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曼战绩: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智慧

    人们常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智慧，当然不同的民族对智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中国人所代表的东方智慧观念，与洋人的西方智慧观念有很大差距。西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无非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流，都是理论家、发明家、创造家。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还是没有。中国人把诸葛亮视为最高智慧代表人物的理由在哪里？因为诸葛亮玩计谋、搞诈术的水平中国古今第一。 
    东方的智慧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的智慧标准是发明创造。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牛顿遇到诸葛亮，肯定被诸葛亮玩得像如来佛手心里的软糖一样，谁敢在诸葛亮面前谈天才。而按西方的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连一个高等数学方程式都解答不了，谁敢在牛顿面前谈智慧。
    中国有过一个数学家叫陈景润，一天到晚鬼迷心窍地搞什么“1＋1＝2”的数学猜想。当时周围的人都把陈景润视为呆子、怪人，要不是洋人抬举了陈景润，他一直会被认为是智商接近弱智者的痴愚人物。陈景润的论文登出后，中国的反应如同石沉大海，洋人却兴奋起来：“你们中国有个天才的数学家陈景润！我们要请他去讲学。”洋人给陈景润的痴愚平反摘帽，但仍有许多中国人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怪才嘛”。 
    西方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与自然斗争”能力的大小，把天才的美称授予那些揭示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发明家。东方则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 “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与人斗争”能力的大小。中国的聪明人标准是：精于为人处世，老谋深算，随机应变，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利用下级。不会做这些的，均被列入“老实”、“呆子”、“不识时务”不开窍愚昧人之列。中国有句格言：“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提到科学，有些中国人会不服气：“中国汉代的张衡最早发明了观测地震的蛤蟆罐，五代的祖冲之最早算出了高精度的圆周率，明代的万氏最早造出了载人的火箭飞凳……”。但我们也应该了解，张衡、祖冲之、万氏等人，都是历史学家为了和洋人争口气，硬从历史垃圾堆中发掘出来的稀有人物。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极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更不要说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了。
    西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抽象思维上。与孟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首创研究无生命物质世界的构造、运动和原因的《物理学》，并提出自然科学中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物质”、“空间”、“时间”、“运动”。亚里士多德还首先提出《方法论》问题，总结出“归纳”与“演绎”两种逻辑推理方法。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力”的抽象概念，并创立了力与运动关系的“运动定律”。在牛顿总结出著名的“力学三定律”后，宏观力学基本成熟，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微观力学又开辟了新的时代。可以说没有“力”的抽象概念，就没有今天的自然科学。
    与此相比，东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感性思维上。东方哲人虽不擅长提出抽象概念和创立法则定律，但却善于讲故事，把深刻的人生哲理用浅显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古代哲学都寓于名人的教诲和故事般的寓言中。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郑人买履”这三个寓言，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都一样，但中国哲人却无法把这些具体的寓言抽象升华为一个理性概念，洋哲学家则把中国哲人想要说而说不出来的内涵抽象概括为一个概念：“教条主义”。再比如“掩耳盗铃”、“疑人盗斧”、“罚人吃肉”三个寓言的意思也一样，中国哲人无法像西方哲人那样将这些寓言抽象为一个概念：“主观主义”。
    中国的寓言类似于西方的童话，但童话是给儿童看的，因为儿童的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差。而中国的寓言却是给成人看的，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寓言就是“成人的童话”。中国的国民性是什么？鲁迅无法用理性思维得出一个抽象的概念，只好借用感性思维的寓言方式，写了《阿Q正传》。当然鲁迅用感性思维的方法是用对了，因为中国人对理性抽象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感，理性强的学说很难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接受。
    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科学”？其关键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创造出直接准确描述事物的“论文”体裁。西洋人把文字当作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中国人把文字当作卖弄学问的敲门砖，动不动就要来一点“赋比兴”的文学手法。如果请一位中国状元起死回生来描写一个化学实验，很可能会是这样：“当酒精灯烧得像早春二月阳光一样温暖的时候，放上一只少女眼眸般光碧晶莹的烧杯，加入宛如观音菩萨玉瓶里露珠的清澈洁净蒸馏水，即刻发生令人赞叹不已的奇妙化学反应，快似疾风，速比闪电……”。
    中国文人极其重视文字的华丽和表现的优雅，却非常忽视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经常不分场合滥用文采修辞，因此中国无法诞生西方式科学论文体裁。有人以为洋人读枯燥无味的科学论文是因为这些文章有实用价值，可是我们应该记得，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自然科学并不象现在，是毫无实用价值的“纯学术”。中国人大概很难理解洋人为什么会对那种枯燥描述自然现象的毫无文采的科学论文发生兴趣。
    有人以为中国在搞了科举考试以后，才出现重视文采不重视思想内容的倾向。其实中国重文采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汉代尚没有科举考试，但汉代的特产“汉赋”，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文采轻内容的文体。司马相如写了一篇《上林赋》，其受欢迎程度居然搞到洛阳纸贵，但《上林赋》除了通篇的美丽辞藻外，却没有什么实在的内容。
    由于中国人的智慧观，把写作文采当作智慧的标准，造成长年来中国文人华而不实的文风。古人也感到这种重文不重实的行文弊病，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过一个古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古人朴实的文风，认为文章应以内容为重，“言必近真、不尚雕彩”。中国古代早有白话文，几百年前的《三国》《水浒》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但白话文一直在中国文人界吃不开。白话文可清楚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文言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无法用文言文书写细腻情感的小说。中国文人放著准确表达思想的简单白话文不用，偏喜欢用连断句都要费几分脑筋的复杂文言文，还喜欢在里面加一些不作解释的典故，更让人难于理解。
    如果说白话文长于“表达思想”，文言文则长于“卖弄学问”。“表达思想”越简单清晰越好，而“卖弄学问”却是越曲折绕弯越显得有学问。明明可以用简单直接的话讲清楚的事，中国文人却要借古怀思，引经据典，搞得十分复杂。你用简单的词句，会被认为是学识不够，文采不深。用地摊小贩都会讲的白话文写文章，没有赋比兴的烘托，没有起承转合的文脉，不引经据典，如何展现作者渊博的学识与华丽的文采？
    五四后模仿西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兴起，下里巴人的白话文才在中国登上文坛。胡适等人提倡学习西方的写实文风，少用修辞，不用典故。据丰子恺回忆，他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正值学校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文学，要求学生作文时“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一个学生写自己奔丧时用了“星夜匍伏奔丧”，被老师责问：“你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地上爬去的吗？” 
    尽管废除科举引进西学以后，中国人的智慧观有所改变，但中国仍然是诗的国家，人们喜欢比喻和夸张，喜欢中国画那样诗般的意境，对西洋追求真实的科学和追求写实的艺术，总是敬而远之。中国极少会有人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单纯出于兴趣去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那样缺乏文采的论理文章。
    当然东方的智慧也有其闪光之处，在研究人性的缺点并加以利用方面，远远走在西方前面。西方无数的军事学家、将帅参谋，打了几千年仗，却从来没有想出过“空城计”这样的绝计。如果用同样的兵器，古罗马军团无法战胜善于用计的东方将军。治理中国自然也要用中国式的智慧，西洋式的智慧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爱读的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毛泽东领导中共夺取政权靠的不是西方“共产主义”的智慧，而是东方“农民战争”的智慧。
    西方人把思想家当作民族智慧的骄傲，东方人则把计谋家当作民族智慧的结晶。西方人看陈景润比诸葛亮更智慧，因为陈景润和爱因斯坦是同一类人；而东方人看基辛格比爱因斯坦更聪明，因为基辛格和诸葛亮是同一类人，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是没有交点的两条平行线。西方智慧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发明家；东方智慧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一个计谋家生在西方是一个悲剧，一个发明家生在东方也是一个悲剧。毛泽东如果生在美国，一辈子只能在图书馆做一个平凡的图书管理员，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爱迪生如果在中国，一辈子也只能在药铺里当一位普通的售货郎，同样找不到发明创造的机会。 
    按照西洋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思想发明的愚昧民族；而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则是一个深晓世故人情、随机融通、机灵活络的绝顶智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