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2610 bug:1952年：忠诚与诺言

1952年：忠诚与诺言

张文智

中情局58年前对中国那次失败的间谍行动，与其说是为了牵扯中国派往朝鲜的兵力，还不如说它是冷战格局下美国敌视中共政权的一个缩影；58年后，中情局拍摄的关于此事的纪录片，虽说是为培训新生代特工之用，但其中亦有冷战思维在作祟。

2010年6月15日上午，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中央情报局（CIA）总部大楼的放映室里，一群中情局特工正冲着两位老人——80岁的约翰·唐尼和83岁的理查德·费克图拼命鼓掌，亦有人上前寻求签名。

两位老人虽与电影有关，但这一幕却并非粉丝追影星。唐尼和费克图，是接下来将要放映的一部名为《极度忠诚》（Extraordinary Fidelity）的纪录片的主人公。

《极度忠诚》披露了冷战时期，美国于1952年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对华谍战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中情局的一架C-47“空中列车”军用运输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当场身亡，另有两名特工，即唐尼和费克图被活捉，并在中国渡过了漫长的牢狱生活。

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次“难以启齿”的行动。在两名特工被捕之后，即使两人向中国政府“把知道的都说了”，美国仍然坚持说他们是军方文职人员，并由国防部出面营救他们。而且这个弥天大谎一直说了20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转暖，二人才被释放回国。

多年来，美国媒体对于此事有过大量报道，但多为只言片语，在中情局的眼里，“篇幅过短且常有缺陷”。

2006年，中情局拿出了自己的版本：专门研究中情局历史的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杜宇莫维奇参阅了许多中情局的内部档案后，撰写了题为《极度忠诚：两名在华中情局囚犯1952-73》的文章，在中情局内部刊物《情报研究》2006年第四期（总第五十册）上面发表，中情局网站也转载了这篇9000字的长文。

如今，中情局又将此次行动拍成了纪录片，“仅供内部参考”。在6月15日的放映现场，除了美联社记者罗伯特·伯恩斯为圈外人士，其余观众均为中情局特工。

唐尼和费克图，这两位当年意气风发地参与行动，却狼狈地被中国政府活捉并长期关押的前中情局特工，在这一刻是否会想起曾经的中国岁月发生的细枝末节？

1952年11月29日晚，一架暗绿色的C—47“空中列车”军用运输机由美军在汉城（即首尔）的军事基地呼啸升空，沿着朝鲜半岛东海岸向北飞去。飞机上面共有4个人，其中31岁的罗伯特·斯诺蒂和29岁的诺曼·施瓦茨是飞行员；另两人便是时年22岁的唐尼和25岁的费克图。

当时，唐尼和费克图是刚成立5年的中情局的准军事人员，唐尼出生于康涅狄格州，1951年6月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中情局。费克图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他加入中情局的时间比唐尼晚了几个月。两人在大学里都是校橄榄球队队员，性格外向，颇具幽默感。

唐尼和费克图此行的任务，是利用“空取器”接回中情局派往中国东北刺探情报的特务李军英。“空取器”是一种升降装置，由安装在机身外面带滑轮的铁臂、电动绞盘和用钢丝联结的钩子组成。当飞机做低空飞行时，飞机上的操纵人员会放下钩子，钩住横挂在两根柱子之间的一条线，那条线连到特务的安全带上，然后电动绞盘会把他吊上飞机。

这趟任务本来不该由唐尼和费克图执行。当时先是确定了执行任务的飞机驾驶员——来自中情局下属民用航空运输公司（CAT）的罗伯特·斯诺蒂和诺曼·施瓦茨，两人此前曾接受过飞机不着陆接人的技术培训，且愿意执行这项任务。

至于在飞机上操纵电动绞盘的人选，中情局最初打算使用中国籍特务，后又担心他们技术不够熟练；继而打算派两名受过此项培训的CAT人员，却因他们不具有参与此次行动的资格而放弃。于是，从11月24日开始，唐尼和费克图经过短暂的训练，便匆忙出马了。

1952年11月29日这天晚上月光皎洁，能见度良好。C—47绕过地面的防空火力网，飞越鸭绿江，于午夜时分来到吉林省东南部安图县老岭区的雪原上空，那里便是唐尼他们与地面人员约定的接头地点。

在这段耗时将近3个小时，约600公里的航程中，初次执行这种任务的唐尼和费克图没有任何紧张情绪，这多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味。

看到地面上出现正确的识别信号后，唐尼和费克图推出食品和物资，作为此前中情局投放此地的一个特务小分队的给养，然后C—47飞机离开接头地点，以便让地面的特务有时间架设接人用的柱子和绳索。

约45分钟后，飞机飞回，在做了一次空中接人的预热后，唐尼和费克图打开机舱门，将“空取器”架设好，准备真刀实枪地接人。然而地面上，几门高射炮发出了怒吼，炮弹在月光的映照下拖曳着火花，呼啸着飞向C—47飞机。飞机中弹后滑行了一段距离，坠毁在树丛中，机身断为两截，机头朝上。两名飞行员当场死亡。

在此之前，为了防止操纵电动绞盘时摔出飞机，唐尼和费克图已经用安全带把自己固定住了，因此飞机中弹没有使他们摔下去。两人只是在飞机坠落时受了些擦伤和震荡，其中费克图的脑袋被撞了一个大包，大到“可以把大衣挂在上面”。

这时，地面上的中国战士冲了过来，活捉了两名中情局特工。

■ 第三力量

按照中情局的版本，中国部队“非常粗鲁地”将唐尼和费克图五花大绑，带到附近一所房子里，据称可能是安图县派出所。在那里，两人见到了他们此行想要接走的中国籍特务李军英，还看到一名身穿皮夹克，腰挎手枪的中国军官。该军官用英语对唐尼说：“你是傻瓜！”

随后，两名特工被十几名武装警卫押送到沈阳。在那里，他们被戴上脚镣，并被单独监禁。

后来人们在谈论中情局这次失败的行动时，总会把它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联系起来：美国曾想在中国大陆发展特务组织，开展反共游击战，以牵扯中国派往朝鲜半岛的兵力。

但唐尼和费克图的这次任务，实际上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美国秘密实行的“第三力量”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美国政府很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大陆出现一个倒向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于是产生了组建所谓“第三力量”的念头，即不与国民党政权合作，单独培训一批中国间谍（地点在太平洋的塞班岛，唐尼和费克图即负责培训工作），空降到中国大陆，联合当地的反共游击组织，搞破坏和心理战，从而动摇、瓦解共产党政权。因此，与其说唐尼和费克图的行动与朝鲜战争有关，还不如说它是冷战格局下美国敌视中共政权的一个缩影。

 当唐尼和费克图参与“第三力量”项目时，中情局因为经费紧张，一再延迟在亚洲训练空投到中国大陆的间谍的计划。直到1952年4月，第一支由4人组成的“第三力量”特工小分队才被空投到中国南方，之后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紧接着，中情局又组建了第二支“第三力量”小分队，由5名中国特工组成，唐尼负责对他们进行训练。1952年7月，这支小分队被空降到吉林省靠近朝鲜边境的山区，中情局也很快通过无线电与小分队建立了联系，还于8月和10月两次给小分队空投补给物资。9月，中情局又空降了第六名特工，即前文提到的李军英，作为通信员。

11月初，小分队向中情局报告说，他们已经联系上了当地一名“对中共政权不满的将军”，并得到了相关的行动文件，如官员的名册等，要求将携带这些文件的通信员李军英用飞机接运出境。

让中情局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中国政府已经捉拿了第二支“第三力量”小分队，并设套诱使中情局派飞机前来接人。就这样，唐尼和费克图踏上了注定要失败的中国之行。

■ 谎言

唐尼和费克图被捕后，中情局和CAT合作编造了一个谎言，说唐尼和费克图是军方的文职人员，乘坐“一架往来韩国和日本的包机”失事身亡。

虽然这只是一个谎言，但中情局远东司也倾向于两人已经身亡，而不是被中共活捉，在他们看来，这两名特工中哪怕有一个人被活捉，中共肯定早就拿出来大肆宣传了。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在加紧对唐尼和费克图的审讯。两人起初说自己是CAT的雇员，以掩饰真实身份。但中国的审讯员马上揭穿了他们的瞎话，因为这与美国官方声称的二人是“军方的文职人员”的说法明显不符。

二人对于被俘时身上所携带的物品也不能自圆其说。中国部队在俘虏唐尼和费克图时，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一张美国军方航空测绘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吉林省安图县地图，图上标有一个箭头，直指他们被击落的安图县老岭区。另外，他们身上还带有一张中英文对照的会话表，上有“我是朋友；请你帮我；我渴/饿/冷/病了/受伤，带我去中国医院；中国兵顶好；你有暖和衣服吗”等简单句子。

两人见无法抵赖，只好承认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还指认了另外几名在日本美军基地受训、后来潜入中国的特务。

1954年11月23日，唐尼和费克图站在军事审判庭的被告席上，等候宣判，这也是两人被捕两年后的首次见面。最终，唐尼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主犯被判无期徒刑，费克图则作为从犯被判20年监禁。

 中国宣判两名美国间谍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矢口否认向中国派遣特务的行为，并仍坚持唐尼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在日本雇用的文职人员”，美国一直认为他们在1952年11月从朝鲜飞往日本的途中死亡了，至于“他们如何落入中共之手，美国不知道”。

为了统一口径，中情局一个专门负责处理此事的特别委员会还与五角大楼协调，向约20多个了解两名特工真实身份的人打好招呼，掩饰两名特工的身份。这20多人包括唐尼和费克图的家人、3家保险公司和两家银行的高层、几名律师等，这个谎言一直说到两人获释。

1954年底，中情局这个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小理查德·比塞尔建议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施压，使二人早日获释，但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反对这样做，因为：依据国际法，道理是在北京方面。

后来，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斡旋下，中国分两批释放了抓获的15名美国间谍，但在这15人当中，没有唐尼和费克图的名字。实际上，此前在一次讨论释放朝鲜战争的战俘时，中情局曾要求战俘名单中包括唐尼和费克图，但被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因为“若把军方和文职人员混为一谈，北京可能会否认前者的战俘身份，结果所有人都将得不到释放”。所以，在华府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名单中，并不包括唐尼和费克图。

1971年4月，中美进行了乒乓外交，不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密访北京，为尼克松于1972年初访问北京“探路”。

唐尼和费克图成为中美关系回暖的首批受益者之一，1971年秋天，二人被带到北京的百货公司购买新衣服和外套。当时费克图还对唐尼说，“他们要么是打算放我们出去，要么是还要关我们20年。”

费克图还真猜对了，这年12月9日，他在中国坐了19年零14天的牢之后，被中国政府释放；1973年3月12日，唐尼也遭获释。

回国后，两人成为中情局东亚司的官员，还因“英勇表现”而获得杰出情报勋章。1976年，费克图从中情局退休，回到母校波士顿大学任教，直到1989年才退休。唐尼比费克图晚一年从中情局退休，回到家乡康涅狄格州当了一名法官。他还于1975年娶了一名华裔妻子，妻子的家乡就在东北，离当年他被俘的地方不远。

 可以说，关于这段历史，虽然尼古拉斯·杜宇莫维奇的文章有点为中情局涂脂抹粉的“美式主旋律”的意味，但在此之前，还没有关于此事的详细介绍。如今这部名为《极度忠诚》的纪录片虽然只是在中情局内部放映，但美联社记者罗伯特·伯恩斯在受邀观影后的报道，再一次让认们对于此事有了更多了解。

在这部长达1个小时的片子里，曾执导过“9·11”恐怖袭击纪录片的导演保罗·温默重现了事件，包括唐尼和费克图的飞机遭伏击，以及两人在中国监狱面临严厉审讯等场景，其中一些外景还是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前疯人院里拍摄的。

用中情局现任局长、意大利裔民主党人里昂·帕内塔的话说，“目前中情局半数以上的特工都是在过去9年内加入的，对于他们而言，该片应当成为—部宝贵的教学片。”

那么，中情局希望他们的特工从片中学到什么呢？罗伯特·伯恩斯这样写道：

（唐尼和费克图被捕事件）有如下几条教训：

负责训练特工的官员不应该执行如此秘密的任务。由于负责培训工作，唐尼为投放到中国东北的中国籍特工所熟悉，因此当他被捕时，那名中国军官才会对他说“你是傻瓜”，意即以他的身份，不该来中国。

该行动还有一个失误之处，即在太平洋塞班岛接受培训的中国籍特工由于整日生活在一起，难免会了解彼此要执行的任务，因此当一个小组被控制之后，将危及后面执行任务的小组。

中情局成立60余年来，执行过无数秘密任务，失败的亦为数不少，为何偏偏选中这起事件呢？《香港经济日报》评论称，所谓见微知著，从这样的选材来看，中情局以至美国政府都视中国为美国潜在的最主要竞争对手，并而通过这样的内部教学片，使得新一代特工有了中国“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