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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藏战国楚竹书》有作伪嫌疑

《上博藏战国楚竹书》有作伪嫌疑

     近读《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发现有许多可疑之处，现将问题列在下面，以便求教于海内的方家。  

                            一、上博的“孔子诗论”和“周易”的文字非古蝌蚪文

从已出土的先秦竹书古文字看，主要以蝌蚪文字为主，即近年湖北郭店、包山等地古墓葬出土的文字。据史籍记载，汉代孔壁出土的毛笔墨书竹简文字和三国时期在魏国（战国），即今河南汲县出土的古代简书文字，皆称为蝌蚪文字。古人之所以以蝌蚪命名，主要是根据古代简书文字的字型，也就是说，先秦的简书文字像蝌蚪形状，多圆形笔划，像蝌蚪的上身，多弧形细尖的笔划，像蝌蚪的尾巴。蝌蚪文字以当代郭店出土的古文字最为典型。就是写在石片上的《侯马盟书》（非简书）因政治原因采用金文的间架结构，而用毛笔墨书，也是用的蝌蚪文字的笔法，即收笔时笔划细尖。
上博的《孔子诗论》的文字，其字体为扁方右上斜为主，与郭店的蝌蚪文字相比，少用圆笔，是方笔中夹杂圆笔，不似郭店蝌蚪文字圆笔的浑然一体。且《孔子诗论》文字的书写工具可能是硬笔，而非毛笔，关于这一点从书写者的落笔和收笔的横断中可以看出。这种以现代硬笔的书写方法加上蝌蚪文字的结构以及蝌蚪文字的元素————圆笔的书写方法，简便易行，只是在落笔和收笔的过程中时现楷书和隶书笔法，其中的圆笔提示人们这是古文字。使人临写时如同抄写某同事的笔迹，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这种文字虽然具有蝌蚪文的元素，80%以上不能算作是蝌蚪文。
《孔子诗论》在行文方面也与郭店楚简不同，在郭店楚简中，当孔子说话时用“夫子曰”或“子曰”，而《孔子诗论》则用“孔子曰”。如果“孔子诗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此时距孔子生活的时代不远，当是孔子的后人或弟子在讲学、传授，按照惯例应称“夫子曰”或“子曰”，如郭店简书所称，直呼“孔子曰”似是现代或汉代以后人的口吻。
《周易》的文字书写时，多以楷书侧锋落笔，横划的用力为两头重，中间轻，与郭店蝌蚪文相反，是楷书的笔意，撇、捺等笔画，在郭店蝌蚪文中应为弧形，收笔时逐渐细尖，在《周易》中这些笔划在该少用力时皆加重笔力，收笔时形成粗重的钝笔。
《孔子诗论》和《周易》两篇是上博藏竹书中最为重要的两篇，《孔子诗论》可能是用硬笔所书，《上博藏战国楚竹书》第七册有《吴命》一篇，与《孔子诗论》系同一人所写，此篇是用毛笔所写，但缺少毛笔的味道。《周易》是用毛笔书写的，却也写得毛笔之韵少，硬笔之意多，且《孔子诗论》较少使用圆形笔划，两者也少用弧形细尖的笔划，所有这些使得两篇的文字都不能算作是蝌蚪文字。
在历史上虽然汉代和三国时皆有蝌蚪文字的出土，但由于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的人们根本就无法将出土的文字保存下来，这些古文字只能是昙花一现，看过这种文字的人，只能记得大概的形状————像蝌蚪，所以后世以想象来制造的伪古文字细尖的笔划以像蝌蚪的尾巴，如汉代的《说文解字》中所谓的“古文”，三国时魏国的《三字石经》皆如此。郭店竹书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真确的蝌蚪文字的实物证据，使我们这一代人及后代人有幸目睹蝌蚪古文字的真容。照理郭店竹书出土后为作伪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使作伪者在仿制时更为方便，由于郭店竹书被认定为“战国楚文字”，《孔子诗论》和《周易》的书写者显然不知道郭店竹书就是典型的蝌蚪古文字，即先秦的简书文字，他们在书写时为了与郭店竹书有所区别，只在间架结构方面模仿郭店竹书，而以现代硬笔书法的钝笔作为一笔的结束，两篇大多如此，而非蝌蚪文字的弧形细尖的笔划。也就是说，以前模仿蝌蚪文字只能模仿蝌蚪的尾巴，郭店出土真正的蝌蚪文字后，《孔子诗论》和《周易》的书写者只模仿了蝌蚪文字的上身及五脏六腑，大多数去掉了蝌蚪的尾巴，因此这两篇的文字皆不能算是典型的蝌蚪文字。再以写在石片上的《侯马盟书》为例，其文字虽然不是简书文字，也是用毛笔书写的，收笔时也是逐渐减少力量，把笔划写得细尖，与蝌蚪文字的尾巴是一致的，这说明先秦墨书古文字是以笔划细尖为特征的，古人之所以如此写，主要是方便、快捷，省事、省时，不象隶、楷下笔、收笔时那么讲究，有那么多技巧，那么讲艺术，这一特征符合早期汉字的身份。既然《孔子诗论》和《周易》少有这样的特征，许多蝌蚪没有尖细尾巴，它们便不是先秦古文字。蝌蚪文是判断先秦简书文字的唯一标准。

                                   二、《上博藏战国楚竹书》文字多典型的楷书笔法

纵观七册《上博藏战国楚竹书》，除上述两篇外其他大多为蝌蚪文，其文字与郭店蝌蚪文相比，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是楷书笔法太多，几乎篇篇皆有。有的横折更是典型的楷书风格，如（三）P33、P34第一个“九”字，以及（二）P87“俤”字、“进”字，与“进”字同行的“子”字，横折的拐角处，皆提按分明，是典型的楷书笔法。也就是说，所谓的《战国楚竹书》夹有现代楷书的笔法。（二）P17三个“民”字皆结构松散，P23“亡備”、P30“以畜”、P95“教”、P101“以视”、P125“生”等字，皆楷法明显；（三）P94“唯”、P110“出于又”的“又”、P113第一、第三个“又”等字，楷法明显；（四）P27“心”字结构松散且楷法明显，P35第三个“之”是极为典型的楷书笔法，P38第二个“王”、P77“可”等字，楷法明显。（五）P31~P39皆为楷书笔法。这里所举只是部分，七册中还有很多。
《孔子诗论》的书写者，硬笔字写得匠气十足，也就是说，有比较稳定的特点，无论怎样写，用什么工具写，展现的只是那一个特点。七册中有好几篇皆出自此君之手，很容易辨认；《周易》的书写者，从其运笔方面来看，是属于那种楷书不太过关的一类人。大家知道，蝌蚪文是一种成熟的古文字系统，使用此种文字的人一般都是学者，或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上层人物，因此他们将蝌蚪文写得圆活、灵动，富于流动的气势。《上博楚简》除《孔子诗论》和《周易》两篇外的其他篇章，皆是蝌蚪文的低级仿品，有的形似墨猪，有的结构松散，有的楷书笔法明显，且是楷书笔法中非常低劣的那种，总之都是初级的仿品。在书画作伪中，有一种仿得非常像的那种，叫“高仿”，《上博楚简》的大多数只能称得上是“低仿”，是仿得不好的那种。

                                       三、材料分析

1、竹简
a.所谓竹书，就是由竹简编联成书，因此在选取竹简时以笔直的为好，如郭店竹简多为直简，少有弯曲。上博楚简中弯曲的竹简太多，从竹简的纹路来看皆为自然生长弯曲，并且是朝左右两侧弯曲，很明显非成简后外力所致，这样的竹简很难编联成书，即使编成了也是次品，不便翻阅，弯曲的竹简太多不符合古人制作简书的习惯。现将上博竹书中竹简弯曲明显的册数和页码列在下面：（五）P32、P33、P36、P37竹简底部弯曲；（六）P151有弯曲竹简，特别是P129弯曲的很突兀；（七）P58、P61有弯曲竹简，P10弯曲竹简太多，这么多弯曲竹简根本就无法编联成书。亭亭直立乃是竹子的自然天性，即在古人选择直的竹子应该不困难才对，这里所举只是一部分。在上博楚简中，还有一类根部宽大的竹简，如(二)P95、P108、P111、P117、P129、P136、P137、P140、P141、P143等竹简，如果将这些竹简编联成书，便是一头大、一头小扇形的书，既不美观，也不便翻阅和携带，这些竹简皆不是古人制作简书应有的制式。
b.上博楚竹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至今至少两千年以上，但从披裂的竹篾的弹性和韧度看，完全不象是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的竹子。（一）P81、P85、P113；（二）P128、P129；（三）P35、P45、P64；（五）P85等，这些竹丝和竹篾的弹力、张力、韧度、纤细的程度都不是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的旧竹子所能有。（六）P33的竹丝、P40的竹篾、P42竹篾的尖端及P43竹简右侧的两个竹尖，皆是新竹由现代人经过化学方法处理过才能有的效果。
c.有的竹简残断处系新竹刚加工过的，非自然腐烂、蚀缺所造成。如（一）P15、P16；（三）P16、P63；（七）P97等，皆不是自然腐蚀的效果，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不再一一赘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七）P80、P84竹简上端和下端的规则的弧形缺口不是自然蚀缺，而是现代人用机器在新竹简上加工而成的印记，不可能是古人所为。
2、墨
在上博竹简中，有的字因墨中的水过多，而产生化掉的现象，如（七）P94之“天”字，P101之“而困”二字等。古人的墨和今人的墨不同，不一定会化，即使化，两千多年后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效果。

                                     四、古文字出国镀金是造假的前奏

中国出土的古文字一般说来是不会出国的，因为出土的古文字是中国的国宝，没有必要出国，再说国家也不允许古文字出国（包括香港）。出土的先秦古文字出国镀金是古文字造假的前奏。要保证古文字出土的真实性，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何时，何地，由何人挖掘出土，古文字造假者根本就无法提供这些信息。要绕过这些问题，古文字必须出国。古文字一旦成为“海归”，便无人、也无法再追查在何时、何地、由何人挖掘出土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因此，古文字的出国镀金，为古文字的造假者在国人面前耍花枪提供了魔幻舞台。即使不出国，到香港走一遭，效果也是一样的。马承源先生在《上博藏战国楚竹书》的“前言”中，开篇便说：“一九九四年春，在香港的古玩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一些竹简”，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接着马先生介绍竹简的基本情况：“据《郭店楚墓竹简》报告，郭店楚墓为一九九三年冬发掘，流散竹简（即上博简）为一九九四年春初现，则两者时间相隔不远。”又说：“简文字体，乃惯见的楚国文字。”关于竹简出土的地点，马先生更是矛盾百出：“但这批竹简由于不是发掘品，出土地点是否必为郭店墓地，亦仅是据情况推想而已，并无确证。”大家知道，所谓“出土”就是“发掘品”，既然“不是发掘品”，即为“仿品”，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出土地点”？连马先生自己也承认：“由于这些竹简是劫余截归之物，出土的时、地已无法知道，当时传闻约来自湖北。”至此，上博的这批竹简的“出土的时、地”也只是“推想”、“传闻”而已，“由何人挖掘出土”更是连提都未提。也就是说，上博竹简的来源是不可靠的。
现代伪造古文字者，大多以名家联手，高科技撑腰（碳14测定），因此要想打假比较困难。但只要是伪作，总会有漏洞。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李东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