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我对父亲确实有怨气

季承，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1935年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出版有著作《李政道传》《我和父亲季羡林》。

选自：《南方都市报》

就算第一次见面，季承先生也不难被认出来——— 藏蓝色棉布衬衫，眉发皆白，从外貌到神态，特别是那两撇“长寿眉”，颇有几分父亲季羡林的影子。他自己也觉得：“年轻时不太明显，老了样子越来越像我父亲了。”

季承是季羡林唯一的儿子，今年75岁，精神矍铄。退休前他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退休后返聘工作十几年，曾与李政道有长达30年的合作关系。两年前为照顾父亲，他彻底离开工作岗位，戏称自己现在唯一的社会身份是“季羡林的儿子”。

借着南国书香节的机会，季承此次来到广州为《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做签售。这本书于今年5月份出版时，已经引起一轮轰动。季承在书中直白披露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真实面貌，包括不少“负面形象”，比如写父亲对家人如何疏远、冷漠、吝啬，“有国无家”、“有我无家”等等。广州签售会上，宣传海报上印着一副醒目的对子———“倾真情，说实话，子不为父隐；求学问，薄亲情，父不悯儿苦”，是对这本书的恰当概括。因为书中所写大大有违季羡林一向正面的公众形象，很多人斥责季承是“不孝子”，认为他连起码的“为尊者讳”都做不到，更有人拿他离婚、与年轻小保姆再婚的私生活作为把柄，质疑他的人品。

季承对这些批评指斥并不以为然：“我写的是真实的东西，没有歪曲、夸大的成分。同时我也并不是没有‘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对于我的父亲、家庭，我还是有保留的。至于与小保姆结婚，更没有什么好说的。小保姆也是人，没有什么比不上别人的，相反她还更淳朴、更善良。”他眼睛不好，交谈中频频用纸巾擦拭眼角，但态度平静，语气和缓。

不过季承承认，书中确实带着对父亲的“怨气”，埋怨季羡林对一双儿女的疏远冷漠，以及对妻子、养母的寡情。书中有一二个经典段子，已反复出现在媒体上：季羡林结束从德国11年的留学生涯回国时，季承11岁，第一次见父亲，要妈妈多次训练才喊出一声“爸爸”。季羡林对儿子也并不亲昵，他某次和儿子聊天，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光头，随即转身舀水洗手……季承对“洗手”这个细节记了一辈子。他也一辈子无法好好喊“爸爸”，到医院看望父亲时，每次见面都不打招呼，最多一句“来了！”连护工都觉得奇怪。“对我来说，‘我父亲’已经是最亲昵的称呼了。”季承说。在季羡林晚年，父子俩闹翻，断绝往来长达13年，在季羡林临终前一年才重归于好，这段经历季承写在书里，也表达了不少委屈之情。季承表示，并不否认书中流露出对父亲的怨气，因为一直以来他与父亲没有真正敞开心扉来讲这些话题，虽然在季羡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父子俩有互相原谅、自我反思的一些交谈，但并不充分，他希望用这本书更清晰地说出他对父亲的看法。

写一个真实的季羡林

南方都市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

季承：两三年前，季羡林还在世的时候，我就想写我的家庭，书的大体框架是那时候就写的。最后的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写的。

南都：当时你还没有和父亲和好？

季承：没有和好，可我一直关注他的事情。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形象应该是很丰满的，不单有学问、有苦行僧似的个人生活，还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子女、亲友，有感情生活。他是感情丰富的人，有七情六欲，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了解。我父亲本人不太谈这方面的事情，也不太写，有些是有意避讳。我记得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做他的节目，倪萍访问我父亲，最后一个问题她问：“您不是有女儿吗？”我的父亲并没有回答，节目就中止了。观众难免产生疑问：“为什么他没有家人？孤零零一个？”我觉得这是对我父亲了解得不完整。我希望能写我父亲的经历与家庭情况，如果要真实地了解我父亲，必须了解他的成长经历、生活背景，了解他对家庭、对婚姻的观点，才是了解真实的季羡林。

南都：不少人批评书里写了太多你父亲的负面事情。你写的时候有没有顾虑到“为尊者讳”？

季承：我写的时候没有这种想法。我并不觉得这是不能写的事情。我的亲友看过后，说我写得很好，真实情况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的人，并没损害什么形象。读者们受过去报道的影响，才会有很大的反应。实际上，这是季羡林真实的故事，很正常。

南都：你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吗？

季承：我们家的家丑，每个家庭都有，我并没有写得很特别。我还是遵守“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没有写很多东西，还有一些都没写进来。

南都：你还是有所保留？

季承：是的，还是有所保留。这个界限绝不是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我讲的事情首先是真实的，并不丑，并不坏，这个人真的是这个人，具有真实的感情，真实的行为，谈不上丑的方面，并不避讳。

南都：你怎么看读者的批评？

季承：任何一件事情出来，无非就三种意见：赞同、中立、反对。这三种态度我都接受，对于表示赞同的读者，我会很感谢他们；对于中立的朋友，我会理解他们；对于反对的读者的意见，我也愿意听到他们的声音。至于有些网友就是骂人、谩骂，毫无道理，我不予理会。

南都：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你意外地与父亲重归于好，有了最后8个多月的重新接触。如果季老还在世，你觉得他看了书会如何？

父子情，很疏远

南都：书里很重要的部分是父子情。你三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你，你的整个童年，父亲都是缺席的。

季承：在我小时候，我都不知道“爸爸”这个概念是什么，叫“爸爸”，心里很别扭。见面时候，不可能叫“父亲”，所以我就不吭声。护工说，怎么每次来都不叫爸爸。

南都：你们的父子关系很疏远？

季承：最后的8个月是很亲密。但之前一直很疏远。1995年前也有很多接触，也没有那么亲密。

南都：父子如此疏远，除了你的童年缺乏父爱，还有什么原因？

季承：客观原因是没有接触，更重要一点是父亲对于家庭、妻子、儿女，有“不认可”这么一层感情。我们与父亲更像朋友，只是握握手，他从来没有抱抱我们，没有亲情的感觉。因此，我对父亲有些怨气，他从德国回来，应该对我们很亲切才对，可是从来没有。我后来才知道，父亲对于家庭有种不认可，觉得自己不是家庭成员，这是被迫而来，使得父子、父女之间更像朋友。我和姐姐长大后去探望他，总是很拘束，要事先准备好，只聊国家大事，不谈感情、不谈内心的话，很客气。

南都：书中描述了季老的人生，他6岁时候就离开故乡和亲生父母，来到济南和叔父、婶母一起生活直到成年。其实他的童年也没有父爱。

季承：是的，他的这种经历使得他的性格变成这样。离开自己的母亲、家庭，到别的家庭去，很生疏，虽是亲叔叔，可是也被另眼看待。我父亲是个很敏感的人，很小的事情他也记得。到98岁的时候，他还常讲小时候的经历，说小时候一天要三个铜板才能吃饱，婶母偏偏只给他两个，所以他只好整天挨饿；说婶母给他用差的料子做衣服，给自己的女儿就用好的料子，等等这些。他从小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家庭，觉得生活在歧视中。这些经历决定了他的一生。

这是很清楚的原因。但我和姐姐从孩子的角度，当然希望父母能给予多点爱。我和姐姐一生都在撮合我父母和整个家庭，希望能更和睦。虽有些效果，但不怎么理想。

南都：你恨你父亲吗？

季承：怨很大，但恨谈不上。主要是怨气。不明白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南都：在最后那8个月，你和父亲互相原谅了吗？

季承：他原谅了我，我也原谅了他。我们见面没有再谈以前不愉快的事情，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彼此都很明白了，心照不宣。他讲了很多他的过去，我也很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没有纠缠于往事。

南都：如果没有这8个月会怎么样？

争遗产，并不是为了“贪”

南都：关于季老的遗产，现在是什么状况？

季承：遗产分为两大部分。一大部分保存在北京大学，主要以古书画为主，数量有600件左右，是最精华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大家都知道，是之前被盗的古书籍，按册来算，有六七千册。这些古书被盗后都已经找回来，已经归还给我。

南都：北大这批遗产，季老当时不是捐献了吗？

季承：这个故事比较曲折。2001年，季老做过一次“裸捐”，声称把他所有东西都捐赠给北大，包括“一桌一椅、一笔一砚”。我在2006年写信告诉北大的领导，这一捐献无效，因为这是违反法律的——— 父亲捐献的是他与母亲共有的财产，并没有得到母亲同意；即使母亲已经过世，子女对于财产有继承权，那次的捐献没有分拆财产，父亲全捐了，所以捐献没有成立。到了2009年1月份，北大两位校领导，专门到我父亲的病房，当着父亲和我的面转达北大8项意见，其中有一项是有关文物的问题，他们说：“季羡林先生，你这些文物，愿意捐献就捐献，不捐献就不捐，我们尊重您的选择。”因为捐献是以当事人生前最后意愿为准，还有回旋的余地。我父亲当即说不捐献。北大领导退还了2001年的捐赠协议，表明他们承认捐献这个事情已经没用。当时我让学校提供一份详细(藏品)清单给我，他们同意了，可是到了现在都没有给我。

南都：当时的会谈有没有留下书面协议？

季承：没有，他们来得比较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目前北大也没有否定这个事情，只是表示很重视，一定会慎重处理，可怎么处理，至今没有下文。

南都：设立“季羡林奖金”是怎么样一个想法？

季承：我想表达一个意思：为什么我要这些东西，并不是单纯地要把财产据为己有。当然也不能否定继承人应该得到的东西，怎么分配是我们的权利。现在我们做出一个承诺，等东西归还以后，明年正值季羡林诞辰100周年，拿出至少一亿元的遗产来运作设立“季羡林奖金”。现在的继承人是我和我姐姐的儿子。这是我们的态度，是对社会、对北大的交待。不要说季承为了抢财产，不要命。我们绝不是把财产拿过来就算了(笑)。

南都：设置奖金，也是为了逼北大早点作出回应？

季承：是的，逼他们，否则明年100年诞辰我做什么？我要做些事情，不能因为北大卡住，什么都不做。

南都：季老这批东西估值，大概值多少钱？

季承：不好估，我自己不懂这些东西。钱文忠早前在博客里面说到，这批东西值几个亿。我觉得在拍卖市场浮动很大，最低一个亿是有的。

南都：奖金的基金一亿元，是按什么标准定这个额度的？

季承：我们是这么打算的：一个亿放在银行里，一年的利息是三百万。季羡林奖金设立十个奖项，包括国内外东方学、中国国学、历史语言学、翻译作品、散文杂文等五个领域，每个领域两个奖项，每个奖项30万奖金，是目前国内学术界最高的奖金额。我觉得，推动学术进步，比把藏品放在库房里好。

南都：设立奖学金，需要变卖这些藏品吗？

季承：这是两难的问题。如果不卖，拿回来，各捐一部分给北大、故宫博物院和首都博物馆，可以啊，也是一个办法，但就无法做别的事。我觉得放在某个单位，不如拿出一部分来做一些事情，对于学术每年都有推进作用，比放在库房里强。藏宝于民，对国家也不会有损失。综合考虑，我要拿出一部分来拍卖，对社会的效益更大。很多人会觉得卖了可惜了，可不能看到表面上的可惜，卖了后能做什么事情，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