只好给了他一个月的假期。范汉杰回到广东。把散居在潮汕的子女带到青岛，从那里转赴台湾的亲戚处上学。然后，他极不情愿地去了东北。八月二日，范汉杰到南京参加整军会议，蒋介石请他吃饭，席间蒋介石对他说：“你回锦州以后，遇事可向卫司令联系。”范汉杰明白，这是在提醒他处理好与卫立煌的关系，而这肯定是因为卫立煌向蒋介石报告了对他的不满。范汉杰随即以将帅不和、不利作战为由再次提出辞职，但蒋介石还是不准。从蒋介石官邸出来后，范汉杰又去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辞职，并要请假到台湾去看望子女。顾祝同说他不能做主，只能允许范汉杰到杭州做短暂休息。范汉杰真的置东北于不顾，只身去了杭州，在那里他给卫立煌发去一封电报，还是要求辞职。十八日，范汉杰被召回南京，蒋介石很不高兴：“你们都不干，我又能怎么样！”然后脸一沉说：“限二十日回到你的防地去！”范汉杰回到东北后，立即去沈阳面见卫立煌，提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是赴任锦州的最佳人选，因为他知道陈铁是卫立煌的人。而卫立煌却说：“不要辞，不要辞，大家都是老朋友，要共同努力。”——“我已了解卫、廖都对我不满，以及东北局势危机，内部意见分歧，矛盾很多。卫极力拉拢廖耀湘、周福成，也煞费苦心。但我仍以军人服从为天职，在危难之时顾全大局，回到锦州继续供职备战。”

　　至此，锦州未战，将心已乱。

　　卫立煌为锦州设计的城防配备图看起来很美观。按照这个图纸，防御部队以连为单位，每连都要修筑一个坚固的据点，据点由坑道闭锁式子母碉堡组成；连的指挥所要能储存弹药和粮食，还要有厨房、厕所和急救所等设施；阵地外围要挖宽、深都达两米的外壕，并架设铁丝网。虽然修筑工事的部队每天发额外津贴，但是从五月开始直到九月，城防工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且大部分据点都没能按照卫立煌的图纸进行施工，原因是缺少钢筋和水泥。被要求容纳一个连的碉堡，最大的只能容纳一个班，最小的仅能容纳一个步兵组。即使这样，卫立煌来锦州视察的时候，居然还感到比较满意。

　　无论是卫立煌，还是范汉杰，他们都认为林彪不可能绕过长春和沈阳直接攻击锦州。但是，到了八月下旬，范汉杰陆续接到了东北野战军南下的情报，情报说有很多马匹拉着的火炮在锦州与义县之间的大凌河徒涉。接着，义县周围的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与林彪的部队发生了前哨战。而在锦州的南面，空军飞行员的侦察报告说，热辽边区地带夜间运输繁忙，从北面南下的林彪的部队正在继续向南包抄，在兴城、锦西附近与第五十四军暂编五十七师不断发生战斗，此间的铁路和公路也被破坏了。范汉杰终于确信，林彪真的要绕过长春和沈阳直接攻打锦州了。

　　范汉杰立即决定将义县的暂编二十师调回，集中三个军的兵力于锦州阻击林彪的进攻。具体防御部署是：新八军全部集中锦州，归第六兵团指挥，驻守锦州东面的紫荆山到松山一线，其中暂编五十四师守紫荆山，暂编五十五师守南山，八十八师为总预备队；第九十三军附第六十军一八四师担任锦州北面和西南面的防御，重点守备飞机场地区，其中暂编十八师守女儿河、车站一线，暂编二十二师配属一八四师的一个团守自二郎洞向东一直延伸到旧市政府一线；一八四师主力为第六兵团总预备队；由沈阳空运来的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的两个团守笔架山一线。

　　防御部署报告给卫立煌，卫立煌既不同意暂编二十师从义县退守锦州，也不同意新五军从山海关增援锦州。随着锦州机场被东北野战军封锁，空运其他增援部队的计划随即搁浅，范汉杰更觉锦州防御兵力严重不足。让范汉杰担心的还有士气。防御锦州的国民党军主力是第六兵团，第六兵团的基本部队原属于滇军。在国民党军内部，中央军嫡系部队与云南滇军部队间很少来往，范汉杰要求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兼任锦州警备司令的时候，这位云南人说：“这个任务很麻烦，干不了。”五月，同为云南人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孙渡调任热河省府主席。孙渡上任之时得到蒋介石的承诺，说可以把第六兵团所属部队调到热河，这让滇军将领和官兵很是高兴了一阵，他们认为就此可以离开危险的东北了。但是，蒋介石的承诺始终没有兑现，孙渡临走对新上任的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说：“以后的战争是决战阶段了，要小心些。”

　　东北野战军兵临城下，锦州守军的粮食和弹药都成了问题。为了让官兵们吃饱饭，东北“剿总”政工处长主持召开了一个“筹募大会”，号召锦州市民为部队捐款捐物，但是地方官员们却在大会上“挺身而出，为民请命”，说锦州城内物价飞涨，市民的日子已经很苦了，根本无力再拿出任何东西来支持国军。关于弹药，负责后勤的第三处处长说，国防部调来的弹药运到葫芦岛后，全部由卫总司令直接调配，于是它们都被空运到沈阳去了，锦州没有得到一发炮弹——这个处长在锦州城池未破之前就逃跑了。至于粮食，国民党军第十兵站总监说，加上美国救济总署救济的面粉，锦州的粮食只能吃到十二月二十日，因为每天空投的粮食大部分都落到了共军的阵地上，是否派部队去抢？

　　尽管如此，十月二日，当蒋介石空投信件，询问范汉杰对于锦州问题的态度时，范汉杰的选择依旧是“死守待援”。从一个职业军人的判断上讲，范汉杰认为以锦州作为牵制林彪主力的诱饵，廖耀湘兵团从西北、葫芦岛援军从东南，两路大军夹击而来，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决战态势。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廖耀湘兵团推进缓慢，而葫芦岛援军就是打不过塔山，范汉杰突然对自己死守锦州的表态懊悔起来。他终于醒悟到，无论多么合理的作战计划，只要国民党军实施起来，后果往往难以预料。于是，他决定尽早从锦州撤退，撤到锦西与关内来的增援部队会合，然后再掉头与林彪在锦州地区进行决战。六日，他打电报给卫立煌，提出锦州守军撤退计划。卫立煌在回电中口气强硬：“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

　　锦州是华北与东北之间的咽喉要道，自古就有“山海要冲，边关锁匙”之称。尽管范汉杰的城防工事有敷衍之嫌，但终究经过多年的不断修建，锦州城墙高而厚，四个城门外还有外城，形成新旧两城的格局。范汉杰在城内的主要街道上修建了大量的地堡，并结合高大建筑物部署了射击掩体。锦州全城防御被划分为六个警备区和三个外围据点：第一警备区在西南方向，以老城为主，利用城墙形成的环形体系进行防御；第二警备区在西北方向，以合成燃料厂等据点为核心阵地，并与交通大学、省公署大楼相连接；第三警备区在东北方向；第四警备区在东面，以锦州铁路大楼、中纺公司、火车站为核心阵地；第五警备区以第六兵团司令部为核心，控制中正大街的两侧。在外围，有女儿河据点、城北据点、城东南据点等，配备有坚固工事和铁甲列车。范汉杰要求：分兵把守，各负其责。

　　林彪站在锦州北面的帽儿山上，通过望远镜能够看见范汉杰指挥所的屋顶，但他还是心中忐忑。回到山下，他听取了作战处长苏静关于部队攻打义县时挖掘交通壕迫近前沿的汇报。林彪问，在义县挖掘交通壕时动用了多少部队？苏静说，根据二纵五师参谋长汪洋的报告，五师除尖刀连外，其他部队都参加了挖掘。林彪立即口述了一封电报，这个指挥着几十万大军的将领，在电报中甚至规定了交通壕的尺寸和挖掘时的姿势：

　　二、三、七、八、九纵及各师：

　　此次锦州战役各部需充分发挥义县战斗中挖交通沟的经验，各部须严守以下原则：

　　（一）每个师需以六个营的兵力［三分之二的兵力］全力用于挖交通沟，只留下担任尖刀的部队则在后面进行充分的突击准备的军政工作。绝不可只依少数部队挖交通沟。

　　（二）挖交通沟时要有不怕伤亡、不怕疲劳的精神，大胆进至距敌五六十米处，沿途展开由前向后挖，或前后同时挖。

　　（三）每个师要挖五条或三条交通沟。

　　（四）每条沟须高宽各一米达（米达，今统称米）五。

　　（五）挖沟部队可于夜间接近敌人挖，白天撤回休息，以少数部队控制交通沟。

　　（六）挖沟时先须以卧倒姿势挖卧沟，然后逐渐挖成站沟。

　　（七）以上指示必须坚决执行，不可懒散、怕疲劳不执行。今后我东北全军的基本任务是攻大城市，故各部须在此次挖沟中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则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只要我肯挖交通沟，则不管敌火力如何激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丧失作用。

　　（八）各部应立即开始向着自己的攻击目标和地区挖交通沟，此次战役结束后须将挖交通沟作一总结检讨报告。

　　林、罗、刘

　　十月七日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阵中日记》这样记载：“可以说，战役的胜利是挖沟挖出来的。”——夜幕降临，数万官兵拼命挖掘，锦州城四周彻夜都是锹镐之声。天亮以后，城墙外的开阔地上布满纵横交错的壕沟，这些壕沟一直挖到了守军的阵地前沿，国民党军官兵连解放军说话的声音都可以听到，但是就是打不着人，这让他们万分惊恐。

　　攻打锦州外围据点的残酷出乎了林彪的预料。七纵负责攻击城南的一系列高地，其中最高点是罕王殿山，山上有几十座水泥碉堡，由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和暂编五十四师二团、暂编五十五师三团等部共同防守。九日清晨，在炮火的掩护下，七纵二十一师六十二团官兵不顾伤亡连续爆破地堡，于八时三十分占领罕王殿山的南侧，但立即遭到守军预备队的猛烈反击。双方来回拉锯达十一次之多，直到黄昏时分，反击的国民党军才退回城内。与此同时，二十师在左翼攻击大架山，这是一个可以控制北宁铁路的高地，守军为暂编五十五师的一个加强营。二十师五十八团一营于九日凌晨乘夜色穿插，被国民党守军哨兵发觉，穿插即刻演变成强攻。在一营的猛烈攻击下，守军一部逃过女儿河。凌晨五时，二营向主峰发起攻击，在占领几个小高地后，遭到守军的反扑，混战中二营将反击击退。战至十一日，攻击部队越过女儿河继续向前推进。十三日，七纵在打退锦州守军的连续反扑后，攻占飞机场。

　　在七纵的右翼，九纵攻击的是南山高地。二十六师七十七团采用夜间渗透的方法，占领了罕王殿山以东的阵地。这个团的一连在攻击大岭山时，连续冲击均遭守军的猛烈反击，全连伤亡百分之七十后，终于拿下阵地。七十三团于十二日夜袭击刘家屯，守军逃回锦州城内。

　　八纵在东面夺回失守的小紫荆山后，二十四师、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和纵队山炮营及二十三师迫击炮连联合攻击北大营。这个锦州城外修建最早的军营呈正方形，周围地势开阔。十一日清晨，北大营围墙的东北角被炸开，七十团七连在连长靳宝谦的率领下首先突入。十二日，八纵继续向前攻击，二十三师六十七团在八家子歼灭暂编五十四师二团三营的五百多人，直逼锦州城墙。十三日，八纵开始攻击东大梁。东大梁是一个高地，可以俯瞰锦州城东的大部分地区，是锦州东门防御的最后屏障，因此修建有大量的防御工事、火力点、雷场和地堡，守军为暂编五十四师一团一营。凌晨时分，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一营和三营并肩突破。夜雾弥漫，炮兵射击效果不佳，多个爆破组接连冲击爆破出现严重伤亡。天亮以后，攻击按时开始，在守军密集的阻击火力下，三营长安全福牺牲，之后八连长和九连长也倒下了，三营的突击部队攻击受挫。左翼的一营在营长张进、教导员吕作绪的率领下，连续成功地爆破地堡，突击队很快攻占了前沿，冲击中一连长徐殿云负伤，二连副指导员张立春阵亡。锦州城内守军出动两个营的兵力疯狂反击，一营一连幸存官兵只有十七人，二连也只剩下二十三人还在战斗。团预备队二营到达战场后，交战双方陷入混战，直至黄昏，七十一团才最后攻占东大梁。

　　锦州外围防御的重点在城北，守军为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暂编十八师和一八四师各一部。

　　位于锦州西北的合成燃料厂，是日本人于一九三七年修建的。现在，国民党军把这座工厂修成了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以三个巨型碉堡为核心，围绕着子母堡，配备有迫击炮和各种火力，工厂的四周被开辟成空旷的开阔地。二纵六师十八团官兵挖了三个昼夜，把交通壕推进到距碉堡近百米的地方。十日黄昏，在师、团炮兵的火力支援下，十八团发动了攻击。通过开阔地的时候，二营四连的爆破组受到火力阻拦，数次冲击后依旧没能接近碉堡。十一日，十八团官兵们继续挖掘交通壕，这一次，他们挖到了距碉堡仅剩十米的地方，这让合成燃料厂内的守军产生了巨大的恐慌。为了减少爆破地堡带来的伤亡，六师的炮兵琢磨出一种特殊的山炮射击方式，即先用两发不带引信的炮弹对水泥碉堡进行轰击，然后用一发带引信的炮弹最后将其摧毁。十一日下午，攻击再次开始，炮火支援得到了加强，官兵们奋力冲锋，合成燃料厂守军一八四师五五团的一个加强营被全歼。

　　在六师攻击合成燃料厂的同时，四师开始攻击十二亩地据点。这是一个环形的防御体系，控制着锦州城北进出的道路，高地的顶部修有五个巨型碉堡和三十多个子母堡，外围有雷场和两道屋脊形铁丝网以及一道鹿砦，鹿砦外还有雷场。四师十二团官兵连续两天冒着守军的炮火顽强挖掘，最终挖出了近十华里长的交通壕，还构筑了一个巨大的掩体作为攻击出发地和临时指挥所。山炮连的官兵为以最佳射击效果为步兵开路，在附近的一片坟地里隐蔽了十八个小时，将每座碉堡都进行了准确的观察和仔细的测量。炮兵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攻击开始后，十五分钟的炮火准备将守军前沿暴露的工事全部摧毁。六连接着发起冲击吸引守军火力，五连先头排开始了纵深爆破。在通过雷场的时候，由于守军埋设的是压发雷，先头排准备的排雷长杆不起作用，副连长李德明喊：“同志们！停留就是伤亡，往前冲呀！”先头排官兵不顾生死踏雷而上，为后续部队开辟出一条通道。三排冲到外壕边的时候，壕深水深，梯子不够长，部队被阻再次受到火力压制。紧急时刻，后续部队冒死运上来三百公斤炸药，把外壕炸开了一个大缺口，三排冲下了壕沟。梯子已被炸断，战士王天臣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把梯子的一头架在沟沿，一头顶在自己的头顶上，喊：“同志们！从我这里过！”从王天臣头顶上过去的副班长丁占元率领六名战士攻占了一座子母堡。在守军的反击中，指导员罗昶双腿被打断，他坐在地上继续指挥作战。五连包括连部通信员和连队炊事员在内，全部加入了巩固突破口的战斗，副指导员顾金杨率领爆破小组炸毁七座碉堡，扩大了战果。锦州城内的国民党军紧急增援，负责阻击的九连抗击着一个营的冲锋，指导员和一排长先后阵亡。九连一班的阵地是一个突出点，守军的炮火集中在这里，阵地上的官兵全部伤亡，只剩下一名战士还在战斗。这名战士左脚已被打断，他坐在地上扔手榴弹，身边的手榴弹扔完了，就到处滚动收集战友遗体上的弹药。当敌人再次冲上来的时候，他居然站了起来，端着机枪猛烈扫射。敌人的三发子弹击中他的腰部，他倒下来，但很快又跪起来，他撕破棉衣堵塞伤口，然后端起机枪继续扫射。最后，冲上来的三个敌人把他抱住，他用牙齿咬敌人的脸、脖子和鼻子，生生地把一个敌人咬死了，剩下的两个敌人吓得放下他跑了——这个战士名叫马凤歧。

　　十一日下午十六时四十分，十二亩地守军终于举起了白旗。

　　黑山团管区也在锦州北面，这里靠近铁路和公路，是进出锦州的大门。管区以楼房为主，平房和碉堡混合在一起，同样设有外壕和鹿砦等防御设施。六师十六团的指挥所设在合成燃料厂旁的一条排水沟里，十二团指挥所设在刚刚占领的十二亩地中心碉堡里。两个团的官兵又开始挖交通壕，数千米的交通壕挖得又宽又深，有的地段甚至可以通行火炮。十三日上午十时，攻击开始。十二团二营四连突破前沿后，受到守军暗堡火力的压制，架设梯子的战士全部牺牲。三营本是助攻，但突破顺利，于是变为主攻，官兵们很快占领了部分碉堡。由于这里已经接近城墙，锦州城内守军的反击十分顽强，双方多次进入肉搏战状态。十二团官兵利用敌人的尸体作掩体死守阵地。危急时刻，三营长李希权率领官兵以决死的精神端着刺刀反击出去，在国民党军惊恐万状的一瞬间，一营和二营突然发动了冲锋。战斗中，一营长赵先顺、二营长陈殿元和教导员张耀佩先后负伤。战至下午十五时，随着残敌逃进锦州城内，二纵肃清了锦州西北外围的敌人。

　　锦州北面的三纵打得最苦。

　　配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坚固的据点。攻击开始前，七师二十团一营长赵兴元请求担任主攻任务，因为他觉得一营有专打硬仗的传统，且自己对配水池进行过仔细侦察。但是，赵营长也清楚，一旦请求得到批准，包括他自己在内，一营全体官兵将九死一生。配水池是个小高地，与十二亩地、大疙瘩互为犄角，控制着锦州北面出城的道路。伪满时期，这里就修建了大量的钢筋水泥碉堡和砖石结构的永久性工事，后来驻守锦州的国民党军连续加修，以主楼为中心设置了数道环形防御工事，有的地堡的钢筋水泥厚度达到一米以上，炮弹打上去只会留下一个白点。

　　守卫配水池的是暂编二十二师一团八百人的加强营。

　　一营的攻击开始了，三连在西北，二连在东北，双向进行突击。三连很快冲到壕沟里，但是，壕沟里每隔百米就有一个暗堡，三连官兵受到猛烈阻击。更严重的是，守军事先在沟内埋了大量的航空炸弹，当三连进入沟内准备爬上去冲锋的时候，守军引爆了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过后，三连只有指导员一个人还活着。二连在营教导员的带领下也攻进了壕沟，官兵们迅速冲上去，占领了东北角的四间红房子，为后续部队打开一个缺口。赵兴元立即将二连进攻方向改为主要突破口，命令一连加入战斗，他的营指挥所也跟着到了前沿。丢失红房子的国民党守军立即组织反击，所有的火炮和机枪都集中到这里，红房子的屋顶顿时被炸塌。赵兴元命令一连坚守，二连阻击敌人的反扑。反击的敌人攻势凶猛，数次进攻后，推进到红房子墙根。敌人往断壁里扔手榴弹，里面的一连往外扔手榴弹，隔着一道断壁双方谁也不退。一连战士李长修腹部受伤，自知必死的他端着机枪从断壁里跳出来猛烈扫射，直到倒下为止。红房子的混战残酷地持续了七个小时，国民党军的反击多达二十七次，双方官兵的尸体在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堆积重叠在一起。一营的大部分官兵都已伤亡，赵兴元命令把所有的伤员和武器集中在一起，前面倒下一个，后面补充一个。三连三排长刘永秀两条腿被炸断，他对赵兴元说：“营长，我不行了，你得为我报仇！”警卫员小范也受了重伤，赵兴元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鼓励他说：“你一定挺住，我马上就能解决战斗！”小范流着泪把自己身上的干粮袋解下来递给赵兴元，他说：“你要吃饱啊营长！”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营长，我是党员，是打锦州时牺牲的，是光荣的。你一定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是沂水人。”

　　国民党军决心把失去的前沿阵地夺回来，再次出动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两架飞机和五辆坦克的掩护下，向一营的侧后包抄而来。此时的一营只剩下二十多人，官兵们战斗了一天，一粒米一滴水未进，团指挥所决定让一营撤下来，但遭到营长赵兴元的拒绝：“我们营在壕沟里还倒着几十号人，有牺牲的，有受伤的，我们不能丢下他们撤！”他要求团里支援一些弹药，决心继续战斗下去。在赵兴元决定不撤之后，伤员们再次拿起武器，有的战士在自己身上捆好了爆破筒，准备与敌人的坦克同归于尽。最后时刻，团里的火炮推进到公路边开始向敌人的坦克进行轰击。增援的三营到达配水池的西北，侧配合一营发动了攻击。十三日二十四时，三纵七师攻占了配水池守军的最后一个碉堡群。

　　赵兴元的一营五百多官兵，战后只活下来六个人。

　　配水池被攻占后，残酷的战斗在大疙瘩据点打响。大疙瘩是锦州城北一个孤立突出的山头，是国民党军暂编二十二师二团三营防守的重要据点。据点北面临河，阵地核心是一座巨型钢筋水泥母堡，上下两层，四周筑有方形内壕，排列着三十多座子堡。国民党守军凭借着坚固的防御系统，组织起一支“决死队”，“决死队”员在前沿战壕中跪成一排，背着大刀端着机枪高喊：“老八路！有本事就过来吧！”

　　担任攻击的是三纵八师二十四团三营。

　　三营决定由九连担任突击队。

　　十二日十三时，炮火准备之后，九连长杨清河带领三排开始攻击。大个子战士杨增耀抡着大铡刀砍开了铁丝网，但顷刻触雷牺牲。冲过壕沟的二排和三排受到火力压制无法前进。这时候，国民党守军的“决死队”从一条带盖子的沟里突然冲出，二排端着刺刀迎上去，双方立即混战在一起。一排和八连赶到后，“决死队”退了下去。但守军的火力封锁依旧十分严密，后续部队上不来，弹药接济不上，两军混战又使炮兵无法支援，守军的反击一轮接一轮，双方混战到黄昏未分胜负。九连和八连，两个连四百多官兵只剩下四十多人，攻击被迫停止。晚上，二十四团调整作战部署，决定由二连和七连从两侧发动进攻。十三日凌晨，攻击再次开始，守军的“决死队”再次冲出，混战持续到中午，兄弟部队插到了守军的侧后，二十四团的攻击部队炸毁守军隐藏的盖沟后，攻占附近的碉堡，但核心阵地上的那座巨型母堡依旧没能攻克。七连爆破手张成友在接近母堡时倒下；爆破手吴连义再次接近，但很快也中弹倒下；另一名爆破手王玉环接着再上。负伤的吴连义苏醒后往母堡方向爬，在距离母堡三米远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把一根爆破筒塞进了母堡的枪眼，爆破筒很快被里面的敌人推出来，吴连义把爆破筒再次推了进去，并且用身体顶住。与此同时，王玉环也上来了，也把爆破筒塞了进去。两声巨响惊天动地，吴连义和王玉环与敌人的大母堡一起飞上了天空。

　　林彪下达了锦州总攻令，总攻时间是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此刻，塔山方向的四纵未让近在咫尺的国民党援军前进一步，而从沈阳方向增援锦州的廖耀湘兵团仍在缓慢移动，林彪只需关注能否在最短的时间里拿下锦州城了。

　　东北野战军为总攻锦州准备的火炮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九百余门之多，其中重型山炮、野炮、榴弹炮和加农炮多达三百二十余门，而锦州国民党守军的火炮数量仅为七十门。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把火炮推到距前沿仅数百米的射击阵地上，炮口林立对准了锦州城内所有的防御目标。东北野战军还动用了装甲部队，这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的坦克大队，已经发展到三个营的规模，十五辆坦克被火车从北满运到锦州前线，然后官兵们将坦克开过结着薄冰的大凌河，到达锦州北面二十公里处的集结地——在一次城市攻坚战中，投入如此数量的火炮和坦克，这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史中尚属首次。

　　十月十四日，清晨时分，锦州城内的国民党守军首先开炮，掩护步兵向城西北二纵和三纵的阵地发动反击，但是很快就被这两个纵队的火炮打了回去。这个小小的交火过后，城内城外一片寂静。九时三十分，惊雷般的炮声骤然响起，东北野战军的几百门大炮一起将密集的炮弹暴雨般倾泻在城墙上和城内守军的防御目标上，国民党守军立即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锦州城的主要防御工事都集中在外围，城内的工事大都尚未修筑完善，从城外逃回城里的官兵和原来负责城内防御的官兵拥挤在狭小的工事里，而这些工事根本无法承受东北野战军最大强度的炮火轰击。卢浚泉的第六兵团炮兵团逃回城里后，拥挤在兵团司令部旁边，这里根本没有合适的炮兵观察所，但炮兵们怕司令官把他们往城边上赶，谎称这里完全可以射击，于是当城外的火炮轰击开始后，他们奉命还击时只能漫无目标地胡乱发射。东北野战军的炮弹落在范汉杰的指挥部里，他迅速转移到地下室，但是，地下室的地窗玻璃已被震碎，幕僚们惊慌地到处躲避。外面的官兵跑进来，用沙袋把大门堵上。不一会儿，炮兵团的军官跑来报告说：“炮兵阵地已被共军的炮火破坏，我们已经无力还击。”——范汉杰后来回忆道：“我到哪里，解放军的炮兵即跟到哪里，好像完全了解我的位置一样……我军炮弹接济不上，炮兵阵地已被解放军的炮兵所控制，我军发了几颗炮弹之后，解放军炮兵即集中火力向我军炮兵阵地及步兵阵地猛烈轰击，士兵在壕沟里动也不敢动。各部队的电话因炮击而中断，伙食又是送不上去，伤员有时也救护不下来，阵亡的也不能及时埋葬。士气的低落和苦闷是罕见的，城内已成黑暗的死胡同。”预定的总攻时间是十一时，但是由于二纵和三纵在清晨反击国民党军的时候，已经乘势进入到攻击出发地，于是总攻在十时左右提前开始了。

　　九纵突击分队在炮火延伸的时候，扑到南面城墙的突破口。七十五团一连七班是尖刀班，第一名旗手倒下，又一名战士举起红旗继续冲击；战士又倒下了，班长罗恒斌再举红旗，三次负伤之后，他把红旗插到了突破口的左侧。与九纵并肩攻击的七纵，先头部队是二十一师六十一团和二十师五十八团。十时二十五分，六十一团七连越过小凌河，六班一跃登城成功。五十八团突击连还在炮火准备的时候就发动了冲击，官兵们说：“宁愿让自己的炮弹打死，也不愿让敌人的炮弹打死。”战士林鸣和举着红旗冲在前面，登上城墙后，他高举着红旗站在最高处猛烈摇摆，鼓励战友们登城。林鸣和立即成为守军射击的目标，在身中数弹之后，他手里的红旗还在摆动，直到口吐鲜血一头栽倒。八纵从城东突破，担任突击任务的是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一营，在营长毕恩波和教导员乔治州的率领下，一营猛打猛冲，在距突破口百米之处遭到守军的火力阻拦，毕恩波营长身负重伤。第二次组织突击时，师配属的各种火炮和机枪加大了掩护力度，一营终于突破成功，后续部队蜂拥入城。三纵的正面城垣被炮火轰开了一处三十米宽的口子，十九团和二十三团的两个突击营冲过开阔地，迅速接近城墙。十九团一营一连一排战士黄德福首先把红旗插到突破口上，这面红旗已被守军的子弹打得满是弹洞。

　　二纵是总攻锦州的主要突击方向。五师十五团连续爆破防御障碍，坦克分队迅速通过前沿。步兵突击的时候，在守军的炮火拦击下出现大量伤亡。八连二排在排长靳文清的率领下拼死向前，六班副班长尚福林第一个登上城墙。守军的一个连向突破口反击，三连和八连死守不退。五班战斗组长梁士英用爆破筒把反击的敌人逼了回去，守军利用铁路路基构成第二道防御线抵抗。坦克分队的四辆坦克猛烈撞击用石头堵塞的铁路桥桥洞，但是石墙的后面还有一道厚厚的土墙，冲在最前面的坦克被榴弹炮击中，驾驶员王振武负伤。董来扶驾驶另外一辆坦克抵近射击，摧毁了两座碉堡。然后坦克分队集中炮火，将铁路上三节车厢里的守军火力点全部消灭，步兵抵近了铁路路基。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铁路西侧的一座坚固碉堡里突然射出密集的子弹，三连和八连的冲击被压制。五班战斗组长梁士英再次站出来，要求让自己前去爆破。连长答应后，梁士英脱下棉衣，抓起一支爆破筒和两颗手榴弹，向碉堡爬过去。在距离碉堡十米远的时候，他利用一道土坎作掩护扔出手榴弹，然后趁着爆炸的烟雾起身跃到碉堡下，将爆破筒塞了进去。就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爆破筒被守军推了出来；他再次回头塞了进去，但里面的守军还在用力地往外推，这一次梁士英没有松手。他向后看了一眼，听见排长在朝他大喊：“快回来！快回来！”梁士英还是没有松手。来自东北贫苦农家的战士梁士英，知道自己和很多战友一样必须死在这里了，他朝排长喊：“不能回去！不能回去！”

　　爆破筒爆炸了。

　　三连和八连越过铁路路基，朝当面守军杀过去。清晨时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锦州城郊敲开了一户百姓的家门，开门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农家妇女。当听说部队需要一名带路的向导时，妇女看了看停在她家门口的那些拉弹药的大车，说她可以带路。战士说她带着孩子不能去，前边很危险，需要个强壮的男人。妇女说，男人们都去帮大军打仗了，村里再找不到其他人了，她可以把孩子交给他奶奶。官兵们眼泪汪汪的不愿意，可村子里确实没有什么人了，运输队又迷了路。这时候，妇女已经坐上了第一辆拉弹药的大车。运输队到达前沿后，官兵们折了根柳树条让她拿着，说这是事先定好的规矩：凡是手里拿着柳树条的百姓，就证明他们已经帮助过部队了，后续部队就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锦州城郊青年农民金铁九也拿着这样一根柳树条回家了。他家住在城南，仗打起来之前，九纵的一个指挥部就设在他家里。仗打起来之后，他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参加支前，他的任务也是当向导，把部队带到距离锦州城墙最近的地方。城墙附近有敌人的火力，解放军官兵怕伤着他，让他在后面指路，两个战士在他前面，往前爬一段就用手中的小铲挖一个坑，然后让他爬过去藏在坑里躲避枪弹。官兵们不停地对他说：“小心着！擦破了一块皮，我们也没法向你爹你娘交代！”把部队送到地方后，青年农民金铁九举着柳树条往家走，一路上碰见很多举着柳树条回家的乡亲——整整六十年后，当年给解放军带路的农民金铁九已经离世，但是他的儿子金铁光是解放军中的一员，并且至今仍然驻守在锦州城下。

　　东北野战军的坦克冲进了市区，掩护步兵进行激烈的巷战。下午，锦州城内已是一片火海。范汉杰召集锦州指挥所参谋长李汝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炮兵指挥官桂协华，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参谋长殷开本，暂编十八师师长景阳等紧急磋商。他们分析的战况是：塔山方向的侯镜如依旧没有突破阻击的迹象，廖耀湘也被阻击在新立屯地域，而目前共军已经全面攻入市区，市内又没有坚固工事可守，外援无望，只有待毙。范汉杰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大家一致主张向锦西方向突围。遂决定突围部队统一归盛家兴指挥，北面的部队先向北突击吸引共军火力，掩护突围部队从东门出去，渡过小凌河后，向高桥、塔山方向前进，以期与侯镜如的部队会合。

　　黄昏时分，范汉杰、卢浚泉、李汝和、桂协华一起，带着特务团一部，从兵团指挥部北面的坑道向东门移动。他们刚一出动，立即受到火力阻击，特务团猛力回击，掩护他们爬过土墙，越过铁丝网和外壕，到达女儿河边。卢浚泉对桂协华说：“要分成小股各走各的，把武器都丢在河里，不要再喊我司令官，叫我老李，喊范主任老刘。”走到南山的时候，他们再次被发现，于是一伙人跑散。

　　天已经黑了。

　　照明弹和炮弹、手榴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锦州城，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彻夜不绝。

　　高级将领出逃的消息一经传开，锦州守军的士气彻底崩溃了。

　　配属三纵攻城的十七师四十九团一营打到铁路医院时，前面出现了一个举着白旗的国民党军军官，军官喊：“别打了！别打了！”一营长王子玉问：“你来干什么？”军官说：“我们长官说要起义，来联系谈判。”王营长说：“在这种条件下谈判起义，不行！你们只有投降！”军官递上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解放军，我师决定起义，现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保护私人财产；第二，保护家属安全；第三，保留建制。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国民党军新八军五十五师是刚刚组建的部队，由热河地区的地主武装和交通警察部队拼凑而成，主要军官由第六兵团调任。十四日上午城垣被突破后，卢浚泉命令他们夺回锦州北面的阵地，这个把死亡和战败责任转嫁于人的命令把师长安守仁和官兵们惹火了，于是军官们开始商量起义。正在商量的时候，有人报告说范汉杰和卢浚泉准备逃跑，于是起义的事被当即定下来。安守仁师长召集团以上军官宣布起义决定，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东北野战军总部拒绝了五十五师的战场起义，命令其放下武器。

　　十七师顺利地通过五十五师的阵地，攻进锦州老城。

　　十五日下午十八时，持续三十一个小时的锦州攻坚战结束。

　　穿着不合身的棉衣、戴着破毡帽的范汉杰在逃跑的路上遭遇盘查，九纵的战士认为他很可疑，要把他带到纵队部去，他不去，说：“我无话可说，你们枪毙我吧！”于是战士们就拖着他走，拖了几步，他喊：“我的脑袋出血了，不要再拖了，我承认我是范汉杰，快给我上药吧！”战士们把他带到九纵司令部，詹才芳司令员和李中权政委问他做了俘虏有何感想，范汉杰说：“贵军攻锦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没有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大战略家是不会出此一招的。我现在无面见我的部下卢浚泉等将领，我深感对不起他们，我盼望贵军能放我回去，我很想念他们。”

　　范汉杰不知道，卢浚泉已在距锦州十五公里的一个名叫娘娘宫的地方被俘。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在火车站附近被八纵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官兵抓获。新八军军长沈向奎侥幸逃出战场。一年后，改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的他在东南沿海的金门岛，率部再次与解放军进行了一场血战。

　　锦州战役，毙伤国民党军一万九千余人，俘虏（包括投降）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东北野战军伤亡两万四千余人。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

　　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解放全东北人民而战！

　　十九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锦州的胜利，对于东北人民的全部胜利与最后胜利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敌人失去了锦州，其实际意义，就等于失去了全东北。孤守长、沈之敌，从陆上逃跑的后门，从此被紧紧地关闭起来了。东北敌人的最后被歼，及全东北的最后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

　　锦州的失守，对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命运来讲是致命的——锦西侯镜如的增援部队在海边进退两难，廖耀湘兵团在半路上不知所措，被围已久的长春粮弹已绝，兵力空虚的沈阳人心惶惶。至此，东北地区的“大门”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完全关闭。
    慢慢地陷落 “长春是在没有多少战斗的情况下慢慢地陷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记述道，“二十万老百姓早已陆续溜出城，通过火线出去了。人民解放军收割了郊区的庄稼，并为附近农民运送庄稼提供了三千辆大车，城里颗粒未得。蒋只给他的部队空投粮食，而这些粮食还引起了部队之间的摩擦。六十军的士兵都是思念家乡的云南人，他们说大部分粮食都投给‘蒋的嫡系’，美国装备的新七军了。在长春每一个士兵都知道大势已去，但又不敢投降。他们的长官警告说‘共产党杀俘虏’。”

　　长春被东北野战军围困之后，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搭乘美军飞机进入长春，他看见长春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广场，广场的一头是个旧货市场，“买卖从医院和工厂偷盗出来的货物，以及官员们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东西”。广场的另一侧是国民党当局专门处决犯人的刑场。“被处决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据说是共产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据说是间谍。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妇人，罪名是散布谣言。”处决时是在后面用手枪射击，“尸体向前扑倒”，围观的人们随即跑散。“在刑场的上方，高高悬挂着的蒋委员长的画像。画家把他画得咧着嘴，微笑着”。

　　早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策略，并随即组成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任参谋长，统一指挥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四、三十五师，第六纵队十八师，独立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师和一个炮兵团，对长春实施严密封锁。

　　六月五日，林彪、罗荣桓、谭政联名下达《围困长春的办法》，其基本要义是：“断绝对长春的交通与一切商业关系，使城外各地物资，首先是粮食、柴草、蔬菜等项生活资料，不流入长春，使守军得不到长市外围的供应。同时，应用炮火及高射武器控制空域，使国民党军飞机不敢低飞投掷和着陆，以此限制其空运。”长春周围二十五公里以内被划为封锁区，“除军事必须外，应禁止人员车马自由通行”。“为反对长春守军的人口疏散政策”，对从长春成内出来的市民“必须予以相拦”，“使守军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和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减少其粮食之困难”。但特别规定，对出城市民不得“殴打和开枪”，“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

　　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部队十万，被围困的国民党守军也是十万。

　　早在三月间，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认为：“蒋、卫之间在东北撤与守这个战略决策问题上僵持不下，拖延时日，势必要将在东北的这几十万军队葬送掉。”他向卫立煌请假，要求到北平治病，决意离开东北。然而，郑洞国没有走成。先是四平遭到攻击，接着永吉守军第六十军撤退长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和卫立煌的恳留下，郑洞国赴任长春，出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府主席。他后来回忆道：“从那时以后，直到这年十月长春和平解放前夕，我度过了一生最为艰难和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长春四面被围，物资匮乏，士气低落，民心浮动。

　　郑洞国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

　　对于长春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因为这座城市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因此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特别是城市中央的原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四座高大的建筑物，已经成为巨大而坚固的堡垒，不但有坑道彼此相连，而且厚墙铁窗和钢筋水泥的屋顶一般炮弹根本无法击毁。中正大街上的中央银行，外墙全部由坚固的花岗岩砌成，厚度达一米以上，内部存放有大量的弹药、粮食和淡水，还能自行发电，郑洞国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让郑洞国不放心的是长春的部队。

　　长春守军主力是新七军和第六十军。新七军是陈诚于一九四七年冬天以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为基础扩编的，算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全军兵力三万左右，军长是原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但是，在这个军所辖的三个师中，暂编五十六师的前身是伪满部队，被改编时全师虽有七千兵力，但战斗力很弱，师长为新七军原参谋长张炳言；暂编六十一师也是由地方部队改编的，兵力也有七千多，战斗力不比暂编五十六师强多少，师长是新编三十八师原副师长邓士富；新七军全军只有新编三十八师能打仗，这个师基本保持了抗战时期的老班底，兵力一万二千人，且装备精良，师长是新一军原参谋长史说——算得上是国军精锐的新七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可以指望。第六十军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全军三万官兵大多是云南人，自他们进入东北战场以来，在国民党军高层的眼中，这个军一直是个不稳定的因素。先是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起义，接着在吉林地区的作战中一八四师残部和暂编二十一师大部被歼。经过整顿之后，以一八四师番号重组的部队，干脆被调到新五军去了。此时，第六十军下辖暂编二十一师，全师九千人，战斗力很弱，师长为陇耀；暂编五十二师，全师六千人，因为成分复杂，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师长为李嵩；一八二师为老部队，全师一万人，战斗力强，师长为白肇学。

　　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已是隐患，更严重的是，新七军与第六十军之间隔膜很深。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歧视使云南籍官兵充满怨恨。两支部队的防区以长春市中心的中正大街为界，新七军驻守西半部，第六十军驻守东半部，两支部队共同驻防一城，不但互不来往，而且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竟然设置了岗哨，拉起警戒线，俨然随时可能交战的对手。为了稳定第六十军军心，郑洞国上任后，保荐曾泽生军长兼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郑洞国还严厉告诫新七军的军、师将领们，必须注意与第六十军保持友好关系，以在危难时刻能够同舟共济。

　　让郑洞国忧心如焚的还有粮食。

　　上任之初，他就命令部队抓紧采购军粮，但是长春内外已经无粮可买，这导致了军队到市民家中强行搜购。到了五月，长春守军共采购和储存一百五十万公斤军粮。新七军因为驻守的时间长，有家底；而第六十军刚从永吉撤入长春，只能现购现吃，购不到就向新七军借，新七军从自己喂马的饲料里给了第六十军一些大豆和豆饼。郑洞国派部队出击城外去抢粮食，一度打到长春三十公里外的地方，但很快又就被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不仅没有抢到一粒粮食，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都损失了部队，更糟糕的是大房身机场丢了，对长春的补给空运就此中断。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全市进行了一次户口清理和余粮登记，结果表明，无论守军还是市民，长春的粮食只能吃到七月底。

　　此时所有的迹象显示，林彪部并没有再次攻打长春的意图。

　　看上去，林彪是要等着长春自己气数渐尽。

　　空运补给断绝之后，守军出现饥饿现象。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六名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诉说长春守军被围之艰苦境况，并请求派大军前来解围。蒋介石给六位师长每人都回了一封回电，内容大同小异：“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接着，蒋介石给郑洞国发来一封密电，命令他长期固守，叫他把长春市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再允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郑洞国找到市长尚传道。尚市长明确表示：“我不能办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尚传道最后说，即使把全市的粮食都收上来，“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

　　郑洞国决定不按蒋介石的命令办，他自己推出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准许市民留下能吃到九月的粮食，其余的粮食，一半卖给部队用作军粮，一半可以自由交易，但交易的时候必须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哄抬粮价者严惩。结果，粮食问题没有解决，投机倒把瞬间盛行，引起粮食价格一路飞涨。一斤高粱米的实际价格只有几元钱（东北流通券），但到三月价格就涨到千元。飞机空投的万元钞票已经不够用了，郑洞国不得不命令长春银行发行大额钞票，开始时每张价额一百万元，以后逐渐递增到五百万、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最后是一亿五千万。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到了十月已达到两亿五千万至三亿的天文数字。

　　郑洞国不得不采用了“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来对付粮价上涨，到处抓不按政府制定的价格买卖粮食的人。但是，囤积和倒卖粮食的不是手中无粮的普通市民，而是守军中的上级军官、军需人员以及与他们勾结的不法粮商。郑洞国“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军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由于长春的物价比关内其他地区高出成百上千倍，于是，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开始大量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成千亿地汇款，这些钱在长春只能买到几斤、十几斤高粱米，可到了内地就可以换成几十两、上百两的黄金。当长春的生存岌岌可危之时，横财令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顿时成为巨富。

　　随着气候一天比一天冷，长春的燃料也面临危机。国民党守军开始拆民房，砍市内的树木，甚至把马路上的柏油也挖起来当燃料了。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出击，占领长春东郊强行开采煤矿，结果又被围城的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战斗中两百多名官兵被打死，其中包括暂编五十二师三团团长彭让。

　　战争中的受难者首先是平民。

　　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间，同时被困于长春的普通市民处境悲惨。郑洞国回忆说：“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为了减轻城内粮食的压力，同时也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制造混乱，长春规定一个警察要赶出去八个人，一个保长要赶出去三户人家，成千上万饥饿的长春市民开始拥向城东和城南的封锁线，巨大的饥民流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同时，这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把封锁线敞开，不但围城的效果会大大减弱，而且因为人流巨大无法甄别，国民党守军会随着饥民趁机而出；但是，又不能让真正的百姓饿死冻死。九月九日，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东，详细报告了几个月的围城给长春守军带来的巨大打击：大部分守军官兵每天只能用四两大豆维持。最近两个月，长春守军逃出来投诚的日渐增多，目前已经达万人以上，其中正规部队的官兵占投诚总数的一半以上。长春城内由于粮食已绝，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大量饥民开始向我军的哨卡冲击。一开始我军采取阻拦的政策，结果导致大量饥民停留在敌我警戒线之间。因为被赶出来的饥民的身份证件以及财物都被国民党当局没收了，他们已无法返回，几天之内这个中间地带便饿死两千多人。

　　为了饥民的生存，我军三天内收留了两万多人，但顷刻之间，双方警戒线中间地带又被大量饥民塞满。经过反复地研究，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十一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致电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唐天际、解方：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及组织军民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放行开始后，长春饥民蜂拥而出。为收容这些饥民，围城指挥所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数十个收容所。鉴于不少饥民见了馒头拼命吃被胀死的教训，收容所规定一开始只能供应稀饭，然后再逐渐增加馒头。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期间，共向百姓发放救济粮四千多吨，食盐五万多斤，救济金六亿元。关于一九四八年夏秋，长春市民在围困中的死难数字，长期以来说法不一。根据有关数据统计，长春在伪满“定都”时人口六十万左右，抗战结束后减少到五十万。内战爆发后，地处战场的长春动荡不安，城内人口不断外流，一九四八年初的统计人口约为四十万，其中包括十万国民党守军和家眷。在东北野战军对长春尚未形成合围封锁之前，长春人口再次大量外流，普通市民从陆地上跑，地主官僚们乘飞机跑，长春市人口减少至三十万左右。这一数据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全国解放战争史》中提供的“居民约三十万”的数据相吻合。自东北野战军采取放行政策之后，长春出城饥民约二十万，到长春解放时，长春市民统计人口约为“五六万人”。因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后来在回忆录中提供的数据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长春市民可以出城，但是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度日如年。

　　进入八月，长春守军除了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两支主力部队每天有几两高粱米和大豆之外，剩下的四个师只能发代替口粮的代粮金。由于无粮可买，发的钱只能买到一根黄瓜，于是只有熬菜汤喝。卫立煌尽最大努力向长春实施空投，空投的粮食总数约有五千多袋，够十万守军维持两个月，但是其中三分之一落在了城外，剩下的经过长官贪污倒卖之后，真正到士兵饭碗里的所剩无几。

　　饥饿的长春守军开始收到各种各样让他们心情异样的东西：《蒋军官兵投诚通行证》、《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等等。饿得两眼昏花的守军官兵没有心思了解解放军要“漫谈”什么，但是这些传单上的内容还是让他们夜晚辗转反侧。解放军向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三条路：一、困到最后饿死病死，然后城破被歼；二、如果指望向沈阳突围，路上要经过许多解放区，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广大的翻身农民正在等着歼灭你们；三、举行反蒋起义，走革命的光明之路，这样到了解放区可以分到土地，还可以工作和学习。在这些宣传单中，有一些被称为“慰问袋”的东西：一个布袋子，里面除了装宣传品外，还有一个馒头，或者一块烙饼以及其他零星的生活品。袋子送到前沿之后，让守军官兵自己过来拿，或者让老百姓送进去发给守军官兵。中秋节的时候，慰问袋里竟然还有月饼。在送给第六十军官兵的慰问袋里，包月饼的纸上写有这样一首诗：“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长春四周的喊话声此起彼伏。白天还有长官监督，可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后半夜，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解放军官兵通过自制的土喇叭“老乡”、“兄弟”地彻夜呼喊，甚至指名道姓地喊着某位军官或某位士兵的名字：“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为谁？”“出来吧，我们发路费让你回家！”“为什么云南部队和嫡系部队的生活待遇是两个样子？”“我们这里的肉包子管够！”

　　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悄悄跑到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来。第六十军跑过来的最多，开始是零星的官兵，后来发展到集体投诚，跑过来的整班有五十七个，整排有十个，整连有三个。第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一个团长的妻子和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孩子跟随饥民跑了出来，解放军官兵很好地安置了他们，还让他们带着食品送进城去。李嵩的弟弟对哥哥说：“共产党军队很仁义！”

　　在第六十军里，最痛苦的是军长曾泽生。

　　长久地徘徊之后，曾军长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师长，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请他们立即到军部来。

　　曾泽生说：“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如何办。”

　　陇耀师长性格直率，他已经察觉出了什么，所以痛快地表示：“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白肇学性格沉稳，他表示要寻找个万全之策。

　　曾泽生将带领第六十军起义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二十二时左右。

　　此时，东北野战军已经包围义县并开始了外围战斗，沈阳的卫立煌正在为是否将主力从沈阳派往锦州方向的旷野之中犹豫不决，锦州的范汉杰在大军压境之际打来的电报除了沮丧就是绝望。于是，无论对在围困中煎熬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来说，还是对渴望解放长春这个东北重要工业基地的共产党人来说，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就这样来临了。长春城中寂静沉闷，路灯下哨兵的身影清冷孤寥。

　　陇耀立即表示拥护：“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的表情极其痛苦，他最后建议：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官兵解甲归田。他说：“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确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

　　两个师长当即争论起来，焦点是：第六十军是否调转枪口对准蒋介石。争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时仍然没有统一意见。

　　两个小时后，心绪复杂的曾泽生去了白肇学的一八二师，看见白师长“满眼血丝”，仿佛在生一场大病，白师长告诉军长：“从你那里回来后，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曾泽生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过，你知道吗？”白师长悲愁地说：“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曾泽生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白肇学毫不犹豫地说：“更坏！”曾泽生趁势进一步逼问：“那你为什么不同意起义呢？”白肇学默默地望着曾泽生，突然，他抓住军长的手说：“钧座，我赞成你！”

　　尽管蒋介石对滇军一直多有防范，但在东北战局岌岌可危的时刻，他对他的一个军长和两个师长秘密谋划起义之事竟然毫无所知——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地区的云南人，与酷寒中的东北地区的战事纠缠在一起，是国共内战中一件令人感叹不已的往事。在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军至少有两个军的数万云南官兵被困在东北战场上，一个是长春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另一个是锦州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

　　出生于云南永善的曾泽生，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抗战时期就在第六十军供职，从团长升至师长。抗战结束后，滇军被整编为两个军，即第九十三军和第六十军，曾泽生因廉洁自持的品行和治军有方的才干，战胜了包括“云南王”龙云的儿子在内的对手，升任第六十军军长。滇军与蒋介石的关系，自北伐起就一直处在貌合神离的状态中，滇军首领从来都警惕着蒋介石对云南的蚕食。抗战胜利后，一个消息令滇军官兵兴奋异常，重庆国民政府命令滇军部队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本来以为这是云南人的巨大殊荣，谁料正当滇军跋山涉水朝越南开进的时候，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突然进入昆明，包围了“龙公馆”，并向留守云南的滇军发动了攻击。龙云被软禁在南京，已经进入越南的滇军奉命从那里直接去东北作战。龙云托人带话给曾泽生：“蒋介石让滇军去打八路，一是不去，不能不去的时候也要留个心眼，保存好实力就不怕老蒋。”滇军官兵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开赴遥远而寒冷的东北的。

　　自从到达东北战场，第六十军永远被部署在第一线，不断地受到林彪部的打击，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屡屡见死不救。一九四六年五月，一八四师就是在孤守无望、等援无望的情况下在海城起义的。自那以后，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了滇军内部存在巨大的反叛可能，为此，他曾派蒋经国专门对第六十军进行了一次慰问，还不断地给曾泽生发来称兄道弟的亲笔信。但是，这一切还是无法排遣云南人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和对家乡的思念混杂在一起，令在东北作战的云南官兵没有一天不在想解脱的出路。

　　十月三日，因为等待援军无望，而再拖延下去，困守中的部队只有待毙。郑洞国遂命令“拼死向沈阳突围”。清晨，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开始向长春西郊突击，两个小时后部队被打了回来。第二天，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编三十八师再次出击。新七军军长李鸿来到第六十军前沿指挥所，曾军长对李军长说：“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你们还可以。”谁知李鸿也表示出前所未有的悲观：“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盘算，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也就散了！”尽管国民党军炮火依旧猛烈，但就是无法推进到东北野战军的封锁前沿，郑洞国这才意识到：“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

　　十日，蒋介石给郑洞国空投下紧急公函：“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派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也有部队在路上接应。”郑洞国立即通知两个军长前来商议。但是，新七军的李军长说他病了，而曾泽生坚决反对突围：“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既然两位军长是这种态度，郑洞国只好把将领们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

　　十五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来。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下一封措辞严厉的“国防部代电”：

　　长春郑副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十月）灰（十日）电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而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日（十五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不突围是死，突围也是死，横竖都是一死，不如落一个坚决执行命令的军人名声。郑洞国决定：十六日晚准备，十七日“四面出击”，十八日开始突围。

　　这是令曾泽生焦虑不安的一天。十四日，他已将与共产党方面联络的人派出，预定的返回时间是十五日，但是直到十六日中午还没有消息。而目前的局面是，第六十军必须在十八日前起义，否则就要跟随郑洞国突围。一旦长春近十万守军四面出击，混战不可避免，那时候就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命运。坐立不安的曾泽生一直等到黄昏时分，派出去的联络人终于平安返回，带回的消息是：共产党方面接受第六十军起义。

　　曾泽生来到暂编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都被召集起来，曾泽生在陈述了滇军被歧视和排挤的往事以及目前长春守军的困境后，问大家应该怎么办。有人说“军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曾泽生坚持让大家发表看法：“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又有人说可以向沈阳突围，曾泽生说：“我们走不到沈阳，就会被消灭。”突然，一个军官喊：“咱们起义！”大家惊恐地回头看这个军官，又转回头看他们的军长，曾泽生等了一会儿，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你们同意起义吗？”满屋子的军官齐声回答：“同意！”这时候，陇耀师长站起来说：“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钧座下命令！”曾泽生说：“立即向新七军布防。”

　　曾泽生接着去了一八二师，他对军官们说：“暂编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大家一致说：“起义！”曾泽生随即命令一八二师同时向新七军布防。他对白肇学师长说：“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

　　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抗拒——这是一群在异乡饱受苦难的云南人。

　　第六十军中还有一个不是由云南人组成的暂编五十二师。曾泽生以开会为名把师长李嵩和三个团长叫到军部，云南士兵们的枪一下逼住了他们：“和我们一致行动，不然就先枪毙你们，然后剿灭全师！”李嵩用电话把副师长和副团长们都召来，他拉着副师长欧阳午的手说：“起义！起义！别拿脑袋开玩笑！”

　　但是，下午，欧阳午还是给郑洞国打了电话。郑洞国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他知道暂编五十二师和其他两个来自滇军的师素有矛盾，因此认为这也许是第六十军内部发生了矛盾，暂编五十二师在故意夸大其词。郑洞国没有在意。然而半夜，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跑来报告说，半个小时之前，军部附近突然遭到乱枪袭击，第六十军在与新七军的分界线以东加强了兵力，给他们打电话，总机说通往第六十军的电话线在三个小时前被拆除了。

　　如果第六十军起义，长春将有一半城区即刻被解放军占领，那么突不出去的新七军必定面临厄运。

　　十七日拂晓，郑洞国终于接通了第六十军的电话，第六十军新闻处长在电话里对郑洞国说：“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了。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郑洞国要求与曾泽生通话，被拒绝了。但是，郑洞国特别记住了曾泽生转告的另一句话：“决不向您开第一枪。”

　　清晨，长春所有的军政要员都来到郑洞国这里，众人正在商议对策的时候，第六十

　　军政工处长来了，送来曾泽生的一封亲笔信：

　　桂庭（郑洞国，字桂庭）司令官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甚幸，地方甚幸。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戎绥。

　　曾泽生敬启

　　郑洞国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这一天，曾泽生就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向全国发出通电：

　　全国各团体、各报馆转各界同胞钧鉴：

　　蒋介石以权诈盗窃国柄，钳制民意，词严恫吓，假行宪之名，愚弄天下，对外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献媚于美帝国主义；对内不惜摧残国本，制造反人民战争。吾人经八年之艰苦抗战，创痛剧深，莫不希望和平，方冀产生民主政府，建设自由、平等之新中国。讵料蒋介石贪残险狠，倒行逆施，光复以还，变本加厉，时至今日，蒋区人民流离颠沛，水深火热，而蒋政府及其所属官吏之一起贪污腐化行为，会愈积极置国家民族之生死于不顾。吾人出关以来，举凡接收统治人员之贪污狼藉，东北同胞之流离失所，身经目击，为之疾首痛心。尤以今日之长春，死伤枕藉，饿殍载道，推源祸首，实由蒋家集团祸国殃民流毒所致。吾人至此，实已忍无可忍。为争取国家生存及人民生活，誓高举义旗，齐集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参加人民阵线，拥护土地改革，与全国反蒋革命军民携手同心，打倒蒋介石，彻底肃清美蒋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民主、和平、富强之新中国！明及履及，终始此心，在维鉴领。

　　长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及全体官兵同叩

　　十八日，郑洞国决定突围的时间到了，但没有任何部队执行这个命令。

　　沈阳方面派来掩护突围的飞机飞临长春上空，飞行员报告说看见大批部队正向城外走，请示如果是第六十军是否可以实施轰炸。郑洞国的回答是：“算了吧。”

　　曾泽生的第六十军陆续出城，东北野战军接管了半个长春。

　　出城后的第六十军官兵远远就闻见了久违的饭香，解放军官兵已经为他们准备了白米饭和猪肉炖粉条——几个月后，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改编命令发布之后，全体官兵都换上了东北野战军崭新的黄色棉军装。十九日，郑洞国接到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的通报，说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全军放下武器。郑洞国厉声骂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新七军放下了武器，意味着整个长春将被东北野战军占领。

　　此时，在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的地盘，就只剩下郑洞国所在的那座孤零零的中央银行大楼了。

　　杜聿明代蒋介石发来电报，说将派直升机接郑洞国出长春，问市内还有没有可以降落的地点。郑洞国回电说：“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独自待在房间里的郑洞国想及自黄埔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参加古北口抗击日军的血战，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会战，参加中国驻印军队反攻缅北战役，在亚热带崇山密林中艰苦鏖战十四个月，身为军事将领多年征战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万念俱灰。二十日晚二十三时，他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诀别电报：

　　十月十九日下午七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十月十九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五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十月二十日二十三时亲印。

　　二十一日凌晨，跟随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事先与解放军达成协议：中央银行守军朝天开枪，做出猛烈抵抗的样子。枪声大作中，大楼里的郑洞国认为最后时刻已到，他穿好军装，平躺在床上，准备自杀，但发现手枪没有了。正在寻找的时候，几个卫士把他抱住，时任吉林省府秘书长的郑安凡跪在地上恳求他不要走绝路，副参谋长杨友梅接着走了进来，请郑洞国“下去主持大计”。郑洞国下到楼下，看见解放军官兵已经布满大楼前厅。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哈尔滨公报》：

　　于长春放下武器之蒋军第一兵团及新七军全体高级将领，近日已安抵解放区后方。其中主要者计有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立克，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六十一师师长郑士富、副师长宁伟等将校军官百余名。人民解放军为欢迎他们放下武器，特派员沿途妥加护送并予以优待，其家属与所有随从人员及全部行李财产均一路同行。他们一路上看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群众庄稼丰收情景，均感到极其新颖，大部表示愿在解放区参观。昨日路经我第一兵团司令部时，一兵团各首长均先后予以接见，并于今日上午设宴招待郑洞国等。新七军军长李鸿，因正在患病，昨日以专车送往后方医院休养治疗。

　　一九五0年，郑洞国去上海就医路过北京，当年围困长春的解放军将领萧劲光和萧华请他吃全聚德烤鸭，他们希望郑洞国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至于做什么、怎么做，完全尊重他个人的意愿。郑洞国后来回忆说：“共产党人这种恢宏大度的胸襟，使我非常感动和钦佩。”在上海养病期间，他提出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请求，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郑洞国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他接到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请柬。毛泽东和郑洞国同为湖南人，他操着郑洞国熟悉的乡音与他谈天说地，并且亲手给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谈话间，郑洞国突然问了一句毛泽东不知该怎样回答的话：“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郑洞国直到离世一直保存着一本一九四八年他刚到解放区时得到的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他认为毛泽东写得最好的文章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朗朗地笑了，最后他回答郑洞国：“……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一九四八年，东北雪花飘落的时候，国民党军只剩下一个兵力空虚的沈阳以及在沈阳以北呼啸的寒风中进退两难的数十万官兵了。

   短暂的沉寂 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当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包围锦州的时候，国民党军从沈阳出动增援锦州的攻击路线，确实令人匪夷所思。整整五个军的浩荡人马，不是沿着铁路和公路直接向南，取最近的路线奔赴锦州，而是从沈阳向西朝着新立屯方向，乃至向北朝着与锦州相反的彰武方向出动了——这一古怪的选择，无论如何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战略上的玄机，如果不是蒋介石在无奈之中对他的东北将领们作出了某种退让，还能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呢？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廖耀湘兵团应沿北宁线向南，迅速抵达锦州，与塔山方向的增援部队形成对林彪的南北夹击。但是，卫立煌和廖耀湘都不愿意执行这一命令。争论甚久之后，廖耀湘提出向西绕道新立屯增援的方案。廖耀湘的真实意图与卫立煌十分接近：即使沈阳出兵增援，也要等到塔山方向的部队与锦州的范汉杰部队会合之后，才能接近锦州。不然，沈阳守军主力只要一出沈阳，“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定会遭到林彪部主力的分割围歼，最终增援锦州不成，沈阳的主力也没了。廖耀湘对蒋介石振振有词地阐述道：“在锦、葫两地军队未会合进抵大凌河沿线之前，沈阳西出的部队，在时间和空间上，不能够与东进部队直接协同。锦州共军居于内线，那他就可能集中全部主力先打破一翼，最大可能是先打破由沈阳西出的主力。因之，我认为沈阳主力应先集中于新民、彰武地区，完成一切准备，俟锦、葫两地军队会师之后，再东西对进，以夹击共产党军队，才是万全之策。”

　　包括蒋介石在内，谁都能看出卫立煌和廖耀湘的私心：两人都不愿为锦州的范汉杰损失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兵出沈阳会有巨大危险的时候。贸然出兵，一旦失败，锦州未救，沈阳丢失，导致东北战局失利的巨大责任定会落在自己的脑袋上——廖耀湘坚持西出新立屯的意图是：如果锦州真的被林彪攻占，他还可以毫无危险地退回沈阳。蒋介石已经没有时间与东北的将领们纠缠从那条路增援更为合理，他只需要卫立煌和廖耀湘立即向锦州方向出动。他考虑的不仅是将国民党军主力从沈阳撤出的问题，蒋介石决心“与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进行决战”——“在撤退东北之前，一定要给东北共产党军队一个大打击，一定要来一次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

　　十月八日，廖耀湘兵团开始集结。这是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区最豪华的兵团，几乎囊括了卫立煌的所有主力部队：新三军从沈阳出发，向西北方向的彰武攻击前进；新六军跟在新三军的后面；第四十九军跟在新六军的后面；第七十一军和骑兵第一旅从新民出发，向西南方向的黑山地区接近；新一军从辽中出发，目标是新立屯——新一军在抗战时期是闻名世界的远征军，郑洞国和孙立人都当过这个军的军长，现在的军长是潘裕昆。新一军自进入东北后，军作战部门不断给官兵放映各种战斗电影以强化战斗氛围；后勤部门也将随军医生、护士、教员和厨师集中起来办了训练班；政工处长汤道福是个恪尽职守的军官，为了提高官兵士气，他专门从沈阳招募了一批“女政工队员”，在将有点姿色的介绍给军主要长官之后，他在沈阳南昌街五号办起一个“军官之家”，“经常邀约各级部队长由前方来到这里吃喝嫖赌”。新一军代理参谋长陈时杰后来这样描述道：“在廖耀湘带领着我们出动，特别是我们发现前进的方向，好像不是朝着那个倒霉的锦州的时候，各级部队长们很乐意回味那些愉快的时光。”

　　毛泽东对廖耀湘兵团如此兴师动众的增援行动表示出极大的蔑视，他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该部署表示极怕我攻锦打援战法，采取逐步推进、看势行事的谨慎方针。因此你们不要顾虑该敌难于阻止，大约九个师左右即够阻止该敌。”东北野战军的阻击部署是：在彰武以东和东南地区，野战军第五、第六（欠十七师）纵队，节节防御，诱使廖耀湘兵团继续向西甚至向北；在新立屯以西，第十纵队以及配属该纵队的第一纵队三师和独立第二师阻止廖耀湘兵团向黑山、大虎山前进，使其不能靠近锦州。

　　林彪谨慎地在这个方向部署了十个师。

　　九日，五纵在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刘兴元、副司令员吴瑞林和副政治委员唐凯的率领下，在大雨中急行军，于清晨时分到达秀水河子、叶茂台、彰武以北地区，工事还没有修完，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和骑兵部队以及新三军五十四师就到了。五纵官兵立即迎战，十五师在叶茂台、十三师在彰武以北，战斗在双方之间来回拉锯，黄昏时分，十五师在付出极大的伤亡后，基本控制了叶茂台阵地。廖耀湘显然对占领彰武更感兴趣，因此，新三军向彰武地区的攻击十分猛烈。十三师三十八团一营的阻击阵地在战斗开始两个小时后失守，一营官兵撤到一个村庄里利用民房继续抗击。三营和二营在危急时刻两翼夹击收复了阵地。但是，新六军一六九师已经迂回到了三十八团的侧后，三十八团奉命撤退，彰武以北的阵地再次被国民党军占领。

　　晚上，为了诱使廖耀湘继续北进，林彪命令六纵在秀水河子西北、彰武东北地区集结，同时命令五纵撤到彰武的东南方向布防，只留下十四师担任彰武县城的防御。

　　十日清晨，锦州外围和塔山方向同时开始了激战，在锦州西北三百公里之外的彰武，廖耀湘兵团也开始了对县城的攻击。新一军五十师和新三军五十四师在十辆坦克、五架飞机的支援下联合作战，五纵十四师各团在彰武外围阵地顽强阻击，阵地防御战在交战双方武器和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残酷地进行着，突击与反突击、迂回与反迂回的拉锯战持续了八个小时。黄昏时分，五纵与当面的敌人形成对峙。

　　为了不刺激廖耀湘快速增援锦州，林彪决定把彰武县城让给廖耀湘。当晚，十四师撤到新开河的西岸。五纵官兵炸毁了河上唯一的一座水泥桥后，利用河西丘陵地带的有利地形，在通往锦州的各条公路两侧建起了更坚固的阻击阵地。同时，按照林彪的命令，六纵在彰武西北地区集结完毕。

　　放弃彰武带来的最大损失是：东北野战军南下大军的后勤补给线断了。毛泽东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他认为放弃彰武更为有利：“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进占彰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援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时间。”虽然对补给线被切断有思想准备，但是，正在锦州酣战的东北野战军主力急需各种作战物资，特别是弹药的消耗量十分惊人。战后统计，整个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仅枪弹损耗达六百九十七万四千发。供应的中断将对战局产生严重影响。当时，通辽地区是连接哈尔滨至锦州前线的运输枢纽，从哈尔滨运到前线的物资都要在通辽车站转运，当彰武被国民党军占领之后，只能另外开辟运输通道。林彪和罗荣桓要求中共东北局负责后勤的领导“要好好为党负责”。中共东北局当即指派辽吉省委书记陶铸、省政府主席阎宝航星夜赶到通辽，协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政委陈沂，全力打通运输线。最后决定：由内蒙古的甘旗卡，经库伦旗，进入辽宁的旧庙直到阜新，开辟出一条三百余里的通道；再由通辽经内蒙古的余粮堡、八仙筒、下洼，进入辽宁直到北票，开辟出一条长约六百余里的通道。成千上万的百姓赶来帮助解放军修路，数百里的路途上昼夜尘土飞扬，可供汽车通行的道路奇迹般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了。国民党军占领彰武后，南京立即播发了“国军进展神速，击溃共军主力，占领战略要点彰武，切断共军的后方补给线”的消息。廖耀湘认为，西进兵团占领彰武，他的任务到此为止。此时，他已经知道塔山方向没有进展，而锦州的外围已被突破。如果锦州都守不住，还拿什么对林彪的大军实施南北夹击？廖耀湘向卫立煌通报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兵团主力暂时控制在彰武和新民之间新开河以东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前出到新立屯、黑山地区。”卫立煌立即表示同意——这时候，廖耀湘已经为自己想好了一条后路：万一锦州失守，沈阳也守不住的时候，就把部队经过辽中撤往营口。

　　十二日，蒋介石派到沈阳的总统府参军罗泽闿到达彰武。廖耀湘特意带着罗泽闿看了在新开河上架设的浮桥，他告诉罗泽闿，这里的河岸全是流沙，过了河全是丘陵，这些都不利于部队机械化装备的行动，“无论进退都是一个大障碍”。之后，廖耀湘再次阐述了将兵团主力置于新开河以东的建议。卫立煌也认为，廖耀湘兵团主力控制在新开河以东是明智之举，如果渡河前进的话，万一锦州失守，部队将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但是，罗泽闿认为，这一部署与委员长的命令不符。罗泽闿一回沈阳就给蒋介石发报。晚上，蒋介石电令廖耀湘：星夜渡过新开河，进占新立屯，然后向锦州前进，“如再延误将以军法从事”。廖耀湘接到电报后心情沉重：“你们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送掉兵团的主力，那我也不能再负责任，就由你们去吧！”

　　十四日清晨，廖耀湘下达了全军渡过新开河的命令：新三军的十四、五十四师和暂编五十九师渡河后向新立屯开进；新一军自己架设便桥，由东向西突击新立屯；新六军和第四十九军在新三军、新一军的后面跟进，后卫部队最迟十六日全部渡河；第七十一军和二七师三旅渡河后向黑山推进；第四十九军以一个师在彰武担任侧后掩护。

　　廖耀湘知道，兵团自渡过新开河后，就“再没有向沈阳后顾的余地”，除了一直冲到锦州城下，别无更好的出路。他只希望锦州的范汉杰能够多守几天，好让他的部队进占新立屯，然后越过阜新直逼义县。当然，由此立下巨大的战功也说不定。此刻，第七十一军先头部队的前锋到达黑山地区，这里距离锦州已经不远了，部队的顺利推进证明这一地区还没有林彪的主力，大军冲过黑山应该不是问题——廖耀湘得到的战报并不准确，第七十一军距离黑山还有六十里以上，距离锦州更有两百多里，官兵们正为总是把他们放在前锋的位置而满腹牢骚。

　　第七十一军是中央军嫡系部队，但不是廖耀湘的基本部队，军官大多是原军长陈明仁提拔起来的，大家总觉得跟着陈明仁军长不会吃亏，跟着廖耀湘就很难说了，因为在国民党军中，最高长官往往珍惜自己的基本部队，危急时刻惯于牺牲非基本部队。更重要的是，第七十一军现任军长向凤武和他的师长们都与廖耀湘结有宿怨。一九四六年攻打四平的时候，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暂归当时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结果八十七师损失惨重，廖耀湘把责任全部推到师长黄炎身上，导致黄炎被蒋介石“撤职查办”，时任副军长的向凤武也受到“申斥”。现在，不但黄炎重新当上了八十七师师长，而且向凤武还当上了军长。可是，第七十一军又一次归廖耀湘指挥了，军官们普遍认为廖耀湘定会把他们当作替罪羊。为了以防万一，该军在出发前已经做了善后工作，包括把下级军官的家眷全部迁入沈阳，还有一小部分干脆迁往了关内。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边打边撤，廖耀湘兵团顺利地进占新立屯。

　　十六日十八时，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占。对锦州战况不甚了解的廖耀湘，受到顺利进占新立屯的鼓舞，立即下令十七日继续向阜新推进——“当时我心里已经决定，不管十六日第七十一军是否能占领黑山，兵团主力十七日立即向阜新跃进,黑山交第七十一军继续攻击。”

　　十七日拂晓，廖耀湘接到暂编六十二师师长刘梓皋从塔山发来的电报，电报说：“锦州已被共军占领。”廖耀湘立即给沈阳的卫立煌打电话，要求“一切马上须重新考虑”！卫立煌也说：“很严重！应该好好考虑！”

　　在此之前，由于锦州的范汉杰是否能守得住，塔山方向的侯镜如兵团是否能够突破阻击到达锦州与范汉杰会合，一切都是未知数，因此廖耀湘并没有更长远的忧虑，唯一要想的是自己别推进得太快，至少要等侯镜如与范汉杰会合之后再说。现在，前面的锦州突然没有了，身后的沈阳也有了相当的距离，廖耀湘在这个瞬间感到了不知所措。

　　十月十五日下午，蒋介石又一次飞抵沈阳。无法得知他的座机是否飞越了锦州上空，他是否最后一次俯瞰了那座城市——那个时刻，锦州城内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范汉杰已经逃往城外的旷野中。接着，在蒋介石的要求下，杜聿明也到达沈阳。

　　杜聿明发现蒋介石的思路已不甚清晰。蒋介石说，他已经给锦州的范汉杰和长春的郑洞国都空投了信件，让他们能守就守，不能守就赶快突围。特别是长春的郑洞国，如果不赶快突围的话，沈阳就不能等他了。杜聿明虽不敢明言，但他认为锦州和长春，无论退与守，都关系到整个东北的总体战局，应该与卫立煌等东北将领们商议之后，再作决定。况且，目前两座城市的守军都已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郑洞国突围时被林彪歼灭，林彪定会掉头全力围攻沈阳，那时候东北的局面将不可收拾。但当蒋介石追问他的意见时，杜聿明却敷衍地说：“目前敌我情况未明，很难提出意见。”蒋介石让杜聿明去廖耀湘那里了解情况。

　　与杜聿明一起乘火车赶往廖耀湘兵团部的，还有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和第二厅(情报厅)厅长侯腾。廖耀湘在新民火车站迎接了他们，然后一行人驱车去新立屯前线视察。这时，已经是十六日的下午，廖耀湘把他得到的关于锦州危急的消息透露给杜聿明，并表态说：“如果范汉杰能守住锦州，飞机再能够及时空投补给，由塔山方向和我这个方向共同夹击前进，是可以成功的。”

　　显然，这样的表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廖耀湘最后告诉杜聿明，他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立即停止刚刚下达的向阜新跃进的命令。杜聿明立即从新民返回沈阳，到达时已是十六日深夜。

　　卫立煌的参谋长赵家骧向杜聿明通报了锦州守军被歼的消息，然后告诉他说委员长已经走了。

　　蒋介石从沈阳直飞葫芦岛，在那里大骂了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同时命令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立即收复锦州。然后，他飞回了北平。

　　十七日，是蒋介石混乱不堪的一天。他先从北平给卫立煌空投了两次手谕，前一个手谕的内容是：“据空军侦察报告，窜锦州共军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令廖耀湘兵团迅速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攻击前进”；第二个手谕的内容是：设法增援长春，帮助郑洞国突围。不久，蒋介石就接到报告：卫立煌坚决反对廖耀湘继续推进，但他也没有命令廖耀湘撤退——锦州已经失守，卫立煌认为廖耀湘兵团“再无西进必要”，应该迅速撤回，否则有被“包围消灭的危险”。但是慑于蒋介石必须收复锦州的命令，他又不敢独断下令廖耀湘兵团撤退。紧接着，长春郑洞国的电报也到了，说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经宣布起义，新七军也放下了武器，此刻他正单枪匹马带领卫士孤守大楼，“殊死作战”，并准备“以死保命”。第二天，蒋介石再飞沈阳。

　　到达沈阳后，蒋介石召集东北将领开会，强硬地命令卫立煌和廖耀湘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同葫芦岛、锦西间已集中的部队，一举收复锦州。”卫立煌坚持不表态，无论蒋介石如何催问，他都是左右躲闪，含糊其辞。蒋介石又让杜聿明表态，杜聿明说应该先研究一下是否能够收复锦州。赵家骧摊开地图，详细介绍了当前林彪部的兵力分布情况，最后的结论是：林彪的总兵力“超过我军近两倍，而且无后顾之虞，可集中力量同我决战。我军既要保沈阳，又要收复锦州”，目前部队处在南北两线分路推进，有被林彪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继续攻击锦州的计划要慎重考虑。这一分析显然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又让身边的罗泽闿表态，罗泽闿愿意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办事，他说委员长的看法是对的，我们的空军和炮兵都具有优势，定可南北夹击一举收复锦州。

　　此时，蒋介石已经决定放弃东北，他的目标是：“将东北各精锐部队撤回江南，保卫南京。”而从东北撤退有两条路，即经锦州从陆路撤退，或经营口从海路撤退。蒋介石极力主张收复锦州从陆路撤退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林彪的主力部队因攻击锦州损失巨大，国防部的统计数字是“毙伤匪六万以上”。因此，蒋介石认为，林彪的主力部队非经一个月的休整不能再战，而廖耀湘的新一军和新六军都是颇具作战实力的部队，再加上空军和优势炮兵的支援，一举击退锦州的共产党军队应该没有问题。其次，林彪的主力打下锦州之后，有向锦州四郊转移的迹象，这说明锦州城内不会有多少共军了。再者，如果从海上撤退，由于运输力量不足，庞大的部队难以全部安全撤出。只有全力打通锦州的陆路通道向华北撤退，才是最快捷有效的办法——蒋介石的想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从海上撤出东北地区如此庞大的部队，运力不足姑且不说，没到海边就将会遭到东北野战军的分割围歼；即使到了海边，因为要等待船只，大量部队麇集海滩，一旦遭到攻击，岂不要被赶下海去？只有把已关闭的“大门”重新打开。

　　但是，会议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达成任何决定。

　　心情恶劣的蒋介石当晚飞回北平去了。

　　蒋介石不知道，廖耀湘不但没有向锦州继续推进的想法，而且根据自己的计划已经准备带领整个兵团向营口撤退。廖耀湘经过反复陈述，终于得到杜聿明的勉强首肯，杜聿明附加的条件是：退到营口地区后，经盘山、沟帮子向北打，与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会合。廖耀湘立即部署向黑山发动攻击。

　　廖耀湘的部队从彰武、新立屯、新民向南，无论是去营口还是去锦州，都必须经过黑山——“我当时认为准备行动中，最急要的一着，是先攻占黑山。因为无论向哪个方向行动，出营口、退沈阳或继续向锦州进兵，都以先攻占黑山为有利。”在命令第七十一军全力攻占黑山的同时，廖耀湘把自己的计划向他的心腹将领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新六军军长李涛透露了：“必须立即行动或采取预备行动，在必要时独断专行，尤其而后战况千变万化，不可能也不可以等待蒋介石每每不合时机的指示。”廖耀湘的决心是：“只要能救出兵团主力，我就决定干，个人的罪责，出去以后再说。”

　　应该说，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占领锦州和长春后，在国民党军的东北将领中，头脑还算清晰的就是这个廖耀湘。作为在一线直接指挥部队的将领，他更多关心的是官兵们的出路——就东北战局未来发展而言，如果廖耀湘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廖耀湘兵团能够迅速移动到营口，而不是整整五天原地不动，整个战役的走向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十八日晚，廖耀湘一切准备完毕，他打电话给卫立煌，报告明天拂晓进攻黑山。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卫立煌犹豫了，他说明天蒋介石要在北平召集会议，还是等他从北平回来之后再作决定。廖耀湘不知道，他的等待是致命的。

　　从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开始，东北战场上的态势微妙而复杂，国共双方的主力部队近百万人，聚集在辽东那片相对狭窄的地域内，相互的距离很近，彼此的位置没有多少秘密可言，各自的调动也很难隐蔽进行。国民党军方面，大城市只剩下孤独的沈阳，据守已经失去意义，但主力部队依旧有数十万之众，装备精良，能够得到空军的支援。且这些部队大部分已处在运动战状态，随时可以机动。就撤离东北的最终目的而言，夺路而出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只要调动合理，运动迅速，在锦州附近与东北野战军进行决战的机会是存在的。而在东北野战军一方，攻占锦州之后，死守既不是明智之举，也不是战略目的。虽然东北的“大门”已经关闭，但攻打锦州的主力部队仍处在两面受敌的态势中，沈阳和长春仍在敌手，海岸港口也在敌人的控制中。因此，无论是选择葫芦岛方向的侯镜如兵团，还是选择新立屯方向的廖耀湘兵团，都必须迅速调动部队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围歼，在国民党军还没有来得及机动之前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打击。这也是毛泽东“关门打狗”的战略设想的要义。

　　在双方都存在战机的情况下，战机很可能稍纵即逝。

　　任何一方的犹豫不决，都将导致彻底的被动。

　　国共双方的决策层开始了紧张的磋商，这是战争智慧与政治意志的空前较量。早在部署攻击锦州作战的时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提出了“先攻锦州再打锦西”。那时，他们并没有把持续攻击的目标，定在从沈阳出来的廖耀湘兵团上，而是选择了葫芦岛、锦西方向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因为，打下锦州之后，主力部队距离锦西很近便于调动，而且锦西的国民党军相比廖耀湘兵团数量不大。这一战役设想一直持续到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之后。

　　但是，毛泽东有一个巨大的担心，即此时国民党军可能从东北全面撤退。沈阳守军先接应出长春的郑洞国部，在锦州已被我军占领的情况下，走陆路撤入华北将很困难，那么由营口走海路撤退的可能性很大。营口港封冻的时间是十一月，那么，国民党军必须在十一月以前从海路撤退，否则就走不了了。之前，坚决主张先打锦州，就是为了关闭“大门”，不让东北的国民党军撤入关内；现在，如果蒋介石从海上撤退的计划得以实现，不但原来设想的战役目标没有完满达成，而且一旦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撤入华北和中原，势必严重影响已经启动的淮海战役的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迅速打下锦西和葫芦岛，继而封闭营口港，不但可以寻歼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更是彻底关闭东北“大门”的战略设想的延续。

　　但是，十七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认为不宜对锦西立即发动攻击，而应先集中力量解决长春突围之敌。理由是：锦西方向的敌人不敢单独向锦州靠近，必等廖耀湘到达相当位置之后才可能前进；而留着锦西之敌不打，就可以一直诱使廖耀湘兵团继续南下，使他们距离沈阳更远。如果廖耀湘坚持不动，就向锦西之敌佯攻，目的还是诱使廖耀湘大胆前进，一直把他引到打虎山、沟帮子、锦州一线，再将其分割围歼。而在这期间，先把长春解决了。

　　当天傍晚，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提出：“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十一月前完成夺取锦、葫任务。”毛泽东的分析是：如果开始攻击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兵团就有可能增援，于是就不能在十一月港口未封冻前从营口撤退。只要廖耀湘兵团不撤，打完锦西和葫芦岛之后，再回头慢慢将其吃掉。当然，如果蒋介石不顾一切要将主力从陆路撤退，显然更应该迅速攻占锦西、葫芦岛、山海关、唐山一线。毛泽东最关心的是时间，他询问林彪：“锦州作战我军伤亡及缴获情形，你们觉得打锦、葫有何困难，仅休整十五天能否作战，均望告。”之后，毛泽东又补充道：“如你们能于两星期内，完成休整及攻锦、葫的准备工作，于长（长春）、沈（沈阳）刚刚会合之际，即发起攻锦、葫，必出蒋、卫意料之外，若你们能以十五天左右时间攻克锦西，则沈阳增援必难赶到。”十八日，长春守军第六十军起义之事已经明朗，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告知部队已经开始进行攻击锦西和葫芦岛的侦察与准备。中央军委回电，再次强调了迅速派出部队置于沈阳与营口之间的重要性：

　　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据悉蒋介石在天津征集五万吨轮船，似是准备十一月从营口撤兵……假如蒋、卫利用你们打锦、葫的时机，迅速全军退至营口据守，利用海道运粮接济，然后逐步运向津榆（天津至山海关）或华中，则有使你们无法阻止之虞。我们不知道你们部队是否可以利用蒋、卫踌躇不决之时，很迅速地攻下锦、葫，然后迅速以主力回围沈阳。即使如此，攻锦、葫总需相当时间，而营口方面全无守备。因此，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第六十军起义）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七军［假定该部反正的话］外，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十一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

　　十九日，战场态势出现了新的情况：由于廖耀湘命令第七十一军迅速占领黑山地区，而塔山方向的国民党军依旧在试图突破阻击线向锦州推进，这似乎说明蒋介石并没有将东北的国民党军从海路撤退的意图，而是仍然坚持着从东、西两面向锦州夹击的作战计划，于是，林彪有了新的战役设想：

　　……如沈阳之敌仍继续向锦州前进时，则等敌再前进一步后再向敌进攻；但有若干征候敌不再前进，或有向沈阳撤退转向营口撤退的象征时，则我军立即迅速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方法，将新一、新三、新六、七十一、四十九军全部歼灭，使之不能退回新民、沈阳和退至营口……

　　林彪的理由是：部队攻击锦西，须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海岸“与敌十二个师作战”，海岸的狭窄地带不利于部队展开，且敌人在那里已经筑有坚固工事，“战斗不能很快解决”。而如果这时候廖耀湘兵团趁机攻打锦州，则会使我军“既打不下锦西，又未能消灭向锦州前进的敌人，则对我不利”。当天下午，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东北野战军改变先打锦西和葫芦岛的计划：“如果长春事件(第六十军起义)之后，蒋、卫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

　　此时，国民党军高层依旧在钩心斗角。应蒋介石之召，杜聿明和卫立煌同去北平，在飞机上他们达成一致，即共同抗拒蒋介石收复锦州的计划，迅速将廖耀湘兵团撤回到新民地区，等部队准备好之后再说收复锦州之事。杜聿明提醒卫立煌，如果蒋介石提出从东北撤退，只能从营口采取海路撤出，绝不能通过锦州从陆路往外冲。卫立煌对此有些犹豫，说等见到蒋介石再说吧。两人在午饭前到达北平。

　　下午，会议在蒋介石下榻的东城圆恩寺行邸举行。这又是一个争吵不休的会议。卫立煌坚持固守沈阳，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两个人的对立令会场上弥漫着焦灼不安的气氛。当杜聿明表示他也倾向于卫立煌的意见时，数天以来，被东北战局弄得身心疲惫的蒋介石突然发怒了，但是他的话却令与会者颇感意外：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结束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再不向前推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了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

　　杜聿明了解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已决心放弃东北，但为了顾全个人的声誉、国际的影响和国内的政治压力，他绝不会让放弃东北的命令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他需要部下把这个建议提出来，然后他做出勉强批准的样子，以防今后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人来为他背负这个历史责任。于是，杜聿明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东北的国民党军全部从营口撤退；二是以营口为后方基地，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如果攻击成功就收复锦州，如果不成就经黑山地区向营口方向撤退。显然，第二方案基本符合蒋介石的意图。但是，卫立煌一直闭口不言。而傅作义在蒋介石的逼问下不得不表态时，却说了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这是两条心。”

　　会议进行到傍晚十八时仍没结果，由于傅作义要请卫立煌和杜聿明吃饭，蒋介石只好宣布“吃了饭再来开会”。

　　晚饭之后，杜聿明说他“腰疼坐不住，不能去开会了”。傅作义和卫立煌也表示不去开会了。

　　傅作义询问卫立煌：“听蒋先生今天的言谈，沈阳没救了，我们华北该怎么办？”卫立煌沉默良久，对傅作义说出了肺腑之言：“廖兵团一完，按共军过去的作风，两个月内可以消化完毕，那时林彪就会增加到百万大军。因此，你绝不可守城。国共问题是可望用政治来解决的。蒋的政权是否存在，只是少数人的生死存亡问题，不是中国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卫立煌的话震动了傅作义——整整二十年后，当重病在身的卫立煌躺在北京的医院里，医生禁止一切来访时，只有傅作义在卫立煌的坚持下进入了他的病房。傅作义对卫立煌说：“过去那么大的困难都过来了，这点病算什么。”卫立煌用微弱的声音回答傅作义：“这次你帮不上忙了。”——当年的那个晚上，卫立煌临走时，傅作义对他说自己绝不会让北平古都遭到破坏。

　　蒋介石一直在圆恩寺行邸中等着，最终谁也没来。

　　杜聿明觉得自己在这里完全是自蹈泥潭，东北的战局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而眼下徐州方面已经十分紧张，于是决定明天一早向蒋介石提出立即回徐州。杜聿明没有想到，深夜，总统府参军罗泽来了。罗泽直截了当地说：“老头子要你到东北去接替卫立煌，要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杜聿明非常干脆地回答：“我有病不能去。”接着，两个人开始了冗长的谈话。罗泽反复给杜聿明戴高帽子，说老头子认为只有你才能挽救东北，特别是在卫立煌和东北的将领们都不听指挥的时候，老头子希望你能为他为国家分担责任。杜聿明坚持说，卫立煌有才能，完全可以处理好东北的战局。他还特别强调了自己负责的徐州方面的危机：“现在徐州的部队都沿铁路线摆着”，“万一共军发动攻势”将败得一塌糊涂。东北已经这般模样，谁也不能撒豆成兵，现在主要的是徐州，万一徐州出了事，别说南京危急，连半壁江山都可能没了。至于东北，老头子应该赶快决断，能守就让卫立煌守，不能守就赶快从营口撤退，免得被林彪一口一口地吃掉。谈话持续到凌晨二时，罗泽最后问：“那么老头子的命令下来你怎么办？”杜聿明说：“就是下命令我也不去。”罗泽走了。

　　两个小时后，二十日凌晨四时，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去一封在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电报。共产党高层迅速统一意见，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决策，显示其拥有赢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上下一致，官兵一心。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对国民党军从营口撤退的巨大担忧——事实证明，当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的担忧部分地变成了现实——这封重要的电报，其意义在于共产党人已经下定决心全歼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

　　（一）你们行动方针已有电示，即不打锦、葫而打廖耀湘。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建议，如廖耀湘兵团继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象征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

　　（二）因敌有随时退至营口可能，望令十纵准备。一经发觉敌有退营口的象征，即兼程开营口守备。（三）高（高岗）、伍（伍修权）建议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由钟伟（第十二纵队司令员）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二十四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唯十纵仍须准备从打虎山开营口，以占先机。当然，十纵目前可在打虎山不动，待敌有退营口征候时迅开营口。

　　（四）高、伍又建议以其余各独立师及二线兵团，由萧（萧劲光）、萧（萧华）指挥，向法库、彰武、新民急进，配合锦州主力歼敌，我们认为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惟第一，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共六个师开鞍山、海城是否足够，如敌全力退营口，我六个师恐难抵御，是否应该加一二个独立师于营口方面。第二，去彰武、新民与敌接触的时机，不可过迟，也不可过早，似宜适时隐蔽开至法库以北，待你们主力业已发起攻击，抓住了廖耀湘时，突然断敌向沈阳退路为宜。以上两点请酌复高、伍。

　　（五）蒋介石十五日到沈阳时，即携杜聿明同来，是帮助卫立煌指挥撤退的。外国通讯社十八日讯，蒋介石又到沈阳。目前数日是敌决策时机。撤退是十五日就决定了的，如何撤退则或许昨、今两日已经决定，或者尚待决定，并且决定之后又可改变。望你们密切注视这数日的动态，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林彪立即构想出一个规模巨大的歼灭战蓝图：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北上，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截廖耀湘兵团，不让他继续南进再占锦州；同时在黑山的东北方向，把廖耀湘向沈阳撤退的后路完全堵死。由此，对廖耀湘兵团形成一个巨大的合围圈，死打硬拼，最后将其完全歼灭。二十日早上六时，彻夜难眠的杜聿明站在了蒋介石行邸的大厅里。这是杜聿明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他不愿意去东北，但他又是蒋介石的门生，从黄埔毕业后就一直追随蒋介石，直至成为国民党军中级别甚高的将领，他不愿意有违蒋介石的意志。杜聿明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看见罗泽从楼上下来，罗泽对杜聿明说：“老头子要你去。”

　　杜聿明与蒋介石的谈话进行得十分艰难。杜聿明说徐州形势很紧张，蒋介石说现在东北最为重要；杜聿明说现在东北士气不振，员额不全，需要整补才能打仗，蒋介石说有空军和火炮的优势就可以打。当站在一旁的罗泽再次附和蒋介石的时候，杜聿明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他对这个“一步登天的小鬼”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当年秦王伐楚时，曾问李信和王翦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年轻气壮，说只需要二十万，老成的王翦说至少需要六十万，秦王当即就把王翦撤了职，结果李信大败而归。杜聿明讲完才说，既然罗参军有这样的高见，请校长让罗参军去给卫立煌当参谋长，这样既不需要改变指挥机构，还可以达到速战速决的效果。罗泽一听，吓坏了，忙说：“不能去，不能去。”杜聿明问蒋介石“收复锦州有几分把握”，蒋介石说“六成把握总是有”。这令杜聿明十分吃惊，六成把握就敢决战，蒋介石不是急糊涂了就是老糊涂了。他不顾礼节反驳说：“算到六成，只有失败，没有胜利。”蒋介石停顿了一会儿，说出一番话，还是关于美国人的：

　　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的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

　　如果杜聿明的回忆准确无误的话，便可以解释国民党军在东北被全歼的根本原因：如果廖耀湘兵团迅速从营口撤退，尽管毛泽东反复提醒和催促，但当时东北野战军还没能在营口方向形成阻击线，国民党军主力是有可能撤出东北的。但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挽救军事和经济的困境，蒋介石只有屈服在美国人的旨意之下：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的东北全部被共产党人拥有，美国的军事影响至少需要维持在中国东北的“大门”附近，即占据锦州、葫芦岛、营口一线的海岸线和狭窄的辽西走廊咽喉部位，这样才能遏制苏联把中国的东北变成共产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美国顾问团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他们哪会考虑东北国民党军的处境？最后，杜聿明再次陈述了他昨天提出的两个方案：决定撤退就要赶快撤，不撤就整补部队之后再打仗，而整补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至少需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蒋介石连说：“太久了！太久了！”说到杜聿明上任东北的问题，杜聿明不敢说坚决不去，但提出必须补充兵员和装备的条件。蒋介石一听还需要他向东北增兵，再一次火了：“为什么共军能打游击，就地筹粮，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到？你们黄埔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畏敌，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杜聿明已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身不由己地说出了“我应该不计名利，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话。蒋介石立即表示：“既然你如此不计名利，去东北给卫立煌当副总司令吧，司令部设在葫芦岛。”杜聿明觉得自己无力推托，他对蒋介石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就由您决定好了。”蒋介石想都没想就说：“葫芦岛重要，就这样决定，你去葫芦岛指挥。”——多年后，杜聿明回忆当时的心境时说：“算了吧，反正江山是他的，部队是他的，他要丢就丢，要送就送。万一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从营口撤退不下来，我就有杀头之罪。我作为他的部下，只好接受他的命令。”

　　二十日下午，杜聿明就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命令发布——国民党军在东北存在三年，由杜聿明开场，也即将由杜聿明结束。这一天傍晚十八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签发了《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

　　……我东北全部兵力将更大集中南线作战，兵力之雄厚为空前所未有，以此压倒优势的强大兵力，杀向居于极端劣势的敌人，是无往不胜的。各部在此形势下必须有连续打大胜仗的雄心，一口吃掉敌人七八个师至十数个师，一次俘虏敌人七八万至十数万。因为客观条件与我们主观力量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在锦州、长春已取得圆满与伟大的胜利，但我们绝不能满足这一胜利。应该乘胜扩张战果，不让敌人有喘息整理的机会。由于敌之退路已被我堵住，敌必拼死挣扎，企图逃脱其覆灭的命运，故战斗会是极其激烈的。我各部决不可轻敌，不可因为打了胜仗漫不在意，必须像锦州战斗一样，以勇猛果敢、前仆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

　　杜聿明和卫立煌一起返回沈阳。在飞机上，卫立煌明确表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无奈的杜聿明只好打电报让廖耀湘到沈阳开会。

　　心急如焚的廖耀湘立即从新立屯赶赴沈阳。

　　东北将领们的会议瞬间就变成了无休止的埋怨和泄愤，最后唯一达成的意见是：无论是从海路撤退，还是争取收复锦州，都得先把黑山攻下来。深夜，廖耀湘返回新立屯。卫立煌和杜聿明彻夜难眠。杜聿明的担心是：如果廖耀湘兵团行动迅速，就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卫立煌问：“那沈阳怎么办呢？”杜聿明的看法是：“沈阳久守是无望的。”卫立煌马上说：“新立屯的后路一断，黑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退不到营口，也可以退到沈阳。”后来，杜聿明回忆道：“卫的意思还是尽可能巩固沈阳，而不愿廖兵团从营口撤退。当然，蒋介石的内心是决定放弃沈阳，但又不明确对卫指示，而要卫以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守沈阳，卫当然感到兵力太少，想把廖兵团拉回沈阳。”但“卫又迫于蒋介石”的严令，“不敢事先毅然决然将廖兵团撤回沈阳，想等到情势危急再令其撤回”——卫立煌不会想到，一旦情势真的危急了，廖耀湘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国民党军高层的这种各有所私，断送了廖耀湘兵团整整五个军的兵力。

　　第二天，杜聿明飞往葫芦岛，他发布的命令是：自二十三日起，恢复由塔山向锦州的攻击。

　　二十一日那天，国共两军中各有一支部队接受了攻击命令：廖耀湘兵团的第七十一军奉命以两个师为主力，由北向南包围黑山并攻击之，二七师三旅在兵团直属重炮团的掩护下，自胡家窝棚由东向西正面攻击黑山。

　　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奉命指挥本纵队配属第一纵队三师、内蒙古骑兵一师，在南起大虎山铁桥、西至水淦宽二十五公里的弧形正面展开防御，死守黑山。

　　锦州战役之后，经过数天的沉寂，国共两军再次迎头而上。尽管战局的演变将会千变万化，此时关于东北战场有一点是坚决而明确的：当东北的“大门”关闭之后，毛泽东要对数十万国民党军动手了。     血浸黑山 一九四七年八月里的一天，六纵副司令员梁兴初被一位参谋带到林彪的住处。盛夏时节的哈尔滨阳光灿烂，绿树的投影在俄式小楼斑驳的外墙上摇曳。梁兴初看见林彪正在屋里踱步，罗荣桓则安静地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

　　梁兴初走到林彪面前，林彪抓起一把豆子塞给他——“今天我算是掉到豆囤里去了。”——梁兴初的早餐是一碗豆浆和一碟黄豆。

　　能在林彪面前偶尔开个玩笑，梁兴初是一个特例。他在红军时期曾是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侦察连长，一九三六年九月，当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走下岷山的时候，二十二岁的梁兴初换上国民党军中校军服混进哈达铺县城，为毛泽东带回来一大堆报纸杂志，使得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知道在陕北还存在着一块红色根据地，这使中国工农红军最终落脚在黄土高原上。现在，这个瘦瘦的江西人已成为作战勇猛、性格刚烈的纵队指挥员。罗荣桓向梁兴初说了叫他来的原因：独立第一师在红军时期是湘赣红军独立师，又有三五九旅的老底子，这样一支老部队不能老是独立师，现在决定以这个师为骨干组建第十纵队，准备让你去当纵队副司令员。

　　梁兴初说话不客气：“宁做鸡头，不为牛后，要去十纵就当司令，不然就回一纵当一师师长。”——之前，任命梁兴初为一纵副司令员时，他要兼任一师师长；任命他到六纵当副司令员时，他要兼任十六师师长；现在他干脆要回一师去。罗荣桓微笑着，林彪没有说话。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正式组建，下辖二十八师（原独立第一师）、二十九师（原独立第三师）和三十师（原东满独立师），纵队机关由独立第一师的后方机关和东满吉敦军分区直属机关共同改编而成。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一年后，十月二十一日，林彪发给梁兴初和周赤萍的电报不足百字：长春敌十万起义投降，锦州敌十万被歼，沈阳陷于孤立，有企图向锦州突围，与锦西北上之敌会合，妄想夺回关内。令你们即返黑山、大虎山，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顽强死守，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到达后，聚歼前进之敌。

　　第十纵队的指挥员们坐在指挥部的热炕上心情紧张。黑山、大虎山地区犹如一处隘口，西面是医巫闾山脉，东面是大片的沼泽，中间布满丘陵，北宁铁路和公路蜿蜒其中，是沈阳通往锦州唯一的走廊，黑山和大虎山对峙在走廊两侧，如同两道大门，开则南北通达，闭则人车堵塞。十纵奉命在此阻击廖耀湘兵团的意义十分明显：把这一大团国民党军拖住，死死地封闭在这里，不让他们向沈阳撤退，也不让他们通过这里往营口撤退，等主力赶到并完成攻击部署后，把廖耀湘兵团一口吃掉。

　　即将在这里突围的，是国民党军的五个军，全部的美式装备，拥有飞机、大炮和坦克，他们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必然要拼个鱼死网破。而十纵除了轻武器和手榴弹之外，刚组建的三个山炮营并没有多少炮弹；加上配属过来的一纵三师和内蒙古骑兵一师，兵力还不到敌人的五分之一；且在这片丘陵中间，防御正面宽达二十五公里。情报显示，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进至距黑山六十公里的芳山镇，十纵官兵赶到阻击阵地后已没有多少时间构筑工事；这时候的东北天寒地冻，由于后勤补给线受到廖耀湘兵团的威胁，官兵们的棉衣还没有运到——十纵指挥员们感到压力巨大。

　　“要想打好这一仗，不咬咬牙是不行的”。梁兴初说，“现在，林、罗首长看着我们，各兄弟部队更在看着我们。打好了，不仅是标志着东北的全部解放，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又一个‘十万主力军’被我们从他的军簿上一笔勾销；打坏了，十万大敌就将逃入关内，这对我们的整个解放战争又将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说，我们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大家看，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样严重的任务面前，我们对待自己，难道还能有其他第二个要求吗？没有了，要求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只准打好，不准打坏！”政治委员周赤萍接着说：“在十万大敌面前，我们是处于劣势；但从整个战役来看，我们却处于优势。要我们十纵一口吃掉敌人，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却能够咬住他们，狠狠地咬住他们，只要我们一口咬住不放，引来的必然是无数把钢刀锐箭，将敌人剁成血泥肉酱！这样，即使我们被扯掉了几颗牙齿，有什么值得吝惜；即使有些伤痛，有什么不能忍受！”

　　十纵指挥员会议结束时，已经是午夜，部队立即向指定地域开进。官兵们并不清楚他们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战斗，只知道这时候让十纵上去必有名堂，因为十纵在开原休整六个月以后，至今还没轮上他们打像样的大仗。由于身上还是单衣，官兵们都裹着毯子，因此他们戏称十纵是气死西北风的“毯子队”。夜行三十公里，接近了黑山，天色渐渐发白，官兵们看见黑山城外人声鼎沸，原来政治部和后勤部的同志们提前赶到，向当地的百姓们提出了帮助的请求。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大娘，举着一件破棉袄，希望能披在哪个战士的身上，大娘的儿子被国民党军拉去当差已经死了，此刻她举着的这件破棉袄就是她儿子平时穿的。梁兴初望着这个在黎明前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人，心中一阵酸楚。

　　清晨七时，十纵各部队进入阵地。

　　二十八师守黑山地区，控制黑山县城。其八十三团守大白台子、牛屯和大边壕阵地，八十四团守黑山城北和城东的高家窝堡阵地，八十二团为师第二梯队，师炮兵阵地位于黑山城北高地，师指挥所位于城北高地上的天主教堂里。

　　二十九师守黑山县城以西地区。其八十五团守彦屯、小白台子、王母将屯阵地，八十六团守司屯、黄土坎、蒋屯阵地，八十七团为师第二梯队。三十师守大虎山地区。其八十九团守大虎山、万家、大边壕以北阵地，九十团守大虎山以南四台子、三台子、二台子以及铁路桥阵地，八十八团为师第二梯队。

　　内蒙古骑兵一师（欠三团）为纵队总预备队，担任主阵地前沿的警戒和掩护任务。

　　纵队炮兵团位于腰台子，纵队指挥部位于黑山城里。

　　部署完毕，各部队开始紧急修筑工事。黑山一带，山不是黑色的，在清晨的光线下一片苍白。阵地上没有树木，连草都很少，尤其是城东的一一高地，全部由灰白色的岩石构成，根本无法挖掘工事和掩体。黑山附近的百姓扛着自家的门板、木料和麻袋倾家出动，老人们不断安慰着手忙脚乱的官兵：“孩子，别慌，天塌下来我们替你们顶一半！”年轻人跑到铁路上拆铁轨、挖枕木，高声喊着号子往阵地上扛。很快，阵地上就修起了堑壕、射击掩体、指挥所、观察所和救护所等，每个火力点都铺设了一层钢轨、数层木板和一米厚的泥土，大虎山阵地前还挖出一条防坦克壕。一一高地由于岩石坚硬，修筑工事的进度很慢，官兵们与百姓商量之后，决定在石头上垒出工事来。往高地上运土的百姓排成长龙，老人和孩子们用簸箕一点点地往上端，妇女们把自家的粮食口袋拿来装土。一夜之间，军民们生生地在一座石山上又堆起了一座山。这座由泥土堆积起来的工事，虽然并不那么坚固，但是在十纵官兵心中，这是一座最坚固的堡垒，他们吸着老乡递过来的旱烟袋开始擦枪。

　　就在十纵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廖耀湘命令第四十九军主力和骑兵第三旅向黑山地区接近，国民党军推进到半拉门地区时，遭到独立第二师的阻击。战斗进行了一天，虽然廖耀湘的炮火猛烈，第四十九军还是没能向前迈进一步。二十二日，廖耀湘命令新三军十四师继续向黑山攻击前进，十四师再次与独立第二师发生激战，仗打到天黑依旧没有任何成效。独立第二师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出了阵地。下午，廖耀湘改命新一军军长潘裕昆为总指挥，要求他二十三日必须占领黑山。

　　二十三日，潘裕昆下达的作战命令是：拂晓，新一军向黑山正面阵地发起攻击；第七十一军侧击黑山的左翼；二0七师侧击黑山的右翼；骑兵团威胁共军的后方交通线；步兵事先利用夜晚接近攻击出发地；炮兵主力迅速占领射击阵地，拂晓前一小时进行炮火准备，炮弹使用量为五个基数。但是，新一军新编三十师师长文小山对这个作战命令提出了异议。他提醒潘军长：“廖耀湘平时的指挥多损人利己，我们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文小山主张：第七十一军执行正面攻击黑山的任务，新一军可以承担“炮兵支援之副任务”。同时。他对林彪的部队特别善用游动炮兵感到担心，认为沿着公路两侧必定有“难以应付”的炮兵埋伏着。潘裕昆一听很有道理，立即打电报给廖耀湘，要求改变作战计划。廖耀湘在回电中口气严厉：“此系不计牺牲，务求攻占黑山走廊之命令，仍限即着手准备攻击部署。”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联名致电各纵队，要求官兵必须抱有“决一死战”的决心：以下指示，请仔细阅读：

　　（一）沈阳、新民、彰武、新立屯之敌，正全部经打虎山、黑山向南总退却。

　　（二）我军决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求得歼灭全部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的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之大变，促成蒋介石的迅速溃灭。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败，虽每个连队遭受最大伤亡［每个连即打散，或剩几个人，也不害怕］，但对全国革命说来，仍然是最值得的。

　　（三）争取此战完全胜利的基本条件有三：(1)在干部和战斗员中有充分之认识和动员。(2)各级干部每次攻击之前，均须走在部队前面，迅速侦察地形，指挥员勇敢积极的标志，是肯自动走在部队前面，亲自侦察地形和布置攻击准备，但并不是指随便暴露目标，或在部队冲锋时也跑在前面，这仅仅是个人勇敢，对战斗指挥无大益处。(3)须严戒……在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部队大部到齐，未将兵力、火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及仓促地乱打乱冲。这次大战只要我各级干部严守准备好了再猛攻的原则，则必然横直打胜仗。这就是在接近敌人前，指挥员迅速侦察地形，选好主攻点，将最大部分之火力、兵力集中于该点附近，并采取纵深配备，然后先将敌人的重要建筑物以炮火实行破坏射击，待已大体破坏后，即以火力进行数分钟的压制射击，步兵即开始猛冲猛追，只要采取这种打法，则横直打胜仗。我们所担心就是怕部队不实行这个打法而将仗打坏。因此，你们必须将此电印发各级，各级均应开会研究此电，特别是战术办法必需使每个干部弄明白，因许多干部是新提升的，原有的干部也有许多还没有弄明白。

　　（四）敌在锦州、长春失败之后，实行退却之敌人士气甚低，且进至乡村后，每个乡村所容兵力有限，又无坚固工事，只要我军采取以上打法，则必然胜利。二十三日天一亮，黑山前沿阵地枪炮声骤起。

　　继塔山阻击战之后，辽沈战场上又一场艰苦的阻击战，在这个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国民党军的炮火倾泻在黑山前沿阵地上。担任前沿警戒任务的内蒙古骑兵一师一团立即进入战斗准备。骑兵部队没有阵地防御作战经验，加上远道奔袭而来官兵疲劳，在阵地遭到重炮轰击的时候，部队就已出现了伤亡。国民党军二0七师三旅在作战飞机的掩护下蜂拥而上，其一部同时悄悄地迂回到主阵地的侧背，对骑兵一团形成了三面包围。敌人的逼近令残酷的白刃战随即开始，国民党军步兵的美式枪刺与解放军骑兵的马刀撞击交错，阵地上一片呐喊声和呻吟声。在各连阵地都已出现危机的时候，骑兵一团团长平安负伤。在最前沿的二连阵地上，指导员图门和连长布和吉雅也先后负伤，二连的蒙古族汉子宁可战死也不后退，直至拼尽最后一个人。接近中午的时候，骑兵一团奉命转移至大虎山阵地，黑山前沿阵地即被二0七师三旅攻占。

　　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二团的两个营，对尖山子前沿警戒阵地发动了攻击，在这个阵地上防御的是十纵二十八师八十二团二营七连。七连长田老保是土家族人，十三岁参加红军，经历过无数血战，但他依旧对国民党军攻击的凶猛程度感到吃惊。国民党军先从平缓的西坡往上攻击，在距离山顶五十米的地方被七连击退；接着又从山势陡峭的东坡强行攀爬，再次被七连打下去；最后，国民党军采取多路同时攻击的战术，在加强了炮火的支援力度后，一波接一波地连续发起冲锋，七连的阵地几次丢失又几次夺回，最后七连奉命放弃警戒阵地后撤。

　　中午时分，十纵突然发动猛烈反击，国民党军攻占的几个前沿据点马上丢失了。下午十五时，潘裕昆组织起第二轮攻势，五十分钟后再次受阻。太阳快落山了，潘裕昆将第七十一军全部投入到正面，发动了第三次攻势。在第七十一军九十一师的先头部队将要接近核心阵地的时候，十纵再次发动反击，九十一师官兵没有交锋就往回溃逃，以致引起其他攻击部队争相撤退。在暮色中观察战场的潘裕昆意识到，今天占领黑山的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了。

　　廖耀湘下令将九十一师师长戴海容就地枪毙——“后来戴趁机脱逃了”。戴师长“趁”的什么“机”，怎样逃脱的，不得而知。也许当他看见自己的部队在解放军的刺刀面前溃不成军时，他就意识到可能要掉脑袋了。廖耀湘枪毙他的命令还没有下达，他已经主动从战场上消失，并且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晚上二十时，梁兴初和周赤萍召集十纵师以上干部开会。梁兴初首先传达了两小时前林彪和罗荣桓发来的电报，电报说锦州方向的主力部队已隐蔽出发，预计三天之内到达黑山、大虎山战场，完成对廖耀湘兵团的包围。电报中的一句话令在场的干部们热血沸腾：“务使敌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不得前进，只要你们坚守三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

　　午夜时分，二十八师侦察队送来一名他们捉到的“舌头”，这令梁兴初喜出望外。这是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部的一名传令班长，班长的军装口袋里鼓鼓囊囊地装满了送往各团的作战命令——后来，八十七师上校参谋主任胡煅夫是这样记述他们的作战命令是如何到十纵手里的：“军部召集各师师长和参谋长开会，研究兵团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和我军次日的战斗方案，决定仍以八十七师担任攻击。作战命令大约在当晚二十四时许付印完毕。在军部传令班长送命令给各部队的途中遇到解放军的埋伏部队，传令班长被俘，战斗命令被缴获。”上校参谋主任接着强调说：“此事发生后，引起极大的恐慌。”从这些作战命令判断：明天，国民党军的攻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二十八师的正面防线上，目的是拼死打通黑山和大虎山走廊。梁兴初立即调整了防御部署，让二十八师抓紧时间加固工事，准备迎战。此时，廖耀湘也在阅读二0七师三旅送来的一份“共军文件”，这份文件是他们在战场上缴获的：“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固守大虎山阵地，俟后续主力部队的到达，将敌人包围歼灭之。”——面对交战对手的这样一张阵地传单，廖耀湘恐慌的已不仅仅是作战命令的丢失了。廖耀湘判断，在黑山阻击的解放军，兵力已经得到加强，而且任务是死守，那么目的只能是一个：等待攻击锦州的主力到达战场。廖耀湘立即决定，不再等待攻下黑山，现在就向营口撤退。当他把自己的想法用电话报告给卫立煌时，卫立煌同意向营口撤退，他同时提醒廖耀湘：“万不得已时，可退回沈阳。”

　　廖耀湘即刻下达了全军向营口撤退的命令：新六军明天拂晓强行通过黑山，新三军和第四十九军紧随其后，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负责掩护。廖耀湘给新一军军长潘裕昆下达的作战任务是：两天之内，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黑山，以掩护整个兵团通过这条走廊——“能占领黑山更好，不能占领，则以猛烈攻击，阻止黑山守军之反击，以免截断或扰乱兵团主力之转移。”

　　夜幕降临，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就要上来了，梁兴初对那个血战前的夜晚印象深刻：“深夜，我站在黑山城南山头上，夜幕笼罩大地，越向北，越发漆黑一团。随着一阵令人沉闷的寂静之后，不时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和短暂的爆炸声，这正是我小股出击部队，在炸断敌人的冲锋要道，袭扰敌人的夜间调动。我好像看见那根无形的战斗导火线，正在作响地燃烧起来。明天，明天该是这些狂妄、愚蠢的敌人遭到狠狠痛击的第一天吧？”

　　二十四日拂晓，廖耀湘集中第七十一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二0七师三旅，共六个师的兵力，在两百余门火炮和两百架次飞机的支持下，向黑山、大虎山发动全线攻击。第七十一军和新一军暂编二十二师向大虎山迂回攻击，二0七师三旅和新六军一六九师的突击方向是黑山以东的高家窝堡一线。战斗一开始，梁兴初就紧张起来。在黑山城北二十八师的正面防御线上，主阵地前山坡平缓，地势开阔，有公路和河道通往县城，便于机械化部队运动，应该是敌人突击的理想方向，但是这里却没有动静。可是，城西的三十师师长方强报告，新六军的第一次攻击已被击退，发现敌人大部队有向西迂回的模样；城东的二十九师师长刘转连报告，第七十一军向白台子八十三团三营阵地实施了突击，但开始的时候仅仅投入了一个排的兵力，三营很快将其击退。现在，只有八十六团五连的阵地还处于激战状态。梁兴初顿时觉得不对劲，他立即上了二十八师指挥部。师长贺庆积报告说，敌人向高家窝堡一线的攻击很猛烈，第一次就投入了三个营的兵力，分别向一0一高地、九十二号高地和石头山高地同时冲锋，尤其以对一一高地的攻击最为猛烈。贺师长话音未落，高家窝堡方向的爆炸声再次响起。梁兴初朝那个方向望去，只见一一高地、九十二号高地和石头山高地完全被烈火和硝烟所覆盖，天上的数架飞机在疯狂地盘旋轰炸，地面重炮也在实施密集轰击，几个高地上浓烟夹杂着火光令人心惊——梁兴初明白了，国民党军放弃了正面攻击，采取两侧迂回的战术，而且将攻击重点放在了一0一高地附近的几个阵地上，因为一0一高地靠近黑山县城，如果这一点被突破，整个黑山的防御体系将被割裂。梁兴初对贺庆积说：“敌人躲开了咱们的刀锋，从侧翼攻击刀背，你要把刀尖给我翻转过来！”

　　贺师长说：“你要相信我的二十八师！”

　　一0一高地一线阵地，战前曾被视为侧翼掩护地域，因此兵力部署相对薄弱，只有八十四团二营防守。向这个方向攻击的是国民党军二0七师三旅。廖耀湘毫不动摇地把这支作战凶猛的部队当做一把尖刀，从侧面朝着黑山防御线的核心部位猛插下去——从兵力上讲，二0七师的规模相当于军，其下辖旅的规模相当于师。

　　在敌人猛烈的火力准备中，二营阵地上的工事全部被毁，尤其是一0一高地，战前在石山上堆起的土山工事已成为一片废墟。二营官兵从坍塌的工事中爬出来，一边抢救伤员，一边向冲上来的敌人进行反击。连队指挥员们不断地提醒战士：“走不近不打，瞄不准不打。”在敌人几乎拥上阵地的时候，二营官兵突然猛烈射击，然后跳起身迎敌而上。几个小时之后，二营的几个高地前敌尸累累。下午，敌人的轰炸再次开始。二0七师得到了廖耀湘兵团几乎所有重炮的支援，成吨的钢铁炮弹倾泻在小小的阵地上，然后巨大的冲锋人流又开始向上涌。首先是石头山阵地失守。这个阵地上只有二营的一个排，坚硬的石头阵地没有任何隐蔽之处，修筑的工事早已荡然无存，官兵们用机枪、步枪、石头连续击退敌人的三次突击。当阵地上只剩下四名战士的时候，二0七师的第四次突击开始了。两小时之后，这个排的官兵全部阵亡。接着就是九十二号高地失守。石头山阵地被攻占后，九十二号高地的侧翼暴露，致使二0七师得以从西面和北面同时发动冲击。高地东侧的阻击阵地因为受到敌人正面炮火的猛烈轰击，无法对九十二号高地进行火力支援。防守这个高地的是二营四连。指导员刘宝珊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对他的官兵们说：“同志们！显出我们的阶级本色吧！刺刀见血才是英雄好汉！”一排长李勇发决心一死，他把自己口袋里的一支钢笔和一些零用钱掏出来，交给刘宝珊作为他最后一次党费，然后他对指导员保证说，一排没有一个人是草包！李勇发的排里有个班在全师赫赫有名，这就是宁死不屈的“大功赵连才班”，李勇发决心让这面荣誉之旗染上自己光荣的鲜血。在即将冲往前沿的时候，李勇发朝着刘宝珊笑了一下，他说：“指导员！为我们感到高兴吧！”在短短的二十分钟之内，敌人连续发起三次突击，上百具尸体布满高地的前沿。一排的官兵前仆后继，耳边响彻着排长李勇发嘶哑的喊声：“打呀！林彪的投弹手们！狠狠地打他们呀！”敌人又调来一个营，在阵地下黑压压的，九十二号高地上，四连只剩下二十多人。猛烈的炮弹又倾泻下来，炮火准确而缓慢地节节延伸，敌人跟在炮火的后面一点点地向上爬。四连还活着的官兵已没有子弹，阵地上的石头也扔光了。六连增援的两个班全部伤亡在半路上，最后时刻，团指挥所命令四连撤到一0一高地上去。转移的时候，李勇发发现几名战士依旧在阵地上与蜂拥而上的敌人搏斗，他端着刺刀返身跳入敌群中。在厉声命令战士按照命令撤退的同时，李勇发被敌人团团包围。他的刺刀随着他的身体剧烈地旋转，敌人的美式枪刺在他的身体上插进去又拔出来，这个希望战友们为他高兴的勇敢的排长始终未倒。直到他刺倒了第五个敌人的时候，数粒子弹穿透了他的腹部和腰部。九十二号高地失守后，一0一高地完全孤立。

　　阳光穿透寒冷的空气照在这片颜色苍白的低矮丘陵上。

　　这是下午十四时左右，在二十九、三十师的防御正面，敌人不但有配合高家窝堡方向的企图，而且向西迂回的迹象十分明显。至此，南起大虎山铁桥，西至水淦，十纵全线进入激战状态。

　　占领九十二号高地后，二0七师立即向一0一高地发动猛攻。高地上所有的工事都已坍塌，六连大部伤亡，连同撤到这里的四连和营部通信班在内，阵地上只有二十多个官兵。在抗击了二0七师的四次冲击后，大量的敌人从阵地的三面一齐冲上来，一0一高地失守。高家窝堡一线阵地的全部失守，使黑山城暴露在国民党军的攻击前面。

　　整个黑山阻击线因此岌岌可危。

　　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集中了所有的山炮，开始向一一高地实施猛烈轰击，同时命令预备队八十二团一营和三营，由八十四团团长蓝芹统一指挥，坚决恢复高家窝堡一线阵地。刚刚占领一0一高地的国民党军在光秃秃的石山上无法躲避猛烈的炮火，蓝芹团长指挥的反击部队不顾一切从三面冲了上来。前两次的冲锋，都因敌人的炮火封锁了冲击线没有成功。第三次，冲击发起后，一营一连长倪恩善被剧烈的爆炸震昏，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包扎所里，他跳了起来，朝正在冲锋的连队奔去，战士们看见连长不但没有光荣，而且还举着驳壳枪冲上来了，都跟在倪连长的后面拼死向上突。战士张连发第一个冲上一0一高地，他扔出几颗手榴弹后，连续刺倒四名敌人，为后续部队打开了冲击道路。一连官兵都冲上去后，交战两军在狭小的高地顶端扭打在一起。半小时之后，占领一0一高地的国民党军留下百余具尸体退了下去。二十八师乘势在各个方向进行局部反击，数支小部队直接插入国民党军当面的阵地：八十六团一营袭击了水淦，俘虏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的一个班；八十二团一连袭击了高家窝堡防线西北方向的十里岗。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向大虎山迂回，他们占领了五台子阵地。接着，这个师在重炮的支援下，连续向三台子和四台子猛攻，并派出部队开始向纵深迂回。三十师八十八团三营跑步抢占了一个名叫青台泡的村庄，截住了正在迂回的国民党军，随即利用村庄里的民房和土围子进行阻击，致使新编二十二师六十六团伤亡五百多人后被迫退回。

　　主攻部队攻击受挫，令廖耀湘十分不安。就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阵地发生激战的时候，廖耀湘的主力部队正在缓慢地向前移动。下午，新六军军部和一六九师到达胡家窝棚附近，新编二十二师已经推进到大虎山附近，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紧跟在新六军的后面。由于黑山、大虎山走廊依旧在东北野战军手中，廖耀湘命令新六军停止前进，转为向黑山、大虎山发动攻击，攻击部队由新六军军长李涛指挥，一六九师支援二0七师，新编二十二师直接攻击大虎山。同时，廖耀湘还命令第四十九军和新三军十四师为兵团先头部队，在新六军的掩护下强行前进，为整个兵团撤退开路。

　　黄昏时分，第四十九军推进到黑山东北通向沈阳的公路上。廖耀湘觉得一天的厮杀虽然没有多大进展，但部队已经全面撤行至走廊附近，他所在的胡家窝棚距黑山县城仅仅还有六公里，只要二十五日李涛指挥二0七师三旅和新六军一六九师联合对黑山、大虎山实施突击，当面的共军定会无法支持而溃退，那时候整个兵团就可以一举突破这个倒霉的地方了。

　　夜幕降临，黑山、大虎山一带的战斗暂时停歇。

　　一整天的战斗，国民党军损失很大，其中二0七师伤亡官兵千人以上。十纵各师也出现较大的伤亡，仅在高家窝堡一线，伤亡官兵已达五百，其中二十八师八十四团二营基本上打光了。

　　晚上，十纵召开了作战会议。根据战场通报，锦州方向的主力正昼夜疾驰，明晚之前定会到达战场。而在廖耀湘兵团的后面，五纵和六纵正像赶鸭子一样在驱赶他们，今日黄昏已把廖耀湘赶到黑山和大虎山的跟前。廖耀湘明天必定拼死突击，十纵能否顶得住，明天是关键。但是，明天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会在哪里？会不会因为今天在高家窝堡一线受挫，明天他们又回到正面来实施攻击？各位师长意见不一。梁兴初倾向于这样的判断：敌人在明知正面阵地防御工事坚固、防御兵力大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往刀尖上碰，今天他们躲开正面侧击高家窝堡就是证明。今天发生在一0一高地上的反复争夺，定让敌人感觉这个方向的防御工事相对薄弱，地形也暴露出易攻难守的弱点，他们已经往这几个高地上打了上千发炮弹，他们不会让这种轰炸效果只起一天的作用，明天定会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加大兵力，企图一举突破后直接攻击黑山县城，彻底打开向南撤退的大门。梁兴初对他的师长们说：“今天我们头上挨的是千磅炸弹，明天就是万磅炸弹。只要主力没有赶到，十纵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打光了也要打下去！”为了加强一0一高地的防守，纵队对防线进行了局部调整：三十师的防御地带向北延伸，以适当缩短二十八师的防御正面，二十九师集中力量防御城北。

　　深夜，贺庆积师长赶回二十八师后，提出加强一0一高地防御的三条建议：一、连夜抢修工事，二、八十二团上去，三、在高家窝堡前沿开设师指挥所——“我是师的主要指挥员，我应该到第一线去指挥。”——最后一条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副师长说要上前沿也应该是我去，贺庆积火了：“师长和副师长谁的职务高？谁官大就服从谁！”

　　这个夜晚，一0一高地上人声嘈杂，十纵官兵和当地百姓一起，再次扛着铁轨、木料和泥土在这个被战火烧焦的石山上紧急加固工事。伤员们已经被转送下去，阵亡官兵的遗体已裹上百姓事先准备好的血被抬了下去。但是，充满血腥味的阵地上依旧随处可见残肢。十纵和二十八师的指挥员们上了阵地，送上来一些御寒的衣服，战士们可以识别出哪件衣服是从哪位首长身上脱下来的。当地百姓也筹集了不少棉衣和大衣送了上来，还有热水和食物。在一0一高地旁边的九十二号高地上，贺师长的临时指挥所也在搭建。官兵们在夜色中看过去，心中弥漫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明天恐怕要战死在这里，和自己的师长一起战死。二十五日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贺师长就到了九十二号高地，八十二团的鲁团长汇报了他的作战部署：二营守一0一高地，三营控制附近的小高地和公路，一营担任预备队。

　　国民党军的攻击开始了。攻击重点果然是一0一高地。廖耀湘命令所有的重炮集中火力进行轰击，天上的十几架飞机也投下了五百磅的重型炸弹，这种炸弹每一颗都能在石山上炸出一个巨大的石坑。一0一高地顿时地动山摇，八十二团不但要对付敌人步兵的冲击，还要组织对空火力逼迫敌人的飞机不能低飞。新六军一六九师和二0七师三旅在一个小时内，发动了三次全线攻击，第四次攻击时，一个连的兵力猛冲石头山阵地，八十二团二营的一个排与冲上山顶的国民党军混战在一起，敌人的重炮群突然对这个混战中的小高地进行轰炸，致使双方官兵全部伤亡，突然寂静下来的石头山高地被国民党军占领。与昨天一样，石头山阵地失守，对九十二号高地形成了巨大威胁，四个营的国民党军从两个方向向九十二号高地进行夹击。八十二团二营五连长和指导员先后阵亡，最后阵地上只剩下十名战士。在敌人大量拥上阵地的时候，十名战士全部战死，九十二号高地再次失守。在一0一高地，国民党军在突击受阻后，对高地实施了报复性的狂轰滥炸，然后以每个波次两个营的规模，接连不断地发起冲击。八十二团二营四连和六连，在营长侯长禄的指挥下殊死抵抗，最后将阵地前的国民党军尸体堆起来作为掩体，等冲上来的敌人到达二十多米的距离时，四连和六连的官兵突然跃起射击，同时投掷大雨般的手榴弹和爆破筒。时间已近中午，廖耀湘对他的整个撤退计划有了万分紧迫的感觉，他几乎把所有能投入的部队都派到了黑山、大虎山一线，这使各个阵地的战斗很快就进入混乱的白热化状态，以致无法辨别双方争夺的要点是在哪里。

　　八十二团的鲁团长和方政委都已负伤。

　　一0一高地再次出现危机。在新六军军长李涛的督战下，攻击部队组织起一支大约三百人的“敢死队”。同时，尉级军官也组成了一支“效忠党国突击队”，在两个团的配合下，“敢死队”和“效忠党国突击队”排成五六道人墙，开始轮番冲击一0一高地。坚守在一0一高地上的二营弹药耗尽，当阵地被突破之后，战斗瞬间演变成肉搏战。下午十五时左右，在二营全部伤亡的情况下，一0一高地再次丢失。整个黑山防御线危如累卵。

　　二十八师决心在天黑之前夺回一0一高地。八十二团得到纵队从三十师八十九团抽调的一个营的增援。傍晚十八时，五个连的兵力对一0一高地、九十二号高地和石头山阵地同时发起反击。夜幕降临前，丢失的阵地再回十纵之手。连日的苦战中，一0一高地旁边的下湾子村百姓冒死往高地上送饭，全村男女老少往返阵地达九百多人次，送上去的干粮达两千多斤。村子里的罗天瑞的大娘，在子弹的呼啸中多次往返高地，最后一次她被炮弹震昏，满脸是血地仰面躺在地上，战士们爬到跟前去救她，看见她在怀里死死抱着一口袋干粮。战后统计，下湾子村牺牲在一0一高地上的百姓竟达四百多人。

　　死去的黑山百姓与东北野战军官兵葬在了一起。

　　天又黑了。

　　二十五日一整天的战斗，还是没能突破黑山、大虎山走廊，廖耀湘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首先，向营口撤退的路在大虎山以南已被完全截断。为整个兵团开路的第四十九军先头部队被不明番号的共军大部队包围，军长郑庭笈直到黄昏时才报告这一可怕的消息。虽然有新编二十二师浴血奋战的掩护，第四十九军不但没有向前突击开路，反而就此擅自停留在了大虎山附近。更严重的是，那个郑军长竟然直接向沈阳的卫立煌请示行动方向，而卫立煌竟然让第四十九军的两个师、新六军的新编二十二师和新三军的十四师不再执行向营口撤退的预定计划，改道直接向沈阳撤退。其次，经黑山去沈阳的路也被截断了。新三军的一个师受到共军的袭击，该师在后退的时候，不是立即控制公路要点等待新一军的跟进，而是一路狂逃，结果同样被不明番号的共军大部队包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林彪的大部队已经向黑山方向渗透过来。

　　如果向营口和沈阳撤退的路都已被截断，那么整个兵团该往哪里去？廖耀湘顾不得多考虑，决心按照自己的预定计划，不顾一切地往营口方向突击。他命令新一军、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在黄昏前停止对黑山的攻击，由新六军一六九师和二0七师三旅掩护，兵团主力向胡家窝棚撤退，第七十一军今晚接替一六九师和二0七师的阵地，掩护全兵团后撤。各军军长都表示接受这个命令，只有第七十一军军长说他们在黑山打了三天，部队伤亡巨大，官兵十分疲惫，今晚不能行动，请求明天拂晓后再接防，因为夜间交接阵地容易受到共军的偷袭。不知为什么，廖耀湘居然答应了——几个小时之后，廖耀湘才发现，他的部队被阻击在黑山、大虎山整整三天，第七十一军又加上了这个不识时务的请求，他的人生和他的整个兵团恰恰因此被彻底断送了。

　　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已经打得筋疲力尽的十纵接到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报：“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协同一、二、三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十纵官兵用血肉之躯堵在黑山，硬是没让廖耀湘的五个军闯过去，四千一百四十四名官兵为此付出了生命。

　　战后，黑山百姓在黑山城北修建了烈士陵园，陵园中矗立着一座十米多高的纪念碑，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的题词是：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明晃晃的太阳被包裹在冷冽的晨雾中，东北国民党军最黯淡无光的日子来临了。
    
胡家窝棚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在锦州以北、沈阳以南那片范围不大、村庄稀疏的地域内，国共双方总数已达百万以上的主力部队，前所未有地密集地扭结成一团。双方的任何一支部队，都可能与对手擦肩而过或者迎头相撞，战场呈现出纷杂交错的局面。

　　在黑山被迫停滞了三天，廖耀湘仍下定决心向营口撤退，虽然似乎为时过晚，但他的主力部队依旧在缓慢地移动。移动中的各部队掩护阵地的交接仓促而草率，行军秩序也随之自行其是，最后甚至连各军的行军方向都不一样了，有的部队向南面朝营口，有的部队向东面朝沈阳，这种近乎失控的状态令廖耀湘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祈祷他的部队在撤退路上不要发生什么致命的意外。而此时，东北野战军的数支主力纵队在林彪的严令下，正向这个狭窄的地域日夜兼程地合拢。出发前，没有哪个纵队得到过到达目标的明确指示，命令仅仅是朝着可能发生战斗的方向迅速逼近，寻找廖耀湘兵团并且抓住他们——双方都在游移的状态中，发布的命令因此朝令夕改，部队官兵更是高度紧张，双方的军事指挥员日夜焦虑不安。

　　林彪给各纵队下达的命令是：第五、第六纵队插入敌后，切断廖耀湘兵团向沈阳的退路；第一、第三、第八纵队担任正面攻击，直逼廖耀湘所在的黑山地区；第二、第七、第九纵队作为第二梯队迅速向前靠拢；位于长春的第十二纵队和各独立师兼程往南压。东北野战军中，只有第四、第十一纵队的到达命令是具体的：留在葫芦岛方向，与塔山当面的国民党军继续对峙，决不让刚上任的杜聿明突破防线威胁锦州，绝不能让他加入到廖耀湘的战场上来。究竟在哪里与廖耀湘决战，林彪并不十分清楚。

　　在野战状态下一次吃掉十万以上的精锐对手，这样的仗林彪还没打过。

　　廖耀湘的主力到底要往哪里走，林彪也没能最后确定。

　　因此，各纵队走走停停，始终在等待攻击目标的明朗。

　　八纵到达北镇的大吴屯后，接到停止待命的电报；几个小时后，他们又奉命向正安堡、大虎山一带前进；刚要动身，又让他们原地继续待命。六纵奉命攻击彰武，以为廖耀湘的主力在那里，结果十八师冲进了城却扑了个空；林彪又命令他们到泡子地区寻找敌人，司令员黄永胜率领部队急促行军到达预定位置，结果又扑了个空；黄永胜判断廖耀湘主力可能在新立屯附近，要求继续寻战，林彪却让他们原地隐蔽。

　　在这种局势不明朗的频繁调动中，东北野战军的一支非主力部队——以左叶为师长的独立第二师，意想不到地成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巨大战役中的关键一环。

　　独立第二师自战役发动以来，执行的作战任务基本上是在战场边缘钳制和机动。锦州攻坚战进行期间，他们在黑山以南的绕阳河西岸，缠住了廖耀湘的第七十一军的一个师，清一色的日式“三八大盖”枪长刀利，阵地白刃战打得异常艰苦，却把敌人纠缠得苦不堪言。二十日，林彪命令他们从盘山南下进攻营口，阻止敌军从海上增援或逃跑。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林彪专门派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带领一个重炮连从锦州出发，直接去找独立第二师并参与指挥。二十二日，苏静还在半路上，林彪发现国民党军并没有向营口撤退的迹象——实际上，廖耀湘已经决心从营口撤退，只是兵团主力被十纵死死地挡在黑山无法脱身——林彪认为独立第二师到达营口后可能无仗可打，遂又命令他们北上新民对廖耀湘兵团实施侧击。于是，在地域狭窄而又部队密集的战场上，他们与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新三军十四师和骑兵第三旅先后遭遇。独立第二师且战且进，二十三日到达盘山时，苏静处长到了。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在大虎山以东地区阻击敌人，并等待林彪对他们作战请求的批复。

　　二十五日中午，北面黑山方向的阻击战接近尾声，南面却传来营口已被国民党军占领的消息。苏静和左叶师长紧急磋商后，认为独立第二师不能再等了，廖耀湘肯定要从营口逃跑，独立第二师必须立即出发，在廖耀湘可能逃跑的路上去撞，撞到敌人就开火，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敌人死死地缠住——这是在没有接到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的情况下，独立第二师自行赋予的任务。

　　夜幕降临后，独立第二师开始向南急行军，因为无法预料前面会出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对手，官兵们都处于随时战斗的状态。师长左叶宣布了“战斗当先，缴获不计”的作战规定，即不准因为贪图缴获就停下来，不准因为要抓俘虏而去追击溃敌。

　　晚二十二时左右，独立第二师到达大虎山至台安的公路与绕阳河的交会处。刚上公路，前面就传来报告说，侧面发现敌人。左叶定神一看，顿时紧张起来：仅仅二十米开外，正走着一大群戴着钢盔的部队。左师长立即命令不要惊动敌人，设法截断敌人的退路，全师做好战斗准备。

　　这是一支被夜行军折磨得疲惫不堪的部队，官兵都摇摇晃晃半睡半醒似的，整个队伍呈散漫的四路移动状——这是廖耀湘派往营口方向开路的第四十九军一五师的前卫团。一五师二十五日从半拉门出发，虽然廖耀湘心急火燎，但先头团却走得缓慢拖沓。

　　独立第二师的包围阵形形成后，左叶师长下达了攻击命令，这个命令十分特别，左叶师长说：“不许开枪，上去就掐脖子，哪个敢反抗就用刀捅。”仅仅二十分钟后，这个懵懵懂懂的先头团就被静悄悄地解决了——俘虏供认：在后面跟进的大部队是第四十九军军部、新三军十四师和一九五师。

　　苏静和左叶意识到，廖耀湘兵团果真要从营口逃跑；更重要的是，开路的第四十九军几乎已经逃出即将合围的包围圈了。现在的问题是：独立第二师敢不敢冲上去，堵住这支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

　　漆黑的夜晚，独立第二师附近没有兄弟部队；部队刚刚组建，新兵只进行了半年的军事训练，缺乏战斗经验，尤其是残酷战斗的考验；部队的装备与当面敌人的装备相差甚远，携带的弹药也不多；他们并没有接到必须发动攻击的指令，他们可以将情况向上级报告，在得到增援后再行动。但是，左叶师长没有犹豫，当即决定扑上去。因为敌人要跑了，让敌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跑掉，是独立第二师全体官兵的耻辱。一声令下，官兵们朝着一眼望不到边的敌人冲了过去——独立第二师，干部不是河北人就是山东人，个个有北方人的倔犟秉性；战士是清一色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辽河流域的翻身农民，苦出身的孩子吃得苦不惜命。

　　一五师不知道先头团出了事，仍然散漫地向前走着，直到机枪响起来，才发觉受到攻击，顿时四下逃散。独立第二师官兵遵照师长的命令，没有追击逃敌，而是拉开架式往前打，先把第四十九军军部率领的两个师打跑了，又发现前面的一个村子内外住满敌人，敌人正在开早饭，连警戒哨都没有派。独立第二师一阵猛冲猛打之后，国民党军在朦胧的天色里跑得乱成一团。二十六日天亮的时候，独立第二师在大虎山以东冲过了北宁铁路。

　　官兵们并不知道，此刻，他们距廖耀湘兵团指挥部所在地胡家窝棚已经不远了。

　　由于廖耀湘向营口方向突击的意图已经明确，二十四日午夜，林彪紧急电令从锦州方向赶到大虎山地域的八纵司令员段苏权率二十三、二十四师向狼洞岗子一带前进，彻底截断敌人逃向营口的退路。国民党军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六十五团迎头撞上的，是与他们番号一致的八纵二十二师六十五团。两个六十五团遭遇在一个名叫赵家窝棚的地方，八纵六十五团在副团长蔚彰的指挥下，坚守阵地达十二个小时，三营副营长赵存志牺牲，一营副营长肖悦荣身负重伤。一连副连长蒋林布率领一排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蒋林布在刺死一个敌人的同时，被敌人的刺刀刺中头部，他在倒下的那个瞬间拉响了手榴弹，与包围他的敌人同归于尽。阵地上的一排最后除三名战士外全部伤亡。数十年之后，八纵六十五团的十四名战士，依旧被记忆在当年的纵队司令员段苏权的心中：黄召化、刘淳夫、刘海洲、邵才、徐志远、杨宝珍、杨震宽、周被清、贾贵、张彬、冯鸿奎、王勤禄、张得顺、周玉迟——他们都在阵地上拼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独立第二师的主动攻击和八纵付出的重大伤亡，无意间造成了战场态势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使东北野战军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役出现重要转机，同时也弥补了林彪在战役部署上的一个重大疏漏：

　　首先，独立第二师义无反顾的攻击，给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造成一个致命的错觉。在受到攻击的那一瞬间，从猛烈程度上判断，郑庭笈不但认为自己遇到了林彪的主力部队，而且认为这些部队早就等在这里准备将他吃掉。同时，他得出了撤往营口的路已被林彪封死的判断。

　　当遇到的攻击被他夸大数倍之后，郑军长没有向廖耀湘报告，而是直接向沈阳的卫立煌请示，他的描述严重影响了卫立煌的判断，促使卫立煌彻底放弃了从海路撤退的计划。

　　其次，郑庭笈的判断也严重搅乱了本来比卫立煌清醒得多的廖耀湘的思路。廖耀湘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从锦州方向撤退，他认定走营口海路是唯一可靠的撤退方式。当锦州攻坚战还在进行的时候，廖耀湘的主张是否能被实施，就已成为毛泽东的巨大担心。即使在黑山地区的突击被阻之后，廖耀湘依旧有率领整个兵团向营口撤退的机会，因为东北野战军的合围还没有形成，第四十九军的突击进度已证明跑出去的机会是存在的。但是，当廖耀湘得知郑庭笈遭遇“共军主力的猛烈阻击”而无法前进的时候，他也作出了“营口之路已经被截断”的判断，并由此开始在原地举棋不定、徘徊不前。廖耀湘的难以决断，无疑为东北野战军最终对他形成合围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再者，基于郑庭笈的这个判断，第四十九军受到攻击的时候，不但没有实施正面对攻，按照廖耀湘赋予的任务向营口方向坚决突击，反而向后退缩了。第四十九军的这一举动，引起后面部队的连锁反应，那些本来已经冲到了东北野战军合围圈边缘的国民党军，也开始纷纷往回跑，这一跑，他们就重新跑进林彪预设的口袋里去了。

　　应该说，二十五日晚上，如果郑庭笈在后续部队的依托下强行推进，至少他的第四十九军和跟在后面的新三军十四师，也许可以避免被东北野战军全歼的下场。因为，此时营口已被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占领，毛泽东正在为此焦急不安，并对林彪的疏漏表示出极大不满：“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后，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部队于二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毛泽东的担心是，一旦廖耀湘打开通往营口的通道，就等于在付出巨大代价关闭了锦州这扇“大门”，却让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从“侧门”溜走了。

　　二十五日这天，蒋介石再次飞抵沈阳，他在北陵机场召见了卫立煌，他给卫立煌的指示是：严令廖耀湘兵团“按照原定计划日夜兼程，继续西进”。所谓“原定计划”，即向锦州方向推进，进而收复锦州，从陆路撤出东北。此时的蒋介石至少大致知道廖耀湘兵团的处境和危机，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仍旧让廖耀湘继续执行那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计划。

　　二十六日，东北野战军各纵队相继赶到战场，对廖耀湘兵团的合围最终封口。

　　无论是向锦州推进，还是向营口撤退，廖耀湘都没有机会了。

　　六纵接到的命令依旧在不断地更改：二十四日，命令在半拉门一带修筑阻击阵地；部队赶到预定地域后，又命令他们向台安前进；刚刚出发，又接到命令，让他们转向大虎山方向。二十六日凌晨，六纵十六师向大虎山以东、北宁线以南地域急行军，十八师向厉家窝棚和十七户方向前进。凌晨四时，部队到达指定地域后，与正向沈阳撤退的国民党军新三军十四师遭遇，六纵立即在一片没有任何遮拦的开阔地上展开并投入战斗。新三军被六纵截住，是国民党军内部混乱导致的：昨天黄昏，空军侦察机飞行员报告说，在彰武以南，发现了长达五里的大队伍，问是不是自己人，不是就开始轰炸。这本是个万分重要的情报，因为这一情报显示，通往沈阳的道路很可能将被截断。但是，廖耀湘的参谋长杨盤除了提醒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小心一下之外，并没有把情报报告给廖耀湘；更致命的是，龙天武军长竟然也没把这个情报当回事。晚上，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来到新三军军部接防时，提醒他赶快走，龙天武却坚持天亮以后再说——“兵团部而后与新编第三军失掉联络；新编第三军的三个师而后被分别包围、歼灭，就是由于解放军的这个纵队的深入造成的。后来知道这个纵队就是第六纵队。”

　　六纵十六师四十六团在遭遇敌人的那一瞬间没有任何犹豫，尖兵班打死姚家窝棚村口的哨兵后突入村内，一个班受到村内敌人的围攻全部牺牲。在查明村内是新三军十四师的一个营之后，四十六团立即组织四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发起攻击，官兵们突入村庄与敌人展开逐屋争夺战，敌人利用优势火力拼死抵抗，四十六团的五个连苦战四个小时，付出了伤亡数百人的代价，才把村庄里的敌人肃清。四十六团占领姚家窝棚后，位于附近的姜家窝棚、朱家窝棚和铁家窝棚里的国民党军开始猛烈反击，交战两方来回冲杀，在铁家窝棚方向的四十六团二连二排官兵全部战死，团政委张天涛，营长何仑元、贾连克，副营长李甬祥，连指导员孟宪章先后阵亡，但是四十六团的阵地稳固如山。与此同时，四十七团以两个连出击孙家窝棚，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十八师五十二团二营把厉家窝棚里的敌人赶了出去，五十三团在丁家窝棚与敌人形成对峙。

　　早晨七时，六纵司令部进至姚家窝棚。因为受到炮火攻击，后又转移到辛家窝棚。十六师侦察队伏击了国民党军的一个汽车队，俘虏了东北“剿总”司令部的一名少将参议。参议说，廖耀湘决定往新民方向撤退，四个主力军已经集中在胡家窝棚一带，准备沿着公路集团推进。司令员黄永胜立即感到了局面的严重：四个军的主力部队，这就意味着六纵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而能不能把敌人堵在这里，关系到能否全歼廖耀湘兵团。来不及请示并等待回复了，黄永胜和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司令员李作鹏当即决定：六纵就在这里死堵，打到最后一个人也在所不惜。

　　此时，由于六纵在来回穿插中不断地变化战斗位置，林彪一时间找不到他们了，他在司令部里不断地问参谋长刘亚楼，六纵跑到哪里了？刘亚楼说他也不清楚。很少表露情绪的林彪火了，说黄永胜简直是乱弹琴，如果让廖耀湘跑了，非要严办他不可。刘亚楼再次给六纵发去电报，要求他们迅速寻找敌人并实施攻击，否则严厉处分。不一会儿，六纵的电报到了，黄永胜报告说，六纵为了截住廖耀湘，一天两夜急行军一百公里，没有时间吃饭，也没有时间架设电台，现在终于把所有的敌人都堵住了，六纵决心以十六师死守阵地，十八师向东北突击，决不让敌人跑掉一兵一卒。林彪大喜，立即回电，命令六纵保持阵地，等待各纵队加入最后的战斗。

　　新三军十四师遭到阻击后，龙天武和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商量，决定绕道翟家窝棚向东北突围。六纵得到情报后，立即抽调十八师五十四团跑步前进，坚决把翟家窝棚的敌人堵回去。为了加强防线，黄永胜指定李作鹏统一指挥战斗，防守重点是北宁路上的厉家窝棚火车站。

　　六纵还在修筑工事的时候，新三军强大的突围行动开始了。阵地上沙石腾空，弹片横飞，村庄里的民房和草垛被炮弹击中后燃烧起来，整个厉家窝棚烈焰熊熊。六纵所有阵地都进入了激战，五十二团二营打退敌人的十四次攻击，十六师的九个连打到最后只剩下不足十人，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在六纵的阻击战打得最苦的时候，五纵赶到了半拉门一带，与新一军新编三十师遭遇，五纵队猛烈穿插，一下子就把新一军的序列打乱了。然后，五纵和六纵一起彻底堵住了廖耀湘向沈阳撤退的道路。

　　一纵是从锦州以南面向黑山急行军的，因为路途长，他们连续走了三天四夜。部队没有时间吃饭，更没有时间休息，官兵们边走边啃干粮，一刻不停地往北赶。他们必须渡过那条几百米宽的大凌河，十几天前他们南下打锦州的时候，曾经徒涉这条河，但这次徒涉时河面上已经漂浮着薄冰。官兵们在河边脱下鞋袜和裤子，在腿上擦上猪油、羊油或者牛油，在班长的督促下喝了御寒酒，然后相互搀扶下了河。河水冰冷刺骨，官兵们牙齿直打颤。大凌河附近的百姓们听说大军过河，纷纷提着开水壶跑来，官兵们上岸后立即被百姓围住，百姓递过来热水，干部们在黑暗中喊声不断：“集合！检查装备！立即出发！”

　　二十四日，由师长江拥辉、政治委员黄玉昆率领的一纵一师到达黑山西面的药王庙，由师长贺东升、政治委员王树君率领的一纵二师到达岗营子地域，由师长刘贤权、政治委员方国南率领的三师在完成后卫阻击任务后也赶了上来。二十五日凌晨，没有休息的一纵官兵立即投入穿插作战，方向是自西向东，不管前面是哪股敌人，插进去将其打乱再说。三师向杨家窝棚和王家屯方向的穿插进展很快；二师在三师的左翼向东直插杨家屯，截住了新三军的一个炮兵营；一师在三师的右翼投入了战斗。

　　一师三团插到大兴庄附近的时候，发现有一大股敌人正在修筑工事，同时还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重炮部队。团长王敬之和政治委员张集华当即决定：一营在右，二营在左，猛打猛冲。在突然的攻击中，国民党军混乱起来，纷纷向东猛逃，三团紧追不舍，歼敌两千多人。在这次战斗中，三团的一名战士出了名：在大兴庄东侧，有一个敌人的火力点，一营二连几次冲击都被打了回来，这让入伍不到一年的战士白玉清很是愤怒。他顺着一条小水沟绕到村头，准备从侧面消灭这个火力点，谁想迎头撞上五十多个敌人。白玉清在击毙了领头的军官后，跳上一道断墙，扯开嗓子喊：“一排向左！二排向右！坚决消灭敌人！”五十多名国民党兵顿时惊呆了，全部放下了武器——战后，聪明勇敢的白玉清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并获“英雄奖章”一枚。

　　一师一团追到黄家窝棚发现了敌人。团长杜秀章和政治委员柴川若顾不得后面的部队没跟上来，立即命令二营从正面发动攻击，警卫连绕到敌人的后面进行堵截。两个小时之后，战斗结束，清查一千五百多名俘虏时才发现，他们攻击的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部和一个团部，官兵们把新三军十四师师长许颖和副师长董觉民捉到了。

　　接着，一师又奉命经黑山城北向前穿插，命令要求他们不管敌人有多少，一旦接敌就决不能放手。刘贤权师长到达黑山县城的时候，在一座教堂里见到十纵司令员梁兴初，被数天艰苦的阻击战折磨得憔悴不堪的梁兴初看见刘师长，在电话里喊：“同志们！一纵上来啦！总攻就要开始啦！”二十六日清晨，廖耀湘发现了自己面临的危机。

　　先是第七十一军与新六军一六九师、二0七师三旅交接防务的时候发生混乱，遭到解放军的猛烈攻击。战斗一直延伸到黑山以东的胡家窝棚附近，四面的枪声已经清晰可闻。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打来电话，说他的司令部附近也发生剧烈战斗，西面的第七十一军已经开始后撤，解放军快要打到他的司令部来了。廖耀湘命令他离开指挥所立即去掌握部队，并且按照计划继续向营口方向撤退，龙军长答应之后，廖耀湘就再也没有得到这个军长的任何消息。廖耀湘不知道，龙军长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已经不能掌控他的任何一个师了，放下电话后他确实离开了指挥所，但不知去向。

　　后来才知道，这个军长扔下部队独自一人逃出战场，一直逃到沈阳。失去指挥的新三军的三个师已被紧紧包围。放下龙天武的电话，廖耀湘又试图与新一军军长潘裕昆通话，但是电话未能接通。八时左右，廖耀湘到胡家窝棚附近的新六军去找李涛军长。李涛也不知道第七十一军、新六军一六九师和二七师三旅的确切位置和情况，廖耀湘命令他务必掌握那两个部队，把阵脚先稳下来再说，然后设法掩护胡家窝棚的兵团指挥部、直属部队和新六军军部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大虎山以东地域，因为新编二十二师还坚守在那里。李涛痛快地答应了——实际上，李涛知道新编二十二师也出现了危机，因为昨晚他们报告说发现共军的大部队在向南移动，这显然就是冲着新六军来的，但李涛竟然没有向廖耀湘报告这个情报。或许，李涛知道此时任何情报都没有实际意义了，最关键的问题是自己的安全和出路。

　　从李涛那里出来，廖耀湘带着随从副官跑到胡家窝棚东面的开阔地去观察战况，他亲眼看见胡家窝棚以西一带正发生着激烈的争夺战——那就是六纵正与新三军交战；廖耀湘还看见东面新一军军部所在的村庄硝烟四起，估计也在混战之中。胡家窝棚以东有一条小河，解放军正沿着这条小河插进来，看来是要截断新一军与兵团指挥部的联系。解放军官兵距廖耀湘仅仅只有几百米了，子弹在他的头顶上乱飞，廖耀湘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回到兵团指挥部了，于是他决定去七八里之外的新一军新编三十师司令部去——“还没走到新三十师师部，我回头一看，胡家窝棚村庄内已发生战斗，兵团指挥部与新六军军部可能已被打散了。”廖耀湘心中弥漫起一种无可名状的绝望：胡家窝棚，兵团指挥中枢，就在自己出来的这么一会儿，共产党军队居然打了进来，自己的指挥部都完了，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

　　袭击胡家窝棚的是三纵七师二十一团三营。

　　这个营的官兵没有想到他们袭击的是廖耀湘的指挥部；更没有想到他们攻击的时候，廖耀湘竟然就在距离他们仅仅几百米的地方看着，然后跑了。

　　三纵打完锦州后，从锦州出发向北连续行军，二十四日越过十纵的防线向前突击，二十五日清晨进入一块平原地带，庄稼收割完毕的田野空阔寂寥，三纵正准备休息一下，突然遭到猛烈的炮击，官兵们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深入到犬牙交错的战场上来了。各部队立即散开，九师首先占领詹家屯，然后向黑山东北部的五间房和烂泥泡发起攻击。同时，八师也在左翼向当面的第七十一军展开攻势。第七十一军后撤，三纵跟踪追击，二十六日凌晨追到胡家窝棚东北地域。九师主力在小谢屯附近遭遇新三军的南逃队伍，二十五团当即猛冲，歼其一部；七师则经过尖山向胡家窝棚方向继续追击。

　　七师的前卫营是二十一团三营。他们在得知北山有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的一个营后，立即前去寻敌，但到达时发现敌人已经逃跑。三营在副团长徐锐的率领下尾随其后寻找战机。在公路上，他们碰上了几个被国民党军拉去当差逃出来的百姓，百姓告诉徐副团长，前面那个叫胡家窝棚的村里，国民党军佩戴短枪的比拿长枪的多，小汽车也多，而且还拉了不少电话线。村庄附近，不少国民党军的汽车、大炮和马车正在过河呢。

　　徐锐副团长迅速和三营副营长李德章商量，两个人共同认为：那个叫胡家窝棚的村子里，至少是个国民党军军部，而且正在准备逃跑，三营应该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三营的作战部署是：八连配属重机枪两挺，迅速穿过胡家窝棚西北开阔地，在村东头截断敌人的退路；七连配属重机枪一挺，首先攻占村庄西北的高地；营部跟随七连行动，九连为预备队。

　　二十六日清晨六时，三营开始向胡家窝棚接近。那时廖耀湘刚从胡家窝棚的兵团指挥部出来。守在胡家窝棚西北小高地上的国民党军竟然认为接近的八连是后撤的友军，所以没有阻拦射击，致使八连三排安全地通过了开阔地。到达胡家窝棚西北边的时候，八连才被发觉，三排官兵迅速展开，向一个无名小高地发起攻击。即刻，胡家窝棚里所有的拦截火力——重炮、迫击炮和各种机枪一齐向他们压下来，三营被压制在没有遮蔽物的旷野里。直到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攻击的是有严密警戒和强大火力的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但是，三营没有退缩，官兵们知道，火力越猛，证明胡家窝棚里名堂越大，三营就是全死在这里，只要缠住敌人就是胜利。

　　八连二排在朝鲜族排长任炳全的率领下，冲到村东头的一座小桥上，堵住一辆汽车，车上坐满了国民党军军官，军官们没有抵抗就下车投降了。二排把这些军官关在路边的一座民房里，继续向前冲。冲到河滩上的时候，他们眼前一亮：整整十八门榴弹炮排列成一排正在发射，旁边是近百辆汽车。这些大炮和汽车让二排官兵分外眼红，他们根本没有顾及炮兵阵地上到底有多少敌人，立即扑了上去。瞬间，国民党军的这个重炮阵地就成了肉搏场。炮兵阵地上至少有国民党军的一个营。敌人在瞬间的惊慌之后，发现冲过来的不过二十几个人，立即开始了疯狂地围攻。二排，这个不顾一切的小小战斗单位，随即被淹没在残酷的厮杀之中。二排一名副班长从肉搏战中冲出来，跑到营部报告了情况。副团长徐锐心情复杂，敌人火力封锁严密，暂时没有办法前去增援，只能集中兵力尽快攻占胡家窝棚村西各高地，以解救孤身作战的二排。

　　早晨七时——廖耀湘已经在村东的开阔地观察了一会儿，最后决定不返回遭到攻击的胡家窝棚而去新编三十师师部——就是这时候，八连三排在机枪的掩护下攻占了村西北的几个小高地，胡家窝棚里的国民党军开始反击，三排在击退敌人的三次反击后大部伤亡。最后，三排长阵亡，阵地上只剩下战士楚长发一个人。八连指导员率领一排拼死增援，但与敌人厮杀几个回合之后，一排也大部伤亡。副团长徐锐把迫击炮连的十二名炮手全都派到了这个方向，但阵地依旧万分危急。

　　八时，七师的山炮连赶来了。九连拿下无名高地后，七连也拿下了另一个高地，胡家窝棚西面的阵地全部被突破，村庄里的国民党军纷纷向东溃逃。八连和七连乘势往村庄里冲，冲进去之后才发现打的是廖耀湘的指挥部，这让官兵们很是惊讶。

　　徐锐副团长和三营副营长李德章直奔河滩，他们看见了一生都难以忘却的情景：百余辆汽车和十八门榴弹炮尚在，但是，二排所有的官兵全部战死，交战两军官兵血肉模糊的遗体凌乱地散布在旷野上。这片河滩本是当地百姓的坟地，坟地间原本枯草摇曳，搏斗后这里的枯草已被压平，大片的血迹已经凝结。掩埋二排官兵遗体的时候，徐副团长和三营官兵边挖坑边哭。胡家窝棚村东，自此出现了许多新坟，混合着血浆的新土微微隆起呈暗红色。

　　林彪突然收不到廖耀湘兵团司令部的电报信号了，大为疑惑不解。

　　三纵的一支小部队在总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把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新六军军部连锅端了——三纵七师二十一团三营的攻击虽然偶然，但意义重大。他们不但使廖耀湘兵团的十万大军因失去指挥而陷入混乱，更主要的是，林彪终于十分精确地判明了廖耀湘的位置，并随即制定出东北野战军即将发起的围歼战的核心所在。

　　林彪下达的命令是：不要休息，不要睡觉，不要吃饭，哪里有廖耀湘的部队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直到把廖耀湘兵团彻底歼灭为止！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左右，廖耀湘跑到新编三十师师部。

　　这里靠近黑山，东北面是新一军的五十师。

　　从胡家窝棚方向突进来的解放军官兵仍在继续深入，试图把新一军与新三军分割开来。廖耀湘命令新编三十师和五十师就地抵抗，同时派人去把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叫来。

　　一个小时之后，从胡家窝棚逃出来的兵团参谋长杨盤和新六军军长李涛以及司令部的军官们也跑到这里，廖耀湘证实了：胡家窝棚的兵团指挥部已被冲散，一个专门负责作战的参谋被打死，还有一部分司令部的军官被俘。廖耀湘当即命令新六军副军长刘建章指挥一六九师向胡家窝棚实施反击。

　　接着，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和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先后赶到。两位军长报告说，新一军的司令部也受到攻击，但军部突围出来了，损失不大，已经命令所属部队向新编三十师靠拢。而第七十一军主力现在正集结在新编三十师和一六九师之间。廖耀湘命令第七十一军仍归新一军指挥，特别命令把负责胡家窝棚防御的那个师长抓起来听候处置。

　　目前，还有新三军、第四十九军和二0七师三旅没能联系上。

　　廖耀湘利用新编三十师的电台向卫立煌报告了战况，并说他的决心仍然是向营口方向撤退。

　　下午十六时，让廖耀湘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师长罗英带着一辆卡车和警卫部队来了，要接廖耀湘和李涛去他们那里——新编二十二师是廖耀湘和李涛的基本部队，两个人在抗战期间都曾当过这个师的师长——罗英向他的两位前辈和上司报告说，他的一线部队虽然受到攻击，但目前情况尚好，师部位于大虎山附近公路边的唐家窝棚，第四十九军军部就在距他不远的陈家窝棚。说到第四十九军奉卫立煌之命向沈阳撤退之事，罗师长十分气愤，说卫立煌也命令他这样做，但除了廖司令官的指示，他不执行其他任何人的命令。廖耀湘决定自己跟着罗英走，至于目前部队应该如何，新一军军长潘裕昆认为，无论是沈阳还是营口都不能去，部队只要一移动就有被分割的危险，唯一的办法是就地抵抗——“共军在不能忍受我们的火力杀伤后，会自行撤退。”廖耀湘说，各部队就地防御，等到把新三军和第四十九军的情况搞清楚之后，再作之后的决定。

　　廖耀湘离开新编三十师师部，向南过了大虎山至沈阳的铁路，黄昏时到达新编二十二师师部所在地唐家窝棚。在那里，他终于与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取得了联系，郑军长解释了他直接向卫立煌请示的原因后，说大虎山移动至辽河边的沼泽地带是旧地图的标识，现在沼泽地已经干涸，全部都是庄稼地，部队可以通过。他的军部旁边有一条公路，直通辽河边的老达房，再经大民屯就可到达沈阳，这是目前唯一没被截断的一条退路，且沿途还没有发现共军的行踪。廖耀湘追问：“凭什么说沿途没有共军？”郑庭笈说，他的军部特务营已经到达老达房，正在那里征集船只，渡过辽河不成问题。郑庭笈劝说廖耀湘顺着他提供的这条路线赶紧撤往沈阳。就在这时候，卫立煌来电，口气已不再是商量，而是命令廖耀湘迅速率兵团退回沈阳。

　　“我感到恐惧，感到羞愧，因为我退营口的主张现在彻底失败了。”晚上，精神恍惚的廖耀湘躺在床上，陷入一种极端的矛盾和痛苦中。枪炮声不断地传来，新编二十二师师部附近也发生了战斗。师长罗英在与他的团长们通电话时，明显地感到各个团长都在埋怨和叫苦。新三军还是没有联系上。据说二0七师三旅已经被打散了。现在，摆在面前的有三种选择：一是按照潘裕昆军长的主张就地抵抗，但这只能是把覆灭的时刻稍微延长一点儿而已，因为部队已经严重缺乏弹药，特别是炮弹，十几万人聚集在几十个村庄里，当地的粮食很快会被吃尽，空投也没有指望，蔓延的饥饿足以让全军崩溃。二是按照郑庭笈军长的主张退向沈阳，但是退向沈阳的行动也绝不可能像他说的那么容易，前边不但有大河，必定还有强敌，林彪绝不会低能到为自己敞开通往沈阳的大门；况且身后已经有了强敌，部队一旦开始移动，“就可能在运动中被层层包围截断”。三是继续坚持当初退往营口的主张，但是，扪心自问一下，这种可能性是否还存在？——“我当时很痛苦地最后下决心，经由老达房地区退向沈阳。”——廖耀湘痛苦的是，如果退往沈阳，有可能突围而出的是新六军的新编二十二师、十四师和新一军的新编三十师以及第四十九军的一个师，而其他的部队就很难有生存的希望了。

　　廖耀湘打电话给郑庭笈军长，命令他立即派部队前去通往沈阳的道路上搜索。

　　郑庭笈军长仍信誓旦旦地说，撤退沈阳的路上没有敌踪。

　　廖耀湘下达了全兵团向沈阳撤退的命令。

　　这一命令在二十六日深夜下达，规定二十七日拂晓执行。

　　可是，连廖耀湘自己都认为，一切都可能来不及了。

　　潘裕昆军长接到这个命令后告诉廖耀湘说：“这是很危险的。”廖耀湘说：“这是卫总司令的命令。”潘军长“声音颤动”地表示：“我将尽我的力量去做。”廖耀湘在这场战役中犯了太多的错误：攻击黑山和大虎山的时候，他舍不得使用最精锐的新一军和新六军，让作战力并不强的第七十一军去进攻，结果因为攻击未果严重耽误了突围时间。在已经意识到东北野战军主力合围而来的时候，他在向哪条路突围的选择上犹豫不决，再三反复，如果他在第一时间果断地选择，并在事后始终坚持，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在预计向营口撤退的路上，一个小小的独立师就导致他认为撞上了林彪的主力，他在国民党军中服役多年的经历使他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他无法设想也无法理解一支小部队怎么能够毫不犹豫地以卵击石。在到达新编二十二师师部之后，也许是认为自己到了老部队便安全了，他竟然用明语在电台中呼叫和调动部队——有史料证明，廖耀湘的呼叫全部都在东北野战军的监听之中，他呼叫的电台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受到攻击——先后毕业于中国黄埔军校和法国陆军大学的廖耀湘，在一九四八年的初冬时节里表现失常了。

　　此时，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纵队和炮兵纵队，对合围在黑山、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廖耀湘的五个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分割和围歼。其中，第一、第二、第三（附属十七师）、第十纵队和炮兵纵队由黑山、大虎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第七、第八、第九纵队由大虎山以南向北突击；第五、第六（欠十七师）纵队由二道镜子、绕阳河自东向西突击。

　　廖耀湘在新编二十二师师部等待着二十七日拂晓的到来。

　　此刻，一个名叫齐一飞的战士，在攻击胡家窝棚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他的战友将他安置在距胡家窝棚不远的一个村庄里。

　　齐一飞的家，在距胡家窝棚一里半的东尤屯。

　　齐一飞苏醒后，首先想到的是连长李德山。在向胡家窝棚穿插的时候，按照打到谁的家乡就向谁表示祝贺的老规矩，全连提出了“为解放齐一飞的家乡而战斗”的口号。连长李德山还特意说他应该回家看看，还说很想吃一顿他的家人包的饺子。但是，冲到胡家窝棚西面的开阔地时，出事了。一排炮弹打过来，李德山连长被炸倒。齐一飞正要上去救连长，另一排炮弹把他也炸倒了，他被埋在泥土里。当他挣扎着从泥土中爬出来，爬到连长跟前时，发现连长头部中了弹片，满脸是血。他想背连长去找担架，刚站起来，就昏了过去。战斗结束后，齐一飞被救下战场。躺在担架上他慢慢地醒过来，他问身边的炊事员老刘，连长在哪里?老刘半天没说话，只是流眼泪。天亮了，院子里又抬进来不少伤员，急救人员来回忙着，四周声音嘈杂。齐一飞突然发现眼前的景象似乎有些熟悉，特别是院子里的那座镶嵌着大大的“福”字的影壁和大门口的那棵老榆树——这不是地主毛奎山的家吗？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同志！咱东尤屯屯子小，不能叫你们全都到屋子里去，大清早的让你们受罪啦！”齐一飞听出来了，这是屯西头的齐贵田大爷。自己就躺在自己家的村子里！齐一飞让炊事员老刘到对面的院子里去问问，那是不是自己的家。如果是，就告诉他爷爷，说他的孙子已经参加了毛主席的队伍，让家里别挂念他，千万别说他在这里，也别说他受伤了。不一会，老刘回来了，紧跟着，齐一飞听见了爷爷的大嗓门：“齐一飞？那是我的大孙子！他在哪儿？”老刘把爷爷引进屋子的时候，齐一飞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他不想喊爷爷，不想让爷爷看见他现在这个样子，因为爷爷会心疼死的；他也不想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自己就被留下来养伤，他要跟着部队走，死也要死在队伍里，连长的仇还没报呢!老刘返回到他的担架边，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很好，土改时分了三垧好地和地主毛奎山家的几间好房。

　　老刘顺从齐一飞的意愿，没有让他与家人见面，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养伤去了。

　　两个月之后，战士齐一飞伤愈归队。他跟随部队跨黄河，过长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整整九年后的一九五七年，齐一飞请假回家探亲。东尤屯家里的爷爷和奶奶白发苍苍，最小的弟弟已经上了高中，只有村子里的井台、小庙和那棵大榆树依旧是那般模样。临归队前，爷爷领着他往村外走，在一块地头上，有一座被绿油油的庄稼环绕着的砖砌的坟。爷爷说：“当年打胡家窝棚的时候，一个连长牺牲了，我们把他埋在了这里。”

　　齐一飞看见墓碑上写着：烈士李德山同志之墓。

　　齐一飞放声大哭。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拂晓，蒋介石在他日记本上写道：

　　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