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盼望》:周恩来如何躲过台湾特务暗杀

2011年04月09日 10:34:06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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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件发生在1955年，由台湾当局主使，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政治谋杀事件。这一事件中，中国及越南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团部分工作成员以及一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因人为破坏爆炸失事，机上乘客全部遇难。周恩来因临时改变行程而幸免。
一
1954年12月31日凌晨，周恩来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这时，秘书轻轻地走进来，低声说：“总理，黄镇大使从雅加达来电。”
“哦，茂物会议有结果了？”周恩来接过电报仔细看了一遍，然后高兴地对秘书说：“好，黄镇大使给我们送新年贺礼来了。”
原来，亚非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亚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希望坐下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1954年12月，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这对于尚未恢复联合国应有的席位且被许多西方国家孤立封锁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
1955年2月10日，周恩来收到了印尼政府方面的正式邀请书，他当天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之中国决定参加亚非会议。
二
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将要在印尼万隆共聚一堂，讨论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消息，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但是，亚非会议要达到预期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最害怕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觉醒，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
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理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或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自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了总方针：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正当周恩来紧张地为这次会议做准备之际，中国有关部门获悉：台湾蒋介石特务机关正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随行人员的暗杀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
情报确实可靠。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到底还去不去，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还是乘飞机前往印尼参加会议。限于当时国内的条件，中国代表团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我国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3时从香港启德机场直飞雅加达。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进行会议准备之际，他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吴努邀请周恩来在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参加一个由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参加的小型非正式会晤，研究一下出席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吴努对中国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
国际社会对周恩来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出境一事早有关注，但外界并不知晓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周恩来的行踪。三
4月7日上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中的一部分人离开中南海前往西郊机场。当年的随行警卫成元功回忆说，由于当时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总理去昆明。
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断定周恩来必走香港无疑，决定对飞机下手。
在周恩来一行登乘伊尔-14飞机前往昆明前，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到，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周恩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
周恩来阅后，极为重视，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4月8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昆明，稍事休整，准备前往缅甸。
此时，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4月9日21时多，周恩来打电话到北京嘱咐邓颖超：“我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邓颖超设法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4月10日上午9时半，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派西欧司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对代表团人员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把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没有得到落实，又于次日凌晨1时半派人专程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他通报有关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1个小时，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中方人员严正交涉后，这位印航经理表示届时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会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的态度有点勉强，便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最后，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新华社香港分社才放心。
当天下午，还在昆明休息的周恩来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恩来、陈毅和中国代表团在昆明的成员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到了下午18时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了通讯联系，且有一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这一下，大家放下的心又都提了上来。周恩来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当晚，大家一直都忐忑不安。
晚上，北京打来第三次电话，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确已失事。“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心头就像压着一块铅，感到十分悲愤。大家既对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代表团成员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感到迷惑不解。不幸中的万幸，周恩来由于临时改变路线，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而幸免于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四
台湾国民党保密局为了实施破坏计划，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4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保密局将炸弹从台湾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香港情报站拿到了炸弹感到非常兴奋，接下来就是要选择一个实施爆炸计划的人。这个人要能够自由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并可以把炸弹安放在飞机上。
特务机关认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是计划成功的关键。这个人最好是长期在机场工作，而且一定要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周驹，20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他光棍一人，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选定目标后，特务机关立即开始接近周驹。
从3月27日到31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多次找周驹，先是跟他闲聊，对他的个性、嗜好、人品进行了观察。接下来，开始详细地询问他在机场的工作情况。几次下来，特务机关完全摸清了周驹的底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可以利用。
3月31日，吴姓特务再次找到周驹，这回他没有再兜圈子，而是直接摊牌，明确提出想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的任务”，问周驹是不是愿意。周驹一听这话，顿时吓了一跳。他虽说是个整日吃喝嫖赌的“烂仔”，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心里还是知道的，弄不好是要蹲大狱掉脑袋的。周驹连连摇头，说：这太危险了，不干！
见此情形，姓吴的开始软硬兼施。他告诉周驹，既然特务机关选中他了，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怕把周驹吓着，姓吴的又说，特务机关会全力配合他行动，到时候香港情报站特务将负责现场指挥，有详细的行动计划和安全稳妥的脱身方案，对周驹来说不会有任何危险。同时又对周驹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得到60万港币的奖赏，而且还可以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
60万港币在当时堪称是天文数字。周驹听了之后，开始动心，但毕竟事关性命，所以他当时还是没敢答应。当天晚上，姓吴的又来到周驹的住处软硬兼施地劝说，周驹最后终于答应下来。
为了防止周驹泄露消息或临阵退缩，特务机关随即把周驹带到一个饭店住下，派人时刻监视，以防意外。接着，特务们根据周驹提供的机场里面的详细情况，向周驹交代了爆炸行动的整个计划和具体细节，让周驹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进行了演练，并教会他如何安装使用定时炸弹。
4月11日上午近12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这是一架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星座式749A型飞机，已经安全飞行了11163小时，飞机状况良好。
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统统下飞机用午餐。虽然事先中国政府已经通报港英当局，美蒋特务可能会对飞机实施破坏活动，要求港英方面加强保护措施。然而，此时香港警方却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对机场的地勤人员，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监控，只是派了一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
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在他印象里，这种事情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于是，卡尼克赶紧离开飞机，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让他们找找行李。据从空难中幸存的卡尼克事后回忆说，当时他离开飞机有十来分钟，“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机内，两分钟即够”。卡尼克估计，炸弹应该是放在了飞机右翼两引擎之间，“因该处机板只要两分钟便可打开，顺利放进去”。
炸机事件发生后，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两人怕遭特务机关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通过《大公报》的关系来到广州，向中国有关部门详细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4月11日早晨5点多钟，由一个姓黄的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乘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对余有好处等云。得手后，周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钻过铁丝网爬出机场。而当时特务分子黄、邓两人驾驶一辆汽车，停于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周即乘该车返太子酒店。途中，黄邓对周大加奖励，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可带其家人及在国内的弟弟周锡培等到美国，如其弟不能来港，可由特务机关派人在国内办好出境手续。至于60万港元待回台湾后才给。
当天中午12时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8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2名记者和1名越南工作人员乘坐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按照事先与印航的商定，代表团可以免除检查，直接登机。于是汽车直接开到飞机跟前。
这时，印航经理已经站在飞机旁边，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潘德声上前询问：“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吗？”印航经理答道：“OK!”潘德声又问：“引擎也检查过了吗？”印航经理答：“检查过了。”两人随后登上飞机做进一步检查，之后开始办理登机手续。
紧接着，代表团登机。随机还托运了三十几个箱子，里面是亚非会议期间准备对外送礼用的工艺品，以及宣传用的书刊资料等，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
下午13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人们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不由得舒了口气，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悲剧即将发生。
飞机升空后平稳飞行，一切正常。起飞后，飞机和地面电台进行了例行通报。
傍晚18点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上空爆炸坠毁，除3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当天，特务黄邓两人带周驹离开太子酒店，先往ABC餐室饮茶，并给了周驹一些钱，要他往新新酒店居住。姓黄的特务分子于12日即先回台湾，留邓、甘两人在港与周联系善后工作（负责周离港等事）。但过后不久，邓、甘两人见情势恶化，而周恩来也平安无事，不能达到其原阴谋目的，就没有与周驹联系，偷偷返回台湾，把周驹抛离不理。
五
4月11日晚，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尼，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尼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当时，缅甸总理吴努也曾致电周恩来，劝他慎重考虑是否参加亚非会议，电报说：“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可能做任何事情，特别是加害于你，我请求你极端慎重考虑，你参加万隆会议是否适当，会议对和平很重要，但如对你个人安全有危险，你很可委托副总理代表中国出席会议。”但是，周恩来意志坚定，丝毫没有动摇。
临行前，周恩来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这一野蛮行径，指出：“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美蒋特务机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记者的预谋杀害，不仅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疯狂表现，而且是对于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卑鄙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起在亚非会议中为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卑劣行为，只能加强亚洲、非洲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共同行动。”
4月14日清晨7时15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当飞机进入缅甸境内后，4架缅甸空军的战机升空护航。当地时间上午10点30分，“空中霸王号”安全降落在仰光机场。
为安全起见，中方事先跟缅方商量妥当，取消了群众欢迎场面，也没有通知外国使团，只有少数缅方高级官员前往机场迎接。抵达仰光后，周恩来稍事休息，当天下午就和陈毅一起拜会了缅甸总理吴努，随后参加了缅甸的泼水节。成元功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那天，正好是缅甸的泼水节，相当我们的春节。起初，我对总理参加泼水节很担心的，因为人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所去的地方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我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安全形势的严峻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的工作。4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并告外交部，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遭破坏后的善后工作提出3点意见：一、由外交部致电随机遇难的越南工作人员、波兰和奥地利记者3人的家属表示哀悼；二、由外交部建议越南政府外交部参照波兰外交部的做法对飞机遭破坏事件发表一声明，要求英国政府迅速追究破坏分子，以明责任；三、对此次牺牲的我国工作人员和记者家属由外交部代表政府慰悼，并请内务部议定抚恤办法。
当日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6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传开以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上了一片乌云，就连应邀出席亚非会议的其他国家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主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或环节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有的国家担心亚非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还有的国家领导人则担心参加这次会议可能遭到暗算。
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周恩来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明确指出：“敌人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由仰光登上“空中霸王号”，飞往雅加达。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人由于连日劳累很快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长时间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考虑到飞行安全，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于是，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联系，得到应允后，飞机临时降落在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獗的新加坡机场。中国代表团没有按时抵达雅加达，可急坏了中国驻印尼使馆大使黄镇及使馆工作人员，不安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
渐渐地，雷雨停歇，天空放晴，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空中霸王号”再次起飞，于当地时间下午17时30分徐徐降落在印尼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六
在紧张的会议当中，周恩来仍不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当时，奉命前往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来到万隆，周恩来在听取了他的情况汇报后，满怀深情地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周恩来嘱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在亚非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即4月19日午后，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还领到印尼币20万盾，且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代表团立即对这封来信进行了研究。尽管此信内容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根据当时的安全形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于是，代表团一面通知印尼方面，要求加强安全保卫，一面召开内部会议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印尼方面非常重视，立刻加强了对万隆的外围警戒，并抽调了大量警力防范，专门派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同时，如果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一至两辆宪兵吉普车随卫。成元功回忆说：“为保证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们所带的手枪都是子弹上了膛的。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总理身后，在情况复杂时我们往往干脆把总理包在中间。”
值得欣慰的是，美蒋特务的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且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4月29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安全飞抵昆明。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报告代表团平安抵达昆明。电报说：“出国半月，因时间短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准备在昆明休息几日，把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报告。”
5月7日上午11点，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5月8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高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香港期间所了解的有关事件的情况。周恩来让高转告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尼赫鲁致电时任英国首相的艾登，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上予以合作。并表示如果英国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给港英方面。
5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会议，讨论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方针：争取破案，以此使美蒋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国故意不破案，则可视情况同英国进行斗争。在对英策略方面，大家认为，英国对此事有投鼠忌器的想法，一方面对美有顾虑，不敢破案；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中英关系及自身利益的情况。因此，应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
按照既定方针，当天，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要他转告英国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同时提出以下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对得到的材料要严加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要严加监视，以防逃跑，对涉嫌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讯，并要求审讯时有中方人员在场。
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找来。周恩来对熊向辉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熊向辉接受命令后，于5月18日下午13点半经罗湖口岸抵香港，香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潜乘者”，经查，此人正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
本来，周驹在事发后非常紧张，一心想着赶紧离开香港去台湾。这时，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同时让特务转告周驹，要保持镇静。特务机关让周驹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周200港币津贴，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中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港英方面则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中，周驹不过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并非幕后的罪魁祸首，而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中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成为历史的一大遗憾。
今天，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烈士公墓，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几个大字，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本文摘自《党史纵览》，作者：吴志菲）
（责任编辑: 吴定平）