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之逍遥混沌决:幽怨国:和怨气谈谈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7:08:35
    吉林的洪水刚刚过去,甘肃、云南还在于泥石流抗争,日前,鸭绿江又遭遇大洪水。近日以来,我国多条江河出现大洪水,各地灾害频繁。天坑、泥石流、洪水无情的摧毁人们的心灵底线;毒奶粉、地沟油、矿难等人祸打破人们的容忍底线。于是,中国人再次找到了抱怨的和批评的对象。飞机上、火车上、街边,人们都会聊国家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微博、博客、论坛、评论,网民在“抱怨”天灾人祸。其实,不仅民众有怨气,就连官员也有怨气。然而,抱怨只是一种方式,怨气只是一种姿态,在这样的方式与姿态背后,蕴含了什么样的深意? ——编者

职场幽怨族
  幽怨族,是指代这么一群人,他们对工作心怀不爽,却总是憋着,或者只是在较为亲近的人那儿碎碎念,同事和上司则只是看到他眉头深锁,却从来不知其为何如此,有何不满。
  人在职场,万事胜意者寥寥。不如意者,却是十有八九,他们或有想法得不到施展;或欲加薪而不成;或被同事穿小鞋;又或工作压力过大,团队执行力过差等等。各类事情的不顺,各种人等的不爽。最终的结果,大概就是整个办公室被怨气笼罩,以致张眼不见工作,开口只谈郁闷。不过,就情绪的表达来说,不同的人还是有所区别。有人会思考并提出建议,有人会愤怒以致失态,有人会像祥林嫂一样四处抱怨。(摘自:《新词:职场幽怨族 压抑的人性》)

 

“怨官”与“怨民”
  人民论坛杂志社通过对分布在各层次、各领域1.5万余人的调查发现,58.16%的受调查者认为干部“怨气”“重”或“较重”( 《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第2期),其中22.54%的受调查者认为“重”,35.62%的受调查者认为“较重”;36.55%的受调查者认为“一般”,认为“轻”或“很轻”的占受调查者的5.29%。在现实工作生活中,面对困难、问题、矛盾的时候,一些领导干部摆不正心态、放不平心绪,由此生出“怨上级”、“怨下级”、“怨机制”等种种“怨”来。
  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老百姓最不满意的牢骚最多的是以下几方面:社会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干部腐败,权钱交易,不为老百姓办事,甚至欺压百姓;物价上涨,穷人生活十分困难,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服务行业霸王条款,百姓忍气吞声,毫无办法;还有对其他一些政策上的不满。民怨是长期、普遍积累而形成的,因此,民怨也往往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很多民怨是长期未解决的问题累积而形成的,而问题之所以长期未解决,往往不是因为问题没被发现,而是问题很棘手,很复杂,因此才会一拖再拖。


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要想帮助党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摘自:茅于轼《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干部的怨气从何而来?
  老百姓现在对官员的信任感在下降,换句话说,也就是政府的公信力不高,党政官员的努力得不到老百姓的肯定和认可,这也是他们牢骚,怨气的一个原因。更为严重的是,一部分官员的腐败败坏了政府的形象,连累了绝大多数官员,使得廉洁奉公的人被牵连,一样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那些廉洁的、不搞贪腐的官员就会产生怨气。
   干部队伍怨气丛生,跟我们干部队伍素质不高,惩治“庸官”不利也很有关系。我们现在每年查处的贪官是四万,但是“庸官”只有九千,可以说是“治贪不治庸”。而且,现在“庸官”越来越多,很多“庸官”靠着关系还得到了提拔。他们靠的不是能力,而是关系,这种不正之风,最容易引发官场的怨气。
  客观上来看,官员选拔任用机制的问题、待遇问题、政府公信力的问题、以及部分官员的腐败问题都是客观能够引起官员怨气丛生的因素。主观上,我认为,是很多官员心理上失去了平衡,他们缺乏一个平衡的心态,这应该是很多人发牢骚有怨气的重要原因。(摘自:《消解“怨气”的体制机制因素》...详细>>


开个微博发发牢骚
  生活里,爱发牢骚的人我们常见,在微博上,这类脖友也不少。在新浪微博上,记者搜到的关于“牢骚”的微博有53728条,昨天一天之内微博上就发了690条“牢骚”。在本次参加调查的107个脖友里面,八成人泄愤的对象是身边人,家人、同事、领导首当其冲,其中同事占的比例最高,抱怨最多的问题是工作压力和经济压力。
  其实,那些喜欢在微博上发牢骚的人,更多的是出自于无奈,生活中无处宣泄压力和紧张,只好到微博上发泄一通了。忙碌的天使说:微博已经成为自己牢骚的工具,这不是我的本意,只是积累的压力和紧张无处宣泄,只好在这里诉诉苦水了……微博能够部分地承担自己情绪发泄的功能,“写微博时,有种对一个人说话的感觉,而且还不用管结果。我感觉微博部分地起到了心理医生的作用。”很多网友认为,因为微博很方便,随时想起一句话来就可以发出去,保证了心情的新鲜度。 [详情]

写个评论泄泄怨气
  有调查说,中国人偏好于分享“负面消息”,喜欢在网上对产品进行负面评论。 中国民众不光偏好产品的负面评论,对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事情,似乎都偏向于负面评论。这种“负面”心态也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现象,尤其是借助网络平台分享负面信息要比发表负面信息更甚一些。 比如,国家每每有新的政令通知出台,招来的必定是一片喊打之声;在一些突发事件的进展中,官方通报往往不能成为令人信服的定论。不能责怪评论者习惯性质疑的姿态,在经历了n多“被增长”和n个“躲猫猫”事件后,一些时候,官方通报的权威性已大打折扣。为什么要选择网络?因为转型时期今天,社会矛盾、冲突比较尖锐,民众急需找一个发泄口,以此来释放压抑,获得心理上的安慰。网络正好提供给他们一个自由表达的渠道。因为,它既可以放大传播效应,又可以匿名保护自己。

  

来点儿“硬事”实施“报复”
  近几年,一些地方发生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比如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等。为什么群体性事件频发多发,可能有人认为现在的民众很“刁蛮”。可能有人认为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黑恶势力,这些黑恶势力善于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现在的民众学“刁”了,为什么群众参与黑恶势力的闹事。其实,分析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件直接诱因各不相同,但有一些共同点,基本都是有某一个很细微的个案化的事件引发大规模的群体冲突。这些事件基本大都展现出了民众对当地政府和当地某些官员的强烈不满,或者说,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民众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有一股怨气。
  同样,公民“以身试毒”、“以命证污”、“开胸验肺”等等事件,也表明心中憋了太多的委屈,只能以身体的损害来显示权益遭受的剥夺,来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怨恨,甚至是报复。

违法乱纪以泄不满
  官员也有心理憋气,抱怨不满。其中,50.23%的受调查者认为“怨气”在“天花板”干部身上表现最为明显。由于晋升受阻,这种怨气往往会以违法乱纪来发泄。有的会在思想上自暴自弃,对工作倦怠。有的则是行动上自有散漫。在工作中偷工减料、敷衍塞责、见硬就缩、遇锋就避、效率低下。有的更是在物质上寻求经济补偿。往往经受不起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别有用心者的引诱,逐渐放松警惕,在交出权力之前大捞一把,进行权力寻租或直接侵吞公共财产,从此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形成了中国贪官特有的“59岁现象”。有的则是把怨气的来源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升迁上投机取巧。为了早日实现升迁,避免遭遇年龄‘天花板’,不计成本,不择手段,成功后趾高气昂,失望后则怨天尤人。


封堵怨气:必定是一场社会危机
  对怨气,封不行,堵不行,不敢承认更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态度。有怨气就必须释放,否则,积怨过多,危害越大,不利于社会长治久安。一些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一封——包括媒体、舆论;二堵——上升到所谓的政治高度去堵;三罚——不惜采取政法手段。结果,短时间看可能把问题压下去了,矛盾掩盖住了,但由于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怨气没有释放,类似的方法的不断使用只能导致问题越积越多,怨气越积越大,一旦爆发,后果难以收拾。面对爆发的社会积怨,地方政府最常用的办法是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用行政手段强制解决。这种抱薪救火的方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极大的损害了政府名声,损害了政法机关的形象,也会是引起更大的民怨的导火索。(摘自:《从广州大接访看政府应如何有效处理社会怨气? 》)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还要主持正义,帮助别人讲理。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某些官员不大讲理了,社会陷入了危险。(摘自:茅于轼《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加强建设性反思心态:怨气的美好时代
  怨气是一种“批评”的声音,是一种不“和谐”的声音。为了把社会社会不同部分连接起来、团结起来,需要一种社会“黏合剂”。从客观上说,社会“黏合”是个永恒的过程;社会不应该也不能消除不同声音;“黏合剂”还是一个体系。从主观上,还有一个如何看待社会矛盾多发、民众怀疑倾向严重、指责抱怨成风等快速社会转型现象的心态问题。一个正常的社会既要有统一的声音,又要有不同的声音,这两者缺一,就不成其为正常的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有不同声音,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常态,没有不同声音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也是找不到的。社会“黏合剂”并不能消除不同声音,寻找社会“黏合剂”不应该也不是为了消除不同声音。社会“黏合剂”应该是一种能够引导、协调不同声音的机制,从而促进社会整合。两者并不矛盾。(摘编自:郑杭生《陌生人社会的裂痕黏合难题》)
  作为民众而言,有怨气是很正常的,社会本就是个生态系统,民众有顺心就有不如意。只是,站在政府机构的角度讲,“民怨”一旦产生,就要放低重心,努力试图寻找“第三方途径”来倾听并化解“民怨”,而不是想一些自以为是的点子“捂盖子”,更不能依靠自己优先的发言权对民众进行语言暴力和语言绑架。“民怨”的释放有利于加强民众与政府机构的接触和相互信任,有利于政府机构自身的良好运转,更有利于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民众需要的是和握有优先话语权的一部分人在一个平面上“促膝而谈”,不再遭受“刁民”、“屁民”、“卵民”的训斥而“有苦不能诉”。法国社会学家卢梭曾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促使民权高奏凯歌,那么人类的福祉便终是南柯一梦。”足以见得使民权“高奏凯歌”有多么重要。现代公民社会的民权往往不是那些且空且大的论述,很多时候仅仅只是期盼和一部分人平等对话、公平竞争而已。(摘自:《不要小觑民众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