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诛仙手游新区升级顺序:中国历史上的贞烈女和处女膜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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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问夫妇之间有无可以永久不变的爱情，若不问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贞操，只晓得主张做妻子的总该替她丈夫守节；这是一偏的贞操论，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伦理。--胡适《贞操问题》(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
贞节，不仅仅是贞洁。贞洁指的是肉体上的洁净，而贞节就不同了，是一种法则，一种做人的原则。说白了，就是男人为了防止自家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要求女人必须严格遵守的道德义务。具体而言，女人不能有婚前、婚外性行为。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丈夫生时不得改嫁，死后不得再嫁。后来又发展为：未婚妻未过门时丈夫死了，也要守寡，这叫望门寡，守得住望门寡的，才是千载难逢的好样的女人。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每次战乱，都有成千上万的未婚女子和已婚妇女为了保守贞节而做了殉情烈女。仅《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入的明代烈女就有三万六千人之多。
男人对于女性的限制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孔子有言：“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这位“有教无类”的老夫子仍然难以解脱对女人的歧视，也难怪后世人以之为金科玉律，争相发挥了。然而，这并没有激发起太多女性的反抗意识。她们在漫长的封建黑夜中恪守着男人们为她们设计好的一切，谨小慎微地打发着日子，不敢越雷池一步地苟活着……
受人尊敬的班昭
古人对于女性的要求多如牛毛。《仪礼·丧服·传》记载了对女性品行的种种导向性极强的规定，即“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堪称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最无理要求，却被全社会女性所宽容接受，并得以大肆流传。而《周礼》则提出“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进一步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的苛求。
令人费解的是东汉女学问家班昭作的《女诫》七篇，它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连序在内不过1600多字，内容却相当丰富，对女性的要求异常全面，并将“四德”做了注解：“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则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她认为女孩一生下来就要遭受与男孩迥然不同的待遇，睡在地上，拿纺轮做玩具。班昭认为这是妇人的常道。于妻子而言，丈夫是至尊至高的，是天的象征，事夫如同孝子敬重父母、忠臣礼顺君王一样，根本不能有平等之念。所以，她极力鼓吹贞节观念，推崇“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的原则，强调“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这样，贞节就成了班昭高高举起的大旗，从此揭开了大多数女性受苦受难的序幕。
班昭是颇有才华的女性，她的这一怪异举动被后世学者认作自卑所致。班昭的七条原则不惜丢弃人类普遍的感情内容，忍辱负重，不管男性的言行多么荒诞和悖谬，女性也得忍受，曲不能争，直不能讼，以一厢情愿的贞顺不招惹男性的忿怒，处心积虑地维持道义上的名分。
深受时人尊敬的班昭惟恐女子不守妇道，在《女诫》序言中申明了著书的本意。字里行间所见到的都是女人的自卑。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导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后汉书》引三辅《决录注》云：子谷即曹成子)。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即授封关内侯事。实非鄙人庶几之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羞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拥有高文化修养的班昭尚且如此，真正“愚暗、不敏”不识字的妇女们有足够的理由在自卑方面变本加厉了。
汉朝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担任武骑常侍，觉得真是屈了自己这个大才，常常饮酒作乐，最终称病辞职回到家乡四川临邛。
有一次，他赴临邛大富豪卓王孙家宴饮。卓王孙有位离婚在家的女儿，名文君。文君对司马相如的文采钦慕已久，便躲在屏风后面窥视相如。相如来赴宴时心中早已念着文君，见屏风后人影晃动，心中暗喜，但表面上装作不知。当受邀抚琴时，便趁机弹了一曲《凤求凰》，以传爱慕之情。相如、文君倾心相恋，当夜即携手私奔。相如一贫如洗，文君亦因卓王孙怒其败坏门风而不得一文钱。两人只好变卖所有东西后回到临邛开了家小酒铺。每日，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打杂。后来，卓王孙心疼女儿，又为他俩的真情所感动，就送了百万银钱和百名仆人给他们。
这个故事的杀伤力是巨大的，一时间传为佳话，成了古人追求自由恋爱的典范之作。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后来司马相如靠溜须拍马当上了大官儿后，受皇帝宠幸，便宿娼纳妾，竟不理会卓文君。
文君因作《白头吟》以诀。“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司马相如见到此诗，佯作落泪，叹道：“文君呀，不是我相如无情无义，只是，你名节不全，我为朝廷命官，怎肯就范……”
司马相如这一举动，又被当朝传为佳话，真的是让人无处说理。明明是司马相如薄情负义，却口口声声说卓文君不贞。这种流氓逻辑居然在古代中国大行其道，岂可怪也欤？！
自虐的守节
强大的封建礼教攻势加上自甘轻贱的女学问家的鼓与呼，守节就成为古代妇女集体无意识的必修课。妇女们为了表明自己守节的决心，展示不嫁的毅力，不食荤腥、服装粗陋、不听音乐、不出庭户、不沐浴，甚至裁发、割耳、断臂、毁容，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从下面这些摘引自正史《列女传》的烈女行为中，可见一斑。
王琳妻韦者，……琳卒时，韦年二十五，家欲强嫁之，韦固拒，至不听音乐，处一室，或终日不合。卒年七十五。
东平郑氏、大宁杜氏、安西杨氏，并少寡守志，割体肉疗姑病。
段氏，隆兴霍荣妻也。荣无子，尝乞人为养子。荣卒，段氏年二十六，养舅姑以孝称。舅姑殁，荣诸父仲汶贪其产，谓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归宗。汝无子，宜改适，霍氏业当无预焉。”段日：“家资不可计，但再醮非义，尚容妾思之。”即退入寝室，引针刺面，墨渍之，誓死不贰。
兴和吴氏，自刺其面；成纪谢思明妻赵氏，自髡其发；冀宁田济川妻武氏、深水曹子英妻尤氏，啮指滴血，并誓不更嫁。
王氏，成都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显欲收继之。王氏不从，引刃断发，复自割其耳，创甚。亲戚警叹，为医疗百日乃愈。……
守节守到自虐的程度，也真是难为了守节者。史官对此的态度自然是褒扬大于贬斥，否则，正史中定难寻觅到如此鲜活的实例。你断胳膊我刺面，看谁比谁更贞节。把贞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女人们终究还是女人，爱攀比的特点自然是不能随便丢弃了。
严密的贞节审核制度
中国历史上不缺少贞节女人，历朝历代政府对贞节女人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表彰。甚至专门成立一些类似于“全节堂”、“保节堂”的机构，大肆提倡贞节，收容安置贞女、节妇。在此基础上，有人苦心孤诣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奖励、管理、规范贞节“行业”的理论和方法。到了清朝，对贞女的表彰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皇帝亲自从国库拨钱为贞女立牌坊，何其感人！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12月2日，法国人龚当信(PContancin)在广州写给爱提埃纳·苏西埃神父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雍正皇帝还制定了另一条法规，要求寡妇们守节及妻子对丈夫忠贞。皇帝说：国泰民安尤其取决于妇女们的忠贞。她们应该恪守妇道，履行她们的义务。一个年轻的妇女失去了丈夫，如果她能守寡，不再嫁人，在她去世前至少守寡二十年；或者一个妇女为了保持贞操，受到逼迫不屈而死，朕令她的家人不管在如何条件下，都要报告地方官。地方官核实事实后，再奏报朕知道，朕将下旨，从皇家财库里提取必需的银两，在她的家乡为她树碑立传。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
能够得到皇帝的亲自赏赐，自然是马虎不得。因此，清代对贞节的旌表，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关于旌表的手续和方法，《道光礼部则例》规定：
直省孝子顺孙义夫节孝贞烈妇女，应旌表者，由该督抚同学政具题，由礼部复议题准后，令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建坊，并设位于祠中，地方春秋致祭。
从这项规定中，可以对清代旌表贞节的手续和方法有所了解。
一般地，首先由各地都督巡抚会同学政具题请旌，也就是将旌表对象具体事迹汇总，并提出初步意见如归属种类、旌表等第等，上报礼部；礼部核实情况，证明无误以后，即议定旌表的方法，在地方申报文件上题准；最后，由各相关部门实施旌表。政府给予旌表对象的待遇则是给建坊银，建立牌坊。
一个贞节牌坊的建立要经过这么多繁杂的手续，一层层核实、审批、上报，可见，旌表贞节真的不是一件小事。
巨大的贞节开支
政府如此倡行贞节，导致贞节妇女数量的激增，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而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因之而来的政府财政的紧张。
所以自嘉庆年间开始，有了归并众多贞节妇女于一处，只给银三十两建立总坊的做法，并且很快成为制度。如嘉庆四年(1799年)，湖南省苏州、永绥、泸溪、淑浦、保靖、武陵等地在战乱中守节致死的妇女众多，政府规定于“各厅县每年总建一坊，每专结银三十两，交各该地方官支领。于通衢大路择地克期建立，所有大小妇女姓氏，全行镌刻于其上”。此后专坊之建逐渐减少，总坊之建成为普通现象。
道光七年(1827年)礼部复准：“江苏省武进、阳湖两县，自道光元年起，搜采孝节妇共三千一十八口，该绅士等购地捐建专祠，春秋致祭补请旌表，应照总坊之例，给银三十两，于祠外总建一坊，以不朽。”这样，封建政府在减少财政支出的同时，也达到了旌表贞节的目的。
过去一个节妇三十两，而今三千多节妇依然三十两。值得一提的恐怕不是节妇的贬值，而是统治者万般无奈之中嘴角泛起的一丝笑意。
处女膜悲喜剧
古代医学远远比不上现代发达，可供借助的医疗器械也是少之又少。因此，现代人很容易做到的处女膜修补术，在古人的世界中真是连想都不敢想。古人对于处女的嗜好无以复加，这在文艺作品中常有体现。对处女膜的检验也非常严格，是在新郎新娘的卧榻上铺一块白布，新婚之夜行房完毕，白布见红方可证明新娘为处女，如果未见红，麻烦可就大了，新娘将面临被拷问的命运，甚至一生不得翻身。如果新娘真的在婚前有过性行为那倒罢了，要是没有过，实在是一生的冤案。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有这样的描写：张生与崔莺莺初行房事后，看着落红斑斑的手帕，充满自得地唱道：“春罗元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他获得了占有处女的初夜权，因而自鸣得意、自我炫耀，而此时的崔莺莺也表现了对男子处女嗜好的认同，将处女之贞看作是自己的全部价值所在，她说：“妾千金之躯，一旦去之，此身皆托与足下，勿以它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
清朝采蘅子所著《虫鸣漫录》记载了某十二三岁幼女，穿着一条开了裆的破裤子，和小伙伴一起玩，忽然看见一个锄头，便两腿骑在锄柄上，颠簸着玩，玩了一会儿又跑到别处去了。一个老头儿看见锄柄上有鲜血缕缕，知道是这个小女孩的处女膜破裂所致之“落红”，便把锄头捡起来，偷偷收藏在一边。后来这个女子出嫁了，丈夫看不见落红，自然怀疑其不贞，任新娘百般解释自己是少女之躯，无奈丈夫就是不信，想要休掉这女子。事情闹大了，那老头儿听说之后拿着锄头跑了过来，人证物证俱在，一场冤案得以昭雪。否则，那女子要寻短见也未可知。
在世人竞尚处女、再婚妇为人所不齿的清代，竟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娶处子”的主张，他便是胡书巢。大学问家袁枚称赞他为“以为非处子则不为天下先之戒”，并在致胡书巢的信中批评嗜好处女之风俗：“以为非处子则不贞耶？不知豫让遇智伯便成烈士，文君嫁相如便偕白头，责报于人，先是问施者何如耳。以为非处子则不洁耶？不知八珍具而厨者先尝，大厦成而匠人先坐，嫠也何害？”袁枚先生这种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即便在今天，也堪称高论。
作者： 内存不足 2005-9-16 16:5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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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秘密档案--中国历史上的贞烈女和处女膜悲喜剧
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其开放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反映在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当时，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漠，使唐人婚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首先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相对自由和对美满婚姻的大胆追求上。《唐律·户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
封建社会时代的所谓贞节则指女子不改嫁或不失身，这是对妇女的一种片面要求。在古代，自开始重视和强调贞节以来，妇女的离婚、再嫁便越来越不自由。但是在唐代，离婚极为常见，再嫁不以为非，贞节观念的淡薄在整个封建社会都为罕见。
先看离婚的法律条文。《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礼记》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唐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判断，只要作成文书，由以方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但同时，《唐律》又承袭古代对妇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对于“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强制离婚。
《唐律》的这些规定，不言而喻，其本质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下的夫权。在强调子女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这是前代和后代所罕见的，《唐律》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钝“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这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另外，对妇子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从史实来看，唐代离婚再嫁是较为容易的。离婚当然是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女子色衰爱驰、男子一朝发迹，都可以成为弃妻更娶的缘由，甚至有因细小事故而轻出妻者。男子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正如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然而由妻方提出离异者也不少。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婚者，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还有民间女子因对婚姻不满意而离婚的事。这表明，唐代离婚较为自由；不仅为法律允许，而且不受社会舆论非议。
另外，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唐代公主再嫁、三嫁者甚多。仅以肃宗以前诸帝公主计，再嫁者23人，三嫁者4人。
离婚再嫁的难易和贞节观念的强弱，是衡量婚姻关系自由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历史上的贞烈女和处女膜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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