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青云志55集:隋唐名家-怀素 (737-?)等书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21:53:12
隋唐名家-怀素 (737-?)等书法        在草书艺术史上,怀素其人和他的《自叙帖》,从唐代中叶开始,一直为书法爱好者谈论了一千两百多年。怀素,十岁出家为僧,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少时在经禅之暇,就爱好书法,贫穷无纸墨,他为练字种了一万多棵芭蕉,用蕉叶代纸。由于住处触目都是蕉林,因此风趣地把住所称为“绿天庵”。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勤学精研,盘、板都写穿了,写坏了的笔头也很多,埋在一起,名为“笔冢”。

      他性情疏放,锐意草书,却无心修禅,更饮酒吃肉,交结名士,与李白、颜真卿等都有交游。以“狂草”名世。唐代文献中有关怀素的记载甚多。“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王公名流也都爱结交这个狂僧。唐任华有诗写道:“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盘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之后始颠狂。.......”前人评其狂草继承张旭又有新的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极大。

      怀素善以中锋笔纯任气势作大草,如“骤雨旋风,声势满堂”,到“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境界。虽然如是疾速,但怀素却能於通篇飞草之中,极少失误。与众多书家家草法混乱缺漏相比,实在高明得多。是知怀素的狂草,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这确实要归功他从极度苦修中得来。怀素传世的书迹较多:计有千字文、清净经、圣母帖、藏真帖、律公帖、脚气帖、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四十二章经等。

      就以上怀素作品加以研究,其风格并非全部相同,大到可分为三种: 一是尚未完全摆脱前人作风的:如圣母、食鱼、苦荀、藏真、诸帖,保留晋法甚多,圣母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二是他自成一家本领作风,如清净经、四十二章经、自叙帖(堪称标准的怀素书)。三是循和平澹的书风,如小草千字文,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面目,也可说是他过人之处。

《论书帖》(局部)

怀素《自叙帖》全图 点击右键下载更高质量的图片

自叙帖全图  

传世的《自叙帖》有三种,以此墨迹为最珍贵,启功先生以为出宋之摹本,而朱关田先生则认为这全是后之好事者,根据当时流传的《怀素上人草书歌》集本而演绎成的,全与怀素无关,台大教授傅申先生原先一直持真迹论,2005年底又突然抛出“北宋映写本”一说。关于真伪,再起聚讼。不管怎么说,这件被认为是怀素晚年代表作的草书,通篇为狂草,笔笔中锋,如锥划沙盘,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如急风骤雨,可以想见作者操觚之时,心手相师,豪情勃发,一气贯之的情景。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作品表现出的豪迈气势,体现出盛唐宽阔之气,这是后世无法复制或伪托的。

译文:(按原文格式)

怀素家长沙,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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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叙帖》 纸本,纵28.3厘米,横775厘米;126行,共698字。帖前有李东阳篆书引首“藏真自叙”字。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草书苦笋帖卷 绢本,无年款。纵25.1厘米 横1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辽宁博物馆藏品(点击放大)

   释文: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今)名,后来足可深戒,藏真自风发。近来已四岁,近蒙薄减,今所为其颠逸,全胜往年。所颠形诡异,不知从何而来。常自不知耳,昨奉《二谢》书,问知山中事有(?)也 。

   怀素《论书帖》草书墨迹,纸本,纵38.5厘米,横40.5厘米,9行,共85字(辽宁省博物馆藏)。最早著录于《宣和书谱》,现在还保存有宣和内府原来的装裱形式,最后入清内府。前后800来年,流传有绪,诸家著录较为翔实,可资查考。书法无狂怪之势,有别二王等前人草法,圆浑高雅。或以为唐、宋间摹写本。

  怀素草书,一般说是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所以有“以狂继颠”的说法。董追《广川书跋》云:“怀素于书法,自言得笔法三昧。观唐人评书,谓不减张旭,素虽驰骋绳墨外,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今其书自谓真出钟(钟繇),草出张(张芝)。”但无论如何,他的草书总是以奔放纵逸为基本面目的。而《论书帖》则与我们常见的怀素的草书大有不同。他的《书帖》写得“匀稳熟”,“出入规矩,绝狂怪之形”。是今草中有章草遗意的佳作。

 

草书藏真律公二帖(下为藏真帖局部) 纵140厘米,横49厘米 陕西西安碑林

   石为竖方形,宋元祐八年(1093年)重刻。两帖均为唐释怀素书。
   《藏真帖》 五十六字,释文为:“怀素,字藏真,生 于零陵,晚游中州,所恨不与张颠长史相 识,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云,颇 传长史笔法,闻斯法,若有所得也。”
   《律公帖》分为二段,一为二十五字,释文为:“律公好事者,前后数度,遂发怀素小兴也,可深藏之箧笥也,怀素”。另一段六十七字,释文为:“贫道频患脚气,异常忧闷也,常服三黄汤,诸风疾兼心中,常如刀刾,乃可处方数服,不然客舍非常之忧耳。律公能抬步求贫道起草,斯乃好事也。卒复不尽垂悉,沙门怀素白”。
   此二帖还附刻景祐、元祐间人题跋及游师雄刻李白赠怀素草书歌。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八大山人藏宋拓圣母帖卷 绢本,无年款。纵二九·五厘米,横二三九厘米。
钤印三方:蒍艾、可得神仙、(屐形)八大山人。 王方宇私人藏

  这一手卷,是把八大所藏《圣母帖》原拓和八大山人手书圣母帖释文裱在一起。《圣母帖》拓本上有八大山人印三方,可证是八大山人的收藏。

  他在释文後面,写了一段短跋,评论怀素的草书,甚有见地,今录在下面:

  “绿天庵(即怀素)《自序》、《千文》等帖醉书。一本於张有道之玄;唯《圣母帖》醒书,得索幼安与张有道之整。因想见汉二家书法,皆生长酒泉州郡,一去而为属国,绿天庵书,那得不珍重之?戊寅小春。八大山人题於在芙山房。”

  八大山人对此帖如此珍重,当然用过很多工夫研究。但是这幅怀素的草书中的草法,实在难於辨识,前人连董其昌在内,都作过释文,也都有错误,八大山人的释文好像没有参考前人所释,但是也有错误。

 

怀素《小草千字文》 绢本 纵33.7cm 横1730.0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小草千字文墨迹。贞元十五(公元799年)书。怀素千字文有多种,而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又称《千金帖》绢本,八十四行,一零四五字。

  明莫如中说:“怀素绢本千字文真迹,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动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此本为怀素晚年所书,当为绚烂之极而复归平淡之作,故历来为书林所重。

群玉堂帖 怀素大草千字文(安思远藏) 宋拓

怀素四十二章经 二唐斋藏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是怀素一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时,他刚过而立之年,“恨未能远观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而他的方内知交潭州刺史张渭恰奉召回京任太子左庶子,于是他就随同一起进京,“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在张渭的引荐下,怀素笔走龙蛇的草书甚得当时名公赞赏,一时间名震京华。正如任华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所写的:“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不固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及声名一旦宣九垓?”4年后,他离京回乡省亲。路经洛阳时,凑巧遇见当时执书坛牛耳的大书法家颜真卿,从颜口中得悉狂草大家张旭的笔法。临行时,颜又作《怀素上人草书歌序》相赠,对他的草书极为赞赏。大历十一年,怀素40岁,正值盛年,就着手总结学习和创作狂草的经历及记录当代名公对他的评赞。这便是他的传世代表作品——《自叙贴》。那神采动人,气势跌宕,狂佯恣肆,变幻莫测而又浑然一体的笔法,表明他的艺术造诣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

      大历十三年,42岁的怀素在佛经中有关雁荡山美妙记述的怂恿下,一心神往雁荡山,于是背上简单的行囊,囊中装着“秋毫茧纸”,开始了他的南方之旅。这年秋天,他云游至雁荡山,投宿于雁荡精舍(可能即今之雪洞),受到殷勤周到的接待。他尽情观赏了雁荡的奇峰、怪石、巨嶂、飞瀑,感到十分惬意。当仰慕怀素大名的精舍住持向他索书留念时,他欣然以擅长的细草书抄写了这部小乘经典《四十二章经》。

      这部草书佛经长卷长约3丈,共248行,2663字,堪称长篇巨制。据记载,北宋时,曾为大觉禅师所得。上世纪20年代,曾为江苏无锡的周濂、浦永清所收藏。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今名人墨迹大观》收录了此卷。卷后附有大觉禅师跋文一篇,跋中有云:“师书妙绝古今,落笔纵横,挥毫掣电,怪雨狂风,随手变化,隐见莫测……”大画家徐悲鸿在他画的《怀素写蕉叶图》中甚至说:“藏真四十二章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诚当以书佛目之。”评价之高,无以复加。

李白(701-762)

    字太白,号清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东),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李白即出生于此。 虽然李白的书名为诗名所掩,但是在历代书史专著里仍然有着记载。宋 黄山谷曾经评说:“李白在开元,天宝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清人周星莲《临池管见》也说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可见作为唐代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也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写意情调。

 

 

 

 

作品欣赏: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墨迹,李白书。行草书,5行,24字,有款,款署“太白”二字。帖前隔水上有宋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结体亦参差跌宕,顾盼有情,奇趣无穷。帖后有宋徽宗赵佶一跋,跋文为:“太白尝作行书 ' 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 ' 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元代张晏跋曰:“谪仙(李白)尝云:真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极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

人清爽。”

怀 仁     唐代书法家。僧人。住长安(今陕西西安)弘福寺。曾集摹王羲之行书字迹成《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刻中此为独创。北宋周越《古今法书苑》载:“文皇制《圣教序》,时都城诸释委弘福寺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迹,咸萃其中。” 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辑》称:“《圣教序》怀仁所集右军书, 位置天然,草法秩理,可谓异才。”

作品欣赏:集王羲之《三藏圣教序》

    因碑首刻七佛像,又称《七佛圣教序》。咸亨三年(672)建于京城长安弘福寺。《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为表彰玄奘法师赴西域各国求取佛经,回国后翻译三藏要籍而写的。太子李治(高宗)并为附记,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碑石高9.4尺,宽4.2尺。共30行,行80余字不等。现在陕西西安碑林。

    “集王”一格,首推《圣教序》。其碑字由怀仁借内府所藏王羲之真迹,历时25年集募而成,故为世所重。碑文选自王王羲之各帖,如知、趣、或、群、然、林、怀、将、风、朗、是、崇、幽、托、为、揽、时、集等字皆取自《兰亭序》。由于怀仁对于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致使此碑点画气势、起落转侧,纤微克肖,充分地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简静的境界。” 当然这种集字的做法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如重复的字较少变化,偏旁拼合的字结体缺少呼应。自此碑以后,效集王羲之书或其它大书法家书的字集为碑刻者不断出现,如僧大雅集《兴福寺碑》,唐玄序集《新译金刚经》等均为佳作,但仍以《集王羲之圣教序》最为成功。

    清王澍曾言此碑有唐拓,但未流传。碑石宋以后中断,随着捶拓日久,笔划渐细,后曾洗剜。历代摹刻颇多。现存宋拓本较多。传世宋拓有墨皇本,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明代刘正宗藏本,现藏陕西博物馆;1972年在西安碑林石缝间发现整幅宋拓本;其他还有郭尚先藏本等;均有影印本行世。

    《怀仁集王圣教序》是唐人敬重王羲之书法的体现,也是众多集王羲之书法碑刻中最成功、最有影响的一通。

浙江中凯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藏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转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

清 崇恩所藏宋拓墨皇本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感谢《文本部落》提供

 

龙藏寺碑    隋《龙藏寺碑》,楷书,无撰书人姓名,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刻,碑在河北省正定县。有人说它“整密瘦健,为隋碑第一”,有人说它是『爽整精能,为隋碑之极则。”隋建国只有三十七年,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当然不及两汉,唐宋那样百花争妍,蔚然大观,但是,它在书法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和功绩,还是值得一书的。这正是今天珍视和研究《龙藏寺碑》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曾说:“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
   《龙藏寺碑》用笔沉挚有力,刚柔相济,结体严谨安雅,方整有致,已是成熟的楷书形象。杨守敬说:“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可见初唐诸家大多从此萌芽。其中受其影响最大的应是褚遂良。褚的《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等与
它似乎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因此,人们说《龙藏寺碑》是集北碑之众长,开初唐一代书风的“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梯。

作品欣赏:


碑额




 

文参考黄惇 庄希祖 刘诗等著的《历代书法名作赏析》(江苏美术出版社)

李怀琳    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生卒不详,活动于公元七世纪,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载:“李怀琳,洛阳人,国初时好为伪迹。其《大急就》称王书,及七贤书假云薛道衡作叙,及竹林叙事,并卫夫人‘咄咄逼人’,嵇康《绝交书》,并怀琳之伪迹也。”

    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相传为唐李怀琳仿作。
作品欣赏:

李怀琳《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陆柬之    陆柬之,生卒年不详,吴郡(今苏州吴县)人。官至朝散大夫,守太子司议郎,活动于初唐。年少时他依舅家学书,其舅父即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书法家虞世南。陆柬之传世作品甚少,《绛帖》载有陆书廿五字,此外仅有的也就是被称为二陆文赋的《陆柬之书陆机文赋》了。
    《文赋》为墨迹本,是初唐时期少有的几部名家真迹之一。据说陆柬之年轻时读陆机《文赋》,极为倾心,想亲笔书写一篇,因怕自己书艺不精而“玷辱”前贤名作,始终未敢贸然动笔,直至他晚年书名赫赫时,才动笔了此宿愿。此帖笔法直逼大王,深得晋人韵味。元代书法家揭溪斯曾评论此帖说:“右陆柬之之行书《文赋》一卷,唐人法书结体遒劲有晋人风格者,惟见此卷耳。虽若隋僧智永,犹恨妩媚太多、齐整太过也。独于此卷为之三叹。”元赵孟頫评价更高,曰:“唐初善书者称欧虞褚薛,以书法论之,岂在四子下耶。然世罕有其迹,故知之者希耳。” (见赵孟頫《文赋》跋)
    欣赏《文赋》墨迹,用笔清隽飘逸,流转圆润,确实具有《兰亭》那种平和简静的意境。此帖点拂波磔之间,使转运行之际,结体照应之处,皆合《兰亭》妙法。从中可窥陆柬之于《兰亭》所下功夫极深。应当指出王羲之现存法书今已无一真迹,多为唐人摹本。作为摹本形似之差距可能不大,但就作品的贯气,神彩来说都及不上《文赋》神似《兰亭》。因此后世学王书者,对此帖格外珍爱。元赵孟頫就曾临学此帖,从中领悟晋人笔法和结体,其受益是很明显的。
    顺便指出一下,此帖偶有于行书中杂写草书的地方,有不协调之感,或许是陆柬之的一种尝试。又正因为《文赋》太似大王书,所以其艺术个性也就显得不强了。《文赋》真迹清时入内府,后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我国台湾故宫博物院。

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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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客    事迹无考,出自河东右族。清王澍《虚舟题跋》“敬客名不显于时,然其书法特为瘦劲,大类褚公。则知唐世能书者人多,不免为巨公掩耳。”钱泳曰:“得片纸只字犹珍藏之不置者,因其秀劲有法,在欧、褚之间,故学者纷纷,遂为名碑,可见古人用笔皆有法度可寻也。”

作品欣赏:王公砖塔铭

  《王公砖塔铭》唐显庆三年(658)十月月二十六日入窆,明万历年间出土。上官灵芝撰,敬客正书。此碑以秀雅见称于明清诸论书家如王澍、毛凤枝,至叶昌炽《语石》尤为推重,有“今世所珍者,莫如《砖塔铭》”之评。

 

 

李世民(599-649)    我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刻碑的首创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是高祖要渊次子,是唐朝第二位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不仅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而且身体力行倡导书法,促使唐代书法成为我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

    太宗于日理万机之暇,酷好翰墨,尤爱王羲之之书,曾自撰《王羲之传》,并下诏内府金帛,征求羲之遗墨,于是物聚于所好,不数年间,各方进献,得正书五卷,草书五十八卷,其中真伪杂陈,更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甄别,又命韩道政、冯承素等精工摹拓,王字遂风行于天下。他每得二王帖,就叫诸王子临摹数百遍,对《兰亭序》更是着了魔似的朝夕揣摩,甚至携归昭陵……。“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焉”。唐太宋的崇王,虽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由于他的喜好,使初唐书风无不纳入王羲之的翼下。加上他以书取仕,使书法广为普及,所以客观上,他对我国书法艺术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宗之书初师承于隋之书家史陵,据《金石录》谓:“陵善正书,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又经常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切磋书艺,并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这反映了唐太宗的书法观,亦是相当开放的。后钟意于羲之,朝夕临摹,尤笃爱右军《兰亭稧帖》,置之枕边,常于半夜直把烛临之,书遂大进。太宗善行、草及飞白,尤善临古,殆于逼真,《山谷题跋》谓:“太宗英睿不群所学辄便过人,末年诏敕,有魏晋之风,亦是宝贵后不能不废学尔。”传世作品有《晋祠铭》、《温泉铭》等。

李世民《温泉铭》拓本 巴黎国立图书馆

    《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从记载上看,唐代《温泉铭》原拓不下几十部,尾题“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下缺)”墨书一行,证知确为唐初物。后来原拓失传,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于甘肃莫高窟第一十六窟发现藏经洞(今编号为第一十七窟),里头就有三件唐拓本藏敦煌石室,其一为唐太宗行书《温泉铭》,残存五十行,另两件为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金刚经》,也是残本。可惜这三件东西现在都不在国内,《温泉铭》、《金刚经》及《化度寺》之前两页,早被伯希和劫往法国,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化度寺》的后十页被斯坦因先于伯希和劫往英国,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晋祠铭》全称《晋祠之铭并序》,唐太宗撰文并书。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碑额高106厘米,上刻“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飞白书九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八月刻,碑现存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内。此碑行书28行,行44字至50字不等。

  杨宾《大瓢偶笔》云:“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清钱大昕云:“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清人王佑作诗赞曰:“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一时学士满瀛州,虞褚欧柳都拜倒。”此碑书法浑然天成,笔画结实爽利,无做作之态,实开八大山人之行楷书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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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风帖》,宋嘉泰四年(1204)王允初刻于余杭,元延祐三年(1316)县令尹王昌移置县厅壁间。因碑已缺了右上角,故称折角碑。1937年,日本鬼子侵占余杭,大肆焚掠,县衙全毁,碑不知去向,仅存碑拓。当地政府几十年来曾多次许重金寻访碑的下落,至今未有结果。而今余杭人摹碑拓刻成此碑,立于文渊亭。《戏鸿堂帖》翻刻一部分,其中祝宽夫跋语云:“右唐太宗屏风书,余从兄季平家所藏,盖从祖绍兴初为江西漕属,以重赂得于北人南渡者,凡十一幅,皆绢素也。其上杂绘禽兽水藻之文,犹隐可认。按《唐会要》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上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诚可宝也。”其叙述《屏风帖》由来甚详。不过当时所存《屏风帖》,也只是草书了,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谓:“文皇尝作真草书古帝王龟鉴语为二屏风示君臣,今所存者草书耳。轻俊流便,宛然有右军、永兴风度。”

    唐太宗习字作书,有其独到的方法,其《论书》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尔。吾之所以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屏风帖》深得右军草书意趣及使转形势,所不足者正是骨力稍弱。盖草书走笔疾书,最难求者正是骨力,习草书最当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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