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3苍生劫十万大山:启蒙运动的中国武器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4/27 20:35:39

启蒙运动的中国武器 (    昨天说到，欧洲启蒙运动时，很多人把中国视为一个理想，这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欧洲教会的道德严重堕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首先是从教会的灵魂产业化开刀的，金钱成为教会最腐败的癌症之一。此后，对于教会的批判很快波及到世俗社会。     比方说，有人揭发，女修道院成为教士变相的妓院，生孩子最多的修女就能当院长；意大利人马苏奇奥揭露了修女与修士正式结婚和秘密私通的情况，他这样写到：“我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在场，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那些修女们以后生出了漂亮的小修士，或者用其他方法防止产生这种结果。如果任何人斥责我说谎，那就请他好好地去搜索一下修女院，他将在那里找到和在希律王时代的伯利恒一样多的小尸体。”（注：《圣经》记载耶稣降生时，希律王将全城的婴儿统统杀掉）。此外，许多神职人员的私生子经由教皇或主教的恩准，也获得了合法权，甚至子承父业，因为教士在那个年代是最好赚钱的职业。甚至有一个教皇为了女人而将教皇的宝座卖给了别人，金钱女人双丰收。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彼特拉克将罗马称为“全世界的臭水沟”。
    从今天人性化的角度来说，神职人员也有七情六欲，金钱美女是很多人的人生目标。但是，在那个年代，教会和教士们掌握着道德权力，并且时时刻刻不忘标榜自己的道德形象，还要管束别人的道德，自己却暗地里男盗女娼，实在是非常虚伪。雨果在小说《巴黎圣母院》里描绘的那个神父，就是当时教会在欧洲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西方传教士带回的关于中国的信息，立即成为启蒙运动反对教会的有力武器。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自律，使得启蒙运动领袖们发现，道德完全可以像中国一样，脱离教会而自身存在，并成为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手段。虽然欧洲启蒙运动对于中国思辨、逻辑的欠缺也提出了批评，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道德建设、政治制度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例如，有人盛赞中国说：“中国的风俗、法律、语言、文字，四千年来没有改变，因此，应将中国置于所有民族之上”；还有人说：“在我们的文明刚起步的时候，他们已发明了所有的学术”，还有人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孔子也就是在那个年代被很多欧洲人所了解。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伏尔泰，竭力推崇中国文化，并以此抨击欧洲教会。伏尔泰甚至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极大的不幸！”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罗说：“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法国另一个思想家魁奈，认为自己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子”。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不仅仅局限于法国。德国人莱布尼兹说：“中国人将真理与善归因于理，犹如我们将形而上学归因于‘存在’，显然中国人认为理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它亦具有优越的真理与善。”他还说，应该是中国派传教士来欧洲去传教才对，中国治理得这么好，道德又非常好，儒家的学说又非常的精辟，为什么不请他们来教我们，而要我们去教他们呢？除他之外，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德国最伟大的人物歌德大量阅读来自中国的著作，甚至学习中文，写作中国旧体诗。歌德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人：“那些几乎和我们有着同样的思想、行为和感情的人……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来得更加明朗、纯洁，也更符合道德”。
    不用再更多举例了，总之，在那个启蒙运动的年代，中国的物质富饶，精神高尚，给了欧洲人很大的启发，也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和目标。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了“人文主义”的内涵，从此成为欧洲现代精神的基础。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官员选拔制度，也被欧洲广泛接受。虽然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古代一样，也是等级社会，但是，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平衡等级制度、世袭制度最好的方法。中国的考试制度立即被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用，成为反抗贵族阶层和教士阶层的有力武器。中国的文官制度也被欧洲人接受，采用最好的就是英国。英国后来能够成为欧洲的领头羊，乃至管辖全世界的殖民地，与他们采用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
    现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启蒙运动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如果我们对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批评同时期的清朝皇帝们禁止腐朽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欧洲的传教士们热衷中国文化，除了像耶稣会那样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还有一些是为了证明《圣经》的正确。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没有中断，因此，有些传教士便开始从中国非常发达的历史著作中寻找证据，来验证《圣经》所言不虚。例如，有的传教士说，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某一座山，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那座山；还有的把中国古代文献中赞美周文王的文献，解释为赞美“救世主”的文字；也有传教士把“三皇五帝”比作希伯来人的古代族长；还有的甚至牵强附会地说，帝喾的元妃姜嫄就是“圣母玛丽亚”，中国传说中姜嫄踩了巨人的足迹后怀孕，生下后稷，这个情节被传教士解释为上帝让童贞女玛丽亚“感孕”后生下了耶稣，也就是说，后稷就是耶稣。还有人解释“大禹治水”证明了《圣经》里大洪水的真实性；甚至还有传教士这样解释中国字“船”，他们把“船”字拆开为三个字，“舟”、“八”、“口”，传教士解释说，这个中国字意味着诺亚方舟里有一家八口人。
    然而，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漫长历史记载的准确，也成为启蒙运动反对基督教“圣经历史学”的有力武器。基督教把《圣经》当成是真实的历史，那么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上帝创造一切的那个第一天是什么时候？以前，在愚昧的中世纪，很少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科学精神的高涨，这个问题很自然就被人提出来。于是，17世纪的基督教理论家经过论证，得出结论说：上帝创造一切的年代，是耶稣诞生前4004年。到18世纪的时候，这个“上帝创世纪”的精确年代被印在教会审定的《圣经-创世纪》第一页边上，几乎被看作与圣经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西方人经过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历史比欧洲教会认定的“上帝创世纪”的日子还要早。这个结论对于当时欧洲教会的颠覆性，绝不亚于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起教会的极大恐慌。这个结论意味着，上帝创造一切的说法是根本不正确的，亚当、夏娃也不是人类初祖，犹太人也不是最早的人类。即使上帝存在的话，那么，在上帝管不到的地方，中国人创造了比上帝更为灿烂的文明。这对于“欧洲中心论”是一个明确无误的反例。     现在，《圣经》上关于上帝创世纪的日期已经没有了，但是，依然有基督教人士重新推算了上帝创世纪的时间，现在他们推算的数据是，11000年前。所以，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宗教总是与科学作对了。现代科学认为的地球年龄大约为40亿年，这个观点和碳14测定，以及人类起源于东非、进化论等，至今都不被基督教全部接受。
    总之，来自中国的优秀文化，给与欧洲启蒙运动极大的营养。如果说文艺复兴是欧洲人复兴自己的历史，那么某种程度上说，启蒙运动就是欧洲借助中国文化的再一次复兴，使得源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西欧获得了继续深入的力量，从文艺复兴开始的针对教会的批判，终于在启蒙运动时，借助中国的文化力量，将腐朽的教会彻底打垮。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政府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欠缺的是，当时的中国是无意识地做到跟上历史潮流的步伐。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是按照自身历史的传统，停顿在历史的瞬间，而没有看到欧洲发生的一切，将会产生怎样的后续影响。
    我们现在从中国清朝的文献记载中，几乎看不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子。地球另一边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情，似乎对清朝政府毫无影响。这个现象一方面是中国的传统使得中国人不愿走出去，看看“野蛮人”正在干什么，虽然这件事情正借用着中国的名义。中国文化的自我优越感太强了，妨碍了发展和变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留在中国的少数传教士对于启蒙运动批判、否定教会的做法非常抵触，不愿向中国人传达此类的信息。因此，当启蒙运动之后，英国商人来到中国要求通商的时候，乾隆依然认为，这些新来的英国人与他爷爷的年代到来的传教士们是一样的，于是便有了乾隆那句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反正是要拒绝令人讨厌的西洋人，既然你说来通商，我就告诉你我什么也不缺。但是，乾隆不知道，此时的西洋人，与当初的西洋人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已经不是当初服务于教会的传教士，而是服务于金钱的资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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