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嫂微博是什么:昔日房改先锋又遇保障困局 保障房：深圳能否再破局？

如何吸引开发商加入保障房，特别是公租房建设行列，是政府破解“钱荒”的一个渠道。 （CFP/图）
阳奉阴违？
地方政府可能担心保障房政策在一年半后政府换届时有变，所以大家都不愿贸然充当先锋
一切好像都在紧锣密鼓地张罗着。
深圳今年新建保障房的数量从最初公布的6.2万套，后来又加码到7.3万套，中间还曾一度考虑过10.5万套。这些保障房主要分布在龙华、龙岗等工业区内，但具体地址还未透露。
而十二五期间，深圳计划新增保障性住房24万套。预计到2015年，全市保障性住房将占市场35％的份额。
不过，尽管第二季度已经开始，但那些已经跟中央签下军令状的各地方政府似乎在行动上并没有大刀阔斧。
很多细节还不甚明了。在今年共计约1.4万亿左右的保障房建设资金中，中央大概就出十分之一。其余的都需要地方政府自己解决。然而，钱从哪里来？地方政府显然不能全包，那谁干？政府靠什么政策吸引民间资本的加入？至少到现在，深圳的开发商还没有看到答案。
深圳最大的开发商万科表示，只要不赔本就干，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很多人则对今年保障房的井喷表示担忧。深圳市政府体系的一位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我觉得这就是一场住房大跃进。”
深圳一位大型国有集团前董事长在上周日北京的一场学术讨论会上，也直言：保障房大跃进是“可怕的”、“不靠谱的”，可能还会“拖累银行”。
这种情绪似乎很普遍。深圳一位地产业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觉得地方政府私底下并不积极。他猜测，可能是政府担心该政策在一年半后政府换届时有变，所以大家都不愿贸然充当先锋。
一位金融界人士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类似观点。“中国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朝令夕改已不是第一次，如果不能让市场相信政府真打算把政策推行下去，那我有再多的钱也不会进入这个市场。”他说。因为建筑质量不佳和入住人数太少，深圳桃源村保障房社区在深圳“两会”期间成为了代表们询问的焦点之一。 （CFP/图）
安居房：到底保障谁？
深圳保障房以安居房为主，有资格申请的人必须有深圳市户口，以及连续5年缴纳社保等
根据中央的精神，保障房建设是以公租房为主。
不过，在这轮关于如何突破钱和地的掣肘进行保障房政策设计的地方赛跑中，深圳认为自己的首创是推出了面向“夹心层”的安居房（含经济适用房）。
这种安居房不包括廉租房，但包括经济适用房，也包括企业自建房等。深圳规定安居房的最高售价不超过市场评估价的70％。
据深圳市住房与建设局给南方周末记者的资料显示，未来5年新建保障房中，安居房的数量是公租房的2.75倍，明后两年甚至达到4倍。“夹心层”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有关负责人近日对媒体表示，“夹心层”是指那些不符合廉租房条件但又买不起商品房的住房困难家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以及符合条件的人才。
据4月5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建设和管理暂行办法》，有资格申请安居房的“夹心层”必须有深圳市户口，以及连续5年缴纳社保等。
在一个人才流动的社会里，要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可能更多是体制内的人。
深圳从1988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改革迄今，最大的教训就是保障房应该只能居住，不能享有完整产权。而之所以1999年深圳允许保障房上市交易，让公务员等体制内人员将政府的隐形补贴套现，又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政策决策者自己人人都有保障房。
如今，暂行办法规定，安居房购买10年后才能取得完整产权，上市交易。10年内要出售的话，就只能以原价让政府回购。
看起来，暂行办法虽然在努力缝补漏洞，但在保障公务员，以及保障房可以获得完整产权上都留下了口子。
而这样的分配原则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舆论讨伐。
3月30日，有网友发帖曝光深圳市龙岗区住宅局（建设局）2009年的一份该区葵涌街道葵涌保障性住房工程设计招标工程文件。该文件介绍，在这块约21200平方米的地块上，拟建保障性住房200套，面积为55－60平方米／套；政策性住房310套，其中处级20套（110平方米／套）、科级133套（85平方米／套）、科员157套（75平方米／套）。
官方后来证实此帖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引发舆论一片质疑：深圳保障房到底是“官员房还是政策房？”。
占据保障房的不仅有官员，还有富人。
自今年1月深圳保障房相关申请终审结果引发网民广泛质疑后，深圳已经查出了45例保障房申请造假者，其中有4人的家庭资产在100万元以上，家庭资产最多的竟然达到350多万元。
这些想钻空子的“硕鼠”被揪出后，根据相关条例，获得的处罚仅仅是罚款5000元，以及3年不准申请保障房。诈骗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保障房分配过程中的腐败和不公，最终导致两会期间深圳28名人大代表就保障房建设及分配等问题，向政府部门提出了7年以来的第一个询问案。
华远董事长任志强4月13日撰写博文《请先制定保障对象的标准》，警告：如果保障性住房变成了腐败性分配、变成了对市场的破坏与打击、变成了少数财富再分配的游戏、变成了合理侵吞国家公共资源的渠道，那么最终的结果反而会加大社会矛盾、加大不稳定因素。深圳2011～2015年新增安排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时序指引表 （不包含“十一五”已安排项目） （资料来源：深圳市住房与建设局。这是年初的计划，现在2011年新建保障房数量已从6.2万套上升到7.3万套）
必须建保障房
要改造城中村，就必须建立承接城中村人口的保障房
“十一五”期间深圳市规划建设14万套保障房，但到规划结束时仅建成2万套；对此有关方面表示，建设进度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资源紧缺”。而这一官方解释背后的现实是：对于占深圳建设用地将近一半面积的城中村集体用地，面对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房”和背后坚定的利益守护者，政府的拆迁改造大计“几无寸进”——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在旧城改造的多方利益博弈中自我约束的体现。
而1500万深圳人口中近70％居住在城中村的现实，使政府在免去了大规模兴建公共廉租房重负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大规模改造“城中村”的动力。
在世联地产董事长陈劲松看来，政府此时推出的保障房计划，真正的动力恰恰在于“城市规划的发展到了临界点”——经过30年的发展，深圳可规划的城市空间使用效率已经接近极限，而从未纳入规划的“城中村”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挖掘的“宝藏”。
“2010年的《城市更新条例》就是为此而出台的，条例核心就是对原来规划空白的城中村进行改造。”但随着城中村改造纳入规划，另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便立刻凸显出来：原来居住在城中村里的中低收入人群将面临居住成本大幅上升，甚至流离失所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圳的居住保障体系不是该不该建，而是用什么机制让它运作起来的问题。”陈劲松认为，深圳新住房保障体系的关键就在于要从过去“对特定人群的福利补贴”转向“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居住保障”。同时这种保障还要跟深圳的城市发展特征相适应。
破局
要建立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在深圳市人大预算委委员刘鲁鱼看来，今天的保障房体系“不是政府花钱就能解决的事，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首先就要确定究竟保障谁。
过去深圳的保障房体系是一种对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的补贴，而今天则应该是覆盖全体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均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公职人员，再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已经说不过去了。” 刘鲁鱼说。
深圳政府体系内的一位专家则表示，如果土地和执政思路不改变的话，比如打破土地供应政府垄断，放开土地二级市场，打击囤地等，那么一切可能都是白费。
他认为城市住房保障问题不是光靠建房就能解决的，而在于现有土地制度下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有的土地批出去几十年，就算闲置都收不回来，新的建设用地从哪儿来？”他同时还担心，一旦建成的保障房管理不当，又会变成政府难堪重负的“财政包袱”。
陈劲松则更关心政府如何打开思路，寻求与开发商的“共赢模式”：“比如保障房开发利润太低，能不能将裙楼和停车位等配套商业设施交给开发商经营呢？如果说建设资金周转不灵，能不能学习商品房市场的预售制度呢？”
此外，令政府部门饱受困扰的分配机制其实已经呼之欲出。
“保障房的实质是居住保障，而不是资产分配。”作为询问案的联名代表之一，刘鲁鱼在提案后与其他代表一起考察过几个保障房小区，对此深有感触。在考察中他发现，有的保障房入住者经济条件早已大为改善，“家里装修得比我家还漂亮”；还有的保障房申请者为了达到申请资格，干脆辞职回家呆上两年，“因为只要分到的保障房能在市场上出售，他赚到的差价就远远高于失业几年的工资收入。”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深圳市国土部门在即将推出的《深圳市住房建设规划（2011－2015）》中，明确规定“已分配保障性住房原则上禁止上市交易”，而可交易的住房也仅能“由政府扣除增值收益的价格回购”并重新分配。
多位房地产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如果真能够以制度形式，切断购房者通过转售保障房牟取暴利的渠道，保障房的资格审核压力将大大减轻。
与此同时，身为人大预算委委员的刘鲁鱼向记者表示，对于2010年刚刚颁布的《深圳市政府保障性住房条例》，深圳市人大正在启动修订程序。修订内容涉及前期小规模建设与分配中新发现的问题，以及社会关注的其他层面。
刘鲁鱼表示，在条例修订过程中，应该将相关修订内容向社会公开，采取类似香港的“政策公共咨询”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各方的充分讨论甚至“揭短”都非常是必要的。否则“随着公共投入规模的加大，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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