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姓: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一直以来，对于张玉凤，有着很多的文字追踪于她。有党史研究的，有纪实报告的，还有民间演绎天上地下信口开河的文字。对于后者，张玉凤沉默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附会。在本博主心里，张玉凤的善良、付出、守纪，是值得我们报以极大尊敬的一个人。
有关她最简单的介绍文字是这样的：张玉凤，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76年后张玉凤去了哪里，干了什么虽然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但是，已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张玉凤走近毛泽东、守护毛泽东，到最终送走毛泽东，她一直是一个最知情毛泽东的人。1962年至1970年，从“七千人大会”后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像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林彪的冲突等等；这个时候的张玉凤，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作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她一定看到过很多很多。1970年到1974年，她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不是走近而是走进了中南海，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她看到了“后台”的林彪事件发生全过程，感受过毛泽东因此遭受重创的一切，也见证了毛泽东随后处理此事所付出的全部努力。而1974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临终，张玉凤已经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了。这期间，中国政治经历了邓小平复出、四届人大召开、江青集团力量坐大和式微、毛远新出任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周恩来病重、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人选安排、大量受屈干部的政策落实、军队干部对调、再次扳倒邓小平、天安门追悼周恩来活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毛去世后各派力量的角力、粉碎“四人帮”等等重大事件。
作为机要秘书，张玉凤想不看到什么都难。更何况，毛泽东晚年，他离不开张玉风，毕竟，从1962年起，这位如花年龄的女性就在毛泽东的专列上服务了。可以说，毛泽东想到什么，张玉凤就能敏感地知道一二。毛泽东晚年发音不清楚，但只要他动动嘴巴，发出哪怕几个不连贯的音节，张玉凤基本上就能解读出来。曾经发生过毛泽东与张玉凤冲突后，毛泽东将张玉凤驱逐出去的事。但张玉凤可以走，毛泽东却离不开她，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先自认输了，让汪东兴尽快将张玉凤找回来，并说下了很动情的话：我也这么大年纪了，脾气是有的，难道你的脾气比我还大？也还真是张飞的后代呀！
不能说因为张玉凤对毛泽东的了解太深就真敢与毛泽东叫板对撞，但话又说回来了，毛泽东的晚年脾气大不同于身体健康时期，实在是不大好侍候的。张玉凤能一直随身于左右，帮毛处理好一些别人未见得能代替她处理得好的事——这也是中央为什么做出让张玉凤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重大安排及其理由。
机要秘书是做什么的呢？简单言之，就是毛泽东有关的“机密”、“要件”的转递、落实、存档。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张玉凤成了各派关注的对象，连江青这种什么人都看不起的角色，也不得不小心地求助于张玉凤，尽量地巴结“小张”，包括用一些女人之间的小恩惠小手段。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由此可以见出张玉凤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份量。本博主曾写过一篇《毛远新贪污过毛泽东的谈话吗》，结论是不曾有过“误传圣旨”的过错，这中间就有着张玉凤的工作勤恳敬业等因由，因为是她对毛泽东任何谈话语音和文字文本的执着追索，没有给他人留下其他发挥的空间。
张玉凤没有主动做过影响毛泽东决策的任何“进言”，这是一种操守。她所做过的一件让她后来还感到害怕的事就是在长沙“批走后门”事件的代毛圈阅。其它，张玉凤守住了本色，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但不参与，并不代表不知情。有关中国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之死留下的蹊跷、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之有无、林彪事件、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安排、王洪文的升迁沉浮、康生其人及其状告江青、毛泽东眼里的邓小平、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毛远新在毛泽东的住室里谈话的全部、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华国锋的政治和战略考量、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天安门悼周时毛泽东在病室里的所有情形等等等等。
毛泽东去世后，当时中南海的大管家，也是粉碎“四人帮”后迅速成为“五大领袖”的汪东兴曾找张玉凤索要过很多东西。而此前，江青也在一直打着毛泽东晚年谈话记录的主意。在江青向张玉凤索取保险柜钥匙时，张玉凤却说：“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若要清理必须经华主席批准”。张玉凤坚持自己的职守，做了她的力量和能力范围里能做的一些事情，对历史档案有了一定的担当。因为张玉凤是毛泽东生命最后两年里的机要秘书，她处理和见证了当时最核心的机密档案。在粉碎“四人帮”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他几十年的老战友周恩来的追悼会一直有着深重的怀疑。海外报刊就此事更有多样的解读。而且这种解读也被中央文献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毛泽东传》的写作者之一、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所证实确有其事。比如说毛泽东对于天安门百万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总恩来一事，毛泽东在送达的《动态》上的批示就是“假悼念，真复辟”六个字。而且毛泽东也真的没有参加追悼会。据传，毛泽东在1976年1月2日还讲过不参加的理由：“为什么我要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略）”对此情况，当时的中央有关部门请张玉凤这个历史见证人出来写文章作一些解释，以证明毛泽东确实是病重不能走动了，因之没有去参加周的追悼会。
张玉凤这样做了。她写了毛泽东当时患严重疾病的情况，证明毛泽东的腿当时确实“走不动”了，因而只在送审的有关周恩来追悼会参与人员的报告上“画了一个圈”。但是，我们从张玉凤的文字里，还是可以看出她对毛泽东没有出席周总理追悼会的“看法”与情绪。虽然她的文字已经十分委婉了：
这个圈，“在人民心目中，它实在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按照“机要秘书”的身份，也许，张玉风已经说得太多。
但是，今天的张玉凤已不是“机要秘书”了，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人员。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守口如瓶，不曾乱说乱写过什么。也许，她会让我们很多热切地希望得到中共秘史的人失望，但我们没有理由责怪她，她也不容易，而且，她能有这一份不投机、不炒自己、不揭秘史以获私利的操守，就是值得尊敬的。
这些年来，有关张玉凤的说道，一些不负责任的纪实报告之类的文字，在她的身上泼了很多脏水。有的不良文人倾其想象之力，构思了一个又一个张玉凤与毛泽东的故事……不知道这些恶语是如何地伤害过这位14年里一直在为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服务的工作人员的。但是，张玉凤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后，如今的生活想来应该归为平静。希望本博的文章不会叨扰张玉凤——这个中国当代史可能时时会提及的、曾经以她的质朴和忘我的劳动为苦涩岁月里的我们照顾过领袖的普通劳动者。

张玉凤



张玉凤和郭凤莲
张玉凤回忆在中南海的日子
 
新上任约法三章
我原是铁路部的工作人员,1970年调进中南海毛主席处工作,1974年10月,被中央办公厅正式任命为毛主席的朵要秘书,直到毛主席去世.
1974年10月,毛主席到了湖南长沙。我像往常一样，每天的第一项工作是收阅从北京送来的文件。出乎意料的是，那天收到的文件里有一份关于我的任职文件。内容是：“任命张玉凤同志为毛主席处机要秘书。”虽说我代这一职务已经快一年了，但今天接到正式任命，还是感到有些突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毛主席面前。
这天，毛主席依旧躺在那张宽大的、放着许多书的木板床上，等着听文件。毛主席因患眼疾，不得不采用这种办公方式，已经快一年了。我向主席报告，今天收到的文件里有一份关于我的任职通知……还没等我说完，主席打断了我说：“我知道，那是我同意的。”他说得很自然也很随便。
我惊奇地看着主席，等他老人家再说些什么，可他没有再说下去，像往常一样，等着听下面的文件内容，可我还是想问个究竟。我说：“主席，我怕干不好，还是找个比我能干的人来好。”【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主席说：“你怎么干不好？徐秘书生病这段时间，不是你代替他吗？”是呀！一年多来，我是代替徐业夫同志做了一些秘书工作。可那是代替，和担任秘书是不一样的，后者的责任就不同一般了。
主席真是善解人意，我的畏难情绪，他感觉到了，他说：“其实做我的秘书难也不难；不难的是，只管收收发发，不需要仍然们写东西。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如果不让看，他们也不能看。还有，你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就可以指挥一切了。过去我身边有个卫士，我让他给总理打个电话，他们电话时可神气了，我看了就不舒服。要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还有做秘书工作要谦虚、谨慎，要多学习，每天除了收以文件，还要多看材料，那里阵容很有得看，特别是要看那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一天两本），还有那张《参考消息》报，看久了就会对国际问题有所了解，慢慢地就能看出些问题了。”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断断续续地讲完这些话。老人家的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理解迪些话是对我这个新上任的秘书约法三章，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要求。有了这几条，我心里就有了底，工作也有了信心。
代批文件惹风波
由于毛主席事已高，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和大家会面。他惟一和大家联系的渠道就是文件。这些文件，大多经周总理批给大家传阅。总量批文的习惯是从主席写直至每位有关人员阅批。主席很尊重总理的意见，很多时候，他看了就圈阅了。但有些要拿主意、观点的，主席很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特别是分工主管人的意见。而文件又先送到他这里，就拿不准，不好发表意见。主席让我告诉总理：“以后这类文件，应该让其他同志先看。我看了，批了，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毛主席倾听大家意见，就是在晚年也很注意。通过这些小事与大家沟通情况，使一些中央的决定和政策尽量不发一言堂的事情。
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主席都是亲理政事。他最反对那些什么事都靠秘书做的干部，批评秘书专政。可是他晚年，特别是在患眼疾期间，不能看文件、看书了，他一向崇尚提倡的作风也不得不改变一些。看书、看文件，就需要别人读给他听，看些文件圈阅也需要别人代劳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曾按着他的指示，代他批示过一份，也是惟一的一份文件。就是那件人们熟悉的批走后门的来信。信是叶剑英元帅写给毛主席的，批映有人借开展批林批孔，批老干部的问题。
毛主席听我读完这封信后，想想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讲完这段话后，他停顿一会儿接着又说：“谁没走后门？我自己也走了。走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不的也有坏人……”毛主席讲这段话时，我习惯地从茶几上抓起铅笔递给主席。这次主席竟破天荒地让我来写。我很单纯，既然主席让我写，那就写吧。于是我拿起主席平日批文件的铅笔，在写有“主席”二字的空白处，写上了上述批语。写好之后我又说一遍给主席听。主席说：“对，就是这样。”批示是否先告诉总理一下？主席点头同意。我与总理通了电话，告诉总理，“这段批示是由毛主席说，我写的。其中猖獗的獗字，我还没来的信查字典呢！”总理笑着说，：“猖獗的獗，是犬旁加厂再加……”总理说完这个字怎么写后，想出个简单的办法说：“你就不要查字典了，空在那里，送过来我添上也了。”于是我将这份文件转到总理处。【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不料，我代批的这封信竟惹来一场风波。我来时喜欢练字，特别喜欢毛主席写的字。一有空，我就照着主席写的字，照着写、练。久而久之，有的字写得还真有点“像”了。这份批件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贯彻时，竟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指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众指出哪几个字不像。她这么一说气氛有些紧张了。汪东兴因事先了解此事，就说：“不是主席写的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别人能编造得出的。”
后来。我听说此事，着实吓了一身冷汗。这样的问题，不是用单纯和无知就可以解释的，可实际上还就是那么回事，好在那时主席、总理都在什么事都能说得清。当我把这件事报告主席后，主席笑了，他说：“以后凡是办这类事，应该注明，是谁嘱咐做的，就会避免闹笑话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多年，不客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都是极为深刻的。
主席最后背的一首诗
我担任机要秘书，感到难做的事情是读东西。每天收完文件，处理完该办的一些事情，便来到主席面前，开始了我的另一项工低等，给主席读文件、报告或书。【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我读文件读报纸自然是没有困难的，自我感觉还不错。比较困难的是读书，特别是那些古书，要读出感情，读出点味儿就感到很困难了。给这位博览群书、通今博十的大知识分子读书，对我这个年轻人来说真是心余而力不足了，是能力不足。特别是遇到那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间或出现一些不认识的字，读起来总是很别扭，读出来自然也枯燥无味，听的人也会有舒服的感觉。不过，主席总是耐心地听着，还不时给我纠正读错的字和音，教我什么地方该怎么读。
主席告诉我读诗、词、歌、赋和读书的不同之处，诗有五言、七言，还有平声支韵、去声经韵、上声养韵等等，按这个韵律来读，基本就可以了。而赋则不同。要抑扬顿挫读出感情才行！你这样平平地念，像寺庙里的和尚念经。
每当我要给主席读文件时，老人家就开玩笑地说：“你又要念经了。”我知道，主席既是开玩笑，也是在鼓励我。那段时间，为了读得好一点，我确实做许多努力，怎奈我才疏学浅，一部古文、一部“二十四史”拿来就读，对我真是很难很难的。主席常常安慰和鼓励我：“别着急，多读几遍，读熟了就会好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读的东西也多了，有老人家的耐心指导，我的确也学到一点东西，有时也不知不觉全神贯注把自己融进那首诗或文章之中，有时有人进来，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有一天，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主席住处，我正给主席读书，不知什么时候江青来了，我读完后才发现，赶紧站起来，心想这下可糟了，江青是个很挑剔的人。我给主席念书，念得好不好、合适不合适，她总能以特别有的标准挑出刺来。我是准备接受她的批评的。没想到，她却微笑着说：“没看出小张讯文章还满不错呢！”那时候能得到夫人的表扬、认可，也着实不容易。我的知识面很窄，更谈不上什么深度，给主席读遥东西多了慢慢总有一些进步，我心里很明白，这是主席的宽容和耐心教导的结果。
1976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不到半年进间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相继故去。痛失两位老战友，毛主席的痛苦心境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
记得有一天，主席在病床上，让我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一首〈枯树赋〉。这首赋主席早已熟读过。前几年还嘱咐印大字本呢。全赋大部分章节老人家都能背诵下来，即使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在主席的病床边，我读着这首赋，读得很慢。主席让我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说自己来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诗，但他仍以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主席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令人终身难忘，感慨万千。
我读了两遍，主席背了两遍，近半个小时，已超过医生规定的时间。为了不使老人家太劳累，只好停住，请他休息。究竟是这首赋对人间事物描写得真切、透彻，还是抒发主席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感慨，这不是用几句话能说明白的。后业，主席也常常吟诵着这首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这是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也是我为他最后一次读诗读赋。
 
张玉凤回忆：晚年毛泽东的几件事
2008年04月29日 07:50:59 　来源：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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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接触。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
患了老年性白内障
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
后来，他的两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老年性白内障。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呆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它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给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毛主席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南海里的丰泽园，1966年9月由于丰泽园旧居需要维修，而搬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在那里的一间休息厅内，里面放着一张床，两个沙发，还有几个摆满了书的书架，挤得满满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住就是十年。）
眼睛复明激动得流了泪
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当时大家都担心手术有没有把握。事后，我也问过唐医生有多大把握，他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打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催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给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切除？唐医生说，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毛主席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
全身是病睡眠不好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漫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毛主席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不隐瞒，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坦然。在接待外宾时，他坦率地给他们讲自己身体不太好。由于翻译听不清主席的话，我每次都参加主席与外宾的谈话。我和翻译坐在沙发的背后。毛主席在谈话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潇洒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时，主席对他们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说，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刚刚才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们都谈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欢和毛主席谈。在主席与布托会谈期间，我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因为主席身体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告辞了。
一字不漏背出《枯树赋》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当时中央根据医疗小组的诊断，第一次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主席的健康状况，但保密等级仍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状况方面，要是早点，比如说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公开告诉人民，也许人民对主席逝世就不会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吗要严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这个问题，研究党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在这次心肌梗塞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虽然说这次恢复了，医生说人要闯三关。已闯两关了，下一关主席能闯过去吗？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他很喜欢诗赋。《枯树赋》写得很好，也很长。讲的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使人在内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悲凉的感觉。毛主席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唐山地震后搬进防震房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时，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听到一声震响，我匆忙地爬了起来，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摆动得很厉害，我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费力，东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这时，看到汪东兴他们也费力地向主席那里走。来到主席那间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伟人真不愧为伟人，遇到重大事情从不慌张，而是泰然处之。那次“九一三”林彪出逃时，他是这样；这次地震时他依然是这样。主席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汇报。当时，我们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摔下来打着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这样极其简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由于主席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主席找来了一副担架。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主席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担架长征的毛主席，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弥留之际关心国际问题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他嘴角在动着，想要什么东西，但护士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护士们就把我叫了去，主席发音太轻，很微弱，我也没听懂。这时，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就问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他点了点头。我就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他老人家最后几年从未中断过看书读报，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苏醒过来后，还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9月9日凌晨0点10分，他老人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祖国，永别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详，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就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没给他做新衣服，还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穿过的中山装。
毛主席不爱钱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他不是没钱，仅《毛选》的稿费他就有百万存款，就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装的口袋里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但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香烟；另一样是一块手帕。他身无分文，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也没什么可捞。因此，不存在犯经济错误的问题。主席不爱钱的品格，对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从来不为钱而活着。
讨厌“万岁”、“万寿无疆”等“屁话”
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坟上去看他。后来我知道，他对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遗愿。
这些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毛泽东。 （摘自《社会科学论坛》）
张玉凤: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的部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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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曾委托本校教师，邀请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等到学校，回顾他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亲身经历的珍贵历史。当时的受托教师，最近在整理旧稿时发现了1993年12月24日晚张玉凤女士这次即席演讲的录音整理稿。现在这个稿件，经张玉凤女士本人审阅，在事隔14年之后，于《社会科学论坛》首次发表。
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接触。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
刚才李连成和田云玉都谈到毛主席五、六十年代叫他们学习文化的故事。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毛主席强调要年轻人学外语。1972年基辛格来时，毛主席对他说，我给你们送一批人去学习，不仅有二十几岁的，也有十三、四岁的，每年派一批去，让你们来培养，过几年我们再收回来。你们敢不敢要？基辛格当时感到非常意外,这也令在座的中方人员感到十分震惊。可见，毛主席当时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学习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性，感到这将是一个大趋势。而现在，学外语、出国留学，都已成了一股风气了。
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
后来，他患了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白内障。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呆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它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给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的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毛主席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南海里的丰泽园，1966年9月由于丰泽园旧居需要维修，而搬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在那里的一间休息厅内，里面放着一张床，两个沙发，还有几个摆满了书的书架，挤得满满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住就是十年。）
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当时大家都担心手术有没有把握。事后，我也问过唐医生有多大把握，他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打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京剧的分支）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摧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给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切除？唐医生说，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毛主席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慢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毛主席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不隐瞒，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坦然。在接待外宾时，他坦率地给他们讲自己身体不太好。由于翻译听不清主席的话，我每次都参加主席与外宾的谈话。我和翻译坐在沙发的背后。毛主席在谈话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潇洒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时，主席对他们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说，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刚刚才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其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们都谈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欢和毛主席谈。在主席与布托会谈期间，我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因为主席身体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告辞了。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当时中央根据医疗小组的诊断，第一次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主席的健康状况，但保密等级仍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状况方面，要是早点，比如说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公开告诉人民，也许人民对主席逝世就不会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嘛要严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这个问题，研究党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在这次心肌梗塞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虽然说这次恢复了，医生说人要闯三关。已闯两关了，下一关主席能闯过去吗？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他很喜欢诗赋。《枯树赋》写得很好，也很长。讲的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使人在内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悲凉的感觉。毛主席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时，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听到一声震响，我匆忙地爬了起来，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摆动得很厉害，我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费力，东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这时，看到汪东兴他们也费力地向主席那里走。来到主席那间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伟人真不愧为伟人，遇到重大事情从不慌张，而是泰然处之。那次“九一三”林彪出逃时，他是这样；这次地震时他依然是这样。主席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汇报。当时，我们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摔下来打着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这样极其简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由于主席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主席找来了一副担架。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主席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担架长征的毛主席，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他嘴角在动着，想要什么东西，但护士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护士们就把我叫了去，主席发音太轻，很微弱，我也没听懂。这时，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就问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他点了点头。我就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他老人家最后几年从未中断过看书读报，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苏醒过来后，还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9月9日凌晨0点10分，他老人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祖国，永别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详，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就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没给他做新衣服，还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穿过的中山装。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他不是没钱，仅《毛选》的稿费他就有百万存款，就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装的口袋里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但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香烟；另一样是一块手帕。他身无分文，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也没什么可捞。因此，不存在犯经济错误的问题。主席不爱钱的品格，对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从来不为钱而活着。
主席晚年头脑很清醒，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医生每次给他量血压，他都能算出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他还知道上次血压和这次血压之间的变化。他的女儿李敏（贺子珍所生）在他病重期间一直在他的身边。他曾把李敏叫到他床边坐下来，为她算出她出生的年、月、日以及她当时的年龄。在他弥留之际，当多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来看他时，他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并与他们一一握了手。在与叶剑英握手时，他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他说不出来，他把叶剑英的手握住了好长时间。因此，说他老人家晚年头脑糊涂，我是不相信的。
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坟上去看他。后来我知道，他对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遗愿。
2007年12月26日，毛冥诞114周年，张玉凤在毛主席纪念堂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毛泽东。我们不应该为政治所左右来看待毛主席，要把事实告诉人民。我作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的见证人，有责任把真实的毛泽东告诉人民，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愿。今天，当我在这里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时说出了我内心的话时，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应该是会感到安慰的！
注：张玉凤，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