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嘉南京分公司:《福乐智慧》和喀什噶利亚的大唐遗风

《福乐智慧》和喀什噶利亚的大唐遗风 
--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
 
2006年3月7日 17:21   新疆天山网  陈学迅 


　　 
    题记： 

    这里我们把喀喇汗朝的领域改称"喀什噶利亚"，是因为美国学者W.M.麦高文在《中亚古代史》中这样写道： 

    "紧接土耳其斯坦南部之东，便是塔里木河流域，通常称为中国土耳其斯坦。这个名称用在历史上其实不甚妥当，因为这一地区，在公元第九世纪以前，并无大量的突厥族人或任何其他的土兰尼安人居于该地。（按土耳其斯坦之义为"突厥人所居地"）因此我们毋宁采取格罗塞氏（M·Grousset）之例，从其首邑喀什噶尔之名，称其为喀什噶利亚。" 

    本文取这段文字的分析，用"喀什噶利亚"（Kashgaria）这美丽动听的名字称呼整个塔里木河流域，她的中心就是今天的中国西部明珠----喀什噶尔。 

    公元1070年喀喇汗朝的著名学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王朝首府喀什噶尔完成不朽名著《福乐智慧》，最初原本是用自上而下的回鹘文写成的，后来有人用当时流行的阿拉伯字母不同文体的古维吾尔文和回鹘文把它抄录下来，分别向西流传到纳曼干、开罗和赫拉特。到了近代土耳其学者把发现的三个抄本汇总，分别出版了它们的原文影印本，1947年又出版全书的拉丁字母表音转写本，1959年专门出版了土耳其语的散文体译本。1971年苏联塔什干出版了乌兹别克文的《福乐智慧》，在这之后相继出现了俄文译本（莫斯科，1983），维吾尔文译本（北京，1984），英文译本（芝加哥，1984），汉文译本（北京，1986），哈萨克文译本（阿拉木图，1987），吉尔吉斯文译本（比什凯克，1993）。《福乐智慧》的《序言之一》公开宣称："此书极为尊贵，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这里"马秦"指的是当时是宋朝，"秦"指的是契丹的辽朝，两者都是中国。他们通用的语言就是汉语。"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指的是汉语文化。《福乐智慧》作为宣扬汉语文化的书，为什么会出现在喀什噶利亚？它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如果它是必然现象，那它的源头又在哪里？《福乐智慧》的思维方式是否属于中国的实践哲学？如此种种在《福乐智慧》研究中并未得到解决。本文想就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讨论和探索，希望能和专家同仁一起切磋-- 

    一、《福乐智慧》的教育思想来自于大唐遗风 

    人们细读《福乐智慧》都会发现，贯穿全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呼唤君王及其臣民都来追求知识，认为"世人学得了知识美德，自能行为善良，品行端正"，就能安邦治国，所以国君要"以知识引导黎民"，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教育兴国。《福乐智慧》的这种思想到底来自何方？是来自西方的阿拉伯伊斯兰教还是来自东方中国的本土？现在就让我们用事实说话-- 

    1、汉语记载着喀什噶利亚的历史 

    史料最重要的来源乃是文字的记录。著名的苏联学者巴尔托里德（V.V.Barthld1869-1930）在《中亚简史》中写道： 

    "我们关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7世纪间的中亚所能知道的一切，几乎都取自中国史料……我们关于大宛（费尔干）、新疆定居区和中亚草原牧民的最早知识也要归功于中国人……中国人从中亚传入了葡萄和苜蓿的栽培方法……大宛居民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打制金银用具和铁制武器。在伊斯兰教传入的最初几个世纪，这些手工艺在费尔干仍很兴盛。"（P5） 

    "唐代（从618年始）中国的政治势力达于顶点。这一时期的中国史料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土耳其斯坦物质和精神文化较为详细的资料……在库沙尼亚（指中文史籍中的屈霜你迦、贵霜匿、亦称何国-笔注）城附近有画有壁画的建筑物，北面墙上画的是中国皇帝，东面墙上画的是印度婆罗门和突厥可汗，而西面墙上画的则为波斯王和罗马皇帝。"(P8) 

    "《福乐智慧》一书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他在突厥文学中开创了一个'喀什'时代……那个时代仍保有以前突厥与汉族文化紧密联系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汗的称号中。《词典》（指《突厥语大词典》-笔者注，下同）收有一已见于西辽的官职的汉名tayangu,(《词典》，Ⅲ，281)，该词相当于阿拉语的hajib（侍从官）……还有已见于鄂尔诨碑文中的Kunqiu （公主）这个词，用作夫人……《词典》表现物质文化的许多词中，引人注意的是ulatu这个词（《词典》，Ⅰ，122），表示'系在胸前用来擦鼻子的丝绸块'……古代和中古不论在希腊和伊斯兰世界都不用手帕。西欧第一次在15世纪当他们与远东中国文化接触后才使用这个东西。而中国从古代就使用它。在中国的影响下，手帕也在蒙古人中使用。11世纪突厥人使用手帕，应看作远东文化的影响。其二、《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二册第93页记有拜城维吾尔学者毛拉·穆萨·赛拉米于公元1903年著有《安宁史》，1908年著有《伊米德史》。有趣的是作者在《伊米德史》中专门写了一章"唐朝皇帝信仰伊斯兰教"的"历史"。显然，这是作者杜撰的。但却从反面证明大唐文化的遗风，从公元725年至1908年，在喀什噶利亚的广大维吾尔同胞的记忆中，一直没有停息过。 

    二、《福乐智慧》的思想方法属中国实践哲学体系 

    《福乐智慧》的创作意图是要"安邦治国"，作者为此设计了一套君王要"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正确、妥善的对待自己、对待各级官吏和群众的治理国家的方法。这是怎么产生的？有学者认为这里有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影响的因素。这就涉及到一个重大哲学问题，即东西方哲学体系的区别。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这样写道: 

    "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面积同欧洲相比大致相同，而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许多方面，他们与我们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的竞争'中，有时我们超过他们，有时他们超过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能力以及经验地理解自然界的能力方面，我们双方彼此相当（如果人们进行对等比较的话），我们双方都具有借助相互交流使对方收益的能力。在思考的严密合理性的思辨方面，我们则明显高于他们。除了在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对非物质事物的认识--即在那些有足够理由视之为我们自身的科学--以外，我们在数学--即通过理解从具体事务中抽象出来的思维方式--方面显然比他们出色得多。" 

    "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同他们相比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还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领域，即在生活和人类日常习俗方面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们肯定是相差太远了。承认这一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我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中国人为了使自己内部尽量少产生摩擦，把公共的祥和、人类共同生活的秩序考虑得何等周到，较之其他民族的法律不知要优越多少。" （参阅《2000年西方看中国》上卷，周宁编著，第466~467页，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 

    上述论述表明，哲学分成西方的思辨哲学和东方的实践哲学两大体系。所谓"思辨哲学"总是将超感觉的存在（世界）看作高于优于感觉的存在（世界），为此必须借助于理性的功能，其根本手段乃是运用逻辑的方法去达到追求的目标，从而建构概念范畴体系，并力求圆满完全（大而全），囊括宇宙万事万物，最后对世界作出完整圆通的解释说明；而"实践哲学"则相反，它反对将超感觉世界看作是真实的存在，不再致力于建构大而全的概念范畴体系，而是始终强调人的行为、强调人的实践的首要性，坚持引导人们去实践、去行动。（参阅黄颂杰著《走向实践哲学》）由此把《理想国》与《福乐智慧》进行比较，两本书尽管都是几个人物之间的对话，但《理想国》从头到尾描述的是一场关于"正义"理念的辩论，从中引出了"理想国"的概念。在辩论中现实世界--当时的希腊是城邦国家--的经验很少，更多的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传说。当然，神话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正因为是神话，所以全书才命名为《理想国》，是现实世界中没有的。简单地说，柏拉图的《理想国》纯粹是一场理念的推演，是利用辩论对方"否定"的概念，反证自己理念的正确。这一点，只要认真读一读《理想国》这本书就可以明白。相反，《福乐智慧》完全没有这种逻辑辩论的反证，全书传述的是人类的经验，其中有许多当时流传的回鹘（可能还有其他突厥语族）部落祖先、头人、伯克的箴言、遗训和教导，是实践后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专门撰写了君王自己和属下的9种官吏应该具备的条件，条条离不开孔子（公元前551-479年）的"正名"思想。 

    何谓"正名"？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著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对此有专门论述。原来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暴君不断，邪说流行，经常发生臣杀君，子杀父的大乱事件。例如公元前607年晋国赵穿杀了晋灵公，公元前548年齐国崔杼（zhu）杀了齐庄公，公元前559年卫献公被赶出国外，公元前510年鲁昭公被赶出国外后死亡……对此当时有人评论，说什么"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认为国家结构、君臣相对位置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在孔子看来是"犯上作乱"，鼓励杀君杀父，从而导致社会崩溃，天下大乱。对此孔子认为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其要害就是要"正名"，所以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一生都在追求恢复周礼，其具体内容就是他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意思是：做君王的人应具备君王的品行，做臣子的人应具备臣子的品行，只有这样恪守自己的行为规范，才能保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联系到《福乐智慧》作者生前所经历的喀喇汗朝的历史，正好也是臣杀君，子杀父，兄弟之间残杀层出不穷的时代，并由此引发出喀喇汗朝内部的连年动乱。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看来，要治理这样的国家，只有"正名"。但《福乐智慧》的引进不是简单的"正名"词语的翻译，而是不厌其烦地把它细化成君王本人和他属下9种官吏的行为准则。
特别是《福乐智慧》描写了君王手下的"御膳监"（第36章）和侍酒官（第37章），这在政府中本来是级别不高的官员，但作者鲜明地指出： 

    "身为人君，敌人一定不少， 

    敌人总汇对他设下圈套。 

    御膳监倘若不可靠或者不贤， 

    饭菜就会给国君带来危险。"（第2834~2835双行诗） 

    "饮食会危及国王的生命， 

    饮食的滋味也取决于厨师和酒官。 

    倘若厨师和酒官人不可靠， 

    国王想安心吃喝就实在困难。"（第2890~2891双行诗） 

    作者对御膳监和酒官都特别强调了他们对国王应该"忠实可靠"（第2831双行诗）、"忠心赤胆" 

    (第2885双行诗)。这些描写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很明显，"犯上作乱"不忠诚，是当时喀喇汗朝王庭多变的重要原因。著名的《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就是因为父亲被毒死而出走的。由此也可看出，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为了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昌盛，可以说真是用心到了极点。《福乐智慧》全书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中国实践哲学思维，它所说的"安邦治国"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喀什噶利亚的喀喇汗国。硬把《福乐智慧》的成功说成受到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完全是本末倒置，在客观上是受了长期"欧洲文化中心论"的不良影响，有意无意在贬低我们先哲、特别是古代维吾尔圣贤的智慧和创造力，这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一点好处也没有！ 

    《福乐智慧》的作者把儒学的"正名"思想，细化成君王和他属下官吏的行为的准则，使"安邦治国"策略可操作性更强，这在客观上真实反映了《福乐智慧》的思想方法，的确属于中国的实践哲学体系。 

    三、《福乐智慧》留给我们的启迪 

    我们应该看到，《福乐智慧》作为古代维吾尔文学的代表作，并不是一部十全十美的作品，比如它对女性的评价就很有问题；除此以外，书中觉醒这个人物极其复杂，他那厌世隐居，逃避现实的哲学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苏菲主义的潮流，也给后世的民族留下了种种负面影响，很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认识。但这一切都瑕不掩瑜，《福乐智慧》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福乐智慧》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这不仅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个人的成就，而且也是整个维吾尔族的光荣。她代表了维吾尔语言文化的历史走向。如果从作者个人的学者身份进行分析，那么《福乐智慧》这本书留给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启迪实在太多了-- 

    启迪一：民族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在民族的内部 

    打开《维吾尔文学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就可发现，《福乐智慧》前面的都是口头创作和佛经翻译文学，唯有《福乐智慧》才是维吾尔自己的学者、用自己的语言--回鹘文、在中国的国土--喀什噶利亚 

    创作的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作者的境遇不太好，他曾"离乡背井，漂泊四处"，由于亲眼见到百年战争的灾难和人间的疾苦，才萌发了写书的愿望，要"为读者引路，导向幸福"，通过长期的努力才写下这部传世宝典，从而把维吾尔文学推向新的高度。这清晰地告诉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在民族内部。我们知识分子都应急流勇进，应像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那样不断进取，主动挑起发展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 

    启迪二：民族学者应该引导民族文化意识前进 

    翻开喀喇汗朝的历史，那里发生过一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鹘人消灭信仰佛教的回鹘人之间的战争，其根本原因就是那充满血腥味的宗教狂热在作祟。面对这空前灾难的潮流《福乐智慧》勇敢呼唤停止战争，推出"安邦治国"的大计；呼喊君王"修己安百姓"，"以人为本"，大兴教育，结果王朝带来了短暂的安定、祥和与发展，并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充分说明民族要发展，所有知识分子都应像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那样，站在时代的前沿，积极引导民族文化意识前进才能成功！ 

    启迪三：民族学者应该努力提高自己文化素养 

《福乐智慧》全书为诗体作品，共计6645双行诗；书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社学、文化、教育、外交、语言、天文、数学、地理、婚姻、伦理道德等诸方面；作者从上到下，对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了细致观察和研究，记录了许多草原部落的伯克、头人、贤达和名流的箴言、俗语和告诫；在书的结构上设计了国王"日出"、大臣"月圆"、隐士"觉醒"、大臣儿子"贤明"四个人物，用对话围绕"安邦治国"的主题展开叙述和描写，有人物形象、心理活动、社会生活和矛盾冲突，其逻辑十分严密；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作者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不仅有驾驭全社会的能力，而且拥有深入分析社会各阶层的知识。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是真正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文化巨椽。今天的时代正在呼唤这样的大师。我们知识分子要肩负起发展民族文化的重任，就应该像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那样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启迪四：民族学者应该时刻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任何一个国家的主体乃是基本劳动群众，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书中把目光投向了构成社会的主要群体黎民、哲人学者、医生、星占士、诗人、农民、商人、牧人、工匠、贫者、仆役等十四种人，呼喊君王要停止战争，不要鱼肉百姓，要善待和尊重他们，这实际上是在保护他们。作者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广泛地考察了民间的疾苦，把握住了时代的症结，从而创作出像《福乐智慧》如此辉煌的作品，推动民族文化向前。因此，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福乐智慧》的道路，经常到劳动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保持和他们的联系，反映他们的要求和呼声，从本质上把握时代的走向，像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那样成为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 

    结束语 

    《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维吾尔族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她能屹立在神州大地，绵延数千年，必定有她的独特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已经充分地体现在《福乐智慧》这本书里，那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维吾尔族始终在追求生存和发展，不断开掘维吾尔语言文化的巨大潜力，并把汉语文化当作自己发展的重要资源，与汉语文化一起共生，从而创造了走向世界的《福乐智慧》维吾尔语言文化的精品。《福乐智慧》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典范！ 

    今年正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喜庆，也是《福乐智慧》创作成功935年纪念今天我们讲述《福乐智慧》出现在喀什噶利亚的缘由，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公元840年回鹘西迁，带着大唐文化的神韵来到喀什噶利亚；公元1070年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带着大唐的遗风，从喀什噶尔走向了全世界。这里最重要的是兴办教育。只有教育才能使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福乐智慧》创作成功表明，汉语文化没有阻止和妨碍古突厥----回鹘文化的发展，相反，它是其发展的重要资源。   (原载200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