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谁给洛基的权杖:十大元帅之谜 (9) 罗荣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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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元帅之谜
“照妖镜”之谜
罗荣桓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大家对此有很多的议论。有人说，那是望远镜，因为他看得远，深谋远虑；有人则说，那是个显微镜，因为他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能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看问题；还有人说，那是副照妖镜，因为他能识破伪装的东西，能看穿打扮成美女的妖魔鬼怪。
1．1 水野清是人是鬼
1941年冬，5万日军“扫荡”山东沂蒙山的时候，我军在济南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日本谋略部（日本高级特务机关）弄到一份绝密情报，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重武器数目，出发时间，进攻路线……都写得很详细。
这份情报，和我军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敌情，几乎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对东面的敌情，说得比较模糊，特别是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平原上，只提到多据点增兵，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坦克、骑兵和装甲部队。
这份情报引起指挥员和参谋们的重视，在研究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疑问：
“为什么东面的敌情，这样马虎呢？”
“提供情报的人，不一定掌握全面的情况。”另一个同志说。
“从情报的准确性看，是掌握了全面的情况，问题是情报送来以后，敌人才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平原，派来坦克、骑兵和快速部队。”
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对这个情报也很重视，他考虑的是提供情报者，不是一般的人，否则不可能了解这样机密的情况。他打电话叫来敌工部长，问道：“给我们这份情报的是什么人？”
敌工部长说：“是济南日本谋略部的特务，名叫水野清。”
“是不是上次提供铜井敌据点情报的那个人？”罗政委问。
“就是他。”敌工部长答。
罗政委点点头。他清楚记得，几个月前，鲁中八路军根据水野清的情报，打下铜井据点，消灭日军一个分遣队，缴获一挺九二重机枪，俘虏了百十个伪军。
“你们对水野清这个人，还知道一些什么？”罗政委问。
“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是日共中央派他打进谋略部的。”敌工部长说。
“这个人很不简单，要进一步了解。”
“好的。”
敌工部长走了，罗政委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呢？”他思考着，觉得不能轻易下结论。他怀疑这是敌人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眼睛从墙上的地图，移到桌上那份情报。
“这份情报，是日军‘扫荡’前拟好的作战方案，不可能没有东路的兵力部署，为什么水野清把这方面疏忽了？看来有鬼！”
从这个疑点出发，罗政委想到：“敌人每次‘扫荡’沂蒙山，我军多半向东移到滨海区，这一规律敌人是知道的。这么说，敌人在东面近处合击圈的兵力不多，而在远处埋伏下快速部队，是想引诱我们上当！”他进一步考虑：“单是诱我军钻口袋，敌人大可不必把这样绝密的情报泄漏出来，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想来想去，罗政委断定是用“打草惊蛇”的诡计，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敌人想用强大兵力，把我们吓跑，好让他们放手实行“三光”政策，而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消灭我有生力量。
狡猾的敌人卖弄的聪明，经过罗政委的“照妖镜”，现出了愚蠢的原形。至于水野清是人是鬼？一时很难断定。
1．2 当面摸底
空前残酷的沂蒙山区大“扫荡”开始了，水野清带着几个人，来到泰安东南山区，搞了一个“王道乐土”的实验区。
在实验区的范围内，日本鬼子和汉奸队，都不敢进去。因此，我军有些伤病员、老弱妇女和逃难的老百姓，跑到他的实验区隐蔽起来。水野清还懂得医道，他亲自给伤病员治疗，用流利的中国话同伤病员聊天，暗示“王道乐土”实验区，虽然是日本特务机关办的，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经过50天的战争，我军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罗政委在豆油灯下，看着秘书递上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游击区的地方部队发来的。电报上讲，有个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带着26个我军在反“扫荡”中被俘的人员，从敌占区跑来，被我边沿部队扣留，请示如何处理。
“哦，水野清来了！”罗政委看完电报，不禁自言自语，这个被放在一边的水野清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兴趣，要慎重对待。他对站在一旁的秘书说道：
“发个报，叫他们派个干部，护送水野清到师部来。要注意他的行动，生活上优待点。”
几天后，水野清来了，罗政委决定以一个普通保卫人员的身份亲自讯问，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老乡的一间堂屋里，坐着一个长脸瘦高个、穿中国便服、四十来岁的人，高鼻梁上一双小眼睛，不时焦急地望着门口，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忽地立正站起来，一连站起来几次，门口没有进来人，他又索性坐下，闭着眼睛等待。罗政委一行进屋，他睁开眼睛，慌忙站起来。
“请坐。”罗政委说，陪同的李同志翻成日语。李同志是朝鲜人，在日本反战同盟里工作。
穿便服的人哈了哈腰，未敢落座，直看到罗政委先坐下，打手势让他坐，他才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上身挺着，显然心里有些紧张。
“你就是水野清先生吗？”罗政委问，李同志又翻成日语。
“不敢当，我是水野清。”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你的中国话讲得蛮好吗，”罗政委说。
“我小时候在大连读书。”
“你是日本什么地方人？”
“神户。不过我从小随父母在大连生活，后来回东京上的大学。”
“你父母在大连做什么？”
“爸爸做生意，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她是高丽人。”
“你会说朝鲜话吗？”李同志不由用高丽语插话问道。
“会的。”水野清也用高丽话回答，“跟妈妈学的。”
罗政委继续问：“你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是党派我来的。”水野清进一步解释道，“我念医科大学的时候，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战争开始，党命令我打入日本谋略部，设法到中国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
“去年冬季，日军‘扫荡’沂蒙山的情报，是你提供的吗？”
“是的。”
“这样绝密的情报，你是如何搞到的？”
“济南日军司令部有个女机要秘书，荒术信子，是我们的同志，是她偷出来的。”
“你这次为什么跑出来？”
“工作暴露了，荒术信子受到特务监视，她通知我马上离开济南。”
“你去得那么急，怎么还能带出来二十多人呢？”
“我还没被监视，走得不急。那二十多位同志在城外劳动，我弄了个文件说要带他们去泰安实验区，没引起什么麻烦。”
看到水野清从容回答，未露出破绽，罗政委换了话题，问了一些济南日军的情况，水野清都详细说了。
“好，欢迎你参加反战同盟，希望你放心工作。”罗政委说完站起来，伸出手去。
“谢谢，”水野清握手说。
离开水野清，在回司令部的路上，罗政委对陪同的敌工部长指示：“这个人不简单，要仔细考察。可以给他工作，但还要多方调查甄别。”
不久，济南的敌伪报纸上大字标题刊载了“水野清叛国事件”，同时刊登了捉拿他的“悬赏启事”。水野清的妻子也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她骂水野清背叛天皇，是大和民族的耻辱，从此要与水野清一刀两断。
一个月后，边沿区的武工队，从一个跑买卖的商人身上搜出一封秘密信件。信是用日文写的，经翻译，是济南的日本谋略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信上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他的薪水每月如数照发，他的家眷已得到特殊的照顾。
敌工部长把信送给罗政委，他反复看了两遍，问道：“这封信是怎样搞到的？”
“是武工队从一个商人身上搜到的。”敌工部长答道。
“那个商人是不是敌人的探子？”
“不是。根据对他的审讯和了解的材料分析，是个来回跑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小商贩。”
“他怎么会替日本人带信的？”
“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说他是我们的间谍，威胁要枪毙他。
日本人还教给他，带进根据地，买上一个信封，写上地址投入邮筒就没事了。”
“哦？这么说日本人是有意让信落到我们的手里。”
“看来是这样。”
罗政委又看了一遍信，联想起一个月前敌伪报上登的水野清事件，觉得这复杂的案件，是教育干部、提高对敌斗争艺术的好机会，于是他对敌工部长说道：
“开个会，让保卫部、敌工部和情报处的人员都参加，好好研究一下敌人的意图，请大家都谈谈。什么时候开会，通知一下，我也参加。”
1．3 原形毕露
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很踊跃，对这封奇怪的信，进行分析研究，联系济南敌伪报纸文章，同志们都认为这封信是一个阴谋，但对阴谋却有不同的看法。
多数人认为是“借刀杀人”，理由是：水野清过去给我们送过重要的情报，现在又公开投靠八路军，对日本特务机关是个沉重的打击。谋略部故意将信送到我们的手上，使我们不信任他，是一出“借刀杀人”的把戏。少数人则持不同见解，认为把这封信看作“借刀杀人”可能要上当，还有几个人觉得事情太复杂，不能轻下结论。
会上争论非常激烈。罗政委很满意，觉得大家开动脑筋，就会提高对敌斗争的水平，更好认识狡猾的敌人。
“我同意这封信是个阴谋。”罗政委做结论时，首先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又补充说：“整个水野清事件也是一个阴谋。”
屋里人的视线，都集中到罗政委的脸上。窗外射进来的一道阳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射出两道强光，就像小人书上画的照妖镜。同志们都屏着气息等候聆听他高超缜密的分析，因为每个人都有体会，每次听罗政委讲话，都能得到一些新东西和启发。
罗政委没有继续说下去，他转身问旁边的一位干事：
“你说济南的敌人，为什么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水野清事件？”
“这个……”年轻的干事没有精神准备，一时答不上来。
罗政委启发他：“敌人公开宣传这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好不好？”
“不好，”那个干事说。“是不是想让我们相信，水野清是诚心反战的？”
罗政委点点头，向大家说：“日本人公开宣传家丑，还是第一次。鬼子不会白下本钱，一定有目的，那些报纸是专门印给我们看的。这封信也是故意落到我们手里的。”
说到这里，罗政委又向对面坐着的一个科长问道：“你刚才说，敌人这封信，是想陷害水野清，好借我们之手除掉他，对吗？”
“对。”那个科长回答。
“你会杀他吗？”罗政委又问他。
“不会。”那科长说。
“你不杀他，当然会更信任他了？”
科长没有回答，他对自己的看法开始动摇了。
罗政委说：“这就是敌人的目的，敌人变换花招，耍阴谋，就是想使我们信任水野清。”
大家恍然大悟，心里的疙瘩解开了，脸上露出敬佩的笑容。敌人玩的把戏，让罗政委几句话就戳穿了。
罗政委看大家认识明确了，就转到另一个话题：
“有的同志说，水野清掩护过我们的伤病员，带着二十几个被俘的人员跑回来，这都是事实。但是给我们送的情报，就有真有假，提供我们打下铜井的据点的情况是真的，‘扫荡’沂蒙山的情报，就有真有假，真里掺假。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看了看正在思考的大家，罗政委接着说：“敌人为什么下这样大的本钱，看来是想放长线钓大鱼。至于水野清是什么样的鬼？想钓的是什么鱼？还要大家努力，进一步调查研究，彻底把它搞清楚。”
敌人卖弄的小聪明，在罗政委的“照妖镜”下，再一次显示出其愚蠢的原形，充当了我们的反面教材，提高了大家的鉴别力。
敌工部根据罗政委的指示，加紧搜集水野清的历史材料。
并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调查信件，指示济南的我党地下工作者，通过各种关系了解水野清的情况。
一年以后，从各方面得到的材料，证明水野清是个国际间谍，是日军在华北的四大特务之一。他曾打进友邻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进行破坏活动。1940年，他从大连到山东烟台，就找关系想钻进八路军。他的原名还没有查清，平时用许多化名，但水野清是他用的最后一个。
审讯开始了。
水野清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大声为自己叫屈鸣冤，强调做了许多有利我方的工作。没有办法为自己解释时，就装疯卖傻，逃避关键问题的回答。
但狐狸总逃不过猎人的枪口。经过长期的审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水野清这个日军特务不得不低头认罪。他哀叹自己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是日本间谍的奇耻大辱。
交待中，水野清供认了日军特务机关派他打入我军的四大任务：一、在山东共产党中，发展托洛斯基派；二、挑拨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关系；三、瓦解山东八路军；四、收集全国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
在革命的照妖镜下，这条披着羊皮的恶狼终于现了原形。
1943年秋，水野清被处以死刑。
防微杜渐，居安思危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基本素质。
罗荣桓以他的聪明才智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从蛛丝马迹中抓到了问题的本质，防患于未然，避免了革命的更大损失。要说有“照妖镜”，那就是罗荣桓缜密的思想与卓越的辩析能力。
留田突围之谜
两军相遇智者胜。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罗荣桓以他的用兵如神的无穷智，创造了无数奇迹。
1941年冬，日本鬼子不甘于失败，又调动了5万人马对我沂蒙山抗是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在艰苦困难的50天反“扫荡”斗争中，“留田突围”是最惊险的一幕。
2．1 烟俊六的神话
留田是沂蒙山区一个村镇，在现今山东沂南县。
敌情十分严重。敌人这次对沂蒙山的进攻，在山东是空前的，在华北也是少有的。自从“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和日寇暗中勾结，准备妥协投降。日军从华中华南抽调大部分兵力，回师华北。半年多来，对我敌后各根据地，都进行了残酷的“扫荡”。这次侵华日军总司令烟俊六，亲自出马到了临沂，他的指挥所就设在汤头镇西头一家地主庄园里。
烟俊六已经60多岁了，曾担任过台湾军总司令，推行殖民化有功，1937年起用为日本陆军教育总监，1938年又派往上海，任日本派遣军上海方面军指挥官。烟俊六官运亨通，1939年任日本阿部内阁陆军大臣，1940年又连任米内内阁陆军大臣，他还担任过天皇侍从武官长，与宫廷有相当亲密的联系。烟俊六是日本陆军中坚，正是他主张集中力量先进攻中国，解决中国问题以备进一步向世界扩张。由于侵华日军在各抗日军节节抵抗下，迟迟达不到军部的扩张目的，他只好亲自出马取代了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撤换了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多田，荐任冈村宁次继任。他派冈村宁次同汪精卫会谈，自己亲临华北视察，想通过日军与汪伪部队的协同作战，迅速恢复山东省的治安。
这次他妄想乘我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主力在山东北部反击时，消灭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机关。烟俊六派山东日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亲自到前方督战，调动了第五、六、七、十混成旅团全部，二十一师团和十七师团的主力，三十二和三十三师团各一部分，加上各据点的守备队和伪军，共5万人向我发起了重兵围攻。
烟俊六示意参谋报告敌情，在座的人一个个屏息静听着。
参谋指着地图说：“皇军自6月以来的扫荡已取得了成功，八路军主力已退守沂蒙山。现已查明，罗荣桓的一一五师师部、共产党山东分局在临沂北、莒县西一带，他们机关庞大，作战部队很少，凭他们为数不多的人枪要冲破总司令官的铁桶包围阵，完全是梦想！”
烟俊六接话说：“诸位！现在4个师团，3个旅团加上五县守备大队和皇协军，还有刘桂棠的国民党暂编三十六师配合，总兵力5万人，已将这一决肥肉圈定了，到了各位下刀子割肉吃的时候了。诸位要不失时机建功立业，效忠于天皇陛下！”
“哈咿！”众人一口答应，如同山里传来群狼的齐声嚎叫。
“现在本司令决定！”
众军官刷地起立。
“从
“在！”
“你的部队从大平邑向东进击！”
“哈咿！”
“鹫津君和河表旅团从新泰、蒙阴向南进击！”
“哈咿！”
“平村君的师团从临沂一线向北推进！”
“哈咿！”
“3方面同时发起进攻，如能围住，聚而歼之，围不住，网开一面。井出君！”
“在！”
“你的师团和内田、山田旅团在沂水、莒县一线守备，由内田君带部分兵力协同合击，留出河阳到蒙沟
二十二师团长井出疑惑地问：“阁下的意思是由我们放一个口袋阵？”
“是的！”烟俊六十分得意地说，“根据以往对八路扫荡的情况看，每次皇军出击，八路都要往滨海跑。所以我把装甲车和坦克、骑兵调给你们。沂河、沐河平原由他们作机动，加上师团、旅团的重兵，我想沂蒙山是八路的第1坟场，而你们那儿是八路的第2坟场！”
烟俊六大有持强凌弱、胜券在握之势。他觉得自己就像横滨海滩上拉网的渔夫，围网撒开去，一点一点地回收，是一定能收到一些活蹦乱跳的大鱼的。
合围于
当时，罗荣桓带领着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机关，在特务营的掩护下，正从滨海地区北上，准备与山东纵队会合，组成反“扫荡”统一指挥部。当山东纵队在北面反击敌人的扫荡时，罗荣桓他们在南面突然遭遇到敌人的重兵围攻。经过几天的战斗，临、费、蒙、沂、莒各地敌人分11路在7架飞机、数十门大炮、10辆坦克的配合下从北边界湖，西南青驼寺，东边河阳、南边汤头、半程围向了距临沂
一一五师处于敌人的铁桶包围阵之中。
2．2 “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
牛家沟。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小山庄。人家依坡立户，参差不齐的石屋、草屋，家家都有树木枝条编织的篱笆，石板路曲曲弯弯。
草屋里挤满了人。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首长们：罗荣桓、陈光、朱瑞、肖华和陈士榘、司令部参谋人员，政治部的部长们，特务营的营长和教导员，一个个聚精会神，听参谋长报告敌情。
敌情十分严重。5日早晨，特务营4个连同时在留田四周的山头和隘口同鬼子打上了交手仗，由于特务营预有准备，阵地一直牢牢控制在我们手中。不过形势确实危急，从山上往下看，大路、小路、山坡、原野到处可见正在调动的鬼子兵。
头上飞机像苍蝇嗡嗡盘旋，底下大炮像擂鼓一样轰鸣，鬼子步步向前压缩，真像一张步步收紧的大网。一次又一次进攻，像浑浊的浪头撞在岩礁上，碰得粉碎，卷着白沫退回去，重又酝酿更高的浪头，然而岩礁依然屹立着。
从早晨打到中午，特务营没让鬼子突破阵地一步，而是让鬼子把一具具尸体留在阵地前。但鬼子也从如此顽强的抵抗和猛烈的火力觉察到了我领导机关之所在，所以紧紧咬住不放。到中午时分，敌主力两万多已将我们集结在留田一带的部队重重包围了。最近的离留田不过二三里，留田东北司马的敌人才隔5里远。西面双候一带也有敌人。
形势危急还不在于重兵压境，令人头疼的是师部只有一个特务营的战斗部队，却背着师机关、分局机关和地方区常委等约3000名非战斗人员这个包袱。虽说这些人也可以武装，但毕竟是临时抱佛脚。患难方见真情谊，险境才知大将军。这个包袱的形成是有它的客观因素的，一方面地方机关精简工作没做好；另一方面大家相信主力，依靠主力，纷纷向主力靠拢，所以越滚越大。这确实是一个不能丢弃只能拼死加以保护的包袱。
然而兵力相差太悬殊了，战斗力一比三百，就是人人都能拿起武器，拼死一决也是一比六之数，何况敌人是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现代化的战斗部队呢！如何保全这支庞大的队伍是令每个指挥员绞尽脑汁的难题。
“刚才接到最新情报，”参谋长陈士榘介绍完敌情，又指着墙上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从标明敌人十一路进攻方向的蓝箭头当中，找到两个黑圈圈，补充说到，“日军总司令烟俊六和十师团长平林，已经到汤头和沂水一线来了，距留田只有40里。敌人这次以两万之众对付我们这几千人是下了决心，花了血本的，他们把这次大‘扫荡’，叫做‘铁筒包围阵’，目的就是妄想摧毁沂蒙山根据地，消灭我军主力。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突围出去，如若拖到明天，等待我们的结局便只有全军覆没了。”参谋长语调严峻，使得房间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
“哈哈哈……”随着一功爽朗的笑声，大家听见一个湖南口音说道：“烟俊六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准备将来吃败仗，好向日本天皇报帐吧！”
说话的是一位中年人，四十左右，中等稍高的身材，体格健壮，穿着灰棉军装，扎着黄皮带，戴着护耳棉帽，打着人字形绑腿，脚穿一双用旧布条打成的草鞋，露着发黄的白布袜子。他正是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
罗政委讥讽烟俊六的笑声，使草屋里紧张的气氛，顿时轻松下来，大家不由跟着笑了起来。罗政委接过参谋长的话头说道：
“情况确实严重，今晚必须突围出去。大家研究一下，从哪个方向突围比较有利？跳到什么地方合适？”
屋里的人们都沉思起来，这是关系到几千人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沂蒙根据地存亡的大事！谁也得审慎地思考。远处传来隆隆的飞机声，罗政委立即让值勤参谋传达命令，要部队隐蔽好，不要暴露指挥机关的目标。参谋出去了，草屋里更加沉静，草屋外的飞机声越响越大，每隔一会儿从头顶低飞掠过。
“是不是向东突围好一些？”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打破了草屋里的沉寂。发言的是一位参谋科长，他边讲边望着罗政委。罗政委示意他大胆说下去。
“我看东面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封锁线还没有形成。我们突出包围圈以后，再向东南转移到滨海区，那边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有利。”
他的话大有抛砖引玉之势，大家马上加入议论，各抒己见，有赞成的，有的反对的。有的赞成西去抱犊崮山区和敌人周旋，那儿是一一五师的老根据地了。赞成北上的认为可以与山纵一旅会合，得到他们的援助。只有少数人认为，东边貌虚实实，不排除敌人根据我军以往规律重点布防，引我入阵的诡计。
罗政委对争论没有表态，仔细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和争论。
他也蹙眉凝思着，“一个战争指导者，当谋略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数阶段，至少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幻莫测，愈往远处看愈渺茫，然而大体计划是可能的。”
退却必须想到反攻，反攻必须想到进攻，进攻又必须想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周详的计划，束缚于全战役计划，就是失败之道。他把思绪转向了明天、后天。
看看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到了该作出决定的时候，；罗荣桓站起来，严肃而又平和地说道：
“同志们！大家商讨了怎样突围，怎样保存自己，这是对的。但还不够，我们现在应该考虑怎样才能既能保存自己，又能粉碎敌人的大扫荡，保住我们的根据地。”说着，罗荣桓转身指着地图：“不少同志主张向东突围，转移到滨海区。根据侦察组获得的情报，东面沂水、莒县一线集结了敌人二十二师团、内田、山田两个旅团，表面看封锁线还没有形成，实际上很可能故意给我们一个错觉，让我们去钻口袋。有的同志判断这是敌人的口袋，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敌人已经摸到了我们的规律。东边虽然密云不雨，但正是雷暴聚集的征兆，侦察组已在台潍公路上发现了鬼子的装甲部队，沂河、沐河平原伏有骑兵，因此东边口袋钻不得！”
罗荣桓流露出了坚定的信心百倍的神情，他说：“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北面、西面都去不得。北面不但有日军，而且有国民党顽军，到北面容易受到敌顽的夹击。西面靠津浦路，敌人便于机动，要突破封锁很难。而且这几面既便突围出去，远离沂蒙山区，人民群众和主力相互脱离，敌人就可放手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我们的根据地了。”说到这里，罗政委提高嗓门：“我主张向南突围！”
“向南突围？”
这是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使在坐的人都感到吃惊，因为南边是鬼子的大本营，兵力最多，封锁也最严。
“是的！向南！插到敌人的心脏临沂附近！”罗荣桓重复了一句，他加重语气接着说：“根据侦察队的最新情报，临沂之敌已倾巢而出，压向留田，集中兵力围我中心地区，敌人后方造成了空虚，就给我们闪出了突围的空隙。你捣我胸，我捣你屁股，我们趁机插到敌人的大本营，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就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粉碎他们的大‘扫荡’。”
罗荣桓的一席话，打开了大伙心里的天窗。这是罗政委特有的战法。罗荣醒根据毛主席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总结历次反“扫荡”经验，创造的“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已经成为对付敌人“扫荡”的法宝了。
方向明确了，可是对于3000多人如何突出重围，大家还是忧心忡忡。没有底，因为这是往虎穴里闯啊！
参谋长安慰地说：“大家一定担心南面是敌人的大本营，兵力较多，而且已经形成了3道封锁线，但根据侦察，敌人的封锁线还不是铁桶，还有缝缝。”
“是的！有空子可钻，首先是心理的空子。大家都没朝南边这条路上想，我们的敌人呢？他更是想不到了。其次是布防上的空子，我们的侦察员就是从两个师团的结合部安然回来的。”政治部主任萧华也宽慰大家说。
罗荣桓点点头说：“兵家主要讲一个奇字，我们就是要出奇不意，打敌人这个心理和布防上的空子。谁都认为是危险的地方，在特定条件下是相对安全的，灯下黑就是这个道理。
敌人的注意力在留田，重兵也调向留田，心脏就反而空虚，这就是意外。”细致的分析，洞若观火。坚定果敢的语调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没有比长期革命战争实践检验树立起来的那种对指挥员的信赖更宝贵的了，他的分析解除了大家的顾虑，情绪也随之安定下来。从历次跟随罗政委作战的经验来看，大家都知道他在作出决定以前都要经过详细的调查和缜密的思考，每次他都能率领部队冲破惊涛骇浪，克服各种困难一步步走向胜利。
高级指挥员们都佩服罗政委的见解，客观上谁也没有比这更深思熟虑的招数了。
意见一致了，参谋长陈士榘请他下达行动命令。
罗荣桓政委拿起红蓝铅笔，先在地图上画出三道弧形的蓝线，标明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接着先画了一个红圈，引出一道红线，穿过那三道弧形的蓝线，由南转西停下来，说：
“这就是我们的突围路线。从留田穿过张庄，绕过高里，折向西南，然后越过蒙（阴）临（沂）公路直插诸满以南，到达汪沟停下来。”大家的视线顺着政委的笔头看，估计汪沟到临沂不过四五十里、真是到了烟俊六的鼻子底下了。只有到此时，大家才真正明白罗政委组织大家进行根据地大旅行的真正含义。
“二十二师团和十七师团的结合部就在汪沟，这儿也是敌人空虚的后方。我们到达后有山区可以依托，还有群众可以依靠。”罗政委严肃地下着命令：“这次行动非同寻常，第一强调纪律，第二还是纪律。纪律就是3000多人的生命。每一个部分必须严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抽烟，不许有任何声响！各首长对所部着装要严格检查，战马一律裹起蹄子，对不能精简的能发出声响的东西要妥善包扎，违反命令军法从事！”
干部们分头执行命令去了。罗荣桓留下了特务营的正副营长陈士发和黄国忠，给他们分配了具体任务：营长和教导员带一二连担任前卫；副教导员领着四连居中保卫机关，副营长带三连担任后卫，掩护部队突围，收容掉队人员。他再次重申纪律，要求枪上刺，弹满仓，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2．3 钻出“铁筒包围阵”
黄昏后，留田周围的山头上，日本兵燃起一堆堆篝火，烧红了寒夜的天空。四周的敌人不断放起信号弹，好似流星划过天幕，枪炮声、马嘶人吆的声音不时随风飘荡过来。
天大黑了。罗政委和师部的首长们来到了东汶河的沙滩上，人们都已集合在这里等待着出发的命令。罗荣桓从特务营的前卫连前面走过，来到侦察队跟前。
侦察队站成一条线，清一色短打扮，每人两支大肚匣子，一把雪亮的匕首，一根坚固的皮条绳，还有简图、指北针。这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现代化装备了。
侦察队长负伤没回来，由侦察参谋严虎带队。罗荣桓走到他面前按了按他的肩头说：
“尖刀队，担子重！要胆大心细！”罗荣桓替他整整军帽，见他穿的日本军装便问：“会几句日本话吗？”
“会，是反战同盟的本桥朝治教的。”
“好！出发！”罗荣桓带着参谋、警卫员、侦察队和向导首先出发，每个人臂上缠着白毛巾，而每个机关人员的识别标志都别在自己的背包上。一个接一个，谁也不愿拉开距离。
虽然有点幽幽的月光，但夜雾渐渐加浓，老天帮着加了一层伪装的纱幕。人们紧盯着前边背包上的识别标志，惟恐失掉了前进的目标。
紧张！人人紧张得心都要蹦出胸膛。
两山之间的幽谷黑黝黝的，队伍爬过了山坡，涉过了小河，翻过一座大山向南前进，行军的速度越来越快了，然而队伍是那样静，静得只听见脚下的沙沙声。
到了台潍公路，路两侧各有一个带着机枪的加强班警戒着，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允许队伍通过的道路只有七八米宽窄，两名调整哨拿着指挥用的红白旗标定了界限，队伍就从这规定的隘口有秩序地通过，调整哨不断地挥动旗帜小声催促着脚步稍有迟缓的人：“快！跑步跟上！”
几千人顺利通过公路后，沿右侧小道快速向南疾走。半小时后，我军正爬一个山梁时，忽然听到北边公路上传来隆隆的车声，伴着得得的马蹄声，清淡的月光下只见公路上刺刀闪着光，大队日军正向北急进。敌人并没有睡大觉，连夜奔向留田，梦想明天合击我们。
铁山子。留田东南10余里的一个山豁子。旁边就是国民党保安新四师曾经驻扎过的张庄。这是鬼子第一道封锁线上的一个村落。周围大小山头上的篝火连成了一条蜿蜒曲折的火龙。
侦察队像箭一样射出去了，罗荣桓命令大队就地隐蔽休息。命令后卫三连迅速收容掉队人员。命令前卫一连向两翼派出排哨。
侦察队派人回来报告：铁山子没有日本鬼子，只有伪军守务。这个消息和白天搞到的情报是一致的，罗荣桓当即命令撕口子。侦察员像一只只夜老虎，扑向守卫大堆的敌人。
初冬寒夜，冷风瑟瑟。敌人点燃了大火便以为万事大吉，找避风窝酣睡去了，只有巡逻的哨兵在火堆之间游动，不时发出一两声一惊一乍的嚎叫。他们万万想不到面前会出现八路，想都未想明白，便悠悠然游地府去了。严虎几个手疾眼快地干掉了哨兵，正要弯腰去撤柴火，这时，旁边地窝子里跑出一个伪军班长模样的人来。
“什么事！火都快灭了，怎么还不加柴禾？”他背着身在那里撒尿，侦察员也不吭声，取下腰上的皮绳，向那人走过去。
“长官！没柴禾啦！”
“奶奶！上村里拆房去！”
“好嘞！”侦察员应着，不等他扎好裤扣，“嗖！”将皮绳兜脖套过去。
“你！嗯……”那伪军手挣脚踹了几下，转眼就成了一条死狗。
侦察参谋说声“快！”侦察员又扑向另一个火堆。
火！一堆接一堆熄灭了。不到半袋烟功夫，铁山子被侦察队撕开了一里多的黑咕隆冬的豁口，火龙像被拦腰折断了。
洼地里，罗荣桓不失时机地命令：“3路纵队！跑步通过！”
“作好战斗准备！”
口令简短而明确，语气坚定而果断。
前卫连的干部战士像离弦飞箭，一手提枪，一手擎弹，跟着罗政委迅速肃静地向豁口猛插过去。后面的队伍紧跟着成三路纵队跑步前进。
罗荣桓站立在突破口山坡的一处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支烟放在鼻子跟前嗅着，借着远处微弱的火光，人们看见了他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的神情。紧张的心情一下平稳下来了，他那种泰山崩坍于前也泰然置之的大将风度，使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镇静素。
一个小时以后，第1道封锁线没费一枪一弹安然通过了，不过人们没敢喘口气。队伍过了张庄，顺着蜿蜒的山路一口气又向南急走了七八里地，来到一条树木繁茂的小山沟里，为了收拢掉队人员，也为安排突破高里的第2道封锁线，罗荣桓下令原地休息。接着他又让侦察队派人到高里侦察敌情是否有变化。
接受了命令，侦察参谋正要领着神行太保们急速奔向高里。突然，罗荣桓叫住了他们，指着远处不断升起的红绿信号弹说：
“看见了没有，先搞清信号弹的秘密再说，或许有好事！”
高里，是山区一个平凡的小村庄，附近的大小山头上也燃着一堆堆篝火。时已近下半夜了，夜雾消退，山洼霜降，初冬寒夜令人瑟缩，鬼子游动哨也不游动了，靠着火堆，拢着大衣取暖。严虎跟战友悄悄摸到火堆跟前，观察着敌情。由于内圈防守严密，加上外圈口子大的缘故，守敌很稀，只有几人一组的巡逻小组，不象内圈那样每个火堆跟前都有人。敌人认为内圈是万无一失的、中圈以游动哨和巡逻组相结合进行警戒，防范也是严密的。只要发现情况，哨声一响，村里的大队人马就会出动堵截。是啊！两万多人像铁筒一样困住了几千八路，可以说是手到擒来的买卖。
侦察员们并没有马上动手，他们根据罗政委的指示观察、捕捉着信号弹的秘密。
“乓！”游动哨扣响信号枪，“咝—”一发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镁粉炽烈地燃烧放出耀眼的光芒，把四周照得贼亮。随着镁粉的燃尽，大地一下子又沉进了黑暗的深渊。这边信号刚灭，附近山头上也升起一条条绿色的光线，此起彼付似乎互为呼应。绿色信号弹打过以后，一切归于平静。如果偶尔远处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紧接着就会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
如此两三番，侦察参谋心里有数了。他小声命令侦察员们动手。大家一起趁信号弹熄灭的瞬间黑暗扑了上去，日本鬼子稀里糊涂还不知怎么回事，几把锋利的匕首已经捅进了他们的胸膛。
侦察员们剥下鬼子的大衣穿上，戴上日式战斗帽，手持三八大盖，装扮成了鬼子巡逻兵。这时，附近山头上倏地又亮起一道绿光，侦察参谋忙抄起信号枪，“乓”地一声发射了一颗绿色信号弹，另一边高里村方向紧接着也打了一颗。谜搞清了，这是敌人报告“这里平安无事”的信号：在罗荣桓政委的提示下，他们找到了一把破敌的钥匙。
生怕后面发生误会，侦察参谋派了一个便衣，打原路迎接大队人马。又派几个侦察员向南面小路两旁进行搜索。
罗荣桓听了报告十分高兴，命令队伍加速前进：“强行军通过突破口！”他又对赶上来的政治部主任说：“要给侦察队记大功！”
大队人马通过第二道防线，看见路口站着三个日本兵，嘴里不断喊着中国话：“跑步前进！”挥手叫部队向南，都感到莫名其妙。
严虎看见罗政委跟着部队走过来，忙跑到政委面前小声说：“政委！信号弹的秘密破了！绿色平安无事！”
罗荣桓笑着同他耳语：“好！这次你立了一大功：向烟俊六报告，这里平安无事！”
“乓！”绿色信号弹拖着长长的曳光飞上了天空。
3个“鬼子”，端着三八大盖大摇大摆地在这缺口上巡逻着。侦察员每隔十分钟，打出一发信号弹，这回可过足了信号枪瘾了。两边山头的鬼子兵，只见唰唰的跑步声，看见升起一发发报告“平安无事”的绿色信号弹，也感到莫名其妙，不敢向山下开枪。
大队人马巧妙地突过二道封锁线，已经是下半夜了。
月亮西垂下去了，星转斗移，队伍按罗政委部署时选定的路线折向西，向临（沂）蒙（阴）公路插去。
不出罗荣桓神机妙算，敌人后方空虚，戒备松懈，第3道封锁线并不严密，黎明时分，3000多人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汪沟。
吃过饭，同志们躺在松软的草铺上，忽听见东北方向传来了阵阵雷鸣般的炮声，那动静像是夏夜的闷雷。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嘲讽的笑容。他们在笑烟俊六蠢得像头驴，用重炮轰击留田的石头能捡到什么洋宝呢！遇上我们的罗政委，只能是自找倒霉，到头来竹蓝打水一场空。
一夜之间，我军没放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安全地突破了五万日寇的“铁壁合围”，这真是一个奇迹，就连当时跟随一一五师一起突围的德籍记者希伯，也竖起大姆指，直称赞留田突围的指挥是神奇的，是一次“无声的战斗”。
我军在罗荣桓率领下，胜利突出重围。敌人扑了个空，烟俊六十分恼火。这个侵华总司令亲临前线，费了一个月的心机，以二十比一的绝对优势兵力，梦想吃掉八路军的指挥机关，荡平沂蒙山区，很快向东京发出“赫赫战果”的捷报，万万没有料到结局会如此。他做梦也想不到我军会这样巧妙突破他的滴水不漏的“铁筒包围阵”，使他吹的牛皮忽然胀破了，叫他怎能不恼羞成怒？
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罗荣桓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地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出奇制胜，这才是他屡建奇功的奥秘所在。
“情”“爱”之谜
大凡出名之人，他的家庭生活及佚闻便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愈是不加宣传，对社会的诱惑力愈大。罗荣桓是一位“伟大的沉默的将军”，他的感情生活与家庭同他沉默的性格一样，本身就具有一种谜一般的魔力，鼓动着人们去探秘求胜。
3．1 戴眼镜的情人
1937年1月，罗荣桓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学习结业，随后跟党中央到了延安，担任了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这时，由于内战已基本停止，延安也相对平静下来。每逢假日，分布在延安各个单位的一些老战友们，便常常邀集在一块游玩，有时围着火炉摆龙门阵，有时到延河边散步，到了一起总是亲热地谈个没完。
罗荣桓这时已35岁了，因为战争的关系，还没有解决婚姻问题。罗荣桓的那些老战友们，对此非常关心，都主动地要为他找个合适的女同志。
有一天，许建国对爱人刘桂兰谈起了罗荣桓的个人问题，刘桂兰对罗荣桓也比较了解，知道他这个人非常老练忠厚。许建国一提这件事，刘桂兰马上想起了自己的同学林月琴，她觉得他们俩倒是非常合适的一对。
林月琴是安徽人，长征时在四方面军，当过工兵营长，为人娴雅、大方，性格热情、开朗，这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
许建国夫妇两个人商量后，便去找罗荣桓介绍情况。
罗荣桓一听，感到很不好意思。在一旁的冯文彬沉不住气了，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要陪同罗荣桓去见面。
“又不是给你提亲，你去干什么？”刘桂兰笑着说冯文彬。
“他不是脸皮薄吗？我去给他壮壮胆。”一句话把大家又逗乐了。
大家又商量了一阵，觉得女同志比较腼腆，一下子挑明了不大好。于是，决定由刘桂兰去邀请林月琴来玩，让罗荣桓先从侧面了解了解。
一个星期天，林月琴来到了刘桂兰的住处，她一进门，只见满屋子都是客人，多数都不认识，不由踌躇了一下。刘桂兰见林月琴来了，赶忙把她迎进屋，向大家作了介绍。
大家坐下后，又接着谈起来，林月琴因为不太熟悉，不好意思插话，只是默默地坐在旁边听大家谈论。
冯文彬是个活跃分子，他主动凑上来同林月琴搭话，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问得非常仔细。林月琴还以为他是组织部的，也没在意，很大方地一一作了回答。
大家说说笑笑，非常热闹。可是，有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却十分拘束地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大家说话他听着，大家笑他也跟着嗨嗨地笑。他的举动很自然地引起了林月琴的注意。
后来，林月琴来刘桂兰家玩的次数更多了，她每次来都非常注意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渐渐地她发现，别的客人来来往往并不固定，而戴眼镜的那位同志却每次都在坐。一次，她问刘桂兰：
“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是谁？”
“他呀，就是后方政治部的罗荣桓同志，”刘桂兰笑着说，“他还没有结婚呢。”
“谁问你这个来。”林月琴有点不好意思了。
春天到了，延河的冰已开始融化。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互相了解，也进一步增进了友谊。刘桂兰感到向林月琴挑明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她找了一个机会正式向林月琴介绍了罗荣桓。其实，林月琴早已有了这种预感。
话已说明，大家都自觉地纷纷告退。罗荣桓和林月琴单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当时，林月琴住在党校，罗荣桓住在后方政治部，党校和政治部中间只隔着一条延河。春天延河涨水，他们两个虽然一水相隔，但见面必须骑马趟水过河。一些爱开玩笑的同志便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他们两人说成是牛郎织女。
罗荣桓在和林月琴交谈中，谈得最多的就是抗日和张国焘的错误，他们越谈越觉得认识一致，感情越来越融洽。罗荣桓诚恳坦率地向林月琴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
林月琴觉得罗荣桓虽然沉默寡言，但为人老实厚道，和霭可亲，心里非常满意。她也主动讲了自己的身世，她说：
“我的弱点就是文化低。小时候曾读过《千字文》和《女儿经》，参加革命后，因为张国焘实行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都不敢读书学习了。结果，原来学的字也给忘了大半。”
罗荣桓听完笑着说：“你还年轻，文化低可以学，可以逐步提高嘛！”
林月琴也笑了，她从心里感到欣慰和幸福。
延河岸边的山丹丹开花了，在朝阳的映照下，一片一片像晚霞、像彩云。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组织同意，也准备办喜事了。
办喜事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条件再不好，也要认真准备一下。林月琴把罗荣桓的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他那床毯子用碱水好生地洗了一洗，屋内两张铺板一拼，床也就搭好了，再加上老乡家的一张黑色的桌子、一把老式的木椅和一个脸盆，新房便布置好了。
当好多战友为他们帮忙张罗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这天下午，一个20多岁的红军干部骑着枣红马，向着延安城飞奔而来。
这个骑马的青年原来是甘渭汉。他边走边想：“今天天不早了，也办不成公事，还是先到罗荣桓那里住一宿，也可畅叙分别后的思念。”想到别后重逢，不由笑出声来。
原来他和罗荣桓是亲密的战友。罗荣桓在中央苏区第八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时，他是组织部长。罗主任比他大十岁，把他当成革命的小兄弟，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他们两人的阶级感情特别深厚，行军打仗在一起，晚上也经常共睡一个草铺。
来到红军大学，找到罗荣桓的住房，老战友兴奋地握手问候。
甘渭汉看见一个警卫员正在杀鸡，想到罗主任一贯艰苦朴素，不禁纳闷问道：
“怎么杀起鸡来了？”
“欢迎老战友嘛！”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来呀？”
“我有情报嘛！”
甘渭汉怀疑地摇摇头，跑到屋里一看，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双人铺上的铺盖刚拆洗过。他按照老习惯，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马褡子，搬到屋里去。
警卫员从马背上卸下行李，扛着走到门口，罗主任挡住警卫员，指着隔壁的屋里说：
“放到那边去，打扫一下，铺块门板。”
“怎么搞的？”甘渭汉奇怪地望着罗主任。“不让我跟你睡在一起呀？”
罗主任笑笑没有回答。
“好久不见了，有些工作问题，正要向你请教，睡在一起好谈呀！”
罗主任仍然笑笑没有说话。
这时候，谭政、许建国和几个同志都来了，听了他们说话，有个同志揭穿了秘密，说道：
“你这个小甘，真是乱弹琴罗！人家今天晚上要结婚，你睡在这里算什么事啊？”
几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到了晚上，政治部所有的同志都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喜气洋洋吃了罗荣桓一顿喜面。婚礼举行得非常热闹，新房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大家纷纷祝贺新郎新娘并肩携手，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
结婚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我党把一批批干部调往部队，奔赴抗日前线。我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央决定成立三个师，一方面军和十五军团改编为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师；四方面军和陕甘宁的几个团改编为一二九师。罗荣桓也实现了他盼着上前线的愿望，被任命力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即将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当时，因为党中央有规定，家属不要随部队去前线，林月琴只好继续留在延安。
有一天，毛泽东派人来请林月琴。林月琴感到很突然，她对罗荣桓说了一声，便马上赶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招呼她坐下后，亲切地说：
“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
“原来是四方面军的，当过宣传员，后来带领一个营的妇女工兵哩。”林月琴回答道。
毛泽东笑着说：“噢，你还是个营长嘛！怎么样？蜜月度得好吗？”
“嘿嘿！”她只是恬静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你们结婚吃了些什么？”
“吃了一顿面条。”
“怎么，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高兴地向林月琴说起了罗荣桓的经历和为人。他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我们共产党都要做老实人。”最后，说起了罗荣桓要去抗日前线的事，毛泽东风趣地问林月琴：
“你们新婚燕尔便要离开，我是不是有点残酷？”
林月琴回答说：“那是革命需要嘛。”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好！长征路上你是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参军，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
林月琴又被逗乐了。
林月琴回到家里，高兴地向罗荣桓说了毛泽东见她的情景。罗荣桓和爱人一样，也很受感动，他把毛泽东的关怀和褒誉深深埋进心底，更加紧张地投入了开赴抗日战线的准备工作。
部队要出征了，罗荣桓深情地对林月琴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要安心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
这次告别后，直到1938年，他们夫妻二人才在晋西北敌后根据地团聚在一起。
3．2 “人类庄严—典型”
罗荣桓的家，是个革命的家，他们的家庭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对于妻子、子女的要求，他历来严格。
1938年林月琴从延安到山西孝义抗日前线一一五师报到，组织部长梁必业安排她在司令部做机关协理员工作。罗荣桓考虑再三对她说：
“我是相信你的工作能力的，但我觉得你还是参加地方工作为好。一方面地方工作对女同志比较合适；一方面晋西北根据地刚刚开辟，有许多工作等着人去做；再则最好不要在我领导的单位工作，这样对你的锻炼好一些。”
她听从他的意见到孝义区委去报到，参加了根据地的工作。到鲁南后，也没在部队，分配到区党委工作，直到形势变化，部队东进滨海时才回到师部。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1938年冬天奉命向山东进军。
罗荣桓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东进路上生的，所以取名东进。
罗东进出生以后，就在挑筐里和马背上，长途跋涉到了山东。
到山东后，罗荣桓担任了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当时环境很艰苦，带一个婴儿行军作战太不方便。罗荣桓和林月琴商量好，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东进五岁，环境比较稳定了，才从老乡家里接回来。
孩子回到父母身边，自然很高兴。有一次，东进戴了一个破防毒面具跑到街上，又蹦又跳，学着日本鬼子大喊大叫：
“八格牙鲁！大大的有！……”
一个老乡的小孩，被吓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罗荣桓正好路过，他先哄得那小孩不哭了，然后把东进抱回住处，教育他说：
“东进！你太淘气了！你到老乡家的时候，还不会走路，是他们用高粱煎饼和地瓜把你喂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骨肉一样，你怎么刚回来就忘本了！你这样对得起乡亲吗？你知道不知道群众纪律啊？”
小小的东进站在父亲面前，从父亲眼镜里，望着严厉的目光，知道自己错了，想哭又不敢哭，只得耷拉着脑袋不吱声。
这件事，在小东进的心灵里打下了烙印。二十年后，他回忆说：
“当时爸爸叫我反省，是要我牢牢记住这次错误啊！事情虽小，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使我懂得了一条根本的道理，要爱护人民，永不忘本！”
1939年，林月琴又生了一个女孩，当时部队正从抱犊崮山区向南面的郯马（郯城马头）地区进军，这女儿就叫南下。
1940年5月反“扫荡”，有一天夜行军，在过封锁线以前，躺在挑筐里的小南下，忽然哇哇地哭起来。在静寂的夜空里小孩的尖声显得格外刺耳，很可能被敌人听到影响部队转移。
平时很少发脾气的罗荣桓，这时却恼火了。他严厉地对妻子说，一定要制止小南下啼哭！以免暴露目标。
林月琴抱起婴儿，把她哄睡了，部队才继续前进，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这个在炮火声中出生、战争岁月长大的小姑娘，不幸在全国解放后，十几岁就得病去世了，这是后话不提。
建国后，罗荣桓家里又添了两个女儿：巧丽和腊娜。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的部长，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可是他对儿女们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他经常对孩子们说：
“革命干部的子女，千万不要有优越感，才不会脱离群众。
你们一定要平等待人，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要关心帮助同学，养成共产主义精神。”
罗东进和妹妹南下读书的小学，在西郊，离家很远。他们寄宿在学校里，每星期六回一次家。有个星期六，家里派小车去接，罗荣桓发觉了，把孩子叫到跟前，严厉地教育他们：
“这样不好！小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跟着，他吩咐家里人：“以后不准用车接送，让他们乘公共汽车，这对他们也是一种锻炼。”
从那以后，罗东进和妹妹上学、回家，都自己乘坐公共汽车。他们捡了父母的旧军衣，改小了自己穿，穿破后打上补钉。上学时自己带饭菜，常常带着窝窝头。
罗荣桓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近来有进步，要坚持下去。”
1958上修建十三陵水库，罗东进已经上了中学。他主动报名参加水库的劳动，在工地干活努力，受到表扬。回家以后，罗荣桓勉励他说：
“这仅仅是开始，往后要经常积极参加劳动，这是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要能吃苦耐劳，不能被艰苦困难吓倒，要把自己慢慢锻炼成一个劳动者。”
1959年，罗东进考上军工学院，罗荣桓觉得这是他走上社会生活的重要一步，必须从严要求。临行前，他深情地对东进说：
“孩子，你要走了，要过独立生活，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
你去的是军工学院，生活很紧张，思想上要准备吃苦。要加强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团结同学。要好好学习，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
罗东进上学后，罗荣桓经常给他写信，督促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工程技术。第一学期放暑假时，罗东进的成绩不大好，罗荣桓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他说：
“国家花那么多钱办学校培养你们，你不好好上学，对得起党和人民吗？”
在严父的要求下，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罗东进发奋学习，学业上有了很大进步。罗帅写信鼓励他，要他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罗东进脑袋里轰了下，心情紧张地想：爸爸长期患病，妈妈从来不叫他请假回家，这次叫他马上回去，一定是病情恶化了。
回到北京，罗东进赶到医院，看见亲爱的爸爸神志昏迷，心里难过极了，眼里滚出了泪珠。罗帅睁开眼睛，看了看儿子，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来。
几天后，罗帅清醒了。看到儿子站在病床前，他问道：
“东进，你是到北京来实习吗？”
“不是，”罗东进说，“是回来看爸爸的。”
罗荣桓批评他说：“你不该放下学习，专程跑回来看我。”
罗东进分辩说，别的同学父母病重，也允许请假回家探病。医生和护士也帮他说话。罗荣桓仍旧不以为然地说：
“东进，你是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注意影响，严格要求自己啊！”
“不要……难过。……你们不小，要听……妈妈和哥哥的话，长大了……要长革命志气。”又吩咐罗东进说：“东进，要好好……带着妹妹，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下午，罗荣桓苏醒过来，拉着妻子的手说：
“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又慈祥地看着孩子们，吩咐道：“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这些话，成了罗荣桓临终前的遗嘱。在他生命最后一息的时候，还惦记着教育子女，永远跟随共产党干革命。
罗荣桓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他也有情有爱，但他将个人的情爱融入到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挚爱之中。“毕生战斗明敌我，人类庄严一典型。”（叶剑英《悼罗荣桓同志》）这也正是后人敬仰、崇拜他的奥秘所在。
攻打锦州与“林罗”之谜
正如刘邓大军曾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一样，在解放战争中，我东北野战军两位指挥员林彪与罗荣桓也被人们不断神化，“林罗”成了智慧、勇敢、胜利的代名词。可是有谁知道，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罗荣桓为了战役的胜利，曾同林彪进行过多么激烈艰巨而又关系重大的斗争！由此结下的“林罗”矛盾，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
4．1 代人受过
罗荣桓元帅一生中，多次与林彪共事。早在井岗山时代的1930年，罗荣桓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林彪是军长。以后在红军一军团，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东北野战军，林彪是军事指挥员，罗荣桓负责政治工作。
罗荣桓胸怀坦荡，肚子里能撑船；林彪心地狭窄，眼里容不了一粒砂子。罗荣桓对林彪的为人十分清楚，遇到分歧，总是从团结出发，尽量尊重林彪，维护他的威信，但对重大问题从不退让，坚持党的原则。
1930年端午节前，正在红四军二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和四军政委。
罗荣桓的新任命，是毛泽东提的建议。当时，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在一起都很难共事。林彪担任二十八团团长时，几届党代表都被他闹得不欢而散。下井岗山时，上级又从三十一团调来何挺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在打大余时，不幸负了重伤，毛泽东知道后，特意嘱咐陈毅转告林彪，要好好照顾，想办法把他抬走。可是林彪根本不听，也不派担架去抬，仍让何挺颖骑马，结果因伤势过重，从马上摔下来牺牲了。
后来，二十八团改为一纵队，党代表是谢唯俊。林彪对谢唯俊又是一肚子意见，三番两次到前委告状，硬是把谢给挤走了。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四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必须选一位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选后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上任后，罗荣桓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抓得紧，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四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罗荣桓红四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转向东面去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
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罗荣桓就带着四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
就在我四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故十九路军紧追了上来。
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有疏散，结果一些俘虏、枪支又被敌人夺了回去，我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了。
罗荣桓在行军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悲伤。虽然在敌人大军压境，敌我犬牙交错的情况下，很难避免丢掉一些俘虏、枪支和伤员。但是，罗荣桓并没有因此而原谅自己。
他觉得，丢掉一些俘虏和枪支固然可惜，而丢掉在战斗中拼命杀敌流了血的伤员则不可饶恕。
罗荣桓历来都非常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这一次由于军情急迫，没时间具体安排，只好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却不料出了差错。罗荣桓心情非常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在黄陂消灭了毛文炳师的四个团以后，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
在休整期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四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罗荣桓在会上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可是，作为军长的林彪，却装成没事人一样坐在一边，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
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一点也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4．2 打不打长春——与林彪初次交锋
1946年，四平保卫战后，我东北野战军指挥部撤退到吉林北面舒长，蒋军猖狂向北进攻，林彪对东北局势失掉信心，打电报给哈尔滨的东北局，提出要去辽南打游击。罗荣桓知道了十分着急，当时哈尔滨的机关准备撤到佳木斯，火车都准备好了，如果林彪再去南满，东北局分成两摊子，局面更难收拾。他说总司令不顾全局怎么能行？马上派人去舒兰劝说。接着，高岗和谭政代表东北局，接林彪回哈尔滨。东北局利用八天停战时间，召开“七七”会议，总结了工作，稳定了局面、罗荣桓才放心去莫斯科开刀，切除长了肿瘤的左肾。
1947年，东北我军发动了夏秋冬三次攻势，歼灭蒋军30万人，解放了广大城乡，50万蒋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及附近据点。
为了全歼东北之敌，加快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在1948年2月祝贺冬季攻势胜利的贺电中，明确指示我东北部队马上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但是，当时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对中央军委的指示却全然不听，他在四月的吉林会议上，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五月间他又命令两个纵队去打长春机场，没有成功，又提出“久困长围”的口号，致使部队徘徊于长春、沈阳之间，几个月无所作为。
对于林彪这一做法，中央军委多次来电批评，政委罗荣桓也多次严肃劝他南下，但林彪还是无动于衰，因为他怀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罗荣桓对他一向以团结帮助为主，但此时林彪兼任东北局书记和政委，大权独揽，对他的规劝根本就听不进去。
磨破嘴皮，说服不了林彪。罗荣桓只好提议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讨论。
会上，林彪再次强调围困长春的方针，说目前长春粮食已十分困难，再围下去，敌人必然会突围，我们可以围而歼之。
罗荣桓说：“粮食缺乏，饿死的是老百姓！敌人有空运，粮食弹药都不缺！我们再围下去只会浪费时间。中央军委的几十纷电报都要求我们南下作战。如果我们不执行‘关门打狗’的指示，让卫立煌集团40多万人跑掉，不论跑到那里，都会给今后的全国解放增加困难。”
常委们一致拥护南下打锦州的方针。林彪无奈，只好同意给中央拍电报，汇报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的结果。可是
罗荣桓坚决拥护南下方针，他日夜忙着指挥战勤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在冀热辽地区准备了一亿斤粮食，足够几十万部队食用，准备了足够的弹药、汽油，准备被服，作为后勤保障工作等。可林彪仍然要等西线铁路修好才动，甚至向中央提出要华北杨成武兵团先包围大同，牵制傅作义的兵力，东北部队才能南下。
八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10月底，同时作好根据时局变化撤退沈阳的方针。
军情急迫，中央军委的来电更多了，批评也更严厉了。来电指出，你们100万大军的行动怎么能取决于杨成武几万部队的行动呢？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会认真出关增援，我军要迅速南下，否则就要贻误战机！
到这时，林彪仍是不听，他赖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强调要等西线铁路修好后才能行动。
毛主席发来了命令，林彪不敢再违抗了，心里不乐意也只好接受。他下令叫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留六个主力纵队和十四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和沈阳以南地区徘徊。
次日上午，列车停在一个小站上。中央军委来电报指出平分兵力的部署是不对的，特别是几个主力纵队太靠近沈阳，这样，沈阳之敌就不敢出来增援，会影响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林彪看着电报，皱着眉头，一脸不高兴：“又是指责、指责……没完没了！”
罗荣桓听惯他的埋怨、没有吱声。
“政委，”林彪突然问道：“你是怎么看的？”
“毛主席和中央高瞻远瞩，“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他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回师歼灭沈阳出来增援之敌！应该把更多的兵力调到锦州前线，让沈阳的敌人能放心出来。”
林彪嘀咕道：
“想的不错，但锦州也不是纸糊的，里面有十几万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强。万一一时打不下，葫芦岛的援兵打过来，沈阳之敌再西进，我们就要吃大亏！”
“葫芦岛和锦西的援兵，一定要堵住！”罗荣桓说，“我想叫二纵五师和三纵赶到义县，让四纵迅速南下，抢占塔山和西海口，阻击葫芦岛方面的敌人！”
“好吧！”如果不是刚看了中央的电报，林彪不会这么轻易同意的。
军车绕了个大圈子，停停走走，两天后才到达彰武车站，停在岔道上。
4．3 罗荣桓拍案大怒——与林彪再次交锋
在彰武期间，林彪说他身体不舒服，搬到一座幽雅的大院里休养，关严了住房的窗户，拉上窗帘，整天呆在黑屋里。
罗荣桓负起指挥战役的重担。
一周间，锦州外围的战斗猛烈开展：
“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警卫员回答。
罗荣桓问：“是不是敌机又来了？”
警卫员说：“没有听见警报。”下车问过后，警卫员说是司令员命令部队准备出发，往北开。
罗荣桓心里纳闷，问参谋长：“去哪？你知道吗？”
刘亚楼摇摇头。
罗政委沉下脸，心里很恼火，不知林彪想搞什么名堂？立即同参谋长赶到林彪的住处。
林彪住在一座砖墙瓦屋的大院里，堂屋里关紧窗户，蒙上窗帘，昏昏暗暗。林彪半身靠着床头躺着，看见罗政委和刘参谋长进来，好像猜到了他们的来意，起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电报，递给罗荣桓。
电报上写着：
林彪说：“葫芦岛和锦西的敌人，已经增到11个师，锦州不能打了。”
听见林彪又唱起老调，罗荣桓激动地说：
“昨天刚打下义县，又提出不打锦州，怎么向中央交待”“情况变了嘛！”林彪板着脸说，“我已经向军委建议，还是回去打长春。”
“所以你就下令开倒车？”罗荣桓生气地说。
林彪从鼻孔里“嗯”了一声。
罗荣桓忍不住严厉地责问：
“司令员！这样重大的事，应该先和大家商量再作决定啊！”
林彪一向专横惯了，现在大权在手，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听不得逆耳的话。他板下脸，不快地说：
“商量个啥？明摆的事吗？”
罗荣桓坚持不让：“主席和军委三令五申，要我们打锦州，现在又不打，如何交待？不但部队士气受影响，而且敌人知道我们北撤后东西夹击，还要受损失的！”
林彪狡辩道：“敌人害怕我们攻城，正愁我们不撤，怎么还会出击？”
“敌人不是傻瓜，蒋介石看出我们的弱点后，肯定不会失去这个有利的战机的！部队不能安全撤回，你考虑过没有？”
林彪仍固执地说：“放心！蒋介石刚丢了济南，已成了惊弓之鸟，绝不敢出来的！”
罗荣桓见他如此不顾中央的命令，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指着他喊道：
“主席要我们敢打没有打过的大歼灭战，我们可不能‘怕’字当头啊！”
“你说谁‘怕’字当头？”林彪被揭了疮疤，顿时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大声责问。
罗荣桓真火了，他怒吼道：“战役打响了，锦州的外围据点都扫清了，你一听说葫芦岛和锦州来了增兵，就不敢打下去，这不是怕敌人是什么？”
罗荣桓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他和林彪相处很久，但平时耐心说服，以团结和维护林彪的威信为重。这次两人大吵，甚至拍了桌子，周围的工作人员不由全惊呆了。
林彪被问得哑口无言，停了一会说道：
“反正锦州打不得，敌情变了，中央也会实事求是的。”
罗荣桓警告他：
“你想过没有？这是违抗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不打锦州撤回去，就会推迟东北的解放，影响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林彪觉得理亏心虚，无言以对，他又问刘亚楼：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锦州非打不可。”参谋长说。
林彪只好气呼呼地叫秘书到机要科，追回那份不打锦州的电报。
秘书打完电话后报告说，电报已发过了。
林彪感到心虚，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问道：
“怎么办？”
“写个检讨，重新表态！”罗荣桓说。
林彪没说话，刘亚楼点了点头。
罗荣桓当即又起草了一份电报，主动承担责任，向军委作了深刻检讨，表示坚决按原计划攻打锦州。
罗荣桓把电稿递给林彪，林彪匆匆看了一遍，也不吭声，和参谋长都签了字。罗荣桓写了“加急”二字，立即让秘书拿去发了。
第二天
当天夜里，在罗荣桓的不断催促下，指挥所才进到阜新。
阜新以南的铁轨都扒了。部队下了车，住在城里。
4．4 战锦方为大问题
这时，蒋介石看到义县被我军攻下，
到阜新后，罗荣桓觉得距锦州太远，对指挥作战不利。可林彪不愿离开铁路线，他以去年三次攻势，都是在汉城指挥的为理由，不想再向锦州靠近了。罗荣桓知道他对打锦州还是有顾虑，说道：
“不能再耽误了！我们应马上赶到前线，拿出攻城方案来。”
正在这时，中央军委又来了电报，询问指挥所到了哪里？
再次要求指挥所进到锦州附近，还要求马上拿出攻城的作战方案，限定尽速打下锦州。
林彪心里真是一百个不愿意，但他不敢再违抗命令，只好叫参谋长刘亚楼准备汽车，连夜赶到锦州西北的马六屯。
第二天下午，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和指挥所的参谋人员一起到锦州城北帽儿山看地形，二纵的部队就住在这儿。罗荣桓当时身体不好，刚动过手术还没痊愈，但他放心不下，仍坚持上了山。在帽儿山上居高临下，可以看到锦州的城垣。罗荣桓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锦州的环城工事，那儿都是钢骨水泥的子母地堡。正看着，突然飞来三架飞机，又是扔炸弹，又是扫射，来回低空盘旋。山上没有掩蔽部，警卫员催着下山，他好像没有听见。直到把锦州的工事仔细观察了一遍，罗荣桓才最后下了帽儿山。
观察地形回来，指挥部便很快拟定了进攻锦州城的作战方案，决定用5个纵队的16个师、1个炮兵纵队和1个坦克营作为攻城的主力，主要突破口选在北城。打援部署：以四纵、十一纵和热河两个独立师共8个师的兵力，在渔山、塔山和红螺蚬一线，阻击锦西和葫芦岛的援兵；以热河独八师在山海关附近佯动，钳制关内之敌；以五纵、六纵和十纵共8个师的兵力，在新民以西和以北地区，堵击沈阳出来的援敌。
攻城方案经过中央军委批准。
二纵两个师攻击化工厂一线的敌人，由于受到以子母地堡群作掩护的敌人的拼命反抗，攻了几次也没有打开突破口，伤亡也较大。三纵占领了离城
指挥部里接到三纵进展比较顺利的电话，作战参谋立即向首长报告。罗荣桓看到三纵的地形比较有利，便对林彪建议说：
“是不是让炮火集中支援三纵，由三纵迅速突破？”
林彪听了不置可否。林彪一直认为二纵的战斗力强，而且有老红军的底子，所以让二纵负担主攻任务。而三纵是抗战初期在山东发展起来的部队，到东北后打了许多硬仗和胜仗。这次林彪专门从六纵调来善打基战的十七师配属给二纵，准备突破城墙后向纵深发展，没想到二纵进展不如三纵快，心里觉得别扭。
罗荣桓看出林彪仍要坚持己见，只好再次向他建议：
“还是让炮兵支援三纵为好！”
参谋长刘亚楼也同意罗荣桓的意见，建议早下命令。
林彪看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同意。他命令炮纵集中炮火击援三纵，同时要求二纵也要加紧突击！
正在这时，机要科又送来一份电报：由新民和原流河向西北进犯的廖耀湘兵团，前锋已占领彰武。原来这是蒋介石8日第二次飞到沈阳后给廖下的死命令。蒋介石同时还命令锦西和葫芦岛的11个师和海、空军猛攻塔山。他幻想锦州解围之后，东西两军对进，包围夹击我军主力，把这次作战称为“辽西大会战。”
我守塔山的四纵队顽强堵击敌人，阵地失而复得。现在看到彰武失陷，林彪又紧张起来，忧心忡忡地说：
“你看，补给线被切断了！”
罗荣桓看完电报，沉着地说：
“廖耀湘不会认真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这次是让蒋介石给硬逼出来的。他不走北宁线增援锦州之敌，却跑到西北方占领彰武，不过是虚晃一枪，给蒋介石摆个样子而已。这一点毛主席早就看透了，不用理它。”
大家听了都觉得罗荣桓分析的正确，林彪闭上眼睛一声不吭，大概觉得伤了他的面子。
半小时后，作战科长从帽儿山打来电话报告：三纵队已打开突破口，要求把十七师调过来，让十七师从突破口进去，迅速打掉敌人的纵深防御工事。
“太费事了！”林彪不耐烦地命令道，“叫三纵的预备队冲进去！”
参谋长正要传达林彪的命令，罗荣桓叫住了他：
“等等！问问二纵的情况如何？”
参谋长问过后回答说：“还没有攻开突破口。”
罗荣桓对林彪说：
“我看还是把十七师调过去的好，只有几里路，很快就能到达。他们打巷战很有经验，可以迅速打乱敌人城内的防御体系。”
林彪不吭声。参谋长望着他，等待他的决定。
“照政委的意见下命令吧！”林彪冷冷地说。
十七师火速赶到三纵打开的突破口，立即冲进城里，插向敌人的心脏。他们炸毁一个个地堡和工事，四面八方突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这时，二纵也突破敌人防线，攻进了城里。城南的七纵和九纵，城东的八纵，也先后攻进城里。我军战士将敌人分割成块，一块块围起来歼掉，进展非常顺利。
城里的敌人兵败如山倒，全乱了套。到15日下午6点钟，我军攻进老城消灭了最后一股抵抗的敌人，胜利结束了攻城战斗。
锦州攻坚战，我军战士只用了31个小时，俘敌东北“剿共”副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贺奎和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以下88000多人。连同攻克外围据点，锦州战役共歼敌12万人。
锦州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军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保证了“关门打狗”战略意图的实现。
辽沈战役结束后，罗荣桓在沈阳主持草拟向党中央的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提到林彪曾一度动摇之事。文中委婉地说到，蒋军从华北调5个师海运葫芦岛，“加上锦葫原有之4个师共计9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报告刚起草完，正好林彪进屋，罗荣桓指着上面这几句话，请他过目。
林彪正因辽沈战役胜利而兴高采烈，看了那段轻描淡写的检讨，马上拉长了脸，将稿子一扔，气冲冲地走了。
林彪显然不满这段揭短的话，由于罗荣桓的坚持与说服，加上刘亚楼支持，林彪不得不同意签发上报，但心中极度不满。平津解放后，他排挤罗荣桓，邀请聂荣臻到四野当政委。
聂荣臻不知林罗有矛盾，他对林彪说：
“现在战略反攻了，应当由罗荣桓同志当。我参加了军委工作，还兼北平卫戍司令，也不能离开，至于晋察冀的干部由你选。”
回顾历史，我们越发清楚地看到，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罗荣桓元帅坚持原则同林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实施，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革命原则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建树了丰功。诚如毛主席在《吊罗荣桓同志》诗中所言那样：“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虽功名显赫，但甘于淡泊，从不夸耀，这才是罗荣桓元帅的风格。
4．5 “不合法的主任”——建国后罗与林的冲突
建国后，罗荣桓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工作繁重，卧病不起。1956年辞职，推荐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直言被罢官。罗荣桓因病未出席会议，接彭真电话，说毛主席准备让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征求罗的意见。罗荣桓说，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佳，不宜担任此职，建议贺龙同志担任。彭真向毛主席报告了罗的意见，未被采纳。
林彪当了国防部长后主持军委工作，为了个人野心，大力推行个人崇拜，提出学习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后来他又提出“顶峰论”、“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和背语录等一系列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谭政觉得所谓的“三八”作风和三八妇女节易混淆，提出商榷。林彪在会上点了谭政的名，又加上别的罪状，把他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林彪此举的矛头也是指向罗荣桓的，他指责谭政的两条罪状——搞文化教育和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罗荣桓的主张。
1960年底，中央决定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不高兴，不许报纸公布。1963年，新华社要发表我军领导人名单，罗瑞卿和肖华都主张公布罗荣桓的任命，林彪仍然不同意。罗荣桓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主任还是不合法啊！”
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对林彪那一套学习毛著的提法不以为然。他曾对总政副主任梁必业说：“带着问题学，在毛选中找答案，提法不妥当。还是要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还对总干部部长甘渭汉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
1961年2月，罗荣桓和贺龙一同南下，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在南京连队了解战士生活，问战士们怎么理解带着问题学？战士们答不上来。连指导员说，大家研究来研究去，不知该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罗荣桓说：“你们要灵活运用嘛。学习时要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别的可以先不去考虑。”
这时，罗荣桓对林彪的“背语录”做法也产生怀疑。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他说：“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经过调查，罗荣桓进一步明确认识到林彪的做法是背离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回京后，《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报道，其中有他调查时的讲话，征求他的意见。罗帅向来不喜见报，这次却同意发表，无疑是公开向林彪打个招呼。
四月下旬，林彪指示解放军报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军报准备“五一”开始刊登，对林彪提意见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4月13日军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出席会议的常委有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和林彪。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等。讨论时，林彪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罗荣桓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有毛病。”
林彪装作不知：“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荣桓示意梁必业，将有关的段落读了。
林彪板着面孔，恶声问罗荣桓：
“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呢？”
罗荣桓坦率地说：“庆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
‘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林彪半天没吱声，看到无人发言，便阴阳怪气地说：
“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没等他说完，林彪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喊着“好吧！散会！”站起来拂袖而去。
与会的元帅和将军们，对林彪的突然发作，感到惊讶。罗荣桓竭力克制愤怒，拿着文件的手有点发抖，他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会议室。
会后，罗荣桓几天心情都不好，夫人林月琴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
对这个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去，只好向中央反映。
他打电话给邓小平，邓小平觉得问题很重要，到书记处会上讨论，大家都同意罗荣桓的意见。1977年邓小平提起这件事曾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林彪气冲冲离开会场以后，经常发火，暗中算计要报复罗荣桓，想给他扣上“反党”帽子，寻找攻击他的“炮弹。”
几天后，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到罗荣桓家汇报民兵工作，谈到某省军区副司令下去核查工作，了解一个县非正常死亡3万多人，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有个秘书问动员处长为何不反映？处长说，首长不反映，我也不敢。
罗荣桓听了，心情非常沉重，他严肃指出，这是一个党性问题。他立即将肖华请来，结合贯彻农村工作“十二条”，决定发一个指示，并以总政名义写个建议，指出各地驻军要及时反映地方动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参加一些地方工作等。
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传达。
部队向地方工作提意见，一年前彭德怀做过，结果被罢官。如今罗荣桓又如此做，林彪抓住把柄，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说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关系易搞坏，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利，易发生军队与地方对立等。毛主席批示肖华，照林彪的意见办理，总政那个建议停止执行。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可林彪为了打击罗荣桓，现在又搬出来当“炮弹”了！
有一天，林彪当着罗瑞卿和海军某领导人的面，冷冷地说：
“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啊！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罗瑞卿和海军那个干部听了不语。林彪看他们不表态，突然气势汹汹地对罗瑞卿说：
“听说这也是你的意见，我就是反对你们！”
罗瑞卿看过总政给书记处的报告，根本不是什么向地方开炮，于是他回答说：
“我没有。”
“没有？”林彪逼着问：“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回答：“要是查到我有这样的主张，我承担责任。”
海军那个干部见此情景，起身告辞。
林彪对他说道：
“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不要听。一个新鲜事物，总是有人反对的。”
林彪说的“新鲜事物”，指的就是“带着问题学”那一套。
第二天清晨，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要他对此事保密，还假惺惺地说是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其实是怕罗荣桓在党内的极高威信，怕整他毛主席不会同意，反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一面叫罗瑞卿不要公开，一面继续攻击罗荣桓反党，甚至说他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
暗地里，林彪指使他的老婆叶群，放出谣言，说林彪把解放东北的功劳，分了一半给罗荣桓。谣言造的太拙劣，说明林彪贪天之功，把解放东北的胜利记在自己帐上。而罗荣桓早在辽沈战役的敌工会上指出：我军的伟大胜利，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斗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援的结果。至于讲到领导者，这就要看到十九位中央委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作用。
叶群是蛇一般的女人，过去挨过罗荣桓的批评，怀恨在心，一直挑拨林彪对罗荣桓的不满，现在正好借题发挥。
原来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在晋西被阎锡山的兵误伤，回到陕北，以后又转到苏联养伤。在莫斯科，林彪和一个在苏联学习的女同志关系密切，合照过一张双人像。后来林彪回到延安和叶群结了婚，这事叶群也知道。
1947年，那个女同志从莫斯科回来，路过哈尔滨，肖向荣想留她在宣传部门工作。叶群知道后，恐怕林彪思念旧情，打破了醋坛子，竟然无法无天，假冒罗荣桓的名义，给中央发了电报，要求把那位女同志调离东北。
中央复电给罗荣桓。罗荣桓感到奇怪！一查，原来是叶群捣的鬼！罗荣桓把叶群找来，严厉批评她这种错误行为。叶群抹着眼泪作了检讨，但心里一直对罗荣桓不满。
罗荣桓大公无私、肝胆照人；林彪胸怀狭窄，阴险小气。
罗荣桓逝世三年后，林彪仍不放过。在文革中，林彪有一次恶狠狠地说：“什么林罗，林罗！林罗从来就不是一回事！”文革开始，他叫叶群在总政治部大会上，宣布罗荣桓“反毛泽东思想”，把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打成“阎王殿”，把总政主任肖华打成“大阎王”、许多部长打成“判官”。叶群还叫吴法宪贴林月琴的大字报，造谣说林月琴是一个什么“寡妇集团”的头子，把她全家赶出了北京。
罗荣桓元帅一生光明磊落，不矜不伐，为革命鞠躬尽瘁、忍辱负重，因此才能顾全大局，赢得胜利。他的一生诚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