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谁给郭德纲开车:《十大元帅之谜》(1)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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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元帅之谜
无论作为红军的总司令，还是作为新中国的委员长，朱德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相反，他的言谈举止，他的穿衣戴帽，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生活起居，处处都保留着一种农民式的风格，农民的影子在他身上挥之不去，仿佛希腊神话中安泰须臾不可离弃大地，成为他的力量源泉所在。这种对农民的痴心和迷恋究竟源自何处？又为的是哪般呢？
1．1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朱德本人生下来时的小名叫“狗儿”，母亲共生下十三个孩子，由于家里穷、养不起，只活了六个男的，两个女的，小的五个生下来后就放在水里淹死了。朱德大排行在四，照男孩子排下来则是老三，他们这一辈以“代”字排名，所以1892年他六岁入私塾读书时，取名代珍。同所有农民家庭一样，朱家是一个靠勤劳节俭以便同饥饿作斗争的经济单位。吃的东西几乎千篇一律。早饭是高粱稀饭，偶尔加一些大米或豆子，大家同吃一碗青菜，家里大多吃的是掺有豌豆、蔬菜、红薯的杂粮饭，像猪肉或其它好吃的东西在阴历年时才能够吃上一顿，还谈不上准有。祖母掌握全家经济，指挥全局，把男男女女的事分配得清清楚楚，下地干活是男人的事，地里和家里的小事情则属于妇女和小孩。全家只要听到祖母的动静，也就通通起来，各作各的事——打水，砍柴、喂养鸡、鸭，或者打扫院子。祖母根据年龄需要和活儿的轻重来分配粮食。朱德从五岁起就上山打柴、割草，帮助家里干杂活。后来，在接受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采访时，他曾经说：“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象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所指挥的战士们一起走来走去。”家庭的熏陶锻造了他勤劳俭朴、宽厚善良的秉性；在这个“农民世家”里，祖父朱邦俊是一个富有农事经验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下田种地；伯父朱世连（朱德自动就过继给无儿无女的伯父，伯父很喜欢他，朱德以后能读书，主要是靠伯父的资助）是个治家严谨，心里有盘算的人，干活出力，知悭识俭，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省，为全家打主意。父亲朱世林也是一个终年劳动、寡言少语的老实农民。
伯父虽然没有子嗣，但从不借口休妻，也从不虐待妻子，他的这种遇事自有主见的做法给朱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对朱德后来的人生道路带来最大影响的仍然是他的母亲钟氏。我们并不是在此图解“恋母情结”的理论，每一个人，当他第一次睁开双眼，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无疑总是他的母亲。他躺在母亲的怀里，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承受着母亲的爱抚，聆听着母亲的呼吸，接受着母亲的哺育和熏陶。
1．2 母亲与师傅
朱德的相貌酷似母亲，表明他更多地得到的是母亲的遗传基因，而这种“遗传偏向”不仅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在朱德的记忆里，母亲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充满了贤慧，充满了忧愁。她出生于流浪艺人之家，不但一贫如洗，无家可归，而且受到世人的轻视，地位十分卑下。能嫁到朱家这种有几间草房的庄户人家里，对她来说已是莫大的幸福了。她那硬朗、高大的身躯支持着自己没日没夜地劳动，年复一年地生育。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怀着肚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象男子汉一样下地干活，甚至在朱德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还正在烧饭，还没等饭烧好，朱德就呱呱落地了，生下朱德后，母亲就立刻起身，接着做饭。朱德后来曾深情地回忆说，自己的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做姑娘时还有名字，嫁过来以后只按家庭地位来称呼：
对于孩子是“娘”；对于公婆是“二媳妇”，对于丈夫是“你”或“孩子他娘”。对公婆，她大敬大孝；对丈夫，她依从顺服；对妯娌，她贤惠和睦；对邻里，她乐善好施。她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家庭生活和农业劳动中。她就是这种女人，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
在朱德眼里，母亲是举世无双的完人，他热爱母亲，敬重母亲，把母亲当作做人的楷模。母亲干什么，他也总是跟在后面有意无意地模仿着。朱德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个强健的体魄，同时又跟着母亲养成了勤劳和俭仆的好习惯，学到了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和敢于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这些东西他一直保持着，当了总司令，当了委员长也照样没丢。
朱德的母亲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奉献了自己伟大的儿子，自己却一直保持着劳动妇女的本色。晚年，朱德曾将母亲从家乡接出来，奉养在身边。可是母亲过不惯外面的生活，她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劳动，劳动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就和粮食一样重要。于是她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土地上、纺车旁。直到八十多岁，还时常纺线，临终前仍不辍劳作，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抗拒任何艰难磨折，这似乎来自一种“遗传”，因为朱德的祖母同样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能干妇女，而且也是直到进棺材之前，还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后来，朱德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她逝世后敬献的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
如前所述，朱德在家里排行老四，又是第三个男孩子，在大家庭里是个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既要帮助哥哥干杂活，又要像个保姆似地照顾下面的弟弟们。他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因为穷人的孩子从来就不过这种日子。在这个佃农家庭里，没有一个人不劳动，劳动与生活一样重要，生活也就是劳动，人们似乎也相信，只有没日没夜地干，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对他们来说，所谓幸福生活，不过就是不至于饿死或冻死。尽管碗里的东西越来越稀少，身上穿得也越来越破，然而农民们并不在意，有一种宿命观在支配着他们无休无止的劳作。朱德自童年时起就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感到社会“有欠公平”，但是，当时，他和家人一样，相信他们贫苦是因为恶运临头，灾星未退。他们目不识丁，悲观感叹；朱德在儿童时期，对于当时的迷信全部深信无疑。也正是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普遍都有一种信念，即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一个男孩子，因为当时的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加上封建时代的中国特有的文字崇拜和文化垄断，只要熟读《四书》、《五经》，然后经过科举，就可以升官发财，通向官场的大门也就是通向财富的大门，然而对于贫苦的农家子弟来说，通往此门的必由之路就是读书，正所谓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亦有黄金屋”啊！一般农民都无法缴足学费，教育孩子对于他们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也是他们超脱苦海的唯一希望所在。朱德的养父正是怀着对读书人的无限崇敬送朱德进私塾学习的。
1982年，朱德进私塾，跟一位姓钟的先生读书。第二年转到丁先生那里读书，丁先生是榜上题过名的秀才，他的私塾就设在一个有高楼和花园的大院里。在这里两年，朱德刻苦攻读了《诗经》等十几本书。九岁那年，他离开琳琅寨，随伯父和么叔搬到大湾，去席聘三先生家读书。席先生在朱德入塾时年近七十，他德高望重，乐于教书，有胆量，有见解，而且有相当辛辣的幽默，深通人情世故，不时一语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他屹然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是一个奇特而卓然不群的人物。他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学富五车，却不肯报考举人，甚至连一个秀才都不是，从二十几岁起教书，到那时已七十多岁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白丁，却是一个真正的好先生。朱德回忆他“到年近八十的时候，还是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在老先生的教授下，朱德和其他学生一起修完了《四书》、《五经》，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学生的读史读累了，老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贴补家计的菜园中散步，边走边向学生谈古说今，对历代贪官污吏和皇亲贵族评头论足，这些评论大多击中要害，入木三分。席先生思想开明，他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家，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因为他听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他常对学生们说，中国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垒的护卫者，他爱喝酒，酒后放言高论，他常说：“人不做事业就没有什么用”，“要能做事业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道路好走。”
席先生不仅将学问灌输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与行为影响着学生，他成为朱德新思想的启蒙者。在他的引导下，朱德开始思考寻找道路的问题，他想，状元是点不成的，这样的文章，不知哪一个才点得上，他受“富国强兵”和“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如饥似渴地研究科学，一方面立志要弃笔从戎，去做一个军人，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和家人送他出来求学的初衷真可谓有着天壤之别。
1．3 忍痛斩“脐带”
1906年，朱德来到成都。当时的高等师范学校和武备学堂都在招取新生，朱德早有当一名军人的志愿，因此考上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弁目队。可是家里从中阻拦，不同意他和家庭分离，而投身到时代大激流中去，尽管这股激流正是解救这个佃农家庭的强大力量，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些，他们的目标可谓急功近利了，于是朱德只好投考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而且不敢向家里人吐露这些实情。
朱德毕业回家前就写了家信，说明自己打算在家里过夏，参加农活。临近家门时，他发现家里人果然在等他。他老远就看见了一个侄子，他又是叫又是挥手，可是侄子并没有向他招呼，一溜烟似地穿过田坎回家去了，于是全家忙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朱德到家时，一家人排成了两行，俟他走近，一齐在他面前恭敬地低头执礼。养父也不把他当做儿子看等，连连欠身为礼，招呼进屋，强使他在全家聚会的地方坐在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有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穷人惯于应付有钱有势者的词句——来同他谈话。整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全家虽然没有独自占一间屋的人，却特意为他腾出了一间，里面架起从全家挑出来的最好的卧床、桌子和椅子。他们甚至把最好的草垫子拿来，并且点起一盏菜油灯，让他在晚间享受一点光亮。不论什么样的活儿，都不让他做，他每次想做，他们都表示反对，强要他坐下，袖手不管。他们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自己吃的却极差。离家以来，他家越发贫穷了。从外表看，这变化还不十分明显，可是从里面看，一目了然。为了欢迎他回家，衣服都洗净，补好，但到处都是补丁，到处都是缝头，几年来都没有换过。他听说全家负债累累，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焦灼万分。他们希望他终于能够把他们解救出来，全家两房人苦撑了很久，在等待这一天来临。他们不说什么，但惊异的目光老是停留在他的双手上——他并不象官宦人家那样，指甲留得长长的，反而剪得和他们一样短。他逐渐不安地体会到，他们拿他当做大官或就要做大官的人来看待了，在亲朋好友家里，他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每过一天，他便愈发相信他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他们希望他早日离开。
朱德当时的心情充满了伤感、忧愁和矛盾，尽管他未必清楚地意识到他已是新中国的一部分，而他的家庭仍然停留在旧时代的强大惯性之中，朱德为此大为苦恼，经常独自躺在房间里，彻夜不眠，重新估量自己的前程和生命的意义。在老家时，朱德终于坦白承认自己扯了谎，并且告诉家人，自己要在仪陇县做体育教师，开始挣钱偿还家里的债务。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父亲问他，体育是什么意思。他解释以后，父亲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十二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结果你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苦力也会这个！接着他跑出家门，一直到朱德离家时，他仍没有回来。那天晚上，朱德母亲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这些情景，朱德终身难忘。后来，他回忆说：“我并不责备我的家庭。我过去深恨父亲暴躁、冷酷，可是现在我知道这应该由农民生活的无情现实来负责。我也不责备我的家庭在我回家时对我那种低声下气的态度。我认为那是旧制度下的辛酸产物。他们不愿望意我填补我与他们之间的鸿沟，不愿意我在夏天下地干活，不过是要使我不致重新陷入农民生活的深渊。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家庭里。虽然是农民的子弟，我现在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一脚站在地里，一脚站在学校里的农民，而是已经转换到另一个阶级去了。走回头路已是太迟，而且我也不打算回头。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朱德终于未能加入一种恶性循环圈，因为他心里清楚，即使连连考中，还得拿出一大笔钱来捐官，一朝权在手，一定会变成一个贪官污吏，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正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不顾家人省吃俭用，借高利贷供养他以使日后有人“支撑门户”、“免受人欺侮”的期望，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朱德离开家里去仪珑县任体育教师时，六十来岁的养父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和一双旧草鞋，送了好几里路才回去。最后，他站住脚步转过身去，慈祥而宽厚地说道：“我们是知事不多的乡下人，不懂得那么多事情。现在不明白地也许将来会明白。你自己照顾身体，多来信吧！”
望着养父离去时苍老的背影，朱德哭了。
1908年12月初，朱德回家向家人说明自己打算参军，全家人都以为他疯了。社会上当时盛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全家人的反应同样是比上一次更为可怕，对于他的养父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朱德在家只住了可怕的一晚，第二天起程去成都时，家里竟无一人来送别。他孤独地出走了，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光明而又长满荆榛的道路。
1909年七八月间，一个可喜的意外出现了，朱德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从一个士兵到元帅的伟大军事家的道路从这儿开始了。
1．4 “农民情结”揭秘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历尽沧桑的朱德正是带着一种沉重的心灵重负投身于中国革命奔腾激越的洪流中去的，在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朱德正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者、先行者、战斗者。儿时丁家少爷的欺侮，母亲含辛茹苦的身影，农民们忍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悲惨景象，全家人一双双饱含期盼的眼睛，早已是朱德的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心里创伤”（Metaltrama），这种创伤化为一种巨大的动力和道义感，使他看到要拯救家人的苦难，必须着眼于救广大农民阶层出脱苦海，单单拯救某些人，某个人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的态度和举止，一直表现出农民子弟的纯朴，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形成过玩世不恭的复杂性格。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老于世故的美国青年记者到延安采访，他写道，朱德将军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没有玩世不恭这一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朱德，这位不是农民的农民，从不掩饰自己继承农民的良性“遗传基因”的一面，与凡夫俗子不同，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因为农民是他的“根”，是他的母汁和支柱，仿佛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Antaeus）所立足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大地”，这是他的力量源泉所在。朱德的“农民情结”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按照心理学家的解释，所谓“情结”（Complex）指一组或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且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会产生有意无意的影响，是人的基本动力和冲突的核心所在。朱德有农民的习性和爱憎，有农民重视直觉和经验的思维方式，有农民实用、务实的理性精神，脚踏实地，摸索前进，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争发言权。他对农民的思想情感和喜怒哀乐都能够给以最深切的理解和最体贴入微的同情，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后来的和平时期，他最喜欢和普通人，尤其是与农民或农民出身的战士发生联系，打成一片；他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国内的许多工厂、矿山、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以及林区、林场、苗圃、农场、农村、山区进行视察，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之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他都视察过，而且很多地方去过不止一次。从漠漠黄沙到茫茫碧海，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到处都留下了这位农民首长的足迹。在井冈山，他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在延安，他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种菜、拾粪。进城以后，他仍然保持这种优良作风，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同甘共苦。自从1955年我国实行军衔制以来，朱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因为他自己立下了一条不为人知的规定，那就是，各方面的待遇不许超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是没有拿过元帅工资的共和国第一元帅，不仅如此，他还一向教育自己的儿、女、孙、侄们，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临终前，他属咐他的老伴和战友康克清，把二万多元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党，不为子孙留下分文，直到他去世后，孩子们才知道，他们的爷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朱德曾经说：“我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其实，朱德的处世哲学和心理结构中有着农民、革命者、军事家三种成份，他身上的后两种成份，使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又不同于普通农民，使他汲取了历代农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将军事与论原则同农民革命的游击战经验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正是他的农民情结，使他处处依靠群众、发动农民，将革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也是空前地调动和利用起来，“置身青云毋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蒲松龄语）。
朱德没有把自己的“根”从广大农民的肥沃土壤中拔出来，是因为他认识到农民具有“两面性”，革命者的大知大觉和军事家的雄才胆略使他能够高瞻远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当他站出来反观农民阶层时，既看到了它的短视、狭隘或急功近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农民纯朴、善良、务实、勇于吃苦耐劳等可贵品质，农民世代受压迫，革命的潜力最大；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农民虽然存有一线“学而优则仕”、“白衣致卿相”的幻想，但也最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思想来引导，有一批先知先觉者来发动。封建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都推行一种反动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封建时代的文化产品正象物质产品一样，被上层社会垄断和把持着，封建统治者的目的在于愚民好统治，损人利己，瘦民以肥己；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同样紧紧抓住了农民这个根本的问题，但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的，当它领导中国的几亿农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新中国并解决了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之后，世界也不能不为之瞩目并且为之震撼！
旧中国的农村，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和贫农，只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三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直有着两种路线的斗争：是坚决依靠广大农民、争取动摇地中间势力，把革命引向胜利？还是抛弃农民，妥协退让，踢开农民闹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农民的必要性，强调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党领导农民开展农村大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要在中国推翻几千年根深固的封建统治，没有一个亿万农民群众参加的农村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该文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几年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述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广大农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完全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而且农村又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积蓄力量，逐渐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即是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恰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最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天才式的理论”正是来自对中国农民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可以说，朱德在这些方面与毛泽东思想中是不谋而合的，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1927年11月上旬，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带着队伍离开大庚县境，到了湘、粤、赣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在打走盘踞在这一带的土匪何其朗部、控制了这个山区以后，部队便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干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工作，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一来，改变了部分过去单纯打仗的作法，从而领导部队开始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朱德本人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从此之后，朱德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成为游击战、运动战等战术的发明者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种重感性、重实践、务实不务虚、善于做调查研究的农民式的思维方式使他从中受益匪浅。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具体事例中看出农民式的质朴、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爱憎分明等品质在朱德身上的体现：
故事一：1929年1月，朱德在新城领导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刚一动员，那些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土豪劣绅压迫剥削的农民立即响应。他们欣喜若狂地说：
“穷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跟着朱德干革命，把土豪的土地分掉……。”朱德一听就笑着对他们说：’不是分土豪的土地，是你们自己的地，现在让土豪还给你们，这叫土地还家。今后你们要在自己的田里耕种、收割了。”为感谢朱德的恩情，农民们编了首歌，歌中唱道：
哎呀嘞——
新城来了朱军长，
穷苦百姓喜洋洋。
拨开云雾见天日，
幸福日子万年长。
故事二：1929年8月，朱德带领着几千名红军，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广东丰顺县马图镇。当地百姓受反动派蒙蔽，对红军有惧怕心理。对百姓的这种情况，有些战士思想不通。朱德便耐心对大家说：“老乡越怕我们，我们越要接近他们，多为他们做好事，慢慢他们就会明白了。”于是就动手为老乡扫院子、劈柴、喂猪、挑水……态度还十分和气，和反动派说的红军完全不一样。几天后，老乡们消除了惧怕心理，走出来欢迎红军，此时的马图镇就象过年一样热闹。朱德仍旧要大家继续为群众做好事、他自己每天都把房东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有人向房东介绍说，“担水的老兵，就是红军的领头人”，房东很吃惊，接着就在镇上传颁开了：红军的领头人给老乡做好事，在国民党军队中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老乡们更加拥护红军了。
故事三：1939年在武乡县砖壁村。一次，总政治部的天星剧团来村里演出。傍晚，剧团在村里临时搭起的简易舞台前一字排开放上许多矮凳、圆木、砖石，等待着朱德和其他首长前来观看演出。
天黑下来后，大家陆续入场，朱德也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偶然间，他发现坐在场内看戏的全是部队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老百姓。朱德不解地向值班岗哨询问，战士回答说：
“我们是刚从前线回来的386旅的战士，对村上的人不太熟悉，为了首长和大家的安全，就只让部队人员入场了。”朱德听了马上去找民运科长耐心地对他说：“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每到一地都要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咱们总部设在这里，平时给老百姓添了很多麻烦，现在剧团来演出，却不让老百姓来看，你说合适吗？”民运科长听后立即遵照朱德的要求，让村上的老百姓进场一同看戏。朱德又亲自领着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把他们安排在前几排的位置上，笑着说：“你们年岁大了，离台子近才能看好听好。”
随着又去招呼抗日小学的老师，把儿童团的队伍带到前边来。
而他自己呢，待这一切都安排好后，悄悄走到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故事四：1939年麦收时节。一天，一队八路军从一个村边走过，营长骑着马走在前面。这时，一位老大娘很艰难地背着一大捆麦子从对面走来，与营长擦身而过，营长仍骑在马上，，昂着头往前走。朱德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粗理的眉毛拧到一起，摇摇头，然后快步上前拦住马头。他略带怒气地问那个营长：“你担任什么职务？”营长不认识面前这个拦路人，上下打量他，灰军装已洗得发了白，戴的单帽子也是用棉帽改制的，以为是个老战士，就不在意地说：“我是营长。”朱德又问：“你现在任务紧不紧？”营长望着这个表情沉重、十分严肃的老同志，仿佛感觉到什么，连忙跳下马来说：
“不十分紧。”朱德听后，用手指着老大娘说：“那么，你让队伍前头走，你拉你骑的马到村里头套个车，替老大娘把麦捆拉回家去！”营长明白自己错了，红着脸帮老大娘把麦子都拉回了家。事后他才知道那位拦马批评自己的老同志是朱总司令。
过了两天，朱德派人把这位营长叫去，营长心里一阵紧张，进屋后鼻尖都泌出了汗珠。朱德请他坐下，严肃而又亲切地说：“革命军人的优良品质，首先就是群众观点。看见老大娘吃力地背着麦捆，你骑在马上，不想办法帮助她，这是不对的，要好好记着，只要有一点空儿，有一份力量，就要尽量帮助群众。你是干部，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作风，事事处处要为战士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决不能损害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营长听后连连点头，惭愧地保证：“总司令，我今后一定注意！”
故事五：朱德所到之处，总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次，他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车后，服务员请他休息，他却说：“不忙，我先到园艺组去报个到！”来到园艺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问好，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在这里常常系着围腰跟工人一起劳动，让人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委员长。
在老家马鞍公社，他见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这一类故事在朱德有一生中多得不胜枚举。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关于朱德，她曾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写道：
五月份一到延安，朱德就来看过我。在一幅流传很广的图画上，朱德是一位挥舞大刀、身先士卒的勇猛斗士。但就我所见，他本人与这幅图画上的形象完全相反。
朱德是一个慈祥、和蔼、说话沉着、言行恭谦的人。他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之中。
一瞥之中，朱德身材适中，健壮结实。……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全中国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位少见的军人——战争在他看来并非一种建功立业而是一种结束苦难的手段。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宽容大量、感情丰富的人。作为一位头发灰白、年过半百的老战士，他在真刀真枪的战火中度过了半世生涯。无尽头的中国内战中的悲惨故事都刻写在他那满脸的深深皱纹之中了。平时他的嘴唇老是显出一种忧郁而严肃的神情。……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朱德的动作温和、缓慢、从容不迫，全无一点粗暴之处。看上去，他就象一位入定的菩萨一样平和恬静。
与其说朱德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司令官，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民众的领袖。他的性格与习惯都是十分民主的。我曾向他的夫人康克清问过他的特点。康女士略一思考，便这样对我说：
“我觉得，他的基本特点是天生的温和可亲。其次，他对一切事情都很负责，无论这事伟大还是渺小。第三，他喜欢和普通战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们促膝谈心。战士们衷心爱戴他，因为他过着普通战士的简朴生活，必要时也和战士做一样的工作。他的绰号是‘伙夫头’，他看上去就象一个普通士兵。……有时清闲下来，他就去帮助农民种地。他还常常从河谷挑粮上山。他非常强壮健康。他喜欢玩篮球，喜欢看体育比赛。他什么东西都能吃，从不需要特殊食品，只要辣椒管够就行——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每晚都是十一、二点才上床，可清早五、六点钟就起来了。”
朱德就是这样一个人，长征时期，他是“红军的父亲”，和平时期，他是人民群众的“父母官”，在他的身上，晃动着一个劳累过度而又经验丰富的老农民的影子，置身于千千万万农民群众之间，他真正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象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的声音。当他几次三番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离家出走，踏上一条通向戎马生涯之路的时候，我们似乎和他一起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阵痛，一种切断同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农民意识的“脐带联系”时所产生的阵痛，然而于此同时，朱德的“快刀斩乱麻”并不想割断他和农民群众的鱼水之谊，瓜秧之情；大凡是和农民有关的东西，他都有一种下意识的迷恋，比如农民的粗布制服，农民式的生活方式，农民式的谦恭，农民式的热爱劳动……1960年，正值四川大旱。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清晨，地委负责同志见到朱德时说：“这雨下得好啊！”正在做操的朱德连忙说：
“不是下雨，下的是粮食啊！”朱德平时看报，只要有关于农业的报导，他都格外仔细阅读。家里有人从外地来，他也总要询问当地的年成和农民的生活。有时自己坐车外出，从公路急驶而过时，常常叫司机停下车来，自己走到田头去观察庄稼长势，遇到有人在田间耕作，他还要主动打招呼，和大家攀谈。1976年春天的一天，朱德乘车外出，正赶上刮大风。
途经一个很大的果园，他看见纷纷吹落的花瓣，心里不由一沉、他想：这么大的风，果树挂果怕要受影响了。于是他不顾扑面而来的大风，走下来向社员了解情况，直到得到满意的结果才离开。秋风知劲草，果园问落花，朱德从大自然的风风雨雨看到的是农民的收成和生活状况，与其说他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不如说他象一个饱经忧患的老农民，在时时刻刻关心着自己的庄稼和果实的收欠情况。
在朱德身上，我们的的确确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属于农民式的东西，农民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农民式的作派，早已在朱德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说绝没有任何贬意。如果说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情结是他获得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同样是这种情结，也使他没有力量拨开那将他托上神灵宝座的小生产的云海，那么，朱德身上的农民情结却没有成为一种包袱和负担，使他受累，因为这种农民情结不是小农经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民意识，也因为朱德的谦逊、礼让精神阻止了这种“农民情结”的腐化变质，这使我们想起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的一段话：“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还是让我们引用朱德本人写一首朴实无华且带有泥土香味的诗句来结束本节的途述吧：
家在巴山南侧住，
祖宗世代作农父。
读书不成去从军，
何畏迅雷急雨。
五十年前别家门，
为求真理前去。
平生是戎马生涯，
战斗乃心安乐处。
伙夫头之谜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正象四川口音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未变一样，朱德非凡的精神内核一直隐藏在一种朴素的装束之下，没有华丽的盛装，没有刻意的雕琢，猛一看，仿佛内容压倒了形式。我们百思不解的是：这种“不修边幅”的装束是某种习惯的自然流露，还是朱德本人的刻意追求？如果是后者这其中又暗示着怎样一种心态呢？
2．1 有眼不识总司令
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在访问了延安之后，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谈起毛泽东与朱德的不同之处，她以女性的直觉感受到：“毛泽东并不象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从井冈山会师到1934年的几年中，朱总司令率领中央红军打了大大小小几百次仗。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朱德成了劳苦大众心目中的一颗明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朱德这位率领多少万大军南征北战，打得反动派“汪汪”乱叫的红军总司令，一定是一个威武庄严、凡人不好接近的大人物。
在瑞金的时候，一次，朱德在路上休息时，帮着一个老贫农打了一阵谷场，边打边和老人拉家常，那老汉只觉得这位红军会干庄稼活，说话随和，也没想到问他尊姓大名。后来开大会时，老汉发现台上讲话的人好面熟；“啊！那不是给我打过禾谷的那个人吗？”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心想这样大的一个“官”，能给我们老百姓干活吗？揉着眼睛双细瞅了一阵，越看越象，“不错，是他！””这时他问旁边的人：“台上讲话的是谁？”“你还不知道，他是朱军长呀！”老汉一听，愣了：
“他就是朱军长！我得去谢谢他。”
又一次，井冈山地区的遂川县开“穷人翻身大会”，朱德在会上把没收土豪的财物、衣服等分给县城附近的贫苦农民。
大会开完后，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晚到的贫农老汉。这位老汉穿着一件破烂的军衣，由于天冷，浑身打哆嗦。当时东西已经分完了，朱德就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老头披上，说：“大伯，这件棉袄就算分给你了吧！”老头见他身上只剩了两件贴身军衣，说什么也不肯要，朱德就哄他说：“你就穿上吧，我家里还有一件呢！”老汉推不脱，就含着感激的热泪把棉袄穿上的。
过了几天，红军又在城里开斗争土豪劣绅的大会。那个老头穿着朱德同志送给他的灰棉袄赶来了。他抬头一看，见台上讲话的那位中年红军好象是前几天送棉袄给他的同志，他激动地挤上前去，踮起脚尖，往台上看了看，说了几声：“是，是！”接着又往前挤去，朝台上看了看，又说了几声：“是，是！”
站在他身旁的一个赤卫队员奇怪地问他：“大伯，你口口声声说‘是！是！’——‘是’什么呀？”老头高兴地说：“是台上讲话的红军送给我棉袄的。”那赤卫队员瞅瞅他穿的灰棉袄，又笑着问：“大伯，你知道台上讲话的红军是谁呀？”这一问，可把老头问住了，怪自己前几天忘了问他的姓名，焦急地说：
“你快说，台上讲话的是谁？”那赤卫队员翘起大拇指，自豪地说：“他就是咱们红四军军长朱德。”老头子听了又惊又喜，连忙伸出两个大拇指，激动地说：“呵！原来他就是朱军长，怪不得这样温和，这样体贴旁人！”
192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朱德率领一部分红四军战士，在瑞金与长汀两县交界的古城宿营，他住在一栋土墙矮屋里。
矮屋里住着一位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聋婆婆（她本姓龙，因为一家人被白匪残杀，耳朵气聋了，村里人便叫她聋婆婆）和一个八、九岁的孙女桂香。朱军长和她们说了一会儿话，走进厨房见两口缸里一点水也没有，便悄悄地到后面小溪边挑了两担水，倒在水缸里，最后又挑了水放在厨房里。然后回到隔壁小屋，在油灯下写东西。聋婆婆去做饭时，见厨房水缸、水桶都装满了水，盆盆罐罐也收拾得井井有条，真是又感激又高兴。她回身取出几个鸡蛋，用红布包上，带着孙女，要去感谢那位给挑水的红军。可是，那位红军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聋婆婆看到的红军都是青年小伙子，数刚才到她家给挑水的那人年岁大，说话又和气，又体贴人，心想他大概是个“伙夫”吧！于是就来到红军的厨房里，问一个年轻的炊事员：“小同志，你们那个老伙夫在这里吗？”小炊事员莫名其妙地说：“我们这里都是小伙子，哪里有什么老伙夫？”聋婆婆耳聋听不清话，只顾焦急地在屋里来回找，谁也不知道她要找哪一个“老伙夫”。正巧这时朱军长笑盈盈地走进厨房来了，桂香一个箭步扑了过去，喊了声“老伯伯！”聋婆婆回头一看，正是自己要找的“老伙夫”，便连忙把红布包着的鸡蛋塞到他手里，说：“同志，小沟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几个蛋，请收下吧！”朱军长关切地在她耳边说：“老婆婆，我已经吃过了，你老人家自己留着吃吧！”说着把鸡蛋放在厨房里的菜板上，含笑走了。这时，聋婆婆可有点生气了，她对那些红军小炊事员们说：“你们这个‘老伙夫’真客气，看不起我这个老婆子……”，正说着，小桂香已经打听出了“老伙夫”是谁，连忙尖着嗓子在她耳边叫着：“奶奶，奶奶！那个伯伯不是伙夫，他是朱军长！”聋婆婆一听，又惊又喜，连忙问小炊事员：“他真的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朱军长？”小炊事员肯定地点点头。聋婆婆一听替她担水的是朱军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她自言自语地说：“呵！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朱德的这些故事象长了翅膀，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着。人们一见到红军就想到朱德；一说起朱德，对红军就更加信任，更加疼爱。有一次，朱德带着一支红军驻扎在湘赣边境的“三坪”（上坪、中坪、球坪）一带，他和警卫员住在中坪村尹菊英婆婆家里。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朱军长正和尹婆婆以及她的孙女坐着谈话时，突然间闯进来两个身穿农民服装的民团密探。朱军长拿起他那件又潮湿又破旧的棉袄装着捉起虱子来。一个又矮又胖的探子，揉着田螺眼，上下打量着朱军长，看他不象个当“官”的，倒象个“伙夫”。于是摆了摆手里的皮鞭，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伙夫，你一定认得朱德吧！他在什么地方，你说出来，要多少光洋就给多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银元，托在手里，转脸又问尹婆婆：“老婆子，你要想多享几天清福，你就说出朱德在什么地方，也奖给你这个……”。说着，掂了掂手中的银元。尹婆婆正害怕朱军长出事时，却见朱军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装出耳朵不太灵便的样子，问那探子：“你们是问朱军长吗？啊！他住在球坪，这里走下去，一、二里就是。”两个探子听了暗暗高兴，但又怕这“伙夫”说谎，再问尹婆婆：“老婆子，朱德住在球坪吗？”尹婆婆连连点斗称是。小孙女阿宝也在旁帮腔说：
“是！我看见了，日落山头时，我还看见他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马走进球坪村哩。”两个探子一听，拔腿跑出门，带着躲在门外的一群民团，大声喊着：’快跑！快跑！不要让朱德跑掉！”
直向球坪奔去。这时，朱军长一面要警卫员通知各连到后山上集合，准备战斗；一面拉着阿宝、扶着尹婆婆也上了后山。
当民团正在球坪搜查朱德时，朱军长已经率领红军分两路把他们团团围住。敌人被打得东逃西窜，乱成一团。直到他们喊着“饶命”纷纷投降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搞的？我们到处抓朱德，追来追去连个影子也没追着，怎么忽地一下从地下冒出来这么多朱德兵？……”
这时，朱军长正和战士一群众爽朗地笑着。那两个已经做了俘虏的民团探子，吃惊地看着：“啊！原来他就是朱德呵！”
1939年，八路军总部设在王家峪村时，为了保密，起初谁也没有公开过朱德的身份。老百姓虽然从这里架起的电台、通出的电话线以及川流不息到这里来的战场指挥员，猜想出住在这里的八路军一定有大官，但他们很难具体说出谁是最高指挥官。对于朱德，老乡们只知道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劳动，唠家常，待人非常和蔼，还有年岁比较大。后来，有人看见他和炊事员一起抬锅，给哨口的哨兵送饭，就以为他是“老伙夫”。又有人看见他经常上山开荒、种菜，吃穿都很俭朴，又觉得他象“老管理员”。还有人看他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练习军事技术，就断定他是军事教员。最后，由于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索性就亲切地叫他“老头”，朱德总是很愉快地答应。以后日子一长，“老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老乡们谁也没想到这位每天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老头”，竟然就是使日寇魂飞胆丧的八路军总司令。
2．2 记者眼中的朱德
抗战时期，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率领部队与日冠浴血奋战，狠狠打击了侵略者。日冠对他恨之入骨，常常编造谎言，肆意歪曲污蔑他的形象，在日军的一幅宣传画上还无耻地把他描绘成一个凶神恶煞。
凡是见到过朱德并了解他的人对此都非常愤慨，一位《大公报》记者曾这样描写他：今天将军穿了一套青布中山装，戴着一顶旧军帽，黑褐的面色，嘴巴周围有着浓浓的新生出来的黑髭。他朴实如农民，慈和如老妪，但在炯炯目光内射出坚定的光线时，则又严肃如钢铁。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他在举止上完全是工农无产者姿态：简朴、诚实、有决断。他的声音很低，很沉重，他的句子很短、很简洁。这伟大的脸膛上，不时地发出真挚的笑。
另一位中央社记者这样报道他：下午，我们去总指挥的办公室，一个穿士兵衣服，戴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十分注意而跨进了门。可是他们参谋长立刻过来向我们介绍，这位是朱德指挥，刚从前线回来。这时我们的内心真是无限的惭愧。可是这实在也难怪，他没有领章，没有符号，更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额上既不刻着字，你说对一个不相识的人，如何分别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他开始和我们说话，同样没有什么寒暄和客套，说着他所要说的话、很缓慢而很有力，态度是沉着而刚劲，言语间很少含有理论，。好像每一句话的出发点，都根据着事实上的体会或经验。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那起初给我的平凡形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破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种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透过硝烟战火的朱德形象是一个侵略者害怕而人民热爱的形象。
1927年4月，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当时他只穿一身粗布军服，打着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或是草鞋；他不坐黄包车，总是夹着皮包走路上班，工作忙吃不上饭，就买几个烧饼吃。长征途中，每个战士都永远不能忘记朱德的形象：他穿着打了不少补钉的灰色粗布军衣，赤脚穿着一双草鞋，背上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包，经过草地风云的搏斗，他的脸庞黑瘦，额头皱纹加深，两眼里闪出阳光一样温暖的光线。
1937年1月，美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朱德，在《伟大的道路》中，他这样写道：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于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从前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他的脸，犹如悲剧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滞。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这大概是不轻易在朋友和同志们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蕴的人，才传出了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的传说。……当他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时，我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2．3 平平常常总是真
史沫特莱说朱德“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那么，他的农民式的装束又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味呢？无论他走到哪里，身上总是晃动着一位老农民的平凡身影，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甚至浑身带着泥土气息的形象，在出乎一般人所料的同时，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
“欢迎朱军长！”1938年，朱德作为东路军总指挥，受国民党云南第三军军长之邀，前去部队讲授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技术。云南第三军为此准备隆重欢迎朱德，当他们看到前来的这位总指挥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和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时，就悄悄把那套预先准备好的仪式取消了。
这就是朱德，他并不试图刻意地扮演一个为普通人心目中所预期、所想象的总司令的形象，相反，他一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即使在客观条件充裕和允许的情况下，他也乐于以“伙夫头”的形象出现在烟雾弥漫的战场，出现在人民群众和普通百姓之中，不仅敌人误把他当作“伙夫”，就连普通群众也多次误认为他为“老伙夫”。可以说，朱德作为军事家的丰采是包裹在农民的装束之中的，他不肯脱去这种装束，似乎隐约地暗示出他对农民阶层和劳动者的“角色认同”。在毛料，洋布和土布之间，他选择土布制服；战士的棉衣在长征时三年换一次，朱德的棉衣六年还不肯换，他主张“新三年，旧三个，缝缝补补又三年”；长征途中，到处流传着他补衣服、编草鞋的故事；解放以后，他仍然克勤克俭，从不铺张浪费。这些农民式生活习惯的保持表明，朱德不仅是一个以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也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和习惯不断对待自己的军事家，他曾说：“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这只是说出了他的性格中作为军事家的一面。1922年10月，三十六岁的朱德到达柏林留学时，首先象一个军事家熟悉作战地形那样来熟悉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个值得一看的机构。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进，口袋里塞满了地图和笔记本，他有条理地写下了考察笔记。这种“实地侦察”告一段落后，有关德国的笔记本、地图和旅行指南已经满满地装了箱子。与此同时，朱德又不得不“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在用钱方面精打细算。如果说前一种举动象军事家，那么后一种举动则更象农民，事实上，在朱德的身上，军事家和农民两种心理成份是并行不悖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农民是一种“底色”，也可说是“本色”，朱德的农民装束已成为一种符号标志，它是“有意味的形式”，它载明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特性，在我们后人看来，朱德正是从千千万万的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伟大军事家，朱德用他那普普通通的农民装束表过了他对农民的偏爱和认同，实践着寓伟大于平凡的诺言，我们从他的平凡无奇的农民打扮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伙夫头”，而且还有一种“根性”，一种“苟富贵勿相忘”的寻根意识，一种终生不能摆脱也不愿遗弃的“出生印迹”……
朱德不愧为杰出的农民之子。
婚恋家庭之谜
在四十岁以前，社会对朱德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他本人也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对此，德国记者王安娜有着困惑的亲身体验，他一生的五次婚姻中，不为人知的隐密随处可见。
3．1 谜一样的初婚
谁是朱德的第一位妻子？读过朱德传记的人大概都会想到萧菊芬。朱德传记的作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就把萧菊芬当作朱德的第一位妻子。
事实上，早在1905年，十九岁的朱德就已在老家仪陇与刘姓农家姑娘结婚。其间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早已消失在漫长的时间隧道之中了，这是一场封建式的包办婚姻，还是两小无猜式的自由结合，除了年谱上的孤零零记载以外，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朱德本人似乎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也难怪出现了史沫特莱的“误会”。这可以说是一桩迷一样的初婚，永远埋藏在历史的尘封之下……
3．2 注重现实的结合
1912年秋天，二十六岁的朱德在昆明和萧菊芬结了婚。
当时，朱德在云南省讲武常堂任区队长，萧菊芬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出身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是个诚实又相当进步的姑娘，也没有缠足。她的哥哥在部队里和朱德是朋友，他从中撮合并为他们筹办了婚事。
这是一桩自由结合的婚姻，因为两个人在结婚前，曾经在菊芬家见过面，谈过话。婚后，萧菊芳还继续在师范学校念书，住在学校宿舍里，朱德住在讲武堂。讲武堂的军纪非常严格，有家眷的人，也只有星期三、星期六可以请假回家，这段安宁的生活只持续了11个月。1916年9月间，萧菊芬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1917年得了类似赤痢的热痛，不幸去世。朱德后来谈到这桩婚事时，从未说过他是否喜爱这位姑娘，提到俩人关系时，最多说到他和他的妻子是朋友，遇到一处总有话可说，而且谈到他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照平常人说来，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所以自己也希望有个妻子，正所谓“我想有个家”！其中务实的成分是可以想见的。
3．3 罗曼蒂克的初端
由于朱德不能把时间和日子记得很准确，加上没有信件、书籍、文件和日记等可供参考，所以关于萧菊芬的卒年，有的书上说是1916年，有的书上说是1919年，我们根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一书的记载判定为1917年。萧菊芬过世以后，朱德最大的个人问题就是那个幼年丧母的婴儿。他既不能永远把他托给朋友；也不愿望把他送回老家，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封建环境中长大，他自己盘算着，这孩子应该在新环境里上新式学校，一个国民党老同志劝他再婚，以解决家庭问题。
朱德记不清第二个妻子的卒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她的感情，由此也就造成了这一个代学问题的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就是萧菊芬去世这一年，还不到年终，朱德迫于现实的压力，就同意续弦了。由他部队里的一位朋友作媒，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朱德。该女子名陈玉贞，受过教育，天足，参加过辛亥革命；那位朋友向朱德夸自己的妹妹聪明过人，也很“任性”，家里多次提出婚事，她都不嫁。二人当年在南溪成婚，虽然当时朱德结婚的主要动机是需要给孩子找个母亲，给他的家庭找个主妇，然而这种出发点和动机并不妨碍两个人的一见钟情，后来，朱德回忆说，这个妇女并不漂亮，也不难看，可是她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和1916年革命。她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之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一时说不上来了。从那以后不久，我们就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出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就象自己所生一样；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捉迷藏。她没有生小孩，所以我只这一个孩子。”《伟大的道路》在朱德的记忆里，玉贞弹琴，他自己吹箫、拉胡琴，在穷兵默武的动乱年代里，这个家不啻为一个安全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
3．4 战地浪漫曲
突然，从街巷深处，响起一串清脆的喊语声：“同胞们！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打进城来了，大家快到西门正街集合迎接吧！”
人们循声望去，只见喊话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妹子，身子长得高高大大，着一身宝蓝色学生装，柳眉凤眼，黝黑的鹅蛋脸上有些麻点，显露出庆重豪爽之气。她就是伍若兰，一名女宣传员，是个坚韧不拨的农民组织者。她早就听说这支队伍是一个叫朱德的人带领的，好多人都说他了不起，他手下的兵个个都不能飞檐走壁，此刻她心里也生起神秘感，心想究竟怎样今天就可以看到了。
恰在这时，城西门街口鞭炮齐鸣，革命军进城了！伍若兰抬头望去，只见部队成两行纵队，挥着一面绣着镰刀斧子的红旗，浩浩荡荡地开过来。那领头的一位军官，年纪约摸三十七八岁，长得身高体壮，一张黑红的大脸膛，长满络腮胡须，两簇乌黑浓眉下，闪动着一双炯炯放亮的眸子，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过来。伍若兰心想，这位普通的军人便是朱德无疑。这时，中共来阳县委负责人邓宗海、刘泰等人迎上去，同朱德握手问候。随即，一同来到城中邓家祠堂门前。朱德刚欲抬腿跨进门时，蓦地被贴在门两旁的对联吸引住，“好一手毛笔字！”朱德仔细瞄了一会，连连点头：“这是谁的翰墨？”
“我们县里的女秀才！”跟在朱德身边的刘泰忙回答说。
“女秀才？！”朱德一听，惊讶地重复了一句，随即又问：
她人呢？”
“朱师长！你看她来了！”邓宗海用手指了指正挑着酒坛子过来的伍若兰。朱德抬头，顿觉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平凡的姑娘，然而，长长的睫毛下却有着一双饱含智慧的眸子，那健壮的体格，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朱德收回目光，走进祠堂，小憩一会，心里按捺不住，便吩咐刘泰：“你叫那女秀才来一下！”刘泰就走到厨房对帮厨的伍若兰说：“兰妹子！朱师长叫你哩。”伍若兰一听师长叫自己，心里又惊又喜。她款款来到厅堂。朱德站起身，伸出手握着伍若兰的手热情地问：“你就是伍若兰同志吗？”伍若兰本来生就一副泼辣胆子，这会儿见了朱德，不知为什么倒害起羞来。她点点头，呐呐地回答说：“是的！朱师长叫我有事吗？”
“门口的对联，字是你写的吗？”
“嗯！没写好，请师长多指教！”伍若兰微微一笑，声音很低。
“不错，很有笔力，哪个学校毕业的？”
“衡阳女三师”。伍若兰声音放大了一些。
“唔！三师是一个出人才的学校”。朱德说完，沉思了一会，笑着说：“从现在起，你们县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今后可大力发挥你的笔头子作用罗”。
伍若兰点了点头。自此一面，两个人已埋下了一见钟情互相倾慕的种子。
农历三月初。正是花红草绿、莺歌燕舞的季节，伍若兰度过了她的25个春秋。一天，县委书记邓宗海笑着对伍若兰说：“兰妹子！要不要我替你做媒？”
“别开玩笑。”伍若兰红着脸说。
“别瞒我们喽！我早晓得你有那么个意思。”
“你说谁？”
“我们的朱师长呗！”
“哎呀！你别胡说。”伍若兰跺着脚，双手掩面，急急分辩说。
“莫要不好意思，朱师长挺喜欢你哩！他托信来要你今晚去一下。”
当晚，朱德和伍若兰并肩走出军营，踏上去青麓塔的河堤。两人谁也觉得没有话说，但谁都有说不完的话，又走了一段河堤，还是朱德忍不住先开口：’若兰，你多大啦？”
“25岁刚过”。
“有婆家了没有？”
“早着呢！”
“还早？你已经25岁了呀！”
“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没空儿想那件事。”
“你莫骗我，听刘泰他们讲，你挑的条件很高。”
“别听他们乱说，什么条件高不高，其实，我也曾对我妈说过，能够嫁一个同我一样的人就行了！”伍若兰说完，“咚”地将一块石子踢进河里。
“和你一样的人是什么人？”朱德靠近伍若兰，忍不住追问。
“起码也是搞革命这一行的”。伍若兰甩了甩齐耳短发，一双大眼如火如炽地投向朱德：“例如象你一样……”朱德的心砰然一跳，深情地望着伍若兰说：“小伍！我知道你内心是爱我的。对于你，从你写的那副对联上的字，就知道你能文能武，在我所遇到的女同胞中，数你不错，不过……”朱德说到这里突然刹住。伍若兰抬起明亮的双眸，定定望住朱德：
“不过什么呀！是嫌我吗？……”
“不，不！若兰，我能有你做妻子，那是最幸福的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跟着我是要吃苦的，天天要行军走路，时时要打仗……”
“行军走路、打仗有什么可怕的。”伍若兰显得异常坚定。
“还得准备掉脑壳！”朱德严肃地补充说。
“老朱！我这些问题都想过了，说实在的，从入党那天起，已作了打算，只要为了革命，我什么都舍得。反正，我跟你跟定的！”伍若兰激动地、忘情地扑进了朱德宽阔的怀抱。
“若兰！我的好同志！”朱德也顺势紧紧地搂抱着伍若兰。
三天之后的下午，军营中传出话来：部队准备打仗。司令部正在举行军政领导联合作战的部署会议。伍若兰也应邀参加。临散会时，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突然大声说：“大家稍等一下，听伍若兰讲，朱师长原打算明天结婚，这么一来我们得先吃了喜酒再去打仗。”
“好哇！”全场人积极响应。
朱德将目光投向伍若兰：“那就算作一回事吧，若兰！把你亲手酿的那坛糯米胡子酒抬出来请大家尝尝，再告诉一声伙房，从我薪水里扣一部分钱买点菜来。”伍若兰听了扑哧一笑，绯红着脸跑出门外，忙着张罗去了。
简单而又热烈的婚宴开始了。这是在战斗前夕，婚礼充满了火药味。朱德同伍若兰两人抬着酒坛子，挨个儿给每人碗里斟酒，大家喝着，笑着，一直闹到夕阳衔山，飞鸟归林，才匆匆忙忙各自回去做战前的准备。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女联合会的同志，一个个手捧鲜花，纷纷拥进来，簇拥着朱德和伍若兰朝水东江梁家祠堂的新房走去。房里布置极为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摆着一条叠得四四方方的印花格子被，靠窗口边放有一张四方饭桌，桌上一盏油灯，进门的正面墙上，挂着朱德的军用指挥袋。
朱德和伍若兰送走祝贺的人后，回到房里，两个都沉浸在幸福、甜密的爱海里……三四个月之后，伍若兰跟随朱德苦练枪法，成为军营里有名的“双枪女将”。1929年，伍若兰为掩护朱德，被敌人抓去，砍头示众。她死于忠贞的爱情，这也是一种超乎个人之上的最崇高的革命炽情。谁说朱德莽莽生涯中没有发生过痛苦的悲剧，不过，他是一个善于将悲痛化为力量的人，阶级仇，民族恨，还有失去心爱之人的切肤之痛，都能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这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3．5 同志·战友·伴侣
1929年3月，朱德在长汀和康克清结婚。当时朱德四十三岁，康克清十七岁，任农民游击队队长，她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被双亲卖作童养媳，曾在地主家做过下地的长工，后来朱德的队伍转战农村，她才和农民们一起战斗。由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她身体强壮，二十五岁时就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红军“女司令”的称号。除了在湖北牺牲的贺龙的妹妹以外，真正指挥过红军的妇女只有她一个人。朱德既喜欢康克清，又为她骄傲，认为她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之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写他在延安见到康克清时的情景：“她的秀丽，有一双出色的浅褐色的杏仁眼，还有圆圆的脸蛋，端庄的容貌和整齐结实的牙齿。她来看我，和我握手——这是一双我来中国后见过的最结实粗壮的女人之手。她对我非常诚恳，她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体重一百二十磅，但匀称结实，有一种沉着、威严的风度。我觉得她根本不象我所见过的农民，但她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农业有着非常出色的了解，她看上去很健康，青铜色的面孔和红色的脸颊擦得放光。我相信她从没穿过女装，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穿这个。险了穿过农家姑娘的长裤以外，她穿的就是军装了。”（《红色中国内幕》）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康克清是一个充满男性气概的女性。同样是去过延安的王安娜却有另一种女生特有的敏锐直觉：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应为第五位——引者），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诚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康克清是一个女强人型的妇女，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她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她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无论在哪一方面，中国妇女都具有和男人同样的能力，也想证明，农民出身者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要胜过他们。朱德在这方面也很支持她。朱德在四十三岁这一年找到的这位终身伴侣，的确是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在一生中和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妇女，朱德在她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母亲那身体结实而又勇于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的身影……
1937年，朱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至于我的私生活，我在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以前结过两次婚。我的第一位妻子早已去世了，第二位还活着”。使我们感到蹊跷的是，朱德闭口不谈十九岁时娶的那位刘姓姑娘，或许这是一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婚姻，朱德对此并没有任何快乐和随愿可言，相反倒是有一些难言的隐痛，所以才不愿意重新提起。纵观朱德的婚姻生活，他所看中的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妇女，而且是革命军中“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中豪杰，这充分显示了朱德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已经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他的戎马姻缘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情感偏爱和价值取向。一个革命者用手中的枪来挥写着自己的奇迹，也在通过选择自己的爱人和伴侣来创造着个人的历史，朱德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者。
身无片伤之谜
在战争年代，朱德被人们奉若神明，他的名字总是和飞毛腿、千里眼、刀枪不入等概念相联。朱德一生身经百战，然而他不仅大难不死，而且身无片伤，这是子弹有眼？还是苍天保佑？
4．1 朱德神话的诞生
1916年，朱德在纳溪战役中，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他采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打得北洋军溃不成军，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赫赫有名的滇军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开始出名的，朱德的名字从此威震敌胆，人们都说：滇军的“四大金刚，朱德第一。”当时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黄拒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黄拒盖”指的是护国军黄永忠支队，他们用的是老式拒盖枪。“廖毛瑟”，指是的护国军廖月江支队，用的是毛瑟枪。“金朱支队”指是的金汉鼎支队和朱德支队，战斗力最强，能征惯战，是惹不得的。这首歌谣直到今天仍在人民群众中传诵。
同年，朱德带领部队转移到永宁河的山地里。一次他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朱德一团人被打得只剩下六个连。他们躲进了一个山窝，四面都被敌人包围着。士兵们跑得疲惫不堪，在山坎上发现了一间茅草房，赶紧到里面打算休息一会儿。朱德坐在一个墙角处。突然，一颗炮弹打进房子里来，一声巨响之后，房子在火光中坍塌了。
房子里的士兵无一生还，只有朱德幸免于难。朱德顾不上弹去身上的灰土，向外一看，发现有十几个营的敌军向这个地方围攻上来。再看一眼地形，置身盆地，内有山谷、密林、田地，地形错综复杂。朱德当机立断把部队带进了一个山沟里隐蔽起来，等待黑夜突围。他们没有消极等待天黑，而是派人乔装改扮，戴上斗笠，装成农民去假装捉鱼，悄悄地把稻田里的水放干，准备夜间好走路。天黑后，朱德带领士兵出了山沟，踏着晒干的田地突围了出去。
1930年1月，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从永新城撤出，上了七溪岭，敌人以为红军势单力薄，向七溪岭发起猛攻。朱德身先士卒，在望月亭手提机关枪带头冲锋，号召战士们奋勇杀敌，一定要一鼓作气，压倒敌人。只见他举着一面大旗，下命令说：“人在阵地在，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用梭镖，坚决把敌人打下去！”然后，一跃而起，冒着雨点儿一样的子弹带头冲向敌人。经过一场激战，红军取得了胜利。这时，大家才发现朱德的军帽上被子弹打了两个窟窿，大家真是后怕。可他却非常乐观地说：“有窟窿的帽子，戴在头上正好透点热气呢！”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次在土城，朱德到彭雪枫部队里开会，部署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回途经过一道山岭，正走着，一个卫士突然发现前面有敌情，朱德用望远镜一看，果然黑压压一片敌军，这时他身边只有一个排，恰好红五师及时赶到，于是展开火力攻击，打到天黑，敌人控制了制高点，把红军压在山脚下，在这紧急万分的形势下，三次反冲锋都被打下来，朱德坚定不移地集中兵力，下决心做最后一次冲击。谁知，敌人由三面压拢，一下又遭受挫折，部队哗地退了下来。这时已经半夜，朱德在一处山坳里，敌人冲到面前，子弹在他头上炸出火花，炮弹在人群中爆炸，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弹片却没损伤他的毫毛。另一次，在风水山，敌人放过走在朱德前面的警卫营，突然从两面高山上向沟内发出猛烈枪击，那么窄的一条山沟，子弹打得朱德脚底下的泥土纷飞喷射起来，后来一个班冲上去才压倒了敌人，杀出一条血路。最危急的一次，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危局已经到了爆炸程度，朱德在半山上一个农家茅草棚里，已经准备点燃火柴烧掉箱里的重要文件了，谁知奇兵一战，又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这位有人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记者这样写道），在延安时到处走动，全无护卫，而且从不带武器，战士们视他为神明，农民们说他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致使那些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敌手胆战心惊，畏之如虎。奇怪的是，朱德仿佛总是暗暗受到神灵的佑护，所以他往往能够绝处逢生，化腐朽为神奇。
“啊！朱德？……少数警卫部队？”日本军司令官一听说是朱德，先是吃了一惊，继而又想：本来日本占领中国是唾手可得之事，没料到从西北杀出个八路军来，使得天皇陛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难以实现。如今真是天赐良机，遇上了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总司令，又听说他没带多少队伍，这不是一个立功受奖的大好时机吗？这个日本军司令官又惊又喜，急忙问他的侦察队长：“朱德现在哪里？”
“报告司令官，确确实实的消息，朱德正在古县指挥作战”。
日本军司令官趴到地图前一看，找到“古县”两个字，便大声吼道：“立即派出飞机，把古县炸平！”
一个小时后，十几架贴着膏药旗的日本轰炸机，满载炸弹，飞到沁县西南面古县镇的上空，来了个轮番轰炸。“轰轰”的爆炸声，震动着周围几十里的土地，小小的古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日本军指挥官们惊喜若狂，又是饮酒祝贺，又是发电报捷。日本军华北司令部立即向全世界公布：共产党的抗日司令和他的司令部已被消灭，大日本皇军占领华北以至全中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日本侵略军这样一宣扬，震动了国内外。国内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打听虚实。国外不少友好人士，也给当地党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发来电报，询问：“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当时太行山区的不少军民，看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又听到了八路军总部和朱总司令遇难的种种传说，大家都坐立不安。有的人站在高山顶上，望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地方气愤地咒骂“日本强盗”。也有人安慰大家：“先不要着慌，等打听清楚了再说。咱们的朱总司令身经百战，过去多少次遇到危险，常常能逢凶化吉。我就不相信这一回会受日本鬼子的暗算。”有人为了证实朱总司令的神通广大，列举了朱总司令在江西苏区、长征途中的许多遇难脱险的故事。”
正当大家为朱总司令的安危担忧的时候，传来了进攻临汾的日本兵还在半路上被堵截着，不能前进一步的消息。这说明朱总司令并没有遇难，还在指挥作战。大家的心里象有一块石头落了地。
原来：山西省东南部有两个叫古县的地方，一个在沁县附近，一个在安泽县附近。日本指挥官从地图上一看到沁县西南的那个古县镇，就急如星火地命令空军去轰炸。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把那个古县镇炸成一片火海、欢庆胜利的时候，朱总司令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坦然自若地指挥着战斗，以极少的兵力阻击着强大的敌军，象牵住一头野牛一样，使日寇既不能前进，又不能施展威力，只好原地乱扑腾。
自此之后，朱德更是成了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神话人物，令民众见之胆壮，令敌人闻之丧魂失魄。然而，朱德手中握有的“尚方宝剑”正是他逢凶化吉的一个不二法宝。
4．2 游击博士的雅号
1938年的一天，在一片松林中，八路军司令部的一些军事参谋们围绕着“迂回”、“包围”、“进攻”、“防守”等战略战术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一个个滔滔不绝，远自滑铁卢会战、凡尔登战役、布哈拉战役，近至徐州会战、保卫武汉，简直无所不及。听着大家的议论，朱德也不插言，有意让大家尽量把话说完。
待大家说的差不多了，朱德对大家说：“同志们，刚才大家的发言很热烈，也很有理论水平，可是我要提醒同志们，讲问题应该抓住中心，一切事情都应该辩证地去了解，时代环境、客观条件不同，任何军事理论都不能机械地当公式来学习。我们的武器军事设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不同，研究别人只不过作为参考，只有那些不怕打败仗的笨家伙们，才会一成不变地去搬用外国的军事理论。我们要研究的是适合中国的地域、历史、风俗、人情，在中国几十年战斗经验所研究、总结出来的游击战。要用辩证法去理解和处理军事问题，要研究游击战术，怎样建立敌后根据地，并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讲到最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运用游击战术呢？世界上只有我们才可以称为游击博士。”这样说毫无夸张之意，因为朱德本人首先就是“游击博士”的优秀导师。曾经和朱德并肩战斗过的刘伯承元帅评价朱德说：“他是一个很有朝气的人，我认为这是做军人的一个根本条件。还有，就是他对革命理论学习得很好，能够很适当地把革命理论运用在中国战争上，这是使我感受最深的。不管在任何混乱急迫情况中，他对群众路线，都是把握得很紧的。”（刘白羽《朱德》）海伦·福斯特评价说：“朱德和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军界要员不同，他不是日本、俄国或德国的留学生（此处说法有误，朱德早年曾去德国和俄国学习过军事理论——引者）。他的经验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内地的民族土壤之中，他熟悉中国南北的山川地势和风土人情。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士兵们的充分信任及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红色中国内幕》朱德最拿手的游击战术正是他能够左右逢源、绝处逢生且逢凶化吉的重要秘诀之一，然而这样一种秘诀他又是如何到手的呢？这位“游击博士”导师本人又是怎样起家的呢？
4．3 十六字秘诀
1911年，朱德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领兵攻破云南总督衙门，立下了战功。1913年夏天，他被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担任营长。同年秋，他的部队奉命开赴云南边疆，任务是平定经常骚扰边境的匪乱。部队驻扎在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崇山峻岭，瘴气弥漫，环境十分险恶，土匪出没无常。朱德知道，这帮匪徒熟门熟路，想要制服他们是不容易的。于是，他带着几个人整天满山遍野地跑，观察地形，访问百姓，主要是为了摸清土匪活动规律。他结合以往学过的军事理论，反复研究敌情，决定用机动灵活战术以对付这帮变化多端的匪徒，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断丰富了实践经验，终于总结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这一套与众不同的战法，这就是流动游击战术。
朱德在运用这种战术时深深体会到，游击战若没有广大群众的依托，成功是无望的，必须依靠群众。因此，他一方面非常强调部队必须严守纪律，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部队内部长官应当爱护士兵，禁止打骂和体罚。
这些办法和他的特殊战术相结合，很快平定了边境的骚乱。
以后，从云南到四川，又从四川到云南，朱德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1916年，蔡锷为声讨袁世凯复辟称帝，指挥护国军在泸州纳溪地区和北洋军激战。棉花坡阵地上，双方拚命反复争夺。朱德率领护国军的三个连，顶住北洋军整整一个旅的轮番进攻。敌人枪多弹足，炮弹象雨点般倾泻山头，松树几乎被全部击倒在地，击落的松针达数寸厚。可是朱德稳如泰山，始终固定阵地。他是从来不赞成死打硬拚的，于危难中总能找出解脱的办法。他让士兵们在战壕前摆上一排排石头，每块石头上都扣上护国军的大檐帽。北洋军果然上了当，对着战壕不断地用炮轰，用机枪扫射，白白耗费了大量弹药。朱德命令部队以逸待劳，让敌人打个够，然后发起反击。结果把张敬尧的第七师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纳溪这一仗，朱德不仅守住阵地，还采取了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从此，他的威名四扬。由于功勋卓著，他很快升任护国军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旅长。
朱德当旅长后，奉命镇守泸州。这里的匪患也是远近闻名。这些土匪全是北洋军的散兵游勇和土生土长的流氓地痞。
官匪勾结，四出抢掠，祸害乡里，气焰极盛。朱德根据在蒙自取得的经验，通过周密调查，充分发动群众，又一次用他的流动游击战术有力地打击匪徒的器张气焰。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他还采取政治攻心的办法，公布了一项政策：“歼首要，赦胁从，缴械投降者免死，仍给枪价。”这样，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帮土匪就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彻底土崩瓦解了。
这时候的朱德已是川中名将。四川军阀刘湘，企图网罗人才，要给朱德一个师长的位置，朱德不干。他后来回顾这件事时说：“刘湘之所以叫我当师长，是因为我的独特战术已经打出了名声和威风。我用来击败敌人的是流动游击战术。这种战术主要得自我在中国和法属印支那的边境线上驻军时，同蛮子和土匪作战的经验。我从自己与土匪的散兵游勇作战的艰苦经历中获得的这种战术，具有特殊的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战经验同我从书本上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了。我带兵的特点是：我本人身强力壮，所以能和士兵们一起生活，与他们密切接触，从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不论战斗大小，我事先都要查看地形，精心计划。因为细心处理问题、亲自领导部队，我的战术通常是成功的。我总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敌人的阵地。我同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了不少帮助。”（《红色中国内幕》）
后来，朱德在国外求学，仍念念不忘打仗的事。在德国，他回忆说：“我那时旅行还带有军事的眼光，不论走到哪里，一想就想到‘这儿要是打起仗来该怎么办’，于是脑子里慢慢地就布置起来了。”几年后，朱德从德国来到莫斯科，进入一个短期训练班专学军事。讲课的人是有游击战的实际经验的。
朱德在训练班当了队长。苏联教官只是讲一些战术原则。朱德给学员具体讲解小部队如何同大部队作战，如何骚扰敌人，讲战术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及如何侦察等。教官还讲苏联内战时期游击战的经验。这些对于朱德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所以在学员中数他领会得最深最好。曾有人称赞说：“朱德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真正懂得什么是游击战。”有一次，苏联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领兵打仗，他回答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队伍上山。”可见，游击战的思想早已深深植根于朱德的心田。当他后来带领起义军上井冈山打游击的时候，真好比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朱德曾言：“中国的土匪和地主制度一向是互为依存的，地主制度造成了贫困和无知，因此农民往往每年至少有一个时期去当土匪。”在井冈山时，朱德走遍了整个山区，勘察地形和防御工事，与当地农民领袖王佐和袁文才谈话。他们对他讲起土匪朱老聋子的故事。老聋子说过“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只要知道怎样包围敌人就行了。”他们按照朱老聋子的话办事，井冈山在他们这一生中从未被攻破过，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非常原始，甚至还有弓箭。朱德说：“我学了朱老聋子的很多战术，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见到的日本军事战术，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翼。除了这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后卫和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军阀们后来也想用来对付我们。他们却失败了，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战斗地区的地形，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1928年5月至6月，朱德亲自指挥红军三打永新，三战三捷，他和毛泽东一起打开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当时他用以克敌制胜的法宝，不是别的，正是流动游击战术。一篇题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文章写道：“前任白军官官，在自愿投入中国苏维埃区以后，常惊叹说，他们生平才第一次遇见这样一位指挥员，具有战略上这样敏锐的才智：敌军的器械非常精良而充足，而他与敌军作战，决定理论上最复杂的军事任务，却极容易，极高明，也极清楚。”这样评价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没有这种军事家的雄才胆略和大智大勇，也就没有朱德身无片伤的今天。抗日战争中，有一次，朱德和国民党将领龙云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开会。在机上，他们谈论起战略战术问题。龙云认为游击战术对内可以，用来打日本，恐怕不行。朱德则侃侃而谈，先谈了正规军在正面作战的作用和必要性，最后说：“共产党有正规军，也有游击兵团。我们的游击大军，将以华北、东北、东南的敌战区为大战场。游击大军，集散迅速，兵员众多，要十万有十万，要百万有百万，将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打国际战有什么不行？”这一席话说得对方连连点头称是。
朱德后来将他在平定匪乱的战场中实验出来的游击战术归纳为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人曾认为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据一位老同志回忆，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在1928年5月中旬，他亲自听宛希先说，朱军长有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朱德自己从来不谈他的贡献。他只是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根据我们在上文中讲的情况，说朱德最早提出十六字诀，似乎言之有据，比较可信。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自然也有一份贡献。
4．4 农民相貌的护身符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写道：“在社交场合，朱将军象一头猫一样，沉着、自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可以混杂在农民集市里的人，在那里，人们可以出售蔬菜，闲话家常。他浑身上下，从平凡的面貌到行动，都是个农民的样子。”《伟大的道路》我们在上文中也说过，不仅老百姓和战士常常误认他为“老伙夫”，就是追踪他的敌人也不止一次把他当作“伙夫头”。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洋二万五千元。朱德看后，没有撕掉，而是让人取来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洋一元。”朱德的乐观和无所畏惧固然因为他有智谋，有胆略，有人民大众作坚强后盾，然而从客观上讲，他的“伙夫装扮”也象一层保护色，一种迷彩服，多次使他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1928年12月，朱德率领部队在资兴驻扎，敌人闻讯来抓朱德。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朱德见逃不脱敌人的包围，使走进一家祠堂的厨房，随手拉了一条围裙系在腰上。敌人冲进来就问：“你们的总司令在哪里。”朱德指指身后：“在后面。”
敌人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朱德干脆地回答：“我是伙夫。”
但几个敌人仍有些不放心，把这“伙夫”拉到灯下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胡子老长，真是一副伙夫样。于是信以为真，便急忙到后面搜索。朱德趁机打开窗子，逃之夭夭。
1929年2月，国民党刘士毅部乘黑夜包围了驻扎在项山的红四军军部。此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要朱德先走，随部队突围，自己掩护，朱德不肯扔下妻子不管，正在争执之时，房门“哗啦”一声被踢开，十几个黄蜂似的敌人揣着枪，气势汹汹冲了进来。伍若兰迅速夺过朱德手中的枪，随即故意对冲进来的敌兵呵斥说：“你们不在前边打仗，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说着，回头对站在一边的朱德大声命令：“老伙夫！
还不出去打一桶水来给军长洗脸！”朱德“唔”了一声，点头答了个“是”，抽身欲走。一个瘦猴模样的家伙用枪拦住朱德，另一个敌兵用枪口对准伍若兰，第三个敌人旋即夺下伍若兰手里的驳壳枪。
“他是你们什么人？”敌人逼问道。
“他是我和朱德的伙夫！”伍若兰异常镇静地答道。敌兵见朱德满脸胡须、身着普通士兵装束，觉得不象当大官的样子，也就将主意力转向伍若兰：“妈的！朱德睡在哪里？”此刻，朱德乘机提着一只小桶走出房门。
“他在后边那间屋里睡觉，”敌兵为抢头功，争相往里边那间屋冲去，伍若兰扭身飞出房门，飞也似的朝村外跑去，由于她当时身怀有孕，加一颗流弹射穿她的脚踝，不幸被敌人抓获。
伍若兰的死是朱德终身的一个遗憾和隐痛。然而，如若不是不起眼的普通相貌和装束作护身符，即使有伍若兰的机智勇敢，朱德也难以脱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伙夫式的形象特征再一次帮助他出脱了危难和火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德的平易近人，与士兵打成一片，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潜在的护身符，在危难时候大显身手……
朱毛关系之谜
自1928年起，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称朱德、毛泽东为“朱毛”。毛泽东也曾说过：“他（朱德）是猪，我是猪身上的毛。”
但两人关系到后期却发生了种种微妙的变故，以致朱德感慨万千地说：“这哪象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
1928年以来，朱德和毛泽东就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为此，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把他们并称为一人“赤匪匪首朱毛”、“土匪头目朱毛”，把红军叫做：“朱毛军。”从井冈山会师的一刹那起，他们两人及其军队（即毛泽东指挥的小型农民军和朱德指挥的高举反蒋旗帜的国民革命军）便浑然成为一体，好象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经过军事整编，朱德当选为军长，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委员，从此，被誉为“朱毛军”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便成了驰骋在中国土地上所向披糜的一支队伍，而朱德、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和密切合作过程中，二者的关系也是比较微妙的。
朱德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农民出身，具有中国农民固有的毅力，富有实践精神，对工作都有旺盛的精力，两人身上都有一种农民情结；战争年代，两人都身无片伤，没有患过大病；两人都有过无数的传说，报纸上分别报道过各自死亡的消息；两个人都不愿谈自己的身世，两人性格中都有幽默的一面等。
然而两个人又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年轻七岁，在理论知识和总结革命经验方面要胜过朱德。朱德在实践方面占的比重大一些，他首先是军队的组织者和实际的指挥者。毛泽东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理论家。朱德混在农民群中不引人注目，毛泽东则仿佛万绿丛中一点红，有一种难言的风度。朱德身上的农民情结没有成为一种负担，反而使他贴近农民群众，形成一种精神寄托；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情结则使他受累，隐入一种封建性个人崇拜的迷雾之中。史沫特莱曾以敏锐的洞察力谈及朱德与毛泽东的异同之处，她说毛泽东：“是一个文笔具有雷霆万钧之力、观察深刻的作家——一个政治鼓动家、军事理论家，并且时常赋诗填词。从风采与气质两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象农民。两具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思熟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斩钉截铁的男子汉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断力。两个人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
朱德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在他刚强的外表里，蕴藏着极度的谦恭。这种谦恭的作风并不仅仅出于他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而且，也许还因为做了多年军阀，不自觉地产生了以赎前愆之感。”（《伟大的道路》）毛泽东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曾起过领导作用，朱德则处在运动的外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朱德在壮年时期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朱德第一次见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曾因为朱德参加过护国军而拒绝了他的请求。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朱德，并且问他：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之中。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失望地听着，不发一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后来，朱德痛苦的回忆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作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象个罪人。”朱德正是带着这种心理创伤去外国寻求真理的。
有一张1929年给朱德拍的照片，一连人围坐在地上，大家将步枪夹在膝头中间，仰起脸听他讲话。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头上未戴帽子，光头，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敞襟的农民布褂，露出胸膛。两腿光光的，脚上是一双绳鞋。他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站法，两腿分开，双手交叉在背后，满脸轻松的表情。这是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的典型镜头。然而，又有谁能够透过朱德满脸轻松的表情看到其背后隐藏着一颗不为人理解的孤独之心呢？在朱德极度谦恭的性格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负疚感，虽然这种自卑与负疚在后人看来或者从客观上来讲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它们深藏在朱德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隐隐作痛，于是就形成了他性格中谦虚、忍让甚至软弱的一面。
海伦·福斯特写道：“如果没有‘朱毛’这两位天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战斗之心——这给了他一生的动力。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条最高的原则，原因之一就在于朱德对政治领导的忠实与服从。从朱毛直到全体军官和政委之间都没能任何勾心斗角的行动。朱毛的合作不但不存在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个方面朱德都没有政治野心。他能听从命令，因而也能发布命令——在革命军队的领导中，这是很有意义的素质。朱德的宝贵品格众所周知。
他这种性格源于他的谦虚，而他的谦虚又源于他独具有坚强意识与坦然正直。”《红色中国内幕》一山不容二虎，如果朱德不是那么谦虚、没有政治野心，那么其后果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在会上，朱德察觉到张国焘的一些错误思想，曾同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加小心警惕。后来，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就如后来他的一位战友说他象“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
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
“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他明白，倘若离队，很可能遭暗害。十月上旬，张国焘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封给朱德“中央委员”等职，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张国焘就变换手法，监视并迫害朱德，故意纵容一些人闹事，抢朱德乘坐的牲口；甚至有两天不给朱德及身边人员打饭吃。朱德临危不惧，打电报给党中央，揭穿张国焘的阴谋和野心。朱德到达陕北保安，向毛泽东谈起同张国焘斗争经过时，毛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遵义会议后，朱德赋诗曰：“群龙得首白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其意思也就是他在井冈山时期对红军领导干部说的“毛委员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委员”。后来他又曾谦逊地说：“我这个人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跑跑龙套，打好旗子。”这些都表明朱德处处信赖和尊重毛泽东，维护毛的领导，保护毛的安全。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朱德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但对林彪这样想无限扩张自己权力的人，无疑仍是一种障碍，他也难免成为攻击的对象。1966年5月，康生在上层领导中有意说，朱德是空头总司令，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能入党，他还恶意中伤道：“我劝朱德的诗不要写了，那种诗是在厕所中写的。”年底，江青对戚本禹说，“过去讲朱毛、朱毛，那是假的，真的是朱反毛，朱德是大野心家。”1967年1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秉呈林彪的旨意，在小组会上当着朱德的面诽谤、侮辱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对于朱德的这些诬陷、打击，是一个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难以承受了。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原因，本来就不太过问国事的朱德更加沉默了。
对于朱德，毛泽东一直是保护的。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对朱德说：“我开始说你是红司令，中间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是红司令。”林彪等人在北京组织各种群众成立“批朱联络站”，准备在
林彪、“四人帮”连朱德这样一个沉默的老人都不肯放过，足见其心狠手辣。然而，朱德的沉默似有丰富的内涵。有两侧政治笑语为证：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朱老总对他那妄自为尊的神情无以言进，瞄了他一眼，用拐杖指指天，又戳戳地，没有言语。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答到，“这还不明白，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
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能为力，讪讪而走。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拿过鸡蛋说着“容易、容易”，便使劲往桌上一磕，鸡蛋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邓小平漫不经心的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
由此看来，朱德虽年事已高，但仍以沉默的方式表现对林彪等野心家的抗议，而这种沉默本身是否也包含着对毛泽东晚年独断、多疑和一意孤行之做法的一种善意的规劝或消极的抵制呢？伟人已萎，留下永久的沉默，这或许是一个“死结”，一把没有钥匙的锁，一个无法破译的哑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