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在五行中属什么:拉美,深刻变化中的魔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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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深刻变化中的魔幻大陆

中国社科院吴白乙教授解读拉美地区种种独特现象
日期:2011-04-12 作者:朱幸福 来源:文汇报

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期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右)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一本书。 (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首席记者  朱幸福
    
引言
    
    拉美,这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大陆。上世纪50年代,从这里诞生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创造了一个经济落后而文学成就却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奇迹;
    
    拉美,还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大陆。尽管如此,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有的国家长期处于内战状态,有的国家同美国处于敌对状态,许多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还有的国家看上去“国穷民富”。
    
    如何解读这些奇特的“拉美现象”?记者最近在北京采访时,就这些问题请教了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吴白乙教授。
    
美国和古巴的关系会缓和吗?
    
    记者: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以及国会里的政客,世界上任何地方他们都敢去,哪怕是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但就是没有胆量前往就在自己眼皮底下的古巴进行访问。唯独前总统卡特有胆有识,他最近去了古巴,还会见了古巴领导人。古巴是美国的弱小近邻,几乎所有的拉美和欧洲国家同古巴保持正常的关系,唯独美国不能也不想改变美古紧张关系,这究竟是为什么?
    
    吴白乙:在整个中美洲和拉美地区,古巴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在美国霸权达到巅峰状态时,在美国主导、控制程度最高的“后院”产生了古巴这样一个“另类”政权,这当然不是随便冒出来的,而是经过了一番腥风血雨。这背后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个民意不仅仅是古巴人民本身,还代表了整个中美洲地区当时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诉求,再加上它有坚强的政党领导。此外,也不能忽略在美国长期封锁下还有国际共运和美苏争霸的背景。古巴政权能存活到今天,这也是历史的逻辑。
    
    时至今日,美国经过了这么多总统,每届总统上台后都会对古巴政策做一些松动的表现,但最后都是无果而终,原因之一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纠葛,很多长期流亡在美国的古巴人在美国政界形成了独特的反卡斯特罗院外集团。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价值观在古巴问题上一直被当作首位的国家利益,古巴距离迈阿密太近了,对美国而言多少也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任何一个总统似乎都无法完全解放思想,这成为他保持基本的“政治正确”的一条底线。
    
    除此之外,对古政策的一张一弛恐怕多多少少与美国外交的传统以及和拉美地区关系的需要相关,美国从英国老祖宗那里继承了“分而治之”的思维,特别是在其周边,总得树点敌,制造一点紧张,这样就便于干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另一方面也可以巩固自己的阵营,从整体上对这一地区保持影响力。所以,要让美国这样一个霸权国家去超越历史特别是意识形态,像我们中国那样搞全方位和平友好外交,恐怕还不是一时能够办到的事。这次卡特前总统在离开古巴时呼吁美国政府解除对古巴的长期禁运,代表了美国内部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美古关系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但这部分人尚属少数。
    
委内瑞拉为何敢于跟美国叫板?
    
    记者:拉美许多国家过去是军人统治,推翻了军人独裁后,不少国家新政权的领导人敢于公开跟美国叫板,挑战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利益,这究竟是为什么?
    
    吴白乙:美国对所有拉美国家的政策都基于自身的利益,具有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特征。很多拉美朋友告诉我,他们经过反复比较后发现美国不是可以依赖的朋友,美国在任何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出卖朋友。久而久之,拉美人就把这些积怨变成固定看法,就是人们所说的反美主义。从历史角度看,当美国国力强盛的时候,并对拉美国家增加政策关注和实际投入的时候,美拉关系总体会出现缓和。当美国处理“前院”危机或自顾不暇时,这一关系往往会出现停滞、紧张或低潮。不过,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拉美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还是以美国的影响为主。总的来说,美拉关系对美国而言还是可控可管理的。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物极必反,矫枉过正。”我想它代表着整个拉美地区政坛长期以来的一种思潮,不能说没有左派或中左派掌权的国家就没有这样的思潮。拉美国家出现左倾思潮是政坛正常的发展变化,一旦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掌握政权,自然要对其外交政策作出一定的调整。但也不能过分去夸大它,因为任何一项政策的可持续性最后要依赖于实际发展的效果,这些效果是由民众来检验,并且以选票的方式来体现。所以,一个政治家,特别是有左倾标签的领导人,必然要更加重视社会收益和民意取向。
    
    以委内瑞拉为例,尽管查韦斯在政策上那么反美,但它的经济结构一时还无法全面调整过来,石油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美国还是其主要出口目的地,因为委内瑞拉的石油含硫量高,需要精炼。为此,委内瑞拉长期以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流域投资炼油厂,加工、储备和销售委内瑞拉的油品。这是经济、技术上的依赖,当然也会影响到政治的独立,也就是说骂归骂,反美还有一个潜在的底线。
    
    拉美的反美情绪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现象,人们觉得美国不公道、不平等,既离不开美国又必须跟它打交道,所以要对强势一方说一些难听的话。我觉得,小国、弱者在国际政治中说难听话越来越成为常态,这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激烈的批评甚至极端的政策宣示倒不一定意味着真要“掀翻桌子”,一位美国前负责西半球事务的高官曾对我说,美国多年来已修成了听“难听话”的“雅量”。
    
美国对中国投资拉美感到不安吗?
    
    记者: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些人仍然把拉美视为自己的后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外的国家到拉美投资做生意感到局促不安,担心挖了自己后院的墙角。这种观点有多大的市场?
    
    吴白乙:美国主流研究人员和公开的政策报告基调并不认为中美在拉美地区的竞争是零和游戏。虽然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也还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结论,即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活动是无害的,但是主流观点的总基调还是比较积极的,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新元素进入拉美地区后基本还是经济属性,不是政治和安全属性。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合作水平由浅到深,由低到高,这对美国未必是一件坏事。美国只要认真做好自己的事,保持和增强自己的比较优势,这种关系的结果就是一种互相促进关系。还有一部分人甚至主张应该推动中国随着国力不断增强和在该地区利益的上升,更加积极地参与拉美地区的治理任务。当然,任何国家都有一部分人戴着怀疑的眼镜看中国,担心中国在挖墙角。
    
    目前,越来越多的拉美官员、学者也都这样认为。我上个月见过巴西外长帕特里奥塔,他也是以这样开明的视角来看待中巴贸易中的现实问题,认为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为人民币币值过低,而应该从根本上来考虑国际经济结构的改革、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制度化合作,还有各自内部的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他坦承巴西贸易产品的知识含量、技术含量有欠缺。因此,帕特里奥塔认为巴西人不应去指责别人,而是要去想借助来自中国的压力来改进自身的创新能力。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具有向前看的进步意义的。总之,我们要全面了解外界的舆论,不能把一部分人说的消极的话当作全部。
    
“重债中等收入”国家是怎么回事?
    
    记者:牙买加与加勒比海一些国家自称是“重债中等收入国家”,认为收入虽已达到中等水平,可是国力薄弱,需要国际援助。你如何看待“重债中等收入国家”的现象?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白乙:说到底这是个国家发展与治理方式的差异问题。去年8月,我到加勒比地区访问,实地考察后的所得与此前的印象很不一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人均年收入达1.5万美元,但基础设施还是很落后,在当地非常扎眼的建筑就是中国援建的文化艺术中心。这么富裕的国家为什么还需要接受中国援助呢?这恐怕与那里的制度文化和施政理念有关。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主张小政府与大社会,不讲究强势国家干预。在拉美和加勒比,个人主义的文化、自由观是根深蒂固的。从某种程度来说,当地人民的幸福和自在源于比较弱的政府管理。
    
    后来我访问苏里南,当地商人告诉我,他们是自愿报税的,政府并不实行纳税监督,也不像美国那样一旦发现有逃税行为就会重罚重判。因此,当地老百姓生活在“避税天堂”,很富裕、幸福,但国家财政能力极弱,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很少,要为百姓办点事就要借债或找外援。所以你说的“重债务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是真的,债务重也是真的,政府借了很多钱,税率又那么低,老百姓也没有太多的公共政策异议。从税收角度来看,这些国家可能有治理问题,但整个国家是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去看“重债中等收入国家”的问题,也不能笼统地用大国的模式套用到小国的发展上。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国情和发展道路,不能用一套衣服给所有人穿,我们要尊重当地人民的选择。
    
    记者:许多拉美国家的GDP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人均2000美元中等收入的水平后,经济发展一直徘徊不前,失业率增加,贫富差距加大,各种社会矛盾凸显,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等拉美较大经济体是否能早日跳出“拉美陷阱”?
    
    吴白乙:对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很关注。我刚编完的2010-2011年度拉美黄皮书中,有关于智利即将成为第一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的特别分析报告。我们的基本观察和初步结论是前总统皮诺切特还政于民以来的20年间,智利进行了一系列经济、金融和财政等改革,达到了政治和解和社会结构性稳定,有效地规避了内外风险和危机的冲击。从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公布的长期数据分析,智利的增长是相对健康和可持续的,达到人均收入1万美元以上。本月20日我们将在这本书的发布会上公布这一结论,欢迎你到时候参加。
    
    (本报北京4月11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