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罗氏族谱字辈:喇叭沟门的天空

喇叭沟门的天空

告别学生时代

71年初，学校的大巴把我们这些16岁的初中“毕业”生载离都市，经过只有一条丁字路的怀柔县城，穿过古老残破的长城一路向北，再向北，进入莽莽大山之中。长城将北京北部山区切成两个世界，长城外人烟稀少山高路陡，真正的穷山恶水。山区公路用碎沙石沿河傍山铺就，崎岖而颠簸，有的路段仅能一辆车通过，通过前，司机要先下车倾听对面是否有车，然后鸣笛才能通过，据说还是日本侵华时期开筑的。我们的目的地是与河北丰宁县接壤的北京怀柔县喇叭沟门公社，是北京市最北的公社就在这大山深处。

汽车沿着一条蜿蜒的小河在山里扭来扭去，望着车窗外黄褐色的大山和擦窗而过用鹅卵石草草垒成围墙的低矮农屋，农家院子里偶或能见到几个并不可爱的脏兮兮的娃娃，小脏孩们好奇的瞪着拖着尘土而来的汽车，我也同样好奇的望着他们直到山村消失在公路远方。稀稀落落的光秃秃的小块田地遗落在山脚下小河旁，刚进山时那种赏景的心此时已荡然无存。记不得是否吃过午饭，当暮色渐渐来临，汽车终于停在一个村子里，一小群人在车下等着我们。带队的老师喊道：“同学们下车吧，我们到了……”我看着车外有些模糊的，房子比路上看到的还要破几分的村子，这就是也许要呆一辈子的地方？

运行李的是一辆卡车，行李早已卸下堆在路旁，大家一边找自己的行李一边听侯分配宿舍。我们学校共21名知青，除2名是老三届的之外其余19名都是70届的，总共是8名男生13名女生。我和另三个同学拖着行李，随着一个大妈一脚深一脚浅来到她的家。无暇洗涮，草草打扫一下已经烧热的土炕，铺上被褥就正式开始在农村“扎根”了。在温暖的被窝里想着在延安插队的大姐和在内蒙呼伦贝尔草原插队的二姐是否也是这样开始她们的知青生活的？在江西干校的爸爸妈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那一夜睡的很香。

 知青是这样炼成的

我们的房东大妈是当年的妇救会（还是妇联？）主任，从她依然干练麻利的动作和说话果决的语气可以想象她当年的英姿。大叔是在村里很有名的猎人，一部钢刷般的络腮胡衬着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的，像极了《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她爹，但说话却很和气带些拘谨甚至几分羞涩，院子里几乎天天能见到被吊起来扒皮的狐狸等。房东的大儿子是村里的拖拉机手，二儿子在公社的中学上学，两个女儿是村里的小学生。由于房东大叔大妈的能干，还有个当拖拉机手的儿子，我们住的房子不是村里最好的也是中上的。

还算宽敞的院子里一排朝南的正房，房东住东边三间，西边的两间划给知青，外间用作集体厨房，我们四个男生住在里间，厨房的大灶把我们的炕烧得暖暖的。炕前有个火盆，早晨为我们做饭的老乡烧好饭后，把红红的炭火铲在火盆里整个小屋顿时温暖如春，使我们每天早上起床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

……很快，我们每人领到一份农具：一把铁锨、一把耪地的锄、一把砍柴的镰刀。北方的锄与在干校使用的锄不一样，是不能用来刨地的，有个像天鹅般长长弯弯的细颈，和一个像鲸鱼尾巴形状的“头”，我们学着老乡，用破瓦片拼命的擦着锄和鍁，除掉上面的铁锈，尽量擦得光亮些——听说这样干活时比较省力。我挥舞了几下镰刀，找到点打鬼子的感觉了，就约了几个男生爬到山上去了，上山前大家郑重相约——遇到老虎谁也不许跑，必须一拥而上镰刀齐下……经过一番披荆斩棘登上了村前山上的最高峰。从山顶望去，四面都是黑色波涛一样的山峦，山间的积雪像浮在海上的小舟在阳光的映照下分外耀眼，我们来时的公路蛇一般钻进远山。我们回头望着刚上山的方向，哪有什么小路？陡峭的山岩荆棘密布，谁也不敢提如何下山，硬着头皮站在山顶大家高唱起《国际歌》来…….

房东门前有条潺潺的小溪，溪对面的山沟叫“老虎沟”，老乡说山上69年还出现过老虎，是我们的房东用夹子夹到老虎的爪子，拖着地上的铁钩缠到了树根被猎到的。冬天，小溪水冻成一个壳，要砸破冰层用脸盆取水回来倒在大柴锅里烧热才能洗脸刷牙，水缸里冬季是不能储水的会被冻裂。我常在夏天溪畔的柳阴下拉琴，兴致好时几个男知青也在溪畔唱些流行的“知青歌曲”。

喇叭沟门村是一个生产大队有四个小队，我被分在二队。在中学时我是二排的、干校时是二连、插队了是二队，看来与“二”的缘分之深——命也。那时村里住着一些北京各单位发来的“下放干部”，有位市出版社的干部我们喊他老陈，调我到大队科技组和其他两名女知青一起帮他搞细菌肥料，后来是人工培育灵芝。最初，我干的是烧火，蒸汽消毒接种用的玻璃瓶子、配营养基等杂活，大概是我干的不错就让我做接种的细活了。但是单调枯燥的工作让我很快就提出要回生产队劳动。北方的冬天千里冰封正是全国学大寨的时候，我融入了“创业队”和其他知青一起扶钢钎、轮大锤、打眼放炮、修渠筑路、填土造田，工作辛苦甚至危险却也快乐。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我们参加下游8里外一次公社组织的“大会战”，凌晨到食堂每人领四个黑黑的全麦馒头，用手一捏就可以变成一个大馒头（没蒸熟呢），用手绢包起来带着算是早、中的伙食，踏着冰冷的月色出发了。到工地天才蒙蒙亮，和老乡们点起篝火烤着干粮喝着河里打的水，吃罢饭天也亮了，“开工啦”——大概是公社的人下令了。我拉着小车运土跑得浑身冒汗，就干脆脱了棉衣仅穿一件衬衣继续干活，一会，老队长跑来用最龌龊的语言把我的祖宗八代都骂了，吹胡子瞪眼的要我穿上衣服，用这种方式表达关心真让我接受不了，但还是接受了——这可是贫下中农给我再教育的第一课。

春天了，创业队解散，我们各回生产队参加春耕。在干校时干的得心应手的一切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全得从头开始学习。第一件活是“压光”——拉着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石头滚子，在播过种子的田垄里走，目的是把土地压实利于保住土壤水分。在电影里看到平原地区都是用驴子拉的——现在是我在松软的土地上拉着沉重的石磙子不停的走，好在插队前妈妈给我一个垫肩这次派了大用场。生产队里有两个石磙子一个大些一个小些，发给我的自然是那个大的，山区的土地高低不平常常要搬着石磙子过沟上坎的，和我一起干这活计的社员每天换一个人，而我一个人干了12天一声都没吭，从此老队长也对我另眼相待了。生产队里评“工分”，过程和体育比赛中裁判打分差不多，裁判就是队里的全体社员，根据你的劳动能力和劳动表现大家表决，由队里的会计作记录并公布结果，好像是一个月评一次。村里13名女生大都是7分、7.5分，我是知青男生里工分最高的——7分，我已经感到很骄傲了。各生产队的分值不一样，我们二队的分值是5角6分钱，就是说，我一天的劳动收入是7乘以5分6厘。春旱在北方是较普遍的，山里也一样不可避免的要抗旱，就是挑水上山在每颗苗根部浇上一小勺水，每一挑水记工分2分。那些日子，我一天可以挣到16分工分，比绝大多数社员都强。

当玉米苗长到8公分左右高就要间苗耪头遍地了（第一遍），这可是个又要体力又要技术的活，只有男劳力才可以干，女劳力这时都挎着个篮子施肥呢。耪地的人由队长带领，队长也叫“头锄”，队长选好地块后就一言不发的开锄，人们在队长的左侧依次排开称为“二锄”、“三锄”…..副队长按人数数出田垄也开锄了，这样队伍就像南飞的大雁成V字形排开，不同的是方向相反，我就是那个V字的底被称为“末锄”。如果你身前的人动作慢跟不上，你就可以拄着锄头歇口气或索性换位。就这样，我的实力很快就发挥出来了，没几天我就来到了队长的身后，成为“二锄”，有时甚至我也能直直腰喘口气了。这期间我的工分也迅速飙升到9.5分——是全公社知青里工分最高的。

随庄稼的生长天气越来越热了，“二遍地”、“三遍地”开始了，这才是最难受的时候。玉米长高后，像刀子一样的叶子刮在脸上、脖子上、胳膊上一条条一道道的，汗水一浸全身红肿疼痛难忍，只好穿着长衣长裤忍着近40度的高温锄地，衣服汗湿了晒干，晒干了又汗湿……让我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有了切身体会。

山里秋天的收获季节没有南方的双抢紧张，喜悦之情却有过之。干活休息时可以名正言顺的烧老玉米或黄豆来吃，把一堆带杆的玉米烧着，等火灭了用铁锨把熟了的玉米扒拉出来就可以吃了。黄豆也一样……白天，秋高气爽，夜晚一丝丝凉风中淡淡的玉米香和着泥土的气息更让人心醉神迷，一个人站在小河旁，河面倒映着明亮的星星随着河水的流动一闪一闪的，抬头望着深邃的星空仿佛置身于天上，真有一种欲上九天揽月的冲动。

社员们期盼的年终分红是村里最大的喜事了，那一年，生产队扣除我第二年的口粮钱和各种名目的款项后分得180多元的“巨款”，据我二姐回忆，当年回干校探亲时是我用这笔巨款给她买的车票，可我只记得是我们一起回的干校。

 知青生活点滴

期间，知青的新房也盖好了，一排7间北房中间的一间作为厨房，女生住在厨房东边，男生住在厨房西边，最西边的一间作为堆放粮食的库房。搬进去时打破了原来由老师决定的宿舍成员，而是大家自愿组合，我和几个同学住在靠厨房的一间。新房子在村子的东北角上，东边百多米是时大时小的漳河，平时漳河只有10米左右宽，水深处也就到腰，雨季时一夜之间就变成一条咆哮的数百米宽的激流，曾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在此抢救一名落水的村民而牺牲，我们的新房也是全村距离洪水最近的一处民房了。记得有一年接连下了几天雨，村里不时传出房屋倒塌的沉闷声响，夜晚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第二天早上狂风呼啸声依旧，而房外的树梢却纹丝不动，疑惑中走出房间才知道，浑浊沸腾般的洪水距离我们的房屋只有5米左右，而那狂风呼啸的声音是来自洪水。新房西面紧邻怀丰公路，路西就是公社卫生院，沿公路向北有一家小百货店日常的肥皂牙膏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拮据的村民为给家里读书的孩子买笔买本时，可以用自家的鸡蛋到店里换，店旁还有一家小饭馆，也是我们偶尔打牙祭的唯一去处。在干校和我一起放牛的朋友因为手有残疾没有分配工作，索性和我一起来到山村陪了我好几个月，白天我去出工干活，他拿着钓鱼竿去河里钓鱼，那时我们的伙房解散了，我们在大队长家里搭伙，但是大队长家里人不知为什么不吃鱼，每天只好把钓到的鱼倒进他家的猪圈喂猪。

刚到农村时我们不会砍柴，烧柴都是向队里买的。后来队里派老乡带领我们上山打柴，然后用背架把柴一捆捆背回驻地。近处的山林都封山育林，公社联系了离村子十几公里远的孙栅子林场。一天早上我们沿着村北的小路向西来到林场的一片原始深林，3-4米高的灌木遮天蔽日，人进去真的找不着北呢。我们在指定区域内将砍下的灌木一捆捆放好堆成一个大捆，再用绳子绑好几个人一起用力推，让柴捆凭着重力自己沿着山坡向山下滚，这时，一个女生的衣服被柴枝挂住，上千斤的大柴堆带着她一起向山下滚去，没有人能帮助她了，眼睁睁看着她被大柴捆甩起来抛在空中然后落下，幸而没有落在柴捆的前进途中而幸免，我们冲上去见她只是受到一点点轻微的擦伤。下山后，把大柴捆打开垛好等晒干后找车运回村里，而这时我却不小心，腿部受到巨创，深可见骨的创口把大家都吓坏了，用了5条手绢把伤口绑住后，借一辆手推车大家把我推下山送进了公社卫生院。

新房子没有火炕，床是用木板搭成的，冬天奇冷无比。我们用毛毯改作窗帘，把棉衣蒙在脑袋上扣子都扣好，鼻子从领口处呼吸空气，早上起来牙膏都冻得挤不出来，要用热水泡软才行，棉衣的领口处像熊冬眠时的洞口般结了一层霜。

距村子北边8里地的一个村子西府营里也有10名北京知青，他们来自北京23中学，平日我们两个村的知青来往频繁互通有无，他们村的男女生过的像是一家人，我们村的知青除特殊情况外男女生是不讲话的。这天23中学的知青到了，他们回京必须在我们村落脚才能搭上进城的汽车，那时还没有长途汽车通到喇叭沟门呢。于是我们也打点行装准备一起动身搭车回京，每天早上捆好被褥拿起行装到公路旁等过路车，没等到过路车就到小餐馆里吃饭然后再回到公路上等车，直到傍晚不会有车走夜路了，才回到宿舍打开被褥睡觉。好容易等到车子，司机只同意带女生走，只好女生先走，男生留下来继续等车。从北京回村里时是一样的遭遇，也是先让女生带着行李回村，有时我们在怀柔县城要等上一个星期才能搭上车回到村里，好在那是个知青遍天下的年代，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有我们吃的和住的地方。

那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了，消息传到村里我兴奋极了，开始没黑天没白夜的复习功课，为了复习，我再没参加同学的打牌、打球等活动，有时甚至嫌他们在屋里聊天声音太大而把人赶走，可是后来交白卷盛行，只剩下贫下中农推荐一途了。一次次的招工名额我都放弃了，一心就想能够上大学，自以为凭借出色的劳动表现被推荐不做第二人之想，结果北京医学院的一次招生是由村里一个家境相对富裕的青年顶着知青的名额去的。74年最后一次招工时，县安置办公室来人找我谈话，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下达招工指标了，公社里的知青基本都走了只剩下最后的一批。74年，在当了3年10个月的知青后我回到北京，直到四人帮粉碎之后才圆了我上学的梦想。

回北京后，村里人来北京时，当年的大队长总要给我捎来一蓝鸡蛋，我不在家就放在我家门口的地上委托邻居告诉我一声，2001年儿子到外地上大学临走前，我带着儿子回到阔别了27年的喇叭沟门。村里房屋依旧，感觉比27年前还显得破旧些，村口因为旅游的人多了而开了几家餐馆，当年我们的新房子已经不见了，村口修了水库，道路经过休整平整而宽阔。因为是白天村民大都不在家，见到的村民也已经叫不出名字，熟悉的小溪也因修了路变得陌生。我带着儿子来到当年搭伙的大队长家，已经70多岁的老队长居然一眼就能叫出我的名字，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参加工作不在身边，还有过一个小女儿因生病没有药而早逝。热情的老队长唤老伴给我们沏茶做饭，看着她老伴窘迫的样子我明白他家相当贫困，如今两位老人几乎没有劳动能力了。和两位老人到村口的餐馆里用餐后回到他家里，我把身上所有的钱留给他们后依依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