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田敏唱腔专辑:香港管治的独特文化

香港生于中英的历史仇恨，百多年来处中英的边缘，却在边缘产生来自中又异于中英的社会和文化，成为现代世界的一员。上世纪九十年代最高峰时，香港人均产值高于英国，现在仍远高于中国内地。
西方五百年的现代化，是一小撮精英自由自主，以自由意志介入趋近大自然的运作规律和社会的运作规律，回溯古希腊和古罗马，把在现实现象转化成新的“人本主义”意识和知识，向大众传播，让更多人参与公共资源的发掘和应用，缔造新现实，更新道德、艺术、科学，发展法治、民主、社会、文化，以至军事、皇朝和家族、企业等“人造真实事功”。
香港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打破了这个中心地带、由精英主导的规律，在边缘地带、由非精英主导。
中西之间与传统现代之间 现代化是一个“建制现实”被打破后，局部向“在野现实”开放，“建制现实”和“在野现实”一起对流对决，互相转化，相生相克。
“建制现实”高度精致、纯粹、彻底和完整的系统，环环相扣，联成一气，严密控制，不容逾越和偏离。“在野现实”是自由自发，支离破碎，多向矛盾交叉对流对决，由无而有，生机勃勃。“建制现实”和“在野现实”相对立，也相依存。“建制”往往以建自己主观建构的“建制现实”代表全部现实，认为“在野现实”不应、不必、不可存在而否定其存在，“在野现实”存在也当作不存在，不必理会，理会“在野现实”等于向“在野现实”屈服，有失尊严威仪。
当今之世，一个建制不“多元开放自由互动”，不能“容纳自由互动的多元集体，建立现代秩序”，做不了精英，不配从事管治和管理。二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内地和香港都不同程度在中西方和传统与现代的对流转化中。
西方进入以平等、独立个体和功能理性为基础的“社会”阶段，中国人社会仍是农牧渔血缘和地缘纽带的“小区”（上课不问，下课围着。管理上常见争“个别关注”的问题）。
现在香港社会的政治、管治和管理，夹杂在中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流转化中，中国内地不同程度和香港一样，夹杂在中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流转化中，二百年的“千年变局”未解决（开放改革走出“超越资本主义、东风压倒西风”的“以我为主”虚妄，初见成效又回归天朝“以我为主”的本体意识和文化身份，网上多是“一念自大者”，不必付代价又可重现小农的无限自我膨胀快感）。
内外形势暗中生变 政治、管治和管理是一个“个人、集体、个体”的“主体性、主动性、整个性”和“感认、决策、行动”的三矩阵。这三矩阵在中西方和传统与现代的对流转化中。三矩阵的27格，每格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之间又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相因相成、相生相克，客观上自行聚集和排列成系统。政治、管治和管理就是三矩阵的27格的随机应变组合，既把前前后后、千变万化的无限变数精炼到单一点子上，又兼容27格每格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矛盾性和相生性，内外形势和本质可能暗中起变化。
公私、组织和机构的政治、管治和管理三者之别，是三矩阵27格的不同比例的组合（特区治港班子五种人，四、五年后恍然大悟，有领袖/领导对记者讲“政治、管治和管理”是不同的，记者和编辑报道时，大赞领袖/领导“先知先觉”）。
中西之间政治、管治和管理的随机应变组合，不是分割因素的“中西之别”，而是三矩阵27格客观上自行聚集和排列成系统方式之别、事物创生和存在的动静形态之别、人（个人、集体、个体）为什么和怎样介入客观事态之别。
中西之别带来反思 领袖/领导/精英负责政治、管治和管理，就是把27格的随机应变组合和排列，既把前前后后、千变万化的无限变数精炼到单一点子上，又兼容27格每格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矛盾性和相生性，内外形势和本质可能暗中起变化，有突出有兼顾、有调整有坚持、有进有退，付出代价换回目标，转化事物和事态，和一群人守护或破立一个“均衡正当”状态，守护或破立一个世界。
中西之别，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有分有合，中国是孔子秦皇以来的总体性；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进一步开放个人实体性，进入以平等、独立个体和功能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中国人社会仍是农牧渔血缘和地缘纽带的“小区”，现在要由总体性走向分化和重组新的总体性。
西方主导的后现代，“社会和国家由谁来管，怎样依制度和程序安排权力转移”和“社会和国家为什么存在，怎样为民谋福祉”这两个问题都和以前不同。关于“社会和国家由谁来管，怎样依制度和程序安排权力转移”这点的普及化和媒介化，全民参与，近乎“直接民主”，不满足于“代议政制”，变成另一个新问题。“社会和国家为什么存在，怎样为民谋福祉”标准也由经济实利局部转向人文价值和存在意义、生活环境，反思“我们要怎样的社会、国家、地球”，香港的政治、管治和管理过程都曾在这些方面作过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