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艳光明 下载:十年砍柴：历史话题为啥引发现实暴力

十年砍柴 @ 2008-10-8 8:26:02

　　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名售书时被一青年掴了两掌，对这样的暴力行为应予以谴责，打人者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同情阎先生谴责打人者之余，略为考究一下阎崇年这些年在网络上所引起的争议，我觉得阎先生遭受此番暴力实在大有缘由，无非暴力从语言发展到肢体上了。

　　作为一位满族文化和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大名超越学术界，为社会普罗大众熟知，应拜央视“百家讲坛”之所赐。稍微了解阎先生学术观点的人，应当知道阎先生对清朝的政治成就特别是开国后几任君主是相当推崇的。学术观点各不相同是很正常的，只要持任何一种观点的学者能有严谨的论证，持不同观点者相互争论有利于促 进学术的繁荣。

　　人大教授张鸣曾说过，现在史学界流行研究谁就爱谁，研究者变成崇拜者。连一些研究慈禧太后的人，也撰文赞扬那位满族女子的精明能干。学者这样的作为，是他自己的选择，照理说，如果不能以公允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自有学术规律在起作用，久而久之其人将会被学术界或公众所冷落，他将为自己的不公允不严谨付出代价。但在中国，学术活动和媒体传播受到政治过度的干预，历史往往为现实服务，历史的真相如何已不重要。满清入主中原后，实行“文字狱”，严格控制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政权怎么可能客观地对待前朝？而清朝末年，革命者“排满”，当然要大力宣传其开国者的血腥。等到时过境迁，满族已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了，满清入关后带给中原民族的痛苦已经变得很遥远，而其版图远迈前朝，皇帝对政治的强力控制，又暗合了某种需要，清朝不被洒上香水也难。

　　因此，被中国最强势的媒体包装后的阎崇年，他对公众所讲述的一切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观点介绍，而是一种铺天盖地的灌输。

　　其实，不同的人在传媒上传达不同的观点，亦属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但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特点是，各种观点能够自由地呈现，平等地竞争，从而接受公众的批评。而在今日中国，做到这点殊为不易。多数传统媒体背后有权力支撑，它们出现的声音对其他声音实质上构成不正当竞争。无论是前几年荧屏上出现希望“再活五百年”的康熙帝也罢，鞠躬尽瘁勤政廉洁的雍正帝也罢，还是在阎崇年嘴中笔下，清朝前期似乎是一个强大富足文明的盛世，正是强势媒体做了“美化”清朝统治者的推手。

　　对于这种极不平衡的状态，持不同观点的人多数只能在往上反击，网络的特点决定这些反击看起来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但流于情绪化和泡沫化。一些网友大骂阎崇年是 “汉奸”、“满遗”，也就能逞口舌之快而已，对阎先生毫无影响，人家依旧红遍电视，不断出书。网上反击其观点的人难免有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愤懑，那位袭击阎先生的年轻人说他没有机会与之辩论，情急之中便出手。应当说，是主流媒体以及被其捧红的学者之傲慢自得，激起了话语弱势方的非理性行为。阎先生被袭击后，凯迪等网站上相当多的网友竟然支持那位施暴的青年，其原因亦是如此。

　　如果有正常的学术环境，有良好的传媒环境，某一种观点就不会“好风凭借力”，全面压倒相反的观点，那么反对阎崇年先生“美化”清廷的人，可以公开地理性地反驳这种观点，付诸暴力的冲动可能就被遏制住了。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kanchai/archives/187473.aspx

现代政府不能当“千手观音”

十年砍柴 @ 2008-10-8 21:42:40  

　　今人看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言二拍”时，会发现古代中国人似乎比今人更加自由，比如他们能携带刀剑棍棒行走江湖，在热兵器诞生前，那已经是很有杀伤力的武器了。

　　为什么中国多数朝代允许臣民有携带武器的自由呢？-----元朝严格控制汉人持有武器是一例外，因为蒙元贵族是以武力征服者的姿态入主中原的。那是因为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时代，政府虽然专制，但其实是弱势的、消极的，他们的管制范围相当有限。皇帝和朝廷如此作为，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所至。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员和商品流动的规模不大，多数人居住在乡村，由宗族自我管理，政府只需要管理好城市即可。而农耕时代的城市管理是相对简单的，把住城门，城墙内有几个官吏和一群兵士就能维持正常的秩序。皇权政府对广大臣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有限，那么它必须默认臣民有自我管理、自我保护的权利。譬如商贾离开城市，行走在大山深泽之中，帝国政府很难为每个人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商旅要么雇镖师随行，要么自己携带刀枪以防万一。-----如果政府既不允许老百姓旅行时携带武器，又不能保障其安全，那么这样的政府是最不负责任的。

　　农业帝国的管制方式可以是粗线条的，完全不需要黄仁宇先生的“数目字管理”，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依赖有限。县域以下，乡民完全可以自治，只有出现非常事件时，比如命案、盗贼、天灾时，才需要政府。县域以上，朝廷维持官员队伍稳定，防备外国侵略，保障帝国内政令的畅通即可。所以“皇权不下县”已足够管理好那样的农业社会，相当多的事务，根本不劳官员费心。读四书五经应科举出身的知县，只需请两个好师爷，一个管刑名，一个管钱粮，就能把一县治好。这也是科举制选官机制，能应付到清末的原因。

　　笔者试以食品安全为例，农耕社会时期的中国，大部分人居住在村落，其食物的来源是清晰的，即使有商品交换，也是很简单的。政府在保障民众食品安全不用花太大的精力。尽管历朝对食品安全也有过规定。如周朝就有果不熟不许出售；《唐律疏议》规定，一旦某种食物变质，那么所有者必须立刻焚烧，否则要被杖打90下。如果不毁掉有害食品，反而送人甚至出售，致人生病，食品所有者要被判处徒刑1年。如果这种食品致人死亡，所有者则要被判处绞刑。但有这类简略的、原则性的规定就足够了，不需要有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亦不需要出台什么国家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帝国的大多数人，凭自己有限的信息和知识，对食物的选择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一个人长年在同一口井里汲水，食用自家田地出产的粮食瓜果和喂养的牲畜，即使偶尔去买一块肉也是到近处集市上某个熟悉的屠夫的肉铺。而城市的规模有限，食品的加工、运送和交易链条也是清楚的，当时更不可能有往牛奶里添加三聚氰胺这样的“高科技”手段，一般人凭肉眼和常识就能辨别食物好坏。

　　现代社会是个城市化的社会，也是个陌生人社会，社会分工更为细致，相互依赖度高。所谓城市化社会，不一定指绝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今天中国住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要养护进城打工儿女留下的孙辈，也必须用儿女从城里汇来的钱去商店里买奶粉。如美国社会学家沃尔斯论所言：“城市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因为城市不仅日益成为现代人的居住空间和工作场所，而且它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启动和控制中心，它把世界上最遥远社区的人拉入到它的轨道上，把这些千差万别的地区、人群和行为编织到同一个宇宙中来。”

　　这样一个社会的管理是相当复杂的，需要精细化操作，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模式必须有巨大的改革才能适应这样的变化。如果还是用农业帝国的管理模式，一定是效率很低，且按倒葫芦起了瓢，疲于奔命。

　　农业帝国的管理方式，其核心是权力来源由上之下，每个官吏都是皇帝不同层级的代理人，权力的总源头是天命所归的皇帝，官吏逐级向上，最终向皇帝负责。所谓“民不选官，官不为民”，官员不可能向臣民负责，那些爱民的清官，其目的也是为了替皇帝和朝廷好好牧民，避免竭泽而渔，引发社会矛盾。这样的权力解构决定了一般老百姓最可能受到的伤害，不是来源于自然界的天灾，也不是普通的同类伤害如盗贼，而是来自官府的权力伤害。皇权的统治也限于一种悖论，因为帝国最大的威胁是造反，其行政的主要任务是聘请各级官吏防范百姓，但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皇帝聘请的官吏队伍难免会有人借权力寻租，残害百姓，又激发了社会矛盾，增加政权的不稳定性。因此，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一直在激励官员治民的积极性和防范其害民之间找平衡。

　　前文我已说到农业帝国社会结构的简单，多数时候帝国统治者可以找到这种平衡。因为多数老百姓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乡村秩序由宗族和乡绅自我维护，王朝不需要一支庞大的管理队伍，因此可以做到所有县以上的官员皆由朝廷任命（即命官），县以上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回避制（即家乡五百里内不为官），中央政府的监察队伍（如明清的给事中、御史）能对全国官员进行监督，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度有限，除了课税收粮，缉盗保安，其他社会活动完全自我调整。

　　这种管理方式是低成本的，是消极的，这种低成本和消极的前提是，商业活动不发达，人员、资本、商品的流动相当有限。以皇权统治达到顶峰的明朝为例，朱元璋立国后，采取的措施是重农抑商，用保甲制度固土于民。如此，只要管住数量不多的官员队伍即可，对此他一方面道德教化之，一方面严刑威慑之，这样的制度设计在百废待兴，大量荒地需要人去开垦的明初是可以的。且成功管制的代价是控制工商业自由发展，抑制生产力。可到了中后期，人口剧增，商品经济发达起来，大量人抛弃田地进城，官员队员也庞大起来，统治者再也难以应付。勤政程度不亚于朱元璋的末代皇帝崇祯帝，每天起早贪黑批阅奏章，每天忙得焦头烂额也于事无补。手下贪墨庸劣的官员防不胜防，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就上奏说，天下哪是一个人能治理的？陛下想单靠自己的聪明和英断，而使臣下不得不尽忠尽责是很难做到的。

　　到了清朝后期，西方列强完成了工业革命，用坚船利炮敲开古老帝国大门，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大变局，就是传统农业社会结构模式受到冲击，商品经济的魔手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农业帝国的管制模式已不能适应，必须改革。从清末开始，政治组织、法律制度以及军制、教育、新闻等诸方面进行了改革，但半个世纪国运多舛，反反复复未有明显的成效。1949年后共产党执政，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清末开始改革的管制模式。

　　今日看来，这种新的管制模式，理论上权力来自人民，但实行的模式是苏维埃的严密组织模式加上传统农业帝国逐级授权的“强强联合”，这样的政府既是强势的又是全能的。这样的政府在特殊时期-----比如战时，效率是很高的，由于通信、交通技术的改善，已经可以突破传统农业帝国“皇权不下县”的临界点，将政权的直接控制力一直延伸到每个村庄，每条街道，在政府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强势下，民间自治组织没有了存活的必要和发育的空间。这样的政府成了一个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超级“家长”。一切都纳入“家长”的计划安排之下，整个社会秩序井井有条，人们的行为被有效地规制，自由的竞争逐渐消失了。

　　这样的高效注定是短期的，因为其存在的基础和农业帝国一样，必须是以社会的停滞为代价。对县级行政区域以下的民众，农业帝国无非是采取“编户”而已，用户籍管理来彰显政权的管制的权威，对编户齐民的生产生活并不做太多得规定，因此某些史家如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百姓的生活是相当自由的，这种判断是缺乏现代政治常识所致，现代公民的“自由”是和权利不可分的，其不仅有生活生产的自由，也有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没有后者的权利，那么和自由飞翔奔跑的鸟兽庶几相近。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对广大农民采取集体农庄（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统一管理起来，真正做到了朱元璋都望尘莫及的“固民于土”，城镇居民采取单位体制控制生产经营，粮票、布票、户籍等票证制度控制生活。这样的全方位控制在特殊时期，确实能做到中枢如臂使指，方便高效。但时间一长，整个社会的自我发展自我更新能力全面萎缩，最后的结果是经济衰退，上世纪6、70年代亚洲一些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迎来城市化高潮，而中国不得不逆城市化潮流而动，让大批城镇青年下乡落户。

　　启动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伟大成就举世公认，尽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一些事关民商事和公民权利的法律出台了，那种对社会生活全面管制的方式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总体上政府的产生模式、组织结构和运转方式没有大的改变，面对日益活跃的资本、商品、人员流动，日益感到吃力。一种不涉及根本制度的应对方式是“多一事则添一人”，政府机构日益膨胀，这样的应对方式的副作用是明显的，必定产生冗员而低效，因为经济总量增加，社会各种活动活跃，数量庞大的国家工作人员寻租的诱惑和机会越大。我国目前各级官员本质上还是“命官”-----由上级任命，那么官员当然地向上级负责即可，而“上级”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具体化为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这样一来管理社会的效果可想而知，如此纷繁丰富的社会生活，如此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每个行政区域的主要负责人，哪怕他再有责任心，再有能力，难保辖区不出问题，建立在这种模式下的“问责制”很难起到真正的作用，对官员来说，运气倒是最重要的。以辞职的山西省前省长孟学农为例，在五年前非典期间他被免去北京市长职务，这样一个被重新起用的高级官员，他难道不想治理好所管辖的区域？难道他不知道矿业大省山西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可在今日的形势下，他哪怕有一千双眼，有一千双手，也防不胜防，难以有效地指挥行政链条高效地运转，因为巨大的利益已经侵蚀了这个链条的各个螺丝钉，除了诚惶诚恐自求多福外，他实在不能预测到下一次链条上的哪个螺丝钉出问题而导致灾难。深圳的火灾根本原因亦是如此，深圳的主要党政负责人重视消防，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深知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窗口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影响。可是，他们不可能盯住深圳市的每个角落，在许多地方监督制度如同虚设，那么一个小警察就能绕过无数法律和文件编制的防护网，让一个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舞厅在闹市里存在多年，最后酿成大祸。犹如《水浒传》中描述的那样，送给当朝太师的生辰纲被劫的大案，侦破机关获取的重要线索被一个县衙门小小的押司宋江提前泄露给晁盖。

　　现在政府是做不了千手观音的，因为今天社会不同于多数人固守在土地上的农业社会，政府一千只手不够，那么一万只呢？十万甚至百万只手就能解决问题么？这样下去不但将产生高昂的行政成本，且无数只手可能互相争夺资源，根本顾不上去干正事。如此，就陷入黄宗羲所说的怪圈：“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